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德喜

葉櫓先生，原名莫紹裘，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他的詩歌批評起步于1955年，那時他只是武漢大學中文系的一名二年級的本科生，就已經開始在《人民文學》上發表論文《激情的贊歌——讀聞捷的詩》、《關于抒情詩》等，討論“抒情詩”的問題，並且對聞捷等人的詩作進行評論，顯示出過人的詩歌研究才華。然而他非常不幸地遇到了慘烈的政治運動與一場“陽謀”，從而改變了他本來可以到北京《人民文學》或者《文藝報》工作的命運。就在1957年的春天，仍然還是大學生的葉櫓在“雙百”方針的感召下，根據報刊公布的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罪證，進而憑著一腔熱血與富于雄辯的口才為“胡風集團”公開辯護，認為官方僅憑公布的那些信件不能給“胡風集團”成員定罪。于是，他在接下來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分子”。隨後他被判刑入獄，後來又被放逐到礦山、農場和農村接受勞動改造，被迫離開詩歌，不能從事詩歌研究和批評。直到1980年代，他才恢復了自由之身，重新踏上詩歌研究之路。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葉櫓的詩歌批評是從1980年代初重新起步的。而今他已是滿頭白發年近八旬的老人，但是他仍然在詩歌理論探討與批評方面不斷發表文章。在這將近一個甲子的漫長歲月里，葉櫓的詩歌理論和批評文章數量可觀，並且最近結集出版了《葉櫓文集》。通讀他的文集，我覺得他已形成了具有他自己特色的詩歌理論和批評實踐，對于當代詩歌理論建設與文學史建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因而，我們有必要予以關注並作出積極的回應。

一

就當前的學術論文論著而言，我們見到的常常是從理論到理論，給人以凌空蹈虛之感，除了概念還是概念，非常花哨卻讓人如墜雲霧之中；當然也有的則是借用非常時尚的理論來解釋文學史現象或者剖析文本，雖然可以提出某些比較新穎的觀點，但是在某些時候不期然地流露出削足適履的弊端，因為就在給文本貼上某某主義、某某派等標簽時，很可能將文本中的某些要素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者過濾掉了。最近，我在讀到新出版的《葉櫓文集》中詩歌研究文章時所得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覺得葉櫓根本無意于像學院派的學者那樣建立某種理論體系，也不屑于借用當下各種流行的詞語來裝點自己的門面，而是從詩歌具體文本、詩壇現狀與詩歌現象出發，通過敏銳的觀察，深入的思考與細致的解剖和分析，從而有所發現。

