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不缺勤劳，不缺力气，面对贫穷与落后他们从不气馁，在生存的困境面前他们有的是蓬勃向上的抗争力量。然而，他知道以磨石村目前这种靠山吃山的传统的耕作方式，能够翻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在思考要在磨石村种点什么才行，“输血式”扶贫是行不通的，这是以往的扶贫干部用事实留下的教训。永久脱贫而不返贫的方法只能是“造血”。脱贫攻坚，重要的抓手之一就是产业扶贫。可是，如此荒凉，连饮水都成问题的磨石村究竟能种什么呢？

    几天来，“种点什么”的问题让他寝食难眠。传统农业已经不能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形势，必须把土地流转集中使用。鼓励村民用土地作价入股，把身份转变为合作社社员….早在新村安置点建成之前，他的心里就常常担忧村民收入问题，住房是崭新的，公路是宽阔的，可是村民们依然囊中羞涩。尤其想起很早以前，有一天路过石以格马家，深入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后，他更是深刻了解到这淳朴善良的民风背后究竟蕴藏着多少“苍凉。”

    石以格马的丈夫早些年因病离世，留下四个孤儿成为母亲一个人的负担，从此她成了村里人人同情的贫困户，最大的孩子十一岁，最小的才六岁。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书记走进家门时，那个才六岁的孩子已经懂得看人脸色，他看了看正在忙活的母亲，见母亲没发觉书记已经走进家里，这个孩子扫视了一下屋子，找来一个小板凳示意书记请座，然后因害羞红着脸灰溜溜跑出去了。

    石以格马很难为情地告诉书记，去年家里总收入是4182元，其中玉米收入1000元，土豆收入800元，低保收入1600元，退耕还林补助全年500元，因为粮食不足，没办法样猪，家里只有两只母鸡，年前鸡和蛋都卖了，收入282元。这年她家支出7500元，包括大儿子学杂费300元，生活费3000元，电费200元，食用盐、醋、酱、味精等调料200元、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180元、遇上亲戚邻居结婚办丧事等赶礼钱2000元，医药费用1720元。

    这是他让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记的帐，歪歪斜斜地的记事本上很多字是用拼音代替的。

    她似乎为自己的贫穷感到惭愧，说完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年，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钱还是不够用。连给孩子买件像样的衣服都不曾买过。大的换了给小的穿，分缝缝补补也就过来了。”

    她的话让王书记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与心痛。

    再说说杨石批吧，他是一个单身汉，不太会说汉语，耳朵也有点背，王书记说初次到他家事，他家的老旧土坯房子建在山坡上，雨天多，进家的路都是羊肠小道，经常是泥泞不堪，在去他的小路上工作队的同志们都不止一次的摔倒过。院墙早就倒塌了，屋子里面黑黢黢的，自家养的几只鸡和羊儿都在屋里和屋外来回自由穿梭，粪便到处都是，老人自己就住在靠墙角的一张不知什么时候捐赠来的木头床板上，被子似乎好多年都没洗过了，黝黑发亮，潮乎乎的。房子的外墙上挂着一些玉米棒子，屋里堆着一小堆土豆，灶台旁边被油烟熏得油黑的房梁上挂着几块腊肉，上面长着长长的绿毛，一看便知这块腊肉挂了好多年了，村干部说老爷子虽穷，却十分热情好客。那块腊肉他自己舍不得吃，是要留着待客的。这好几年也没什么客人来串门了，腊肉便一直挂着。像他这样的家庭还有好几家，没有文化，就没法学技术，没有技术也就挣不到钱，年轻时靠力气能勉强养活自己，但很难有积蓄，老了干不动了，没有老伴儿、没有儿女，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各级干部的帮扶，他就只有干受苦。

    说起村里有一个叫山阿子的小女孩儿，王书记的眼眶总是不禁湿润。她是一名“失依儿童”，父亲曾经吸毒，不久患上了肠癌，因经受不住病痛的折磨而喝农药自杀了，面对绝望的生活妻子也不得不改嫁去寻找新的生活，阿子从此跟着爷爷生活，幸亏爷爷身体还好，带着孙女在县城租了一间半地下室生活，孙女上学时，老人就在附近打零工挣点钱。爷孙俩周末时回到村里打理一下开春时在山坡上种下的土豆和玉米，基本上种完了就不管了，等着秋后收获，不浇水，不施肥，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就多收点，如果遇到干旱雨灾等天气就少收，甚至绝收。后来，在北京机关干部征求困难帮扶对象时，王书记将爷孙俩推荐给了机关宣传部，作为结对子帮扶对象，每当王书记将宣传部寄来的书包、文具、衣服等物品拿给山阿子时，平日里严肃不爱笑的女孩才会露出激动的笑容。

    每当从这样穷得一清二白的家庭中走出来后，书记的心情总是格外沉重，他知道在磨石村里正过着入不敷出，捉襟见着的日子的人家又何止这几家。

    他想起几天前在帕哈乡开会时无意间听史乡长说，帕哈乡隔壁的千万贯乡在种植紫山药，效益很不错。他灵光一闪，心想隔壁村能种，磨石村是不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