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河和我定了一个口头协议。只要我不说出我看见的事情，他也就不去我父亲那里告发我。我一点也不担心李玉河会去我父亲那里告我的状，因为，我发现，李玉河比我更害怕泄密。为了让我遵守我们之间的协议，李玉河不但搭上了一副心爱的扑克牌，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我。每逢劳动课，老师都要带我们去地里劳动，干些拾麦穗拔草之类的活儿。麦子还没有收割，我们只能拔空白地里的杂草，自己拔的草自己还要背回来。我们甲壳虫一样背着大大小小的草捆子爬进生产队的场院，排着队等着李玉河来给我们的草捆子过分量。过分量，记个帐等等此类活计均属“技巧”型的，偏偏都落到李玉河的身上。可见我父亲对李玉河的偏爱和信任。用我父亲的话说，谁有人家懂的道理多，人家肚里装的道理都快顶到嗓子眼儿啦，感，感冒了，都不敢大声咳嗽，大声咳嗽都怕那满肚的道理滚出来呢。李玉河做这些活计，大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瞧人家在纸上写写划划，就能领着几个知青排练出不比戏台上差的大戏来，谁有这个本事。谁有没有。李玉河一边给草捆过分量，一边在本子上记下每个草捆的斤数，以及人的名字。我是在领铅笔时才发觉李玉河对我的照顾的。我的草捆并不比其他同学的草捆大，而领到铅笔却是最多的。不用说，肯定是李玉河在草捆的分量上做了手脚。诸如此类的讨好不一一赘述。我当然不会领李玉和的情。相反，我越来越蔑视这个男人。讨好越多，蔑视越多。越来越多的对李玉河这个男人的蔑视在我的内心郁郁葱葱地成长着。很快很荫了。我是个十岁的男人，十岁的男人已经学会思考了。除了蔑视之外，我在想，从李玉河的讨好和紧张来看，他犯下的错大概比我犯下的错大多了。

    李玉河和我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家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家里的变化应该和我父亲开的那个动员会有关。

    队里的社员们喜欢上来我家串门子了。我的父亲是队长，平常免不了人来人往的，但是这次的人来人往是和以往的人来人往有区别的。或许用这阶段的人来人往比较恰当吧。这个阶段的人来人往，人员更加地集中，更加地全面。平常不怎么来的，也在这个阶段来了。人们来了，表面上看是来闲坐坐的，坐在我家的长条凳上，抽一袋烟儿，喝一碗我母亲烧的开水，唠几句闲磕儿。唠着唠着，人们会拐弯抹角地提到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的名字仿佛是被人不经意地才提起来，仿佛是把所有的话题都说尽了才偶尔拿来凑数的最后一个话题。实际情况却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才是他们来和往的真正目的。抽烟儿，喝白开水，闲唠，都是铺垫，都是次要的。铺垫再长也是铺垫，那个名字再不经意也是主角。

    可怜我家的长条凳，它在那一阶段来不及喘息，承受着一只又一只面积或大或小的屁股的重压。

    我的父亲当然清楚那个名字被不断的反复提起的意思。那么多人都在认同着一个名字，说明这个名字确实是有了问题的。我的父亲开始琢磨着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和那个名字谈话了。一个意外，使得我的父亲在腹内酝酿的谈话夭折了。

    在我父亲给全队的社员们分派活儿的时候，那个名字嗷地一嗓子炸了窝，你们都说是我搞的破坏，我他妈破坏没少搞，这个破坏还真不是我搞的，你们不信，我死给你们看……那个名字冲向了场院一角正在兑农药的社员，夺过社员手里的药瓶子，在人们的惊愕之中喝光了瓶里的药水。我的父亲眉毛飞速地掀动着，快，快，快呀……快套马车……快……快滔一桶大粪来……缓过神儿来的人们迅速领会了我父亲的意思，套马车的套马车，滔大粪的滔大粪。一会工夫，七八桶大粪就拎到了场院上。我的父亲亲自拎起一捅大粪，早有几个壮汉子把那个名字束得牢牢的，那个名字紧紧地闭了嘴巴，父亲一个大巴掌轮过去，那个名字的嘴巴乖乖地洞开了，于是，父亲手起桶落，桶里的粪水朝着洞开的嘴巴欢畅地灌了下去。哇——那个名字一阵狂吐。我的父亲抹了一把身上溅到的粪水，你小子，活一大半了。然后，吩咐几个人把吐完的那个名字抬上马车，亲自赶着马车奔县里的医院而去。

    我目睹了整个过程。看着那个名字喝药被灌大粪，看着李玉河人模人样地缩在慌乱的人堆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马上就要冲上去，大声宣布谁才是真正的搞破坏的人。但是，我又一次忍住了。爱，在关键的时刻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我看见我心爱的李铁梅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然后，用双手捂住脸，藏起惊恐的眼睛，泪水渗过指缝，无声地滑落。我的忍无可忍被那双美丽的惊恐的眼睛击败了。

    我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接受李玉河任何形式的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