葉櫓的發現主要有兩點︰一是發現問題，並且提出來，引起人們的重視和關注，進而一起對問題進行研究；一是發現詩歌文本中所蘊涵著的某些新的質素，通過進一步的闡發和論述，突出其現實意義和文學史的意義。1980年代初，面對剛剛浮出地表的朦朧詩，許多老詩人、教授和評論家顯得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一方面為讀不懂這些詩作而感到“氣悶”于是熱衷于討論詩歌作品的“懂”與“不懂”的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朦朧詩所抒發的情感明顯有別于1949年以來主流詩歌的頌歌式的抒情，表現出對個人情感世界的抒發，于是令一些詩歌權威和理論家感到不安，從而引發了關于詩歌情感抒發的“大我”與“小我”的爭論。針對當時詩歌界這種狀況，葉櫓通過自己的觀察，看到了當時有些詩歌作品確實讓一些人感到難以讀懂，甚至就連那些詩歌界的大腕、資深理論家和批評家都不能抓住這些詩歌的思想內涵，但是這不是問題的根本之所在。他覺得所謂“懂”與“不懂”的爭執“從本質上說是反映了詩歌觀念處于變革中難以避免的現象”，最關鍵的問題是“‘懂’與‘不懂’並不是評論詩歌藝術價值的一種標準”。當時的詩壇上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葉櫓發現主要問題是許多“從事詩歌評論的人”或者不敢“正視和承認自己的局限性”，或者“怯于表明自己的偏愛”。在《閱讀︰期待與阻隔》一文中，葉櫓進一步從心理學角度探討了“懂”與“不懂”問題的實質。而“大我”與“小我”之分則存在著將本來是兩位一體，然而卻被生生地割裂成對立的兩個“自我”，同時又存在著“陷入抽象地議論究竟應當‘表現自我’還是‘抒人民之情’”的怪圈的問題。提出問題應該說是學術研究的開端，或者說為即將開始的研究提供一個思路與研究方法。問題提出以後，就需要對問題進行理性地科學地分析和研究，從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或者即使不能解決問題至少也為解決問題尋找新的途徑。就1980年代初關于詩歌中“大我”與“小我”爭論中存在的肯定與弘揚“大我”和貶低與否定“小我”的問題，葉櫓首先從方法論上指出這樣的肯定與否定“存在著一種各執一端，以偏概全的傾向”，進而指出其根本問題是“把文學作品的典型形象分裂成個性與共性兩個部分”，接著，葉櫓不僅以文學史上不同的詩人創作作為例證進行分析，而且從理論上闡述了“大我”與“小我”之間的關系︰“就是一種‘小’中見‘大’關系，而絕不是那種空中樓閣式的企圖無所不包因而喪失了個性內容的‘大我’。”為了避免“抽象”地討論這一問題，葉櫓還撰寫了《從何其芳的詩看“自我”》，通過對著名詩人何其芳詩歌創作的個案分析進一步闡述“小我”與“大我”不可分割的關系，並且明確指出︰“由于受‘左’的理論的影響和干擾，人們幾乎產生了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本能，似乎只要一提到‘自我’就必然與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聯系在一起；而‘從自我出發’也就變成了‘從資產階級出發’了。”這樣，造成割裂“小我”與“大我”關系的根本源頭找到了，原來是主流意識形態出現了問題，從而使原來不成問題的問題變成了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詩歌界許多問題日漸暴露了出來，有人可能覺得這些問題比較瑣碎而不屑一顧，有人可能只關注容易引起轟動的問題；還有人可能將目光緊緊盯住外國詩壇或者理論界正在討論的問題，……因此，我們的詩歌創作與研究中許多問題被長期忽視。作為詩歌研究者，葉櫓覺得有責任關注詩歌運行中產生的各種問題。他根據自己的觀察，發現一些人在討論具體的詩歌作品時竟然“以此一標準來衡量彼一類詩”；1980年代中期詩壇上不少人熱衷于提出以“反”字當頭的“激進的口號和宣言”。對于這些口號，葉櫓並不贊成和認可，但是他發現有些人卻將其視為異端試圖展開批判，他從這里看到的是，“宣傳那些詩歌主張的人”的“自由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不尊重他人發表自己意見和主張權利的現象，看似有利于淨化詩壇，實際上卻扼殺了詩歌的探索與創新。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思潮被引進國門，很快成為詩歌界的熱點問題。對于這一思潮，許多人的理解和判斷趨于簡單化，不是將其當作時髦來趕，就是將其視為怪物而予以排斥，其根本問題是缺乏科學態度和理性精神。對于這個問題，葉櫓公正客觀地看待這一現象，既認為它並非完全“消極”，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看到其理論不具有“終極意義上的價值”，如果將其推向極端就可能“不但否定了別人，也否定了自身。”就在1980年代，中國詩界還存在著“第二詩壇”現象。所謂“第二詩壇”就是指雖然進入了改革開放年代，但是仍然有一些詩歌並不是因為質量問題而不能在公開出版的期刊上發表，而是出現在民間刊物上。這就導致某些優秀的詩歌被埋沒的可能。針對這種現象，葉櫓撰寫了《三維之思——讀詩之思索》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注意。

葉櫓在長期的詩歌研究中不僅善于發現詩歌運行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並且提出許多引人思索的問題，而且他還善于從蕪雜的詩歌文本中發現非凡的意義和價值。對于這一點，著名詩人莊曉明曾經撰寫文章有所論述。莊曉明在文章中指出，葉櫓先後發現了聞捷、公劉、洛夫、昌耀以及于堅等人詩歌作品中蘊涵著的意義和價值，並且建立起自己的“生命詩學”。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葉櫓的詩歌批評文章中看到，他還發現了曉雪和韋其麟詩歌的民族文化意義，發現“理性介入”在綠源詩歌創作中的意義，發現了作為“獨行者”林莽在當代詩壇上的意義，韓作榮的“三無”（取自韓作榮的《無言三章》、《無言三章》和《無為三章》）之詩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葉櫓的這些發現，不僅代表著一個時代認識到這些詩人及其詩作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為文學史的敘述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依據。正因為如此，聞捷、洛夫與昌耀才得到了充分的挖掘，進而得到了文學史家的肯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得到了確立。

