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建國

當鄉村倫理逐漸衰落和失範、文學價值逐漸消解和沉淪、文學消費化使文學逐漸成為欲望商品之時，以汪曾祺為代表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通過童年敘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滲透鄉村倫理救贖意識。

這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敘事藝術。其他鄉土文學往往以“老人”形象取勝。如趙樹理筆下的“三仙姑”、“二諸葛”，周立波筆下的“老孫頭”，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等等。里下河文學流派則獨闢蹊徑，以“兒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見長，如汪曾祺筆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 曹文軒筆下的“青銅”和“葵花”， 畢飛宇筆下的“甦北少年”等等，猶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國鄉土文學河流。

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具有代表性地呈現在中國文學現場的，一是汪曾祺師承沈從文的童年敘事策略，二是曹文軒、黃蓓佳、祁智的兒童文學書寫，三是胡石言、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的童年視角敘事。這種童年敘事，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兒童文學”， 再現了現代童年生命狀態和鄉村倫理，豐富了回溯性視角的美學特質，為引導現實童年人生的美好發展提供了參照系，同時也為現實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啟示。

70多年前，沈從文就在慨嘆:“中國農村是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戰，為土匪騷擾，為新的物質所侵入，可贊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了原來的型範。”雖然懷著一股“沉憂隱痛”，但他畢竟以那個獨特的湘西世界，為我們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現代人原鄉夢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之于鄉村倫理救贖，其價值取向就在于為慰藉現代人原鄉夢想打造精神桃源。這是一種具有地標性符號意義的文學現象，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一、汪曾祺師承沈從文的童年敘事策略

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曾提出從儒家傳統倫理出發，通過鄉學村學，繼承鄉約傳統，建立一套新的社會組織構造，以培育新的鄉村社會倫理。後來還是被革命派利用國家權力進行社會改造。然而，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鄉村倫理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文學在社會轉型暴風驟雨裹挾中，顯得蒼白無力，更無回天之術。但鄉村社會危機和衰落，並不意味著鄉土文學的消失。鄉土文學敘事潮流，大勢所趨是對鄉村社會倫理的關注。從早期沈從文中篇小說《邊城》抒發鄉土情懷，延續至抗戰時期趙樹理、孫犁，形成“山藥蛋派”和“荷花澱派”鄉土小說流派，再延續至17年文學期間，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梁斌的《紅旗譜》……這些鄉土文學一脈相承，薪火相傳。正如周揚稱贊趙樹理《小二黑結婚》等作品時指出的那樣，描繪了“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這些作品堪稱中國農村社會倫理的真實寫照。

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大潮沖擊，市場經濟與商品意識日益深入人心，消費主義文化開始播散與滲透到社會生活每個角落，原先生活倫理受到極大懷疑與沖擊。中國鄉村社會再一次面臨轉型之痛，正在經歷從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轉變。新時期鄉土小說，諸如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路遙的《人生》、汪曾祺的《受戒》等，呈現出嶄新的敘事格局。賈平凹、陳忠實對秦川文化的堅守，莫言對高密東北鄉民間生活的痴戀，更使新時期鄉土小說展現出多彩多姿的社會倫理宏闊景象。

在與大都市隔絕的時空距離中，橫亙的是作家不懈的超越與自省。中國早期鄉土文學代表沈從文，采取童年敘事策略，用散文筆調講述湘西邊地少數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運，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所創造的“田園牧歌”式精神烏托邦，是對鄉村社會倫理危機的一種救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社會經歷了一個從治理性危機到倫理性危機的轉換過程，鄉村社會出現了大面積的倫理頹勢。”中國新時期鄉土文學代表汪曾祺，既延續了他的老師沈從文“田園牧歌”式精神烏托邦風格，極富詩情地展現了甦北里下河的田園風光，更注重通過童年敘事滲透鄉村倫理救贖意識。有學者指出︰“汪曾祺小說以童年視角為敘述策略，力圖在童年的回歸中拯救沉溺的過去。”這個看似平和實則倔強的老人，一直對中國鄉村倫理進行樂此不疲的傳導、堅定不移的守望和精神救贖的執著。

