周卫彬 俞秋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以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复出文坛，在随后至今的三十余年间，在高邮邻县包括泰州的兴化、扬州的宝应，盐城的盐都、东台、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汇聚形成里下河作家群。众多优秀作品先后问鼎全国重要文学奖项，特别是毕飞宇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王干、吴义勤荣获鲁迅文学奖，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批作家的地域文学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充分认可，一个充分体现文学地理特点的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逐渐形成。

一、“里下河”区域的界定

谈论“里下河文学流派”，必须弄清楚“里下河”区域的界定。“里下河”不是一条河，她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一个地域。“里下河文学”是里下河地域范围内的文学。

“里下河”，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围为，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北靠苏北灌概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苏省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锅，是典型的洼地，境内河湖相连，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里下河”大致有4个行政区，包括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具体有扬州的高邮、宝应，泰州的兴化、姜堰，盐城的盐都、东台、阜宁、建湖和南通的海安等地。其中兴化和建湖是里下河的腹部地区，而尤以兴化处于最低洼位置，俗称“锅地洼”。

二、“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概况

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文气很盛，文人辈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里下河文学创作迅速发展，逐渐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诗人，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主要代表作家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坚勇、曹文轩、费振钟、王干、汪政、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顾坚、小海、吴义勤、庞余亮、鲁敏、沈浩波等，创作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蔚然成为一种文学流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影响，但不同的作家在进行创作时，由于对地域性文化特征的重视和吸收程度不同，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的地域性特征具有显在和潜在、鲜明和模糊的差异性特点。具体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作家顺序按出生先后排列）：

一是从地域文化的影响力上看，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以文化核心区为代表的标志性作家群和以文化辐射区为代表的周边作家群。前者有汪曾祺、胡石言、夏坚勇、曹文轩、费振钟、王干、王尧、汪政、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顾坚、罗望子、小海、吴义勤、庞余亮、贾梦玮、鲁敏等，这些作家有的是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有的是曾长期生活在里下河地区。后者如沙白、陆文夫、叶橹、黄毓璜、丁帆、黄蓓佳、朱晓进、唐晓渡、张小波、刘剑波、吴晨骏等。但是，不管是文化核心区还是辐射区的作家，他们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和研究范畴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

二是从题材和风格特征上看，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一批地域特色鲜明、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作家群和具有文本探索风格的作家群。前者如汪曾祺、胡石言、曹文轩、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顾坚、庞余亮等，他们在创作中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后者如高行健、鲁羊、朱文、刘建波、沈浩波等，这类作家延续了80年代文学创作的实验色彩，重在表达纯粹私人化的生活体验、个体边缘性的经验等，他们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风格丰富多样性的代表。

三是从体裁上看，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和诗人群体。在小说方面，有汪曾祺、胡石言、陆文夫、高行健、曹文轩、黄蓓佳、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鲁羊、祁智、刘剑波、张小波、顾坚、罗望子、吴晨骏、庞余亮、朱文、鲁敏等小说家。在评论方面，有叶橹、黄毓璜、何永康、丁帆、朱晓进、徐德明、刘祥安、费振钟、王干、王尧、汪政、姜广平、吴义勤、何平等评论家。在散文方面，有夏坚勇、费振钟、刘春龙、贾梦玮等散文家。在诗歌方面，有沙白、唐晓渡、孙昕晨、曹剑、陈义海、姜桦、小海、丁捷、沈浩波等诗人。

我们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界定，主要以汪曾祺所作《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发端，此后在里下河地区逐渐形成的一批题材、风格、审美属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的文学流派。

三、“里下河文学流派”文学成就和特点

一是文学创作与评论两翼齐飞。里下河文学流派不仅有全国著名的文学创作代表人物，还有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依照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一座文学大厦总是由作家与评论家所共建，而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由作家与评论家所共同书写的特点。这与里下河历代文人重视文艺理论研究息息相关，这里不仅有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还有被誉为东方黑格尔的刘熙载等，这种独特的文学基因，对整个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创作都影响深远。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既有汪曾祺、毕飞宇这样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作家，也有费振钟、王干、汪政、吴义勤、何平这样的国内一流的优秀评论家方阵，这种独特的文学流派现象，在国内文学界并不多见。