二

葉櫓之所以能夠在對眾多詩人詩作的閱讀和研究中有所發現，最根本的在于他具有現代思想意識。一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固然與其執著的精神、堅韌的毅力和科學有效的方法密切相關，更是與他的思想觀念聯系密切。葉櫓在反胡風運動中由于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公開辯護，給自己招來了牢獄之災，出獄後又被下放到偏遠落後的農村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他雖然出了獄，但是他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獲得平反。因此，這段20多年的人生經歷使他不僅熱愛自由，深切地感受的自由的可貴，而且促使他在長期的思索中對自由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因而，當他面對著改革開放時代的詩歌，他深切地呼喚著自由。他在讀了丁帆教授的《江南悲歌》之後覺得這本書給予他最大的啟示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最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一個精神上的獨立與思想上的自由。沒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即使學富五車才華出眾，最終仍然不會造就精神巨人。”在《詩追求什麼》中，葉櫓指出︰“事實上，詩是應該不斷變化的精靈。它的存在和充滿生命的活力，是以一種自由發展的生命形式為前提。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如果出現了中世紀式的精神禁錮，詩的生命便會遭到窒息。人們至今仍然懷著喜悅的心情閱讀並欣賞那些處于人類的‘童年時期’所創造的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出于一種自由的體驗，而並不是由于它們提供了多麼深刻的思想。”與此同時，葉櫓在這篇文章還進一步指出︰“對于詩來說，最大的災難莫過于僵化的格局所帶來的窒息。因為詩所追求的正是表現出生命狀態的多姿多彩，表現出人的自由心態可以達到的極致。”在這里，葉櫓所突出的是詩和詩人應該具備的自由精神。這應該說是葉櫓對于詩歌本質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從而構成了他詩歌美學的核心內涵。

正是從詩歌的自由精神出發，葉櫓教授論具體的詩歌問題時同樣體現著這樣的精神。面對當下詩歌的不景氣，有人提出建立新詩的形式規範的設想，試圖通過具體的詩歌形式規範來約束詩歌，從而讓詩歌在形式上像詩歌的樣子。在這個問題上，葉櫓並不贊同這樣的主張，他認為詩歌的本質不在具體的形式，而在其中蘊涵的詩質，而規範不僅不能解決詩歌的不景氣的問題，而且還可能也其“限制”而形成對詩歌創作的“約束”，進而“會成為對創造性和可能性的扼制。”根據詩的“自由靈魂的本質”精神，葉櫓將詩歌的“流變”“看成是永恆的詩性”，進而認為︰“對詩的可能性的認定，只是說它可以有從事創造的自由……”這是葉櫓討論詩歌基本特性中對自由的把握。

在討論具體的詩人詩作時，他特別敏銳地發現並抓住詩作中的自由精神和詩人身上所體現的自由。在對韓作榮“三無”詩歌的閱讀中，葉櫓讀出了詩人“在對醉與醒的體驗中”，“尋求的是一種精神飛翔和張揚的自由狀態”。在討論洛夫的詩歌時，他寫道︰“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詩人，一方面是感受到諸多政治勢力的束縛和壓迫，另一方面又因為意識到作為追求精神自由的人面對這一切的無奈……”揭示了現代詩人所面對的自由束縛的沖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巨大苦悶。通過對牛漢詩歌的解讀，葉櫓復原了詩人的反對壓制渴求自由的靈魂。在牛漢這里，他一方面在詩歌形式上“拒絕定型和規範”，另一方面在詩歌精神上“以對生命的自由追求和個性張揚為自己人生信仰”，反抗“精神困囿和身體的囚禁”，“對專制統治的精神扼窒的憎惡和反抗”，展現出自由的“飛翔的姿態”。在談論李瑛詩歌的時候，葉櫓首先肯定的是詩人“以‘我’為核心的突破”，而這意味著“是一種對個人內心所受到的束縛和桎梏的解放”。而且他的這種“解放”很大程度是來自“自身的心靈世界敢于向外界的敞開。”

