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登科

    散文是最容易走向读者的文体之一，所以才会有“散文热”之类现象的产生，然而对这其中的原因，人们似乎还并没有挖掘得很充分，并且，由于散文是一种很“杂”的文体，难以界定出几条文体上的法则，因此，尽管散文创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散文的研究却并没有取得很大的突破，往往只是在表层徘徊，除了搞些作家评论外，主要的是泛泛地谈论散文的文体类型、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而很少从更深的层面上去探讨中国现代散文与现代文化、与散文作家的心灵流变的关系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学术领域，我们可以轻松地列举出许多专事诗歌、小说等文体研究的诗评家、小说评论家的名字，却不太容易找到几个独具特色的散文评论家的大名。知难而退似乎是现在一些学人的特点。

    这种说法当然有点武断，因为，有些学人，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人，偏偏要知难而上，这里要谈的便是年轻的散文批评家王尧。王尧与散文似乎有一种难解之缘，在中学时代即以散文写作而在江苏文坛上受到关注，他的一部颇具江南文化底蕴的散文集《把吴钩看了》已经出版并且受到普遍好评。随着年龄与学养的变化，王尧又把目光投注到散文研究上，一直追随散文理论家范培松教授，如今是范先生的博士生。王尧涉足散文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写几篇文章，出版几本书，由此而评评职称，对他来说，这样的学术出发点和观念太庸俗。自开始研究散文起，王尧便试图以新一代学人特有的学术敏锐和独特的学术视点去探寻散文研究的新途径。他这样概括自己的学术理想：“以散文为中介，探析20世纪中国散文的多种文化精神现象：以作家的心态（文化与审美的）、人格、话语方式等为对象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在重铸民族文化精神时的心路历程；研究散文创作的文化精神与审美选择的关系。而这样的学术思路的展开，与我把散文理解为文人的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有关。在我的理想状态中，这样的研究具有综合、交叉的学术特征，并应当具有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深度。由此建构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与散文的新范式，是我的近乎奢望的学术理想。”事实上。他对这种“新范式”的建构并非“奢望”，因为他的学术理想通过他的学术实践已得到了初步的展示和实现。近几年来，王尧发表了不少论文，并且出版了《询问美文》（1997）、《中国当代散文史》（1994）、《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1996）等散文研究专著。我并没有按照这几部书的出版时间来排列王尧的著作，因为现在这种罗列方式大体上体现了王尧的学术理想由酝酿到基本成熟的过程，它有助于我们一步步走向王尧学术世界的深处，而出版时间只说明作者将这个过程付诸实施的先后不同而已。

    《询问美文》是一部书话，也可以当成散文或散文评论来读，是王尧对20世纪中国散文中重要作家作品的梳理，既涉及到这些作品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和写作者的心态，也谈到王尧选择和接受这些作品的理由。由于有作者个人感受的渗透，这些书话既有学术深度，又有斐然的文采。这部书话的基本特点是：“贯通现当代，时间跨度大；以史识筛选经典文集，以解读经典文集来解读历史，筛选与解读的过程也就是重建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过程，由此书话又可以当史读；剖析作家心态；注重审美分析、性情感悟，以免成为西方文论的‘跑马场’，注意书内与书外，书人与书事，述掌故话版本：以美文笔法出之，以‘美文’注美文；书中的插图当然是书话不可或缺的部分。”清理作家作品是散文史研究的关键一环，《询问美文》涉及到自《三叶集》以来的散文集和散文选集近50部，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尧所选的都是那些以表达作家性灵、人格和中国现代人文精神为主的作品，而对过去那些被评论界评价很高的政治化、社会化或只担当宣传、说教任务的散文则很少涉及。《询问美文》的独特之处正体现于这种选择，它暗示了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评判和对散文这种文体的独到认定。王尧敢于对既有评定大胆取舍，这正是一种新的学术思想的酝酿。如果我们把《询问美文》的各篇书话串连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散文史，只是内在的关联不是很清晰明了而已。

