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文学流派形成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梳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成因，从自然环境、人文风情、伦理变迁等审美视角，以知识考古与意味复活的方式考察扬州文化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影响，具体解读“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抒写扬州记忆和经验的方法。“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创作多以挽歌的调子，回忆的视角，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更多是以成长中的女性形象来呈现扬州文化的审美取向，力求为扬州多元文化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
关键词： 扬州文化：“里下河文学流派”； 汪曾祺； 毕飞宇中图分类号： I 206.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536（ 2015） 02 － 0038 － 05法国19 世纪文学史家丹纳曾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把地理环境、种族、时代作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1］钱穆也说： “各地文化精神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那么，文学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而且“地域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3］从文学层面上来说，独特的地域所铸就的地域文化孕育了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的生活内容、性格气质、品味审美、思维方式、创作风格、价值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作家也从中大量攫取他们的创作素材。
由此可见，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流派的形成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本文在梳理“里下河文学流派”成因的基础上，以知识考古与意味复活的方式来考察扬州文化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影响，具体解读“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抒写扬州记忆和经验的方法，试图为扬州多元文化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
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成因上世纪80 年代初，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在《北京文学》发表，作品以独特的风格引起文坛瞩目，这也是他复出文坛的一部代表作，接着《大淖记事》获得1981 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殊荣。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以扬州为区域核心的宝应、高邮，邻市泰州的兴化、姜堰，盐城的大丰、东台、阜宁以及南通的海安等地，一大批生长、游学、工作于里下河地区的作家以汪老为核心并在汪老的影响下，相继携其“里下河式的书写”登上文坛，他们风格相同、志趣相投，形成了“里下河”作家群。这个作家群由一批非常优秀的作家组成，他们作品丰硕并屡屡获奖，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比如毕飞宇凭借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玉米》获两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吴义勤、王干分别荣获第三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个具有鲜明文学地理特色的创作群体，被称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已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关注。
近两年，泰州市先后举办了两届“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
那么，孕育“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里下河是一个。38. DOI：10.15977/j.cnki.cn32-1555/g4.2015.02.010怎样的区域？ 里下河并非一条河，而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由四条水系构成。周卫彬认为“里下河”从区域界定上来说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理范围上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北靠苏北灌概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是江苏省长江与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地形如锅，是典型的洼地，境内河湖相连、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是著名的鱼米之乡。［4］1 从行政区划上来说，江苏省里下河地区地跨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和淮安五市，以纵贯中部的通榆河为界，西部为腹部水网区，东部为沿海垦区。其中1990 年代以前的扬州地区是“里下河”的核心区域，主要包括扬州所辖的江都（ 今已划为扬州市辖区） 、高邮、宝应以及泰州所辖的兴化、姜堰（ 2013 年撤市建区） 、泰县，南至通扬运河。自然，扬州文化也是这一区域的核心文化。
