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美丽的女人是我第一个羡慕的人。美丽的女人有很多，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可我一点也不羡慕她们。偏偏这个女人，让我嫉妒得不行。女人高傲的坐在一辆翻土机上。翻土机慢慢地在一片收获过的红薯地上走过，所过之处，遗留在地里的红薯便被翻了出来。女人脸朝后坐着，她一伸手，一块块的红薯就被她捡进了翻土机上的一只筐里。她捡拾红薯的动作是轻盈而又洒脱的。女人的嘴角缀着笑意，在对着一只又一只被翻上来的红薯笑。从开始，她就没看过我们一眼，好像我们这一群挖红薯的人在她眼里是不存在的。那她肯定也看不见我们眼里的嫉妒了。也许，她不需要看便已经知道我们在嫉妒了。那，女人嘴角的微笑就不光是对着红薯笑的了，有一部分是赏赐给我们的。

    只有女人一个人是快乐的。有上百人之多的我们是不快乐的。不，和女人一起快乐的还有开翻土机的男人。我们怎么会快乐起来呢？盼了好多天，终于盼到了红薯收获的这一天，红薯收获了，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来挖遗留在土地里的红薯了。也就不用再费尽心思地去偷红薯了。红薯可没那么好偷的，护秋人的眼睛像两盏探照灯，刷地扫过来，小贼尽收眼底。之后，便撒开两条大长腿，飞奔过来。尽管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每人穿了和红薯叶子差不多的绿颜色的衣服，蛇一样在红薯地的垅间爬行，甚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我们最多是刚把红薯秧子拔出来，手还来不及触向漏出屁股的红薯，就被探照灯扫到了。于是，我们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消失掉，在护秋人认出是谁家孩子之前。偶尔，人们会看到护秋人用一根手指勾着一只鞋子，摇摇摆摆地走在小村的街上 。我们只敢在护秋人的目光扫不到我们的地方，远远地跟着，只等他的手指一滑，好去捡拾脱落的鞋子。那时出现在我们小孩子嘴里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时候开圈呢？一见面，不是问吃了么，也不是问玩不玩，而是，开圈了么？开圈了的红薯地是最具**力的，因为我们可以扛着刚刚能拿动的锨去挖红薯了。红薯地就是游乐场。我们一锨一锨认真而执着地挖着，脸上热气腾腾了，身上汗浸浸的了。连土地也是欢悦的，裸露着脊背让我们给它抓痒痒。我们的成就感来自每个人身边的篮子，不断地有红薯奶奶，红薯儿子，红薯孙子加入到里边来。当然，红薯孙子会更多一些。我们会兴致勃勃地比赛，看谁先挖到一个红薯祖宗。谁会想到呢，这时候，那个是书记的男人开着那辆翻土机从天而降。后边，还坐着那个美丽的女人。

    美丽的一直对着红薯微笑（可能是看着红薯在对着我们微笑）的女人，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我们盼了很久的快乐。土地被翻土机吵到了，耸了耸肩，在我们的脚下发出轰轰的颤动的声音，以示抗议。

    做个美丽的女人真好。做个美丽的坐在翻土机上的女人更好。

    我长大了也要做个那样的女人。我当时想。

    女人出现在我家房后的坑坡上。和女人相媲美的是坑坡上那排同样正年轻着的垂柳。垂柳们整天无所事事，唯一要做的就是对着满满的一坑水梳洗打扮自己，每日里将头梳得光光的，以招睐更多的异性的目光。偶尔，它们之间也会争风吃醋，用属于它们的语言吵闹着。然而在这一刻，它们显得非常地沉静，因为它们和我一样发现了那个女人。女人背对着垂柳，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一个男人拿着一架相机对着女人喀喀地照个不停。面对着镜头，女人的笑是那么地娇羞，像一只正在打嘴儿的红玫瑰，在镜头的闪烁中一点一点地开放。女人是多么地幸福呀。那个男人，那架相机，我和柳树们的目光都在围着女人转。女人怎么可以把美丽渲染得如此夺人魂魄呢？我和伙伴们最最憧憬的事，女人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站在镜头前的那个人，为什么不是我，或是我的伙伴们呢？尽管那只是一架黑白照相机。可在当时，一架黑白相机足以够**我们的了。我们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小村里才来一个背着相机照相的人。放学回家，我们跟家长软磨硬泡，以涮一个月的锅，扫一个月的地，喂一个月的猪，打一个月的狗为条件，好不容易要来几角钱。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去照相。照相人将我们领到村外的麦地里，选好景，准备拍照。而我们却怎么也摆不好姿势。太想自己有一个好形像，反而事与愿违，一个一个脸上都僵硬的不行，有的伙伴脸上的肌肉都抽筋了。所以，只好一遍一遍地叫停。眼前的镜头真是奇怪，无论平时多么淘气的伙伴在它面前都不自然起来。等到终于勉强拍完了，我们面临的将是老师手中的教鞭。谁让我们迟到了呢。不过，那是我们最舒服的挨打，照相的喜悦胜过了肉体的疼痛。

