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保存

 

 

石言成名的時候，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在我咿啞學語的時候，就听母親哼唱那首唱紅了全中國的“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和石言相識，卻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那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石言風塵僕僕地來京參加一個座談會。他在會上侃侃而談。我問旁邊的人這是誰，得到的回答是︰“《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戀》的作者石言。”他的這兩部短篇小說分別獲1982年和1983年兩次全國短篇小說獎。那天他給我們的印象是，此人創作力正旺盛，也健談。我以為他五十來歲，殊不知那時他已年逾花甲了。

記得我和同學錢剛說，看石言的作品，怎麼也看不出是六十歲的人寫的。錢剛原來在南京軍區工作，和石言多有接觸，石言說，石言的心態永遠是年輕的。在後來和石言的接觸中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

那時他帶了幾個人搞《陳毅傳》的寫作。在北京買了輛自行車，經常騎車去采訪，去查檔案。有一陣子，他就住在我們社的書庫里。由于本人也從事了一些傳記文學的寫作，共同的話題不少。特別是陳毅文學傳記叢書的編輯任務交到我手里以後，接觸就更多了。接觸中他的瀟灑和健談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思想上交流也多了起來。

石言是幸運的。他經歷了戰爭的鍛煉，（包括血與火的考驗和戰爭環境中的文字訓練）正是風華正茂的時候，共和國誕生了。不久，他寫出了今天看來都有還很有意思的 《柳堡的故事》，一首 “九九艷陽天”更是唱遍了長江南北。

後來他調到了南京軍區，長期從事文藝創作的領導工作。當過軍區的文藝科科長，當過前線歌劇團團長、話劇團團長、創作室主任。他寫過劇本，寫過小說、散文、報告文學，也寫過“遵命”的詩歌。

他的第二個創作高潮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胡司令赴宴》《漆黑的羽毛》《江江的香格里拉》《秋雪湖之戀》等一批作品相繼問世。受到廣泛好評。特別是《秋雪湖之戀》被認為是《柳堡的故事》的姐妹篇。被譽為“開放的現實主義之作”。 

緊接著他又組織領導了陳毅傳記創作活動。他領導的這個傳記組和別的傳記組也有所不同，從一開始他們就有“兩手準備”——出一本正傳（這是組織交給的任務），出一套文學傳記，這在當時還是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陳毅的文學傳記，是在我所供職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在我接手陳毅文學傳記的編輯工作後，有兩件事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他和傳記組的吳克斌、羅英才來北京采訪、到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查閱有關的檔案材料。為了節省經費，他們住在解放軍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那天，他約我過去談一談，晚上六點多鐘，我趕到招待所，他還沒有回來。等了半個多小時，才見他急匆匆地趕回來。他說︰“很對不起，和陳毅元帥的一個親戚核對一個事情，他又提供了另一個當事人，還說住處不遠，我就立即趕去了，這北京可真夠大，談完往回趕，怎麼也趕不回來了。”

他異常興奮地和我說起已核對清楚的事件，連聲說，這就好了，不然我們也跟著以訛傳訛。

——這種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是我所欽佩的。

他說著從一個黑提包里拿出一個食品袋。我驚奇地發現，是一塊面包和一根香腸還有一袋榨菜，我說，你還沒有吃飯吧？他笑笑說︰這不就是嘛！說著吃了一口面包。我說，就吃這東西行？他說營養夠了，挺好，還節省時間。

另一件事是他給別人改稿。

陳毅元帥的文學傳記是根據不同的歷史階段，幾個人分頭寫的。石言與人合作了兩本。這兩本就不必說了，有一本別的同志寫的，送到我手上之前，石言對我說，作為傳記組組長他要改一遍。稿子交到我案頭的時候，我很驚訝，這哪里是修改呀，石言用他那工工整整的鋼筆字重寫了一遍。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他說，一邊改，一邊抄，我又搞了一遍。

我問︰“這部書稿算是誰寫的呢？”

他說︰“原稿是誰寫的就是誰的。”說這話的時候，他很平靜。

見我有些詫異，他說︰“這很正常。這麼多年，在軍區文化部我干的這種事多了。”