这块宝地上孕育了大批的文人墨客，古往今来，也有太多的名家名作与扬州联系在一起。费振钟认为“里下河文学”有自己的历史，是一种依托于地缘地理区域形成的文学群体的命名。［5］扬州地区的地理特点、独特的水乡特色铸就了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伦理变迁，促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影响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审美风格。比如汪曾祺、王干、毕飞宇、费振钟、吴义勤、刘仁前、庞余亮、顾坚、鲁敏、王大进、小海等，他们中有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诗人，这些作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扬州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然、中和、智性、雅致、悠闲、细腻、怀旧的审美取向。
二、“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抒写扬州记忆和经验的方法汪曾祺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中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写一点风俗画，对增加作品的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是有帮助的”。［6］59 风俗一定是极具地域性的，无论是汪曾祺的“旧高邮”，毕飞宇的“平原”，还是刘仁前的“香河村”，亦或是庞余亮的“沙沟镇”，都是里下河平原风光的缩影。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扬州为辐射核心的里下河地区拥有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风情，有的作家生于斯、长于斯，有的从外地而来久居于此，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扬州地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呈现着灿烂的扬州文化，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共同体。正因为如此，这个文学流派才会焕发出别样的个性魅力和生命力。
汪曾祺说： “人到晚年，思乡之情变得强烈了。
这些年每逢工作之余，故乡的风土人情，家乡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感人形象，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欲望。“［7］在《大淖记事》中，汪老展示了高邮水乡大淖的地理条件和风光景致，狭长的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一年四季色彩缤纷，春来堆积在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还有大淖岸边的木板房，绿柳丛中的炕房等。作品中人文风情也处处可见，人们各司其职、安贫乐道： 轮船公司西边做小生意的人大多不是高邮人，有卖紫萝卜、风菱、熟藕的，也有卖眼镜、天竺筷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色乡音、腔调，对人和气，凡事忍让； 兴化帮的锡匠的手艺不费事，人讲义气，互通有无，耿直的老锡匠对其余锡匠管教很紧，对爱徒十一子时常告诫； 而轮船公司东头草房里居住的是世代相传的挑夫，靠肩膀吃饭，挑鲜货的”女将“有着独特发饰和服饰，他们生活简单、对生活要求不高，淳朴、善良、勤劳。［8］顾坚的《元红》则展现了里下河的乡村美景。
“河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偶尔有条鱼在菱叶间跳出，发出”扑通“一声水响。田野肃穆而安宁。夕阳把浓浓的油彩泼染在两个孩子身上，远远望去，如一帧美丽的剪影……”［9］89 这是作者描绘的兴化乡村，这是里下河地区特有的乡村图，它没有沈从文笔下湘西小镇的热闹非凡，也没有鲁迅笔下的绍兴村庄的沉寂，它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安详。“一条浜，俩条浜，划船划到湖中央，采来莲子绿滴滴的圆哎，送给我亲亲的阿哥尝，阿哥说小妹我不要，前村的阿姐送我一箩筐，小妹说她是她唻我是我，新鲜的莲子不阿宿，阿哥先拣嫩的尝。”［9］196 一曲里下河地区所特有的民谣记载着里下河地区的乡土文化，是对乡土风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绘，歌里所唱的就是里下河地区兴化的顾庄、花垛、王家庄、东台的刁家庄。
这首民歌将整个里下河地区人们的生活唱活起来，谱写了里下河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将居住在这片水域的人们的生活场景汇成了一幅美轮美奂、清新脱俗的风俗画。其实，“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里到处流淌着原生态民歌，一方面可能来自扬州文人的“拟歌”传统——六朝文人、晚明文人及朱自清的遗绪； 另一方面这些民歌也恰到好处地展现了扬州人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态和生活姿态。
