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向阳的电话说不通就不通了，不在意朋友的感情倒也罢了，仍下他的事业不管多少就有些可惜了。向阳的消失令我非常的沮丧。他还说他是个诗人。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在他的办公室我还真的看到了码得好高的一摞稿纸，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有竖行的，也有横行的。向阳问我他的那些诗如何，我压根就不懂诗。咂摸归咂摸，图的是个样子。我说这诗是有些嚼头。向阳说他听不懂我说的什么。我说这诗蛮有意境。向阳点头。大概是肯定了我的赞许。其实，我知道我说的是屁话，什么有意境，这是以前中学老师教我们鉴赏诗歌应付考试的套话。现在，我才隐约知道现代诗与那些浅显的理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向阳并不知道我只是个读了一年的职高生。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学写些豆腐块，内容大都也就是发生在村里的奇闻怪事。再则帮村里那些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免费写些征婚广告，他们真的征来了媳妇，办喜事的时候一定会请我去喝他们的喜酒。

    向阳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一户人家喝喜酒。向阳说他是京城一家叫《四方》杂志的编辑，有什么文章可以给他，他能帮我发。村里现在什么都有了，以前要接生婆，现在都去医院，在家里生的不算；以前要跑很远到大队部去看露天电影，现在窝在被窝里搂着女人看电视。甚至出门都不需要自行车了，天还没完全亮，进城的中巴车就开始“哆哆”的叫个不宁。可这些能说明什么？无非能证明现在比以前富了，问题是你富人家早富了，而且人家有的地方已经富得流油。终究拦不住年轻貌美的姑娘的腿，她们依旧往外跑。大龄青年的婚姻仍然是个问题，征婚作为一种文明的方式，多少还体现出一点民主与尊重，在很多地方依然被看作是一种先进的举措。村里缺会写的。人品怎样，家庭背景如何都是其次，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很重要，而所谓的印象最直接的就来自征婚的广告词。我的工夫就在这些广告词上，村里几个光棍从云南﹑贵州﹑四川和甘肃相继征来了一批姑娘，我在村里也有了些名气。镇上搞婚介的张五刚专门到我家找我，答应开我五百元一个月，专门为他写征婚广告，平时还有机会和他一起出差，享受免费旅游，所谓的旅游也就是带男方到女方家走访，管吃管住，还能看到风景。

    爹和娘喜得合不拢嘴，我爽快地答应了张五刚。

    我曾莫名其妙的收到过录取通知书，也收到过评奖通知，或是被什么名人大全收录了。开始的时候还真激动过一阵子，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往往都有附加条件的，不是交钱就是买书。不过像向阳这样直接打电话给我的还真是第一次。

    向阳告诉我说除了在《四方》杂志社任职，同时他还在另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兼职。我当然羡慕向阳这样的能人，更愿意能结识这样的能人。他还说有许多项目可供合作，能为我提供发展的平台。我想去北京。张五刚对我的北京之行很支持，不仅给我买了去北京的车票，还准备了矿泉水和大碗方便面。上车前他抱了一沓征婚广告，让我在北京熟悉的杂志上发，征一个女的来给我一百元的回扣，我答应了。

    我是下午两点的车票，徐州东站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害怕误点，我在雨中狂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浑身都湿了。好在是夏天，到晚上九点的时候衣服差不多也就焐干了。临上车前我用公共电话再次和向阳通了电话。

    他说他在北京站接我，

    火车在黑夜里穿行，我睡不着，就朝一个个女人看，看她们的困像和睡像。我终于发现坐我对面的姑娘很是秀气，两只辫子侧耳挂在胸前，眼睛似乎眯着，迎面而来的列车呼啸声惊醒了她，一会儿工夫又耷拉起头。我坐的这趟车是福州开北京的，车上有几个人护着盛有鲜桂圆的竹筐，竹筐做工精致，蔑细而透明。姑娘醒得很快，跑到车厢的另一头洗了把脸。我傻傻地看她，她“扑哧”笑出了声。我说你笑什么？她问我看什么看。她告诉我她的家乡在江西，她在石狮服装城打工，男朋友在北京郊区当兵，想他了就去看了。说得很轻松，我们一路说到北京，我答应她到北京站送她到去郊区的车站。

    我不知为什么我偏要在一个陌生的女孩面前表现出自己哪怕是捏造出的优越来，比如有人会在北京站接我，再比如我比你更熟悉北京等等。姑娘问接我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是个作家。姑娘显得很羡慕。说话的语气更加柔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车到北京准确时间应该是夜里23点，到京郊驻地的路她根本不熟悉，她只知道他在某个街道某条巷子，纯粹是个空概念。我想向阳一定熟悉北京，一定能理解我的自作多情，一道把姑娘送到她男友的身边。

    向阳是什么模样呢？他说他会站在北京站出口处右侧，手里拿着报纸，算是暗号。

    车过沧州，一会就到了天津西。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北京，要不是向阳在北京，我可能永远没机会去北京。张五刚去的都是云﹑贵﹑川和陕﹑甘和东北几个省。连张五刚自己都没有去过北京。在他面前我总算有了一点牛皮哄哄的资本了，省得他常骂我没见过大世面。我打算回去让他涨工资，不然我就不干。

    车到北京站，地下通道里人山人海，我和姑娘一起出站口。在地面入口处，我看见一个卷发的中年人手里拿着报纸东张西望，我迟疑了一下快步跑上前去。请问你是向阳吗？我是，你是刘迅东，我说我是。我本能的将手伸向了向阳，向阳一把握住我的手。注意到我身旁的姑娘，我说她和我同路，从福建来到京郊找她男朋友。没等我说话，向阳看了一下手机说，西直门公共汽车站有直通的车，赶快赶最后一班地铁到西直门，说着手一指，对面就是地铁站。姑娘看了我一眼，我说我们送你去，姑娘说不用了。说着朝地铁方向跑去，一会儿消失在人群里。

    北京站广场好大啊！灯红通明，23点了人群还是熙熙攘攘。我多想看看北京的夜色。向阳打断我说，走！喝酒去。

    向阳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不知西东地在北京的大地上飘荡起来。“天安门！”我兴奋地叫起来，一闪工夫，天安门就在身后了。我一阵落寞，当我再抬头时“京通高速入口”四个蓝底白字又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向阳没有告诉我到哪里。凭直觉北京城已在我的身后了。

    向阳一句话不说，我也一路无话，短暂的沉默让我惦记起那个同路的姑娘，她能不能安全到达驻地？那个小伙子会来接她吗？我头脑里乱七八遭。我没接向阳递来的烟，他独自抽了起来，大概是晚上，况且车窗都开着，的哥也没有计较。向阳的烟抽得很忧郁，我不知道他在思考什么。过了二十多分钟，车在一个小区门前停了下来，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地方属那里管辖，跟北京有没有关系。向阳领我去找宾馆，一连找了两家，都不满意。第三家是部队干休所办的招待所，登记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房间不大，两张床和一张桌，还有一台21寸的“康佳”彩电，头顶上电风扇转速和理论上的相差很大，只听见响不见风，几乎是个摆设。也许设施与房价不符，向阳怄气，愤然退房走人，我一声不吭跟在他后面。

    我跟张五刚去过淮北，那些地方的人性格急躁，一发毛就能动起手来。张五刚离家之前都要叮嘱我，到那地方只管看不许多说话，另外两人不能分开，有事也好有个商议，我领会他的意思。带去的光棍汉多少都有些缺陷，作为征婚的我们只能说些中性的话，这样有个退步的空间。姑娘家万一要定金什么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松口答应。除非姑娘本人立即跟我们走。人家招待尽量不喝酒，万不得已，量上一定有所控制，而且只能由一个人喝，防止醉酒被对方蒙。喝酒的往往是我，张五刚掌握着大局。令我惊讶的是，向阳的举动怎么和张五刚的套路竟会如出一辙。

    出了招待所的大门，向阳和我走了一段路，随后我们在一家夜市排挡要了两样素菜和一盘京酱肉丝，一盘宫爆鸡丁，四瓶燕京啤酒，啤酒挺便宜，才一快五一瓶。两瓶啤酒下肚，我走路感到吃力，肚皮撑得很高。向阳打手机，一个李姓朋友穿着沙滩裤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姓李的又叫醒了附近一个中年人，头微秃，被又些驼。这家伙有一辆面包车。向阳一跃上了面包车，我拉不开车门，谢顶的师傅下车拉门，弄出了很大的声音。下车的地方有很多车，霓虹灯闪烁，照亮了附近的夜空，我以为又到了天安门。原来是个大宾馆。我进去才知道这是通州区政府招待所。

