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建国又回到文宅，遇到仍然健在的老邻居的时候，他仍然被尊称为“二少爷”了。只是有一点让他感到滑稽，感到不可思议，不少老人称他为“二少爷”的同时，仍然将他的母亲称之为少奶奶。建国笑笑，乱套了，乱套了。但他相信别人家绝无歹意，所以不便纠正。

    后来更让建国搞不明白的，他又听到一个时髦的名词，那就是有人尊称他的母亲为“民国范儿”，还强调，年轻的时候是，现在也是。

    文建国五味杂陈，民国在中国大陆存在不足四十年，有以国家命名的“范儿”，且在政权被推翻几十年以后竟然越发时髦起来，不知社会学家如何来阐释。文建国也不得不想，“民国范儿”？是耶，非耶？他只是摇摇头，无言以对，既不认同，也不否认。虽然内心还是蛮惬意的，就算是窃喜吧。想想自己中共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身份，想想过去因为“民国”对自己，对家庭的影响，他对这种说法也只能不置可否了。即使是不置可否，有没有亵渎的成份？建国还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号，并告诫自己，不可张扬。人家说，是人家的事。

    建国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这从建国的起名就可窥见一斑。建国的本名按家谱是“怀”字辈，按大姐大哥的名字排，他的名字应该叫怀书，这是爷爷给起的名，后来就作为曾用名保留下来了。但曾用名确实从来没有用过，于是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时间一长，就忽略不计了。

    父亲是留洋的金融博士，母亲是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三年级肄业的高材生。毕竟是父亲再婚后又一次得子，毕竟是母亲亲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所以他们对建国宠爱有加也就在所难免，所以他的出生又很不一样。

    小时候外婆曾经告诉建国，出产房第一个抱他的就是外婆。外婆从护士手中接过来，颠颠簸簸地移动着一双小脚，声音高兴得发颤，“像爸爸，像爸爸。”同时顺手摸摸他的后脑勺，这一摸，她的手指竟然好长时间没有离开。这小子后脑勺凸起。用老话说，这小子有反骨（其实后脑勺有人就叫反骨，以讹传讹）呢。她看看外孙，再不动声色地看看他爸爸。好像极不放心，他这个做爸爸的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担心手上的外孙今后会不会节外生枝。她在手里抖抖外孙（那时还没有名字），默默念叨了三声阿弥陀佛，才让女婿看看，抱抱。当然，外婆后来看不到自己的外孙子其实一辈子都是一个相对安分守己的人。那个什么“反骨”不“反骨”的说法，完全是忽悠人的一派胡言。

    建国出生以后的第四天，是女佣抱着他，偕母亲坐着黄包车从医院回家的。女佣叫张氏，因为她丈夫也姓张，本该叫张张氏，没有必要，也为了方便，干脆就省略掉一个张，可见这过去的女人，过去这没有文化的女人是何等的低廉。

    其实张氏在文家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别的不说，单是建国这一代四个兄弟姊妹都是她从医院里抱回来的这一事实，就让她底气十足。再说，她和丈夫都是老爷爷从老家带出来的，他们是伺候着爷爷，看着文巽善长大，送他出国读书，接他回国工作，就像曾经辅佐皇帝爷儿的三朝元老，其地位一般是难以撼动的。全家老老少少把他们都看着是家里人，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呢。偶尔的，大姐二姐大哥嘴巴里会冒出佣人的字眼，都会被继母蒋老师的眼睛盯着重新改口才作罢。等到建国会喊人的时候，张公公、张奶奶的称呼已经天经地义了。

    蒋淑娴只比大姐大七岁，从进入文家大院，直至成为女主人，她都让大姐二姐大哥喊她蒋老师，后来就习惯成自然了。一开始她是不愿意自己没有生孩子就自尊为母亲的，本来她还想让他们喊她姐姐的，但那岂不乱套了。喊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班辈上没有吃亏，又回避了尴尬，还新潮。无非也就是一个称呼，怎么叫顺口，怎么叫顺心，就怎么叫，不蛮好么！

    大哥怀祺一直喊蒋老师，大姐怀琴二姐怀华则是妈妈和蒋老师两个称呼交换使用，母女双方都知道，即使尊称为母亲的时候，其实都带有戏谑的成份，喊一声也不吃亏，却加深了双方的感情。

    《社会契约论》里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父亲想想也是，称呼就是称呼，人不能被称呼所累。但在内心，父亲对淑娴反而又多了几分敬重，一切顺其自然为好。蒋老师的称呼也就一直沿袭了下来，连他自己也时不时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蒋老师。两个佣人，包括周围的邻居也一律叫她为蒋老师，只有私下里，又称她为“少奶奶”。文家大院的女主人自然是必须尊称的。

    建国刚刚出生的那些年头，由于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资本家疯狂的投机，财政困难、赤字连天、物价上涨的痼疾还一时难以消除，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文家却依然一派人给家足幸福祥和的景象。

    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对建国宠爱有加，每次进入他们的房间，他们总能变戏法似的拿出点好吃的东西来犒劳。前者往往以糕点为主，后者则是以零食居多。他们有时让建国吃完了再出去，有时则代他藏得掖得天衣无缝，生怕给父母知道了不高兴。

    大户人家的孩子，琴棋书画是少不了的。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建国三岁背《百家姓》《千字文》，四岁背唐宋诗词，五岁学围棋背《论语》，六岁学小提琴，七岁学书，八岁学画。按照父亲的意思，什么都要学一点，打下基础，至于今后成不成，看他小子自己的造化。这在当时的文家亦为开明之举了。

    其实文巽善何尝不想望子成龙，只是后来的日子他自顾不暇，加上建国本身也无特异天赋，最后琴棋书画一事无成。唯一可以勉强挂钩的是，建国在青年时代喜欢随身携带一支洞箫，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也能吹奏成曲，藉以抒发情感。他认为洞箫携带方便，吹奏起来不张扬，甚至有些压抑，与自己的个性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将心爱的洞箫投入了西藏高原上的雅鲁藏布江，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