二是文化传承生生不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奠定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坚实根基。刘熙载的《艺概》、施耐庵的《水浒传》、出身盐户的著名乡土诗人吴嘉纪、“扬州八怪”等等。晚清以后，随着新的社会因素的渗入，里下河文学步入转型期，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里下河文学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汪曾祺的《受戒》、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曹文轩的《草房子》、刘仁前的《香河》、朱辉的《白驹》、毕飞宇的《平原》、庞余亮的《薄荷》、鲁敏的《六人晚餐》等重要作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有的作家走出了里下河，作品中依然充满里下河的气息。这些作家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带着对家乡的深深眷恋，用笔下的文字书写故乡的灵魂。可以说，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创作，大多植根于里下河这块热土，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和精神气质。

三是本土文学创作极其旺盛。里下河地区文风昌盛，文学成就突出，不仅表现在有大量的著名作家，更有一大批扎根本土，默默写作的本土作家。以兴化为例，不仅有像费振钟、王干、刘仁前、朱辉、毕飞宇等在全国影响较大的作家，更有一大批勤奋笔耕、坚守本土的作家，他们自己有一份职业，或是教师，或是机关工作人员，甚至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离退休职工等，这部分作家构成了里下河文学创作大军，他们甘于寂寞，坚守故土，笔耕不辍，用自己手中的笔，倾诉自己的文学情怀，以显著的创作成果展示了地方写作这个群体存在的价值。近10 年间，里下河地区出版文艺类图书达400 多本。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仅兴化市就出版了12本。

四是内外交互的良性循环。里下河文学流派中，除坚守本土文学创作的大批作家，更有像汪曾祺、毕飞宇等众多走出本土、走向江苏、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著名作家。这些走出去的作家以自身的引领作用，有效反哺本土文学创作。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汪曾祺复出之前，里下河作家群只是零星而不成气候的，而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的引领，使得里下河作家真正集群，并进入孕育期。到了90年代以来，毕飞宇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创作的丰硕成就，对里下河作家群的成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许多本土作家安于故土，执着书写故乡，不断提供新鲜的地方文学经验，使得走出去的作家们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返视故乡，深情演绎故乡。在里下河本土生活的作家与走出里下河的作家，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共同铸就了里下河文学创作的高峰，推动了里下河文学的发展。

四、“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属性

（一）“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里下河地区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精神，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

一方面，“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千百年来,在人们的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水”难分难解的“柔”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冲淡。“水”是里下河作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水使他们作品似乎处处都染上了“水”的色彩，它温柔细腻而又不乏刚强，它们饱含的水乡风情在文本中随处可见。水不单是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正如汪曾祺所言，“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国外有研究者认为，汪曾祺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大淖记事》等以“水”开篇，《受戒》的经典结尾即为里下河水乡风光的优美抒写。里下河作家在小说中写了大量水乡特色元素，比如鲜活的水产、临水而建的栖身之所，里下河作家笔下人物似乎终日做着水乡的营生，撑船打渔、挑箩把担、养鸭孵鸡、打粽箬、翻菱等等，就连《故里杂记》中的李三爬墙偷盗亦用船篙。刘仁前的《香河》更是用优美的笔触，细腻描述了清灵的里下河之水，水的荡漾使他的小说中弥漫着泱泱水气。

另一方面，里下河的地形四周高，中间低，呈现出特殊的“锅底洼”地貌形态。这块貌似封闭的土地，保留了古老的文化传统，保留了里下河地区从土里生长出来的、在苦难面前砥砺出来的“刚”的文化品格：朴实、倔强、顽强与刚毅。里下河作家一方面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另一方面，又抒写了这片大地的苦难，以及面对苦难的韧性与刚强。毕飞宇《平原》的背景是壮丽而辉煌的苏北大地，它以一种带有冲击力的美震撼读者：“麦子熟了的苏北大平原金光灿烂，盛夏季节的苏北大地浩瀚绿色无边，大雪覆盖下村庄浮肿可爱，北方呼啸中光秃秃、瘦而尖锐的树枝带着惹是生非的模样。”同时，毕飞宇深刻地体会到里下河这篇土地的苦难以及人们饱受折磨的心灵，在《平原》中，他用细腻地笔调描写了庄稼人生活的种种艰难，然而，他们并没有认同接受，安于现状，而是主动的试图反叛或逃离，如“端方”、“混世魔王”他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顽强地向苦难发起挑战，改变命运，并不惜为此采取各种手段。《香河》、《白驹》、《薄荷》等小说无不表现出了里下河人在面对这块土地的苦难和政治风暴时，无可奈何、平静面对、静缓度过的韧性。