    大概是凌晨了，向阳和我谈写作，谈诗歌，还谈他的过去，乃至他的为人。有很多东西我听不懂，便随便附和，倒也没见他在意，我心理上随之也就塌实多了。我对刚刚过去的一切仍保持着沉默，我没有理由去评判。我看到的，听到的仿佛都是在梦里。过去的一切是那样的虚幻。我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怎么躺到了通州区政府招待所的床上了呢？这倒有点令我疑惑不解。

    生活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四方》杂志社在朝阳区一个叫红庙的地方，我们从通州坐公交进城，一个环线接一个环线，从四惠到东直门，然后又倒了一班车，路上花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到杂志社的时候，太阳已经好高了。

    杂志社办公室主任姓王，向阳让我叫他王主任。办公室不大，王主任满脸堆笑，一边忙着接传真，一边示意我坐下。空调效果不是太好，主任的白汗衫都有些湿了，汗衫贴在肥肉上，像是榨豆腐干渗着浆水的沙布包。

    《四方》是一本面向少年的纯文学杂志，封面上的动漫做得很时尚，那些少男少女都被夸张了，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客。王主任自豪地告诉我，《四方》杂志在全国的市场很大，已经发行了三十万份。我想起了张五刚在我临行前的嘱托，我从包里拉出一叠“征婚”广告。他问这个干什么用？我说，这东西你们杂志刊登吗？主任说，广告当然登罗，他把眼镜往额头上迅速一推，凑近一看呵呵地笑，他这一笑，笑得我头皮发麻。我这是纯文学杂志怎能登这个！向阳说，没事。有钱到哪都能登到，上央视都行。王主任见我闷声不气地将征婚广告又往包里塞。“嗨”地一声！那东西还塞进去干吗？扔了算了。现在都是电脑排版，留一张底稿就够了。我不再理睬他，我要带回去一张不少的交给张五刚。一叠广告，弄得我尴尬死了，一脑门的汗。向阳说，先放我办公室，我找机会给你处理。不管处理不处理，感谢向阳给了我一把下台的梯子。他捧出好几本由他参与编辑的书，基本上都是学校的专集，出版社五花八门。浙江的学校比较多，其次也有河南的。向阳说只要学校一把手校长同意做，不要他出钱，只要他买三千本书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强。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最近的合同，是湖南一家学校与《四方》杂志社合作的出版合同。我凑近看，嗅到他身上淡淡的烟味，看清了与耳端平齐有些微卷的长发，也许是营养的原因，竟然有些枯涩，但很精神。

    我问向阳红庙这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白天在大马路边的树荫下打牌，会影响首都形象的。向阳说，三环外的浴城哪家没有小姐，这总比那强多了，何况这里快到四环了，我说照你这么说到十环就可以放火杀人了，向阳说我扯蛋。向阳的诗我真的看不懂，书法倒是不错。我说这些诗为什么不出版，向阳说等整理好了再说。我说你再忙，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丢掉。算是我对他的关切。

    刚刚出版的一期《四方》杂志堆在后门边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女的正指挥两个穿着搬家公司制服的工人把一捆捆杂志往一辆面包车上装。两个工人挥汗如雨，不时用手背擦汗。我傻相地看，向阳拽了我的衣角，我又跟他后面走。他拿出用电脑做出来的另一家杂志的封面给我看，还用手摩挲着，动作很细。我眼睛一亮。

    吃饭的时候，王主任叫上向阳和我，还带了一个编辑，就在杂志社附近一家小饭馆，一人点了一道菜，店主人很客气，他认识王主任。点头哈腰，又是泡水，又是打毛巾。我想喝酒，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提喝酒，我望了一眼橱窗里摆着各种造型的酒盒，偷偷咽了一口吐沫。喝酒在我生活的苏北早成了习惯。有人一天三顿，少则一天一顿，到客没酒等于没请。我到北京来还没有像样的喝过一顿酒。我甚至怀疑起北京是不是在北方，都说北方人好酒，怎么我一踏上这块地就没酒了呢？后来我才知道，王主任有糖尿病不能喝，编辑小刘来自四川山区不喝酒。原来向阳和我一样，在看王主任的脸色，我在看他们三个人的脸色。

    向阳说他看不起北京人，我说你在北京为啥看不起北京人。他说北京人徒有耍阔的派头，没银子！我说你知道南方的精明吗？他说我做的都是南方人的生意。我说我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是东部的。我不会做生意。向阳笑起来，笑得和王主任一样深刻，像刀一样刮得我心疼。阳光下飘着几粒头皮屑，久久没有落下。不知是我的还是他的。

    王主任问我有没有想好用那种方式合作。他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发行，每本杂志可以给我七折，其中的三个点给我。我事先没有告诉张五刚我这次来北京的真正意图，只是说看一个朋友。现在，结果基本明朗了，我完全能抛开张五刚，搞《四方》工作站了。

    向阳倒是没提工作站的事，只说合作做书，还有他自己做的另一本关于青少年成长方面的杂志。他需要人手，更需要资金。问我愿不愿意来北京发展，或是入股。王主任偏说做《四方》发行挺赚的，广东的一个发行站一年净赚了七八万。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人的话不是一路的。我的态度是不求证不讨论。这套本领是在婚介所学来的，既要管住上线，也要牵住下线，这样成功把握才能更大，要不然婚介服务从哪儿拿钱！向阳看王主任还在那滔滔不绝，忙说还有点事，就离开了杂志社。我到编辑部逛了一会，见过几个编辑，寒暄了一气才告别王主任。

    小旅社就在朝阳文化馆对面，文化馆前面的广场很热闹，有流动书摊，盗版书很便宜，我买到了几本簇新的带回家看。

    旅社老板很客气。介绍我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还免费提供热水洗澡。原本去工地看看在北京打工的几个老乡的念头也被这热水冲得无影无踪。在北京能洗个热水澡值得我怀念一辈子。

    王主任第二天给我一包材料，有盖了章的证明，还有杂志样刊，我顺拿了几十只信封，十本信纸。这对我写稿有用，也是我在张五刚面前排阔的资本，这些足以证明我还是有牛逼的。离开杂志社的时候，太阳依旧洇在雾蒙蒙的空中。

    王主任做事认真，非要送我走，我说我打车就是。他真的发动了杂志社里的一辆老式的“昌河”牌面包，我享受了一次专车的温馨，虽说空气燥得人难受，我还是打开车窗看了北京的市容。王主任一直把我送到朝阳门地铁站口，他热得汗流浃背，看着我吃力地背着两包废纸，傻傻地笑。我走了好远，他还在后面挥手。我想要是被警察逮住就烦了。算了，走了就走了。我头也没回就钻进了地下通道，买了一张去北京站的地铁票。

    到徐州刚好是上午八点，张五刚老远就迎上来了，他买了站台票，没人赶他，一幅老逼逼的样子。

      张五刚急切地问我广告有没有着落，我说最近版面紧张，一有机会就上，张五刚对我的谎言显然是相信的。我从包里掏出信封和信纸，还故意放两本到木柜子里。张五刚说我不在家的几天，上门登记的人络绎不绝，说着拿出记录本。果然不错，有附近乡镇的，也有本镇村民的。我将他们的情况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人给他们组织好看的文字描述，然后集中发布。我们的征婚广告以前大都发在婚姻家庭类的杂志上，现在看这些杂志的人越来越少，而看电视剧的人多。县级电视台的游动字幕成为我们的首选，张五刚除了接待大龄青年，还要不断和电视台广告部签合同。现在的电视台离开了医药广告和我们这些广告它混个吊，张五刚一到电视台，人家把他当香牛捧，难怪镇上的许麻子咒骂他大专毕业的儿子没出息。不识几个大字，拖眼泪滴鼻涕的张五刚都成了大好佬，那么多人巴结他，据说还搞了不少女人，这是什么世道！许麻子手里的麻将动不动把桌子敲得丁丁冬冬地响，直到激起了麻友的反感，他才停止牢骚。

    我要张五刚买电脑，人家外面全用电脑打印了，什么年代了，我们还在用原始的铁笔刻钢板。张五刚对我的建议很重视，马上答应我去买。这样，我就有借口溜到对面的“小红打印社”学打字，店老板叫徐应红，镇中毕业的，比我大三岁。镇上几家打印店就算徐应红的生意最好，几家搞沙石钢材批发的，广告一年贴到头。

    听说你去北京了，带了几个姑娘回来？我说人家北京姑娘那个愿意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那你去干什么？徐应红问得很认真，我说看一个北京的朋友。乖乖，你还有朋友在北京。我说到北京打工的可多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徐应红特意为我搬来了一台老式的电脑，插上电源，噪音特别大。我说你有没有比这更好一点的。她抿嘴一笑，拍拍我的肩膀，说练习要多好的干吗？这女人一点不像以前了。

    徐应红曾被我堂哥追过一阵子，后来不知怎么放弃了。我曾给他们带过情书，偷偷地拆过他们的信，那话说的，看得我脸都红。后来徐应红走进了我的梦里。那时徐应红看到我不敢抬头，我看见她头更不敢抬。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

