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场 | 申霞艳：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海洋文学与海洋文明-爱读网

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一、深圳微缩景观及其世界想象

    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将文学时间从政治时间中松绑：“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他们渴望确立新的讨论框架，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带来的观念开放与价值重组。　　

    融入世界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与想象的重心，也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拥抱世界的时代情绪也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释放海洋的生命力成为改革“乡土中国”的有效尝试。1980年下半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沿海城市成为“经济特区”加以建设。1996年暑假，我第一次到深圳，特意去参观当时颇为著名的微缩景观“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那是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金字塔、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曾经在历史课本中的场景复活，非洲、欧洲、美洲的经典地标扑面而来，让我对世界有了比看地球仪更为直观立体的感知。　　

    这次旅行常常让我回想：为什么深圳的景点会跟其他城市的迥然不同？中国有许多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古都，如西安、北京、南京、洛阳，也有晚近兴起的现代城市，如上海、香港。深圳如此不同，它历史短暂，甚至有自己的生日，是一座新型的开放的现代都市。阅读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起源》，知道风景乃一种“认知装置”。我顿时悟到，这些微缩景观的创意包含着改革开放初期海洋城市的世界观和主体观。认识世界和理解中国乃一体两面、互为镜像，就像历史进程中的亚欧关系。历史学者王明珂在解答“什么是中国人”时，指出族群是由边界来维持的：“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迪，显然，将地大物博的中国高度概括为“乡土中国”是一种简化，必须重新打开边缘，认识海洋，释放海洋的活力。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梁启超高屋建瓴地介绍了各大洲的地理概况、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原理，并以文明阶段论的方式重新阐释欧洲和亚洲，唤醒晚清知识界。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指出“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斯亦奇也。”“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六朝唐间，商船远出，达于红海，尚矣……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时，航路四接，轮樯充阗。欧洲线、澳洲线、南北美洲线，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吨入口之盛，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梁启超主张以全球视野替代国家视野来重新认识海洋与内陆的互动，指出晚清广州一口通商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刺激形成了珠江口岸文化的独特性。　　

    作为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必须面向海洋、港口、集装箱以及由海洋连接的世界，从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往史中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海洋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自然地理，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当代作家对海洋的书写应运而生。

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二、西方文学对海洋的书写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民族性格有重要影响。黑格尔对此进行了深化和改造，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地理环境进行分类，并匹配三种文明形态：干燥的高原、广阔的草原对应游牧文明；大河巨川流经的平原对应农业文明；与海洋相连的海岸区域对应海洋文明。他还对这三种地理养育的民族性格深入分析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海洋文明滋养的民族“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往往智慧才能兼备，既有权谋，又具机警。　　

    年鉴学派代表人布罗代尔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性历史空间，分析山脉与海洋、季风与潮汐如何塑造地中海经济圈与文化交流，形成与大陆文明迥异的海洋文明。受海洋包围的古希腊孕育了很多海洋神话和神祇信仰。《奥德赛》《伊利亚特》等荷马史诗开创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伟大传统。探险记和历险记的写作十分兴盛。对远方的想象与走向远方的实践互为表里，旅行史学促进了大航海的探险。赫拉利在他的“简史”系列中将人类虚构故事的能力大书特书，确定了有别于以往的历史观。航海家哥伦布十分推崇《马可·波罗游记》，将这本写于十三世纪的商人游记奉为宝典随船携带，试图按图索骥发现“新世界”。命名“丝绸之路”的探险家李希霍芬等均受到这本游记的召唤，对富丽堂皇的东方充满异域想象。　　

    1719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问世，意外地成为文学经典。鲁滨逊成为航海家探险精神的象征，“星期五”则被建构为殖民地的“他者”形象。在诸多解读中，萨义德从“东方学”的视角，认为西方小说叙事与海外殖民扩张形成互动关系，将鲁滨逊驯服“星期五”解读为宗主国向海外殖民地输出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对十八世纪捕鲸业在欧美的兴盛，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出堪称海洋史诗的《白鲸》。他有丰富的航海和岛屿生活经验，对海洋世界熟稔于心，作家以博物志的方式描绘鲸鱼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及巨大力量。“一个全球在胸的哲学家，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指明近60年来有任何一个作为一个总体而言的和平力量能比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捕鲸业，更为有力地作用于整个大千世界……许多年来捕鲸船成为搜寻出地球的最僻远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的先锋。它探测了没有画成地图，连库克或温哥华也不曾航行过的海洋和群岛。如果说美国和欧洲的战舰可以平安地驶进一度是蛮荒的港口，那么它们应该鸣礼炮向原来为它们指明道路并最先为它们和那些男子做了沟通的捕鲸船致敬。”《白鲸》聚焦亚哈船长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艘轮船与白鲸的殊死斗争。既展现了航海探险的丰功伟绩，也呈现了贪婪对海洋生态的破坏。作为照明燃料，鲸遭到人类毫不留情的屠杀、剥皮、割脂、炼油……白鲸也成为人类心魔的镜像，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海洋、地理与生态。　　

