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钟
刘春龙这部以渔为专题的散文集，主要写作于三年前，结集在去年冬天。未成书时，我陆续读过其中部分篇章，既成后，集中读完了未读部分合计九十九篇。九十九篇，记九十九种渔事。渔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种，我不知道，但即使在我们兴化地区，如果网罗起来也肯定超过这个数目。作者只写九十九种，应该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经验。仅此而言，亦已经蔚然可观。
兴化是里下河地区中腹一块洼地，由于泻湖的水文影响，境内由北向南，水泊密布，河流纵横。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兴化历史悠久的渔业群体，在宽泛的民族志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看作依水为生的特殊族群。显而易见，由于渔业劳动优先于农耕而成为更早的生产方式，这一地区渔的知识也更古老和更丰富。兴化作为农业大县是后来的事，即便到“以粮为纲“的1970年代，渔业仍然在这个地区占有较大比例。如果有人需要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渔的历史和文化，兴化无疑可以提供可靠充分的地缘资料。但刘春龙的写作非为这一专业目的。春龙自己是兴化渔民后代，十九岁时甚至就做了乡镇渔技员。这个身份让他作为渔业劳动的传承人，自觉具备一种独特的知识立场。与一般的知识性作品不同，春龙有关渔事的描述，尽管时有经典诠释，以及名词考证，但主要还是“劳者歌其事”式的写作。也就是说，他不仅对所有那些渔事有着个体亲验，而且里面包含了更重要的劳动态度和情感，以及由这些情感和态度透析出来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内涵。这就将他的《乡村捕钓散记》既与传统上那种“兼赅物理”的纯知识写作，又与文人隐喻性的“渔歌”理想区别开来了。
《张小钩》写一种简单的捕鱼方法，从做钩、挽钩到收钩，作者顺次写来，最后却集中到张钩渔人的身形和神情：“张钩的渔人大都是罗圈腿，又称蟛蟛腿，背也微驼，那是日积月累盘腿弯腰‘挽钩’造成的”，“满脸沧桑的渔人，似在漠然地看着我，有如罗中立的那幅叫《父亲》的油画”。《篦篈》叙述大型“围渔”，而视点则集中在罩鱼的女人：“她们提着鱼罩，每走几步，就把罩摁下，双脚在罩里搅动，发觉有鱼，就用脚‘取’上来，不管多大的鱼，也不管什么品种的鱼，哪怕是鳜鱼、昂嗤，从没见过她们用手捉过”，“女人洗脚上船了，我忽然看见那粗大的脚板上满是老茧和划痕，这哪是女人的脚啊？”《铲网》中捕鱼的一对未成年的小兄妹，是如此孤单，又如此相互依贴：“铲网捕获的都是些野杂鱼，虽说也有鲫鱼、黑鱼、小鲤鱼，却并不见多。这样的渔事未免单调乏味，可兄妹俩做得认真而投入，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要收工回家了，哥哥抢过妹妹手中的双桨，妹妹起初不让，哥哥都沉下脸了，妹妹只好坐到船梁上，弯腰捡去舱里的杂物。”所有这些，都在知识之外，却又让有关“渔”的叙事具备了人生的深度，它使这部散文的知识描述指向生存的真实。
但《乡村捕钓散记》的写作，还不限此文学一义。“渔”是什么意思？这是作者用此集合作品重复追寻的一个隐含问题。三十年后，当作者离开少年身历的这一段劳动历史，对他的祖祖辈辈所从事的捕鱼生活，为什么怀有如此热切的解读，以至必要以“知识考古”深究细释各种渔事活动，就不是“散记”二字所能彰明的了。刘春龙书中说，“我们找寻的仅仅是逝去的渔事记忆吗？”显然，作者表达了他对于“渔”的另类意义的渴求，而此渴求则来源于一种原生情感以及由这种原生情感引发的文化冲动。他对“渔”的意义的寻找，可以说是一种本能的寻找。当兴化地区历史上那样一个以渔业为生的水上族群，给定了作者一种假定的血缘社会关系后，“渔”的知识问题，就产生于对这个族群的情感识别与身份认同之中。因此，作者实际上通过有关“渔”的知识与知识的叙述，维系着他与自身所依附的族群的纽带，或者说“渔”的知识，在刘春龙那里其实正是纽带本身。《乡村捕钓散记》对作者的重要性，也即在于，通过这条纽带的连接，输取文化的原生力和内聚力，以对抗当今这个文化涣散、混乱和迷失的时代。而作者后记中所孜孜谋求、溢于言表的“文化高度”，并非空泛之谈，是有着确切的经验依循和目标指涉的。即便仅仅限于一块小小地区，然而这样的文化内聚力，至少让作者和读者获得了一定的自信心。
因此之故，读者也就有了把《乡村捕钓散记》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和环境下看待的可能。一部作品的阅读价值，要看它具有多少延伸性。春龙的写作，无疑属于纯粹地域性质下的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书写。关于全球化和普遍主义与地方和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已为不少文化和政治研究之士屡多提出，重建地方性知识也成为较高的呼声。一个地区的社会认同，在诸种传统文化因素中，特别需要依赖该地区的知识存量来加以维持。而现实情况却表明，地方性知识随全球化带来的普遍主义的冲击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弱。地方性知识缺失在最近十年来加快的结果，带来了地区社会认同力下降的深层社会文化危机。应对这一危机的方略，到底哪些是有效的，现在还看不清楚。无论怎么说，今天作家以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书写，凸显其“地方”价值，以之介入当下社会和文化危机中，较之学理研究，或许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如果情况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未来的“希望”仍然存在于“地方”（见罗志田《“地方”的希望》2011年月1月27日《南方周末》），那么应该说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适逢其时也恰如其分地在此“希望”上添加了一道光色。
14世纪的兴化县志说，这个区域“水势环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似已发明“地方”功能意义，刘春龙要做的事，也许就是继续通过自己的写作发扬兴化传统。
（原载2011年2月23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