    徐应红非要我说出向阳是男是女，我说是男的，她不相信。她说你们这些征婚专家都是情场高手，怎么可能做没有经济效益的事。我练了一个小时，也没摸出五笔字型到底有什么规律。徐应红眼睛一瞄，双手噼劈啪啪地敲击键盘。几个指头不停地变化着，若即若离，瞬间形成的美丽弧线像是幻化中的仙镜，那动作让我久久回味。我想如果那个女人在男人的身边以这样的方式出现，那是最美妙不过的。

    张五刚大开嗓门喊我接电话，我正和徐应红开玩笑。刚生了孩子的妇女，身上还散发着奶香，胸口鼓胀着，一碰还湿湿的。以前，小镇上的妇女不戴胸罩，奶水常常影透了衬衫。现在时兴穿胸罩，也就避免了这样的尴尬。任你怎么抓她两个硕大的乳房，也不会湿了她的门面，只是疯了一样的狂笑。

    “北京来的，快些！”张五刚一边用弊脚的普通话稳住对方，一面声嘶力竭地喊我。我抓过电话直接问向阳，那份新上的杂志有没有出来，向阳说快了，合同签了，交了三万押金，办公地在海淀区的厂洼。我问杂志怎么定位的，他说是青少年情感类的，绝对好看，有个姓肖的名流任主笔。我故意大声说，我那广告全拜托你了。向阳说你再等等吧！我明白他说的意思。我们的谈话，张五刚全听到了。听到就听到，我说这么大的声就是让他听到的。也许声音真的太大了，徐应红隔着一条街看我接电话，头都伸出了门。

    向阳不断给我寄材料，都是出版信息之类的东西。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统统塞进了抽屉。这些对于张五刚都是秘密。时间长了，我感到实在有些对不起向阳，光打雷不下雨，谁有这个耐心。向阳肯定相信我有能力拉上几个校长到《四方》上去登广告，或是做学校专刊。我是给镇中写过不少宣传材料，校长是我表哥。我希望表哥尽快升，升到局长才好。我跟向阳也吹过这层关系。

    表哥对学校办公室主任写的东西不满意。我曾替两家个体老板写过材料。镇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写公文的好手，有些村民要上访，连夜请我写材料，为此我还得罪了干部。赵主任过年过节给我捎上两条烟什么的，我那好意思要，他硬塞给我。“你就收下，忙起来的话，我们还请你写材料。”赵主任这样说。年底总结他一般都让我写。表哥怎么知道他在大会上读的那些的东西是我写的呢？我不能把实情告诉他，老赵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用他的话说，我是他培养出来的唯一写手。何况他的妹夫还是镇里的人大副主席，再无知，我也不能不顾这层关系。

    我怎么能跟赵主任说宣传这事，根本就开不了口，花公家钱给自己亲戚贴金，这是明的授人以柄。即使绕过赵主任，宣传费发票还得从赵主任的手里走，财务就这么硬性规定的。

    向阳说，跑成一个合作单位可以给我三分之一的提成。发行太麻烦，线长，帐难要。我说这还不是关键，现在老百姓对学校的意见很大，尤其是乱收费。校长情愿请你吃吃喝喝，谁也不会傻到愿意为些小利去冒政治风险。

    听说建工作站需要报批，我悄悄电话咨询了市新闻出版局，接电话的那个人明确告诉我，成立发行工作站必须要审批，否则就是非法，一套流程说了半天，他前说我后忘，大概除了进行行政审批还要到省里备案。这比婚介手续复杂多了。向阳三天两头给我电话，一打就是半小时。张五刚并不反感我们之间通电话，有时还插上两句，诸如邀其到小镇来玩之类的客套话。每次电话，向阳都要在我面前说王主任和他有多么的铁，王对他有知遇之恩云云。

    我一直不能理解向阳为何与他父亲关系处得那么僵。

    对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来说，总希望培养出一个续任的人来秉承家风，向阳的父亲因为中医水平的高超颇受当地人的尊重，因此，他的观念大概和这种传统有关。向阳说他一点不喜欢这种传统，他喜欢出远门，喜欢冒险。传统的父亲自然不能容忍这一切，于是就吵，再到水火不相容，甚至发展到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的份上。向阳说他承包过农场，结果被和他合伙的连襟骗得一败涂地，连滚带跑逃出新疆。通州政府招待所的夜是不寐的夜。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说的那些话，反而对他的经历有了强烈的兴趣。我以为他到北京似乎有了一层悲壮的传奇意味。相比之下我的生活太简单，简单得乏味。向阳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沧桑。

    我在去北京前从没单独出过远门，在学校里胆子也小，那些年流行武侠和琼瑶，老师说那些东西不是好东西，我规规矩矩地听老师的话，从不碰这些东西。我就读的职业高中在乡下，大家嫌寂寞，偶尔趁夜黑，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梨园和瓜地，带毛的黑狗肉，这些东西常常塞在床底的木箱内，分给我的也仅是我帮着打杂的一份，这也算是照顾的了。好在这些懦弱的东西没有影响到我在张五刚心中的形象。向阳的出现正慢慢改变着我。

    以前张五刚对电话费非常敏感，每次从电信所缴费回来，都要嘀咕一阵当月的电话费高了，贵了。我不以为然，电话搁在他的桌上，我平时难得打电话。除了接《四方》杂志来的电话，我几乎不碰他的电话。王主任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起工作站的事。我说手续很复杂，政府也不支持。王主任说，嗨，这要什么政府支持，自己悄悄做就是了，向阳刚来打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他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今年杂志社给他发固定工资了，钱虽不多，但是稳定啊！王主任说得一唱三叹！说得我心里暖暖的，除了他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外，他还承诺给我的回扣还能再多些，每年给我们免费出版一些作品。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我浑身来劲。

    我得和张五刚深谈一次，力争他的支持。我说北京有一个项目，我们可以借助这个项目，将目前的义务扩大。钻在钱眼里的张五刚听我这么一说，眼睛雪亮雪亮，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说，快说。”张五刚正愁自己的业务受到县（市）一级的婚介机构的冲击，尤其是挂在某些局名下的那些官办性质的大碗，气势汹汹。加之一些没有来由的黑中介的干扰，生意日薄西山。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那些单位天天在电视上吹嘘，钟点工﹑婚介﹑家教﹑装修﹑招工一条龙服务。相比之下，张五刚的婚介服务显得单一，没有一点竞争力，甚至带有皮包的性质。婚介说是靠信誉，真正起效益的还是宣传的拉动，无异于北京﹑上海那些民办医院，不惜花重金请一些影视明星天花乱坠地造势。

    “搞工作站怎么样？”我指着向阳寄来的那些材料。

    “什么工作站？”张五刚急切地问。

     “什么什么工作站。”我昂起头，一脸牛气。

    “杂志啊！”

    “那玩意，我是外行。”张五刚摇头，说的声音很底。

    “我来搞，你跟我打工。”我说。张五刚犹豫片刻说，“行，怎么合作？”你说。我说底薪加业绩，外面通行的做法。张五刚哈哈一笑。你小子从那学来的一套，我早就知道你他妈的迟早要跳出来搞自己的。

    我向张五刚说了实话。《四方》杂志王主任的意见以及向阳现在的想法统统告诉了张五刚。我坚持和向阳进行合股经营，我们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张五刚认真地听我说话，眼睛瞪得像牛卵。他抱怨我说，你怎不早说，我说我早说顶个屁用。

    合作方案是件令人挠头的事情，我拿不出一分钱来投股，何况我的父母一点也不懂这些方面的东西。他们那点积蓄给我结婚用的，打死他们也不会拿出来送给别人。拿不出资金什么都是空谈。向阳在电话里一再说，关键是资金。向阳再三强调，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资金。张五刚掏出一笔钱来就好了，我巴不得他现在就把钱汇给北京的向阳。

    一场秋雨将躁热的天气赶跑了，今年是我娘的整生日，乡下男人做三十，不做四十；妇女通常做五十。年头春节的时候，几个舅娘就放风来，说要到我家吃我娘的寿面，顺请吹鼓手来热闹一番，说我娘不容易，秭妹几个就数我娘辛苦，我的那些表哥表妹的基本上都上过大学中专，做小干部的也有，当教师的，再不就是有头有脸说话有人当话的小老板。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半吊子。

    我爹亲自登门带张五刚喝娘的寿酒，显示了他们的诚意。张五刚出了两百元礼金，我爹打架似的退了。我舅爹，我伯叔他们都来请张五刚喝酒，把张五刚尊重得当天王老子，纯属为了我。张五刚那禁得起这么多人的围攻，烂醉如泥，稍稍休息一下，就嚷着要回家。我送他回家，爹嘱托说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他是你的老板啊！

