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鹊窝是喜鹊的家。小时候，远处的喜鹊窝，我总是眺望；近处的，我总是仰望。虽然它离地上不算远，但离天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喜鹊窝上都有故事，但每个喜鹊窝下的故事都让我心动……
——题记
喳，喳喳——
一只喜鹊从我头上飞过，又一只喜鹊从我头上飞过，站在前边的大树上，站在它们的窝边。我小时候对喜鹊很好奇，听大人们说，喜鹊报喜，带来好消息，我渴望喜鹊的叫声，有事没事喜欢看看喜鹊窝，喜鹊窝是我认识方向的标志，我幻想喜鹊叫时能有奇迹发生，特别是在清早的路途上。
一九六○年我母亲去世，那时我还小，像西风中赖在树枝头上的一片嫩叶，总抹不去寂寞飘零的感觉。老家单庄独水——住在南澄子河北岸，西杨庄的南大堆，公田庙的西边，李大桥东一点点，中间隔着一条沟叫西沟。我的家是两间带一拖的茅草房，又矮又小。屋后有一片竹林，左右和前方除了桃树外是其它杂树，倒是鸟的天堂。从远处看，满眼大大小小的坟滩，屋子在其中高不了多少，只有驻扎在高高的大树上的几个喜鹊窝十分显眼，天天能听到喜鹊喳喳叫，一代一代小喜鹊出窝，更是热闹非凡。我不懂鸟语，不知道它们在说些什么，唱些什么，但喜鹊的叫声总勾着我，心里老是装着喜鹊窝。父亲把家砌在这个鬼地方，家的周围一里路内都没有人家，从眼睛一睁到晚上点灯都没有别的小朋友和我们玩，也没有什么别的去处，总是十天九天家里蹲。想我母亲、心慌的时候，我看看喜鹊窝，和喜鹊说说话，喜鹊成了我的朋友。只有夏天或过年才可以跟着父亲去走亲戚。因为家里穷，我家的亲戚也不多，父亲告诉我，门口戗着打狗棍，骨肉至亲不上门。我们常去的也就是嫡亲的亲戚只有两家：一个是我母亲的妹妹——我姨妈家，住在邱墅角；一个是父亲的姐姐——我的姑母家，家住宜陵北。他们家也不富裕，但总比我家好得多，我去了可以吃到好的食物，还可以散散心，非常乐意去。那时交通很困难，也没有钱坐汽车什么的，只有顺着方向抄近路，走小路，转弯抹角一步步量着去。到他们家路途遥远，到姨娘家要走半天，到姑妈家，大清早出发要走到天黑才能到。一路上，我们走走歇歇，凡是停息的地方都是熟悉的方位，明显的标志是路边或附近的庄子中高高的大树上有几个喜鹊窝。有时看到一对喜鹊在叫，有时看一群喜鹊集会似的。我问父亲它们在干什么，他很快活地说在听故事，我信以为真，问讲什么故事，父亲便一路讲来，我便在故事中走完艰难的历程。
那一年，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一天鸡叫三更，我和父亲每人换上一双新草鞋。我们出门沿着南城澄子河向西走，门前的喜鹊窝上发出翅膀扑扑的飞动声，我说，把喜鹊惊动了。父亲说不是，是送我们。父亲接着说，解放前国军与军阀隔河打仗时才惊搅它们呢。我们挖菜地总是挖到子弹，就是那时留下的。房子周围那些坟滩里埋的都是被子弹打死的人的尸骨，大的坟里有好多人的骨头摞在一起……父亲说得我心抖抖的，赶快从父亲的身后溜到父亲身前，生怕后边伸出一双手来拽住我。父亲说，这有什么好怕的，那年日本鬼子来才叫可怕呢，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真是把人苦胆都吓破了，我们家的鸡鹅鸭只剩一只大公鸡，还是飞到喜鹊窝上才留了下来。我们说着说着到了西沟头，这里没有人家，西沟堤顶上，杂树杂草丛生，坟茔乱葬，在一个大的坟滩上有几棵壳树、杨树和高高的老桑树，上面住着几对喜鹊，树下是南北向的西沟，河两边长满了芦柴，喜鹊有事没事地飞来飞去，像寻找什么东西。父亲说，原来你妈不只姐妹两个，曾还有两个弟弟，即你的两个舅舅，他们当时才十多岁，到李大桥金现财家的小店买洋火打酱油回来时，正遇一队日本鬼子下乡扫荡，他们吓得飞奔，日本鬼子说是两个小八路，紧追不放，你的两个舅舅走投无路就躲进这芦柴棵里，日本鬼子又是放枪又是向里面捅刺刀……你的舅舅就没了。
