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均和叶祖洽同是来自邵武和平书院的应试童生，两人才学不相上下，可叶祖洽为了讨好宋神宗和当权的改革派，舍弃诗赋，放弃辞章，且策论的层次也十分凌乱，甚至还辱 没自己的祖宗。

    然，皇帝并未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他当场拟定：叶祖洽为本届科举考试第一名，是为状元。上官均第二名，是为榜眼。陆佃第三名，是为探花。

    苏轼（苏轼，字子瞻）一听，急忙跪地奏疏：“启禀皇上，叶祖洽不能排为第一，成为状元，依微臣看，他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

    “大胆苏轼你还知道自己是微臣的呀！叶祖洽推崇新政，赞扬新法，为何不能是状元？” 皇帝无比气愤地大声质问。

    “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苏轼反问神宗。

    神宗随即将叶祖洽的卷子递给了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看了看叶祖洽的卷子，对着苏轼嗤之以鼻地轻蔑笑道：“苏轼虽说才气很高，但他的学路极其不正且不得志，故而心怀不满，敢对皇上如此放肆。”

    见王安石出来指责苏轼，众大臣在吕大临的带头下，皆跪地口呼：“皇上英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神宗摇了摇头，万般无奈地轻声宣布：“众卿平身，散朝。”

    回到府邸的苏轼余气未消，又听说太常博士吕大临来访，他连忙让正在后院蹴鞠的书童高俅寻个理由出面阻拦。

    “吕大人，我家老爷身体不适，无法见客……”

    “就一个书童也学会说谎，你家老爷哪有生病？”

    吕大临趁高俅分神的时刻，悄悄溜进了苏轼的府里。

    苏轼夫人王闰之（字季璋）见丈夫愁眉苦脸，连忙问道：“夫君因何事忧愁？”

    苏轼刚给夫人说了个大概，就听见吕大临在外面客厅使劲叫喊。

    王闰之唯恐苏子瞻短礼，连忙催促丈夫面见客人。

    “我不想见那‘墙头草’。”

    “就别小孩子气了，其实夫君的心里很是清楚，吕大人是一心帮你。”

    苏轼无话可说。

    “吕大人别难为我高俅了，我家老爷不想见您。”

    高俅的话音刚落，王闰之便和丈夫一起走入客厅。

    “有话便说，有屁就放，我不想和你与叔（吕大临，字与叔）同流合污……”

    “夫君乃大宋文豪，岂能开口就是脏话？我看吕大人来此，定然……”

    苏轼愤然喝道：“别说是来赔礼道歉，我不吃你吕与叔那一套，要不是夫人的极力劝慰，我又哪会出来与你相见？”

    王闰之深知丈夫的怪异脾性，于是她面对着吕大临微微笑言：“还是我们吕大人的脾气好，要是换作别人，谁也受不了。”

    见王闰之为自己说话，吕大临便郑重其事地认真说道：“皇帝为了摆脱高太后的束缚，竭力扶植新党之人，而王安石乃宋神宗万分倚重的朝廷大臣，他与蔡确、吕惠卿等人早就想把苏大人赶出朝廷。您白天为了科举考试的排名顶撞皇上，王安石定然要借机搬掉阻碍他新法推行路上的硬石头。”  

    “吕大人的话说得在理，夫君本应感谢才是，哪能过分责备？若不是吕大人的带头一跪，你指不定还会在殿上闹出什么祸事来？”

    “照着夫人的意思，我就不应该为上官均说话，而应当人云亦云、拾人涕唾。其实，看人也要一分为二，皇帝和宰相虽然在变法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偏激做法，但他们对辽人、 夏人的过分要求却从不低头，而反观太后为平息边境干戈，竟向辽皇割让土地……”

    此时，苏轸（号小妹）也来到客厅，她感谢了一番吕大临后，便一边劝导大哥，一边安抚大嫂。

    苏轼觉得自己失态，只好默然无声地坐在椅上。

    “还是我们的苏家小妹有些能耐，几句话便解决了大问题，若姑子还不下楼来，恐怕你大哥……”