    张五刚走起了四方步，一个趔趄来一个趔趄去，走一步退三步，逗得村民们大笑。张五刚偏说他没醉，我说你醉了，醉得相当厉害。我没醉，就是没醉，醉了就找你小子算帐。你小子今天给我面子，门面以后交给你做好了，什么叫兄弟，这就是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我说还有大事等你做，大钱等你去赚，你不能醉。张五刚流着口水，一会指我，一会儿指他自己的脸，面部肌肉隆得好高。我说，哥，向阳让你投资，你愿意吗？向阳？向阳是谁？我说，北京的向阳啊！他摇头，不知道。我说我是向阳，我想让你出资。

    张五刚嗓子仿佛进了水，呼噜呼噜地响。不好，他要吐了。吐了好，吐了就清醒了。我说你蹲下，他不理我。咕噜一响，咽了下去。我的乖乖，张五刚不亏是铁打的。向阳，向阳个吊，那来的杂毛。我投资，我投资他妈妈身上。你知道我有几个小的，张五刚吃腥我早有所闻，只是没有亲见，今天他自个摆起谱来了。我不理他，只见他手一伸。五个，我说。“呸！”五十，我说你真的醉了。不搞他五十个，我算什么婚姻所长。想当所长是吧，先把这个学会，张五刚的无名指圈成一个圈。我想，我才不做你这个所长呢。

    折腾了一个下午，我好不容易把张五刚死磨硬缠地拖回家，张五刚老婆一直抱怨，口气难听，我撤头就回，妇女的馊话不能听，听得人窝火。

    这个星期日我休息，张五刚老婆一人值班。小镇一早就喧闹起来了，原来今天是逢集，三轮卡车都来凑热闹，特别是现在增加了苗猪交易，苗猪的喊叫特别尖，老远就能听到。我最害怕赶集，当初是嫌闹，现在怕假货蒙人。张五刚一个电话笃来了跑出租的还小群。还小群的“普桑2000”虽是2002年出厂的，能跑，油耗又不是太高，出去相亲的时候或是去县电视台，张五刚乐意叫这辆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和谐而且般配。张五刚讲实事求。文化不多，但悟性很高。

    我们现在就去大潘中学谈广告。奇怪！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醉得很厉害的。怎么我的话他都记下了，而且这么快就行动，天生的钱锥子。我带上了向阳寄来的资料和王主任的介绍信上了路。还小群的车稳稳当当行驶在宽阔的蟒蛇河边的大堤上，行道树叶在风中沙沙作想，田野沉寂在绿色之中，享受着牧歌式的温情。

    掩映在绿荫丛中的大潘中学是一所老中学了，在乡下有三十年历史的学校并不是太多的。因为镇上有一所县直中学，初高中都有，大潘中学是镇政府管的重点初中，连女教师走出来都比其他初中的标致些。现在大概都收为县管了。

    接待我们的刘主任好象认识张五刚，他揶揄说在全县上下都能听到看到张老板的身影。怎么？现在把业务做到学校里来了。张五刚说给你介绍个二奶，我来看你合适不合适，刘主任这才停止贫嘴。我感到脸红的是这个学校有教过我的老师，她是婚嫁过来的。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与刘主任同一办公室我的老师朝我笑笑，我也只好陪着干笑。笑过之后，她又去上她的课了。

    张五刚隆重介绍我，我掏出印有《四方》杂志社采编部编辑的名片，给办公室里每个老师都发了一张。刘主任接过名片开始认真地看我，将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又看了看名片。恰巧我与他从镜片上边瞥来的目光撞上了，我硬着头皮顶了他一把。刘主任说我们这类学校不做广告，从来没做过，我说我不搞广告，是学校形象宣传，在教改方面若有好的经验或者探索，我们能负责向全国推广。既丰富了教育资源，又为学校的发展拓展了外部空间。

    校长年纪不大，认识我做校长的表哥，远扯近扯，凡能扯到关系的我都给套上了近乎，一番攻心，效果并不明显。相反，校长向我们倒起了苦水，从防洪款说到危房改造，缺钱！

    回来的路上，我骂了大潘中学校长，张五刚微笑不语。张五刚到底是生意人，他总结了我与大潘中学校长的谈话，认为语气太软，方法单一，让他感兴趣的地方不多。我把情况及时告诉了向阳，校长档次太底。那个鸟主任更是无知等等。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地方吐。向阳叹了一声，也骂校长不是东西，然后一个劲地安慰我，他说吉林的某某在东北一所大学一连吃了五次闭门羹，第六次终于感动了校长，一笔签了十五万的广告。向阳的普通话好听，说得我热血沸腾。

    张五刚超常的冷静。他拍拍我的肩膀，笑呵呵地说，小兄弟，我带一个婆娘回来可以挣到三百到五百，谈广告真不是我们的长项。

    显然张五刚是现实的，谁愿意无私奉献，再说了现在做什么都需要成本，折本的事没人愿意做。向阳听出了我的意思，他爽快地答应以稿费的方式作为我们的回扣。张五刚满意地笑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张五刚这么爽的笑了。婚介所的生意捉襟见肘，他笑不出来，房租一个劲地往上涨，电视台广告收费一分不让。张五刚的诚意使我放弃了对他的所有戒心，他将原来休息的里间腾了出来，作为我们 “工作站”办公室。新开了一部电话，买了一台傻瓜相机，配备了铝合金的文件柜，花了近两千元。这些钱全是张五刚自己掏腰包垫上的，我许诺日后还他，一分不会少。   

    向阳不时来电话，问我们的业务有没有新的进展。我一直就这么敷衍着，我问他承包的杂志做得怎样了，他说正在策划一个大型活动，正在与教育部﹑商务部下面的有关司谈合作，力争在十月份将“中国教育博览会”上马，参展单位可以通过各自摊位展示自己的形象，类似“广交会”﹑“西交会”之类的商务活动。我想起来了，那本青少年杂志中有这方面的广告。只不过联系人像是用了笔名的，不是向阳本人。我说这个活动听起来很大气，现在搞什么都得讲形象，哪怕是厕所，也马虎不得。

    为了完成向阳交给我的任务，我和张五刚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守株待兔，八辈子也不会等到送上门来的兔子。我们发现市里出版的日报和晚报都开辟了“教育周刊”，在市供电公司谋职的文友告诉我，“教育周刊”一年需上缴80万版面承包费给报社，承包版面的记者不仅发了财，身份也从普通记者提拨为部门主任了。张五刚脑子转起来快，悄悄地搜集了“教育周刊”报道过的有关学校的先进事迹，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梳理。一个贾姓校长进入我们的视线，报纸上有登载了他的近照，这个贾校长像个村长，高个子，微胖。报道不像是专业记者写的，大概是他们学校的某个老师代笔的，文章介绍了该校近年来在贾校长的领导下取得一系列的成绩，市教育局领导曾到该校指导工作，并发文号召学习推广该校的做法和经验。这个学校位于南台市的三仓镇新沃村，张五刚曾到那个镇组织人员征过婚，对新沃很是熟悉。

    张五刚到新沃中学的时候已是中午了，学校已经放学。学生都走光了，看门的也不在，校门大开四敞。倒是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隔壁的小厨房里忙上忙下，锅里炒着韭菜。她见到张五刚忙盛起韭菜。起身出门劈头盖脸就问，同志你找谁？张五刚没吭声，妇女又问了一遍。张五刚眼皮抬都没抬。妇女回屋继续烧火去了。

    村里不比小镇，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就像生活在农场的人，有钱也用不了，一定要到城里消费。张五刚在学校附近的小店里买了一包方便面和一袋糖精水，站在路边把方便面硬是嚼了下去。

    十二点过了没多久，就有零星的学生出现在学校门口的路上。张五刚掏出傻瓜相机，按了几下，随即听见“啪啪”响了几下。张五刚将镜头转向迎面而来的两个男生，他们见张五刚对着他俩拍照，这两个男生好奇地聚拢过来。张五刚仍是不吭声，举起相机拍学校。一个男生好奇地问张五刚，叔叔你在干什么？张五刚一脸严肃，轻声说，有人举报你们学校有老师推销试卷给学生。学生惊讶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张五刚仍是拍照，学生说你是不是来暴光的。这时，又聚拢几个学生过来，张五刚问几个学生是不是一个年级的。学生叽叽喳喳开了，我是初一的，他们两个是初二的，你也是初一的。有记者到学校来暴光！有记者来暴光了。学生都看过《焦点访谈》﹑《大写真》这样的电视节目，他们最喜欢暴光片。连一个字都不识的老农民都知道电视台会暴光，有什么不公的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电视台的暴光。学生将这个消息传开了，有一个年轻的老师大概是值班的，来得相对早些。听到学生中间传记者来学校暴光，觉得事态严重，立刻将情况向贾校长作了汇报。