（二）“南”、“北”交汇的文化形态。著名评论家何平指出，里下河地域处在江苏南北两个极点之间，属于江苏文学暧昧不明的区域，从这里出发的作家具有亦南亦北，亦阴柔亦坚硬的特质，其作品具有和谐、朴素的美质，毕飞宇的乡村和江南文人的乡村有着一定的距离。

一方面，里下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处于江苏中部和北部的维扬文化、楚汉文化的交汇处，两种文化彼此相互影响、融合。维扬文化和楚汉文化成为江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里下河文化实现了楚汉文化与维扬文化的有机融合；明代“洪武赶散”使得江南人口向苏北一带迁移，客观上使得里下河文化中加入吴文化的成份；明末至清代，里下河成为很多野逸狂放文人避难或栖身之所，更使得里下河文化体现出丰富的兼容性。作为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汇地，里下河地区既承受着楚汉风韵，又传承着维扬风骚，在几千年的南北文化交融、积累中，在自然条件、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里下河地区以细腻、从容、朴实、顽强为主要特征的地域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形态，也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内涵趋于冲淡平和，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冲淡、细腻的艺术特征，可谓南北兼收并蓄，呈现出充和、自然、从容的姿态。在这种地域文化形态的影响下，汪曾祺的小说在风格上不注重故事情节，冲淡、朴素而和谐。他喜欢描写故里旧人旧事中的日常生活，他叙述的时候往往淡化了故事情节，因此，在小说中，冲突甚少，平淡从容，仿佛是一部风情记录，如《异秉》、《受戒》、《晚饭花》、《故里杂记》、《鉴赏家》等。这种细腻、冲淡的艺术风格还表现在诗意的描写上。从里下河水乡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既感受着独特的水乡特色，又因地域崇文尚雅的诗画文化的源流，这些作家多曾作诗、多爱作诗或目前还在作诗。毕飞宇写玉秀情窦初开的一段文字犹如一首抒情诗，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村”，“春来杨柳泛绿，浓荫覆盖，如烟似雾，整个村子全笼在绿荫里，成了绿色的世界”。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擅长用诗般的语言叙事。

（三）“雅”、“俗”共生的本土生活哲学。里下河地区历来城市文化和农耕文化较为发达，这两种文化“雅俗共生、兼容并蓄”，对里下河文学创作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里下河文学流派外在的文本显示，诸如对地域风貌、风情的描绘等，也表现在那隐藏于作品中独特的生活哲学底蕴：

一方面表现为崇文尚雅。里下河地区历代官府均重视学校教育，刻意培育崇文的社会氛围，每年都在文庙举行盛大的祭孔仪式。里下河地区还有“追风附雅”的民风，不仅在城市如此，乡间也是如此，即使身居陋室，也要悬挂字画、搭建花台。另外，里下河人有颇多雅好，特别是雅爱诗文书画，这种千百年文化的养育与熏陶使得里下河人表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崇文尚雅的文化气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不论是官员商贾、名人雅士还是三教九流、市井无赖，普遍有“雅好”。特别是汪曾祺的许多小说，诸如《岁寒三友》、《故乡人》、《徙》、《鉴赏家》等小说中，出现了画画的靳彝甫，医生王淡人、诗人谈璧渔、虽是商人却懂画的叶三等，汪曾祺笔下，鞋匠高大头、收字纸的老白、开肉案子的庞家老三都通诗文、爱书报。此外如毕飞宇《平原》中的孔素贞，刘仁前《香河》中的教书先生柳安然等，这些成为里下河“雅文化”的代言人。同时，《香河》、《元红》、《青果》等多部小说人物均有高考失利再进补习班苦读的经历，这一方面源于农家子弟跳龙门的追求，但很大一部分因为地域的崇文观念导致。这种城市文化的内涵还表现在生活上追求“惬意、逸当”，这是里下河地区盐商文化发达所致，对奢逸生活的追求丰富并发展了里下河地区的休闲文化，生活节奏散漫，善于忙里偷闲，里下河人好品茶，好洗澡，好听书，这些都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汪曾祺小说人物好上茶馆，而且无事喝慢酒、抽慢烟，闲逛、闲谈。