    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将探险、复仇、捕鲸、科考融为一炉，讲述博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其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捕鲸手加拿大人尼德·兰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结尾揭晓殖民与被殖民的矛盾，尼莫船长是失去家园、渴望复仇的印度王子！小说从科技与人文并重的角度强调：海洋探险不是单方面的征服，更需要建构超越性的宇宙伦理。小说对“鹦鹉螺号”的精细描绘启发了后世对潜艇的制造，美国第一艘潜艇以此命名。　　

    在约瑟夫·康拉德笔下，大海既是物质背景，是劳动、生产的场所，更是殖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其中篇《黑暗之心》内涵丰富，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与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叙述跟随主人公马洛深入刚果腹地、寻找从事象牙贸易的殖民者库尔兹，库尔兹的形象既有神化（圣杯）的一面，也有极度攫取和堕落的一面。马洛的溯河之旅是对非洲的“观看”，殖民地被景观化了；也是对他的内心，尤其黑暗面的“凝视”。作品以此反思殖民主义“文明使命”之虚伪，揭示海外殖民残酷剥削的本质。欧洲对非洲的掠夺和杀戮，揭示了现代文明与古老人性的深层矛盾，同时呈现了巨大的文化碰撞中边缘经验的创异性。　　

    冷峻的叙事、扼要的语言让海明威《老人与海》成为全球经典。马林鱼的骨架是失败的证据，更是圣地亚哥精神的象征，“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形象与《白鲸》中船长亚哈的搏斗形成互文，启迪人心。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以寓言形式探讨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和极权的可能性。有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作家以此展开虚构：战争背景中一群未成年男孩被困于荒岛，岛上生活资源极端丰富，衣食无忧，但由于缺乏契约精神和秩序约束，权力争夺激发了人心的恶。标题以“蝇王”隐喻人性之恶，那群被救走的“野蛮孩子”，终将携带与生俱来的蛮性成人，急需现代理性精神的规约和文明的教育。　　

    西方海洋叙事源远流长，近代海洋小说与海外殖民如鸟之两翼。小说善于以小见大，从海洋探险活动中洞悉人类的精神、意志和欲望。马克思曾详细分析了人类历史趋势，认为随着频繁的往来、精细的分工、文化的交流，历史逐渐从地域的、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中，他指出古代中国的发明对大航海的作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新大陆的发现成为全球史的重要节点，它既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又开启了全球化的加速。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美国环境史学家芭丝谢芭·德穆思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探讨了捕鲸、淘金等海洋活动，以及资本和权力的介入对白令海峡地区海域生态、政治、文化等的综合影响。海岸线的变化，反映了自然地理如何随现代文明的塑造产生边界“浮动”。自然与人类互动互塑，自然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深度交织。“海岸”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潮汐、海浪和人类的共同塑造下成型。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的《鲸的文化史》，通过回溯鲸如何参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探讨自然与现代文明和合共生的可能。鲸是一种潜于深海并会喷水的大型海洋生物，人类对其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远古时代，鲸的歌声被原住民视为“连接海洋与星辰的神话”，鲸被神化为混沌之力。17世纪以来，人类对鲸油需求量大增，北大西洋的捕鲸业兴盛，导致鲸类濒危，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挑战。1958年阿拉斯加湾海啸后，鲸群集体搁浅事件敲响海洋生态系统的警钟。1983年《全球捕鲸禁令》颁布，但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有些国家和组织依然坚持捕鲸。面对生态危机，日本作家星野道夫的《森林、冰河与鲸》记录他在阿拉斯加荒野的生活与哲思，不同于回归自然之作的《瓦尔登湖》，星野道夫以东方循环观描述鲸的洄游、冰河的消长与森林的休戚与共。他以忧伤的笔触写下献给荒野、自然和岁月的挽歌。伴随着高科技的参与，海洋书写主题日益深化：海外殖民、世界市场、生态环境等，展现全球化的复杂议题和多元价值。