汪曾祺说：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10］一位英国女作家曾说汪老笔下的人都是与水有关的，不管汪老的作品。39.中是否提到水，作品中的人都有水的质地和性灵。［4］3水环绕着扬州里下河地区，成为汪老探索和展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他的作品中描写水的文字随处可见，很多以水为场景，比如《大淖记事》通篇都有水，“淖”为形声字，从水，卓声，__________本义指泥沼、深泥、烂泥［11］； 大淖即水边的陆地。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大淖岸边人们生活的故事，各种职业的人们在大淖生生不息、吆喝劳作。汪曾祺在这篇小说里甚至不惜笔墨，细细考证了“淖”的读音与来历，由此可看出，他对故地训诂大师王氏父子的致敬，以及受当地文化传统影响之根深蒂固。《受戒》中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小明子乘船到荸荠庵当和尚，船桨拨水声，搭船进城经过芦花荡子的一条水路以及明子和小英子在芦花荡子中的对话，都带着水的气息。刘仁前的《香河》以水为题，笔触优美动人，对灵动里下河之水细致描述，水气弥漫。里下河作家们的作品多反映小镇、小村的水乡生活，处处都有水乡的“潮湿气”，这是与在城里长大的作家不一样的地方。
《元红》里也有里下河的水文化的影子，小说的男主人公丁存扣说： “我是喝里下河水长大的孩子，里下河水不仅滋养着我的生命，其间流淌着不竭的故事和传奇更是滋养着我的灵魂和才情。作为一个里下河之子，能够把如此梦幻般美丽精彩的家乡向外边介绍出去，是件多么美好和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我终身为之付出的事业。”［9］76 存扣这番抒发决心的文字背后，看到的是作家顾坚乃至所有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人们对家乡的热爱深情，这片水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
“水”不仅构筑了作品中的场景，也铸就了里下河人的文化品格。不管是汪老《我的家乡》里的“船上人”，还是《大淖记事》里的淖西、淖东人，他们身上总是有水的清纯。此外，“里下河”作家笔下还有很多如水一般的女子。水，是一种阴柔美的象征，比如《受戒》中的小英子，她不是豪门千金富家小姐，而是一位普通的邻家少女，她淳朴烂漫、天真善良，具有水一般的灵气、韵味，水一般的率真、可爱。小英子初见明子时主动问他是否要到荸荠庵当和尚，求爱时的大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小英子的自由自在、率性自然的性情像极了那水的灵性、纯真，而小说结尾也正是两人坐在船上，进行着流水般的对话。再如《大淖记事》中的巧云，她不为世俗思想所禁锢，勇敢面对现实，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能干的小媳妇。汪老十分喜爱这个人物，对巧云这个形象寄寓了深深的祝福。此外，“里下河”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许多水乡元素，比如水乡特色植物荸荠、蒌蒿、茨菇、风菱等，还有鲜活的水产鱼虾鸭鹅，临水而建的瓦房、草屋等。“里下河”作家笔下的人物世代生活在水边，做着水的买卖，摆渡打渔、养鸭赶鹅、挑箩把担、打粽箬、翻菱等。孔子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们爱水，爱水的洒脱淡然，爱水的随遇而安，这些自然促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具有水的韵致与和谐。汪老曾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6］51扬州除了拥有着让作家眷恋的自然环境、人文风情，还由此衍生出特有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形态。
毕飞宇在小说《平原》中细致介绍了王家庄农民的作息，在那里农民春播秋收，经过夏忙和秋忙，农忙中两个时段的间歇形成了独特的民俗： “天一黑，青蛙就鼓噪起来。然而，青蛙实在太多了，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三伏天的夏夜正是这样，天下的星星在热闹，地上的青蛙也在热闹，而村子里反倒安静了。”［12］不仅仅这些，里下河水乡的人们还有它独特的乡土文化。如在澡堂门口挂红灯笼，女孩留着“惯宝宝”的发式，春节时男伢子们放炮、打枪、玩雪、看新娘船，清明节门前插柳，端午节划龙船、门上悬艾草及菖蒲等。
特有的民间文化形态一定与原生态生活息息相关，里下河作家通过乡村独特的饮食文化传达出扬州人的生活情趣和韧性的人生姿态。“今天月红姐姐来时给他带来了俩个麻团，才在街上买的。轻轻的咬开一个小洞，里面热气就冒出来了，粘粘糊糊的白糖汁儿直往外流。存扣吃的心满意足，吃完了，还把手指吮吮，有甜味呢。手上有油，可不能浪费，再往头上抹抹，这是存扣的习惯动作，吃油条也这样。”［9］1麻团、油条最早起源于里下河地区，在《元红》中多次提到，小说男主人公喜欢吃麻团，源于里下河地区人们以麻团为早点的饮食习惯。麻团不仅是一种早餐，更深层次上它体现了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在这片水域生活的人们简单而不失情趣，从存扣吃麻团吃完还吮吸手指的动作描写中可以看出里下河的人们并不崇尚饕餮大餐，小小麻团就让他们的生活自得其乐。《元红》中写到秀平妈接待存扣时端的一碗糖水荷包蛋以及为存扣熬的酱瓜子渍水黄豆，还有对吴窑镇美食的描写，“存扣喜欢吃吴窑的鱼汤面，那面比捻出来的棉线还细，汤比奶还白，鲜得你直咂嘴……存扣顶喜欢吃的还数吴窑的。40.虾籽混沌，要一两粮票带一角四分钱才能吃到一碗呢，满满一大碗，有二十五只呢。”［9］28 酱瓜子渍水黄豆、糖水荷包蛋都是特有的维扬小吃，还有《大淖记事》中的饺面，都源于扬州的饮食文化： 菜肴制作精细，口味清鲜平和。维扬菜是兼顾贵族型和平民性的，档次可高可低。
