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苏北的一个村子里，一户周姓人家热热闹闹请人吃饭。日子定在腊月里，桌就摆在院子当中，碗是从各家借的，凑不齐一整套，有几只缺口。酒是散装的，装在两个塑料壶里。本来村子也不大，来的都是一些在当地民政领工资的老人，因而这事就显得有些不太寻常。请客的人也和这些老人年龄相仿，背地里经常听人说他年轻时当过“逃兵”……

    那场酒席之后，这个曾经被当地人暗指为“逃兵”的人，按月拿到了民政发放的“特殊津贴”。至于这份“津贴”的来由，传出来的消息是按革命军人的政策发放。而这个“革命军人”——是由参加酒席的那一群早就拿了津贴的革命军人，一起来证明的。证明他不是逃兵，是革命军人。他们替他作证，他自己一句没辩。

    串场河边还住着一户苏州“下放户”。一个半瘫的女人，带着两个儿子。她男人去了台湾，人是死是活没人知道。也没人敢问。她坐在门口那张竹椅上，能晒到的太阳只有半边身子；她的手搁在膝上，指头是蜷着的，抓不住东西，也没法垂下去。村里人觉得这户人家神秘，保持着一种警惕的距离；碰上了就把眼睛挪开，像没看见。麦家小说《人生海海》里那个做过军医的上校，也曾一个人闷在紧闭的院子里，偷偷干自己爱干的事——他和这个半瘫的女人其实是一路人：一个把手藏在袖子里，一个把手摊在膝盖上。都是一件你没办法解释清楚的事。你说她革命，她就是革命；说她有别的来路，她就是有别的来路。没有人替她说过一句话。这户人家被一张标签钉在那里，不见得有多少人真心同情她。久了，连平时的谈资都少了他们——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这样的张力在苏北并不少见，只是不被人看见，或者早被时间荡涤得没人记起。

    同在苏北，还有一件无从查证的事。早年为写一篇关于串场河的散文查文献，在南京师大图书馆（华夏馆）的阁楼里翻到过台湾《联合报》上的一部《串场河传》，作者梅姓，据介绍是一部反共小说。曾托人往台湾打听这部作品的下落，后来不了了之。

    最近在一个公众号上居然看到有文章专门推介《串场河传》的作者以及他的后人如何与家乡发生关系，不乏一些作为乡党的溢美之词。历史仿佛给我们所有人都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来路，更不知道自己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