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应邀支教，同时也享受着童话般的田园生活。环境的污染是否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有人说，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不懂，说不出其子丑寅卯。就像市场经济带来许多以前不曾见识过的许多“副产品”一样。——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建国问子媛：“你是怎么教育小常胜的？”

    李子媛问：“陶先生四颗粮的故事，你听说过么？”建国摇摇头，又点点头。她又问史静，“史老师呢？”史静一句“NO”。

    子媛对常处长说：“省厅的常处长，请您给普及普及？”

    常处长来了一个“妇倡夫随”，还就真的“一、二、三、四，四颗糖”地说了一个梗概。

    文建国听了，似曾相识，看来以前一定是看过，或者是听过的，但也就是一带而过，从来没有引起重视。道理谁都懂，做起来也简单，可是为什么没有去做呢？文建国若有所思地说：“省厅对陶行知先生是一个什么态度？”

    “没有什么态度。就是有一个陶行知研究会，有一位退休的副厅长领衔，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全国也有一个陶行知研究会，在京城。”

    “史老师感觉怎么样？来三天了。”子媛先敬史静的酒。

    “今天我们一见面，你知道她第一句话是什么？”建国故意卖关子，他看到史静的状况很好，还处于兴奋之中，其实他们才刚刚分别了几天。

    “史老师说什么，不会是给我提意见吧？”子媛还是有点不放心，史老师毕竟在城里待惯了。

    “她说‘感觉好极了！’我看她气色比原来更好了。”建国举杯，他没有忘记与常处长喝酒。

    “好！好就好。我就担心委屈了史老师，那就对不起建国舅舅了。”子媛说，“只要你们感觉好，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你不是要我长期为你打工吧？”史静不真不假地问。

    子媛说：“那感情好啊！可我有贼心，无贼胆。再说，我亲爱的建国舅舅也不会同意的。”

    建国正在跟常处长说话：“这里的空气是好，近几年江州的空气质量明显下降，你们省城现在好像也不怎么样？”

    常处长说：“不是不怎么样，而是一塌糊涂。去年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抨击空气质量，可编辑坚决不用，他说，写得不错，可我不能用。编辑还是平时处得不错的小兄弟，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没办法。”

    “那你文章里都写了些什么？”建国来了兴趣，问。

    常处长说，大概有：雾与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政府只抓GDP，不管PM2.5；省城成了“长三角最脏”城市，孙中山先生（铜像）在阴霾里欲哭无泪。还引用了几个段子：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看不见我。”

    “司机问，雾大，啥都看不到，过个路口红绿灯看不清，到了路中心才发现是红灯，咋整？交警说，你都看不到红灯，摄像头十有八九也拍不到你，放心。”

    “好！你说得好。”建国拿起酒杯在桌子上敲敲，附和道，“雾就是雾，霾就是霾。雾之清白，霾之混浊。即使雾和霾偶尔碰到一起，也不可将两者相提并论，起码也是‘今天既有雾，又有霾’。如果非得给霾加上个前缀，称呼起来上口，当以‘灰’或‘阴’字为妥，或‘灰霾’，或‘阴霾’。千万不可为了减轻‘霾’的罪过，而非得加上无故的‘雾’，用自然的天气现象，掩盖人为的污染根源。将‘霾’归咎于‘雾’。”

    “你们这些学中文的就是喜欢咬文嚼字。”史静说。

    “你忘了？刚才不还有人借雾抒发感情的，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建国说笑，“什么五彩缤纷的神采，什么光怪陆离的外衣。”

    “我那是由衷地赞美，你们是刻意地丑化。情况不同，情况不同。难怪编辑不登常处长的文章。要多说正能量，正能量可以让人民群众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负能量会引出麻烦。”史静不真不假地说道。

    “史老师读的外语，和中文是一个大类，都属于语言文字。但是好像由于是外国的，就自然比中国的更高一个档次。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些外文系的男生女生个个都趾高气昂，长相上似乎也更胜一筹。其实就是善于打扮而已。不过史老师，你是天生丽质，又保养得好。我要是到了55岁退休的时候，能像你一样年轻，呵呵，我开心得睡不着觉了。”李子媛既是奉承，又是说的大实话。

    史静说：“那不行，你这个校长还让不让别人当啊？”子媛说的话，让史静很受用，女人自然喜欢别人说她长得年轻漂亮。

    文建国和常处长一边喝酒，一边吹牛。四个人自然分成两个小圈子。“我听说苏北地区有些地方至今还有发放教师工资的困难，那就喊教育现代化是不是早了点？”建国问常处长。

    “你怎么也想到这个问题？”常处长把刚刚拿起的筷子放下，说，“去年年底在一次厅务（扩大）会上，讨论到苏北教育现代化实施工程的时候，我就随口一说，要实现教育现代化，应该首先解决教师工资问题。结果一把手厅长当即批评我，说我目光短浅，看不到教育现代化口号提出的伟大意义。现在，啊，真是……”常处长显然是在斟词酌句，建国等着他的下文。

    “比如说‘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一句蛮不错的口号，或者应该说是指导思想。可是到处喊，到处贴，就反而显得不那么严肃了。在实际工作中呢，有多少领导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来谋划的？一个个都是急功近利，搞个三五年，拿出一点领导看得到的政绩出来，然后提拔重用。至于留下多少债务，留下多少烂尾，那是由后人给擦屎屁股了。”

    常处长说话很实在，他又举例说，“就像我们搞教育的，只顾建多少大楼，不问有多少大师。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就不相信在工资发不出，或者发不全的情况下，会有大师产生？

    陶行知只有一位陶行知。其他人，大凡自称之为大师的，哪个不是养尊处优的？当然，真的是大师，也应该把他养起来的，让他一心一意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