     “有记者在学校与学生交谈，内容不知道，只听个别学生传，说是来暴光的。”值班老师说得很细致。

    “你先将记者请到办公室，我马上就到！”贾校长说话雷厉风行。

    二十分钟光景，一个大块头的黑脸男子骑着一辆老式的重庆“嘉陵”进了校园，张五刚一看这人就是“教育周刊”上刊登照片的校长，只是照片要比眼前的清秀得多。

    校长走进办公室，立即把自己的一双大手送到张五刚跟前，张五刚站起来慢腾腾地接住。校长从柜子里拿出两包黄“南京”，扔一包给张五刚，又把另一包撕开拿出两根来，一根递给张五刚，自己嘴里衔一根。火苗蹿得老高，差点烫了张五刚。校长急忙又把一次性打火机的气阀调低。校长一脸含笑，问记者此行为何不提前通知一下也好做接待。张五刚听出话中有话，只是耐着性子，什么也没流露。先把包里的照相机掏出来放在桌上，然后从一个夹层里拿出一张“采访证”递给校长。校长端详着“采访证”，照片虽封着塑，仍很清晰，就是眼前这个人，其他事项都填满了。工号“0103245”，单位：“《四方》杂志社”，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里23号。

    校长礼貌地将“采访证”还给张五刚，张五刚又递给校长一张A4纸打印的材料：“新沃中学对中央文件置若罔闻，推销害苦学生”，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份群众举报材料。校长说他并不知道有这事，需要调查，愿意将调查结果通报给媒体。张五刚一楞，校长的外交能力是一流的，口才也是一流的，好象专门培训过。张五刚坚持说自己正在调查，希望学校配合调查，记者只发调查手记，不做具体结论。显然张五刚的回答压倒了贾校长的外交辞令。你想想一个农民把暴光程序说得这么专业，可见这几年的新闻类节目是收视率有多高，怪不得各个地方电视台都喜欢上这样的栏目，老百姓从中不仅学到了维权，无形中还学会了采访。

    贾校长看张五刚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口气立即缓和。说这样吧，天也不早了，调查反正有的是时间，我们先把酒搞起来，边搞酒，边调查。张五刚心中窃喜，今天有戏了。校长叫来办公室主任立即安排摩托车，还交代了晚饭事宜，酒席安排在三仓镇的“金丰酒家”。张五刚谦虚地说晚饭就不必了，时间很紧，明天还要发稿到北京，说得像个真的一样。校长说走到天下饭还是要吃的，来，我们先斗盘“地主”，张无刚最喜欢扑克牌了，常常与小镇上的邻居玩个通宵。他再三提醒自己不能碰牌，因为情急之中稍不慎就会漏出狐狸尾巴，别弄得自己进得来，出不去，那麻烦就大了。禁不住校长的邀请，张五刚摸了几牌，两局不到的光景，就吃饭了。

    “金丰酒家”住落在三仓镇文化站的楼下，原是文化站的活动中心，现在承包了。酒家很是气派，装修的式样与县里的差不多。张五刚常跑县城，他不明白乡镇饭店何以搞得这么豪华，他更不明白一个千把人不到的初中，校长居然能到镇上签单。他有些忿忿不平，真记者们都干什么去了，这是多好的素材啊！他心想自己是真记者就好了。可他忘了，人家一个小小的初中还不是因为接待你这个北京来的记者，才到镇上铺张浪费的？小镇要是没有个像样的酒店，必定还要到县城去，大小是个礼气。

    张五刚死抱住要发稿不能喝酒，他始终没说发什么稿，是新沃中学的稿子还是其他稿子，校长让酒家老板请来了文化站当家花旦来陪酒，说是北京来的名记，非得要花旦出场才和谐。三杯下肚，校长介绍新沃中学的实绩，教改如何受到市县教育局领导的高度肯定，又说中考考取重点中学的人数接近镇中学等等，张五刚适时抓住机会，恭敬地站起来敬了贾校长一杯酒以示祝贺，校长高兴起来了，开玩笑地说能否借贵杂志让我们露露脸，张五刚说，好！又抿了一口酒，人家出三万，新沃中学出一万。交情加祝贺！实事做实。花旦毫不示弱，吃透了领导意图，又追加了两杯。做婚介服务的靠的就是一张嘴，多年练就嘴皮子派上了用场，张五刚现在说起慌来脸红都不红了。

    那晚一直闹到深夜，好在张五刚能喝酒更能吹牛，要不然当晚能不能离开三仓镇，真的很难说。

    张五刚跟我说起三仓之行一脸的兴奋，就一次行动，他收了贾校长两条“南京”香烟，还做了三千元广告。张五刚给了我一条烟，我把它寄给了北京的向阳。

    向阳收到三千元后立即给我打来了电话，稿子不久就可以刊登，以开稿费的形式给我们回扣，一定要再接再厉，他说张五刚的谋略很好，要多动脑筋，多去沟通交流，“你不日他妈，他不喊你亲老子。”向阳说得有些激动。我们通了几十分钟电话，我心疼他的电话费。

    说实话，我对张五刚此次超常规发挥并不以为然，至少我不赞成用这种小人的方式，也许这是张无刚搞了多年婚介摸索出来的经验，很管用，问题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然而，我一想到大潘中学校长对我蔑视的一幕幕场景，恨不得将他往死地里睬。我想起了向阳的那句话，“你不日他妈，他不喊你亲老子。”我要日他大潘中学校长的妈。

    新沃中学的宣传稿子我用一晚上就搞定了，张五刚要了一份学校总结，我只是将内容按小标题重新组织一下。稿子统一交给徐应红打印和发送，张五刚不会写稿，每次正式采访必定要有我出场，稿件署名很犯邪，我是作者，理应署我的名，即使带张五刚的名字也只是第二作者。哪有采访的记者署第二作者的，那些校长怎么看他，你没看他在酒桌上跟人家吹的那个样子，感觉上比中央电视台还要中央电视台。索性我连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都不出现，统一署出资学校办公室主任的名字。张五刚不关心这些，他只在乎票子。什么狗屁文章，他从来不看，看那东西等于是浪费他宝贵的生命。

    徐应红问我在工作站是什么角色，我说我是打工的。徐应红说这是你的关系啊，你怎么拱手让人呢？我说我们是合作关系，徐应红说我不老实，肯定是老板，因为在这方面张五刚是外行，哪像婚姻介绍所，要不了多少文化，男女双方最后成还是不成跟他屁关系，他只管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筹金。徐应红一对哺乳的大奶颤颤微微，像是要坠落到地上，我仿佛触到了果浆四溅的葡萄，黄黄的皮子裂得很不规则，红红的瓤，红红的汁液，红得使人莫名的兴奋。我问徐应红对学校熟悉不熟悉，徐应红一个劲摇头，我又些失望，只是努力不让她看出来。

    张五刚想起了我的表哥，我们镇中的校长。我说我早想到他了，考虑到有些不妥也就放弃了。张五刚一只大手拍在了我的左肩膀上，“你呆啊，你不去做，以为就没人去做，同样有人做。给人家做不如给我们做，这有什么难为情的，争取一下，说得斩钉截铁。”

    分管教育的副镇长柳银全是镇中的毕业生，他老婆江一梅和张五刚是小学同学。张五刚决定找江一梅，通过江一梅做校长工作。张五刚知道江一梅在自来水厂做会计，而且调任不久，原先是在丝织厂任工会主席，平时也不怎么上班，后来丝织厂改制了，改给了厂长。江一梅不愿替私人老板打工，终于想方设法进了镇自来水厂。江一梅熟人比较多，闲来做“安利”。她的客户比较多，好多女教师都买她的美容产品，她在镇上有自己的讲师，定期给用户讲美容知识与技巧，教室在镇成人中心校唯一临街的那个楼上。一﹑三﹑五晚上都有讲座，新会员与老会员都会按时到这里听课，今天的新会员到第二天就是老会员，庞大的数字链每天都在延伸着，这给小镇上的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谈资。张五刚径直跑去听课的，一般听课的人都由上线带着的，算上线发展的会员。这一来，张无刚直接属于江一梅的下线。江一梅的记性好，哪位是哪个人的下线了如指掌，只要见一次面就全部记住了，江一梅对谁都客气，对会员提出的问题热情回答。张五刚不声不响地听江一梅讲，江一梅讲了一阵，又换一位据说是中学高级教师的中年男子讲，张五刚听了一会，屁股有些坐不住，脑子里开起了小差，他在盘算着怎样更得体地接触江一梅。没想到，江一梅先发现了他。只见江一梅悄悄挪到张五刚的身边——

    张五刚咬咬牙一憋气买了江一梅五百元的“安利”产品，他没有买化妆品，尽管江一梅口若悬河不厌其烦地讲它的功能，又是减肥，又是美容护肤，送老婆最好了。张五刚嫌贵，他买了洗涤用品和家庭日常用品。江一梅自始自终虽没提两人的同学关系，张五刚对她的“安利”事业的支持，让她心怀感念是确信无疑的。她说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张五刚要的就是她这句话。

