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所有的人一样，我的儿童时代也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也是天真烂漫的，青年时代也充满着浪漫情怀。但是，当我回忆起从儿童时代到青年时代的全部经历，除了激情和自豪感涌动之外，时不时还会冒出一股股酸涩，让人不太好受，甚至还不免掉泪。

    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凯歌声中走进了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由于实行食堂制，生产实行集体化，生产队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在星期天和放学后参加生产队劳动，于是给生产队割牛草和给食堂砍柴等就成了我们小学生的主要劳动内容。

    开始实行食堂制，到处一片喜气洋洋，人们欢呼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吃饭不怕你撑破肚皮，食堂不惜用大量粮食喂猪，食堂常常杀猪打牙祭，大量饭菜被浪费，人们似乎觉得集体的物品正源源不断地从天而降，所有的人都忘乎所以了。

    好景不长，由于大部分劳动力都抽去大炼钢铁，劳动力严重缺乏，成熟的粮食作物不能够及时收割。我家门前是一片田野，那时候种的是高杆水稻，一场风雨可以让所有水稻倒伏。眼看着稻子过熟，大量稻子在田里发芽，但是没有劳动力收割。终于来了一批外地人收割水稻，收割以后，田里铺满发芽的稻子和稻穗。油茶成熟了，没有几个人上山摘茶籽。五八年的秋收到底收获多少，浪费多少，谁也说不清。

    严重的浪费很快遭到了报应。冬季到来，领导者开始感到粮食不足，于是开始对粮食实行按照性别、年龄限量购应。饭吃不饱让食堂开始布下阴影。五九年的春季、夏季、秋季，口粮标准一减再减。成年男人（大口）每天大米七两五钱（十六两秤十二两）。我那时候是男娃四口，每天大米三两七钱（十六两秤六两），一天的口粮没有半餐了。

    饥饿越来越严重，田野、山上能够充饥的植物叶子和根茎逐渐被采光，一些人开始吃白色岩粉玩命。

    道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叫花子，但是谁也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施舍别人。

    严重营养不良导致水肿病大量发生。我和爹都全身肿大，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大队集体用细米糠拌黄豆粉掺和药物遏制水肿病的蔓延。我和爹每天可以得到两粒乒乓球大小的糠丸子，虽然没有治愈水肿病，但是水肿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的水肿病维持了很长时间。

    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季，所有的学生、老师都把精力放在谋求活命，学校无法开学了。

    一九六二年春季撤掉食堂，上级放宽了政策，可以利用开垦荒山和田间隙地自由种植庄稼。进入夏季，部分蔬菜瓜类成熟，我们终于可以用瓜类蔬菜填饱肚子了。

    六二年的秋季农村开始出现生机，老师来了，学校恢复上课，我进入老树寨学校读五年级。

    六四年秋季我们龙场完小二十多名毕业生步行五十多里来到当时的怀化县第二中学——石宝中学参加毕业考试，我考上了初中。下学期开学，我进入铜湾完小附设初中班就读。当时全怀化县就只有一中和二中两所中学，我们所在学校虽然说是小学附设初中班，却有五个乡镇只招收了一个班，可以说是精英汇聚了。任课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少后来成了怀化市的名师。

    从六四年到六六年上半年的两年中，学校教学工作正常，对教学质量要求很严格。同时，学校建有文艺宣传队，不时在校内组织演出。由于我在六年级时候开始学拉胡琴（我同村老哥谢申乐自己制作了一把胡琴，能够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上布满星》等歌曲，我也跟申乐哥学，打死了蛇剥下蛇皮，等蛇皮晾干，蒙上竹筒，装上雕刻着龙头的琴杆，胡琴就做成了。我很快学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上布满星》等歌曲。）进了中学，看到铜湾完小的谢崇云老师办公室有许多乐器，胡琴、板胡、京胡、提琴、笛子，我心动了，向谢老师提出借胡琴。老师说，注意保护，不要搞坏，上班以前送回来。我高兴了，每天吃过晚饭，到谢老师办公室借胡琴，按时送回。