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三、中国海洋叙事的历史变迁

    我国地大物博，西高东低，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高山和海洋之间是面积广大的平原，形成以农业文明为主，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为辅的混杂结构。远古的神话也反映了沿海人民对海洋的想象，精卫填海、八仙过海、南海观音、妈祖仁爱、四海龙王、哪吒闹海、罗刹奇闻等成为我国古人想象海洋的结晶，《山海经》《述异志》等典籍记载了先民对自然界的初步认知。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力削弱，慢慢失去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和主导权，长途跨域贸易逐渐转道海上，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发展。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海禁使我国在海权方面式微，但贸易往来并未终止，我国在南海、印度洋区域的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广州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记载了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期，中法两国在科学、商贸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康熙大帝心态开放，积极好学，对外政策有所调整。路易十四派出的、以白晋为代表的“国王的数学家”赢得其信任，促成数学和天文学在国内的传播。在这些科学家的帮助下，经过十年实地测绘，《皇舆全览图》在1718年初步完成。这是中国第一次采用经纬网作图，是中国地图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一艘大船“安菲特利特号”受风浪影响，意外在珠江口登陆，开启中法海上商贸往来：瓷器、丝绸、茶等货物被源源不断运到法国，成为上流社会青睐的奢侈品。中国工匠也跟法国商人学会了玻璃制作，掐丝珐琅、广彩瓷、外销画等工艺的不断进步，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出新。与西方各国的商贸往来塑造了珠江口岸的繁盛景观，广州逐渐成为十八、十九世纪全球屈指可数的贸易港口。但以农业文明为基、以儒家伦理立本的“乡土中国”本能地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及其滋生的伦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与认知。康熙大帝意识到天主教的传播威胁儒家伦理的根基，开始驱逐传教士，造成西方知识传播的中断。其时国力昌盛，西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古代思想钦慕有加。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学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抒发士大夫的心志。文化生产、文学写作被不事生产的“劳心者”垄断，他们咏叹自然，将其“山水化”、诗意化。古代文化镶嵌着一套“有闲阶级”的认知装置，广大劳力者自然被摒弃在外。在这种条件下，士大夫经验之外的海洋被客体化甚至妖魔化。　　

    东南沿海居民靠水吃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们对海域的守护与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并无二致。如南翔《老桂家的鱼》、鲍十岛叙事系列、蔡崇达“金色故乡三部曲”、林森“心海三部曲”等。这些作品借鉴并拓展了乡土文学的叙事资源，讲述现代文明对海岛及边缘小镇的冲击，在疍民现代化、重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镶嵌了全球视野。　　

    林森长期生活于海南岛，大学修习水产养殖学专业，有“恋海情结”，在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遇合中建立自己的叙事坐标。代表作《海里岸上》以海、陆的对立意象展开双线叙事，通过海洋与陆地的空间激荡及两种异质文化的互动展现传统自然经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互融。消费时代，海洋面临被消费化、景观化的危险。旧罗盘是出海捕渔的指南针，见证了亘古传承的渔民文化，疍民宝典《更路经》的代际传承与遗失隐喻现代文明对渔业传统及代代相传的信仰的强烈冲击。代际认同的差异、海洋生态、疍民生活、海洋文明的未来等诸多复杂的议题犹如海浪扑面而来。《岛》讲述主人公“我”因渔村拆迁逃至孤岛，与守岛老人吴志山相遇，彼此的故事交错呈现。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浪潮中，一切都在经受“现代”的洗礼，孤岛并不例外。岛隐喻人类的精神家园，守岛老人身上既具鲁滨逊的开创性，也有《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坚持，同时内含中国文化的隐逸传统。敏锐的作家乃时代的弄潮儿，一方面他深深地眷恋传统，对渔民的遭遇充满同情，爱这身边的一切；另一方面，他理性地知道时代浪潮无坚不摧，唯有诚实地将自身经验生活的复杂性和盘托出，方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并获知历史的拼图。《唯水年轻》以“我”这位水下摄影师拍摄到因地震沉没海底的明代村庄为线索，串联起家族四代人与海洋的深度纠葛。海洋吞没了很多渔民，其中就有“我”的祖父，却在海底默默地保存着一个明代村庄。含有高科技成分的水下摄影对消失的历史真相进行“凝视”，与曾祖母犹如古老“望夫石”对出海丈夫的含情眺望构成叙事张力。字里行间凸显水的不舍昼夜、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及生生不息的复杂特质。时代的巨变不仅指向地理空间的海洋，也带来渔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林森的写作具有边缘性，试图变“隔岸”写作为“水中央”叙事，海洋不再是士大夫笔下诗意的吟咏对象，而是与世代生活于斯的疍民、岛民高度融合的主体，并由生产空间逐渐变成消费空间。　　