詩歌的精神特質在自由，而詩歌的運行則需要有自由的外部環境。自由的外部環境即表現在政治的寬松，更需要人們以寬容的態度和包容之心對待自己不能理解和認識的詩歌。因此，詩歌的自由必須反抗文化專制主義，必須呼喚寬容的態度和包容之心。進入1980年代，詩歌運行的環境確實越來越寬松了，文化專制主義基本上受到了否定並且被拋棄，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文化專制的影響，不少人頭腦中的思想觀念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更新，顯得比較僵化，常常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利用話語霸權否定和指責自己看不慣的詩歌作品和現象。這就造成了一些詩人受到嚴重壓制，一些詩作受到批評而被否定，一些詩歌探索遭到阻撓。鑒于這樣的狀況，葉櫓首先闡明自己的詩歌批評原則——寬容精神，倡導多元，他指出︰“寬容是一種民主精神，不能夠寬容對待藝術創作的自由，不管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出現，都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那種以學術為幌子迎合專制主義的人，更是應該受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鄙視。”同時，葉櫓大聲疾呼，“打破‘鳥籠文化’”，以“寬容”之心對待“新詩的探索者和創造者”。在《詩追求什麼》中，葉櫓對于“某些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因尋求突破而導致的失誤”不能得到理解和“寬容”提出了批評。在《觸摸人生的溫柔與憂傷》中，葉櫓發出呼聲和警告︰“應當允許和提倡多層次多視角的藝術追求，如果只是要求人們欣賞某一類型的詩，其結果必將是藝術機能的萎縮，造成惰性的蔓延。”在《寬容的原則》中，葉櫓表示︰“我毫無保留地支持寬容原則，擁護寬容原則，在對待科學和學術思想上，它應該是高于一切的原則。”呼喚寬容精神，實際上是為了營造寬松的社會環境，從而推動文學特別是詩歌走向“多元化”，實現“無限性的可能性”。寬容並不是所謂的大度，而是對他人權利的尊重，是現代社會的文明準則，更是自由的前提。

三

葉櫓的詩歌批評最大的貢獻就在于有所發現，不僅在眾多的詩人詩作中發現了詩人的獨特意義與堪稱經典的詩歌作品，而且善于從馳名詩人的作品中發現那些很少為人注意和關注的文本，因而人們可以由此稱贊葉櫓教授擁有一雙慧眼。那麼，葉櫓究竟是怎樣擁有一雙慧眼的呢？我們可以通過考察他的詩歌研究方式來認識。

通過對葉櫓詩歌批評文章的閱讀，我們感到他不是將自己評論的詩人和詩歌作品視為客觀的研究對象，而是他要面對著的一個個鮮活的生命。葉櫓在評論昌耀的詩歌時一開始就說︰“詩人以自己的詩作為他生命形式的呈現”，“當人們把詩看成是詩人生命形式的呈現時，詩的價值便是詩人生命的價值……”在葉櫓看來，詩人創作並不是單純地碼字，也不是簡單地訴說什麼或者表現什麼，而是其生命形態的一種表現，這就是說詩人將他的生命投入到寫作之中，那麼讀者閱讀這些詩也就不是了解和認識一種人生，不是簡單地接受思想教育和進行藝術審美，而是靈魂的觸摸與踫撞，是心靈的對話。既然如此，葉櫓以生命主體走進他所面對的詩歌世界。在昌耀詩歌面前，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詩人的那種獨特的氣質︰“對大自然與內心和諧的獨特的感應”。這就是說，昌耀面對著蒼涼的大自然既不是浪漫的欣賞，也不是簡單的抗拒或者無奈的悲嘆，而是“感應”，與大自然形成一種獨特的關系，而這又與詩人當時的命運與強大的生命力密切相關。《慈航》堪稱昌耀詩歌的代表作。對于這首詩，葉櫓認為︰“《慈航》作為詩的藝術魅力，首先不在于它所敘述的故事，也不在于它所反復出現的那幾行宣示了主題的詩句，作為詩，它具有一種本體意義上的審美價值。”顯然，這不是將昌耀的代表作提升到哲學高度上認識的問題，而是顯示出昌耀的詩歌在葉櫓這里的本體特性，從而使之不同于一般的審美對象。在論及卞之琳的詩歌時，葉櫓指出︰“對于一個詩人來說，形成和造就他的基本藝術品質的先天性因素，我以為是一種可以稱之為藝術觸覺本能的基因。”葉櫓在這里所強調的“藝術觸覺本能”實際上應該是詩人靈魂感覺世界的方式，換句話說大概是詩歌中活躍著詩人感觸世界的靈魂。因而，葉櫓在討論詩人詩作時所關注的顯然不是“憂郁、彷徨、孤獨、惆悵”等知識分子的心態，而是“他的心靈感受世界的方式的特異”，其實這也是葉櫓感受詩人詩作的“方式的特異”。從曾卓書寫海洋的詩作中，葉櫓看到了詩人的“生命融入大海”，從林莽的詩歌文本中，葉櫓感覺到作為“獨行者”所特有的“孤寂與守望”之魂，對于韓作榮的詩歌，葉櫓不再是一般的探討和研究，而是要作一次“靈魂的冒險”，通過“冒險”，葉櫓發現韓作榮所“尋求的是一種精神的飛翔和張揚的自由狀態，而在‘對一罐清水的向往’中，應該就是由于靈魂的饑渴而引發的期待得到潤澤的心態”。洛夫的長詩《漂木》堪稱華文詩歌的奇跡，葉櫓面對這樣的詩篇采取的是“靈視”的方式抵近它，進而“窺見大千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奇異景觀”，因為洛夫所呈現的這塊“漂木”“也是有靈魂的”。閱讀牛漢的詩歌，葉櫓產生了“心靈的契合”，因為“他的詩常寫出了我內心時常產生的隱秘思緒卻是自身無力用語言表達出來的”。葉櫓這種介入詩歌的方式不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令他在靈魂的觸摸與踫撞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敏銳的藝術感覺，從而讓他在心靈的交融與精神的對話中有所發現，而這些發現又常常是被人忽視的，更突現出其他研究方式難以抵達的詩人的靈魂深處和詩歌精神境界。