另一方面表现为质朴的平民精神。清末以来漕运、盐业改制后，商业经济的繁华不再，交通枢纽的地位也逐渐丢失，城市文化由繁华走向凋敝，而以农业为主、原生态的农耕文化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显得较为平稳，这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使得里下河人安于一种平头百姓的农耕生活。这种文化形态，发展并壮大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自然人性论”，追求表现“凿凿有味”的朴实生活内涵，主张“以自然之为美”，倡导倾听“百姓之迩言”，崇尚表现“率真”、“俗善”的拙朴生活之美。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创立的平民主义生活美学，不但丰富了中国美学史宝库，而且对后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重要影响。里下河作家普遍具有平民精神。他们认同自己“苏北朴民”的角色。童年的汪曾祺在上学路上受到市井文化的浸润，熟悉店铺、这些手艺人使他深受感动，使他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毕飞宇说，“我出生在乡下。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是个乡下人。”在平民化文学精神影响下，里下河作家坚持从平民生活写起，还原实际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毕飞宇将“写作如居家过日子”自定为小说创作的美学标准。刘仁前、庞余亮描写熟悉的乡邻乡亲，熟悉的乡土风物，作品呈现出自然、鲜活的本态。

（四）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里下河地区，历来曲艺（评话、弹词、清曲、道情等）、戏剧（扬剧、淮剧、木偶戏等地方戏）在民间流行，特别是评话艺术，因扎根平民听众群，拥有坚实的平民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兴盛至今，并且流派纷呈，书目编创和演说技艺不断发展。施耐庵的《水浒》，明末清初著名评话艺术家柳敬亭乃至后来扬州评话著名老艺人王少堂等等，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书的内容，至今广泛流传。这种地方曲艺和戏剧的兴盛，使得里下河文学流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民族叙事艺术。

一方面，走进里下河作家的文学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该流派对里下河民俗文化进行摹写，已经成了作家们刻画“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他们都在作品中对里下河地区的特殊节日、节气、饮食等民俗习惯作了相当细致的描写，使得作品充满了浓烈的地域色彩，汇成巨幅的里下河风俗画卷。汪曾祺被赞誉为“风俗画”作家。他“很爱看风俗画”，也“爱看讲风俗的书”，“对风俗充满了兴趣”，觉得“它很美”。从早期的代表作《鸡鸭名家》到《异秉》、《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晚饭花》等等，涉及里下河地区的婚、丧、嫁、娶到和尚出家、“灯节”等风俗，他甚至专门写过一篇《礼俗大全》。其他代表作家作品，如《平原》、《香河》描写了婚丧嫁娶礼仪的繁复的全过程，其中《香河》被专家誉为“里下河风俗的全息图”，其婚俗描写尤其详细，每个程序及其中的“讲究”均无一遗漏地描绘出来，并突出其艺术性、趣味性。可以说，里下河作家“无俗不成书”，不论人物生活如何穷困或政治背景如何特殊，作家都用大量篇幅不厌其烦、有板有眼地介绍里下河风俗，展开一幅幅具有浓郁里下河地域文化色彩和强劲生命力的民俗画卷。

另一方面，里下河小说家在叙述语言上模仿评话的说书技巧，小说中广泛使用俚语和拟声词。刘仁前、朱辉等里下河作家普遍认为，不使用方言写作就无法表达出特定的地域风情，就少了一层味道，因此热衷于以方言来强化作品的地域特点。他们将里下河百姓语言“干脆的语气、短促的语调、开朗的表情”作为小说语言的母体，自觉做到很短、很口语化。里下河作家小说创作无方言、俗语不开口，坚持在读者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口语化写作，善于在作品中插入大量的俗语、乡间俚调，歇后语、号子、顺口溜、民间曲艺、评话、道情等。此外，还模仿说书艺人的口技，大量使用拟声词和语气词，《平原》中的“拿来噻、晓得咯、急煞格”；《香河》中，“这哪里你春雨做的活计唦”；《白驹》中，“他们八面威风，夸!夸!夸!皮靴震天，马蹄得得”，这些拟声词和语气词的使用，都使读者如闻其声，颇具扬州评话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