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适逢夏至刚过，身体调理一番，尚对上部作品有所回味留连，不过一切向前看，由悠远的历史，转到近眼前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的历史。我钟情于这个城市的厚重感，它的纷繁芜杂，大气磅礴，旧影新题，浩荡变迁。仅以个人和身边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活奋斗、爱恨情仇，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都市，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笔者）

    京东北，密云水库南岸，灰色的浩淼水波与漫天飘洒的红色黄色和绿色交杂的落叶，以及瑟瑟轻起的风，构成了一幅燕京初秋的画卷。

    在一栋依山坡而建，可俯瞰烟水天色的别墅平台上，亦增正坐在露台桌前，点起一支薄荷烟，品着原味的苦咖啡，凝望着远方浩荡的潋滟与浮云，目光平静而深邃，内心则思绪翻涌，跨越时空，回到了往昔时刻……

    亦增的祖辈，在久远的岁月中，是否曾经经历过迁徙，就像那山西洪洞大槐树，开枝散叶，分布四方，已经无从查勘。北方普通人家，也没有修家谱、建宗族祠堂的习惯。与家族有关的津津乐道的历史，多半还是因为亦增的母亲一系，以前老家世居河北满城，与那西汉时期的中山靖王刘胜，有着无法言说的传承关系。燕赵大地，画角声中，牧马农耕频来去，历史变迁，谁又能说得清呢？

    从祖上而论，亦增父亲一脉，属于冀东南。后来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饮料品牌“旭日升”。而在解放前，都是务农人家。只不过在亦增祖父，甚至更上一辈的亲眷当中，也有并不务农，而外出帮工，给人做学徒伙计的，虽然未能大富，倒比纯粹耕田，似乎收入多些，但也将就。后来，亦增祖父兄弟三人，辗转到了外地，有的定居天津卫，有的在北京过活，而亦增祖父，则去了上海。因为祖父过世的早，亦增对祖父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带他逛的上海外滩、武胜路，很好吃的小馄饨，西郊动物园，与在亦增幼小时，北京还是木头方块上画的，而上海已经将那小孩玩具，做成了惟妙惟肖的金属飞机模样的飞行棋。

    亦增的祖母过世更早，对于她，亦增毫无印象。后来祖父到了上海，续娶了后妻，就是亦增的后奶奶，亦增对后奶奶有比较深的印象，她是个精明和蔼的上海老太太，里弄，阁楼，在亦增幼小的心灵中，与煌煌大上海的恢宏一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短暂，有些模糊。

    土改以后，对于祖父家庭的成分认定，则有些复杂，虽然不可能是“剥削阶级”，但也并没有完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能算赤贫，故而认定时还费了些踌躇。不过后来亦增父亲被祖父带到上海去上高中，后来从上海参军入伍，是否因此而在政审时有所影响，亦增也不得而知。想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吧，毕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老百姓家庭。

    而说到亦增的母亲家族，则是真真切切的革命家庭。亦增的外祖父，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为党工作，勤恳任劳，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过生入过死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之一，也算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中的一份子。

    2003年，亦增外祖父去世，在追悼会上，亦增见到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外祖父的生平简历，这是亦增以前并不知道的，也未曾听外祖父本人，或是家族亲属们谈到过的。当然，以前亦增还小，也没有人会对亦增谈这个。

    这是一段虽然普通，却并不平凡的革命者的人生经历——

    ——1952年，被定为国家行政干部17级，1954年定为16级，1956年定为15级，1984年按老干部14级办理离休手续。

    ——1917年6月28日，出生于河北满城；

    ——1924-1929年，在家乡上小学（高小）；

    ——1929-1934年，在老家种地；

    ——1934年9月-1935年7月，在天津修铁道；

    ——1935年8月-1940年10月，在老家种地，当校长、会计员，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这是外祖父革命生涯的开始！）

    ——1940年-1943年12月，当村干部、会计，搞药品“盘尼西林”等；

    ——1944年8月，正式入党（无候补期），之后离村到区、县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本村证明人：XXX；

    ——1944年9月-1946年5月，在满城县二区合作办事处任会计主任，在区小队工作（自带手枪活动）；

    ——1946年6月-1947年8月，在察哈尔省振兴实业公司任会计、业务员，从事地下党活动，证明人：XXX；

    ——1947年9月-1948年3月，任聚兴隆公司大王店分店会计；

    ——1948年4月-1949年1月，任北岳区瑞华公司会计，证明人：XXX；

    ——1949年1月-1951年1月，任北京百货公司经理，证明人：XXX；

    ——1951年1月-1952年1月，任北京市工商局人事室主任，证明人：XXX；

    ——1952年2月-1953年1月，任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三区主任、财务科长；

    ——1953年2月-1955年9月，任中国五金器材公司经理、财务科长；

    ——1955年10月-1956年5，月任中国五金交电器材公司书记兼副经理；

    ——1956年6月-1958年6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58年7月-1959年5月，任中国北京科研服务处书记、经理；

    ——1959年6月-1960年5月，在北京二里沟中央财贸干校进修学习；

    ——1960年6月-1961年5月，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61年6月-1966年8月，任中国医药总公司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书记、经理，证明人：XXX；

    ——1966年8月-1969年7月，文革期间靠边站，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7月，平反、解放，恢复工作；

    ——1969年7月-1971年5月，任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顾问小组组长、成员、委员，证明人：XXX；

    ——1971年5月-1984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证明人：XXX；

    ——1980年5月，因病在家休养，1984年6月正式离休，享受14级待遇；

    ——2003年9月13日去世，享年86岁。

    附录：

    家乡1948年土改，革命后有41亩地，房5间，人12口；1954年办初级社，16户入社。

    ………………

    随着亦增年龄渐长，老辈人也逐渐老去。作为外祖父的首个外孙子，他又是多少有些“重男轻女”思想的人，自然对亦增颇多宠爱。外祖父有七个子女，还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从军后，做到海军葫芦岛基地的政治部主任。亦增的母亲在七个子女中是老大，比亦增的小舅舅大了有二十岁，在家里面有半个娘的“威信”，帮助外祖母操持一大家子。外祖父革命工作多忙，无瑕过多照顾家庭。

    外祖父离休后，身体不大好，一直休养。亦增经常去看他，陪他聊聊天。外祖父虽然革命经历丰富，经过的事情多极了，却从来不在小辈们面前讨论自己以前的经历与业绩。或许这也是那一辈老革命者的某种习惯，对于革命工作的事情以谨慎纪律、保守机密为要，即便已经离休，即便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仍然保持一贯的操守与准则。其实以外祖父的经历，比之后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亦毫不逊色，很有共同点，只是这些，都是外祖父过世后，从后辈亲人回忆当中得知的，外祖父自己，则从来没有做过写回忆录的打算。

    亦增外祖父的家乡满城县，原属保定地区，背倚太行山脉，曾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们和国民党伪军、特务、汉奸及地方的“青帮分子”勾结，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罪恶滔天。身处敌占区的家乡百姓们惨遭日本鬼子及汉奸走狗蹂躏。乡亲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有“保定外围神八路”之称。家乡的村里，有许多原来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也拿起大刀建立了大刀会，与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还有许多人则参加了平原游击队。

    外祖父从青年时期起，就在父母教育及乡亲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他曾是地方上八路军武工队队员，主要从事地下党活动。据后来亲人回忆，当时保定地区共有27个县，县下设区。在敌占区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民兵组织，开展地道战（如河北冉庄）和平原作战（如白洋淀雁翔队），大刀会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八路军一同作战。许多歌颂太行英雄的老电影、小说如“太行英雄传”、“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 “狼牙山五壮士”等，都反映了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战斗，抗战八年打败了日寇。抗战胜利后，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到1948年底，保定解放了，家乡老百姓从此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亦增由衷地感到，前辈们曾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历经风雨，饱受磨难，在民族危难时刻投身革命，为保卫家乡、为建立新中国而战！

    亦增的外祖父上过高小，读过书，算是个“知识青年”，学习和了解领悟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自幼热爱家乡，热爱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前，他就热心于公共活动，当过村干部、校长、会计。抗战时期，外祖父就加入了革命队伍，正式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县敌后武工队队员）！当年，外祖父曾在村里，跟地下工作者与进步群众一起，千方百计为八路军武工队筹军粮和药品（如盘尼西林治疗枪伤药品及各类消炎药），不顾生命危险，四处奔波。他们活动隐蔽，多在夜间进村。因为当时，村里也有汉奸、特务，如村维持会会长等，他们甘愿为日本人提供八路军武工队情报，出卖乡亲。外祖父恨他们，与他们势不两立！据亲属回忆转述曾外祖母的话，当年外祖父身材高大，一身粗布衣裳，腰间常跨两把盒子枪，很神奇勇敢，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去匆匆。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回村，多在夜间偷偷翻墙回家，把旧自行车往村外沟里一扔，后再骑走。后来外祖父离开村子，到区、县武工队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平津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党中央正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规划着“进京赶考”，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千年大计，而北平的地下党和解放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着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秘密工作。

    正是在这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向前推进的历史性时刻，外祖父于1949年1月，奉命离开家乡，进驻北京，根据革命需要，参与中央政府接管北京的工作！

    可以说，亦增能够出生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与外祖父的革命生涯，以及后来他奉调入京，做接收工作，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联！

    亦增对于满城老家，还是有印象的，这缘于亦增小时候和母亲回过几次老家，老家还有不少的亲戚在。相比于亦增父亲这边，祖父兄弟都远离故乡外出工作生活，也只有身后，才“落叶归根”，埋入老家坟地，而由于外出日久，人情便淡了许多，加之从亦增父亲这一辈起，便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所以冀东南的老家，对于亦增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了，而亦增也没有打算，如果老人没有希望和要求，再重返故乡“寻亲”。

    外祖父这边则不同，他兄弟二人，弟弟一直在老家生息繁衍，后代兴旺，外祖父虽然“高升”进京，与老家的亲眷们也没有断了来往，经常互相走动——当然，主要是老家亲眷来北京走动，拜望一下也算“出人头地”的外祖父。外祖父对于乡情亲情，自然是铭记于心的，但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守着严格的纪律与规则，并不为老家的亲眷们行什么“方便”。老家亲眷，亦增的表舅，舅妈们，也很自觉，来往探亲，只叙乡情别情，从不要求什么。这种朴素的革命者家庭的亲眷往来，一直持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外祖父去世后，下一辈仍在持续。

    当然，随着后来改革开放乡村振兴，老家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地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工业开发区，亦增的舅姨们，与老家亲眷合伙盖了几间房子，后来也划入拆迁范围，这是后话了。

    总之，在母亲和外祖父这边，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一直在绵延不断地持续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醇厚而淡然。

    …………

    后来，亦增也从上辈亲属回忆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在老家的风云往事。

    据说，作为革命者家庭，受外祖父牵连，曾外祖母（亦增称呼太姥姥，她在亦增三岁时去世，亦增对她有模糊的印象。家中，有一张曾外祖母的黑白照片，比较模糊，但每观之，亦增还能依稀记得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曾几次被绑架！

    在1942年的一天，曾外祖母被日伪特务五花大绑，用枪督着，带到村南马场村炮楼。敌人逼她说出儿子在哪儿，几时回家，不说就严刑拷打、往嘴里灌辣椒水！与曾外祖母同时被抓的，还有村里几位为八路军办事的乡亲眷属，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她们饱受侮辱和虐待，但都表现坚强，不惧敌人的逼供、拷打。幸运的是，我八路军武工队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与敌人周旋，而特务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又觉得毕竟乡里乡亲，不能把事情做绝，便敷衍应付差使，以“查无联系，并未通敌”为由，关了几天后，让交保赎金，把人放出，曾外祖母她们这才得以平安地回到村里。

    亦增的外祖母，1916年出生于保定西郊大边坨村一个贫苦的家庭，该村是个世代贫穷落后的平原村。由于家境贫困，外祖母不能上学读书，大字不识，但自幼勤奋，从4岁开始就帮助家里干活。家里以种地为生，为了生计，还常到本村地主家干活，洗衣、做饭、搞卫生。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后进行了土改，外祖母家分得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外祖母16岁那年出嫁，由于外祖父从事地下活动，她便和大伯在家种地。外祖母为人正直、勤奋、善良、宽容，和家人一直相处和睦。她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下田干活，还要做饭、照顾儿女，苦累不说，更难的是作为共产党家属，她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坏人抓走拷打一顿，或丢了性命！

    抗战时期，老家为敌占区，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及特务活动猖獗，伪军长刘万杰更是杀人不眨眼，属下气焰嚣张。他们与地方保安团、特务勾结在一起，到各村抢粮食、乱伐树、偷鸡摸狗、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乡亲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据亲人转述曾外祖母的回忆，1947年的一天，外祖母作为共产党家属被绑架游街。曾外祖母抱着哇哇大哭的亦增二姨一直跟着国民党伪军、特务来到村罗汉殿（药王庙）旁的大藕河边。因为哭闹，伪军特务就喊；“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去”！曾外祖母紧紧抱着妹妹哀求说：“不要！请你们别伤害孩子！这孩子还小，求求你们把我家媳妇放了吧，带走她给我留下几个孩子，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呀？要抓你们就把我抓走吧”。“滚开，老太婆！”只听‘砰’的一声响，恼怒的伪军突然开了一枪。幸好子弹打偏从曾外祖母耳边擦过，老人幸免遇难，但她的耳朵差点儿震聋，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那天外祖母被五花大绑游街，伪军们边敲锣鼓边喊叫：“说，你家男人在哪里？与谁联系？把他交出来！”外祖母很坚强，未透露一字。随后他们又把外祖母和其他几位八路军家属带到村西头宋家，进行拷打、逼供、折磨。外祖母自始至终咬着牙，强忍悲痛，不肯讲出外祖父的事。后来忽然间村西外响起了枪声，是八路军武工队赶到了，伪军见势不妙，也顾不得外祖母亲她们了，匆匆向村东方向逃窜，外祖母等人有幸得救！