人們常說編輯是“為人做嫁”。他不是編輯，他也是作家，而且還是個老作家。他的這種精神令我肅然起敬。……

在工作的交往中，我們慢慢成了朋友。他到北京來出差、開會。我們總要長談。話題多是有關革命歷史的傳記文學、紀實文學。有時是他講發現的新材料，有時是我說采訪的新見聞；當然有時也談時政，談當紅作家的作品。他不時有新鮮的見解和幽默的語言，令我們暢懷大笑。

那個時候，我就常慨嘆︰他真是有一顆不老的心。石言是永遠不會老的。

有一次，他說起準備寫長篇的一些設想。他很有幾分自信。說到如何寫好像陳毅這樣的高層領導人。如何寫黨內斗爭和軍事斗爭。自然，他也說到自己對農民不很熟悉的弱點，以及如何彌補這一弱點。說到自己應該不斷“充電”。 

作為出版社的編輯，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國的文學畫廊里出現戰爭文學的黃鐘大呂。而出現這樣的作品的首要條件是要有功力深厚的作者。——必須有很高的文學造詣和深厚的生活積累，還必須有很強的當代意識，最好還要有戰爭經歷——而這樣的作者在全軍來說寥若晨星。而石言從哪個意義上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寄希望石言的小說早日完成。我相信通過永遠年輕的石言一定會寫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來的。

199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軍區的一個朋友打電話說他病了。出現語言障礙，走路也搖搖晃晃，初步診斷為腦基底腔隙性阻塞。听到這消息，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我對朋友說︰“這怎麼可能呢？石言怎麼可能出現語言障礙呢？”听總政文化部的有關同志說，他在病榻上還寫了信來，對部隊的創作，特別是對元帥傳記的創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希望，能夠能過他們那一代經歷過戰爭的作者的手，將歷史的經驗教訓留下來，讓後一代人少走彎路。

他生病的消息驚動了軍隊文壇。很多人動員他來北京就診。他在妻子的陪伴下來到了北京，我趕去看他，才知道他病得有多麼厲害——

那是在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招待所里，他半躺在床上，妻子余金芬正扶他起來吃藥。見到我時，他口里嗚嚕嗚嚕地說話，但說什麼，誰也听不出來。妻子把筆放到他手里。他吃力地寫字。但字已寫得不成形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發展。余金芬老師還讓我看了他前些時候寫的一些只言片語。他有著十分強烈地戰勝病魔的欲望。寫下了到北京請什麼人給看病，找哪些人，——寫下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的名字。

我也幫助找了一些人咨詢這種病，得到的回答大都是無能為力。我和別的朋友也曾試著找了一些偏方驗方，效果也不很明顯。

在北京治療了一段時間後，他在妻子的陪伴下回南京去了。

此後，從南京傳來的信息，是他的病情越來越重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7年過去了，一次開會，見到南京軍區宣傳部的胡然副部長，說到要給石言出文集的事。沒過多久又接到了原來陳毅傳記組羅英才的電話，說是他們正和余金芬老師一起編輯石言的文集，問我們社能不能出版。我社領導明確表態︰出版石言的文集，責無旁貸。

書稿送到我案頭以後，我對他的創作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別是那本個人經歷與書信文論集，又讓我讀到了一個真實的石言。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操作，三卷本，洋洋百萬字的《石言文集》出版了。我本來有機會把文集送到他的病床前，卻突然沒有了去見他的勇氣——听人說他已經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樣子。听著別人的形容，我實在是不敢去了——在我心目中，他永遠是那個充滿活力的石言，永遠是那個有著朗朗笑聲的石言。我真的不想在腦海里留下另一個石言。

果然，听給他送書的同志回來後講，還是不去的好。凡是熟悉他的人去看了後都會難受很久。海軍的作家盧曉勃當時就哭出了聲。

另外的同志也在慨嘆︰現代醫學怎麼就這麼無能為力？病魔怎麼能把石言折磨成這個樣子。

同時，人們也在贊嘆︰石言是幸運的。他有妻子余金芬無微不至的關愛。

自從石言生病後，余金芬就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護理他的“事業”中，以至于在南京軍區總醫院，說起石言的病房，醫護人員都伸大拇指。用他們女兒的話說，護理爸爸，是母親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老師徐懷中曾經說過那樣一個故事。說是有一位丈夫患病昏迷了十多年。妻子天天在他床邊唱他年輕時最愛听的一首歌。唱啊，唱啊，終于有一天丈夫醒了過來。我們真誠地希望這樣的奇跡在石言和余金芬身上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