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喜

叶橹先生，原名莫绍裘，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的诗歌批评起步于1955年，那时他只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一名二年级的本科生，就已经开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论文《激情的赞歌——读闻捷的诗》、《关于抒情诗》等，讨论“抒情诗”的问题，并且对闻捷等人的诗作进行评论，显示出过人的诗歌研究才华。然而他非常不幸地遇到了惨烈的政治运动与一场“阳谋”，从而改变了他本来可以到北京《人民文学》或者《文艺报》工作的命运。就在1957年的春天，仍然还是大学生的叶橹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根据报刊公布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罪证，进而凭着一腔热血与富于雄辩的口才为“胡风集团”公开辩护，认为官方仅凭公布的那些信件不能给“胡风集团”成员定罪。于是，他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随后他被判刑入狱，后来又被放逐到矿山、农场和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被迫离开诗歌，不能从事诗歌研究和批评。直到1980年代，他才恢复了自由之身，重新踏上诗歌研究之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叶橹的诗歌批评是从1980年代初重新起步的。而今他已是满头白发年近八旬的老人，但是他仍然在诗歌理论探讨与批评方面不断发表文章。在这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里，叶橹的诗歌理论和批评文章数量可观，并且最近结集出版了《叶橹文集》。通读他的文集，我觉得他已形成了具有他自己特色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实践，对于当代诗歌理论建设与文学史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因而，我们有必要予以关注并作出积极的回应。

一

就当前的学术论文论著而言，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从理论到理论，给人以凌空蹈虚之感，除了概念还是概念，非常花哨却让人如坠云雾之中；当然也有的则是借用非常时尚的理论来解释文学史现象或者剖析文本，虽然可以提出某些比较新颖的观点，但是在某些时候不期然地流露出削足适履的弊端，因为就在给文本贴上某某主义、某某派等标签时，很可能将文本中的某些要素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过滤掉了。最近，我在读到新出版的《叶橹文集》中诗歌研究文章时所得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觉得叶橹根本无意于像学院派的学者那样建立某种理论体系，也不屑于借用当下各种流行的词语来装点自己的门面，而是从诗歌具体文本、诗坛现状与诗歌现象出发，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入的思考与细致的解剖和分析，从而有所发现。