    …………

    据亲人回忆，1943年夏天，日本鬼子、汉奸活动日益猖獗。他们进村就抢粮、捉鸡、祸害乡亲们。大人小孩，都害怕他们进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时亦增母亲六岁多，记得有一天日寇、伪军又进村了，他们在街上随意搜身，到各户抢粮，以查户口为名，搜查掩藏在农户家中的八路军伤病员。那天，亦增母亲正和一些发小伙伴在街上玩游戏，忽然听说鬼子、伪军进村了，急急忙忙各自找地方躲藏！因离家较远，亦增母亲只好一路小跑到路北一家，见他家大木门关闭着，就从大门下方的门缝里使劲往里挤，最后终于钻进了院子里。亦增母亲吓得够呛，总算聪明机智、动作灵敏，未被坏人抓住，而他的小伙伴有的就被抓了，还遭毒打，因为她们的父亲都是村里老党员，这都是村里特务告的密，亦增母亲幸运躲过一难！

    亦增母亲的童年生活艰难，家境贫困，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无学上。她很懂事，从小就帮家里干活，照看弟妹，还整日担惊受怕。听说新中国成立后，亦增母亲很激动，老家召开镇压反革命公判大会，作为革命后代，13岁的亦增母亲也义愤填膺，和乡亲们一起到县城开声讨大会。

    据亲属回忆，曾外祖母还讲述过家里买织布机一事。1952年，家里从保定买了台老式织布机，亦增的表舅舅，赶着小驴车往返50里路拉回家，曾外祖母和亦增母亲高兴极了。曾外祖母抽空就用一台旧纺车纺线，亦增母亲则用织布机夜以继日地织布，晚上常常点着煤油灯干活。亦增母亲心灵手巧，能织出多色彩、多图案的粗花布供全家做衣服、被褥用，一家人当时过着朴素的生活。那个时候，外祖父和外祖母刚进京不久，还未来得及安置家属，小小年纪的亦增母亲就担起了照顾家庭和弟妹的重担。

    1954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村里16户人家入社，亦增母亲被选为副社长。16岁的亦增母亲，就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亦增母亲吃苦耐劳，不怕脏累，干农活、筑大坝样样行！老家1956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亦增母亲又被选为副社长。她还在村里担任妇联会主任、共青团书记、妇女队长，后又当选为区妇联委员，经常到区政府开会。直到1958年11月，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来到北京生活，与外祖父外祖母团聚，自此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亦增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在老家的革命生涯和生活经历，亦增了解得很少，盖因以前年龄幼小，少有亲属回忆往事。后来亦增逐渐长大，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越来越丰富，对于前辈们的往昔多了关注与怀念之意，本着不忘过去，珍惜传统之意，做了一定的了解与追记，以为一种纪念！

    …………

    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拉开了它的帷幕。在离以前的前门楼子不远，与八大老字号云集的大栅栏商业街咫尺之遥，有很多名号，譬如月盛斋、都一处、清华池、天兴居、广和剧场等，后来都成为四九城回忆榜上的所在的地界，这里有一条从西到东，可以由大栅栏那个繁华的商业街，经过鲜鱼口街，西兴隆街和东兴隆街，一直通到花市，也就是后来那个新世界百货所在的地方的贯穿东西的长街。这街道在当时并不宽阔，即使在几十年后，经过翻新与改造，也因为要保留原始风貌，而无法拓宽街道，不过彼时仍然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沟通了北京老城的崇文和宣武两区。在这条街的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冠名为草场头条到草场十条，以及长巷头条到六条，青云胡同、新开路等大大小小的曲折而又狭窄的胡同，构成了条块分割的居住区。在草场三条与长街交汇的把口处——如今改造后，草场三条是唯一进行拓宽，直通到天坛公园北门的祈年大街的组成部分了——，有一间解放前留下来的纸铺门面，它的后身，是格局不算十分规整，但能够依稀看出原有四合院格局的一个杂院。这里，西兴隆街XXX号，便是亦增外祖父奉调入京，开始从事接收工作的住所，也是亦增自从出生后，延续到一九八六年搬家，一直居住和十分熟悉的所在！

    …………

    亦增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经数次从以前住过多年的旧宅经过。这一片已经经过了改造，当然那条主街道的宽度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为要保留这里的原始风貌，所以并未整体拆迁，只是把街两侧和胡同内遗留下来的老旧危房进行了翻建和重修，有些已经不再是民宅，而变成了商业门面。

    外祖父的旧居——也是亦增的旧居，因为外祖父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便从这里搬家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东侧路，也就是现在中国围棋会馆的对面，而亦增和父亲母亲则在这旧居杂院的先是南房，后是北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六年，也即亦增父亲单位分配住房为止。

    这附近，北边的打磨厂街里，原来有北京十分有名的“地下城”，是以前的规模宏伟的人防建筑，蜿蜒曲折数十里，设施齐备，令人叹为观止。早些年，这一处景点，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亦增有幸在以前下去游玩过，和在河北冉庄看到的地道战遗址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亦增后来上学后，对于历史地理等都有些偏爱，所以热衷于从各类书籍与记录中，探询街区、地方、建筑遗迹的掌故与由来，以至于每外出旅游，也乐此不疲，总是事先或当时，了解旅游地的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和由来等，而对于自然景观，则注重其在民间的传说逸闻故事等。游金山岭长城、山西五台山，莫不如此，自己还津津乐道地热情给旁人讲解普及。在五台山，亦增正兴致勃勃地给同游者讲说佛教大小乘、黄教与红教的区别，不意身边正好有一喇嘛经过，听亦增滔滔不绝的“歪论”，颇不以后然，断然指摘亦增说，天下佛教本一家，哪有那么多的区分与划界，没有什么红教与黄教！闹得亦增大红脸，汕汕地尬笑。

    亦增出生于这条街东段的前门医院。那医院，是当时这一带有名和人流众多的场所。它的对面，是一间同仁堂药铺。亦增小时候，十分喜欢缠着家人，求其到药铺里，花三分钱，买一个酸酸甜甜的山楂丸吃，以过“口瘾”。亦增从小到大都不怕吃药，甚至还有些喜欢医院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和药味，这大抵是因为亦增小时候常闹病，身体底子不够强健，吃了很多中药之故。在那医院后面不远，还有一座同仁堂的制药厂。

    作为解放前纸铺的门面，亦增他们旧居的外观，当时还显得很高大，三进的门脸，原来的大门改造了，变成入院的走廊。亦增还记得外祖父后来请人改造临街北房的墙壁，也就是挨着过道那里的年久失修的板墙，那居然还全都是木头的！从保暖和隔音效果来讲，自然无法和后来的砖墙相提并论。

    这纸铺门面紧挨着街口，旁边便是草场三条胡同。在那交汇处的角落里，树立着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对于小时候的亦增来说，那房顶和电线杆，颇有些“高不可攀”之感，加之亦增胆小，略有些恐高，所以虽然小孩心性好玩闹，也从来没动过攀爬的念头。倒是亦增记得，当时还在军队机关服役的亦增父亲探亲休假，爬上过房顶去维修漏雨。

    这条兴隆街上的老房子当时还是很多的，都有些年头了。离亦增这里往西不远的一家，还是一栋两层的木制阁楼建筑。因为也算认识的邻居，亦增小时候还跑到人家楼上，“凭栏”观街景。

    从亦增家对面的一条南翔凤胡同（名字非常好听，但其实是极其狭窄逼仄的小巷）穿过去，再经过南深沟胡同（这名字倒十分贴切），便可到达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共青团中央的大楼，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想来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曾在那里办公。大楼外面空地上，原来有个篮球架子，亦增曾在那里玩过篮球。不过那里后来成了停车场，篮球架子虽仍在，打球则难免有砸到车窗的危险。亦增和同学还因此被人没收过篮球并好一顿数落才放人。

    正义路的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六国饭店了，是旧时代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老北京没有人不知道的。由那里东行一站地，便到了台基厂，原来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和东交民巷，老使馆区。

    而由草场三条胡同向南去，经过南芦草园的横街，走大江胡同，再走冰窖斜街，便到了珠市口，那里的标志性建筑，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教堂，现在还保留着，亦增逢年过节，和家人去串亲戚，那里的姑姑家，是必须要去的。他们那里往南，就到了现在德云社的所在地——鼎鼎大名的南城天桥了。

    亦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地理方位，大概是由于亦增对于地理的热爱与兴趣，也是小孩子热衷于这些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一种“情节”罢！

    …………

    亦增童年时代，这个都市的市容范围，比日后的规模要小许多，人们的出行方式，也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当然，上班远行，乘坐公共电汽车也是必须之选，对于不大擅长骑行自行车的人，或是路途过于遥远的地方，公共交通便连接和承载了人潮的涌动。从亦增记事开始，沿着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向东，开始开挖地铁，那是北京最早的地铁线。当时的施工方式，还不像后来那样先进，一般还是明开暴露施工，所挖出的土，在两边堆砌得很高。那块地方，也曾是亦增偶尔玩乐的场所。至于安全意识，当时还没人太注意这个。有什么小的磕碰，也没人大惊小怪。

    亦增学骑自行车，大约要到上小学以后了。虽然学校离家很近，一般都是步行，但男孩子不会骑自行车，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些丢脸的事情。

    在亦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所在的这条长街，已经算是相当长的了，从西头的大栅栏，若一直向东走到花市，大概也要走半个小时。花市那边，以前最有名的，是新华书店，和花市电影院。那是亦增学生时代常逛的地方。不过看电影，也不算是普通的消费，除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自己掏钱买票去看的时候，还是屈指可数的，这不是当时孩子的主要娱乐方式，当时小孩的主要娱乐方式，都是不花钱的。

    亦增所住杂院，自亦增记事起，变化不大，住户也变动并不频繁，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后，那时候人们的居住条件比较简陋而固定。杂院内住户不少，而院中央的空地则很小，被一个自来水池，和一棵后来长得很高大，一开始却还纤细有些“弱不禁风”的核桃树所占据。大约是解放前纸铺门面的遗存，这杂院内的西南角，居然还有一间厕所。这设施，对于住平房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算不错，因为当时公共厕所也不发达，去一趟也要走些路，特别是冬天。城市的排污系统是慢慢发展的，老北京原来还专门有挨家挨户上门掏粪的掏粪工这个行业，就如这行业里的模范时传祥。

    当时的垃圾站，就在大街面上，倒脏土垃圾，也很难完全规范，往往气味不大好闻。垃圾车开进长街也不容易，一般是三轮，偶尔也有汽车。当然那时节自动化的装卸还根本不可能用于民生，条件不具备。当时尚有一种特殊的设施，在后来已经从城市里销声匿迹了，那便是泔水站。这是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的产物，作为饲料，很受重视。亦增亲属中，大舅因小时候在老家出过事，脖子受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落下病根，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与正常工作，曾经在泔水站做了好几年的“站长”。

    当时的副食商店都是国营的，离家很近，在草场二条那里便有一家，主要是卖菜和副食。因为边上有一个小学校，也出售文具用品。若要买肉，则需要去东边，草场八条附近，但肉食类都是凭本供应，一般人家除了过年过节，购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在亦增的记忆里，过年过节的气氛，是后来许多年再也没有过的了。那时节大家都热衷于放鞭炮，而电视的普及，则要推迟到八十年代以后了。最著名的莫过于“二踢脚”与小挂鞭，至于后来种类繁多的烟花，那时还廖廖可见，也价格昂贵，往往不如二踢脚或麻雷子这类的纯鞭炮便宜。还有一种小摔炮，小孩特爱玩，过节那些天，乃至过节前后数天，都在玩。过节的欢乐气氛，是在浓烈的烟火气息里发酵的。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政府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放烟花，大家都兴奋地观赏，因为亦增家离天安门不远，可以看得较清楚，当然想看得更真切，现场你是不可能去的，只有一个办法——上房顶！许多大人那时也乐此不疲，上房观瞧，另外还想办法去捕捉随烟花而放出的小降落伞，趋之若鹜，甚至有为此而摔断了腿的。

    而逢年节，对于小孩子来说那年饭是最吸引人的，毕竟很长时间不能食荤，年节时分，总可以大快朵颐一下，饕餮谈不上，但肉味回味无穷，余香留口，是无比畅快的事情。

    亦增家里，平时外祖父很忙，无瑕多照顾家庭。但每逢过年，外祖父总要炖肉。他做的红烧肉好吃得很，令亦增总是念念不忘，数十年过去，仍然觉得没有哪个饭店的，比那肉味更香！