    女人好像把镜头当成了每天必照的镜子，一颦一笑，都当眼前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简直有点崇拜女人了。

    崇拜女人的同时，还思念那架充满魔力的相机。

    每天背着书包从那架相机主人的门前走过，总要放缓步子，伸着头朝里边望几眼。明明知道什么也看不到，可还是要望几眼。看不见相机，却能看见相机的主人，身边跟着有着迷人笑魇的女人，肩挨着肩，有时从家里走出来，有时走进家去。每当他们从家里走出来时，我就发现在他们的身后，多了一双眼睛。那是另外的一个女人的眼睛。是一个面皮粗糙的黄脸女人。黄脸女人的眼神是愤怒的，里边燃着两团火。燃着的两团火随时都要喷出来的样子，随时要将什么燃烧成灰烬。她的目光明显是盯着刚刚出去的两个人的。若是两个人踏进家门，刚好碰上黄脸女人，我惊诧地又发现，黄脸女人眼里的两团火消褪了，满眼含了无尽的哀怨，还有几丝胆怯。黄脸女人真有趣，表情像天上跑动的云，说变就变。我没见过男人给黄脸女人照相，这样的相不照也罢，说不定黄脸女人会憋坏了镜头呢。关注这个人家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的几个伙伴的身影也经常在门前晃动。不过，久了，我发觉伙伴和我关注的事物不太一样。黄昏时分，他们盼望着男人和女人肩并肩地走进来，这样，他们第二天便会偷偷地做一些事情。他们会趁着四下无人之机，翻过矮墙，到院子里的粪堆上翻找着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个小白套子。然后，伙伴们就有了一个用来吹气的白色气球。伙伴们知道，只要男人回家，身旁跟着那个女人，他们第二天就会拥有一个小白套子。我才不关心小白套子，从粪堆里扒出来，上边说不定还粘着几颗羊粪呢。恶心死了。

    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电动缝纫机嗡嗡地此起彼伏，疲倦地**着。谁让做的是小日本的定单呢，谁让合同的期限快要到了呢。先是厂长红了眼珠子，他是急的。接着是各个车间的主任红了眼珠子，他们是让厂长逼的。最后是我们工人红了眼珠子。当然了，我们是不睡觉熬的。抬缝纫机的压脚前还有些意识，踏在踏板上的脚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量，一颗头便沉重地摔在机器上。让工人清醒过来的不是头与机器撞击过后产生的疼痛，而是一根正在流血的手指。它和布片一起留在了压脚下面，一起接受了针刺的洗礼。这个时候，女人出现在工人的面前，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女人的背后，缀满了恶毒的目光。凭什么我们累死累活，她却精神抖擞地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就凭了我们卖的是力气，她卖的是屁股么？这个三十岁还不出嫁的半老女人！

    女人的目光里有了些许的躲闪。嘴角努力地微笑着。微笑着将一批又一批的成品入库。看得出来，女人的笑有点讨好的意味。

    女人又来我们的车间收成品了。她的脸上依旧挂着讨好的躲闪的微笑，却又是高昂着头，屁股一翘一翘地走到车间主任跟前。车间主任正睁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清点成品的数量。女人站在离车间主任很近的地方等。等着等着，女人好像发现了什么，伸手拨弄起车间主任的头发，说，你怎么有白头发了？泼辣的女车间主任笑了笑，说老了老了，孩子都满街跑了还不老。说着，车间主任停下了手里的活，也用手来拨弄女人的头发。拨弄了两下，夸张地大叫一声，呀，你也有白头发了！我有白头发不要紧，你可是黄花大闺女呀，我听老辈子人说，大闺女有白头发可是不太干净！整个车间的工人都听到了主任的话。像是吃了兴奋剂的我们觉得爽极了，比大睡了三天三夜还要舒服，纷纷朝主任伸出了一根大拇指。主任一脸坏笑地冲我们眨了眨眼。女人一副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默默地收了成品走了。往外走时，我看到女人凝着笑的嘴角抖了几下。

    下午，女人再来收成品时，眼睛也变成红红的了，和我们保持了一致。我们发现了女人的红眼睛，厂长也发现了女人的红眼睛。厂长来车间检查工作的进度。尽管女人低下了头，厂长一双鹰样的眼睛还是看到了女人的红眼睛。他说，眼睛怎么红了？说这话时，厂长的红眼睛里流淌着几许男性的柔软。女人说，没什么。嘴里说着没什么，眼底分明潮潮的。

    晚上仍旧加班。我一个人去厕所，走到库房的拐角处，一个人影从库房里闪了出来。是女人。她四下看了看，确信无人后，以最轻的脚步，最快的速度朝厂长的宿舍走去。之后，再没出来。