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以小說《受戒》復出于文壇，名噪一時，獨領風騷，躋身于一流作家行列。因為他生于斯長于斯，文學血脈里流淌著里下河風情基因，自然成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領袖人物。他的作品，字里行間浸淫著里下河河湖港汊的日常生活、民間文化、童年經驗和童年記憶，用童年敘事喚起人們回歸海德格爾所謂“詩意的棲居”文學精神價值判斷，修復人們即將面臨瓦解崩潰的千百年來維系鄉村社會的婚姻家庭觀念、財富價值觀念、鄉村人倫觀念、傳統孝道倫理等人性的根基。

汪曾祺是西南聯大時沈從文的學生，此後便終生執弟子禮，沈從文認定他極有文學潛質。沈從文的《邊城》，是我國文學史上一部優秀的抒發鄉土情懷的中篇小說。它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特別是借船家少女翠翠的愛情悲劇，凸顯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與心靈的澄澈純淨。它以獨特的藝術魅力，生動的鄉土風情吸引了眾多海內外的讀者，也奠定了《邊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後來汪曾祺小說言近旨遠、淡而有味、俗極而雅的風格，與沈從文的影響具有密切關系。無論是上世紀6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汪曾祺寫的第一篇小說《羊舍一夕》，還是上世紀80年代汪曾祺復出于文壇後寫的第一篇小說《受戒》，均帶有童年敘事的濃厚痕跡。在《羊舍一夕》中，汪曾祺通過精心構思和精妙語言，將四個可愛的農場少年不同性格、生活命運和一個詩情畫意的羊舍之夜聯系在一起。新的生活和新的鄉村倫理，襯托了成長的騷動和對于明天的希望的騷動。作家對樸實的農場少年的愛和對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愛，在小說淡淡的筆墨中，濃濃地向我們涌來。在《受戒》中，汪曾祺要找回的就是真實、樸素、美好的人情和人性，找回文學生命的根。《受戒》描寫的是平凡和尚的生活,是一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美好的戀情,更是一種優美、健康的人性,一個讓人充滿遐想的靜穆的淨土世界。《受戒》寫小和尚和小村姑的愛情故事,但筆墨似乎又經常不在故事本身,大量的各類見聞、風物人情和鄉風民俗充溢作品中。整篇小說沒有談情說愛的情節,只有中間一句“這一串美麗的腳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亂了”作為鋪塾，最後以“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直接升華,讀來愛情之美卻如此濃郁。主要原因就是作者把它放在了一個僧俗不分、自由自在、其樂融融的特定民俗環境當中呈現。作品和當時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的改革幾乎沒有任何關聯,甚至和現實中的人們生活也沒有任何關聯。它是一曲溫婉、動听的牧歌。作者是有意識地和現實拉開一定的時間距離。汪曾祺的《大淖記事》、《歲寒三友》、《故里雜記》、《晚飯花》等不少作品，都帶有這樣的清新風格和審美傾向。

二、曹文軒、黃蓓佳、祁智的兒童文學書寫

“童年”這個時間性概念,不僅包括與成人並列存在的當下兒童人生現狀,而且也包括成人在過去作為兒童時的人生經歷。作家通過童年敘事，在撫摸自身成長創痛和意識回溯的過程中,也成為作家探尋鄉村倫理精神源流過程中的“根”。“只研究成人，就不可能認識到成人何以為成人，它的靈與肉的發展狀態和過程是什麼。所以，要認識成人，就不能漏掉對兒童的認識。”人總要思考自己的存在，思考當下（或在歷史中）的人們為什麼以此種方式存在，于是必然要回溯自己的發展歷程，追尋自己意識形成的來源，挖掘自我存在狀態的影響源。

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作家無不具有童年敘事情結。魯迅在《故鄉》中，回憶了兒童時代和來自鄉下的小伙伴閏土親密無間的關系，以及成年後的閏土貧困而木訥，流露出這種純真關系正在逐步被社會倫理侵蝕和異化的淡淡憂傷。魯迅的《朝花夕拾》，是在躲避北洋軍閥政府通緝、遭受大學教授排擠，從廈門到廣州流亡途中所作，恰恰是童年的回憶治療好他心靈的創傷。魯迅在《狂人日記》里發出沉痛憤懣“救救孩子”的吶喊，驚醒了一個時代，開啟了一個有關啟蒙與教育的重大話題。可見，童年生活和童年敘事，在魯迅整個人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意義。

