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前现代，沿海因地理边缘性成为贬官的去所。比如韩愈被贬到潮州，苏轼则从惠州到儋州，汤显祖被贬到徐闻……这些贬官给远离权力中心的南粤带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让“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融合。“诗穷而后工”，被贬的命运往往使其与“无穷的远方”产生心理联结，更深地进入下层社会，理解失意人生，拓展了文学的表达深度。如苏轼名句是对自己被贬生涯的身份确认：“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无穷沧桑尽在其中。汤显祖在名著《牡丹亭》中多次提到澳门（古称“香山岙”）。他的诗作描绘了远渡重洋来到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生活、信仰及贸易活动，和他与葡萄牙诗人的来往。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学交流的早期资料，为研究明代珠江口岸的中外文学交流留下珍贵的记录。　　

    另一方面，战乱、瘟疫、地震等灾祸常常伴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从古代的永嘉南渡到当代的改革开放，每次人口大迁移都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地域文化重组。人口流动成为理解历史演进、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因。小说家蔡崇达认为：“泉州的文化特质，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碎片的储藏地，一代代的人带着传统的精神秩序，逃到当时所谓的中原文化的海角天涯，躲到这些地方储存起来。从平原和耕地文明构建出来的特别秩序的东西，被摆在这么一个入海口，面对无序的大海进行更激烈的矛盾、冲突、融合等等。”尽管文化有强弱之分，但文化的遇合、交融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胡服骑射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美谈。鲁迅提倡“别求新声于异邦”，他赞叹于汉唐的开放：“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经由西域、波斯远达欧洲，汉唐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吸收、转化，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格局，使得中华文化更具活力和包容力。与此相伴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的南洋及西方商贸、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互动，造就了海岸城市文化的丰富、博大和包容。改革开放、加入WTO的时代契机让长三角和珠三角迅速崛起，上海和香港甚至被当成“双城记”谈论，这让我们重新反思海洋的主体性，以及海丝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交汇力。　　

    沿海城市群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天然的地理环境：一头连接大江大河，另一头连接大海。人类逐水草而居，文明沿河流发展，最终，大航海将人类联为一体。徐则臣以长篇《北上》完成“为运河立传”的夙愿，他将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工河当成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血脉来看待，背后是穿透自然地理的文化眼光。这种高远的历史立意，赋予《北上》与时俱进的全球视野。在游牧、农耕文明视野中，河流、海洋的意义主要在生产领域，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海洋具有的联通意义和跨文化对话功能得以呈现。如果我们跳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就会发现“边缘”地带同样可以转化为彼此相连的“生活圈”，通过互市成为生机盎然的中心。　　

    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有力挑战了本质主义，呈现地方文化与民族国家文化、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联。她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小人物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英雄、士大夫、官员其实都是少数，但他们有文字的特权，容易留下更多痕迹。而通往大世界的航道，多年来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探索出来的。”她以详实的史料铺陈近代珠江口的商贸图景，充分阐释海洋贸易带来的现代观念转变。史学家杨斌的《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敞亮“历史的一隅”，以南海的涛声讲述被“西方中心观”遮蔽的中国史。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南宋海船“泉州一号”，以丰富的实物证明泉州从北宋到元代曾是“东方第一大港”，中国的船只从泉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走向世界。“黑石号”和“南海一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海贸资料，瓷器、金银器、龙涎香、风格多样的奢侈品复活了历史现场。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之间有着频繁的海洋贸易，促进海洋亚洲的循环。西洋与西域异曲同工，共同建构中国的“诗与远方”。丝绸之路、西域见证了中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海丝、西洋见证了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