   《中国当代散文史》是王尧写“史”的试笔之作，就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发展而言，它只是一部断代史。作者试图从新的艺术、文化视角来审视当代散文，因而对当代散文提出了不少新鲜的见解，对一些被长期忽略和新近才出版的作品也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给予了关注。虽然从整体框架来看，作家对传统的文学史写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的时候，王尧采用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对“文革”中的散文思潮、作家心态进行了理性评判，因而全书的新颖独到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范培松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作家不回避当代散文与政治的关系，但摒弃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尽管他对散文在社会与艺术本体间的徘徊给予了某种宽容和理解；作者对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视角有浓厚的兴趣，但他同样警惕文化视角的庸俗化。”这里所谓的“文化视角”就是不只从社会表层而是从深层的文化、政治、作家心态以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等层面探寻当代散文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价值，以求寻找到可以联通中国古代、现代思想文化的共有因素，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这些因素是中国文化、文学的灵魂之所在。

    如果说，散文研究的“文化视角”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还只体现为一种“浓厚的兴趣”的话，那么，在《乡关何处》中，这种视角成了王尧学术建构的核心。《乡关何处》有一个副标题：“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最能体现该书的学术旨趣。该书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打通传统观念中的“现代”与“当代”的时段划分，将20世纪的中国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就必然要淡化某些阶段性观念对散文研究观念的约束，将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和文化、精神载体进行研究；二是确立几条纵向贯穿始终的主线来勾划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体、文化脉络，全书共五章，分别是“百年沧桑”、“人格选择”、“审美人生”、“人文关怀”与“话语方式”，每一章实际上就是一条纵向观照角度，而这些角度既与散文文体相关，又与作家的文化心态、时代的文化思想有关，这不仅可以克服过去那种时段划分的研究中出现的评价标准不一致的缺陷，避免了文学史写作中头绪繁杂、线索凌乱的不足，而且从根本上找到了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内在动因：个人的与文化的。王尧一直认为，散文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上述各章所示的几个方面都是这种“精神”和“情感”的构成要素，关涉到散文家对文化本质、文化人格的认定与建设的根本，因而以此为线索探讨散文的演变轨迹最能体现散文史的深层规律。三是由于确立了观照散文及散文史的几条纵向主线，在描述这些主线的时候，作者便可以主次分明而不必面面俱到，更不只是以某些作家作品的分析来建构文学史框架，而是探索与人的存在紧密联系的作家心态、人格演变及其流动轨迹，因此，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中，作家作品的存在变得不像在传统文学史著作中那么重要，倒是前后出现的作家作品之间的思想文化联系、人文心态联系成了著者关注的核心，同一研究角度在其展开过程中便要涉及到许多不同的作家作品，于是这本书从本质上可以看成一部现代文化人的心灵史、现代中国文化精神在散文这一文体中的演变史。精神与文化这两个概念在《乡关何处》中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乡关”指的就是作家的精神家园，而散文发展的历史正是作家对这一家园的追寻、叩问与建设的历史。每一位作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探索，探索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乡关何处》在肯定具体作家作品的个性特征的同时，更强调这些个性凝定而成的共同性及其延续规律，这不能不说是王尧在现代散文研究中的独创，他因此而将散文本体提升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承传方式之一。

上述的简要勾勒主要指出了王尧在20世纪中国散文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较少涉及他所展开的具体论述。实际上，在任何学术活动中，指导思想与学术观念比具体的论述更为重要，至少它们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每一次思想文化革新都是从观念和方法上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亦是如此。观念与方法在散文研究中关涉到这门学科的拓展与重建，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即使出现一些偏失，也不会影响到学科发展的大局。并且，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前提，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自然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相反，由于这种整体性学术观照的开阔视野所具有的广泛辐散性，对某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与评价也许更符合他们（它们）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中的真实处境，更符合文学发展史本身。对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关注一下王尧对杨朔、秦牧等作家进行的辩证分析，就可以一目了然。