叶橹的发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发现问题，并且提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进而一起对问题进行研究；一是发现诗歌文本中所蕴涵着的某些新的质素，通过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述，突出其现实意义和文学史的意义。1980年代初，面对刚刚浮出地表的朦胧诗，许多老诗人、教授和评论家显得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一方面为读不懂这些诗作而感到“气闷”于是热衷于讨论诗歌作品的“懂”与“不懂”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朦胧诗所抒发的情感明显有别于1949年以来主流诗歌的颂歌式的抒情，表现出对个人情感世界的抒发，于是令一些诗歌权威和理论家感到不安，从而引发了关于诗歌情感抒发的“大我”与“小我”的争论。针对当时诗歌界这种状况，叶橹通过自己的观察，看到了当时有些诗歌作品确实让一些人感到难以读懂，甚至就连那些诗歌界的大腕、资深理论家和批评家都不能抓住这些诗歌的思想内涵，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他觉得所谓“懂”与“不懂”的争执“从本质上说是反映了诗歌观念处于变革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最关键的问题是“‘懂’与‘不懂’并不是评论诗歌艺术价值的一种标准”。当时的诗坛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叶橹发现主要问题是许多“从事诗歌评论的人”或者不敢“正视和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或者“怯于表明自己的偏爱”。在《阅读：期待与阻隔》一文中，叶橹进一步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懂”与“不懂”问题的实质。而“大我”与“小我”之分则存在着将本来是两位一体，然而却被生生地割裂成对立的两个“自我”，同时又存在着“陷入抽象地议论究竟应当‘表现自我’还是‘抒人民之情’”的怪圈的问题。提出问题应该说是学术研究的开端，或者说为即将开始的研究提供一个思路与研究方法。问题提出以后，就需要对问题进行理性地科学地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或者即使不能解决问题至少也为解决问题寻找新的途径。就1980年代初关于诗歌中“大我”与“小我”争论中存在的肯定与弘扬“大我”和贬低与否定“小我”的问题，叶橹首先从方法论上指出这样的肯定与否定“存在着一种各执一端，以偏概全的倾向”，进而指出其根本问题是“把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分裂成个性与共性两个部分”，接着，叶橹不仅以文学史上不同的诗人创作作为例证进行分析，而且从理论上阐述了“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小’中见‘大’关系，而绝不是那种空中楼阁式的企图无所不包因而丧失了个性内容的‘大我’。”为了避免“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叶橹还撰写了《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通过对著名诗人何其芳诗歌创作的个案分析进一步阐述“小我”与“大我”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明确指出：“由于受‘左’的理论的影响和干扰，人们几乎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本能，似乎只要一提到‘自我’就必然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从自我出发’也就变成了‘从资产阶级出发’了。”这样，造成割裂“小我”与“大我”关系的根本源头找到了，原来是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从而使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诗歌界许多问题日渐暴露了出来，有人可能觉得这些问题比较琐碎而不屑一顾，有人可能只关注容易引起轰动的问题；还有人可能将目光紧紧盯住外国诗坛或者理论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诗歌创作与研究中许多问题被长期忽视。作为诗歌研究者，叶橹觉得有责任关注诗歌运行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一些人在讨论具体的诗歌作品时竟然“以此一标准来衡量彼一类诗”；1980年代中期诗坛上不少人热衷于提出以“反”字当头的“激进的口号和宣言”。对于这些口号，叶橹并不赞成和认可，但是他发现有些人却将其视为异端试图展开批判，他从这里看到的是，“宣传那些诗歌主张的人”的“自由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不尊重他人发表自己意见和主张权利的现象，看似有利于净化诗坛，实际上却扼杀了诗歌的探索与创新。自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被引进国门，很快成为诗歌界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一思潮，许多人的理解和判断趋于简单化，不是将其当作时髦来赶，就是将其视为怪物而予以排斥，其根本问题是缺乏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对于这个问题，叶橹公正客观地看待这一现象，既认为它并非完全“消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看到其理论不具有“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不但否定了别人，也否定了自身。”就在1980年代，中国诗界还存在着“第二诗坛”现象。所谓“第二诗坛”就是指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是仍然有一些诗歌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不能在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发表，而是出现在民间刊物上。这就导致某些优秀的诗歌被埋没的可能。针对这种现象，叶橹撰写了《三维之思——读诗之思索》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注意。

叶橹在长期的诗歌研究中不仅善于发现诗歌运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提出许多引人思索的问题，而且他还善于从芜杂的诗歌文本中发现非凡的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一点，著名诗人庄晓明曾经撰写文章有所论述。庄晓明在文章中指出，叶橹先后发现了闻捷、公刘、洛夫、昌耀以及于坚等人诗歌作品中蕴涵着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生命诗学”。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叶橹的诗歌批评文章中看到，他还发现了晓雪和韦其麟诗歌的民族文化意义，发现“理性介入”在绿源诗歌创作中的意义，发现了作为“独行者”林莽在当代诗坛上的意义，韩作荣的“三无”（取自韩作荣的《无言三章》、《无言三章》和《无为三章》）之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叶橹的这些发现，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认识到这些诗人及其诗作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为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依据。正因为如此，闻捷、洛夫与昌耀才得到了充分的挖掘，进而得到了文学史家的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二