父亲叹了一声。其时我们已经看到李大桥了，一只喜鹊从我头上飞过，站在一棵大树上，头朝着喜鹊窝，望着什么。这是金现财家南面的喜鹊窝。金现财已不在世了，但他家门口的肉案子还在，是张一奇开的。当年有位地下党躲在金现财家，因叛徒告密，敌人闯进来拔下门栓子迎头打去，一下子就把耳朵打掉了，最后被敌人杀害了。后来又来了两位地下党，一位叫杨英，才十九岁，个头不高，说话声音像个女孩，还有一位三十多岁，人称吴参谋。他们行踪不定，但与西杨庄杨保长家有联系。据说那时的保长很滑头，大多数脚踏黑白两道。有一天，杨英和吴参谋分头办事，杨英由杨保长带路到了河南面的元庄，他们先在小镇上吃早点，杨保长突然说，他肚子疼，上个茅厕来。杨英灵机一动，付了早点钱，走出小巷，把盒子枪揣到一个拾狗粪的粪兜里，化装成唱道情的大摇大摆唱着走着，看到敌人的大队人马拿着家伙迎面走来，他与杨保长擦肩而过。当天晚上，杨英与吴参谋都来到杨保长家的房顶扒开天窗，听到杨保长正与他老婆说话：他*的，这次让他给跑了……第二天早上，李大桥逢集，杨英、吴参谋和杨保长在金现财家门口相遇，杨保长主动上前问寒问暖：昨天我上个茅房你怎么走了，怎么要你破费呢？杨英只哼哼一笑，杨保长扑咚一声朝杨英、吴参谋面前一跪，他知道他的路走到尽头了。杨英一般不笑，不和一般人笑，笑了就不一般，他这一声冷笑，等于告诉你，你死期到了。杨保长被吊在金现财的小店里中梁上用棍子侍候，后又被拖到店外喜鹊窝南面的荒草坎边，吃了一颗花生米子。杨保长腿还在蹬动，吴参谋防止未打死，准备再补一枪，杨英说，节约子弹，随即到张一奇的肉案上借了一把杀猪剁肉的刀，将杨保长吃饭的家伙割了下来。
我听了很过瘾，觉得杨英是个英雄。听着听着来到了李大桥的桥头。所谓李大桥只是用两根木头搭起的比独木桥好一点点的拦在南澄子河腰上的一道桥，一点也不能算大，只是长一点，只是在军事地图上位置重要。都说将军忌地名，自有了这道大桥，姓李的大家族渐渐的日落西山了，究竟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跨上桥头又缩回来，桥摇摇的，我不敢走。父亲说，来，骑跨马——父亲蹲下来，我分开腿骑坐在父亲的颈项上，两手紧紧抓住父亲的头发，生怕掉下来，父亲两手抓着我的小脚，嘴里衔着旱烟袋子，随着桥身的晃动，鼻子哼着“四和四，上尺工乙六……”《万年欢》曲子，他说这曲子在红白喜事都能用。他是个出色的吹鼓手，唢呐吹得很好，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不会简谱，不习惯“多来米法少拉西”，只学过“尺工凡六五和四乙上（567123456）”。父亲扛着我边哼边走，悠哉游哉；而我则闭着双眼，不敢朝桥下看。等我睁开眼睛已经上了南岸，见到的最近的村庄有几个喜鹊窝特别眼熟——那就是父亲的师弟、教过我唱小戏的师傅瞎子柳青余家。他原本眼睛不瞎，曾为地方做过地下工作，我们的人北撤之后，他躲避还乡团抓捕逃到了上海，藏在地窖里三个月，吃住全在里面，除了送饭，平时一点光线都没有。风头过去他出来时已双目失明，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此以算命、吹拉弹唱为生。唱小戏是他的绝活，一人唱出几个角色来，大小声、摩拟声音活灵活现。在文化娱乐缺失的年代，他走到哪，笑声就在哪。顺口溜、脱口秀令人喷饭；他唱小戏荤素搭配，荤话冷不丁蹦出一两句来，男女老少便笑破了肚皮；唱到《瓦车棚》等小戏，常把老大妈、小媳妇唱得眼泪鼻涕的。在他唱到一定氛围时，他的荤话一点也不觉得春，真是大俗大雅。比如他形容老太太上马桶时间长而慢：只听到“嘀哒——嘀哒”、“叮咚——叮咚”，这“叮咚”说得很悠扬，拐了弯似的。他教我唱过几出小戏，记忆最深的是《小尼姑下山》，现在叫《僧尼会》《双下山》什么的。