因此，对于学术工作者，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应该是他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他的某些具体成果。间而言之，王尧提出的散文研究的新视野和他的学术实践，在观念和方法上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下面一些新鲜的学术启示。

    其一，文学研究应该具有开放性。散文研究自然是一种文体研究，但是，仅从话语方式等角度建构散文文体理论是不够的。作为一种承载散文作家文化心态与文化精神的文体，散文同那些与人的存在关系密切的要素都有联系，诸如传统文化、时代政治观念、文化的现代化渴求等等，这种联系或是顺向的，或是逆向的，或是交错参杂的，因此，至少在考察散文发展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些联系都纳人我们的学术视野，才可能真正把握现代散文在承传与重建现代人文精神方面的功过，也才能真正解读具体的作家与作品。如果我们在研究中仅仅拘泥于具体文体，而不考察这些文本得以诞生的原因和它们的文化、思想价值，那么，我们永远就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无法找到在学术上不断突破与创新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讲，王尧进行的散文史研究具有边缘性、交叉性，而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寻找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沟通正成为一种趋向，这种边缘性、交叉性在立足文学审美特性的同时又打破文学与文化等学科之间的壁垒，于是，文学研究这一学科便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正是学术突破与创新的体现。

    其二，文学研究应该具有整一性。过去的文学史、文体史研究总是要将研究对象划分成若干时段，而这些时段往往又与政治上的分期相对应，这不仅忽略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体现了政治对文学的左右，而且对不同时段的作家与作品采用不同角度与标准加以评价，这些角度与标准又主要是社会学的乃至政治学的，并不以人的存在与发展为核心，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文学研究中的非艺术、非文化观念的普遍流行。王尧的散文史研究则把20世纪中国散文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采用纵向划线的方式展开，而他所确立的研究角度又是与散文文体和人的发展相关的因素，诸如人文心态、人文关怀、情感演变、话语方式等，他要探寻的是这些因素在整个现代散文史上的变化与发展轨迹，而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角度的确立与划分又是相对的，他更注重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王尧所描述的20世纪中国散文史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侧面相生相融，而不是毫无因由地将某个侧面过分抬高或贬低。这种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中国的文化、哲学观念历来就讲究悟性与整体性，可以看出，王尧的学术创新不是以西方文艺观念为核心，而是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精华并使之在现代散文研究中发扬光大。同时，王尧所确立的散文史研究角度都是构成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从这些角度出发也易于将中国现代散文研究与中国古代、近代散文研究纵向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中国散文发展和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的演进的连贯性与整一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在发展上总是：具有延续性的，对这一点，我们都不能怀疑。

    其三，文学研究需要理性精神的渗透。散文研究是：与作家的心态、情感方式密切相关的。但是，散文研究则需要在情感感受的基础上加人理性精神。理性是获得准确、客观的学术成果的基本条件。在学术研究中，我们需要用心灵去感受作家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同样需要用理性去对此给予评定。简而言之，理性精神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精神，它是构成学人学术品格的重要要素。范培松先生说，王尧“真个是爱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艺术感悟力都倾注到散文研究中”他在这里强调了理性。王尧在论及巴金的《随想录》时也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随想录》也是思想运动的产物。巴金从来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是在历史的沉浮中获得了理性。他始终把自己置于历史当中，《随想录》没有旁观者的超脱与清高。”而在散文研究中，王尧也正是把自己放置于现代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之中，用冷静、敏锐的眼光获得了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理性思考。如果学术研究者缺乏理性精神，他必然随波逐流，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学术思考，对于这样的人，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获得新的学术思考，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文学研究的开放性、整一性和理性精神的最终获得，对研究者的学养有很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他不断拓展自己的学术领地，以现代中国散文研究为中心不断向四周延伸，他正主编一套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十卷本大型丛书，这是一件综合性极大的工作，其实也是在为他的散文研究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生长点。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经有了良好的学术开端并取得了可观成绩的王尧会在散文研究乃至整个20世纪新文学研究中获得更大收成，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今后的散文研究、文学研究会在他和与他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那里获得更广泛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