    镇中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号人，加上镇中心小学足有三千多人，张五刚找对了路子。去镇中的路上，张五刚和江一梅有说有笑，我根本插不上话。表哥看到镇长夫人来了，连忙安排人泡茶，把我和张五刚晾在一边，没想到江一梅一把拉住张五刚笑眯眯地对表哥说，老张是我小学的同学，现在搞了个什么“记者站”，你这里每年不是要宣传吗？老刘说他能弄好，看他能弄出个什么样子来，话又说回来这也不是哪个人的事，学校形象也是事关全镇人民的大事。江一梅说得情真意切，含蓄委婉。表哥点头称是，礼貌地笑笑，只是笑得很勉强。江一梅的客气与话中有话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第二天，镇中校长办就来电话通知张五刚去一下，张五刚骑一辆摩托车带着我风驰电掣一路呼啸地冲进了镇中大门。

    赵主任和我握了手，张五刚自己点上一支烟，独自抽了起来。我向赵主任介绍张五刚，《四方》杂志社的张主任。赵主任笑了两声，认得，认得，镇上谁不认识他这个婚介大师，怎么现在鸟枪换大炮了。这话似乎是开玩笑，分明又带着讽刺。张五刚听出了弦外之音，一蹿跳了起来，我使了一个眼色，张五刚这才坐下。

    大概是表哥的意思，学校只能拿出三千元，再多真的没有。赵主任一脸苦相，张五刚铁着脸嚷开了，把你们校长找来，快把你们校长找来，我有话对他讲的。赵主任说他出差了，走之前把这事交办给我了。张五刚仍是骂骂咧咧，窝着一肚子火离开了镇中。自那以后，张五刚在我面前再也没有提过江一梅。

    向阳电话里说，三千块钱登在国家级杂志连成本价都不够，还谈什么赚的了。按理你们要交抵押金的，现在我跟有关领导协商了，第一年暂不收你们的，作为支持你们开展工作。我说张主任最近热情很高，一定要鼓励鼓励他。这次，向阳将“我们”和“你们”分得清清楚楚，我听得也是清清楚楚。向阳暗示我把电话递给张五刚。张五刚普通话一点都说不起来，结结巴巴，一个劲地，哎，哎。我问张五刚向阳说了什么。他说，很多，我记不住。这话等于没说。向阳不久要到南京出差，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吧。

    十月的南京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省城的大气和繁华给我们这些长年生活在农村小镇的人确实开了眼界，张五刚特意换了一身新衣，从里到外，黝黑的皮肤黑里透红，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体很健康。他说我带上小虎吧！算给他开开眼界。小虎是他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

    享受“黄金周”长假的人们倾巢出动，偌大的城市人满为患，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商家抓住了时机动用了全部的力量进行促销，大销价﹑亏本甩卖是再常见不过的字眼，几乎没有什么新意。商场门前的歌舞表演出奇的好，人头攒动，只见看的不见买的。喇叭声跃出了人流的嘈杂，继而嘈杂声又夹着汽车发动机的躁声，城市像炒着蚕豆的热锅。

    我和张五刚父子同时被挟裹到街面慢慢向前涌动的人流里，在这样的人流里，张五刚和我的身影显得格外的清晰，仿佛是画毡着两个醒目的黑点，而他儿子则像一丝流苏，飘来飘去，很鲜艳。当我们到达“大洋百货”门前的时候已是下午两三点光景。我远远地已经看见了日光中的向阳，头发依然微卷，嘴里叼着烟，裤子显得有些长，盖住了鞋面。

    我说这就是北京的向阳，张五刚起初还没反应过来，向阳已向张五刚伸出了手。向阳说咱们一起去见一位老师，南京海陵中学的语文老师。街上的人有增无减，小声说话几乎无法听见，向阳在前面拼命往人群的缝隙里钻，我们紧跟其后，像是穿梭在石间缝罅里的鱼，撞上石头也是正常的事，只是石头无语，可碰了人就不是这样简单了，白眼相向，还可能落得一句“呆逼”的南京市骂。

    向阳满满一包杂志和策划方案，这本叫《青少年》的杂志，大概就是向阳做的了。封面设计很是讲究，色彩基本上也是以红色为主，象征着热烈和青春。张五刚翻杂志，我认真看坐在我对面海中的老师。茶社里的小姐很是热情，客人虽多，服务质量倒是一点未减，沏茶的速度比较快，一下子我们就着热茶就谈开了。向阳向苏姓老师介绍了自己最近的策划方案，同时表示会拿出相当一部分来反馈给老师，作为辛苦费。哪知向阳还未说完，苏姓老师就插上话来，意思是我们不搞商业化，许多出版社求他们发作品等等。说了一通之后，还介绍了海中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向阳的脸不太好看，独自抽起了闷烟。

    向阳大概从交流中听出严老师这里学问不大，也就不再努力，谈话一度出现冷场，最后我们和苏老师不欢而散。我也骂这个鸟老师摆什么谱，海中历史再悠久，与你个人狗屎关系，你还不是一条狗。向阳说，自恋，不是自恋是什么，感觉好又什么用，我卵都不卵他。张五刚笑而不答，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文雅。不知是没听懂，还是大智若愚，在积自己的口德。

    向阳的一个同学在南京做MBA培训，积攒了不少钱，买了房还买上了车。小伙子非常热情，请向阳吃饭，并邀请我们一起参加。向阳很有面子，我们借故推辞，向阳不高兴。我们硬着头皮和大家一起去了一个叫“向阳鱼港”的酒楼，酒楼是浙江一位民营老板开的连锁店。饭店很气派，整个一幢楼流光溢彩。四面镶窗，窗内包厢若隐若现，里面的人看得见外面，外面的人看得里面，整个是透明的，像个裸女。

    往饭桌上一坐，我才知道今天的饭局档次之高，我们的参与与饭局的气氛明显不协调。向阳的同学请来了上海交大一位辅导政治的河南藉教授，省公安厅某一个处任职的副处长，还有一个是在南京市某区党校任职的河南老乡。主人的身价和对客人的尊重程度之高，使我们受宠若惊。

    话题之多是我未曾想象到的，政治教授谈宏观经济，公安厅的谈社会治安，党校的谈政治腐败，大家的话题最后都说到了河南人，公安厅的就讲了一个不知是故事还是真事，大意就是某人，河南人，过年回家，车到郑州站，他下了车，突然一个妇女走上前来二话没说拎包就走，这名男子直呼，姐呀！我自己拎包，不要你费心了······我就把它当故事吧，故事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是一个讽刺河南人的段子。张五刚一听这个话题立忙接过去，他做婚介去过河南，他也口口声声附和说河南人骗子多，不假！桌底下，我偷偷揣了他一脚，桌上除了我和你父子之外都是河南人，人家谈人家的，你掺和什么，你这一把火烧着了多少人。好在张五刚的儿子在，一出现尴尬话题就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样一来大家将目光都投向了只顾焖头吃菜的孩子，孩子抬起头看大家，一看大家都在看他，脸颊泛红，显得有些不自然，蠕动着嘴停了下来，木然地看着四周。

    饭后，向阳礼貌地跟他的河南老乡告辞。我们四人爬上一辆出租车，在灯火璀璨的南京城里开始了不寻常的旅行。

    我们镇上的刘天宝在南京机械工程学院食堂打工，我曾听他说过那里的招待所住宿比较便宜，今年春节，他还吹过牛，说要邀请我和几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到南京玩。张五刚对南京也几乎一点不熟，傻傻地看着我。我让的哥把我们送到机械工程学院招待所。我压根不知道从“向阳渔港”到机械工程学院有多远，我坚信大城市的出租车一定比我们那里的规矩，的哥说，机械学院在河西，有些偏僻的。约莫二十分钟时间，车来到了机械工程学院招待所。招待所是一幢依着丘陵而筑的四层楼，大概地理位置的原因，人气不是很好，我想这也好，一者房价适中，我带的钱还够住一宿，二来图个安静，跟那些复杂的城里人混在一起，我浑身不自在。

    登记的时候，我掏了身份证给总台小姐，那知两间房非得要两张身份证，向阳掏出了工作证，印有《四方》杂志社的工作证。小姐不依，非要身份证。向阳嚷起来了，说你服务员什么意思，小姐说我们是按规定程序办事。张五刚一看形势不对，也吼了起来，径直骂小姐：“你是什么东西，把你们经理找过来，有钱哪里住不到。”小姐一脸委屈，我说大家都不要吵了，有话好好说。我真的希望就在这里住下算了，跑到别的地方也许会更贵，可没人替我着想。向阳仍旧嚷，张五刚打断我的话，“你说什么，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经理是个胖子，瞥了一眼工作证，不无鄙夷地说，“这玩意见多了，该解释的都解释过了，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向阳说，我不住，你能怎么着。

