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应佩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是就写诗而言的，其实“文学是人学”，人的最动人处就在于情，各种文学样式概莫能外。近读南通籍青年作家徐可的散文，也印证了这点。

徐可不追求华丽的语言，不编造离奇的故事，不讲述深奥的道理，只专注于抒发感情，其抒情又不是抽象地述说，空洞地喊叫，而是采取了如下手段：

一为借物喻乡情。《家乡的刺槐树》中作者说：“刺槐树，是我家乡的树。”刺槐在树木中无比平凡，论材质，不如松柏檀桧；论形象，不及银杏水杉；论风雅，不像梅桂桐樟。可是刺槐花穗形如串铃，色雅气幽，且是上等的蜜源。刺槐“它的茎、皮、根、叶、花、果实都可入药，”花可人食，叶供饲畜，干能建房，作者说“刺槐全身都是宝，一点废料都没有。”因而这刺槐在作者感情的琴弦上，常常是铮铮的乐声扬起；在作者心灵的海洋上，常常是滚流着刺槐绿色的波涛。刺槐犹如北方的白杨，刺槐成了作者家乡的符号，负载着作者浓郁的乡情。

二为叙事述别情。《别情》写作者由一个农村青年考上了北京某大学，家乡亲友为他送行，姐姐丢下正在生病的儿子前来送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全投入送行队伍。尤其对雨夜送到县城车站的描写，父亲憨厚而执着，母亲在灯下流泪，兄弟的临别的叮咛嘱咐，难舍难分，感人至深。这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之初，交通、通讯都不如今天发达，因而对于分别还是看得很重的。如今去趟北京，朝发夕至，通话瞬息之间，对于分别自然逐步淡化了，作者写下《别情》正给后人留下了“老照片”，而流动其中的亲情，弥足珍贵，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承传和发扬的，就包括这种中华传统美德。我国古代留下大量“送别诗”，就是在农耕文明时代交通、通讯都落后，人与人关系就亲密。江淹的《别赋》中说：“黯然伤怀者，唯别而己矣。”“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作者写别，其时正值雨夜，农村道路泥泞，负载行李的自行车常有卡轮之虞，年迈的父亲不忍心遽然离去，只有狠下心肠回家去，可一到家这硬汉却大哭一场，母亲也因此大病一场。作者用质朴的语言白描别时的场景，作者说这些刻骨铭心的场面，三十年后仍历历在目，其实此情此景将伴作者终身: 这是他人生的一重大节点，其深情冲不淡，厚意磨不掉，定格在他胸中，积淀在他心底。

三为悼亡显亲情。《父啊，我的父啊》是作者悼念他父亲的诔文。作者远在京城，闻讯父亲病危，当即飞回。待其抵家，父亲已处弥留状态，幸而能见上最后一面，可十几分钟后父亲就去世了。缘此，作者追诉父亲七十多年的为人，写出了一个严父的外形和内心，既有暴烈的一面，又有温柔的一面。尤为动人的是作为儿子的自责。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父亲感到荣光，对儿子变得谦恭有礼，一次作者回家，家乡领导邀请他和他的父亲吃饭，并邀村支书作陪，以谢支书多年照应之意。不巧支书因事外出了，作者说：“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可是他父亲己向左邻右舍公布了这一光彩的消息，换上了出客的衣服，整装待发时为儿子挡下，使之大为扫兴，且在乡亲面前失了面子，有损尊严。其父死后，才失悔伤了父亲的心，疚愧不己。按当地习俗，普通家庭的子女称呼父亲只叫“父啊”，只有娇惯人家才叫“爸爸”。作者过去一直认为这称呼土里土气的，不乐意这称呼，等到父亲死了，这才恨不得“父啊！我的父啊！”一直叫下去。儿欲孝而父却不在了。生前不知欲尽孝，死后方悔无法补。作者写出了带普遍性的人情，因而它能激起读者共鸣，也更具教育意义。综观徐可散文，因为作者就乡情、亲情演绎，这就能感动人，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