新時期以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童年敘事，創作主體在言說童年時，都帶有或濃或淡追懷過往童年的心態。敘事的指向是先定的，作家隱含的意圖存在于結構敘事文本，而在文本之中確立一種鄉村倫理生存的向度。在都市話語日益喧囂的今天，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里具有兩重含義，既有抽象的精神意義上的美好情愫，是心靈中的仁愛、古樸、純潔等信念之鄉；又有具體的地理意義上的美好家園，是相對封閉、遠離塵囂的甦北里下河世界。

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年代。眾所周知，隨著共和國的誕生，中國兒童文學邁進了當代歷史階段。開國初17年是當代兒童文學的繁盛時期；“文化大革命”10年，它遭到毀滅性的摧殘；1978年以來，在改革開放中，它由復甦到發展，開始跨入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其時，兒童文學的主題從單一走向豐富，兒童文學的題材從狹窄走向開闊，而眾多作家的藝術探索使兒童文學充滿生氣和活力。在這個兒童文學黃金時代，活躍著曹文軒、黃蓓佳、範錫林、祁智等一大批里下河地區的兒童文學作家。其中，引領這個兒童文學黃金時代的，當推鹽城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他第一個明確提出︰“孩子是民族的未來，兒童文學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作家應當有一種莊嚴的神聖的使命感。”這種提法，突出了作家的主體意識。它把重新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作為兒童文學家神聖的使命。這正是兒童文學（主要是兒童小說）美學追求的重要目標。曹文軒小說的人物性格力圖擺脫傳統觀念中所認為的兒童的品性，力圖把人們贊賞的視角從溫順引向強悍。像《弓》、《古堡》、《海牛》、《遠山，有座雕像》，都熱情贊頌了有勇氣敢拼搏的少年，這和他提出的“塑造民族性格”是相符的。與此同時，這位在里下河水邊長大的學者型作家，自小就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水既為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生活背景，營造了一種水鄉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他的性格、美學情調以及作品風格。在曹文軒意念中，對于水土際會的鄉村、情色有著特殊的意義。鄉村的情色是神秘的、原始的，含有一種純樸的美感，是一種生命的自然的狀態，是與自然相和諧的。童年好像土壤，從這里生長出的真誠、悲憫、溫馨和人性的偉大與光彩，讓曹文軒迷醉不已，甚至連這里的歌聲都是濕漉漉地沁人心脾。《草房子》中，桑桑在白雀姐姐門前高叫的連鎖調《一顆星,掛油瓶》；《蘆花鞋》中，葵花跟奶奶學唱的《四月薔薇養蠶忙》；《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明子用正在變聲的嗓子唱的《正月里正月正》……它們能讓孩子充分地抒發心中的快樂和喜悅,傾吐心中的苦悶和孤獨。曹文軒的小說，繼承和發展了現代作家沈從文在《邊城》中開創出的美學風格，用極具詩意的抒情方式描寫故鄉里下河的獨特風光，展現了一方地域獨具的民風民俗及世態人情。

與曹文軒同樣生長于里下河地區的黃蓓佳，也是聞名全國的一流兒童文學作家。兒童文學是通過一種最簡單的藝術形式，來表達人類永恆的人性之美和純潔的精神世界的。黃蓓佳在她的兒童小說中，完成了從成人到兒童的角色置換，廣泛地使用兒童視角來敘事。她的第一部小說集《小船，小船》，閃動著作者苦澀而純淨的童心，也或濃或淡地畫出了里下河社會的影子。《遙遠的風鈴》透過初中生林小芽的眼楮，講述了江心洲的世事滄桑和人性沉浮。《今天我是升旗手》講述的是少年肖曉在追求自己理想當升旗手過程中經歷的成長蛻變。黃蓓佳的“五個八歲系列長篇”，借助中國五個特定年份的故事講述，記錄和再現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孩子的某種社會際遇和歷史命運。例如其中的《白棉花》，是“5個8歲”之戰爭篇。小說描寫了在艱苦卓絕的抗戰年代，一朵從天而降的“白棉花”，神奇而又霸蠻地入侵了鄉村孩子克儉的世界。他的經歷和記憶，從此跟中國歷史的一段慘痛篇章聯系在一起。西方的年輕飛行員和東方的鄉村兒童，他們小心翼翼，彼此注視，伸出雙手，淌過了生命中的一段河流。雖然是戰爭題材，但是場景、語言和風土人情，都烙下里下河地區的印記。在黃蓓佳筆下，兒童看世界的眼光往往是單純新奇的，他們純真的性格使他們更代表鄉村倫理本真的初心，更容易把握生活的美好和詩意。