    我二话没说拦了一辆出租车。到哪儿去呢？在陌生的南京城，我像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飞起来。

    张五刚说，到南大招待所吧！不知道他怎么胡乱地说出个南大招待所，他说他就知道南京有个南京大学，这么小的学校有招待所，南京大学怎么可能没有招待所呢？他的逻辑当然没有错。的哥说，这儿离河海大学近，不如先到哪儿看看。车到了一个叫河海会堂的门前停下了，我下车问值班的，得到的回答是，满了。于是上车去南大招待所，仍旧是满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东南大学上学，我说到东大招待所看看，司机带着我们有来到了东大招待所，得到的回答依旧是，满了。的哥不愿跑了，他赶我们下车。我看看向阳，他一句话也不说，张五刚也蔫了，他儿子睡着了，半躺在他怀里，他红着眼看我，我心想你抬什么杠，在机械学院住下不就完事了。妈的，你懂个屁，我禁不住要骂他。

    下了车，我又拦了一辆出租车，的哥很客气。我说去南航招待所。到了那里，也是满了。外面已接近零点，交通广播网里的音乐已经成了噪音，大街上的霓虹灯亮如白昼，行道树披灯挂彩。我无力地张望沿街的宾馆和旅社，管他多少钱吧，能住下就得了，我不再考虑省钱了。的哥的车开得不快，马路两侧的梧桐变得异常狰狞和乖张，灯火更是妖冶无比，稍不慎就能被对方扑倒。张五刚眼尖，他嚷道，停，停车！真有一家宾馆，我一阵惊喜，灯箱做得很好看，是东航设在南京的“东航宾馆”。我迅速下车，快步跑进去，一问价格吓了我一跳，标准间打折380元。我本能地向后看了一眼，向阳和张五刚都在车朝我张望。我三步并两步跑回出租车，满了！司机掏出手机热心地和他开旅社的一位朋友联系，说是旅社就在大桥南路，我不知道大桥南路在什么地方。向阳已经眯着了，张五刚的头开始耷拉。我是主角，必须强撑着，我向的哥摊牌，随便你把我们拉到哪儿，只要把我们住下来。我甚至作两个最坏的打算，一是到郊区，房源多，价格便宜，二是就这么溜达着混到天亮，我袋里的钱应该够。

    的哥的车提速了，窗外一片模糊，灯火都成了流线型，很不规则。我无法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相信有的哥在，不会出大问题的。一路上我开始骂，骂人口多，骂长假。骂着，骂着，的哥手机响了，那边回话说，宾馆满了。的哥不肯送我们了，赶我们下车，我无力无理与的哥纠缠。记价器显示车费二百三，我正准备掏。“啪！”的哥的脸重重地挨了一巴掌，的哥仿佛被打懵了，一个转身又挨了一个嘴巴。的哥车门一拉，迅速跳下车，抱起手机就打。没等我说话，张五刚抱起熟睡的小虎，钻进了泊在路边的面的，一溜烟的消失了。

    向阳很镇定，问的哥谁打你了。的哥在骂，你们一个甭想跑，想放老子炮，老子的人这会就到——

    我知道闯了大祸，一会儿几辆面的包抄过来，向阳意识不对劲，迅速报了警。警灯闪烁，那架势真够怕人的。一个汉子拎住我的头发，我头歪着，连话都没法说，向阳已经被其中的一个塞进了车。警察过来，什么话也没说，支走了汉子，把我和向阳塞进了他们的车，带到了警局。

    我将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并在笔录上按下指纹。我提心吊胆，向阳在哪儿？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我怎么交代呢？警察扔下我，铁门哐铛一响，我的心揪了起来。没多久，警察开口发话，交钱走人，我立即掏了230元。一出警局的门，就看见向阳正向我招手。向阳的“工作证”帮了大忙，不然的话拘上个十天八日不是不能的。

    我骂张五刚是个祸根，向阳不以为然。相反，他赞扬张五刚是一条汉子，有血性。

    我说外面不早了，找个地方躺躺，再这样我快要死了，向阳骂我废掉了。正说着，路边，一家“联华浴城”映入我的眼帘，走近一看，原来在地下室。走，睡浴城去。向阳没有反对。普浴20元/位，留宿另加20元，我的心这时才踏实下来。也许是太迟了，浴城里灯光暗得很，很少有人走动，浴客发出的鼾声奇形怪状，仿佛走进了阴森恐怖的岩洞。我胡乱地冲淋了一下，就挨着一排榻床睡下了，没想到睡在我旁边的是个女的，盖着被单，大概就是小姐了。今天我请客，祝贺我们大难不死。向阳很顺从，领班小姐叫醒了熟睡的小姐上班，小姐本能地揉揉眼，整整衣服，一手拉着向阳的手，一手端起茶杯，朝一个黑咕隆咚的地方走去。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很久。在一个叫中山北路的站头，卷发的向阳，在我的目光里上了一辆我说不清是几路但一定能到火车站的公交车。

    我直接回家了，我害怕张五刚老婆那张臭嘴。听说丢了他爷俩自己一人跑回家她不把吞掉才怪，再说她不可能听我的解释，我是始作俑者，难逃其咎。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家伙大摇打摆地回来了。他倒是主动到我家找我来了。我说你特妈真够害人，要不是向阳在，我准死掉，骨头都无人拣回来。张五刚说，我看不惯向阳那幅鸟样，算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这么个熊像。我把气发在吊司机身上了，还好，第二天带小虎到中山陵玩了一圈，还搞了一个南京女人。

    难道我们白忙了，怎么没提回扣？张五刚疑惑地问我。我说，没时间提啊！拎着向阳交给我的一包过期杂志，张五刚默不着声一本一本的翻着，新沃中学的宣传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应该刊登出来了，镇中的稿子传过去也有一个多月了，刊登出来要送杂志给学校的。

    翻遍了所有杂志也没见到新沃中学的影子，张五刚抱怨我，显得很不高兴。我说咱们以后自己截留一部分，省得担心受怕的，要他开什么稿费，假使真的蒙了我们也拿他们没办法。张五刚锁着眉头望着窗外，该不会他昨天遇到向阳的刹那和我在北京站第一次看到向阳的瞬间是一样的，这样的瞬间重要吗？难道这就是北京的向阳，蛊惑着我们颠来倒去的向阳。我是一直相信自己感觉的人，现在我怎么犹豫起来了呢？张五刚会不会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既然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就更不可能有相同的思想。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向阳的电话，我猜他一定在外出差或是正在组织“中国教育博览会”，张五刚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等待向阳的电话，我在他面前极少甚至不再提向阳。张五刚老婆为了电话费吵过几次，说每月的花费有一两百，不知道干什么用了，整天不像个人似的，魂掉了。这个婆娘说话刻薄得像刀子削肉，一点不留。张五刚不吭声，默默地看着我抽烟。

    兄弟，你说向阳到底在哪个单位。《四方》呗！我到过他的办公室，狗日的骗你。嗨！哪来的这玩意，张五刚指着《青少年》杂志，满脸疑惑。我说这是他兼职的单位，不，是他自己承包的。张五刚眯起了眼，那神色我从没见过，颧骨突了出来，胡子也似乎来了精神，挺直的立着，不像是生气。嗨，有了。张五刚一脸邪气，替他妈的跑广告，老子不如自己做老板，张五拍完大腿拍自己的头。张五刚有些流氓气的，眨眼工夫现出了活脱脱的流氓气来。

    张五刚眼尖得很，他眼睛居然盯上了《青少年》杂志版权上的主管单位。就这么定了，马上做十个铜牌，没看到学校墙上挂的那些个牌子吗？教育局的，市政府的，连城管都发牌子，我们这个比他们的硬多了。我说 万一被人家识破，洋相不就出大了。张五刚指着我的鼻子骂，得性什么？做婚介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那些鸟人的心理，你叫他敢说，他就不怕人耻笑他，没有一个人肯说出自己做过傻瓜的。

    我想了很多名字，张五刚一一否定了，现在他不再像以前听我的了。我说干脆你来定夺吧！张五刚毫不客气地说，南京不是有个“冠生园”月饼吗？我们就叫它“爱生园”。这要多俗气就有多俗，再推敲推敲，我感到这个名称不好。张五刚说，简洁明了，定吧！别以为没文化的人什么都不管用。

    小镇上做铜牌的店本来就少，况且价格也高，张五刚到县城规模稍大点的专业店一笔做了十张。落款也很正经：《青少年》杂志社，某某中央字样。张五刚用麻布包装着十张铜牌，搭乘中巴车回到小镇。

