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吕惠卿似乎有一些得意忘形，他知道相州命案就是蔡确的命门、死穴，只要蔡确的通辽罪证确凿无疑，那么朝廷就只有他吕惠卿能够担当变法的重任，除非王安石可以绝处逢生，重新回朝。

    于是，吕惠卿一方面利用郑侠一案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夺去他官职，让他罢归田里。另一方面又在神宗的面前一再奏疏，要求皇上援引祭祀赦免的旧例，推荐王 安石为地方节度使。刚递上奏章，皇帝便知道了吕惠卿的想法。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众怒，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的官员。在曾布等人的提议下，大家的愿望高度一致，皆来到福宁殿一起弹劾吕惠卿。

    神宗也觉得吕惠卿做事太过分，王安石有恩于吕惠卿，其关系要胜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圣人孔子与学生颜渊，可他却忘恩负义，千方百计地陷害恩师。因此，他连忙命令太监李宪到江宁宣旨，恢复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并让他迅速北上主持变法。 因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相互倾轧且分裂严重，新法很难推行下去。

    没过多久，长子王雱又突然病故，王安石五内俱崩，同时，他对大宋朝政的变革 已是万念俱灰，幸好女儿已从异域回国，否则……

    离京前王安石还被皇帝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就要返乡的那一天，新党人士除了吕惠卿被谪贬延安府、章惇带领的宋朝王军西征夏朝之外，其他官员悉数到场，旧党的领袖司马光甚至专门从洛阳赶到了京城，而当司马光和王安石依依惜别，抱头痛哭之时，在场的新、旧官员无不呜咽抽泣，泪湿衣襟。

    大家纷纷谴责吕惠卿是个翻脸无情、以怨报德的宵小之辈，其行径与最无道德的鸮鸟生翼没有丝毫分别。而王安石却极为大量地轻轻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细声说道：“人生一世，坎坎坷坷，过去之事不提也罢。”

    叶祖洽也想和王安石说些感激和安慰之类的话语，可他刚想张口说话，却被黄履大人给拽了回来。

    黄履轻声警告：“回去吧！不说话比说话更好！”随后黄履便轻轻地推了推身旁的蔡元长。

    蔡京会意，连忙上前，急忙说道：“王大人既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亲家，只是下官……”

    王安石没去理会蔡京，而是转身向着蔡确这边走了过来。蔡京知趣，掉头去追叶祖洽。

    此时蔡确满脸愁容，他走近王安石，无比惭愧地说道：“恩师可还有学生能够帮到的地方？若是需要，学生义不容辞。”

    “不需要了。说句良心话，吾皇已经够宽容了，既使我钟山养老，还能享受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要不是诸多的伤痛之事让人心寒齿冷，我又哪会辞去宰相职务，将变法的重任轻易地交给你？但愿相州一案与你无关无联，否则，你如何对得起我大宋王朝的皇帝？”  

    “恩师大可放心，我与相州命案没有关系，那些谣传只是吕吉甫等人的胡言乱语。现如今，监察御史里行上官均已前往相州复查命案，到时候，恩师便知学生与那相州的命案有无关系。”

    “没有最好，回去吧！我和苏子瞻还有一些话要说。”见王安石不愿和自己多说话，蔡确只好闷闷不乐地转身离开。

    王安石与苏轼向来水火不容，后来通过叶祖洽的官职拟命，王安石的欺君罔上，以及他们共同勉励江苏高邮才子秦少游的几件事情之后，二人完全消除了因文人相轻而产生的诸多矛盾。王安石与多少文人达仕的关系笃厚，又为何唯独与晚辈苏轼冰炭不洽，水火不容？究其缘由，皆为苏轼父亲苏洵惹出来的那些祸事。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他的诗词、文章力求千锤百炼，精益求精。他在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时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春风又绿江南岸’。

    王安石虽然名声在外，却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卫生和仪表整洁，出门见客常常是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一副龌龊邋遢的形象。

    王安石的这些恶习是众所周知，可人家皆顾及他的面子，从不当面说他，然，文人苏洵却与众不同，不但当面指出他的缺点，还用文字加以描述，说王安石是“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让王安石在众人的面前丢脸，抬不起头。

    苏洵不但文章写得流畅、精彩，而且在自己的着装打扮和生活料理方面，也十分考究，他见不得邋邋遢遢的人和事。

    之后王安石因政见与皇帝相同，得到了皇帝的信赖和赏识，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不想却遭到保守人士的竭力反对。保守派为了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辨奸论》这篇文章，文的末端署名为已经死去的文人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示了王安石得志必奸。

    《辨奸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 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 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 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 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从《辨奸论》全文可以看出，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

    《辨奸论》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词语。

    文章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表明了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 ( 如不修边幅 ) 也作为攻击的对象，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瑕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作者谓王安石“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 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论。但阴贼险狠如王卢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鲜，这是此论给予后人的启迪之一，须警惕而“辨”。否则，其祸轻则杀身，重则祸 国殃民。 作者还提到一种“不近人情”的现象：“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此岂其情也哉？” 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其行为，从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

    《辨奸论》着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从中得出了“见微知著”的结论，给读者提出了如何识人的参考意见。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而《辨奸论》不管是不是苏洵的文章，王安石都把这个仇恨给记下了，以至延烧到他 的儿子身上。然而，苏轼却没有吸取父亲的教训，几次与王安石在诗文方面论长论短，比其父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且说，王安石和苏轼一边走，一边谈论着过去的事情。王安石说：“其实子瞻的父亲当年说得没错，我王安石也确实要改一改之前的不良习惯，那《辨奸论》并不是明允（苏洵，字明允）写过的文章，我如此对待子瞻，确实有点过分。”

    “说什么呀，是我没有能力帮助大人，其实大人是一心为我大宋，只是变法的时机还不成熟。”

    王安石点了点头，说道：“我最对不起的人是苏子瞻，最要感谢的人是上官均。上官均不但救了我的女儿，还为我大宋朝廷争得利益。更为难得的是，他帮大宋国找到了一位军事奇才。真正希望王军的西征能够成功。”

    苏轼点了点头，随后问道：“难道王大人就没记恨过上官均？”

    王安石轻轻笑道：“说没有恨过那是假的，可自己后来想通了，这不能怪人家，是女儿喜欢上官均。”

    苏轼也跟着笑道：“大人说得没错，我之前反对小妹跟上官均来往……”

    “都过去了，如今苏轸和秦观郎才女貌，如此结果岂不更好？”

    苏轼高兴地点了点头。

    “千里相送，终须一别，老爷，您上车吧！”管家王之涣见堂兄和苏轼说话没完没了，连忙催促他赶紧上车。 王安石深叹道：“子瞻贤侄，就此道别，期待日后钟山见面，到时你我不醉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