祁智的兒童文學，也特別注重融入里下河元素。他的長篇小說《呼吸》、《芝麻開門》，長篇童話《邁克行動》，都深受廣大少年兒童的喜愛。尤其是長篇兒童小說《小水的除夕》，是祁智自2009年憑借長篇兒童小說《芝麻開門》獲得全國第九屆“五個一工程”獎後，第二次獲得該獎項。這是一個少年和伙伴的故事。他們的故事，隨意展開。街道，屋舍，天空，田野，河流，道路，禾苗，雜樹、狗、羊、雞……是故事的背景，也是組成故鄉的必備的、最簡單的元素。故鄉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概念。背景之上，故鄉如風，少年如歌。作品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靖江西來鎮為背景，講述了一個少年和他的伙伴們的故事。書中主人公“小水”是那個年代的留守兒童。祁智以小水的故事，講述曾經的成長、分離和期盼，用文學的手法梳理留守兒童這一獨特的社會群體的生存狀態、心理特征等，對當下優越環境中的獨生子女尤具啟迪意義和積極影響。作者心靜如水又飽蘸深情，巧妙地運用兒童視角，用溫暖的筆觸留駐飛一樣逝去的年代的故事，在安排人物命運時抱樸守拙而暗含悲憫。在鄉村倫理失範、人際關系疏離、價值觀念扭曲的當下，作品所傳達出真善美和人性光輝，尤其顯得彌足珍貴。

三、胡石言、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的童年視角敘事

地域色彩是鄉土文學的本質特征,“土地”在鄉土文學中既是故事展開的現實的物質背景,更是民族歷史文化的象征。鄉土作家必須立足鄉土又超越鄉土,才能開掘出作為人類生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鄉土生活的深刻而普遍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來，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群，以開放的姿態,從文學觀念、表現內容、表現手法等諸方面，堅持民間立場,運用童年視角，有深度地揭示鄉土中國的“鄉土”、“鄉民”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倫理艱難曲折的嬗變,寫出了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

上世紀5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說及其同名電影《柳堡的故事》，曾經風靡全國；上世紀8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說及其同名電視連續劇《秋雪湖之戀》，又一次名揚全國。這兩部作品原型地寶應縣劉家壩和泰州紅旗農場，均在里下河地區，堪稱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拓荒之作。柳堡位于江甦省揚州市寶應縣城南邊30公里，是甦北里下河地區一個非常著名的村莊。這里河網交錯，柳林密布，抗日戰爭時期是新四軍一部的重要駐地。1950年3月，《柳堡的故事》發表，歌頌革命戰士的獻身精神和美好愛情，表現戰爭中的人情與人性，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部隊中也廣為流傳，並得到了當時華東軍區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1957年，電影《柳堡的故事》在全國公映，贏得了極高的評價。二妹子這個純樸可愛、溫婉動人的里下河農村少女的形象迅速家喻戶曉。電影插曲《九九那個艷陽天》也同時紅遍全國︰“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啊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轉哪，蠶豆花兒香呀麥苗兒鮮……”胡石言另一篇以里下河為背景的小說《秋雪湖之戀》，1983年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並被拍攝成電視連續劇。作品以江甦省泰州紅旗農場秋天的蘆花為素材，敘述了當時的駐軍戰士在極端復雜的情況下，冒險掩護了一個農村姑娘的動人故事，演繹了“文革”時期的軍旅生活，將女主人公“蘆花”寫得充滿了詩的意象，洋溢著縷縷高雅的人情味和人情之美，給人帶來了希望，謳歌了軍民魚水情的新型關系。後來，紅旗農場改名為富有詩意的“秋雪湖”。現在，秋雪湖風景區位于泰州城區東北部、江甦省現代農業綜合開發示範區內，規劃總面積38.6平方公里。風景區地處里下河平原的南緣，地勢低平，水網稠密，湖蕩相連，生態原始，濕地風光獨特，可謂是水的世界、葦的海洋、林的天地、鳥的天堂。中國泰州秋雪湖國際寫作中心也矗立于此，迎來世界各地著名作家來此寫作、采風。以文學作品為依托開發旅游風景區，這也是打造里下河文學流派品牌的一個創舉。