叶橹之所以能够在对众多诗人诗作的阅读和研究中有所发现，最根本的在于他具有现代思想意识。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与其执着的精神、坚韧的毅力和科学有效的方法密切相关，更是与他的思想观念联系密切。叶橹在反胡风运动中由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公开辩护，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出狱后又被下放到偏远落后的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虽然出了狱，但是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获得平反。因此，这段20多年的人生经历使他不仅热爱自由，深切地感受的自由的可贵，而且促使他在长期的思索中对自由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而，当他面对着改革开放时代的诗歌，他深切地呼唤着自由。他在读了丁帆教授的《江南悲歌》之后觉得这本书给予他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独立与思想上的自由。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即使学富五车才华出众，最终仍然不会造就精神巨人。”在《诗追求什么》中，叶橹指出：“事实上，诗是应该不断变化的精灵。它的存在和充满生命的活力，是以一种自由发展的生命形式为前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如果出现了中世纪式的精神禁锢，诗的生命便会遭到窒息。人们至今仍然怀着喜悦的心情阅读并欣赏那些处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所创造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由的体验，而并不是由于它们提供了多么深刻的思想。”与此同时，叶橹在这篇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诗来说，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僵化的格局所带来的窒息。因为诗所追求的正是表现出生命状态的多姿多彩，表现出人的自由心态可以达到的极致。”在这里，叶橹所突出的是诗和诗人应该具备的自由精神。这应该说是叶橹对于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从而构成了他诗歌美学的核心内涵。

正是从诗歌的自由精神出发，叶橹教授论具体的诗歌问题时同样体现着这样的精神。面对当下诗歌的不景气，有人提出建立新诗的形式规范的设想，试图通过具体的诗歌形式规范来约束诗歌，从而让诗歌在形式上像诗歌的样子。在这个问题上，叶橹并不赞同这样的主张，他认为诗歌的本质不在具体的形式，而在其中蕴涵的诗质，而规范不仅不能解决诗歌的不景气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也其“限制”而形成对诗歌创作的“约束”，进而“会成为对创造性和可能性的扼制。”根据诗的“自由灵魂的本质”精神，叶橹将诗歌的“流变”“看成是永恒的诗性”，进而认为：“对诗的可能性的认定，只是说它可以有从事创造的自由……”这是叶橹讨论诗歌基本特性中对自由的把握。

在讨论具体的诗人诗作时，他特别敏锐地发现并抓住诗作中的自由精神和诗人身上所体现的自由。在对韩作荣“三无”诗歌的阅读中，叶橹读出了诗人“在对醉与醒的体验中”，“寻求的是一种精神飞翔和张扬的自由状态”。在讨论洛夫的诗歌时，他写道：“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诗人，一方面是感受到诸多政治势力的束缚和压迫，另一方面又因为意识到作为追求精神自由的人面对这一切的无奈……”揭示了现代诗人所面对的自由束缚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苦闷。通过对牛汉诗歌的解读，叶橹复原了诗人的反对压制渴求自由的灵魂。在牛汉这里，他一方面在诗歌形式上“拒绝定型和规范”，另一方面在诗歌精神上“以对生命的自由追求和个性张扬为自己人生信仰”，反抗“精神困囿和身体的囚禁”，“对专制统治的精神扼窒的憎恶和反抗”，展现出自由的“飞翔的姿态”。在谈论李瑛诗歌的时候，叶橹首先肯定的是诗人“以‘我’为核心的突破”，而这意味着“是一种对个人内心所受到的束缚和桎梏的解放”。而且他的这种“解放”很大程度是来自“自身的心灵世界敢于向外界的敞开。”

诗歌的精神特质在自由，而诗歌的运行则需要有自由的外部环境。自由的外部环境即表现在政治的宽松，更需要人们以宽容的态度和包容之心对待自己不能理解和认识的诗歌。因此，诗歌的自由必须反抗文化专制主义，必须呼唤宽容的态度和包容之心。进入1980年代，诗歌运行的环境确实越来越宽松了，文化专制主义基本上受到了否定并且被抛弃，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文化专制的影响，不少人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更新，显得比较僵化，常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利用话语霸权否定和指责自己看不惯的诗歌作品和现象。这就造成了一些诗人受到严重压制，一些诗作受到批评而被否定，一些诗歌探索遭到阻挠。鉴于这样的状况，叶橹首先阐明自己的诗歌批评原则——宽容精神，倡导多元，他指出：“宽容是一种民主精神，不能够宽容对待艺术创作的自由，不管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出现，都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那种以学术为幌子迎合专制主义的人，更是应该受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鄙视。”同时，叶橹大声疾呼，“打破‘鸟笼文化’”，以“宽容”之心对待“新诗的探索者和创造者”。在《诗追求什么》中，叶橹对于“某些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因寻求突破而导致的失误”不能得到理解和“宽容”提出了批评。在《触摸人生的温柔与忧伤》中，叶橹发出呼声和警告：“应当允许和提倡多层次多视角的艺术追求，如果只是要求人们欣赏某一类型的诗，其结果必将是艺术机能的萎缩，造成惰性的蔓延。”在《宽容的原则》中，叶橹表示：“我毫无保留地支持宽容原则，拥护宽容原则，在对待科学和学术思想上，它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原则。”呼唤宽容精神，实际上是为了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从而推动文学特别是诗歌走向“多元化”，实现“无限性的可能性”。宽容并不是所谓的大度，而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更是自由的前提。

