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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祸福《沙家浜》
新闻来源:爱读文学网 发表时间:2016-03-10 20:14:10 发表人:admin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

  高邮隶属扬州,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如宋代词人秦少游,明代散曲家王磐,清代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曾祺又为高邮增添了一抹亮色,甚至有人以“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赞之,可见汪氏文名不薄。

  汪家是高邮大户人家,汪曾祺有精通旧学的祖父,有新潮文艺的父亲,汪曾祺深受熏陶,在文化方面打下良好基础。特别是在中学时认真学习过桐城派古文,法度严谨,落笔精练。汪曾祺也认为: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1939年,汪曾祺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听金岳霖讲逻辑、闻一多讲楚辞、朱自清讲宋词。到了大二,他成为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弟子,沈先生对他关爱有加,多次指导、推荐汪的小说发表,如《异秉》《小学的钟声》《复仇》等。

  汪曾祺性格散漫、悠闲、我行我素,导致他大学竟然没有毕业。那时政府规定,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要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当译员。但汪曾祺爱面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找不到一条没有洞的裤子,就没有按规定去报到,为此受到校方处置,只拿到一张肄业证。

  离开学校的汪曾祺,先在昆明盘桓了两年,1946年初秋来到上海,李健吾根据沈从文先生推荐,将他介绍到上海致远中学教书到1948年春。他在上海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后因女友到北京大学任教,汪曾祺北上与之团聚。

  一炮走红

  1950年汪曾祺进入北京文联,成为《北京文艺》编辑,领导是老舍。汪曾祺有文才但作品极少,老舍却认为:“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1954年他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民间文学》的编辑。

  汪曾祺在北京近十年时间里,除偶尔写点散文之类的小品文,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唯一重要收获是由他编剧的京剧《范进中举》获北京戏剧调演一等奖。可淡泊的汪曾祺却没躲过“反右”冲击。

  身处文化界的汪曾祺,对大鸣大放无动于衷,既不鸣也不放,更无批评建言。但在单位领导的鼓动下,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连像样的文章都算不上的批评意见,题目叫《惶惑》,其中有一句:“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结尾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连批评都如此悠闲的汪曾祺,引得领导们大为反感,留下了“罪证”。结果,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在农科所劳动期间,汪曾祺工作业绩比较突出,于1960年秋被摘掉右派帽子,按说他可以回北京了。但将他打成右派的单位却不愿意接收他,他只好在农科所多待了两年。这两年间,他根据研究所安排的任务,绘制了一套马铃薯图谱,写出了1949年后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稍后,又写出《看水》和《王全》两个短篇,三篇合集为《羊舍的夜晚》,1963年1月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版。与《邂逅集》的出版相距15年。

  无望回到原单位的汪曾祺,给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杨毓珉对他的境遇颇为同情,经与剧团领导沟通,1962年初,汪曾祺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京剧团。

  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确实,直到划为右派前,汪曾祺的人生中无一笔波澜,但到了北京京剧团后,他的命运随之跌宕起来。

  1963年初,江青在上海找来几个剧本,其中一个是上海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交给北京京剧团负责改编。剧团建立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和薛恩厚四人组成的编剧小组,其中后三人承担着不同的领导职务,主要编剧工作由汪曾祺承担。

  经过改编,剧名由沪剧的《芦荡火种》改为《地下联络员》,主要是描写阿庆嫂如何英勇机智、保护伤员,突出地下斗争,主角是阿庆嫂,由赵燕侠扮演。

  但第一次改编的效果不很理想,江青与彭真、罗瑞卿等观看彩排后,江青一声不吭,撒手不管。但彭、罗认为此剧基础不错,希望剧团下功夫把剧本改好。根据彭、罗指示,汪曾祺对剧本进行了精心调理,尤其在人物刻画和文学表达上,特别注意克服人物的脸谱化。经彭真等北京市领导审看,将剧名又改回《芦荡火种》,并对外公演。

  重新修改的《芦荡火种》一炮走红,赢得观众强烈反响,在北京连演100多场,盛况空前。《北京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和多篇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赞誉。