他教我把小尼姑形容得非常完美：“你看不远处她来了，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白耷耷的，肉戳戳的，屁股头子大大的，腰杆子凹凹的，走路嚓嚓的”……一口气说完后便是自拉自唱，小扬剧曲调“大陆板”过门欢快悠扬，什么“转弯摸角走得快，两个奶子一起甩”唱得句句调人。我不争气，没继承下来。这也应了他一句话：你乡下生，城上登。这是他给我算命的开头一句。在“吹鼓手，唱小戏”被打成四旧和毒草之后，他偷偷摸摸地给人算命糊口。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他都走庄串户，弄两个小钱花花。一般都是一个小孩在前搀着他走，他手里拿着小镗子，每到村庄敲出“当当”的声音，就像扬州城里收废品、捡破烂敲的。但他敲得很清脆，不吵人，也不在别人睡午觉时敲。他敲得很有节奏，大家一听就知道瞎子来算命了。我记得他为我一个邻居算时，把我们笑坏了：二十二三，要过一关；三十二三，很不简单；四十二三，喜鹊叫欢……七十三、八十三，鬼要来搀……也有造反派来批斗他，他却说：瞎子瞎，随嘴夹，夹错不犯法。造反派也无奈。我觉得他说得像，嘴很灵，非常神奇。我问他，别人说，算命是骗人的对吗？他不回答。我说，教我算命。他说不行，为别人算命眼睛会瞎的。我问为什么。他说，替别人掐算今生来世、断生定死是泄漏天机，算命是老天爷特地留给瞎子一口饭吃。我想也是，不能与瞎子争饭吃。
我正想得来劲，父亲把我从肩头放了下来，我一看，已到关帝庙，即南澄子河河南、西沟头对过，几个喜鹊窝筑在关帝庙东西两侧几棵高高的树丫上。这庙跨河而建，很高大。庙的北面是跨河的走廊，也是小河的桥，桥下很空阔，隔成两档，一档让行船通过，一档有个水轮式的装置，水从这里通过推动这个水轮，水轮转动就拉动庙内的石磨和舂碓装置，用来舂米磨面。庙里原来有好多菩萨，其中一位立着大刀的红脸大汉就是关老爷。以前庙里香火旺盛，大大小小和尚很多。我母亲去世后请庙里的一堂和尚到我家念经，其中一位叫小头鬼，他的头特别小，还是我哥哥的义父，他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还从庙旁的喜鹊窝里掏些喜鹊蛋给我哥哥吃。我母亲停在家里的最后三天和每个“七”都是小头鬼他们来做佛事，他们一手掐着佛珠一手敲着木鱼眯着眼睛不停念着，有时齐念，有时领念，像唱歌，大多数我听不大懂，其中有一段是一个大和尚领，一群和尚附和，我听懂几句：一年四季春常在，不冷不热好过关……在场的亲人、亲戚哭出一条声来……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时这庙里的和尚都是新手多，原来的老和尚大多离开了。这是因为有一年的一天傍晚，一群日伪军船队运送军需从关帝庙这里经过时，被抗日游击队打了埋伏。当时小轮船上有一面膏药旗，船头和船尾都架有歪把子机枪，游击队员埋伏在河的两岸，轮船一到，他们向轮船上扔手榴弹，几个鬼子和伪军慌忙用斧头砍去轮船后的缆索，丢下几条驳子船，仓皇逃命去了。游击队员们找了些民工来，立即连夜把船上的物资转移走。这些物资主要是吃的东西多，有罐头，有大咸鱼等。天黑路差时间急迫，路上还掉了些，父亲捡到一条咸鱼，几尺长（量布的市尺），他说扛在肩上像扛着一段木头。关帝庙的和尚怕鬼子来报复，大都离开了……这天我们经过关帝庙，庙里的人都认得，父亲和他们打招呼，不过不是和尚了，他们是在这儿轧米的——解放后这庙改成轧稻磨面的加工厂了。