作為一個對小說創新非常敏感的作家，畢飛宇的小說創作也表現出鮮明而獨特的視角意識︰在視角的控制上，畢飛宇的小說以一種變化和流動的敘事視角來實現文本的敘述理想；在視角的選擇上，畢飛宇的小說偏愛從兒童的視角來觀察和認識社會人生。對鄉土的書寫，對底層日常生活關注，表現出畢飛宇作為當代作家獨特的面對鄉土、想象鄉土和描寫鄉土的方法，展示了作家蘊含在作品之中獨特的文學理想和寫作實踐。《玉米》三部曲中的在無形的男權思想中壓抑卻不甘的生活著的美麗的三姐妹們；《平原》上面對浩渺無邊的命運之手時時努力卻無法掙脫充滿著青春的壓抑和痛楚的無數個端方、吳蔓玲、三丫們；《祖宗》里面對著古老堅固卻冷漠殘忍的宗法傳統充滿著無力感因而只能失語旁觀甚至懦弱隱沒自身的“我”；《相愛的日子》中為生存奔波輾轉耗盡心力從而對愛情失去期望和理想的男女們；《手指與槍》中特殊境遇中被剝奪理想苟于生活的平靜木訥的表情下卻時時暗涌著不安分內心的波濤的高端午；獲得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推拿》中一群盲人推拿師內心深處的掙扎與渴望……畢飛宇筆下的鄉村人生活在看似不同的卻無一例外的在耗費、剝削著他們生命與理想的“場”中。作者讓人物們直面這樣無情的不盡意的生存困境，卻又讓他們懷抱著理想，殘酷的現實使之絕望，理想的暗涌卻又激蕩著不死的內心，面對困境的不甘使得他們關于生存的突圍與掙扎充滿著矛盾，在這種生存悲劇之後隱含著作者對鄉土人生的沉重思考。《甦北少年的堂吉訶德》是畢飛宇的第一本自傳性作品，由幾十篇記錄了作者童年往事的小短文組成。從這些童年往事中我們不僅了解到畢飛宇的生平以及思想個性，還能看到他童年的時代背景，而他故事式和經驗式的敘事方式又使得文本具有了文學色彩和哲學深度。畢飛宇的童年時代通過場面組織材料，一個場面就是一個故事，或一組性質相似的故事。他童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玩過的東西、做過的游戲、接觸過的人、印象深刻的情境，就這樣生動而趣味化地浮現在讀者眼前，給人極深的印象。在鄉村倫理的影響下，傳統勞動婦女幾乎集中了中國婦女所有的傳統美德︰勤勞、善良、聰明、賢慧、寬容等等。同時，也因襲了傳統文化中最為嚴重的惰力與弱點︰逆來順受、委曲求全，過分地忍耐、退讓。畢飛宇就是通過對兒童和女性的描摹，刻畫社會轉型期的鄉村巨變和人性的單純和復雜，勾勒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區的風俗畫卷，從而使“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倫理關系在社會構造中的特殊地位得以凸顯。

劉仁前的長篇小說《香河》、《浮城》，以細膩抒情的筆法，描述甦中水鄉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作品全面反映了甦中里下河地區的濃郁風土人情，生動再現了那片交織著溫馨與惆悵的特殊區域文化，顯示出良好質地、詩性品格、審美內涵、文化意義和民俗價值。別樣的風情、風景、風土、風物，仿佛看到沈從文《邊城》風光在里下河地區重現，又別有一番天地。在劉仁前筆下，不少景物描寫都是從兒童視角展現，使興化這一片詩意的土地令人著迷。與此同時，原生態的民風民俗原汁原味，既有淳樸人性的彰顯，也有生活丑陋的揭露；既有溫馨的關懷，也不乏痛苦的記憶。《香河》多側重于對里下河風物風情的描繪，仿若一幅散點透視的《清明上河圖》。權力帶來的人性暴力是這些散點之一。支書香元憑借權力性侵女性，令人發指。由政治權力帶來的人性暴力，是中國鄉村社會倫理危機的表現之一。隨著新農村現代化進程，物欲風暴的挾裹，一些人傳統理論中的道德人情底線被摧毀了，他們或玩物喪志，或因利迷失本性，或因情引起騷動，一個個被異化的個體矗立起生命的空殼。劉仁前對支書香元形象的塑造，包含著對鄉村“禮崩樂壞”的痛惜和對善良鄉民命運的擔憂，他要為鄉村倫理轉型時期的鄉民打造一個理想的精神桃園。為此，《香河》所展現的正是香河村村民特有的風俗畫卷和詩意人生。劉仁前對許多人物和事件，雖然有細膩的描述，但總體上看，卻是沉穩的、節制的。比如對高中生陳曉寒與呂老師的關系，小說並未細加深究。作者悲憫的回首和對逝去的感傷，只隱隱地透露，其詩意情懷，要由讀者從字里行間去細細體味，最終“得其意而忘其形”。柳春耕帶著幾十噸的大鐵駁船回到香河村，他要建一座大橋。這是一個隱喻，意味著香河村從此要與外面的世界有一個大的溝通，要與現代化對接；而小說末尾的送葬情節，更是香河村詩意正在喪失的一個巨大隱喻。劉仁前就是這樣，長期堅守里下河地區，用多彩的文筆搖曳出一個個亦真亦幻的鄉村審美世界。

