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是一种小商品经济。农民除了种植口粮外，还会种植各类可以在市场上换钱的经济作物，从而带动茶叶、水果、蜜饯、笋干等多种农副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在福建尤为突出，是因为福建多山少田，山地难以种植粮食，却可以种植各种水果和茶叶。当福建农民主要经营目标从粮食转向经济作物时，经济结构就发生了变化。由于经济作物产值较高，于是有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小农，他们通过市场出售商品，并购进粮食。这种生产形成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区域性的缺粮现象。于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甘蔗、烟草等作物的种植，福建变成了缺粮区，需要大规模进口粮食。其时，浙江与广东的粮食情况都比福建好，早在明代前期，就有福建商船到浙江与广东购取粮食。明代的广东人少地多，土壤肥沃，每个劳动力都可以耕种上百亩土地，根本无力照顾。广东人种植粮食十分简单，只要在春天撒播粮种，秋天即可收获。因此，到了秋天，广东的粮食多得无法贮藏，只好出售给福建商人。明代的福建人口过剩，所以，有许多人移民广东，至今广东的潮州和雷州以及海陆丰等地流行闽南话，他们的祖先多为闽南的移民。广东山区也有很多福建汀州的移民，他们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客家人。嘉靖年间倭乱发生时，福建的泉州、福州沿海几乎无法耕作，收成很少，他们得以生存下去，主要是靠广东及浙江输入的粮食。观察浙江的方言，可知沿海一带有许多福建人，从温州至舟山，许多岛屿居民都以福建渔民为主，他们主要是在宋明时期到浙江的。实际上，明代浙江沿海的商业化水平不如福建，所以，浙江是向福建输出粮食，甚至今江苏一带的长江流域也向福建输出粮食，而福建输出的是白银和福建特产。

    明代闽人在海外活动的成功，导致大量白银输入闽粤沿海，极大活跃了福建经济。明末清初的闽南区域，城镇经济发展很快，晋江半岛的城镇，例如石狮、围头、邯江等都是非常发达的。沿海经济发展后，刺激了山区经济。先是漳州南靖、平和山区的制瓷业发展，瓷器可以直接从月港输出海外，而后延平府、建宁府、邵武府、汀州府的各种山区产品发展起来，例如纸张、茶叶、笋干、香菇大量输出外省，闽北大米则输出福州等沿海城市。从区域贸易来说，福建与江浙以及广东的贸易日益兴盛，促进了明代中国东南经济的全面繁荣。

    嘉靖及隆庆、万历年间，中国对日本贸易和对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使中国商品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随着葡萄牙人对印度及欧洲贸易的开拓，中国的丝绸、瓷器、白糖、茶叶等商品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在晚明最后的一百年里，海外各国争相抢购中国商品，只要中国商品出现在国际市场上，都会被商人以高价购走。自从月港及澳门两大口岸形成后，便形成了稳定的中国商品输出潮流。丝绸、瓷器、黑白糖等商品的输出，使福建、广东、浙江、江西以及南直隶的手工业发展起来，南京、苏州、杭州因出口大量的丝绸而繁荣，城市面积扩大；广州因对外贸易从一个中等城市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月港繁荣之外，还促进了厦门的成长，使其从一个小市镇发展为一个有名的港市。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市民经济发展，城市居民需要各种消费品，于是促使明代东南沿海城乡各类商品生产发展。除了丝绸、瓷器、白糖等外销商品外，纸张、木材、茶叶、笋干、香菇等商品的市场也得到扩张，福建经济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销量比较大的制纸业、榨糖业方面，开始了企业化经营。

