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他第一次来，是十年前，他跟我妈来带他们的大孙子。老家的亲戚、邻居站成一排送他们上火车，那么喜气、热闹。“李家的老大在深圳出息了！”，“李家有后了！”……祝福的话装了一车厢，到深圳才平静下来。那时，半身不遂的爸爸还能站在深南大道上，笑眯眯地看着深圳五花八门的小汽车。有时，围着高楼间七上八下的打桩机，走走停停。一半好身子拖着一半坏身子，侧着身子走在人行道，头侧向前方，身子对着马路，坏手圈着，两腿微弓，好象随时要表演一套太极拳。现在的深圳，车是死的，路堵死了，车子浆糊一样，东一堆西一堆，粘在路面；那时不，汽车是活的，轻盈的，一辆接一辆，沙沙地飞驰。吃饭时爸爸拖着步回到家，跟我们来两句俏皮话，他说，“那些小汽车跑起来沙沙响，就像往碗里撒白糖一样。”我们哄笑起来……

    问题出现在第二次。他和妈妈来深圳给我妹妹小静带孩子。一个人洗澡时，滑倒，摔断了坏身子那边的锁骨。医生不敢给他做手术，说让断骨自己长回去。结果两处断骨长错了位，皮肤隆起一个大包，左侧的身体像新衣服缩水似的，缩了一圈。他的腰杆再也站不直了。爸爸一直就有半夜起床锻炼的习惯，多年前，我在内地派出所工作的那阵子，夜巡的民兵总是看到一个老人侧着身一颠一颠、怪模怪样地小跑，在午夜时分空荡荡的路灯下。民兵们回来总当鬼话讲。我终于忍不住，说，“那是我爸爸，他有病，总想早一天恢复。”

    在深圳小静家摔伤后，爸爸从此坐在床沿上发起呆来……

    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来深圳，给我弟弟老三带孩子。之前，我特意回浙北老家一趟，跟在老家生孩子的弟媳妇商量，求她可怜可怜爸爸，别再让他来深圳了。她把我堵在门外笑着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很想冲上去，给她一个耳光。妈妈息事宁人说，“一碗水要端平，给你和小静带了孩子，不能不给老三带，怕你们以后互相咬槽啊！”

    就这样，我们用担架把爸爸抬进了深圳。断断续续，算起来爸爸呆在深圳十年了，父亲也算深圳的见证人。其实，他对深圳也有贡献，至少他为深圳贡献了三个家庭：三个个体户。

    那天，我带上公司的两部车和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副担架，在广州火车站把他们接上。一上车，妈妈就拿出家乡的特产让我的部下吃。儿子开公司，好多人围着转，她心里当然是骄傲的。看着两个小伙子香喷喷地吃上了，她才悄声问我，“你老婆怎么没来？”我说，“公司太忙，她大权在握，来不了。”妈妈知道我和媳妇关系紧张，但她除了要我好好团结，就想不出别的词了。词穷时，她总解嘲道，“你爸无能，我又没文化，搞不清楚你们这些人的毛病！”

    进关时，关口的车辆塞住了，车门打不开。在关口一处高地上，躺在担架上的爸爸透过车窗俯视远处的市区。他问，“是不是哪位大首长在视察深圳啊？”我笑笑说，“哪里，你眼里的深圳和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深圳小汽车太多，天天塞，塞得大首长也开不进来了。”他看着四周挤得东倒西歪的车辆感叹道，“汽车啊——，还是跑起来才好看！”

    妈妈在一边讥笑他：“看把你心操的！”妈妈就是这样煞风景，大家脸上都有点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