作為里下河文學流派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龐余亮的童年視角敘事也是獨具匠心的。龐余亮是一個多面手，寫詩歌、寫童話、寫小說，樣樣在行，佳作迭出。他的文學成就，完全來自里下河文化的燻陶。他出生于里下河腹地興化沙溝鎮。由于童年家庭貧困，從小吃苦耐勞，他善于從日常生活中打撈詩意，從人類的苦難經驗中汲取美和幽默。《為小弟請安》是龐余亮的第一部短篇集，也是他在發表、選載和譯介到海外的百余篇小說中遴選出的精萃。20余篇小說，龐余亮懷揣著對這個世界的愛，像一個踽踽的夜行者，于黑暗中喃喃著不可名狀的各種痛苦。他的小說人物多不得陽光的眷顧，蟄伏于窮窘屈辱下偷生，發出一聲聲沉悶的嘆息，撞得人心疼。長篇小說《薄荷》營造的藝術空間叫“三汊港鎮”，那是一個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人群雜居的江南水鄉古鎮；時間跨度從上世紀80年代至新世紀開始；主要人物有三個，即王麗萍、林翠香、劉琴，小說的敘事過程，也即她們從女孩到女人的過程。《丑孩》是作者醞釀多年的半自傳體長篇小說。每一個大人，小時候一定比自己的孩子還丑。每一個小孩，長大了一定都比小時候更英俊。一個丑得不能再丑的男孩，只能和小狗和板凳共一個名字。他一直都想證明自己是最有價值的人。淘氣，失敗。再淘氣，再失敗。尷尬四起，洋相百出，令人捧腹大笑又眼含淚水。在尋找美和愛的路上，丑孩長大了。每一個詼諧的故事，都是一次有意義的蟬蛻。在結實的土地上，丑孩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了泥腥氣，而泥腥氣中蘊含了人生的溫暖。《丑孩》是中國農村版《淘氣包日記》，中國式的《童年》，是一部獻給大人也獻給孩子的苦難小說。兒童文學決不是躺在沙發里喝著咖啡、听著音樂，優哉游哉地炮制出來的。龐余亮的兒童視角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從丑孩的苦難成長中折射出對失範的“望子成龍”鄉村倫理的糾正，揭示出個人成長不靠父母靠自己的樸素道理。

視角是敘述學上的概念，敘述視角體現的是敘述人和敘述文本的關系。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童年敘事，是“用孩子的眼光、態度、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作為創作主體挑選素材、組織情節的過濾器、攝像機或監視孔，並表現與兒童感知發生聯系的那部分現實生活景觀。”無論是汪曾祺，還是曹文軒、黃蓓佳、祁智，還是是胡石言、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們都善于透過兒童的眼楮看世界。兒童作為敘述眼光的提供者存在，作品展現兒童眼中所攝取的世界、兒童的心靈所感受到的世界及兒童所理解的世界，由此返照光怪陸離的成人世界和世俗場景，返照鄉村倫理的轉型與精神重構。惟其如此，里下河地區旖旎的風光、里下河文學流派獨特的魅力，才顯得更為純真；也惟其如此，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對鄉村倫理的復甦與救贖、為慰藉現代人原鄉夢想打造精神桃源的文學實踐，才顯得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