三

叶橹的诗歌批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有所发现，不仅在众多的诗人诗作中发现了诗人的独特意义与堪称经典的诗歌作品，而且善于从驰名诗人的作品中发现那些很少为人注意和关注的文本，因而人们可以由此称赞叶橹教授拥有一双慧眼。那么，叶橹究竟是怎样拥有一双慧眼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他的诗歌研究方式来认识。

通过对叶橹诗歌批评文章的阅读，我们感到他不是将自己评论的诗人和诗歌作品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他要面对着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叶橹在评论昌耀的诗歌时一开始就说：“诗人以自己的诗作为他生命形式的呈现”，“当人们把诗看成是诗人生命形式的呈现时，诗的价值便是诗人生命的价值……”在叶橹看来，诗人创作并不是单纯地码字，也不是简单地诉说什么或者表现什么，而是其生命形态的一种表现，这就是说诗人将他的生命投入到写作之中，那么读者阅读这些诗也就不是了解和认识一种人生，不是简单地接受思想教育和进行艺术审美，而是灵魂的触摸与碰撞，是心灵的对话。既然如此，叶橹以生命主体走进他所面对的诗歌世界。在昌耀诗歌面前，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诗人的那种独特的气质：“对大自然与内心和谐的独特的感应”。这就是说，昌耀面对着苍凉的大自然既不是浪漫的欣赏，也不是简单的抗拒或者无奈的悲叹，而是“感应”，与大自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关系，而这又与诗人当时的命运与强大的生命力密切相关。《慈航》堪称昌耀诗歌的代表作。对于这首诗，叶橹认为：“《慈航》作为诗的艺术魅力，首先不在于它所叙述的故事，也不在于它所反复出现的那几行宣示了主题的诗句，作为诗，它具有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审美价值。”显然，这不是将昌耀的代表作提升到哲学高度上认识的问题，而是显示出昌耀的诗歌在叶橹这里的本体特性，从而使之不同于一般的审美对象。在论及卞之琳的诗歌时，叶橹指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形成和造就他的基本艺术品质的先天性因素，我以为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艺术触觉本能的基因。”叶橹在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触觉本能”实际上应该是诗人灵魂感觉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大概是诗歌中活跃着诗人感触世界的灵魂。因而，叶橹在讨论诗人诗作时所关注的显然不是“忧郁、彷徨、孤独、惆怅”等知识分子的心态，而是“他的心灵感受世界的方式的特异”，其实这也是叶橹感受诗人诗作的“方式的特异”。从曾卓书写海洋的诗作中，叶橹看到了诗人的“生命融入大海”，从林莽的诗歌文本中，叶橹感觉到作为“独行者”所特有的“孤寂与守望”之魂，对于韩作荣的诗歌，叶橹不再是一般的探讨和研究，而是要作一次“灵魂的冒险”，通过“冒险”，叶橹发现韩作荣所“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的飞翔和张扬的自由状态，而在‘对一罐清水的向往’中，应该就是由于灵魂的饥渴而引发的期待得到润泽的心态”。洛夫的长诗《漂木》堪称华文诗歌的奇迹，叶橹面对这样的诗篇采取的是“灵视”的方式抵近它，进而“窥见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奇异景观”，因为洛夫所呈现的这块“漂木”“也是有灵魂的”。阅读牛汉的诗歌，叶橹产生了“心灵的契合”，因为“他的诗常写出了我内心时常产生的隐秘思绪却是自身无力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叶橹这种介入诗歌的方式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令他在灵魂的触摸与碰撞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敏锐的艺术感觉，从而让他在心灵的交融与精神的对话中有所发现，而这些发现又常常是被人忽视的，更突现出其他研究方式难以抵达的诗人的灵魂深处和诗歌精神境界。