走过关帝庙，父亲指着前面的村庄问我，这是谁的家？我手搭凉棚一看，有高高的两个大喜鹊窝，脱口就说：麻炉罩子家。父亲说不许这么说，那是大人们叫他的绰号，他小时候得过天花留下一脸的麻坑，这是人家的缺陷，小孩子不能这么叫，应叫“干摆摆”（干爸爸）。其实他和父亲是一个师傅下山，和柳青余也是师兄弟，他们家虽隔得不远，但心隔得远，柳青余看不起他。他们接到什么活计，各方不请对方，都请我父亲，对我父亲特别好。我父亲接到生意都叫上他们二人。他们在一起常拌嘴，父亲总劝他们，后来他们的关系确实好了一点。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他们都来忙前照后的。麻炉罩子是音乐天才，什么曲子，什么剧种的腔调，他听第一句就会用乐器跟上一起奏起来，更是好听。他不识谱，只哼“郎的个当”就行了。他的管弦乐最拿手，大号小号长号都会吹，唢呐吹起来可是天籁之音；“叽拿子”（唢呐的一种，比唢呐小好多）也吹得好，那尖脆的乐声直冲云霄，直钻人心，惊天动地，泣鬼动神。父亲曾把我送去和他学拉二胡。他教我哼了一曲“朗里朗里当”，我也跟着哼，这是《秧歌舞》曲子，“尺工尺工六工六（5656161）”，简单，我早已会了，接着他示范了一下叫我拉，我把二郎腿一跷，二胡朝大腿根一搁，弓子在里外弦上一荡，松香还够，音准还不差，便“少拉少拉多拉多”，拉起来了。他一听马上叫起来：乖乖（他高兴时称任何小孩都是乖乖），呱呱叫的活喜鹊，灵呢！你不要跟我学了，有碗饭吃吃了。以后他逢人便夸。其实我没他灵。他不仅灵，而且胆子大，他敢跟带枪的人赌麻将。有一回，他们在一个大地主家做生意（吹鼓手），晚上完了之后他与几个来贺喜的带盒子枪的司令长官式的人推牌九，那三家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见风头不对，说，我去解个小溲（小便）。他经过我父亲的身边悄悄地说：我的家伙（唢呐等乐器）请你带一下。等了好一会，那几个盒子枪发现他溜了，追了出去，麻炉罩子没追着，却中了共产党的埋伏。麻炉罩子溜到上海潇洒去了。父亲说他当时苦胆都吓破了，因为几个盒子枪向我父亲要人……父亲带着劫后余生的口气说，今天还能带着你走亲戚也是拾的来过的。
我们穿过麻炉罩子的庄子走到元庄大闸，元庄大闸哪年造的我不知道，但小有名气。在闸的西侧一棵大树旁发生过一件残忍的故事：附近有位大姑娘因自由恋爱怀了个大肚子，犯下了家法族规，就是在这棵大树边挖了一个坑，先垫些块灰（石灰块子），再把这个大姑娘按下去，又把石灰块子堆在她身上，然后挑水倒进坑里，水遇到石灰块子立即沸腾起来，蒸气直冒，这是处置方法之一，叫煮石灰，比沉猪笼还要残酷。煮石灰我见过，生产队里煮石灰时我还把捡回的野鸭子蛋丢进去，一会儿就熟了。我问父亲这女的叫了没有，父亲说不知道，反正当时的树上喜鹊弃窝飞到八里外去了。也许这闸的名气与这件事有关。我小时候和父亲在这闸上卖过鱼也买过鱼。卖的鱼是我们自己抓的或是出“众”（冬天盐城、兴化一带的渔民来，选择几条渔船用竹篱笆将我家的用树枝、扁豆藤捂的一块水面围起来，几条渔船上的男女老少联合跳到包围圈内，用竹篾子做的渔罩混乱罩鱼）和渔船上四六分成分的。大多为扁、白、鲤、鲫，这是有鳞的上等鱼，卖得好，能卖个几毛钱一斤。我们买回家吃的是元庄大闸里的“欢”（像口袋的渔网，张开在开闸时的流头上）张的鳗鱼，鱼进到“口袋”里就出不来了。那时，鳗鱼属于无鳞鱼，没有什么人买了吃，便宜，只有几分钱一斤，我们家常买回去解馋，往往受不住而闹肚子。这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元庄大闸向东直通到八桥，但走了不多远，听到喜鹊喳喳的叫声，河南边有几棵树，其中一棵高大的榆树上有一只喜鹊窝，树下周围茅草丛中还能看到碎砖头墙根，是父亲原来的家，爷爷去世后就拆了，这些痕迹还是当年留下的。我顿时觉得心里有一丝温暖。在父亲的少年时代，他和他爸爸还救过一个人。在军阀混战时期，兵荒马乱，鸡犬不宁，特别是大户人家常被一些不明番号的部队践踏一空。他们便都纷纷成立武装，保家护庄。居庄的一个大地主因害怕，也在招兵买马——成立大刀会，向穷人家买子弟，每个青年两块大洋。父亲十六岁也在征集之列，他父亲不肯，遭来一顿斥责：就你家的孩子是龙蛋？罢了。被买去的“兵”待遇很优厚，每天伙食也好，但训练的项目不是打枪而是贴符咒、舞大刀，念念有词“刀枪不入”。