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爸爸忍辱负重是有由来的，爸爸以前在鄂西北地质大队工作。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之初，他突然退了职，回到老家。他的意外出现，最惊谔最受打击的是我妈妈。当时我刚出生不久，爸爸退职回来，最要紧不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而是妈妈的面子一落千丈。爸爸待业在家，刺激了妈妈好强的个性，她在棉织厂顶住别人的白眼，为了多拿些奖金，她加班加点工作，什么超产奖、质量奖、月奖、季度奖、年终奖，大红榜上妈妈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位。这倒成就了一个市级、省级纺织劳模的诞生。我目睹妈妈的荣耀和爸爸的缄默，走过了童年、少年。我读高二的那年夏天，正当棉织厂为妈妈报请省劳模之时，爸爸病倒了。

    这一场病，爸爸在医院昏迷了大半个月，医院的诊断是“珠网膜下腔出血”，就是脑溢血。妈妈伴在床边，以泪洗面。我白天上学晚上陪在床前，至亲的人要死了，大伏天，我身心彻寒，夜里别人光膀子睡觉，我抱着被子睡还觉得冷。那几十天里，我变了个人，自然担当起长子的责任。一股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终日笼罩着我，把我像一只红薯烤熟了。无人做饭，弟弟妹妹们被亲戚接走了，家里突然一片死寂。

    一个湿热的夏夜，我辗转难眠，仰面看到挂在屋梁上的一件东西——一个普通的黄书包。我取下书包，掸去上面的尘土，拿出的是一捆捆信件，就在这一夜，我发现了爸爸的秘密。

    第一次接触到爸爸的历史问题，我泪流满面，血脉贲张。我知道自己的爸爸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么热情开朗、充满阳光了。我也知道，爸爸的病不是第一次才得，许多年前，他在神龙架进行大地测量，突遇暴雨，发过此病，当时的症状是左手发麻，头晕。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极差，只作发烧处理，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地质队以我爸爸工作消极、影响“革命生产”为由，要他退职。爸爸不服，地质队的领导把他关进了黑屋里。就这样在文革之初，爸爸在文革中遇难，被逼选择了后者，悲愤地离开了地质队。在老家，内忧外患的爸爸从此走上了鸣冤上诉之路，无奈正逢天下大乱，从北京到地方，无人过问他的问题。保存最完整的一封信是湖北省地质局的回函，称：李有智同志，你的几次来信都已收悉，现在正值文化大革命，你的问题需等待一段时间，再予调查处理。此。礼。湖北地质局革命委员会（公章）。收到此信，爸爸低下头，重新就业，从最低的十八元钱拿起，一拿就是十多年。

    我在黄书包的底部，还找到几只避孕套。

    就在那天夜里，我在自家屋里第一次自慰了，爸爸的避孕套里盛着我喷出的精液，乌黑的精液。记不清我曾经受过什么外伤，后来我把这处子之物当作爸爸影响我一生的暗喻。

    第二天，我往医院的病床前一站，爸爸竟神奇般睁开了眼睛。妈妈破涕为笑，亲戚们都松了口气。一夜之间，我成人了。在妈妈和医生里里外外忙碌时，我和爸爸悄悄开始了有关他历史问题的对话。

    此后的日子里，一股强烈的情感在我胸中膨胀、激荡，一个初涉成人世界的十六岁少年，背负着为父申冤之责，渴望这世界公平、公正。一遍遍捧读爸爸的申诉信，以及各级机关给爸爸的回信，理清思路，铺开稿纸，开始了替父平反之路。八十年代初，报纸、电台时常报道某某人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工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觉得有股力量在我身上滋滋成长，我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平反信用复写纸垫着写，一式好几份。又把原始的资料拿到照相馆翻拍，力求完整无缺……镜子里，我发觉上唇的胡子突然长了出来，蒙着一层棕色的光。

    从学校到医院，从医院到家里，再从家里到学校，我像一只弹力十足的皮球，不知疲倦。爸爸还不能下床，我上前为他端屎倒尿；医生在医疗中对爸爸的某种取舍，我大胆地提出异议；妈妈对医生的附和，我找来叔叔大爷为我撑腰，最大限度地维护着父亲康复的权力。晚上，我回到一个人的家里，坐在用妈妈缝纫机改成的书桌前，拧开台灯，脑海里的月光涓涓流淌出来，我在一张张白纸上誊抄着心中的激情。

    我等到了第一封回信，是湖北省地质局的，他们说要进行调查了解。那是那是，给他们时间吧，一切将水落石出。

    我等到了很多回信，各级机关都说要进行调查核实，好吧好吧，这是合理的办事程序，我等着呢。

    我把一封封回信拿给爸爸看，应该为他的儿子而骄傲吧，应该友好地向生活微笑吧。可是，爸爸看完信后，不置一言，既没有兴奋也没有悲哀。他陷入了沉思，他还像以前那种默默无语。

    在我的想像中，省地质局派车、派专人前往鄂西北调查，地质队的领导积极配合，找出原始材料，一点点询问当事人，问题一点点弄清楚了，他们回到了省局，他们就要给我写结果了。出结果的那天，管公章的那个人不在，只好等到第二天，可第二天是星期天，只有等下个星期了。没关系，因为我有的是时间等。

    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等到这封信。而且，我随后询问的信，也石沉大海。

    爸爸始终沉默不语。

    我没有像他那样老实，我在漆黑的夜里自慰着，一遍遍地咀嚼着孤寂里的一丝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