  仍是异类

  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江青,在专机上读到关于《芦荡火种》的评论文章,抵京当晚就去观看了演出。江青见面就对演职人员大发雷霆:“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随后,江青立刻介入剧目的“修改”,折腾了十多天,把剧组累得够呛,但剧本几乎原样未动,功劳却归在了她的名下。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等观看了演出,在接见演员时大加赞赏:“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几天后,江青到剧组传达毛泽东指示,主要有三点:要突出新四军的音乐形象;结尾要修改;剧名定为《沙家浜》。毛泽东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从此,《芦荡火种》正式定名为《沙家浜》。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成为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但几个月后,又于1967年4月20日被紧急“解放”。原来中央首长马上就要接见他。当晚,汪曾祺就与阎肃陪江青看戏,并分坐江青左右。

  “解放”汪曾祺是为了改戏。《沙家浜》的原剧情是以阿庆嫂为主角,讲述地下斗争工作。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同,所以地下斗争也要改为以武装斗争为主,配角郭建光成为了主角,大大增加了他的戏份,阿庆嫂则降为配角。

  汪曾祺是正宗地主阶级出身,又是旧知识分子、右派,还写过一些“毒草”,在“文革”时期,很少有人有翻身机会,但江青对汪曾祺却颇为偏爱,汪曾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青睐。

  大约在1965年,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毛选,并在第一卷扉页上亲笔题签:赠汪曾祺同志。这套毛选版本颇为珍贵,各卷都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其中第一卷第一次印刷数量只有2000册,市面上极少,基本都由毛泽东留下送人了。

  江青曾说:“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此外,江青说自己“看《红灯记》就落泪”。汪曾祺背后嘀咕了几句:“这不好,这会损寿。”结果有人给汇报了,江青说这是“咒我早死”,北京市委很紧张,让汪曾祺做检讨,汪曾祺说,没恶意,只是诙谐。这些“错误”在“文革”期间都算相当严重,但江青却对汪曾祺网开一面,没有追究。

  江青对汪曾祺除了优待也有“原则”。1968年冬,马长礼在传达江青指示时说:“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汪曾祺说:“我搞了一个时期的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说明汪曾祺始终还是异类。

  “感恩”与清查

  尽管异类,可汪曾祺依然懒散和我行我素。他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跷着二郎腿、抽烟的人。稀罕的是,江青就是没有训过他。

  尤其在1970年5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沙家浜》定稿会上,定稿的剧本将在6月份《红旗》上发表,同时还要配发署名北京京剧团《沙家浜》剧组评论,时间相当紧迫。参加定稿的有江青、姚文元、叶群等人,由汪曾祺执笔。十几个小时的定稿会开到次日凌晨,汪曾祺写出的词令江青十分赞赏,这使汪攀上了“政治生涯”最高峰:上天安门。

  在汪曾祺登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群众大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列出上天安门城楼人员名单,汪曾祺排在“革命文艺战士”行列,是唯一的文人。此后,江青还多次指派汪曾祺参加不同剧本的编剧、修改。

  全国风声鹤唳的情况下汪曾祺受到如此优待,许多人都认为他投靠了江青。

  江青“解放”了汪曾祺,汪曾祺自然心存感激。在1977年5月6日《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的检查中他写道:“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

  “文革”结束后,有人揭发说“四人帮”倒台前曾组织了“第二套班底”,企图东山再起。由于汪曾祺“文革”中受到“重用”经历,转身成为“第二套班底”的重点清查对象,被勒令交代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是否“四人帮”留下的潜伏分子。

  对于汪曾祺而言并没有什么“投靠”的行为,他被“解放”后的工作比较卖力,先后为《沙家浜》写过几篇文章,按照领导意思突出了江青搞样板戏的功劳,文字带有一些吹捧性质。他还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各种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样板戏交流会上,作过两次有关《沙家浜》的报告。一次,剧团传达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提议说,江青同志身体很好,咱们小声说三遍“乌拉”好不好?江青优待他是确实,汪曾祺的“回报”大致也就这么多。

  清查的结果:他和“四人帮”集团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结束了两年审查,汪曾祺才真正回归作家行列,连续写出《大淖记事》《受戒》等名作,成为当代具有中国文学特征的卓然大家。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