有一天真的有大队人马下来，要求借条路，但地主有了武装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就是不同意。据说，开始不知怎么的，借路者的枪就是打不响，也就退了，大刀会紧追不舍，退兵退到一座桥上，哪知鬼使神差，一个红人——生小孩坐月子的女人端着马桶过来，退兵将马桶朝桥上一倒，让退兵跨过去，枪打响了。交战不多时，大刀终究敌不过子弹，大刀会被打得一败涂地，成员四处逃亡，其中一个和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青年逃向我爷爷的家，我父亲正烧晚饭，爷爷将这青年大刀手的衣服放在锅膛里烧了，给穿上我父亲的衣服后佯装在门口劈柴，追兵赶到时，爷爷手向南面湖田一指，追兵走远了，谢天谢地。大刀会毁于一旦，大地主“捐”出所有钱物方留下全家性命。被活捉住的大刀会成员都绑在大树上，然后一刀一刀砍下他们的头。居庄一带横尸遍野，都是血气青年哪，惨不忍睹。这条路一度时期阴气很重，每到阴天或黄昏，就没有人敢经过。据说太阳要落山的时候就听到“我要头呐”的喊声和嘤嘤的哭泣声……
父亲说得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汗毛子也竖起来了。再向东走看到一座桥，桥南是囊皮，父亲指给我看，说那个喜鹊窝下住着一个熟人，叫“罩子”。罩子家是个富农，解放前家里有田产。我姨娘小时候给他家当童养媳，很可怜。罩子本人倒不坏，但他妈妈非常凶恶，我姨娘八九岁就去他家，家里的许多家务都是她做，养猪、喂鸡、做饭、倒马桶等等，吃饭从来不上桌，等他一家吃完后，她得先收了桌子，站在锅台前吃点馊粥馊饭。冬天的手脚生满冻疮，裂下了口子，冒着血珠子。罩子母亲动不动就打骂我姨娘，除了脸上不打之外，我姨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全是他妈从衣服外揪、掐的，这还不够，常常用棍棒打她，我姨娘被打得钻进床肚里。在十三四岁时我姨娘被打得又钻进床肚里，罩子的妈妈用挖泥的灰叉——四根长铁齿的叉子，伸进床肚里捣她，破棉袄被捣通，浑身都是血……我父亲得知后，向上告，一直告到法院都没有结果。后来托人找到北撤下来的干部言独膀子——在打仗时打掉了一只膀子，言独膀子说，这件事我包了。他下令派了几个革命同志去，把罩子家的几亩庄稼收到我家，把我姨娘带回来，姨娘才脱离苦海。姨娘非常感激我父亲，从不叫我父亲姐夫，一直叫哥哥。我有个姑奶奶在八桥邱墅阁，姨娘和我母亲去拜年，姨娘被说亲谈到那里，姑奶奶想老来有个照应。姨父家境还可以，但头上生了黄癣疮——俗称瘌子，头上几乎没有头发，皮黄黄的，姨娘骂他黄壶。过去婚姻不能自主，况且还有抢亲、强迫成亲的风俗，姨娘的终身大事被糊涂的姑奶奶轻易地许诺掉了。我父亲知道后火冒三丈，但已生米煮成熟饭。万事听人劝，父亲也只有叹息而已，好在姨父一家对我姨娘还不错，和罩子家比，姨娘像在天堂里生活。因此，姨娘一直把我父亲当做唯一的亲人、自己的亲哥哥，我母亲去世，更是如此，对我们很同情，一见到我们就哭，哭她姐姐我的母亲，对我们格外亲热。
喳，喳喳——几只喜鹊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不知不觉已近中午，看到八桥了。八桥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八字桥十字河，我的姨娘家在十字河的南面邱墅阁，真武的北面。到了邱墅阁远远地就看到姨娘的家，最明显的标志，她家的屋后有大小高低相似的四个喜鹊窝，周围也有些，但就是姨娘家的喜鹊窝让人看了惊喜、亲切。父亲说到姨娘家歇一会儿，吃顿饭就到姑妈家。姨娘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得多，姨父在生产队里当会计，这可是我们家包括所有亲戚在内的最大的一个官。当我们走到姨娘的庄子上，首先看到的是好多大字报，再一看，是批判姨父的，列了十条罪状……接近姨娘家看到姨父正挂着牌子，上面倒写着姨父的名字，打着红叉。姨父因为瘌，平时不管冬天夏天都戴着帽子的，造反派将帽子给扔了，让它光着头出丑，姨父是最护头的人，这时站在那里，在阳光照耀下，老远看像个铜铉子亮着光。父亲不知说什么好，我上前喊了他一声，姨父有气无力地答应了一下，头就低下了。姨娘见我们来了，一下子放声大哭……