    其实外祖父做的再好，总也不是厨师，这种比较是无意义的，要说其中的韵味，也只能用“情怀”二字来形容。那是对逝去的美好的一种怀念！

    …………

    亦增外祖父一家，当然也包括亦增母亲与父亲和亦增，在没有搬迁之前所居住的这个杂院，并非只有外祖父一家。在当时城市规模还不算很大，高楼大厦十分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低矮成片的平房的情况下，除了老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富西贵”，缘于自清代，西城便是达官贵人的王府宅邸所在地，而东城则聚集了许多有钱人，包括旗人与汉族仕绅，而平民百姓，大多居住于地跨崇文宣武的南城，至于这四个城区之外的地方，当时还十分荒凉与相对偏远，是现实意义上的“郊区和农村”。对于一个拥有超过百万人口、又被定为共和国首都的城市来说，能在城区有安身之所，已经是后来人所不能奢望的“待遇”，尽管这房子并不很好，或者说相对很破旧。这和改革开放以后，财富成为居住条件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最先富裕起来的全国富人们，都可以到北上广深这类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去很随意地购买多栋住宅商品房的“盛举”，不可同日而语。

    除去原住民，像外祖父这样的革命接收干部，所安排的居住地段，为方便工作和生活，还是处于城市的“繁华”地段的。至少，在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当年，步行不超过半小时，便可以到达共和国心脏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这无疑不算遥远和偏僻。那个时候，亦增幼小时，由家人带领，从动物园乘坐332路公共汽车前往颐和园游玩，那已经算是极其遥远的郊区了。

    这杂院里，还有几户邻居，他们的身份，大抵和外祖父的情况比较相像，也属于外来或本地的革命干部家庭。

    杂院入口过道，居住着一家，因为他家主人的年龄身份，与外祖父相近，不过应属于本地工人阶级的代表，亦增记事后，便称呼他们夫妻为“大姥爷”和“大姥姥”。他们有二子，亦增以舅舅相称。同时，这大姥姥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从石家庄到北京来上学，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大姥姥的弟弟，当时是解放军军官。按照辈分，我也称他们为舅和姨，后来两个人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参军入伍，与亦增和父亲同曾经是军人的情况一样。那是普遍受到尊敬与仰慕的保家卫国光荣军人之家。

    大姥姥姓杨，她的外甥女，我叫她小萍姨。她的年龄，大概与亦增小姨相仿。

    虽然亦增那时还是个小屁孩，也有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懵懂心理，盖因和这杂院内的其他女性相比，小萍姨无疑是出落得最亭亭玉立俊俏柔美的。亦增后来回忆起她，深刻的印象是夏天天热，小萍姨在院中水池子边洗脚，把裙子撩起半截，露出光滑结实的白净大腿。她对亦增这小男孩的注视并不以为意，还冲他笑笑。那笑容现在还在亦增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小萍姨后来参军后，应该是去了有名的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校。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阅兵，当时亦增作为首都初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手举不同颜色的纸板，组成“祖国万岁”等背景图样时，小萍姨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兵受阅方队的第一个排面之一员，正迈着矫健飒爽的步伐，同她的受阅战友们一起，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共和国领导人的检阅！这一幕，是亦增后来在浏览很多视频中确认的，那是小萍姨的光荣时刻，也是亦增的难以忘怀的时刻！如今，亦增早已成人，小萍姨也再没有音讯，但回忆却时常还浮现在心底。

    …………

    小萍姨她哥，亦增叫他立元舅。立元是个机敏而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闲了便在院中找地方一坐晒太阳，逍遥自在，对于外面和他同龄的学生们所热衷的一些“好勇斗狠”或“冒险奇遇”类的游戏与业余，好像并无什么兴趣。甚至他还有点“腼腆”，与他姑姑的两个孩子也很少在一起干什么。

    亦增对这个立元舅，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个午后，大约是他放学了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赤了脚丫子，拿一把大剪刀，要处理自己脚上的鸡眼。亦增后来知道，那鸡眼长在足胼处，是由于鞋子不合脚，造成的硬化部分，有时候是很疼的，需要去医院用药膏软化去除。而这立元舅，自己当医生，要给自己动“手术”，看得亦增惊讶不已！这立元舅显然不是熟练的外科人士，对于处理鸡眼，毫无经验，只是凭着少年人的想法，自行尝试，结果一不留神，大剪刀把脚底板戳破，顿时流血！亦增估计除了鸡眼本身很疼外，这一下“自残”，也很疼的，不过那立元舅倒也并无惧色，对着呆呆注视他的小孩亦增夸张地笑，并自嘲地说道：“啊，鲜红的热血！”

    而大姥爷的两个亲儿子，则长得五大三粗，叫做奎树与奎子（这奎子舅，还有个学名叫“爱军”，也是当时流行的名字之一），人如其名，十分健壮，与亦增小舅年龄相仿，都是属于不大“安分”的人，在外面经常和附近的学生与邻人争强好胜，打架“比武”，颇不令人“省心”。不过那个年代，男孩子打打闹闹的发泄自身过剩的精力，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冲动和热血，再加上运动余波和“尚武”崇拜，所谓“男子汉的争斗”时常发生，只要不是十分严重，都很繁忙的家长和大人也没有过多关注，顶多呵斥或揍两下屁股了事。

    因为亦增父亲那时在军队“备战备荒”、“疏散”，常年驻外在云南，母亲在郊区上班很远，没精力照顾亦增，有一个时期，他们便请赋闲在家的大姥姥帮助看带了一段亦增，所以小时候的亦增成天和大姥姥一家人在一起，了解甚多。直到后来亦增上了幼儿园。

    院里东屋住着傅姥爷一家人。对于他们，亦增的印象则较为淡漠，大抵是接触很少的缘故。唯一令童年的亦增记忆犹新的，是傅姥爷似乎颇通医道，经常自己泡制药酒。其实所谓的药酒，主料不过是高度白酒，里面加入一些不知名的药材或“活物”，据说对治疗某些疾病有特效，大约是偏方。亦增就曾经见过那傅姥爷，把活的土元（就是土鳖）漫不经心地丢进白酒瓶内，看着那虫在里面漂浮“舞爪”，渐渐地失去活力。后来亦增想来，不免有些心惊肉跳，因为亦增对于虫子一类，向来是有些恐惧与厌恶的，虽然亦增不是女孩。这种药酒，想来饮用的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心理承受能力吧。即使到现在，亦增想起来，仍然有些发怵的感觉。

    上个世纪末，或是本世纪初，亦增记不大清楚了，长街进行过一次腾退搬迁，傅姥爷一家早在那之前已经搬走了。继而搬来的住户，是一位王叔叔一家。他是公交车司机，开朗善谈，是个非常标准的足球迷，恰逢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中国足球以容志行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在一九八二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几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世界杯，只是由于新西兰与沙特所进行的不光彩“交易”，才最终与晋级遗憾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足球是越来越不行了，即便二零零二年日韩作为东道主不参加预选赛，米卢侥幸把国家队带进一次世界杯，还被评为“世界杯上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简直是让人无法言说。那王叔叔作为球迷，与当时也很热衷足球大学生亦增，很有共同语言，经常给亦增普及足球历史和知识，对七十年代的著名国足前锋李宙哲，倍加赞赏。还有建国前后的球王李会堂，这都是这王叔叔给亦增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的。

    …………

    这王叔叔的爱人姓贾亦增称贾阿姨，是个伶俐机敏的人。她家小闺女叫做王璟，小小丫头，不知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还是天生的，伶牙俐齿，头脑灵活，反应飞快，常常把和她逗乐的大人说得一愣一愣的无话对答，只能呵呵尬笑。这小丫头小圆乎脸蛋，脑袋上梳两个朝天小抓啾，穿着一双红色面的充气底小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脚下呱唧呱唧响，十分的引人注目，是杂院里的一个小“明星”。他们家在亦增搬家前就搬走了，也不知这小丫头后来如何，是否继续着她伶俐而生气勃勃的样子。

    杂院过道进来有个小北屋，住着一位老太太，一个人。亦增记得她儿子大约一两个月过来看她一次，买些东西。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了，腿脚有些不灵便，不过还是坚持着自己做饭。老太太很喜欢小孩亦增，经常让亦增去她那小屋里玩，和亦增有一搭没一搭聊天。但凡她做点好吃的，也都要让亦增尝尝。现在亦增想来，这位老人的爱人估计早逝了，她儿子忙于工作，碍于居住条件，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娘和自己一起住，而老太太也不愿意给后辈增添过多负担，只要自己能够基本自理，就宁愿自己一个人。但她毕竟是寂寞而孤单的，所以对亦增这样的小孩子便多了一份关注与亲切。

    没有子女在身边，毕竟是不安全和不妥当的，尽管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可是古稀之年的人，身体又并非很好，病魔来袭之时，往往会猝不及防。后来某一天，院内人窃窃私语，再后来，老太太的儿子匆匆前来，又有穿白大褂的大夫。亦增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夜间，老太太忽然犯病，因为身边无人，耽误了救治，就此过世了。

    对此，当时小孩亦增并无太深切的感受，只是有些“落寞”，因为那个和蔼慈祥的老太太，从此再也看不到了。长大以后，家人渐渐老去，加上亦增母亲后来患病早逝，只剩下老父亲，亦增才深刻体味到“父母在，不远游”说法的哲理，所以亦增后来从国外工作回来，便决定不再出国，也不打算到外地去寻求发展机会，就呆在北京了。

    再后来，老太太的儿子搬来住了。杂院空间狭小，对于日常光线的“需求”，便也成了利益的一部分。他要在门口垒一道墙，但这墙便遮挡了那王叔家的光线，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吵得不可开交，只好报警。警察来了看了看，调解了一下，让老太太儿子只能砌墙到齐胸高，不能完全遮挡，此事才算过去。

    亦增在后来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小时候那么小的院子里，居然居住着那么多户人家，而且还要扩展盖小厨房，实在是太拥挤了，就像后来的电影《蜗居》描绘的那样。而那时候的人们也没有条件和办法改善居住环境与地点，因为没有商品房的存在（当时有少量私房的存在，但一般人也租不起），只能按照单位与级别来分配住房，没房的，要排队等待。亦增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也等待了七年之久，才得以分配住房，之前一直和母亲包括亦增，住外祖父的房子。亦增还记得当时父亲单位的领导到这杂院来实地调查了解情况，表示确实应该给父亲解决住房问题。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六年了，亦增已经上高中了。

    …………

    这个杂院正东屋，住着林姥爷一家。林姥爷，据说是商业局的一个领导，很有风度，也很有派头。好像在运动中，他并没有像亦增外祖父那般“靠边站”，仍然稳稳当当地从事本职工作。亦增后来臆想，这大约是某种生存与处世之道。风中折断的往往是大树，而非韧性很足的竹子。当然，没有借力与凭籍，想来也是不行的。这林姥爷有一子二女。他大女儿身体不大好，当时亦增家里的姨舅们都不得不纷纷“上山下乡”，三姨甚至在《今夜有暴风雪》的北大荒一呆十年，而这位林姨则一直留在城里。他小女儿和亦增小姨差不多大，后来的去向如何，亦增不很清楚。

    林姥爷的儿子贵中舅，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后来参军到了空军。他是单位的篮球队员，经常穿一件篮球背心，背后有鲜明的字样。亦增对他的印象很深，倒不在于他在杂院内呆的时间有多长，其实他很少回来。不过贵中舅找的对象，是一位极其漂亮的阿姨，也是军人，据说是高干子女，身材高挑丰满，容貌在当时亦增看来，就像个“仙女”一般。贵中舅带她来过杂院两次，头一次是一身绿军装，头戴无檐军帽，风采十分耀眼夺目。后来那次，这位阿姨则穿了靓丽的百褶裙，裙下是鲜艳色彩的棉毛裤，还有黑亮的短筒靴子，这种美女形象，与亦增在年画里看到的，也不逞多让，一时间让小孩亦增也为之陶醉。很多年后，亦增听亲戚谈到，后来贵中舅转业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胖得已经毫无当年的形象，而他爱人，亦增曾经见过两次的那位美女阿姨，仍然风姿绰约，似乎“冻龄”。令亦增闻之，不禁神往！

    杂院的小西屋，原本是亦增大舅居住。后来亦增大舅搬走，搬来的是一家三口，韩叔叔、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韩叔叔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不过他热衷于健身锻炼，时常在屋门口赤膊举一对哑铃，上臂肌肉十分发达。他见小孩亦增十分好奇地观望，还让亦增也举一举那个哑铃。亦增试了试，十分沉重，根本提不起来，不禁啧舌。

    那时有些家用电器的质量不能保证。有一次，韩叔叔正在做饭熬粥，他家的高压锅突然“砰”地一声，盖子脱掉飞出，好在并没有砸到人，但也溅了他一身热粥，相当的危险！不过韩叔叔倒并没有怎么烫伤，只是估计很难受的罢。

    杂院里人来人往，住户有所变迁，但邻里之间倒是大多十分和谐，少有争执。亦增年幼时，在这个杂院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到亦增搬家时，院中那棵核桃树，已经长得十分高大，枝繁叶茂，给杂院上空，遮盖了一幅大大的绿色“顶篷”，并且年年结果，亦增还打过核桃吃。