当然，小说中也有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等消极的民间文化形态存在。刘仁前《香河》中的结婚风俗的描写、“捺性子”等揭露了里下河人的蒙昧思想，“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做了婆婆压媳妇”。［13］此外，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仍然存在： 新媳妇婚后必须生育男孩才在婆家有地位，否则没人看得起。毕飞宇《玉米》中的施桂芳一连生了七个丫头，生了男孩小八子后架势大变，从整日对他人客客气气、谨小慎微到连嗑瓜子都嗑得目中无人，这种素来的母凭子贵封建意识处处可见。小说也写到长辈们对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这种新型婚恋观的扼杀，比如《平原》中的端方和三丫相恋，三丫的母亲孔素贞甚至搬出了佛像，精神上压制，肉体上扼杀，对人是如此，对物亦是如此。
“写风俗，不能离开人——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14］汪曾祺曾强调写风俗的目的是写人，他与众多“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一样，笔下的都是普通小人物，生活简单、平凡淳朴，他们安贫乐道、自得其所，有如陶渊明笔下田园牧歌式的情怀，缕缕炊烟，漫漫稻田，丛丛芦苇，群群白鸭，潺潺河水。比如《鸡鸭名家》里的炕房师傅余老五和放鸭高手陆长庚，《故里杂记》中的侉奶奶，《受戒》8 蓒里的小和尚明海，《故里三陈》中的陈小手、陈四和陈泥鳅等。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丰功伟绩，没有英雄般的传奇经历，甚至是生活中被人忽视的一类角色，但都在生活中承受着重压，为生计奔波劳作，都具有一个共性——个性淳朴、热情好客、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汪老在《＜ 大淖记事＞ 是怎样写出来的》一文中说到，巧云后来做挑夫的原形是有的，那是一个姓戴轿夫的女人，因为丈夫得了血丝虫病，无法再做轿夫的工作，所以才当挑夫的。［15］余华曾说：“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根据汪老的叙述，他在写《大淖记事》时参照的许多材料都来自他儿时的记忆，《受戒》篇末直接标明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16］ 在汪曾祺看来，小说就是“回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许多都有童年情结，更多在作品里展现童年故乡，因而这些作品无不笼罩着感伤的色彩。
毕飞宇则通过更为细致独到的考察，表现了过去岁月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表达了对人的深切关怀与悲悯。以《平原》来说，作者以从容的叙事话语，将故事追忆到苏北平原一个不起眼的村庄——王家庄，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向读者呈现里下河特有的风光。名叫端方的年轻男子，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与各种各样的“力”毫不停歇地奋斗与反抗，可最终仍旧拜倒在权力之下。三丫深爱着他，虽然是地主出身，却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却逃不了死亡的威胁； 吴蔓玲是知青出身的大队女支书，象征了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她没有健全的个人意识，在遇到端方后她的强势消解了，想做一个简单的女人，却遭到一心想当兵的混世魔王强暴，在各种打击后成为了疯子。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们，在历史与现实面前，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伤痛，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爱情和人生理想，都以伤感荒诞的悲剧告终。同时，作品中三丫和吴蔓玲的性格悲剧也表现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的人们都是平凡的，是身处边缘的小人物，却拥有着淳朴的人性和健美的人情，他们的感情多是小儿女情长，但他们爱得大胆，有的甚至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心爱之人的美好。如秀平、三丫、玉米、玉秀、小英子、巧云等，这些美丽多情、自然率性的女子，都是成长中的少女，他们代表着“里下河”女子身上的一种自我牺牲和对爱情的勇敢与执着。这些质朴大胆的女子，既是里下河作家心灵幻境中的永恒期待与理想化身，也是对故乡先贤秦观《鹊桥仙》里“佳期如梦”情感意蕴的一种继承。这种审美表达偏向对女性世界的描述，一方面流露了扬州文人的审美心态； 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区域作家自身的生活情致、文化心理、艺术趣味，他们从“载道”、“明经”格局中走出来，独辟蹊径地表达自身对人生和生命的感受。
三、结语“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独特的扬州文化滋润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固守“里下河”这一片区域，执着表现这里风景的秀美、百姓的喜怒哀乐、“小传统”的无处不在，多用挽歌的调子，以留恋的眼光及乡土视角，抒情诗般地表现童年故乡的民风民俗，呈现这里的人情美、人性美，揭示出人在历史进程与现实境遇中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姿态，复苏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激活了关于扬州的文化想像，为后来者提供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一个“标本”。同时，“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们又以。41.当代视点，用自己的丰富创作，提升了扬州文化，让扬州文化呈现出多元的现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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