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53章

    一個人最傷心的事情，莫過于別人拿自己最痛苦的事情開涮。我說不清楚我那次動手打人之前是怎麼考慮的（大腦短路了），反正就是怒火中燒，“是可忍，孰不可忍”吧。後來我時常反省，以“不遷怒，不貳過”來修養自己，讓自己的道德修養不斷完善。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文建國居然打人了。告訴誰，誰也不信。一個溫文爾雅的下放知青怎麼可能打人呢？而且被他打的竟然是貧農代表的兒子？打人無所謂，被打對象的身份是個問題。

    付家村四個知青里就數他平時對人最友善，說話最客氣。說另外三人中的某一個動手打人都有可能，唯獨說是文建國，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但說的人多了，也有人相信了。說，狗急跳牆，兔急蹬鷹，沒什麼奇怪的。那兩天，付家村生產隊的人議論紛紛。

    文建國打人確有其事。

    那年夏季，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付曉霞鼓動文建國和她一起報名，本來文建國心里並沒有底氣，但他也實在經不住大學的誘惑，還有付曉霞的蠱惑。何況“5•16”的疑似問題，時間過去也一年多了，似乎沒有什麼不良影響，大隊早已把他推薦到公社初中做了代課老師（其實是付曉霞活動的結果）。

    有了付曉霞的攛掇，文建國自然躍躍欲試，作為代課老師，報考師範院校應該說是個優勢，也許行吧？再說，不是“有成份論，不惟成份論”嗎？他甚至下意識地想到，我倒要看看這句話是真，是假？是偏重于第一句話，還是偏重于第二句話？

    文建國報名填表，兩個志願，一所大學，一所中專，都是師範類。他知道，其他院校根本沒有可能，他也不想。大哥懷祺當初讀的就是師範專業。

    招生發榜，文建國名落孫山。同時他卻听說一個校友，是高干家庭出身，當初下放時找出種種理由逃避下放，下放後又找出種種理由長期逗留在城里的校友，如願以償，被全國重點高校政治系哲學專業錄取。文建國雖然心里本來底氣不足，知道家庭出身的問題多多少少總會有點影響的，但他內心總是十分地不服氣。憑什麼啊？政策上是“推薦”，具體操作的時候卻在憑關系，憑後台，憑家庭出身？

    後來文建國知道了葛延生們都是這麼輕而易舉地上了大學時，就見怪不怪了，反而笑自己太幼稚，太不懂社會。他甚至想得更多，為什麼革命者以青年人居多，那是因為他們不諳世事，又充滿著激情和憧憬，一旦他們對社會了解了更多，知道了“不過如此”，其年齡也大了，革命性就將發生動搖，革命意志也就慢慢地衰退。所謂看破紅塵是也。

    文建國落榜以後，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也是在幾個插友的慫恿下，還是獨自跑到公社，去找公社政工組甦組長討個說法。

    若干年以後，他可笑自己的做法。為什麼自己真的就相信可以秉公推薦？看看那些被推薦上大學的人，特別是能夠推薦到名牌大學的人，有幾個人是沒有家庭背景的？笑話！

    青年人踏上社會的第一步，決定著今後的走向，第一步走高了，今後就有可能在高層次上繼續行走，所以有人始終是社會的寵兒。即使後來社會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並不看好，可是它作為一個時代的產物，已經在社會上站穩了腳跟，誰也無法將其打入冷宮。何況後來還有許多在學歷文憑上可以“洗‘黑’”的途徑。時間一長，“工農兵學員”就淡化了，先是改名為“大普”，再後來，“大普”們反正都有了後學歷（更高的學歷）。“大普”不“大普”？多大事兒！

    再後來，就學歷文憑而言，文建國也有了新的看法。

    小說《圍城》里的“克萊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迪•音帕沃（權力文憑——Diploma in power‘迪普勞碼 音帕沃’）”——“迪•音帕沃”是文建國的首創，其冠名權歸史靜老師所有——是否能得到社會更廣泛認可？建國不抱有希望。但他個人堅持這麼一說。

    如果說“克萊登”是“野雞文憑”，是低級的，混吃草糧的賤民混飯吃的手段，是可以人人喊打的假文憑，是一旦揭穿，即一文不名的文憑。比“克萊登”更丑陋，更具有危害性的，則是“迪•音帕沃”。即通過權力獲得文憑，並且利用文憑攫取更大的權力，然後可以獲得更高層次的文憑。權力——文憑——權力，螺旋式上升。

    這個文憑的形式不假，絕對有案可稽，它囊括著所有可以稱之為文憑的文憑等級。而它的主人絕對不是賤民，也不是一般的平頭百姓。即使某個具有“迪•音帕沃”的人犯事了，可能會涉及到“迪•音帕沃”的其他人，但也只是此一人此一事，彼一人彼一事，絕對與別人的“迪•音帕沃”無關（文建國很想塑造一個“迪•音帕沃”式的典型人物，但一時還沒有找到適合的素材，只好先點到為止）。

    文建國第一次進衙門找領導上訪，局促不安。他在辦公室外徘徊，見了領導說什麼，領導可能會怎麼回答，他一一做好了預案。可等他真的見到了甦組長，卻想不起來剛才自己準備了些什麼。

    甦組長獨臂，坐在辦公桌前，用左手寫著什麼。他在解放戰爭南下時，被炮彈炸掉了右臂。文建國今天是第一次見到甦組長，首先肅然起敬，上訪的勇氣先自減少了三分。為了個人的利益，面對老革命，向領導提出質疑，他已經感覺進退兩難了。

    “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毛主席的教導似乎已在耳邊響。

    文建國當時對甦組長“服從國家的需要。”“尊重組織的選擇。”“是金子總會發光的。”的說教不以為然（我都懂），對甦組長矢口不談“有成份論，不惟成份論”頗為不滿。但憑文建國的個性，憑他一個追求美好前途的知青，他只有听的資格，不可能與領導發生爭執。甦組長發話以後，文建國沒有再說一句話。只是一味地感覺憋屈。

    以後文建國自己當了領導，也坐過機關，對普通教師上訪，就格外的尊重，格外的同情。誰閑得蛋痛，沒事要找領導要上訪？上訪，那是一種精神上的折磨，心靈上的煎熬，甚至是對人性的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