    过了多久呢，我记不太清了，我们的车间主任被撤职了。被撤职的车间主任一甩袖子，回家带孩子去了。临走，车间主任对着库房嘿嘿地笑了两声，令人毛骨耸然。

    新上任的车间主任识趣了很多，主动地和女人搞好关系，在主任这把椅子上坐的时间也就长了许多。

    说句良心话，我们多少也是沾了女人的光的。因为女人，我们每年的夏天都会分到好几个大西瓜。别人种麦子，女人的哥哥种西瓜。一亩西瓜的经济效益是一亩麦子的好几倍。还有，同样是种西瓜，女人的哥哥比别人赚的钱要多。说来说去，也是沾了女人的光。没有女人，厂长会要女人哥哥的西瓜？而且，连份量都不称一下，厂长说多少斤，会计敢不付钱？

    在新任车间主任的带领下，我们都学乖了。高高兴兴地往家里搬又大又圆的西瓜，到了无人之处，呸的一声，一口痰吐到地上，仿佛那土地就是女人的一张媚脸。

    十年过去了，三十岁的我又回到了故乡。我又闻到了清新的牛粪的味道。那种感觉亲切的让我直想流眼泪。小村的路口，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晒太阳，拉着永远也拉不完的家常。或者，他们干脆什么也不说，揣着袖口静静地，安祥地享受着午后的阳光。只是偶尔地眨动一下眼睛，以此来提示他们是有呼吸的人。一辆轮椅夹杂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中，显得有点刺目。轮椅上是一个半老的女人。女人两只空洞的眼睛，时而现出几丝诡秘。看见有陌生人过来，女人扑的一声，将一口唾液吐到掌心，然后，用沾满唾液的手极快地梳理着凌乱的有些斑白的头发。可能是感觉到自己够漂亮了，便用一双眼睛牢牢地盯了我，问，看见雪松了么？你把他领来了么？雪松？我细细地看了几眼女人，红薯地，翻土机，白套子，照像机，还有，还有轰轰响着的缝纫机。是她？是那个美丽的女人？她的美丽呢？哪里去了呢？

    女人的脸上露出几许满足，雪松说了，他回来还带我去照像，给我照好多好多的照片，这回，我们去美国照，哈哈！女人怪笑了两声，随后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相册，神秘地向我招手，来，你过来看看，这都是雪松给我照的相。轮椅后边传出一个翁声翁气的声音，别理她，哪有照片，早让我给扔了。我认了出来，是村里的老光棍肖小明。听口气，老光棍好像和女人有了某种不一般的关系。我的头已经伸了过去。女人一页一页地翻动着那本空白像册，一张一张地给我讲解。女人的眼睛不再空洞，神采飞扬着，更是自豪着。忽然，女人抬头问我，雪松给我照相，你气坏了吧，还有，雪松开车把红薯给我翻出来，你也气坏了，是吧？所以，你就把雪松带走了，对不对？你这个狐狸精！冷不防，女人伸手就在我的脸上抓了一把。我快速地躲闪开去，女人尖利的指尖儿还是在我的脸上留下了几道印痕。

    晒太阳的老人们漠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仿佛我们之间隔了一道幕布，而他们，真的只是一些纯粹的观众。我在想，或许此类的节目上演的次数多了罢，同样的节目，不变的观众，人们当然也就熟视无睹了。

    就在女人叫啸着抓我时，一辆拉满货物的农用三轮车突突地开了过来。开车的男人大声地斥责女人身旁的肖小明，还不把她推家去，在这现什么眼！肖小明嘟哝着去推轮椅，女人停止了抓我，改去抓肖小明，说好了，雪松一会就来找我，我走了，他去找谁！肖小明的手上便现出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印子。见状，开三轮车的人从车上跳下来，拿起摇车的铁摇把，在女人的眼前晃了几晃，说，忘了你腿是怎么断的了吧？女人果真被吓住了，在轮椅上安静了下来。等到开三轮车的人走远了，女人才恶狠狠地对着车子呸了一口，咬着牙说，哼，我看你还种西瓜不，等雪松回来，我告诉他不让他要你的西瓜，让你的西瓜都烂在地里。说着，女人嘿嘿地笑了，好像她己经看到了烂了一地的西瓜。

    问过知情的人，我才知道，女人的腿确实是她哥哥给打断的。肖小明一次一次地去追到处乱跑的女人，误了农时，荒了地。心力交瘁的肖小明找到女人的哥哥，说大哥，我无能，我不是雪松，这个媳妇我要不起了。女人的哥哥血冲到脑门子，说，兄弟，是我们家对不起你。然后拿了根铁棍，追上去找雪松的女人，一棍子打下去，女人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雪松去了哪里呢？谁也不知道，据说和一个有来头的女人去了美国。反正，他再也没回过小村。还听说，雪松走之前给了老婆孩子一大笔钱。

    雪松都走了八九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