    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这条长街头一次搬迁改造，有不少人搬走去了宏善家园，东屋的傅姥爷一家就是。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搬迁待遇和新的居住条件不好，一直扯皮，拒绝搬迁。到后来亦增大学期间放假回来，去那边游逛，还认识不少没有搬家走的人。不过多数的破旧老房，已经原地加固，门面做了修缮，从外表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只是你若走进院内，还是狭小逼仄的空间未变。亦增同学广达的亲戚，就一直还在草场四条的一个杂院内居住，据说到现在也没有搬迁。地处首都城市最“核心”地区的腾退，看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后来的地价和房价，已经炒到了一个高得吓人的地步。

    亦增原住的杂院，则做了改造，变成了一个“会馆”，而旁边的草场三条，也进行了拓宽，变成了直通天坛那边的祈年大街。后来亦增旧地重游，还拍过几张照片，不过想再进院回忆旧事，已无可能。一个阶段过去了。时代在发展，人们和城市也都在成长，虽然这改造未必成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了，一切都要向前看。

    …………

    （按：最近几天在修改完善血色大界小说，润色皇后的事迹，断更了几天，向读者君致歉——笔者）

    “世外桃源”

    亦增上中学后，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

    这是战乱年代人们对平安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期冀。亦增没有经历过战乱，并不能体会离乱战火中陶老先生的痛切与渴望。但陶老先生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之景色，亦增却并不陌生。这个地方，并不在陶老先生所描绘的武陵源，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像这样的地方，从古至今，也并非只有那一个地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中国和苏联先后在东北珍宝岛与新疆铁列克提发生了边界领土纠纷与流血事件，苏联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为了做好战争应急准备，领袖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央军委也在副统帅的统筹下，对军队机关进行了疏散与隐蔽的安排。

    当时亦增父亲所在的总参某部，被贯以“总字XXX部队XX分队”的代号，他们原来驻地在北京延庆某处，在军委命令下，分队南迁到了祖国的南端省份——云南的山中，并且一呆就是十年。

    这个地方，少有人知道与光顾，因为它是一个群山环抱、四野无人烟的偏僻所在，据说乘车要到省会昆明，还要开半天的车。

    这个地方，在亦增小时候，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每年两次，随母亲前去探亲，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或走京广线到湖南衡阳，或到广西柳州，换车到昆明，然后改乘汽车前往。亦增从来没有过晕车感觉这一说，大抵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便进行了纵跨中国的长途旅行的缘故。

    这个基本与世隔绝，与陶老先生《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景色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所在，只不过这里的土地都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红土，叫做杨街。

    你在当时的地图，或是现在的地图上，恐怕都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因为它太偏远，太渺小了。

    这是父亲任职单位——总参某训练队的所在地。

    亦增不知道同学、发小哥们广达的父亲——他属于北京军区装甲兵——在同一时期的驻地是否有所变迁，那时他们还在首都附近，因为这种野战部队的军事机密，恐怕广达的父亲也未必告诉过他。以后广达还会频繁地出现在这部书中，因为他的经历和亦增一样，十分精彩。

    虽然说“与世隔绝”，但并非与外界没有任何来往，至少每半个月，就需要向这里运送给养。而且训练队的生活是很枯燥的，也需要偶尔做点“调剂”，比如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外出参观游览。亦增很自豪地说，在亦增还不到五岁时，便趁探亲之机，赶上了这么一次游览。当然，不可能有旅游车供人乘坐，亦增和训练队仅有的其他两个家属小孩，有幸获得“特殊待遇”，可以坐在军车的驾驶室里，而所有的教职员工与学员，则都要挤在后面车厢里，长途跋涉。那次旅游的目的地，是昆明的滇池，和闻名天下的路南石林。

    亦增翻以前的相册，还能找到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幼小的亦增胸前，挎着一个大大的双筒军用望远镜，站在刻有“石林”二字的巨石前面。那是久远而充满童真的年代！

    …………

    在亦增的记忆里，探亲的车辆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颠簸曲折，终于来到父亲单位驻地之时，迎面便是山谷之中的一条土路，蜿蜒直通到那一方天地，两侧都是山石、树林和红色的土壤。而前方可以作为目的地标志物的，是掩映在树林空地间的一栋两层小楼。当车辆开进这方天地，那片宽阔的空地中央，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小湖，时有麻雀燕子等飞鸟，从湖面掠过，或停落在林间树梢，或追逐鸣叫着消逝在远方天际，或有则直接飞去小湖一侧的那一排平房的屋檐下，归巢哺幼。

    据说，这座小楼原来是属于空军所有，后来划归训练队。一楼，是教室和课堂，二楼则是办公室和会议室、档案室和活动场所。那一排平房，也是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宿舍。其时，训练队的学员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训练队的教职员工里，除了训练队队长和父亲这样成家有家眷的，也多数还没有家属。这里，在父亲他们生活的十年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的世界。

    训练队的学员大约有将近百人，教职员工不多，十来人而已，这还包括食堂与医生。这里唯一的医生是训练队队长的爱人，也是多数时候唯一的女性。亦增记得某次探亲，训练队去驻地后面的山中拉练打靶，亦增小孩也随父亲前往。路上有一条溪流，红土小道起伏不平，天气又比较炎热，有的学员走得口渴，便从小溪里用手掬水来喝。这时候被医生阿姨看见，便会责备他，并把手中的热水壶递上。但亦增见那热水壶很小，若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都来喝，恐怕三两下就见底了。

    实弹射击打靶的场地，是后山的一块旷野，挖了两条深沟，大概相隔百米左右。在前面那条沟里竖立人形靶，学员和教职员工取卧姿射击。学员们打五发或十发单发射击，教员打三发。亦增还记得当时父亲的射击成绩是不错的，他打完后，前面报靶的查验后，高声通报：

    “两个十，一个七，二十七环！”

    亦增作为训练队里仅有的几个家属小孩，在探亲期间，得到在这里相对无聊的干部战士的“青睐”，经常在闲暇时逗亦增，或带亦增玩耍。他们每次打靶完，亦增便跟着某个学员小战士，到靶标后面的山岩土堆里，去抠摸收集子弹头。当时步枪射击的子弹头是不回收的，但子弹壳是一定要回收的。亦增每次往往能抠出一大堆“战利品”，摆在屋子里玩弄。当然，想要子弹壳的话，就要去恳求训练队管理军械的叔叔了，在他那里磨蹭恳求半天，往往也能如愿获得一两枚。

    亦增记得，探亲回家时，曾经用当时吃完了的，装酱菜的一个小竹篓，装了不少子弹头，和几个子弹壳，很沉重的，长途火车“贩运”回北京。以前的安检不像现在，这类物品是可以上火车的。不过后来年深日久，又赶上搬家，这童年时期的“收藏品”后来不知所踪了。

    鉴于小孩亦增对于武器的“热爱”，而亦增多次探亲，与食堂的大师傅叔叔混得很熟，这位叔叔还是个木匠，给亦增小孩专门制作了一支木头手枪，虽然只有其形，那时的小孩亦增仍然爱不释手，成天摆弄。当然，随着年龄逐渐长大，这木头手枪早已退出了玩具行列。

    后来亦增也步父亲后尘，高考考入军校，参军入伍，在军队机关服役了若干年，这其间，也像父亲一样，打过若干次实弹射击，包括手枪、步枪和冲锋枪，当然都是单发射击，成绩还不错。也许算是从小的“熏陶”吧。

    训练队的队长，亦增称为伯伯，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确然有领导“风采”，而且阅历丰富，交际广泛，这个小单位的大小事情和对外联络，维持正常训练教学和后勤保障诸般，都要事无巨细地负责。队长伯伯还爱开玩笑，经常说些笑话，逗得人们乐不可支，给有些寂寞与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欢乐气氛。伯伯一家四口，女儿与儿子后来也都从军。他的女儿随母亲，做了医生。他的儿子，亦增称为“昊哥”，给亦增印象颇深。因为在探亲期间，亦增常常能见到他，他是个活泼好动的人，比亦增大几岁，爱好运动，身手敏捷，而且自制弹弓用来打鸟，虽然不说“弹无虚发”，也屡有“斩获”。那时燕子是不打的，因为燕子是益鸟，就在无檐下筑巢，好像人们的邻居，要打，只打麻雀。记得有一次昊哥用弹弓打下了二只麻雀，红烧了吃，亦增小孩当时巴巴地凑到人家饭桌前，“意图”十分明显，昊哥于是分了一点麻雀肉给亦增吃。亦增现在想来，那味道已经记不得，但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队长伯伯是河南人，也在那荒山野岭的“世外桃源”呆了十余年。后来他调到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担任某系政委。转业后，还开过公司，是他们训练队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因为相隔较远，父亲和队长伯伯虽然有电话联系，但一直没有再见面。亦增后来离开部队，正考虑未来前途之时，有一次队长伯伯还通过电话，给亦增做了些指点。

    十余年前，同是训练队的同事、数学教员，后来还曾是亦增供职单位领导的一位叔叔给父亲来电话，说队长伯伯因病去世了，他准备前往郑州去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父亲闻听，有些唏嘘，毕竟是一起度过多年岁月的老领导和“哥们”，但因年事已高，徒增伤感，遂决定不去见伯伯最后一面了。亦增听得这个消息，也很怀念，伯伯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和音容笑貌，一时间浮现在眼前，于是默默地在心里祝悼：伯伯安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亦增，对于父亲和他老同事们的逐渐老去与凋零，是感同身受的，岁月不饶人，一切都会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战友情谊，铭刻心底，永不磨灭！

    父亲他们在那天高地远的“世外桃源”一呆十年，生活虽然充实，但也寂寞，每天除了备课、教学、参与军事训练外，业余时间很多。当时信息不发达，少有人使用短波收音机，父亲虽然是教外语的，亦增也没见他用过。学员们的作息规律，都是年轻小伙子，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只能通过体育运动，打球，打牌和海阔天空地聊天打发休闲时光，像亦增曾参与的那种外出旅游参观，则次数十分有限。而教员们，除了队长伯伯、父亲等少数已成家有家眷，每年会有探亲，也有不少尚未成家，每天教学备课政治学习之外，便各自寻找自己的爱好，消磨“充裕”的时光，有的练习书法，有的弹拨乐器，有的钻研无线电，不一而足。亦增后来的单位领导，那位叔叔，书法草书别具一格，在单位和退休后，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书法作品还曾获得奖项。当然，时不时的聚餐喝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也是必不可少的消遣方式，以度过漫漫时光。

    …………

    亦增自三四岁记事开始，七岁上小学之前（那时候小孩上学晚，亦增又赶上最后一届春季入学），基本上每年一到两次，和母亲去云南探亲。这个路途是漫长的，但并不寂寞。那时候的火车尚未提速，即便是快车也快不到哪里去。无论怎么走，肯定是先由京广线南下。列车由河北河南两省的平原地带奔驰而过，车窗外是广阔平坦的田野村庄城市，然后便进进入湖北省。武汉长江大桥的规模当时令小孩亦增惊叹，尽管后来看过南京长江大桥，感觉更雄伟，列车过铁路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好像在奏响一曲宏大的交响乐。视野里，便是那条将武汉三镇分割开来的大江，无论从江面宽度、江船流量，还是两岸景色，都比河南境内的黄河要壮观一些。亦增成年后，曾经出游兰州，在黄河上游乘皮筏击水，感觉那里的黄河，比幼年时看到的中下游的黄河，还是要清澈许多，不知是因为尚未进入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还没有那么多的泥沙淤积，以至于在河南开封附近形成高出地平面接近十米的“悬河”，还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成熟阶段，对于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行动的成果。

    湖北以后，列车进入湖南，便有两条通向目的地的线路：一是由湖南衡阳走湘黔线入贵州，经贵阳到昆明，二是继续沿京广线南下到广西柳州，换桂昆线到昆明。无论走哪条线路，最终都离开平原地带，由中国地势的第一台阶上升到第二台阶。湘黔线也好，桂昆线也罢，火车开始在连绵不绝的丘原山地间穿行，与平原的景色大不相同。铁路往往要通过无数的山洞与桥梁，步移景易，令人目不暇接。亦增小孩从那时养成观景的爱好，因为山水景色，都是从所未见的，能够倚靠在车窗前，津津有味地一看数小时而不倦。

    当时列车是拥挤的，也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卧铺，所以三天三夜的行程还是很劳顿的，有时母亲需要给小孩亦增留出个睡觉的空间，免不得自己就半坐半靠。亦增印象深刻的是火车上的盒饭，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所限，难于去餐车享受相对高昂的饭菜，餐车送餐的盒饭便成为选择。那铝制大饭盒（以小孩亦增眼光看来很大）里面，铺在米饭上面的油汪汪的菜和肉片，令平时在家不怎么吃肉的小孩亦增感到食欲旺盛和新奇可口，经常吃得肚圆。

    经过长途跋涉，到了父亲单位所在地，那里的食堂伙食也是不错的，在当时那个年代，比地方上要好。但亦增对部队食堂吃饭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是那些学员在吃饭前要列队，并且还要唱歌。亦增自己后来上军校，也是如此。这是部队的传统了。

    父亲单位驻地的那个小湖，虽然不大，但“物产”相当丰富。湖里有鱼，湖边草丛间有田螺等动物。似乎，还有野鸭的踪迹。亦增记得，训练队曾经淘过一次这个小湖——在大人们看来，那不过是个池塘而已——收获满满，捕捉了大量的鱼，而且个头都不小，还有红色的。食堂自然给大家改善伙食。不知受了什么小人书的影响，当时亦增对鱼汤十分有兴趣，闹着要喝，结果从食堂搞了三条大鱼回来，一红二白，熬了一盆鱼汤，亦增只喝汤，却不吃鱼，那几条鱼都让父亲母亲吃了。