    一九六五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加大了宣传力度。学校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宣传队：演出队、阳鼓队、乐器队（胡琴、板胡、京胡、笛子、箫管）。我们中六班的谢申龙、米昭发、米贤洪都是拉胡琴，肖洪有、梁元清等吹笛子。我们用小绳子把胡琴固定在胸前衣服扣子上，一边走路一边拉琴，《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十余首毛主席语录歌。敲一阵阳鼓，演出队歌唱，乐器队伴奏。在铜湾场坪开万人大会，我们从铜湾完小出发，经过铜湾街上到沙罗湾，再转到沿河场坪。街道居民和开会的群众都自动让出大路，成千上万的人们都欣赏着我们的表演，那种热烈气氛还真的叫人难忘。那时候经常开大会，我们宣传队演出也很频繁。

    一九六六年秋季，我们进入三年级。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先是中共中央在五月十六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从七月开始，毛主席连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乘坐敞篷车接见来自全国的一百六十万红卫兵（我因脚砍伤不能行走失去了见毛主席的机会，让我遗憾了许多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发动起来。开学一段时间，学校停留在宣传。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大概是十月的一天，我们中六班班委会通知中五班和中七班在中六班教室举行会议，班长谢伯刚介绍了在天安门见毛主席的情况，讲述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学习委员谢申龙宣读了自己起草的《关于在铜湾完小初中班建立红卫兵组织的决定》。大会选举了红卫兵组织筹备小组，谢伯刚为组长，谢申龙为秘书长，陈同修为宣传委员，雷厚来为组织委员，周启恒为联络委员。接着，三个班分组讨论十六条。中六班班委会成员和各小组组长分别参加各组讨论。一些老师拿着课本准备来上课，发现同学们自己在开会，到教室门口看看就走了。

    第二天学校召开大会，杨校长在大会上对中六班开始打压，严厉批评中六班班委会无组织无纪律，竟敢擅自停课闹造反。我们忍住内心的不服停止了活动。

    几天后，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在八月初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成为导火线，中六班首先发炮，大字报贴满校园，目标是反击学校领导对中六班革命行动的打压。此时大势所趋，学校领导知道形势不妙，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此时老师已经无法上课，学校开始处于自由主义状态。但是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离开学校，在学校里闹革命。学校以中六班班委会为骨干，成立了全校统一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利用班费印制了红袖章，所有红卫兵的手臂上都带着红袖章，用红布缝制了毛主席语录袋，有的还戴着镶有红五星的红军帽。一时间，校园里变成了一片红色。

    不久，在省城长沙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被中央打成保皇派，我们也自然解散了组织。接着，红卫兵自行重建红卫兵组织，校内出现了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以谢伯刚为司令的红色造反司令部，另一个是以米仁金为司令的东风战斗兵团。我担任着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秘书长，负责起草组织的文件。两个组织的倾向很不一样，我们的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张并坚持文斗，写大字报，批判会发发言；东风战斗兵团比较倾向武斗，批判会上乐于给受批判者戴高帽子，还不时给受批判者一些体罚。

    冬季，我们开始筹备大串联。大串联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全国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全国各地普遍设有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进接待站住宿免费（都自己带有被子），吃饭每人交一角钱、四两粮票，饭不管你吃多少。伙食比较好，一般都有一点荤菜。

    我们红色司令部十六人组成了一个队伍，准备了半年的粮票和生活费，打着一面红旗，背着被子和包裹，于腊月二十八日出发了。当天赶到大江口。第二天是除夕，我们在大江口过年，接待站给我们每人一盘猪肉过年。初一，我们赶到辰溪县城，高音喇叭传来《中共中央关于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我们听从党中央的号召，从辰溪折回，经花桥、榆树湾、安江，绕了一个数百里的圈，回到了家里。学校里已经无法上课，我在家里参加生产队劳动。

    六七年上半年，武斗在全国范围蔓延。好在毛主席严格控制了军队，使军队没有介入武斗。我们关注着各地的武斗，常常有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湖南省武斗主要是以工人为主的“湘江风雷”和以农民为主的“贫下中农联盟”（简称“贫联”），双方都有国家干部、老师和机关单位职员操纵。

