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增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经数次从以前住过多年的旧宅经过。这一片已经经过了改造，当然那条主街道的宽度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为要保留这里的原始风貌，所以并未整体拆迁，只是把街两侧和胡同内遗留下来的老旧危房进行了翻建和重修，有些已经不再是民宅，而变成了商业门面。

    外祖父的旧居——也是亦增的旧居，因为外祖父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便从这里搬家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东侧路，也就是现在中国围棋会馆的对面，而亦增和父亲母亲则在这旧居杂院的先是南房，后是北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六年，也即亦增父亲单位分配住房为止。

    这附近，北边的打磨厂街里，原来有北京十分有名的“地下城”，是以前的规模宏伟的人防建筑，蜿蜒曲折数十里，设施齐备，令人叹为观止。早些年，这一处景点，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亦增有幸在以前下去游玩过，和在河北冉庄看到的地道战遗址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亦增后来上学后，对于历史地理等都有些偏爱，所以热衷于从各类书籍与记录中，探询街区、地方、建筑遗迹的掌故与由来，以至于每外出旅游，也乐此不疲，总是事先或当时，了解旅游地的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和由来等，而对于自然景观，则注重其在民间的传说逸闻故事等。游金山岭长城、山西五台山，莫不如此，自己还津津乐道地热情给旁人讲解普及。在五台山，亦增正兴致勃勃地给同游者讲说佛教大小乘、黄教与红教的区别，不意身边正好有一喇嘛经过，听亦增滔滔不绝的“歪论”，颇不以后然，断然指摘亦增说，天下佛教本一家，哪有那么多的区分与划界，没有什么红教与黄教！闹得亦增大红脸，汕汕地尬笑。

    亦增出生于这条街东段的前门医院。那医院，是当时这一带有名和人流众多的场所。它的对面，是一间同仁堂药铺。亦增小时候，十分喜欢缠着家人，求其到药铺里，花三分钱，买一个酸酸甜甜的山楂丸吃，以过“口瘾”。亦增从小到大都不怕吃药，甚至还有些喜欢医院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和药味，这大抵是因为亦增小时候常闹病，身体底子不够强健，吃了很多中药之故。在那医院后面不远，还有一座同仁堂的制药厂。

    作为解放前纸铺的门面，亦增他们旧居的外观，当时还显得很高大，三进的门脸，原来的大门改造了，变成入院的走廊。亦增还记得外祖父后来请人改造临街北房的墙壁，也就是挨着过道那里的年久失修的板墙，那居然还全都是木头的！从保暖和隔音效果来讲，自然无法和后来的砖墙相提并论。

    这纸铺门面紧挨着街口，旁边便是草场三条胡同。在那交汇处的角落里，树立着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对于小时候的亦增来说，那房顶和电线杆，颇有些“高不可攀”之感，加之亦增胆小，略有些恐高，所以虽然小孩心性好玩闹，也从来没动过攀爬的念头。倒是亦增记得，当时还在军队机关服役的亦增父亲探亲休假，爬上过房顶去维修漏雨。

    这条兴隆街上的老房子当时还是很多的，都有些年头了。离亦增这里往西不远的一家，还是一栋两层的木制阁楼建筑。因为也算认识的邻居，亦增小时候还跑到人家楼上，“凭栏”观街景。

    从亦增家对面的一条南翔凤胡同（名字非常好听，但其实是极其狭窄逼仄的小巷）穿过去，再经过南深沟胡同（这名字倒十分贴切），便可到达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共青团中央的大楼，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想来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曾在那里办公。大楼外面空地上，原来有个篮球架子，亦增曾在那里玩过篮球。不过那里后来成了停车场，篮球架子虽仍在，打球则难免有砸到车窗的危险。亦增和同学还因此被人没收过篮球并好一顿数落才放人。

    正义路的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六国饭店了，是旧时代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老北京没有人不知道的。由那里东行一站地，便到了台基厂，原来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和东交民巷，老使馆区。

    而由草场三条胡同向南去，经过南芦草园的横街，走大江胡同，再走冰窖斜街，便到了珠市口，那里的标志性建筑，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教堂，现在还保留着，亦增逢年过节，和家人去串亲戚，那里的姑姑家，是必须要去的。他们那里往南，就到了现在德云社的所在地——鼎鼎大名的南城天桥了。

    亦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地理方位，大概是由于亦增对于地理的热爱与兴趣，也是小孩子热衷于这些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一种“情节”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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