    亦增上学以后，便没有机会再去探亲。后来父亲他们又迁移到湖北谷城山里，据说是双雄会李自成和张献忠见面的地方，继续留守两年，然后转业回京。

    那个在亦增童年时代留下深刻印象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从此再没有旧地重游过，但记忆从未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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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八年沦陷的北平一个一家四代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与抗争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曾经风靡一时，这是老舍先生的名著改编。电视剧的主角们也表演十分精彩，深入人心，无论是韶华的太爷爷，郑邦玉的老大瑞宣，李维康的大儿媳妇韵梅，赵宝刚的老二瑞丰，还有邻里人家的小文夫妻，特别是安雯的小文太太，白巡长，高弟，乃至反派经典周国治的贯晓荷，李琬芬的大赤包等角色，异彩纷呈，可歌可“气”。小采伍演唱的《重整山河待后生》更是脍炙人口。这是那个年代北平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抗战沦陷区大城市的一个缩影。

    无论什么年代，和平安康，家庭幸福，多子多福，家族兴旺，都是老百姓内心的谆谆渴望。但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美好的愿望的实现，总不是那么容易的，天灾人祸，莫测风云，普通人便像那雨中的浮萍一般，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把握自己的方向。

    旧时代家族人丁兴旺的标志，便是几代同堂，一般能够达到四世同堂，已经很不容易，五世同堂，则是凤毛麟角。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一是家族长者要福寿绵长，健康无恙，另外就是小辈要尽早成家，生子繁衍。解放以后，虽然提倡和宣传男女平等，但在很多农村，在许多老辈人的心里，男丁传续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即便是如亦增外祖父这般坚定的革命者，亦不能完全摆脱老观念的束缚。

    严格地讲，亦增外祖父这一脉，还不能说达到了四世同堂的理想状态，只能说在短时间内，以亦增这个大外孙子的出生，勉强成为了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那时节，亦增的曾外祖母尚健在，外祖父有七个子女，亦增母亲是老大。在生下亦增后，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亦增大舅早年受伤残疾，生育困难，二舅二姨小姨都是生的姑娘，三姨由于去北大荒插队，结婚甚晚，已过了生育年龄，而小舅只比亦增大一轮，那时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所以外祖父想抱孙子，还要等些年，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实现，而这时，曾外祖母已经因病去世，她没有看到曾孙子出生，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不过，亦增这个大外孙子和曾外孙的降世，给家庭和老人还是增添了许多的欢乐气氛。曾外祖母很喜爱这个曾外孙，在亦增模糊的记忆当中，还有后来听亲人讲述，曾外祖母经常抱着亦增在院子里晒太阳，以至于亦增拉了她一身也毫不在意。可惜在亦增刚记事的时候，她老人家就去世了。现在，亦增只能从一张保存很久的小小黑白照片上，去端详曾外祖母的容颜，想象她老人家的音容了。

    在亦增的亲族中，实现了四世同堂的，是亦增的姑姑一家。

    亦增姑姑比她弟弟亦增父亲大七岁，有一男三女四个孩子，而且姑姑寿至九十一岁高龄。她的长子，也就是亦增的表哥，结婚不晚，很快有了儿子，就是亦增的表侄外甥辈了。表哥的孙子，现在也已经上小学了，姑姑她老人家虽然后来身体不大好，不能自理，但还是享受到了几年四世同堂的家庭氛围。

    亦增常想，以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很多现在年轻人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而“躺平”，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过丁克或单身生活，以前那种大家庭多子多福的场面，恐怕不大容易实现了。当然，这和政策的变迁有关，也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某种阶段进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造更好的福利与环境，改善民生，使长幼有序，各得其所，是国家和政府要慎重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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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龄段，大抵指从记事开始，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学校里面的体育活动和游戏则一般不算在内。

    小孩子往往对于活动物体的关注度会高一些。不过在那个年代，宠物狗还基本没出现不流行，猫很普遍，但也非宠物，若是在平房里养猫，往往还是让它捉老鼠的，因为平房地带老鼠不少。而且似乎也少有人专门去喂猫。猫在杂院内东游西逛，一窜便上了房顶，在各个院落和屋顶上来去自如，如履平地，不像后来在楼房里养的猫，空间狭小，运动空间有限，对于猫咪养成睡懒觉的习惯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

    亦增后来住楼房时，曾经短暂地收留过一只小猫。这猫应该是被人养过的，不知是走失还是遗弃，总之算是比较“规矩”的，顶多在阳台和窗户边活动活动，在室内，和主人晃动的绳子、钥匙链、气球等捉拿嬉闹一阵，基本不会咬人。这猫闲了，喜欢偎依着人打呼噜睡觉，但晚上不要想把它圈在被窝里，它顶多在脚丫子附近呆一阵，夜半时分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唯一比较不“规矩”的，是但凡闻到了肉味，便千方百计地偷偷接近，试图偷吃。有一次厨房里案板上放了买回来的猪肘，还未切，这猫趁人不注意便溜了过去叼起大块肉。被发现后还不松口，直到被猛弹脑犇儿，才“恋恋不舍”地松口。

    据说猫有九条命，很难死亡，亦增亲眼目睹过一回。那是这猫在开了窗户的窗台外面蹭痒痒，它玩得惬意，忘乎所以，不想窗台狭窄，一不留神从窗台掉了下去。因为不是有所准备的，所以四仰八叉地从六楼摔到一楼平台上。亦增从窗口下望，见那猫仰面朝天躺在平台上，以为摔死了，赶忙下楼去看，却见它已翻过身来，有些木呆呆，想是摔得不轻，鼻子渗血。亦增将猫抱回楼上，它呲溜一下挣脱，窜进卫生间的黑暗角落里卧下不出来，在那里呼噜呼噜地自我调整“疗伤”，不吃不喝。足足一天时间，到晚上十点多了，才从卫生间里爬出来，鼻子下面的血迹还在，已经干涸，但好像已无大碍，出来求食了。亦增大为叹服，觉得猫的生命力，实在顽强。若是人这般摔下去，恐怕得骨断筋折，躺个几个月不能动弹！

    楼房养猫终究不方便，还需要准备猫沙，所以后来决定把它送到住平房的姑姑家去。亦增给它“送行”时，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将它放入一个篮子里，外面罩上网兜，这猫很是乖巧地蜷卧那里，咪起眼睛打盹，对外界丝毫不以为意。坐车的人见到这篮子里的小猫，纷纷啧啧称赞。亦增也洋洋得意，时而撸撸猫毛，那猫也只是半睁眼眸，轻轻地喵一声，然后接着打呼噜。

    这猫到了姑姑家以后的生活如何，亦增不大清楚，据说因为姑姑家里本来就有几只猫，已经“猫多为患”，将它送到街道的一个工厂食堂去了。亦增想，在食堂，这猫一定吃得不错，而且恐怕能够抓不少老鼠吧。

    这猫不过是普通的花狸猫，亦增还曾经抱着它照过一张照片，现在那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平房杂院，土地潮湿，经常会有蛐蛐出现。有一阵子，斗蛐蛐是很流行的。当然平民之间的斗蛐蛐，总不可能像皇家，像明朝那位著名的蟋蟀皇帝朱瞻基那般有仪式感和“隆重”无比，非名种不可入眼，不过蛐蛐罐和挑逗棒还是需要的，在种类上，也尽可能要凶猛好斗，鸣声响亮的，“油呼噜”、“三眼儿”这类的，则属于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只好将就。一般小孩很难获得好蛐蛐，也不可能向家长要钱去采购这玩意儿，所以像“金钟”一类的名种，亦增只是后来在书上看到过，真正的蟋蟀“雄姿”，从所未见。加之亦增天生对这些虫子类的玩意儿有些许恐惧厌恶感，自己基本不会亲手操作，一般都是围观旁人兴致勃勃地互斗。

    …………

    （周四周五两天，在亦庄经开区朝林松原酒店参加第八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耽误了两天，今天继续。——笔者）

    有一阵子，小男孩之间流行弹玻璃球，但这种东西并不是十分好找，只有高档些的跳棋，会使用不同颜色的玻璃球，一般的还都是塑料制作的可以插孔的小玩意儿。这弹玻璃球并无场地要求，只要地面平坦即可，用大拇指弹球而出，打中一定距离外的另一颗球，与弹弓原理近似，只是城市里弹弓的破坏力较大，有伤人的危险，并不流行。不过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亦增成年之后，大约2000年前后，在郊区怀柔上班，在离雁栖湖不远的怀北镇集市上，还曾见到过有带瞄准镜的猎枪出售，可用来打鸟和山鸡一类。那时怀柔深山里，据说还有狼。现在，别说猎枪了，英吉沙小刀也难以随意买到了。

    棋类游戏，是小孩子喜欢，并且利于开发智力的，当然有些过于复杂，步骤繁多，需要仔细“斟酌”，考虑布局和中盘的，像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与围棋，大多数小孩是没有耐性和心情去努力学习和琢磨的那时少年宫业余小组成员的专项。那时，简单易上手的军棋、跳棋、飞行棋等类，赢得了众多小孩的喜爱，这几种棋，亦增都拥有过。至于扑克牌，则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只是玩法多样，有些复杂的玩法小孩没兴趣研究，“争上游”、“双百分”、“双抠”等更流行。过年过节守夜时，大人们也打牌，一般“拖拉机”、“双百”较多，那时节北京并没有太流行麻将，由于消费能力较低，手中余钱不多，顶多带点小彩，一毛两毛的，真正“赌博”的，还很少见，不过是一种消遣与娱乐。

    那时节，男孩子是什么都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也是有一个时期，还玩“铁簰”，这个东西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后来的人可能都未必听说过。这是一种圆形扁扁的铁旮瘩，上面有一个乳头状凸起，和玩弹球一样，相互砸击，以准头和砸击距离定胜负。

    到上学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又开始流行“方宝”、“洋画”、“火柴皮”和烟盒，这基本都是男孩子的玩意儿。那方宝，其实不过是用白纸叠成的四四方方的东西，也是在地下拍击，将它砸翻过身来为赢。火柴皮就是火柴盒，把比较好的有画面的那一面剪下来，弯成孤状，在地下拍击。而到了烟盒这里，则开始论“大小”与“贵贱”，大抵上是看这烟纸盒内的香烟的贵贱而定，而且还分“横竖”，横的比竖的等级高，像金中华、小长城的烟纸，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外地产的香烟，更属于“物以稀为贵”，被小孩们赋予很高“等级”。烟盒的玩法有折成三角拍击的，多数是叠成小长条，像火柴皮那样弯成弧形，在地下拍击。

    无论是男孩女孩，那时节跳皮筋都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游戏，相比而言，跳绳则主要在学校里常见。跳皮筋对于男孩子来讲不过是一种“健身运动”，没有什么花样，无非是比谁跳得高，所以“蹦茅坑”大行其道。而女孩们的花样就多了，有各种各样的跳法，相对复杂而多彩，且还伴有歌谣映衬，比如这首：

    “小皮球，香蕉菊，满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这歌谣朗朗上口，至今记忆犹新。

    在幼儿园、公园里，滑梯是童年孩子的必备玩具，有的高些，有的矮些，有的简陋，有的造型奇特，像个城堡，有的平直，有的则曲里拐弯。无论男女小孩，都对滑滑梯“情有独钟”。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里，有一座独特的“滑梯”，那其实是人工垒起的一座小雪山，坡面平滑光亮，从上面可以一直滑下来。每去公园，这里都聚集大量小孩反复攀登溜滑，是个绝对热门的景点和游玩场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拍过一部反映小学生生活的电影，里面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学生们在北海公园的水面上划船。划船，这也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游戏，不过需要去几个有水面的公园才可以，包括陶然亭、北海、颐和园。颐和园昆明湖自然水面浩大，天地广阔，可惜离市里相对较远，乘车不便，所以一般的，主要还是去北海和陶然亭。那时节的船都是手工划桨的，小孩子操控起来，着实要费些力气，往往划一次船，手上会磨红，腰酸背痛的，但还是乐此不疲！

    北京跳伞塔，位于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高达三十八米。现在龙潭湖乐园已经废弃，不知这跳伞塔是否还开放。小学时，亦增曾去体验过一次跳伞的经历。其实不过是背负伞绳扣紧，由机械将人吊到三十八米的高空，然后放开，徐徐落下。不过三十八米，也相当于差不多十几二十层楼的高度，四面景色尽收眼底，由空中缓缓落下大感觉，十分美妙！

    …………

    “不可抗力”

    人类自从繁衍生息在地球上，就会面临一些凭人类自身的能力无法“人定胜天”的情况，这情况里有两项十分常见，一是自然灾害，二是疾病与死亡。

    虽然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安享天年。在亦增童年时代和后来，便数度遇到了不可抗力的状况，包括亲人的非正常去世，与地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亦增读到过钱钢的作品《唐山大地震》。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详实地记录那场惨重灾难的写实性作品。在书中，作者不得不发出大自然变幻莫测的慨叹与无力感，尽管在那之前，地震预报人士曾经准确地预测到了辽宁海城的一次地震。然而规律并没有重复，一些特殊的新出现的“预示性征兆”也没有被人们所重视。代价是巨大的，亦增父亲战友的家人，便丧生于此次灾难。

