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萍姨她哥，亦增叫他立元舅。立元是个机敏而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闲了便在院中找地方一坐晒太阳，逍遥自在，对于外面和他同龄的学生们所热衷的一些“好勇斗狠”或“冒险奇遇”类的游戏与业余，好像并无什么兴趣。甚至他还有点“腼腆”，与他姑姑的两个孩子也很少在一起干什么。

    亦增对这个立元舅，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个午后，大约是他放学了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赤了脚丫子，拿一把大剪刀，要处理自己脚上的鸡眼。亦增后来知道，那鸡眼长在足胼处，是由于鞋子不合脚，造成的硬化部分，有时候是很疼的，需要去医院用药膏软化去除。而这立元舅，自己当医生，要给自己动“手术”，看得亦增惊讶不已！这立元舅显然不是熟练的外科人士，对于处理鸡眼，毫无经验，只是凭着少年人的想法，自行尝试，结果一不留神，大剪刀把脚底板戳破，顿时流血！亦增估计除了鸡眼本身很疼外，这一下“自残”，也很疼的，不过那立元舅倒也并无惧色，对着呆呆注视他的小孩亦增夸张地笑，并自嘲地说道：“啊，鲜红的热血！”

    而大姥爷的两个亲儿子，则长得五大三粗，叫做奎树与奎子（这奎子舅，还有个学名叫“爱军”，也是当时流行的名字之一），人如其名，十分健壮，与亦增小舅年龄相仿，都是属于不大“安分”的人，在外面经常和附近的学生与邻人争强好胜，打架“比武”，颇不令人“省心”。不过那个年代，男孩子打打闹闹的发泄自身过剩的精力，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冲动和热血，再加上运动余波和“尚武”崇拜，所谓“男子汉的争斗”时常发生，只要不是十分严重，都很繁忙的家长和大人也没有过多关注，顶多呵斥或揍两下屁股了事。

    因为亦增父亲那时在军队“备战备荒”、“疏散”，常年驻外在云南，母亲在郊区上班很远，没精力照顾亦增，有一个时期，他们便请赋闲在家的大姥姥帮助看带了一段亦增，所以小时候的亦增成天和大姥姥一家人在一起，了解甚多。直到后来亦增上了幼儿园。

    院里东屋住着傅姥爷一家人。对于他们，亦增的印象则较为淡漠，大抵是接触很少的缘故。唯一令童年的亦增记忆犹新的，是傅姥爷似乎颇通医道，经常自己泡制药酒。其实所谓的药酒，主料不过是高度白酒，里面加入一些不知名的药材或“活物”，据说对治疗某些疾病有特效，大约是偏方。亦增就曾经见过那傅姥爷，把活的土元（就是土鳖）漫不经心地丢进白酒瓶内，看着那虫在里面漂浮“舞爪”，渐渐地失去活力。后来亦增想来，不免有些心惊肉跳，因为亦增对于虫子一类，向来是有些恐惧与厌恶的，虽然亦增不是女孩。这种药酒，想来饮用的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心理承受能力吧。即使到现在，亦增想起来，仍然有些发怵的感觉。

    上个世纪末，或是本世纪初，亦增记不大清楚了，长街进行过一次腾退搬迁，傅姥爷一家早在那之前已经搬走了。继而搬来的住户，是一位王叔叔一家。他是公交车司机，开朗善谈，是个非常标准的足球迷，恰逢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中国足球以容志行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在一九八二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几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世界杯，只是由于新西兰与沙特所进行的不光彩“交易”，才最终与晋级遗憾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足球是越来越不行了，即便二零零二年日韩作为东道主不参加预选赛，米卢侥幸把国家队带进一次世界杯，还被评为“世界杯上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简直是让人无法言说。那王叔叔作为球迷，与当时也很热衷足球大学生亦增，很有共同语言，经常给亦增普及足球历史和知识，对七十年代的著名国足前锋李宙哲，倍加赞赏。还有建国前后的球王李会堂，这都是这王叔叔给亦增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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