    六七年秋季，中共中央下文号召复课闹革命，部分同学陆陆续续来到学校，由中五班、中六班、中七班三个班合并成一个班，开始了初中三年级课程的学习。

    一九六八年年秋季，通过文化考试，学校领导审批，选出六人上高中。但是那时候高中尚未恢复，虽然我被推选上高中，但是没有学校。我们带着被子回到家里，铜湾初中班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回忆起铜湾初中班的学习生活，还有一道有趣的风景线值得一提，那就是用瓷杯在烘炉里煨饭。那时候普遍粮食不足，学校不开中餐。学校规定，要一次性交足每月基本餐二十四斤大米，多余的才能够买白饭票，但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无法一次性交足二十四斤米，于是每餐只能够吃四两米饭。在没有其他食物补充的情况下，那每餐四两米饭实在达不到半饱。长时间的饭吃不饱让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校园，虽然同学们也蹦蹦跳跳说着笑话，但是肚子里不时发出饥饿的信号。到了冬季，同学们都有一个烘炉。到了晚自习（那时候自习课都是由班委会管理纪律），同学们用漱口瓷杯装一点水，放一点米（交米时故意留一点），把瓷杯放在烘炉的炭火上煨。当饭煨熟的时候，那熟饭发出的香味弥漫在教室里。由于煨饭的同学很多，虽然同学们尽量保持安静，但是同学们用作业本扇火的声音、水熬干时发出的滋滋声、同学们从瓷杯抠下米饭的声音，掺和着浓烈的米饭香味，形成一种别有风味的气氛。

    现在回忆起烘炉里煨饭，既有些好笑，也有几分酸涩。那是一群少年同饥饿的抗争，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

    一九六九年秋季，怀化县开始恢复高中招生。通过公社革委会审批，我进入怀化县直属中学就读。一九七零年自动辍学。辍学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家庭困难，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二是对学校不满意。那时候学校不但劳动多，而且开会太多。传达上级文件，学校领导讲话，都要花不少时间讨论。我在十一天时间里吃完了一个月的粮食，带着被子回家了。

    一九七零年冬季，怀化县招收一批公办老师，我被龙场中学选中，已经给我通知书，上怀化培训十天就回学校上课。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说当老师不好，没权力没地位，而且工资低。我动摇了，最后是放弃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公社革委会管教育的蒲裕乾同志找到我，说公社决定让我去县里师训班学习。我明确告诉他我不想去。蒲裕乾同志苦口婆心开导我，说了许多当老师的好处，但是我硬是不想去。最后蒲裕乾同志拿出杀手锏：“谢申龙同志，上一次你已经有一次没有听党的安排，如果这一次你又不听从党的安排，往后你也不要想参加什么工作了！”我心中一愣：真的呀，以后要是公社里要卡我，我的前途不是完了吗？于是我无奈地答应：好吧，我去。蒲裕乾同志脸上露出了笑容：是么，应该听党的安排。也许毕业后还可以改行。

    答应了老蒲，我的心情也轻松了。几天后，我又来到了桐林凹，成了师训班的一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来到龙场中学报到。公社革委会任命我为龙场中学革委会成员，分管学校教导工作。

    奇怪的是，原来我不想当老师，但是我当上老师以后却很安心，从来没有萌发过改行的念头。人到中年以后，也许受过文学作品的熏陶，功名观念逐渐淡薄，我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走错，我常常暗自感谢老蒲同志那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

    从七周岁到二十一周岁，我在十四年中断断续续读了十年书。我的学历是靠拼凑起来的。我的学历也不好定，说是初中生，多了一年；说是高中生，少了两年；说是师范生，没有文凭。我的学历究竟怎么定，我至今还是说不清。天涯社区有网友说我文学功底很好，问我是什么学历，什么专业，我回复他，我是博士学历，四不象专业，叫我四不象博士行了。

    也许回忆这些陈年流水没有多大意义。谁没有自己的历史呢？如果没有网络，我肯定不会对后辈们说这些，后辈们也不会对这些陈年流水感兴趣，我也不希望后辈们向我学习什么，我也没什么值得后辈们学习。难道要后辈们向我学习挨饿？难道要后辈们向我学习吃苦？但是现在有了网络，我把这些东西输入QQ空间，作为我个人的日记，后辈们不会厌烦我的絮絮叨叨。愿意看看的可以随便看，不愿看的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