    这次强震的波及面相当广，北京、天津和河北的许多地区都有比较强的余震发生。那一年是亦增上学之前的最后一年，七月的天气正酷热。适逢父亲探亲期间，于是阖家都赶上了这次强余震的影响。

    当时大家都不敢回家里去睡，全在大街上，空地里搭建防震棚，偶尔回家去去取些生活用品。坚持上班的必须有，否则整个社会就要瘫痪了。据说，北中国当时受到波及的人口，接近四亿，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根据街道安排与规划，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操场，成为亦增所在街区的防震棚搭建地。亦增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当强余震来临那一刻的情景。后来知道，那次强余震，震级在六级以上。

    那是七月底某天的一个凌晨，大约五点到六点之间，还算不是那么燥热，亦增小孩还在防震棚里沉睡，忽然感觉有呜呜的鸣响，十分森人！父亲并未睡，赶紧叫起亦增。大家坐在棚内，就感觉地面忽悠忽悠地发生了颤动，这颤动令人心悸，好像大地要翻转过来一般！可以明显看到竖立在远处的篮球架子发出晃动的嘎吱声，好在它并没有倒下来。这震颤与回声持续了有几十秒，然后停止，在亦增还幼小的心灵里，却像过了一年那么长。

    在防震棚里住了有半个月之久，慢慢地恐慌的情绪才得到缓解，人们逐渐小心翼翼地回家，但还提心吊胆，怕灾难再次来临。

    北京的一些老房子在地震的强余震中发生了断裂与倾斜，当然比起整座城市都基本毁灭的唐山来说，损害程度要轻微得多。不过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次发生在龙年，正赶上政治气候有些异样紧张的年份里的自然灾难，给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而深刻的。

    环渤海地震带涵盖了京津唐渤张广大地区，但在历史上，作为帝都城市，受到大自然的威胁，这还是较为少见的一次，以后也再未见到。想来当年建都于此的王朝风水师们，也无法完全把握与了解“上天”多变的心态。

    亦增后来想，“人定胜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靠谱。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与发展的，但所知越多，未知也越多，就像某位哲人说的，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圆，这个圆越扩大，它周边未知的世界也越大。对大自然的敬畏，是时刻要保持的。

    …………

    （按：这一段，和“不可抗力”关系不大，属于想到此处，有感而发，大抵与“血脉”那节关系更紧密一些——笔者）

    北京这座城市，作为古都之一，从风水上讲，还是不错的，属于三面环山——燕山、军都、太行余脉，俯瞰平原的地形，除了七六年这次唐山大地震对它有所波及外，三千年的建城史当中，尚无对城市有强大破坏性的自然灾难降临。中国历史上的几个著名古都，各有其特点，亦增本人偏爱长安（亦增觉得西安这个名称不好，不如长安听起来更加令人愉悦和有意境），因为从历史版图来看，长安大致位于疆域的中心位置，尽管它的西北西南，已经是中国地势的第二和第三台阶，从生存发展角度讲，不如第一台阶的大河平原地带，但从开拓与威慑角度讲，四方八达，雄视东西南北，加上关中平原的沃野，实在是国都的最佳选择。洛阳这个地方也不错，离长安没有多远，倚邙山而瞰黄河，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开封，宋朝的东京汴梁，其实也可以，但由于历史上的靖康之耻，给它蒙上了一层晦暗的色彩，再加上正处于母亲河“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腰部，由于多年泥沙淤积，已经成为高出地平面接近十米的地上悬河，因此建都已不适宜。“虎踞龙盘”的应天府，位于长江之尾，大明王朝的首个都城和南北二京之一，人文经济没有问题，从军事和地理条件来讲，则有“绝地”之嫌，易攻难守，抗日战争中的劫难令中国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建康是“天堂”，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福地，可惜是偏安王朝的无奈之选。而其他的曾经作为王朝都城的城市，例如殷都安阳、大夏阳城、秦都咸阳等，则不在讨论之列了。

    北京这座城市的人流变迁，更远的历史就难以追溯得很清楚，大抵从元朝忽必烈建都于此开始，便有比较清晰的脉络可循。元朝的王公贵族和上等人，大约包括蒙古人、色目人与北方汉人，充斥了这座当时被马可波罗大书特书的强大王朝的首都，而下等的南人则绝无资格落户于此。及至明朝推翻元的统治，将蒙古人赶回草原，这里重新成为汉人天下，不过在开国前几十年，这里不过是抗击蒙古的九边地区之一，以燕王朱棣驻跸。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靖难成功，夺取帝位，出于战略考量和对起家故地的情有独钟，毅然大兴土木，再造新都，将当时叫做北平的这里设定为“天子守国门”的大明王朝都城，并曾亲自领兵，五出漠北，驱逐蒙古部于北方深远之处。北京，这时有了许多从龙之臣及其眷属，由南方北上。到了清朝建立，满人入关，北京则成了旗人的天下，北京城里，这个王府，那个王府，这个旗营，那个旗营的地名，至今广为留存，即是见证。同时入关的，还有大批已经臣服的关外汉人，混杂着一些本地汉人。清朝末年，北洋时期，又是混战的天下大乱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又成了各派系军阀的亮相场和发声台，可以听到无数的“南腔北调”。张学良东北易帜，民国形式上统一，小六子的北平行辕也经常是高朋满座，可惜好景不长。又经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到和平解放，才又迎来了一次新的人流变迁，那就是接收北平。而共和国建都以后，则是五湖四海，群英荟萃了。

    亦增家族与北京的渊源，正始于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接收，与共和国的建都。这好比：四九城里多变迁，燕京春秋人不同。

    …………

    地震这种自然灾难，亦增这么多年也就亲身经历过一回。而人间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却经历得很多了，无论是正常去世与非正常的死亡，分别，总是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事。

    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不注重保养与健身，并配之以阶段性的身体检查，有些疾病便会慢慢地在你身体内潜伏，发酵，一旦发作起来，可能便如洪水猛兽，相当凶猛，令人猝不及防，难以抵挡，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亦增军校时期的一个上一级的同学，年仅四十岁时便因突发心脏病而骤然去世。据说，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即便是有些小的不舒服征兆，也没有往那方面去想。病魔便在不经意间，突然露出它的獠牙，令你悔之晚矣！

    亦增自从中年以后，对于工作便存了“适可而止”的心态，不为所谓事业与人生目标，而透支自己。当然，这话说着轻松，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放下很多东西，也就会少了一些体验与经历。具体如何抉择，全看个人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与考量。作为老百姓和普通人，如何恰如其分地平衡工作生活各方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无奈。

    有人说，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其实亦增觉得，年轻时往往更不懂的，是节制。

    在亦增的记忆里，相对久远与模糊的，是曾外祖母的离世。那时亦增不过三岁，刚刚记事，在印象中只有极少的画面。在曾外祖母享受四代同堂的日子没有多久，也就两三年的时光，她的身体便很不好了，那时的医疗条件也有限，可能去医院看过，但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亦增记得，弥留之际，曾外祖母好像并没有在医院，而是在家里，就是亦增所住的杂院的临街北房里。那个画面是灰色的，亦增记得床榻上的曾外祖母气喘费厉害，外祖父与一中众子孙们围在床前，给老人喂水。这是亦增对曾外祖母她老人家最后的场景记忆。曾外祖母算是高寿的，她在农村吃过不少苦，解放后到了北京，也算度过了一段安闲而平淡的晚年时光，特别是大外孙子亦增的降世，令很注重血脉延续与家族传承的老人由衷地高兴。想来她并无太多遗憾。亦增也希望老人家在天堂安息，她的真正血脉，还在生生不息地繁衍流传着。

    如果说曾外祖母的离世还是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话，亦增大舅的去世则是有些遗憾的意外。如果不是大舅早年受伤残疾，如果他后来不是和一位智商有些略微迟钝的舅妈“搭伙”过日子，想来大舅还能多活些年。他们夫妻两个单独住在劲松一个小区里，平时生活倒都可以自理。大舅属于十分聪颖的人，可惜命运多舛，少年时留下的病根时常折磨着他，但尚无生命危险之虞。到晚年后，他弟弟，亦增小舅也时常去看看他，大抵是对这位有些“木讷”的舅妈，不大放心，但谁也没想到，厄运便在不经意间到来。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感冒，他们自己也没当回事，但在晚间突然恶化，而由于舅妈并没有及时发现大舅的异常，没有及时喊人送医，大舅竟然就此去世了。这无疑是令人悲痛与唏嘘的，也是生命无常的一种残酷的体现。老龄化社会里，对于鳏寡孤独，或是病残老人的关爱与照顾，可能会是一个永久的课题。不光是金钱问题，也是很多其他社会问题的反映。

    大舅的灵位在人民公墓，与亦增母亲的墓碑毗邻不远。每次扫墓，亦增会带一瓶小二锅头，去大舅灵前祭奠一番，叨唠几句，脑海里还浮现出大舅教亦增打太极拳的情景。

    …………

    亦增的外祖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便因病休养，后来办理了离休手续。革命了一辈子，早年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冒着很大的风险，解放后工作也很繁重，所以外祖父的身体并不很好，他体内有血栓，当然这是老年人的通病之一。离休以后，外祖父多少有些行动不便，但还是每天坚持拄拐杖到住所附近的护城河边，那里有绿化带和小花园，在那里活动身体，做力所能及的锻炼。外祖父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历过大风大浪和人生起伏，对于世事变迁早已看淡，不过他是一家之主，很多事情还是说一不二的，这个大家庭里，基本上都要尊重并服从老爷子的意志，这算是一种规矩和定则。当然，有些并非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们完全可以自行处理与应付的，外祖父也并不过问。只是当他偶尔得知子女以他的名义向组织提出某种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和希望时——作为老革命者，这个家庭的人都知道分寸与尺度，绝不会越线和放肆，这方面的家教是很严的——往往会发火申饬，并叹息自己作为老党员，党性原则被子女破坏了！

    其实以外祖父的身体状况，虽然不算很好，但血压血栓与血管情况，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状态，再加上他坚持每天活动锻炼，饮食清淡，多维持个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老人毕竟年岁大了，又坚持不请保姆，家里子女们也只能时不时过来探望，难免会有照顾不周的情况。结果外祖父在一次楼下活动时，由于腿脚还是不方便，不慎跌倒，伤到了股骨。子女们赶紧送外祖父去医院。大夫诊断后，提出两个方案让亲属选择：一是保守治疗，慢慢恢复，不过代价便是以后必须坐轮椅才能行动；二是进行手术治疗，可以更换股骨头，恢复如初，但也有风险，因为老人年纪很大，而且体内有以前患病留下的血栓，虽然医生有一定把握，不会在手术中产生新的血栓，但也不敢打保票，让亲属们自行抉择。子女们讨论半天，觉得还是保守治疗更保险一些，但众人的意见通报外祖父，却被他坚决拒绝，理由是常年坐轮椅是不可接受的。他有决定权，最终坚持要进行手术。亲属们虽然对大夫的说法有些怀疑不定，提心吊胆，但却拗不过外祖父这个大家长的意思。

    不幸的是，在手术过程当中，果然发生了医生认为概率不大的风险情况，外祖父体内产生了新的血栓，而且是致命的！虽然紧急抢救，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外祖父的生命。虽然享年八十有六，已算高寿，但亦增想，如果不进行这次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哪怕要成天坐在轮椅上生活，外祖父也许还能够多活若干年。当然对于老人来讲，可能他认为不能活动或坐轮椅生活，是一种“折磨”，并不乐意接受，而且只要有手术能够恢复的机会，即便有风险，他也要尝试，因为他这一辈子，经历的风险多了去了，都挺过去了。却没想到，潜藏的隐患和不可抗的风险因素，难以为人所尽知与轻视。

    亦增记得，外祖父去世之时，离那年的中秋节已经不远，月虽常圆，可人，却难圆了，这是深深的遗憾！

    …………

    亦增大学上的解放军院校，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南方北方的都有。后来亦增在军队机关里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单位和个人原因离开，上研究生，自己去社会上求职闯荡，见识了另外的风景与人生轨迹。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时期的同学、战友际遇也各不相同，还有联系和能够得到消息的，逐渐减少，毕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分配后回原籍的不少，留在大城市的也有很多，但个人苦乐，个人自知，人生奋斗与成长足迹都没有完全雷同的。这里面，还在军队系统里的，也达到或接近退休与退役年龄了，因为按军队后来的规定，军龄满三十年的（由十八岁参军入伍开始计算）就可以退休了，在比之前，还有自主择业的政策。亦增同学广达的爱人，是空军医院的药剂师，就是团级自主择业的，后来又在肿瘤医院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亦增有联系和能够得到消息的同学中，还在军队系统里，干得很出色，在国防大学深造后，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将军者，有一到两位，做到某军分区司令员的也有一位，还有一位则转到武警系统，也“官拜”少将军衔了。不过亦增与这几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的接触并不多，毕竟已经到地方多年，人家又“位高权重”，多不在北京，很难有见面机会，也不大方便。