这次喜鹊也没有蹦上蹿下、昂头翘尾地报喜，倒是姨妈的哭声吓得几只喜鹊站在树头上木愣愣的。一会儿庄上的左邻右舍围过来，姨娘抹了眼泪把我们带回家。父亲愤愤不平问其原因，姨娘答不上来。一夜醒来祸从天降，反正这年头今天张三打倒，明天李四再踏一只脚，后天王二麻子永世不得翻身。姨娘开始做饭，父亲用瓢在水缸里舀了半下水给我喝，父亲接着喝完，又吸了一袋闷烟，才问我累不累，我说累了，腿脚最累。说着低头一看，两个脚后跟和脚面接触草鞋的地方皮磨破了，殷殷的血朝外洇，脚底也磨了几个血泡，这时才觉得生疼。父亲舍不得，说到底皮嫩，要是你妈在就好了，能有一双布鞋穿也不至于这样。姨娘听见又哭起来，说我命苦，说姐姐在世多好啊；我父亲由不平又转向伤感。好在该吃午饭了，各自节制，父亲将烟袋头子朝草鞋底上笃了几下，收起来别进腰间。姨娘将饭菜端上桌。就两菜一汤，菜是麻咸菜炖鸡蛋，炒山芋梗子；汤是青菜汤，饭是白米饭。我觉得很丰盛了。鸡蛋一般一年才能吃到一次，也就是过生日的那天吃到一只煮鸡蛋。我不知道过生日为什么要吃蛋，如果能吃两次，那一定是我害眼睛了。小时候眼睛老害，有一次差点害瞎掉。每当这时，父亲能用麻油炖蛋——一个鸡蛋半碗麻油。麻油是他用家里的小磨子磨的。家里虽穷，但父亲很勤快，能在不同季节里，在家前屋后种点芝麻绿豆，搞点副业收点杂粮养活我们。今天能吃到鸡蛋算得上是改善伙食了。即使没有鸡蛋，能有米饭吃就够了，家里多半吃的是山芋南瓜，下河捞点鱼虾，大的卖，小的当咸菜，煮点粥，吃个饱肚也就不错了，小鱼煮煮浪花数数（稀粥）满足了。没有任何菜我能一口气吃下两大碗，米饭香啊，煮得茸抖抖的，像个茅针（茅草的嫩花蕾）肉子。我真吃了两大碗，还想吃（觉得吃不够），父亲说别吃了，吃多了能吃伤了。父亲吃得很少，丢了碗，我也吮了一下筷子放下了。姨妈让我们先歇着，要盛些饭菜给姨父送饭。父亲说，一来趁饭饱，二来趁天早，我们先走了。父亲说了些安慰的话，我站起来，脚钻心的疼。勉强走到姨父身旁，向他告别。再向前已是一瘸一拐的了，父亲说骑跨马吧，我坐了父亲的肩头。
父亲没有再哼曲子，我知道父亲情绪不好了。父亲回过头来看看姨妈家高高的喜鹊窝和站在树下挨斗的姨父，突然说，就不去姑妈家吧。但我说，到姑妈家还可以看到好多喜鹊窝呢。父亲说，路太远了，从邱墅阁经凡川，过丁沟，再到宜陵，路太远了，你又不能走，还是不去的好。
我想也是，但有些可惜，姑妈家门前有两棵野枣树和两棵老桑树，桑树上有五个喜鹊窝，这时候野枣子好吃了，桑树果实还有些，也好吃。喜鹊常争着吃，争掉下来了，我们可以在树棵里等枣子吃，才好玩呢。姑父很喜欢我，我去了都要想办法让我吃点好的。他家的伙食并不好，每天用大里锅——三尺八的大锅，煮上一锅大麦面糊糊，用餐时，不用牙嚼，也不用什么咸菜，头仰起来喝喝就行。正常是早上煮一锅吃到鸡上窝，一半给人一半给猪，人猪共享，不知是猪的待遇高了还是人的待遇低。其实那里家家都这样。我去了不同，放一把米在锅里，吃时先为我舀，从锅里慢慢地捞出点硬头米来。