在具体的进入文本的方式上，叶橹特别推崇“智慧个性化”的批评，他非常赞赏钱钟书的这种研究方法。“我可以肯定，他（指钱钟书——引者）绝对是符合我所认定的‘智慧个性化’的批评家。他的‘点评’，除了建立在博学基础上的悟性之外，更有许多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独特的进入文学的方式。”与此同时，叶橹以李健吾批评卞之琳的诗歌为例阐述了他的“智慧个性化”的批评。这不仅是叶橹对钱钟书和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充分肯定，而且表明了他文学批评所追求的境界。他对许多诗人诗作的批评，所采用的基本上就是“点评”的方式，通过文本细读，仔细挖掘文本所蕴涵的丰富复杂的内涵，并且努力揭示其新的质素所隐含的价值和意义。在讨论洛夫的禅诗时，叶橹首先“点评”了洛夫的《谈诗》，突出了洛夫“对诗性的一种灵动把握以及它的某些不可逾越的规则的执着态度”，从而揭示出诗人对于诗歌的宗教性的态度。随后他又“点评”了《禅味》、《根》、《回响》、《雁塔》、《背向大海》、《自伤》等作品，竭力挖掘出其中所蕴涵的禅性和禅味，进而概括出洛夫禅诗的重要品格。

叶橹的诗歌批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常常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受到冷落的诗人或者诗作，换句话说，他的诗歌批评可以说是行走在诗歌的边缘地带。这大概是由于他在胡风事件之后，自己长期受到政治迫害而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缘故，即使后来他进入高邮师范学校和扬州大学任教，他的边缘人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既然如此，叶橹当然可以从同样处于边缘地位的诗人诗作那里获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诗坛上这些受到冷落的诗人诗作更容易激起他的共鸣，更容易让他感到心灵的震颤和灵魂的交融。闻捷、公刘、晓雪、韦其麟等人在1950年代中期虽然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是还没有引起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蔡其矫、昌耀等人即使到了1980年代还是一度受到冷遇，诗人曾卓在众人的印象中是与《悬崖边的树》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他的那些写“海”的诗却被“掩盖了”，基本上无人问津。艾青的《会合》、《当黎明穿上了白衣》、《阳光在远处》、《那边》、《透明的夜》等诗作同样也存在着受到《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名篇“掩盖”的问题。作为白洋淀诗群重要诗人的林莽虽然声名远扬，但是他的诗作很少为人所理解和认识，而这决定了他的“孤独和寂寞”。韩作荣的“三无”诗“往往因为评论者无法找到符合主流意识的语言符号和系统，不得不放弃诉说的欲望”。洛夫的《漂木》虽然已经面世，但是由于在内地出版很晚，因而对于起研究的探讨还没有展开，也才刚刚起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诗歌研究的冷门。叶橹对于这些诗人诗作的研究和批评令文学史的叙述减少了许多缺憾和局限，避免了许多极具才华的诗人与堪称经典之作的诗歌可能被埋没的悲哀，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所拥有的历史责任感，

对于这些边缘诗人与诗作研究，对于叶橹来说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为这些边缘诗人诗作，往往缺乏可供参考的资料，而且它们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和地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研究它们就意味着极大的冒险。然而，一个具有巨大勇气的学者是非常乐于在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冒险，正是这种冒险可以让他得到意外的惊喜和巨大的收获。叶橹也因此在许多重要的发现中确立了自己在当代诗歌理论史和批评史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