    后来亦增听到一个消息，武警系统这位将军同学的爱人去世了。他爱人也是亦增的军校同学，是四川人，亦增记得学生时代，是很清纯天真的姑娘。据传播消息的人隐晦地谈到，亦增的这位女同学是患抑郁症去世的，不知在后来的生活与家庭中，有过怎样的磨折与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岁月变幻，人生多舛，幸福的家庭比比皆是，不幸的家庭也各有各的不幸。令亦增感到惊讶的是，命运无常，亦增还熟识和有联系的两三位同学，爱人先后因疾病去世，且都还不算年纪很大，颇为遗憾！

    其中一位战友是新疆同学，他爱人是开美容院的。亦增后来有机会去国外工作，每次西去出关，总喜欢在乌鲁木齐停留一下，和这位同学见个面，聊聊天，逛一逛，然后再出关，乘机去外国。次数多了，老同学也很熟，他爱人亦增也见过几次，是很和善健谈的知性女士，还一起去大巴扎买过东西，共同进餐。大约十几年前，忽然得到不好的消息，同学爱人患了肺癌。他们夫妻曾经到北京来看病，去肿瘤医院寻求靶向药治疗，亦增和在京的同学也纷纷前往探视，帮助打听消息，寻医问药。他们回疆后，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消息，亦增以为靶向治疗可能有了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与好转，最终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爱人的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悲伤惋惜！

    …………

    还有两位亦增来往较多的同学，他们都是学俄语的，一个来自太行山区，一个是济南泉城人。来自太行的同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后来去了总参陆航局。那时节，军方和俄罗斯在洽商进口俄国武装直升机方面谈得十分密切并有很切实的双边往来，亦增这同学很有用武之地，也比较受重视。后来他转业，又进了国家安全部门，虽然工作相对紧张“刺激”，但这哥们性格不错，为人处世相当圆熟，自然也颇受领导青睐，晋升很快。他的太太是北京人，早年时还邀请亦增去他们家里玩过。后来亦增的工作地不定，国内去了很多地方，还在海外常驻了若干年，联系便少了很多。大约十年前左右，亦增听别的同学讲，这位同学已经退“二线”了，想是“功名成就”，不过他的家庭生活也有不幸，爱人患乳腺癌，中年去世，据说这同学也没有再找“老伴”，一个人带闺女生活，在社科院又谋了个发挥“余热”的岗位。

    亦增的另一个同学是山东大汉，济南人，关系更近一些，至今联络不断。这主要是由于在军校军训时，亦增和这哥们被分在一个组内，交流更多，后来虽然分处京济两地，但常有来往，且都在操作股票，很有共同话题。他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直爽坦率，多少还有些不羁不论，对于事业上也并无过高“追求”，倒是随遇而安。他毕业后曾经想运作调到北京来，没有搞成，也不以为意，在军区情报部一直干下去，满了三十年军龄，职称也达到高级，退休待遇很好，自己又在泉城找了一份工作继续折腾。这兄弟在股票投资方面“大手大脚”，全凭冲动行事，不大讲究方法与手段，所以亏得不少，但每和亦增谈起，也乐呵呵地不当回事，心态极好。他爱人是老师，亦增没有见过，前些年因脑病去世，算是比较一帆风顺的生活当中的唯一不幸之事。不过他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聪颖出色，留学国外，据说打算在国内谋职。亦增在通话中，常劝他再找个伴侣，这哥们却一直犹豫不定，说不大好找，也不愿意“将就”，前些日子，他的眼睛有黄斑疾病，多少影响些视力，但问题不算太大，语气也比较轻松，不当回事。

    亦增是感慨，这几个同学的爱人都先后因病早逝，多少令人遗憾，也许，这就是人生当中无法抗拒的某种“不可抗力”吧，当然，也和个人习惯与生活处世方式是否有关，亦增不是这方面专家，不得而知。

    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对于身体保养与调剂，还是需要引起重视，在年轻时不觉得什么，潜伏的疾病因子会在你不经意间突然来袭，如果不加以慎重对待，注意饮食起居和身体检查，保持良好心态和生活方式，并注重锻炼，生活质量与人生际遇，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舛运，戒之为上。毕竟，亦增信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谁活着，谁就看得见”的“箴言”，存在，决定一切。

    …………

    下面说到的奇夫，是亦增的军校大学同学，也是燕京人氏，在亦增的人生经历当中，奇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亦增的半个“人生导师”了。奇夫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际遇和机遇多多，同时又变幻莫测，令人感到命运的不可预测与难以把控。

    奇夫家族，从他爷爷那辈，与亦增外祖父有异曲同工之处，又颇有不同。亦增外祖父一家属于河北燕赵大地上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风云际会，投身革命事业。而奇夫祖父那辈，则属于工商届人士，很早便投身商海，与荣氏家族的情况类似，在解放前夕，已经和党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对促成华润的归属与心向新生的共和国，功不可没。所以奇夫祖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在业届是位高权重的人士。和亦增外祖父比起来，奇夫家族的地位要更高一些。

    奇夫后来也考入军校，与亦增成为同窗，不过他学的是俄语。奇夫属于高大威猛、相貌堂堂的人，又是从北京大城市去的，在军校里“意气风发”，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气派，在同学里很有威望与人缘，当然也赢得了不少女同学的“青睐”。当然，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却不见得是年轻人容易正确对待与把握的事情。军校里女生少，而且牵扯到最终毕业分配问题，如果不是同一地的同学，以后分配上往往难以分到同一个地方和单位。当时军校里倒并不禁止学生谈恋爱，也没有明文规定，但潜在的规则是无法完全照顾分配方面的“困难”。奇夫看上了一位西北的女同学，很是心仪，却不知那女同学早熟，心计很多，并不打算和奇夫真正发展感情，当然也倒不至于说玩弄感情，只是若即若离，并不给予明确回应。奇夫却动了真感情，花时间与精力猛追，但一旦得知这女同学同时还和别的男同学有交往，“脚踩几只船”，觉得自己感情上受了欺骗，有些怒不可遏，冲动之下，做事欠考虑，质问那那女同学，并在冲动之下动了手打人。在军纪严明的军校里，这种事情不能被允许，奇夫受到警告与处分，不过彼时已经大四，临近毕业，学校和学员队领导也不想一棍子打死人，让学生好端端的学业“泡汤”，于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以教育和劝导为主，虽然给了处分，但只要奇夫不再纠缠，顺利毕业毫无问题，二人以后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年轻时不懂爱情，受点小磨折，也就过去了。但奇夫却一直放不下，他属于“情种”一类，深陷其中，觉得面子过不去，千方百计还要纠缠，但并不是那女同学的“对手”，人家已经不再搭理他，他还缠着不放，让学员队领导也很恼火。更出格的是，当那女同学的父母听说此事，来学校探望时，奇夫不知脑子哪根筋歪了，竟然骚扰并“诽谤”人家父母，并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当成话题，说人家父母有“经济问题”！这么一闹，事就大了，人家父母自然不干，向学校领导反映投诉，队里这回再也没法大事化小，只好给予奇夫勒令退学的处理。于是奇夫带着深深的伤害，还差几个月便大学毕业拿到文凭，现在却不得不灰溜溜地打起包裹行囊，复员回到北京。这件事在当时的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算是平静的校园里的一件“新闻”。亦增这些来自北京的同学，颇为奇夫感到愤慨和“不值”，但也无能为力，只能黯然相送。后来亦增毕业后回到北京，与奇夫保持了多年的密切联系。

    其实，这种事，在青年学生当中并不罕见。尽管那时改革开放刚十年，人们思想尚不像后来那样“开放”，那里又是相对封闭的军校，不比地方上大学生“沸腾的生活”，但这种“因爱生恨”，容易走极端的现象，正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亦增在军校的几年间，便出现过更加热闹的事——某学英语的上一级男生，因苦追女生不得，又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主儿，深陷其中，想不开无法自拔，自虐式地喝了一瓶碘化银显影液，送医院后抢救七天，换血也没有抢救过来，一命呜呼了。而尤其不值的是，他苦恋的那位女生，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道德上的“过错”与不妥，施施然恍若无事，令他们队的同学颇有些目瞪口呆，暗自“腹诽”。

    …………

    奇夫的“遭遇”在亦增看来完全可以“理解”，只是奇夫做的比较过激，搭上了自己的前程，有些不值。以亦增的眼光看来，并未觉得那位西北女同学有多少“天姿国色”，也就是中人之姿罢，不过身材比较高挑而已。当时，亦增关注的目标不来自北方，还是觉得学校里来自苏杭浙江与沪上的美女更令人“心动”，主要是因为亦增虽然身在俄语系，但前两年的小语种没有老师——老师还在土耳其留学未归，于是这个小语种的班需要倒英语系那边去借读，因此见识了许多南方美女。也曾经“蠢蠢欲动”，险些做出事来。

    奇夫回京后，家族的斡旋之下，也并没有怎么受打击，他进了当时贸促会下属的国企——海外贸易公司，做国际贸易业务，经常出国举办商务考察和会议，后来还在波兰的注册公司里常驻了若干年，干得风生水起，比较滋润。在亦增毕业后于军队机关里清水衙门度日的那几年，奇夫和另一个同学广达，都在地方混得不错。广达是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进了当时的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做总经理秘书，也时常出国。他们那时外企与国企的待遇，比军队改革前的待遇要好很多。当时的军队机关，如果没有与地方接轨的技术类合作项目的“外快”，或是三产经营，死工资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十来年前，大幅度提高军人待遇为止。军队待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相对于地方较好，乃是国际形势与政策导致，正是此一时，彼一时。

    奇夫此人有“洁癖”，虽然相貌堂堂，高大威猛之态，有些小习惯也令人咋舌。比如他的钱包从来都要用手帕或塑料袋包裹起来，对卫生间的卫生条件也有严格“要求”。大约是过度洁癖对于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后来奇夫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得了大病。

    大约在十余年前，奇夫忽然诊断出了直肠癌，进行了放化疗，这对身体的损害很大，而且需要进行中药调理，并每周打胸腺肽或其他增强免疫力的针剂以弥补。奇夫因此处于病休状态很多年，其间，又复发过一次，癌细胞转移到肝部，需要手术治疗。当时，亦增与他俄语班班长、在北京的另一个同学去医院探望陪床，奇夫唉声叹气，在进手术室之前有些惶恐，感觉可能出不来了。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奇夫还是挺过了八小时的手术，肝部切除了一小块，并没有继续扩散。后来亦增等人还看了手术切除物照片，那肝脏的鲜明色泽令人惊心。亦增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奇夫二次手术后一直维持下来，并没有再发生转移与恶化。亦增想来，这大约和个人的心态、身体适应力，乃至“福报”与以前的“业”都有关联，这是佛家的说法。总之，虽然是不可抗力，也并不完全就不能抗拒与转化消弭，当然积极的应对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

    （按：笔者于百度时，发现与本书同名作品，属于一时没有注意。那是1982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史研究会编纂的有关辽代南京，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历史研究著作，有副标题。为避免混淆和产生侵权嫌疑，笔者给本书也加个副标题，叫做“燕京春秋——风云旧事”，特此说明。——笔者）

    前文曾提到过，亦增幼年时期身体不好，经常吃中药，喝中药汤，所以对于药之苦味，并没有什么反感，大抵是一憋气，一碗药汤便咕嘟嘟地灌进腹中。这也属于没办法的事。那时候对于什么“是药三分毒”也没概念。直到长大以后，才逐渐明白所有事物均有两面性，不可矫枉过正，过于偏激与沉迷的道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话没错，但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说得越多越好，还是要看人的适应力与耐性，节制与适可而止，还是必要的。

    上文说了很多由于不可抗力的疾患，所产生的人间的悲欢离合的事情，但多数还都是旁人，同学朋友，包括一些亲戚的，亦增并未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所受到的震动与刺激，也并不是那么十分的强烈，但亦增本人和至亲所遭遇的病患，则印象极为深刻，难以忘怀。

    亦增本人大约是“内热”体质，容易上火，喝水少了，便会有口腔溃疡的症状出现，而且不是在口腔内部，而是嘴角。后来据了解，这是一种什么缺乏症，大概是缺乏某种维生素B族的体现。嘴唇起泡，大概人人都碰到过，亦增发作的次数较多，特别是少年和青年时期，作息、饮食起居方面不大注意，容易引起。这种病症其实不算十分厉害，有自愈性，即使不用药和采取治疗措施，一般也在一周十天左右便能恢复，只是不加注意的话，容易常犯。一般都是嘴唇某处，大多是嘴角干涩发痒，有小包凸起，继而疼痛干巴，肿胀，还不能用手触摸，否则会散布蔓延。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也充血，是红色的，几天后往往会逐渐干燥结痂，嘴唇开合受影响，特别是吃饭喝水，均有不便，十分难受，直到痂皮完全长成并脱落，算是微小然而难堪的小毛病，对饮食和容貌外观会产生不良影响。