    晚明福建的企业化经营有几个特征。其一，流水线作业。构成资本主义企业特点的流水线作业，最早出现于明代的瓷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分工明确，每个工段的工人集中做一道工序，因而可做得很精。这种集中生产的模式在其他行业也可以看到，例如造纸，民谣有“措手七十二，道道皆辛苦”之说，也就是说，当时造纸工人要完成造纸，至少有七十二道工序。其二，机械加工。以造纸业来说，纸的原料为嫩竹，要放入石臼捣烂，才能制成纸浆。福建山区通常用水碓捣烂嫩竹，以节省人工。又如榨蔗是使用石制的榨汁机，把甘蔗放入机器中挤压将蔗汁压出来。明代末期的榨蔗机大都要用黄牛或水牛才能拉动，就像碾米用的水碓及水轮纺织机一样，都是利用水力推动机械运行。其三，工人主要来自雇佣。古代的农民也会在农闲时打工，由于这些农民以农业为主，并非专业工人，因此，他们的身份自由。在福建城乡的市镇上，也有主要以打工为生的一批人，但他们会组成帮会，制定规则，以保证地位的稳固。这种让出一部分权利，以保证主要利益和地位的做法，仍然是属于平等的。因此，他们也不能被视为工奴或是农奴。

    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小商品生产者是以种地为主的农民。典型的农民家里会有几亩或十几亩农田，以栽种水稻为主业。农民自耕自食，大多可以保证主食的来源。他们会在农闲时打一份工，赚取工钱贴补家用。而纯粹的工人地位更低，一旦遇到旱灾、水灾，农田收成急速下降，可能有钱都买不到米。因此，古人认为，工人不如农民。明清时期农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种田需要成本，因而需要贷款。有时遇到自然灾害，要度过春荒，贷款还要更多一些。明清农村流行的方法是卖春苗。春天指地卖春苗，秋天会让债主收取高利润的稻谷。晚明的问题是高利贷渗透农村，许多农民都成为债奴。他们很难还清高利贷，因此生活贫困。总之，明清时期的农民经营困难，只有少数肯吃苦并有心计的人，才能通过积累和运作的方式致富。不过，晚明世界市场的形成给中国东南诸省的农民带来机会。由于中国的丝绸、瓷器、黑白糖销路甚好，生产规模持续扩大，进而带动丝绸、制瓷、制糖等出口行业大幅发展，行业规模的扩张使得原料需求相应增加，行业工人的消费能力也随之提升，由此，各行各业均能获利，即使是种地的农民，也可以将收获的稻谷卖出较高的价格。于是，富人增多了，城市扩展了，消费规模扩大了。东南诸省的繁荣，又传导给内地城市和乡村，从而带来全国性的国民财富增长。看明代前期的方志和晚明的方志，就会发现，二者的区别非常之大，晚明的中国人消费大增，生活会更好一些。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因为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到了东方？然而，我们仔细观察西欧国家的经营，会发现葡萄牙人除了带来了火炮技术改良外，并没有带来较多的西方技术。而且葡萄牙人经营生意，主要是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也就是说，葡萄牙人主要是在中国与日本之间赚钱，而不是给中国带来什么。

    再看西班牙对华贸易。西班牙人于1571年占领马尼拉，而后以带来的银元购取中国商品，这给福建经济极大的刺激。福建商船由月港或是厦门运销马尼拉，西班牙人认为，不论闽商带来什么商品，都能畅销于菲律宾。西班牙人将中国商品主要销售于日本及东南亚，并且运一部分到美洲，再运到欧洲。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运到欧洲的中国商品也不多，主要是白银。而后，欧洲用西班牙人的白银到中国贸易。所以，是中国拉动了世界贸易，而不是相反。笔者认为，实际上晚明中国的发展，其动力不是葡萄牙人或是西班牙人、荷兰人，而是世界市场的初成，给了中国经济发展机会。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所以，从总体上而言，是环球国际贸易市场的初成给各个参与国带来机会。由于明朝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领先，所以，明朝的各种小商品流向世界各地，并且传播了制造技术，这就促进了欧洲等地的生产革命，从而改变了世界。大航海时代西欧、日本以及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化及商品化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