    “小妹赞同大哥的做法，上官均的策论文章，虽说在字里行间有忤逆王安石新政的字眼，但意在指出新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端所在，是一篇实话实说的应试策论。反观叶祖洽的应试策论却截然不同，为了高中，他竟然诋毁祖宗，以此讨好锐意改革的神宗皇帝。叶祖洽与混迹官场的宵小之徒亦无半点区别，其行为令人厌恶，其做法遭人唾弃。”

    王闰之连连摇头，轻声细语地奉劝道：“我说小妹，此话只限在府内说说，若在外面议论，被人添油加醋一番之后再密告皇上，苏家恐要大祸临头。”

    “小妹又是如何得知科举之事？你一个女孩子家家，不在楼上书画、刺绣，妄自议论新政做啥？”

    见苏轸夸夸其谈，苏轼忍不住地站立起来，大声问讯。 苏轸刚想辩驳，王闰之连忙向她递了个眼色，而后又面对着吕大临极为惭愧地轻声说道：“让太常博士见笑了，这兄妹俩都是一样的犟脾气……”

    “说哪里话？与叔、子瞻乃多年要好的朋友，眼下是新党得势，只有避其锋芒，才能免受其害。”

    苏轼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跟皇上争辩，给新政找碴，老相文彦博、御史中丞吕公著和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的下场便是自己的前车之鉴，可新政被人操弄，被当作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不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还造就了诸多的贪官污吏。

    因书童告知家中急事，吕大人必须赶紧回府，润之让躺在椅上像似在闭目养神的丈夫去送送自己的合寅同僚。

    见苏轼疲惫不堪，吕大临连忙摆了摆手，细声细语地缓缓说道：“别打搅，苏大人乃操劳所致，就让他躺在椅上静静地休息一会儿，过些时辰便自然想开。” 苏轼不是休息，而是心怀忧虑。他的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出赵顼即位以来，新政给社稷、百姓所带来的利与弊……

    治平四年（1067 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

    赵顼即位时， 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且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契丹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

    赵顼即位后不久便令王安石施行变法，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竭力反对，三人代表保守派和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为首的改革派围绕新法、旧法在大殿之上面对神宗和百官 激烈辩论与交锋，强调祖宗之法不能改变。

    因皇帝明显偏袒王安石、吕惠卿、蔡确，文彦博、吕公著和司马光一气之下便请辞离开了汴京城。

    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怀疑。年轻的赵顼有理想、有志向，勇于打破旧传统，他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岌岌可危的朝廷，他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废去元老，起用新人王安石主持变法。

    在王安石的力助下，开始了一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 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对赵宋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栋梁之材。

    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给深深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大力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熙宁二年二月，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他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各项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了朝野的一片指责和谩骂之声，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的推行恣意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对新法的实施大肆责伐，说王安石“变 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的情况下，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铿锵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全力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政治上却无所作为的做法。

    在两派争议当中，赵顼先后罢退了一批对变法持否定意见的官员，如以老相文彦博、御史中丞吕公著、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等人为首的守旧派。

    熙宁三年（1070 年），赵顼擢升王安石为宰相，让其有了更大的变法权力，于是农田、水利、 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出炉且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赵顼听从王安石的举荐，起用了吕惠卿、章惇、王雱（王安石儿子）、蔡确、曾布等一批新人。

    然，新政的施行并不顺畅，尤其是“青苗法”的颁布，规定以各地积存的钱谷为本，遇市价昂贵降低出售，遇市价贱低增贵收购，将所积银两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粮。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到地主的高 利贷盘剥，使农民能够“适时趋事”，但朝廷派往地方实施新法的一些官员为了政绩不择手段，强制农民借贷钱粮。

    因此，“青苗法”的颁布和实施不但遇到保守派和地主官僚的极力反对，就连百姓也怨声载道，一些实施变法的官员还趁机向富人大捞一把，其结果，地主因收不到高利贷，他们宁愿荒芜田地，也不肯让农民种植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