姑父是个农民，他个头高大，性格开朗。父亲说姑父五毒俱全，别人不敢欺负他。他一天三顿酒两壶茶，从不间断。我为他做的事是去给他打酒，普通白酒，也不贵，他告诉我，粮食白，天天掴。姑父喝酒不要什么菜，萝卜干也可。酒足饭饱后，泡上茶。姑妈称他饮酒为灌烧尿子，喝茶为灌鼓。他曾经生过大病，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他得意地说，我不听医生的话，不是活得很好嘛？他心很宽，从不受什么干扰，说睡觉，几秒钟内睡着，说醒就醒，像电灯开关，一拉就灵，但睡相不好看，姑妈骂他是挺尸。他大嘴一张，满嘴黑牙，呼声像打雷，有时一吸气时间很长，仿佛这口气吸到屁眼沟似的，吸下去停了一大会儿听不到声音，我几次怀疑是断气了——呼过去了，但不敢说，悄悄问姑妈，姑妈说，死不掉，死掉倒好了。突然他的气又呼出来了，我放心了，习惯了。他也抽烟，用的不是旱烟袋子，是用烟斗，烟斗样子弯弯的，斗很大，俗称牛尿碗子。他在上海做过事，说是洋人给他的。看起来他是个酒肉饭蒲包，其实他很能干，就是凶神霸道的。他会赌钱，输了也不怕，常有人把他儿子即我表哥叫了去赎人。解放前他为共产党做事，还乡团来的时候，他立即去自首。我问过姑父，他说当时不是他一个。文革中曾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但他没害过别人，只为保自家性命，所以没有被斗死。他也不像别人去自杀，有重大节日什么，他带头去接受群众监督看管。有人喊打倒某某某，他立即朝地上一睡，红卫兵说你怎么睡在地上，他说，你们说打倒我，我就倒了，哄得红卫兵哈哈大笑。姑父没有少根汗毛，饭照吃，酒照喝，觉照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真是个老混子。父亲和他性格不一样，两人不是太合得来的。今天，他不想去也有他的道理。
父亲说，歇一会儿，我就从父亲的肩头下来。又上路的时候，父亲走的路线不同了。我说错了，父亲说不错，并说现在从侉子厦走，那里有个大仙会关亡，可以听到你妈妈说话。我一听眼睛发亮，问，真的吗？父亲说，真的。我非常激动，便要求从父亲肩头下来自己走，觉得浑身是劲。我想妈妈都想空心了。没有妈妈就魂丢了似的，受委屈时不知哭过多少回。妈妈刚死时，我并不知道她永远不回来，坐在妈妈的坟前等，睡着了，有时到半夜被干活回来的父亲抱回家。时间长了，坟后的哭丧棒（杨树桩子）长成了杨树，坟上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东西拱个洞，拳头大小，我老对着洞朝里看，隐隐约约看到母亲还像睡在那里一样，父亲更信其真，也对着洞朝里看。今儿改道去寻找我妈妈我们都乐意。侉子厦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父亲说在元庄大闸的东南即从邱墅阁向西，要经过南湖（或叫绿洋湖），南湖水满草滩多，也有原生态的多种杂树、竹林，人烟稀少，鸟多得不得命，过去土匪常在此出没。父亲用两个指头衔在嘴里吹出清脆的哨声，并告诉我，这是土匪集合哨。显然父亲情绪有所好转。我看到湖边游着鹅鸭，荡着渔船，划桨的渔人唱着小唱：栀子花开头靠头，夫妻打架不记仇，早上打来晚上好，半夜三更睡一头……湖滩上放着牛和猪，苇丛中小鸟忽飞忽落，家藕开着碗大的白花，野藕开着拳头大红色的花……我和父亲每人掐了一张大荷叶顶在头上挡太阳，一个劲朝前走，边走边问路，放牛的或打鱼的都热情地指路。晚茶时分到了侉子厦，父亲又问拾柴的，大仙家住哪里，那人一指：从这向西数就在第四个喜鹊下，河边口那家。
我们从东向西数有十个喜鹊窝。我问父亲，怎么有这么多的喜鹊窝啊？父亲没有回答。第一个喜鹊窝下面房子是青砖墙小瓦盖的楼房，但已是破屋倒墙，原是一个叫一阵风的大盗——熊飞的住宅，一阵风死后，家道也败落下来。传说大盗当年本领很大，可以飞檐走壁，他一手抓一根枣核钉（两头尖）就能爬到高邮西门宝塔的顶上去。父亲说他与太湖强盗有联系，多少人要捉他，都抓不到。有一天他中午躲在元庄澡堂子洗澡时走漏风声，澡堂子被围，他一个箭步蹿上天窗，天窗有人把守，他知道这次插翅难飞，便央求给他一条裤头子。为防一阵风耍花招再化作轻风飞了，抓他的人还是从天窗处开枪将他击毙。当地人说这个一阵风并不伤害父老乡亲——兔子不吃窝边草，还有人夸他是条汉子，做善事救济穷人。