在具體的進入文本的方式上，葉櫓特別推崇“智慧個性化”的批評，他非常贊賞錢鐘書的這種研究方法。“我可以肯定，他（指錢鐘書——引者）絕對是符合我所認定的‘智慧個性化’的批評家。他的‘點評’，除了建立在博學基礎上的悟性之外，更有許多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獨特的進入文學的方式。”與此同時，葉櫓以李健吾批評卞之琳的詩歌為例闡述了他的“智慧個性化”的批評。這不僅是葉櫓對錢鐘書和李健吾文學批評的充分肯定，而且表明了他文學批評所追求的境界。他對許多詩人詩作的批評，所采用的基本上就是“點評”的方式，通過文本細讀，仔細挖掘文本所蘊涵的豐富復雜的內涵，並且努力揭示其新的質素所隱含的價值和意義。在討論洛夫的禪詩時，葉櫓首先“點評”了洛夫的《談詩》，突出了洛夫“對詩性的一種靈動把握以及它的某些不可逾越的規則的執著態度”，從而揭示出詩人對于詩歌的宗教性的態度。隨後他又“點評”了《禪味》、《根》、《回響》、《雁塔》、《背向大海》、《自傷》等作品，竭力挖掘出其中所蘊涵的禪性和禪味，進而概括出洛夫禪詩的重要品格。

葉櫓的詩歌批評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常常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那些受到冷落的詩人或者詩作，換句話說，他的詩歌批評可以說是行走在詩歌的邊緣地帶。這大概是由于他在胡風事件之後，自己長期受到政治迫害而淪落為社會邊緣人的緣故，即使後來他進入高郵師範學校和揚州大學任教，他的邊緣人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既然如此，葉櫓當然可以從同樣處于邊緣地位的詩人詩作那里獲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詩壇上這些受到冷落的詩人詩作更容易激起他的共鳴，更容易讓他感到心靈的震顫和靈魂的交融。聞捷、公劉、曉雪、韋其麟等人在1950年代中期雖然發表了不少優秀作品，但是還沒有引起評論界和學術界的關注。蔡其矯、昌耀等人即使到了1980年代還是一度受到冷遇，詩人曾卓在眾人的印象中是與《懸崖邊的樹》聯系在一起的，然而他的那些寫“海”的詩卻被“掩蓋了”，基本上無人問津。艾青的《會合》、《當黎明穿上了白衣》、《陽光在遠處》、《那邊》、《透明的夜》等詩作同樣也存在著受到《大堰河——我的保姆》等名篇“掩蓋”的問題。作為白洋澱詩群重要詩人的林莽雖然聲名遠揚，但是他的詩作很少為人所理解和認識，而這決定了他的“孤獨和寂寞”。韓作榮的“三無”詩“往往因為評論者無法找到符合主流意識的語言符號和系統，不得不放棄訴說的欲望”。洛夫的《漂木》雖然已經面世，但是由于在內地出版很晚，因而對于起研究的探討還沒有展開，也才剛剛起步，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詩歌研究的冷門。葉櫓對于這些詩人詩作的研究和批評令文學史的敘述減少了許多缺憾和局限，避免了許多極具才華的詩人與堪稱經典之作的詩歌可能被埋沒的悲哀，充分體現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所擁有的歷史責任感，

對于這些邊緣詩人與詩作研究，對于葉櫓來說具有極大的挑戰性，因為這些邊緣詩人詩作，往往缺乏可供參考的資料，而且它們在文學史上的評價和地位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研究它們就意味著極大的冒險。然而，一個具有巨大勇氣的學者是非常樂于在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中冒險，正是這種冒險可以讓他得到意外的驚喜和巨大的收獲。葉櫓也因此在許多重要的發現中確立了自己在當代詩歌理論史和批評史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