    蔡崇达“金色故乡三部曲”均以海边小城为故事背景，“我”和故乡都在不断变化，返回海边的故乡总是能给远行的自己提供成长动力；自己对故乡的理解和书写，也帮助故乡被更多人看见，进入当代文学版图。《命运》中百岁老人阿太敏感、善良、通灵，她从大海的入口获得更大的超越性智慧，“她眯着眼睛，好像看得见汇入大海的每条河流，以及汇成河流的每条小溪。她还教会我，要细致看，才看得到这江河湖海的秘密”。蔡崇达讲述的是其故乡——海边东石镇的生活故事，讲述他们怎么对待死亡，对待远离，对待神明与大海。尽管现代科技的发展帮助我们认识海洋等未知世界，但庙宇、神明给人的心灵抚慰似乎不可或缺。蔡崇达以“讨小海”和“讨大海”，来区分疍民和下南洋谋生的南洋客。对讨小海的渔民来说，大海是生产性的；对南洋客而言，大海成为阻隔和连接的双重意象。大海的滋养、海风的腥咸、潮汐始终变化着，一浪逐一浪的大海，不变的涛声，海的神秘，无不让人落泪。

世界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海洋叙事四、跨文化对话与当代中国海洋书写

    漫长的前现代，沿海因地理边缘性成为贬官的去所。比如韩愈被贬到潮州，苏轼则从惠州到儋州，汤显祖被贬到徐闻……这些贬官给远离权力中心的南粤带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让“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融合。“诗穷而后工”，被贬的命运往往使其与“无穷的远方”产生心理联结，更深地进入下层社会，理解失意人生，拓展了文学的表达深度。如苏轼名句是对自己被贬生涯的身份确认：“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无穷沧桑尽在其中。汤显祖在名著《牡丹亭》中多次提到澳门（古称“香山岙”）。他的诗作描绘了远渡重洋来到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生活、信仰及贸易活动，和他与葡萄牙诗人的来往。这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文学交流的早期资料，为研究明代珠江口岸的中外文学交流留下珍贵的记录。　　

    另一方面，战乱、瘟疫、地震等灾祸常常伴随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从古代的永嘉南渡到当代的改革开放，每次人口大迁移都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地域文化重组。人口流动成为理解历史演进、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因。小说家蔡崇达认为：“泉州的文化特质，它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碎片的储藏地，一代代的人带着传统的精神秩序，逃到当时所谓的中原文化的海角天涯，躲到这些地方储存起来。从平原和耕地文明构建出来的特别秩序的东西，被摆在这么一个入海口，面对无序的大海进行更激烈的矛盾、冲突、融合等等。”尽管文化有强弱之分，但文化的遇合、交融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胡服骑射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美谈。鲁迅提倡“别求新声于异邦”，他赞叹于汉唐的开放：“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经由西域、波斯远达欧洲，汉唐对西方文化的拿来、吸收、转化，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格局，使得中华文化更具活力和包容力。与此相伴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的南洋及西方商贸、文化与宗教信仰的互动，造就了海岸城市文化的丰富、博大和包容。改革开放、加入WTO的时代契机让长三角和珠三角迅速崛起，上海和香港甚至被当成“双城记”谈论，这让我们重新反思海洋的主体性，以及海丝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交汇力。　　

    沿海城市群落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天然的地理环境：一头连接大江大河，另一头连接大海。人类逐水草而居，文明沿河流发展，最终，大航海将人类联为一体。徐则臣以长篇《北上》完成“为运河立传”的夙愿，他将京杭大运河这条人工河当成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血脉来看待，背后是穿透自然地理的文化眼光。这种高远的历史立意，赋予《北上》与时俱进的全球视野。在游牧、农耕文明视野中，河流、海洋的意义主要在生产领域，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海洋具有的联通意义和跨文化对话功能得以呈现。如果我们跳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就会发现“边缘”地带同样可以转化为彼此相连的“生活圈”，通过互市成为生机盎然的中心。　　

    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有力挑战了本质主义，呈现地方文化与民族国家文化、小人物与大历史之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关联。她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小人物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英雄、士大夫、官员其实都是少数，但他们有文字的特权，容易留下更多痕迹。而通往大世界的航道，多年来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探索出来的。”她以详实的史料铺陈近代珠江口的商贸图景，充分阐释海洋贸易带来的现代观念转变。史学家杨斌的《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敞亮“历史的一隅”，以南海的涛声讲述被“西方中心观”遮蔽的中国史。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掘的南宋海船“泉州一号”，以丰富的实物证明泉州从北宋到元代曾是“东方第一大港”，中国的船只从泉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走向世界。“黑石号”和“南海一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海贸资料，瓷器、金银器、龙涎香、风格多样的奢侈品复活了历史现场。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之间有着频繁的海洋贸易，促进海洋亚洲的循环。西洋与西域异曲同工，共同建构中国的“诗与远方”。丝绸之路、西域见证了中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海丝、西洋见证了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