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振鐘

    劉春龍這部以漁為專題的散文集，主要寫作于三年前，結集在去年冬天。未成書時，我陸續讀過其中部分篇章，既成後，集中讀完了未讀部分合計九十九篇。九十九篇，記九十九種漁事。漁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種，我不知道，但即使在我們興化地區，如果網羅起來也肯定超過這個數目。作者只寫九十九種，應該是他最熟悉最親切的經驗。僅此而言，亦已經蔚然可觀。

    興化是里下河地區中腹一塊窪地，由于瀉湖的水文影響，境內由北向南，水泊密布，河流縱橫。這樣的地形，形成了興化歷史悠久的漁業群體，在寬泛的民族志意義上，可以把他們看作依水為生的特殊族群。顯而易見，由于漁業勞動優先于農耕而成為更早的生產方式，這一地區漁的知識也更古老和更豐富。興化作為農業大縣是後來的事，即便到“以糧為綱“的1970年代，漁業仍然在這個地區佔有較大比例。如果有人需要研究中國南方地區漁的歷史和文化，興化無疑可以提供可靠充分的地緣資料。但劉春龍的寫作非為這一專業目的。春龍自己是興化漁民後代，十九歲時甚至就做了鄉鎮漁技員。這個身份讓他作為漁業勞動的傳承人，自覺具備一種獨特的知識立場。與一般的知識性作品不同，春龍有關漁事的描述，盡管時有經典詮釋，以及名詞考證，但主要還是“勞者歌其事”式的寫作。也就是說，他不僅對所有那些漁事有著個體親驗，而且里面包含了更重要的勞動態度和情感，以及由這些情感和態度透析出來的生活觀念與價值內涵。這就將他的《鄉村捕釣散記》既與傳統上那種“兼賅物理”的純知識寫作，又與文人隱喻性的“漁歌”理想區別開來了。

    《張小鉤》寫一種簡單的捕魚方法，從做鉤、挽鉤到收鉤，作者順次寫來，最後卻集中到張鉤漁人的身形和神情︰“張鉤的漁人大都是羅圈腿，又稱蟛蟛腿，背也微駝，那是日積月累盤腿彎腰‘挽鉤’造成的”，“滿臉滄桑的漁人，似在漠然地看著我，有如羅中立的那幅叫《父親》的油畫”。《篦》敘述大型“圍漁”，而視點則集中在罩魚的女人︰“她們提著魚罩，每走幾步，就把罩摁下，雙腳在罩里攪動，發覺有魚，就用腳‘取’上來，不管多大的魚，也不管什麼品種的魚，哪怕是鱖魚、昂嗤，從沒見過她們用手捉過”，“女人洗腳上船了，我忽然看見那粗大的腳板上滿是老繭和劃痕，這哪是女人的腳啊？”《鏟網》中捕魚的一對未成年的小兄妹，是如此孤單，又如此相互依貼︰“鏟網捕獲的都是些野雜魚，雖說也有鯽魚、黑魚、小鯉魚，卻並不見多。這樣的漁事未免單調乏味，可兄妹倆做得認真而投入，因為他們知道，這就是生活，祖祖輩輩傳下來的生活。要收工回家了，哥哥搶過妹妹手中的雙槳，妹妹起初不讓，哥哥都沉下臉了，妹妹只好坐到船梁上，彎腰撿去艙里的雜物。”所有這些，都在知識之外，卻又讓有關“漁”的敘事具備了人生的深度，它使這部散文的知識描述指向生存的真實。

但《鄉村捕釣散記》的寫作，還不限此文學一義。“漁”是什麼意思？這是作者用此集合作品重復追尋的一個隱含問題。三十年後，當作者離開少年身歷的這一段勞動歷史，對他的祖祖輩輩所從事的捕魚生活，為什麼懷有如此熱切的解讀，以至必要以“知識考古”深究細釋各種漁事活動，就不是“散記”二字所能彰明的了。劉春龍書中說，“我們找尋的僅僅是逝去的漁事記憶嗎？”顯然，作者表達了他對于“漁”的另類意義的渴求，而此渴求則來源于一種原生情感以及由這種原生情感引發的文化沖動。他對“漁”的意義的尋找，可以說是一種本能的尋找。當興化地區歷史上那樣一個以漁業為生的水上族群，給定了作者一種假定的血緣社會關系後，“漁”的知識問題，就產生于對這個族群的情感識別與身份認同之中。因此，作者實際上通過有關“漁”的知識與知識的敘述，維系著他與自身所依附的族群的紐帶，或者說“漁”的知識，在劉春龍那里其實正是紐帶本身。《鄉村捕釣散記》對作者的重要性，也即在于，通過這條紐帶的連接，輸取文化的原生力和內聚力，以對抗當今這個文化渙散、混亂和迷失的時代。而作者後記中所孜孜謀求、溢于言表的“文化高度”，並非空泛之談，是有著確切的經驗依循和目標指涉的。即便僅僅限于一塊小小地區，然而這樣的文化內聚力，至少讓作者和讀者獲得了一定的自信心。

    因此之故，讀者也就有了把《鄉村捕釣散記》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和環境下看待的可能。一部作品的閱讀價值，要看它具有多少延伸性。春龍的寫作，無疑屬于純粹地域性質下的地方性知識的記錄與書寫。關于全球化和普遍主義與地方和地方性知識的沖突，已為不少文化和政治研究之士屢多提出，重建地方性知識也成為較高的呼聲。一個地區的社會認同，在諸種傳統文化因素中，特別需要依賴該地區的知識存量來加以維持。而現實情況卻表明，地方性知識隨全球化帶來的普遍主義的沖擊越來越小，越來越薄弱。地方性知識缺失在最近十年來加快的結果，帶來了地區社會認同力下降的深層社會文化危機。應對這一危機的方略，到底哪些是有效的，現在還看不清楚。無論怎麼說，今天作家以地方性知識的記錄與書寫，凸顯其“地方”價值，以之介入當下社會和文化危機中，較之學理研究，或許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如果情況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未來的“希望”仍然存在于“地方”（見羅志田《“地方”的希望》2011年月1月27日《南方周末》），那麼應該說劉春龍的《鄉村捕釣散記》，適逢其時也恰如其分地在此“希望”上添加了一道光色。

    14世紀的興化縣志說，這個區域“水勢環繞，風氣之秀，發為人文科目之盛”，似已發明“地方”功能意義，劉春龍要做的事，也許就是繼續通過自己的寫作發揚興化傳統。

                     （原載2011年2月23日《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