    张五刚还要去大潘中学继续谈，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个狗日的校长把话都说绝了，你怎么谈得下去。什么时候的话了，吃到草才是好马，我张五刚偏不信搞不定他三千。走，到大潘中学去。

    巧得很，校长在家。张五刚开门见山，上次听校长说学校发展缺钱，现在我们联系到一家共建单位，愿意出资，只是希望你们为他们代培一批学生，校长说那有这等好事，张五刚说，我起初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意外，和你想法一样，那有这样的好事？谁不知道，《青少年》杂志社下面有个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专门为青少年发展服务的，他们有很多对口单位，一些企业家还是青联委员，他们都是青少年发展中心的股东。不知张五刚从那学来的这一套，说得这么专业，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校长将信将疑，张五刚指着我说，他表哥就在青发中心工作，我们县就委托他做。校长看看我有些不好意思，我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不是明摆的诈骗吗？我的天！

        校长还是不信，张五刚说我没必要骗你，你信就信，不信拉倒。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我们顺来告诉你一下，又没有其他什么目的。张五刚说着要走人，我从椅子上起来跑在张五刚的前面。校长喊住了张五刚，你让我把话说完，你说的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张五刚斩钉截铁地说，假的。因为说假的没有成本，张五刚振振有辞。校长一头雾水，这样吧，有机会你跟我联系联系看，需要我支持的尽管说。张五刚抓住时机，狮子大开口，六千块钱广告怎样。校长说多了，四千吧！四千就四千。在我眼里这犹如比登天还难的事，怎么就在这种视为儿戏的语言较量中就成了呢？

       我说张五刚你这样做是犯法的，不是存心拉校长下水吗？张五刚气乎乎地说，少废话，我又不是不给他东西。我说你给他们什么了，“铜牌”啊！我授“铜牌”给他们啊！现成的荣誉谁不在乎呢？况且，校长的小舅子在镇村镇办，有大笔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要下岗的，原来如此！张五刚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用一种极端的手法将问题化解。他的行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对向阳说还是不说呢？我担心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要出大纰漏，大家要一起倒霉的。我后悔自己不该和张五刚这样的人合作。

       一块铜牌换了四千块，张五刚真够流氓！细想想我真的后怕。

    爹老了，脾气越来越不好。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上火，乡土管所的人看中了我家后面近临公路的一块地，说是要开发。爹不同意，土管所一个干事强行丈量。一怒之下，爹用扁担砍了那人。顿时血流如注，场面极为惨厉。派出所抓了爹，娘哭着让我想想办法。我“扑通”给张五刚下了跪。我说我刘讯东是知恩图报的人，无论那一天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因为只有他熟悉电视台的记者。这种事也只有记者介入才能有所明了，娘连夜凑齐了两万块钱，我把它交给了张五刚。张五刚二话没说叫了还小群的车，连夜去了县城。

    爹回来了，地还是我们家种着。两万块钱所剩无几，娘说只要人回来，我们再慢慢挣！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我家北京有人，得亏了人家帮忙，不然要住十年牢。有的说，老刘没有这个底气，怎么敢抡扁担。更有甚者将我吹上了天，刘讯东有本事，认识北京的一个大官，两人关系特好，每年都有来往。管他们说什么，我要感谢的是张五刚。

    张五刚的全部精力都投到工作站上，婚介所生意一落千丈，夫妻俩经常拌嘴吵架。后来，张五刚莫名其妙地停了我的工资。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没有领过工资了，我有些撑不住了。老实说，没有业务，婚介也好，工作站也好，等于是名存实亡。张五刚跑广告的水平的确比我高，因为事先也没有具体合同，到最后是各人挣各人的，对他的那一份我没有理由眼红。一夜之间，我在不声不响中下了岗，很难说这里面有没有张五刚的预谋。前因后果，分明是我将张五刚的婚介所推到了倒闭的边缘。这样的结果是我未曾预料到的，张五刚老婆肯定恨我了，不知他有没有恨我？

    离开张五刚是我唯一的一条路，张五刚没有像以前那样热情地挽留我。可以说张五刚现在与我没有一点关系了。作为朋友和有恩于我家的人，无论出于那方面的道义，他的行为永远是一个秘密，我是不能说出去的，包括对向阳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尽可能地留意了每天到达小镇的报纸，关心起我以前从来都不看的招聘广告，看了那些广告，我才明白学历对于我意味着什么，而这些在以往平静的生活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感到有危机感的。

    就像新闻中的那个人物，当年举报禽流感的第一人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举报的路上，有一天他成了阶下囚。是命运捉弄人，还是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荒谬的路而不能自拔。这样的情形，精彩的往往不是法官的判词，也不是新闻本身的描述，而在于结果的离奇和荒谬。

    北京又有一家杂志招聘地方发行员，我想再试试。向阳听说我要去北京很是高兴，说他正好要搞一个活动，关于 “新课程改革”方面的。

    一样的列车，一样的黑夜。我习惯了这样的夜，只是不像在南京街头盲目地的转悠。早晨五﹑六点种的宾馆还是死一般的沉寂，保安大衣蒙头，呼呼大睡。我敲开宾馆客房粘着“组委会”字样的门，一个瘦弱的中年人开的门，脚上汲着一双大拖鞋，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响。房间里黑洞洞的，好象有好几人挤着。我说我是向阳的朋友，他热情地带我到隔壁的一间房，一个光头很高兴地拿出签到薄和会计发票。我说要登记吗？光头说要登记的，我报上姓名，他又打开一本发票。不好，大概他们以为我是来参加会议的。情急之中，我说我来找向阳的，不是开会的。瘦子和光头都楞了一下，光头说向阳不在。电话里向阳说他在通州的宿舍里，天亮才能到丰台的会议点。

    我正与瘦子道别，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妇女吵上来了，她嚷着退费回家。瘦子撇开我，忙不迭地说，专家就来了，就来了。妇女仍不罢休，什么专家？我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宾馆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好几个人都嚷着要退费，任凭光头再怎么解释，那妇女就是不依，嚷着要报警。瘦子说方言，叽里咕噜一通，讪讪地退下忙其他的去了。没有任何人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人独自又冲进北方的严寒中。就在距离宾馆不远的地方，我找了一家招待所快活地酣睡了一觉。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向阳居然摸到了招待所。我什么也没提，瞅他的脸，他比我在南京见到他时更瘦了，眼眶都明显陷进去了。我请向阳吃饭，他偏要埋单，我坚决推辞了。结帐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身边，手往衣服口袋里伸，伸了一气，终于摸出一张五十的出来，我接过了服务员的发票，他手里仍攥着那张五十块的纸币。

    天完全黑了，灯火灿烂的北京显得更加神秘与超然。向阳和我爬上一辆破的300路公交车，车上很多的人，走了大半个三环来到潘家园。住在高层公寓里的王主任在电梯门口正等着我们，我给王主任带上两包苏北的盐蒿干。娘说这东西降血脂，带给你北京的朋友。

    在往回走的路上，向阳说他要到宾馆看看来开会的老师。我说好吧！一眨眼工夫他就消失在亮如白昼的夜幕中。第二天的《华夏晨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本报讯，一起打着教育培训旗号的诈骗团伙昨被北京警方一举端掉。27日晚，位于丰台区康庄里的北京龙源宾馆发生一起群众骚乱，接到群众举报，三里河派出所立即出动民警赶赴现场，并控制了局面。经调查，无业人员郭玉才﹑周志飞伙同他人未经如何审批，冒用中央事业单位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媒体上发布教育培训广告，致使全国近百位教师上当受骗。犯罪嫌疑人无视受骗教师提出退款的合理要求，采取恐吓和威胁手段致使局面一度混乱。目前，警方正对此事进一步深入细致地的调查。本报将继续关注本案的进展。（记者梁为华）

    我打向阳的电话，无人接听。后来干脆成了空号。

    一年后，我和一群民工一道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早上从顺义的出租屋往城里赶，傍晚再从城里跑顺义。我还结识了一个湖北的女孩，后来我们索性同居了。每天回来，我都问她有向阳的电话吗？女友问我向阳是谁？我说是我在北京要好的朋友，她说那你就请向阳来我们这喝酒吧，我说一定请他来。我真的想向阳，我给《四方》杂志社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此人早不在这里了。我辗转找到王主任的电话，他说他现在调到出版集团了。向阳呢？向阳跑了，连杂志社一万多元发行费也跟他一起跑了。王主任平淡地说。

    在北京久了，我几乎很难遇到张五刚，虽说我暗地里打听过家乡人有关他的传闻，比如行骗被人打了，比如被出版部门查处，甚至坐牢，但一直没有准确的答复，好象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张五刚是我家的恩人，我一定邀请他到北京来，我还会告诉他北京的向阳也在邀请他。          

    我相信向阳依然在北京，我在北京一定还能遇到他. 

    2006．7．24拂晓  9．15于南京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