我们一路数着喜鹊窝走，找到了大仙家，见到了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头搭一方三角巾，天蓝色的；人长得白净，眼睛看人有一种设防和多疑的样子；说话时牙齿很白，像裂开的石榴，给人明眸皓齿、削嘴薄唇的记忆。她坐在堂屋东首靠大门的长凳子上用捻团子捻线，大仙见我们来，她把捻团子放在身边小方桌子上的针匾子里。鞋绳垂子底座子是用牛骨头做的，即牛的小腿与脚衔接的一块骨头，农民在三九天里用来补身体的九里香的骨头，在中间锥一个洞，穿进一个小扁叶钉，底部的扁叶环头托住骨头，钉头上部弯成钩，扣住麻线，旋转那块骨头，捻成麻绳。大仙见了我们，两只眼睛转得有神，把我们扫了一遍。我大失所望，她不像我所想的母亲样。父亲说明来意后，她眼朝门口瞄了一下说，破四旧、拔毒草了，不许搞了，不信那一套了。父亲哀求说，孩子想他妈，我们打老远问来的，脚都跑肿了、破了，你就做做好事，把他妈带上来说几句话吧。她一看果真心诚，就答应了。先悄悄关上门，将衣服掸了掸，衣角朝下拉了拉，烧上一支香，然后她坐下来酝酿：……打了几个哈欠就眼泪鼻涕的，眼睛翻了上去，嘴里吐白沫了，我有点害怕，父亲说没事，她下去了，一会儿把你妈带上来。只见她抖得很厉害，像打摆子——疟疾病。过一会儿，她开口说话：小狮子啊。这是叫我，我的小名字就叫小狮子。后来她又说了与我们家有关的事，父亲还问她在下面怎么样，她说还好，就是比较冷，心慌，不放心我们，等等。父亲给了几毛钱，告别仙姑，我们又走上路了。我不说话，觉得失落，没见着母亲，父亲一直重复着，声音像呢，声音像呢！
喳，喳喳……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走到了家的河对岸，地势很高。父亲说，民国二十年发大水，里下河淹死十几万人。水一直漫到南澄子河的堤顶，父亲那时站在堤顶上可以钓鱼、踢水洗脚。我听着熟悉的叫声朝喜鹊窝望去，父亲却伤感地叹息一声说，你妈妈心狠，把我们丢下，一个人享清福去了。喜鹊在家门前的高树上不停地叫着，我总觉得动物认得人。我说，喜鹊叫喜事到。父亲说，能有什么喜事？你妈的棺材从高邮抬回来就搁在门口的大树下的。因为没有船过河，我们还得向西走。绕过李大桥走到西沟堆顶上时，父亲的眼睛就红了，说把我妈送到人民医院后赶回来照看我们，没有和她见最后一面。当年父亲是在西沟堤顶上与我母亲的棺材见面。我听邻居告诉我说，我父亲当时一气蹦一气蹦，哭得像黄牛喊，四五个大劳力都拖不住他……
我们筋疲力尽地走到家，发现家里变了样，屋后的竹子全被砍光，菜地上的菜被拔掉，花生全被铲了……有喜鹊窝的大树干上多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父亲搞副业，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我家两间带一拖的茅草屋，墙是用土夯起来的，为了防雨淋，墙面用稻草披挡起来，没有一处可以贴大字报的，他们只好贴在大树上了，好在树大，我们一抱都抱不下，够一张大纸包的了……
天黑了，家里没有也没点灯，因为家里没有煤油了。父亲情绪糟糕透了，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了。快半夜时分，他突然坐起来喊我，说：你妈妈回来了，把她搀回家，快！看到父亲的神情我有些害怕，只好打开门看看，又回到父亲的房间，父亲痛心地大声责备说：叫你把妈妈带回家你怎么不去呀？我只好又出去一趟，怀疑真的像故事中说的那样，妈妈回来看我们，我向四周看了看，夜深深的，听不见什么响声，也看不见什么影子，怀疑是父亲受刺激说胡话了。我回到房内告诉他没有，他又气又急地说，真没有用，你妈在喜鹊窝上！
（作品发表于2006第6期《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