    亦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这病闹得厉害的一次，大约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不注意，用手抠摸，引起发炎症状，原来只是在嘴角起泡，后来慢慢扩展到整个下巴，有些溃脓，疼痛难忍。当时一开始并没有去医院就医，而是采取老办法土方子治疗，先用纱布浸热水轻轻擦洗，然后用烧焦碾碎的黄豆末，混合香油涂抹，弄得下巴黑乎乎一片，十分影响“观瞻”，关键是这个办法并不怎么“奏效”，一连搞了十来天，不见好转。作为爱蹦爱跳的小孩，这种状况实在是难受，天气炎热，又不能老戴着口罩“遮丑”，亦增心理状态是“崩溃”的。后来家人带亦增去北京儿童医院就医，亦增记得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大夫接诊，端详了片刻就认定了病症，说可以使用快速消炎恢复的方法，开了一种凉凉的白色药膏，涂抹上没有两天，伤口溃疡面便迅速干涸结痂，很快脱落，以后再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出现过。亦增后来想，“讳疾忌医”是不行的，老办法和偏方有时管用，有时根本无用，还是要因病因人，对症下药才行。

    …………

    亦增母亲的工作单位是北京无线电磁性材料厂。这个厂子当时离市区很远，在今天的大红门附近，需要先坐车到永定门，换乘一趟郊区公共汽车341路，经过沙子口、海慧寺、南顶村、大红门南站才能到，而它的终点站则在很南边的万源路。那时那一带相当荒僻。

    亦增小时候，偶尔随母亲去工厂。小孩亦增对那里的游标卡尺和千分尺，很有兴趣，当玩具来玩。车间里机器隆隆，在传送带上挤压成型磁芯。亦增后来才知道，这种材料也是有一定污染的，对人体并不好，而且那时的防护措施也并不完善。

    这厂子算一个老国企，后来效益就不大好了。而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公交十分拥挤。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少因为个人家庭原因要求调动工作，也很难获得这种机会，一般都是在一个单位一干几十年，像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频繁跳槽的情况，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亦增母亲是大家庭里的老大，需要帮助外祖父和外祖母照顾下面的弟妹。退休以后，亦增母亲仍然保持了省吃俭用的老习惯，另外可能是对子女未来的考虑，退休以后也没闲着，又找了工地看楼的活计做，经常需要值夜班，相当辛苦。

    大约在世纪之交开始，亦增母亲的身体就不大好了，主要是她过于省吃俭用，牙也不好，经常犯牙疼，营养缺乏，又没有进行过全面身体检查，再加上有一个时期，亦增的人生经历正发生重大变化，由体制内跳到体制外，且不是很正常的途径，也没有和家里人事先沟通，对于家人来讲，震动很大，亦增母亲一度情绪很不好。还有就是当时关于兴隆街老住房的问题，亦增母亲和她弟弟媳妇之间有意见分歧，也很受影响。渐渐地，病魔开始慢慢侵入，而有一次，亦增母亲突然晕倒，紧急叫了救护车来做了救治，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后也没有做彻底的身体检查，这是亦增后来终生为憾的事情！

    2000年前后，亦增母亲身体状况严重不好，咳嗽厉害，经过检查，发现肺部患上了癌症。一开始家人不敢告诉她，以“肿块”搪塞，但亦增母亲自己心里也明白，不久以后大家也无法再隐瞒。因为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治疗了。需要放化疗，这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在这其间亦增母亲头发掉了许多，咳嗽不停。西医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发现时已属晚期，当时也没有什么靶向药一类的相对有些效果的治疗手段。但“病急乱投医”，为挽救生命，当时全家也不得不继续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又到广安门中医院找名医诊治，吃中药，但也未见明显疗效。最后转至光明医院，是当时这医院有个大夫据说对癌症治疗有独特方法，但事实证明，癌症治疗在当时尚未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当时亦增母亲胸水已很厉害，疼痛难忍，不得不使用吗啡等药品。亦增小姨当时还寻觅了一个偏方，做了许多小药丸让母亲服用，其实那里面的主要原料，就是罂粟壳的粉。后期，亦增母亲已处于昏迷状态，癌细胞转移扩散，坚持了半年，终于去世了。

    给母亲送葬后，亦增作为大小伙子，生平第一次泪流满面，悲痛欲绝。主要是“子欲望而亲不待”，自己尚未有所成就，且未尽孝道，母亲已早逝，追悔莫及。这是亦增人生当中，极为痛苦的事情！

    天坛土山与幼儿园

    亦增小时候，从识字开始，到以后上小学，除了一般男孩“活动”的业余爱好外，由于胆子比较小，属于晚成类型，往往在“社交”方面怯生生，不敢广泛“交流”，闲的时候，呆在家里时间居多。那时家中与外祖父一家同住，人口较多，外祖父也藏书比较多，亦增便从小养成个爱好，无论什么样的书籍，都喜欢拿来阅读，尽管很多内容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懂，也不妨碍广泛“涉猎”，消磨时光，如果内容比较通俗易懂的，则更是端个小凳子坐在院中，抱着书看得津津有味，浑忘记了日头西斜，光线逐渐暗淡，直到家人喊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因此由于不注意用眼卫生，造成近视眼。当时家中大部头的书籍甚多，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亦增实在不感兴趣，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在小学其间就已全部读完，印象深刻，另外就是叶永烈主编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太涨知识了。真正购买和亲属赠送的书籍倒不是很多，亦增记得的，有“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鲁滨逊冒险故事”以及“上下五千年”——那是林汉达大师和曹余章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普及优秀作品。引导和诱发亦增以后从军的最初理想，还得益于一本“中国古代战争故事”，那里面收录的，都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战争战役，比如“齐鲁长勺之战”、“退避三舍”、朱陈鄱阳湖之战、“明金宁远之战”等。而大部头的三国演义里，从头到尾都是战争和谋略，自然更引人入胜。亦增小时候喜欢爬那个天坛的土山玩耍，多半也是因为对三国里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一阵子，天坛公园是不要票的，可以自由出入。就像那时节，你要去天安门广场，也随意得很，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随便上，近距离地观摩那栩栩如生的浮雕，还可以在广场上肆意地奔跑，放风筝，不需要安检，也不用查身份证。当然，想上天安门城楼是不可以的，那个地方除了重大活动以外，原来并不向游人开放。

    关于天坛公园里，由回音壁通向祈年殿那长长的廊道旁边的那座高高的土山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以前北海公园水面清淤挖出来的泥土，另一说是当时地铁一号线，就是从苹果园到建国路大北窑那边，北京最初的地铁线施工时挖出的土堆积起来的。现在想来，这两种说法都不大靠谱，北海公园水面虽然不小，但清淤的泥土也没有多少，而地铁沿线施工挖出的土，也不可能都运到天坛里去堆积起来。对于小孩亦增来说，没有兴趣和心情去考证这土山的来历，只是觉得爬那土山好玩得很。

    那时节北京的高楼大厦并不是很多，没有CBD，没有高耸入云的国贸大厦，也没有更加巍峨的电视塔，十七层的北京饭店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当登上那座小时候看起来很高大的土山时，身旁最近的，便是天坛公园本身里，祈年殿那24米高的金色殿顶，仿佛就在脚下，顺着那长长的廊道稍稍往南，便是回音壁和环丘台的圆形宫墙与石坛，护城河边的绿树成荫，北望，北京饭店历历在目，更远处，蓝天白云之下，遥远的青山能够映入眼帘。这是北京市内一处当时极近的观景台，视野范围，比景山公园最高的那个亭子还要好。后来这土山是什么时候清理走的，亦增不清楚，反正上初中以后，除了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去天坛北门附近除草，就很少再去天坛了，那时土山就已经不在了。

    亦增想，也许那些土，都用卡车运到郊外去了吧，就像亦增上班以后，某次单位指派任务，“押车”去西北郊外的垃圾填埋场倾卸垃圾。不过童年时这个土山，的确给亦增这样的小孩，增添了很多乐趣。

    …………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国民经济，还没有脱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影响，粮油与很多副食还得凭本供应，包括布匹，也需要布票。现在的人不大好想象那种情况，物质生活是平淡而朴素的，是“紧缺”的计划经济。工业在学大庆，那时候大庆油田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油田，得益于李四光教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由玉门转战东北的铁人王进喜的带动，中国第一次甩脱了贫油的帽子，成为了石油生产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大庆的油田是深层石油，埋藏非常深，早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其实已经探明那里有油，可是开采条件和技术达不到。农业则学大寨，陈永贵被提拔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是对大寨实干精神的肯定。至于陈永贵是否适合担任国家级别的领导人，另当别论。近期，同学广达的爱人因公出差去河南南阳，计划里有参观红旗渠的打算。这项工程在当年也堪称伟大，林县人凭着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开山辟径，绵延百里，凿穿崇山峻岭，引水入渠，灌溉农田，气魄宏伟。不过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是不能光靠口号与盲目地闷头苦干，就能够有大幅度提高的。

    那时节的幼儿园还是不错的，离家不远，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在南芦草园和大江胡同附近。亦增由院内邻居“大姥姥”带看一年后，进入了这个幼儿园，班里孩子众多，三个老师，大概带四十多个孩子。亦增是晚成的胆小孩子，对于这种闹哄哄的地方，有点“认生”，都是一帮小孩，老师也不会很有时间和耐心逐一照顾与关注。亦增只与一个同样有些“认生”的孩子要好，二人经常在午间睡觉时偷说悄悄话，评论几位老师，还给她们起代号曰“张师”、“郭师”、“关师”。

    幼儿园自带水杯。由于管理上有些混乱和漫不经心，亦增的水杯后来找不到了。为此，亦增母亲很不高兴，还抱怨了几句，说老师不负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每一笔个人开销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水杯。亦增家庭是双职工家庭，虽然亦增父亲在军队，但也不比一般家庭职工的子女富裕。

    幼儿园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有肉有菜有汤，当然伙食费用也是不便宜的。记得亦增有一次吃饭时自己“玩嗨”了，对着饭碗只吸收汤不吃饭，一不留神把饭碗弄翻了，汤饭洒了一地，出了大洋相，亦增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老师见了，不免批评一句：“吃饭也不好好吃，你还哎呀呢！”当然也没说其他的，帮亦增擦衣服，又给亦增添了点汤饭。从那以后，亦增就不敢吃饭时“耍宝”了。

    亦增这一批孩子是当时北京最后一批春季入学的孩子，所以亦增上小学时，已经七岁了。

    …………

    亦增成年以后，看过一部前苏联的战争史诗巨片《莫斯科保卫战》。这个分为三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战争巨制，非常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一九四一年冬天，苏联与德国军队围绕苏联首都莫斯科所进行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攻防战。那些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无论正方反方，都在影片里栩栩如生地体现。苏联领袖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演讲，是精彩而雄浑的。电影中的各种战争场面，令人难忘。不过给亦增印象十分深刻的，却不全是这些影片中的这些角色。说起来，译制片厂的翻译功底深厚，配音演员的表现也十分出彩。而有一个段落情节，就是在莫斯科广场上，女青年英雄卓娅和她的几个伙伴正在放气球兴奋地交谈之时，忽然从广场的广播中，传出严肃而庄重的播音——这个配音，是中国著名的播音员方明配的，在全片中仅此一段——

    “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苏联公民们，就在今天早上，法西斯德国入侵了我们的国家，他们的坦克和步兵，踏入了我们的国土，列宁格勒，布列斯特，明斯克，日托米尔，基辅，遭到轰炸…………”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电视机还基本没有出现在普通人家庭里，人们还获取外界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大多还是书籍、报纸与广播。从时效性上来讲，书籍是最慢的，报纸，特别是日报，比较及时与详细，但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阅读报纸的习惯，而最快捷方便的，便是一部收音机。在没有电视以前，这是家庭里的必备物件之一。当然，从实用性和对于生活的价值来讲，它远不如自行车、缝纫机等当时的大件，不过它所给人带来的信息方面的获取与了解的便捷，又是其他东西无法代替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多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当时耳熟能详的播音员名字——齐越，虹云，林蓝，方明等，通过他们的语音播报，而走入千家万户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迷，那么播音员张之和宋世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除了各种曲艺音乐节目——京剧样板戏和地方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之外，在那个年代里，还有些曲调也是经常出现的，例如召开国家会议时候的国歌、国际歌，以及重要人物逝世时的哀乐。

    作为童年时代的亦增，从广播里的收获也是很大的，获得很多欢乐，增长很多知识，了解很多信息，萌发许多梦想……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项：评书，相声，和少儿节目小喇叭。当然，作为自小对体育运动有兴趣的亦增来说，体育新闻和体育直播，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当今这个“全民自嗨”年代，像喜马拉雅听书这类的网上娱乐项目已经不算什么新生事物，而且说实话这个创意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增添了自嗨与盈利的因素在内。属于入门门槛不高，大众皆可参与的项目，制作成本不高，什么题材也都可以，万一得到热捧与关注，还能名利双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播里也经常播放评书，那个要求就高了，不是行业内知名的艺人，绝没有机会上节目，属于功名成就才能献艺的程序，与今天有所不同。当然，其表演性质与宗旨也不一样。

    一般的评书内容往往放在黄金时段——中午人们吃饭的时候，晚间还会重播。评书内容涉及很广，老幼咸宜，各有所好。亦增后来对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也很有感觉，比如《白眉大侠》和《童林传》，不过那个时候单先生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出彩，那时节最有名和引人入胜的评书和评书艺人，以亦增的眼光看来，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无出其右。刘兰芳先生嗓音高亢，激情澎湃，对于英雄的描写刻画十分动人，朗朗上口，记忆犹新，令人难忘。亦增直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一些片段，比如剧中丑化的潘美的手下花刀大将王大鹏的那把刀，有个绕口而威风的名字——

    “九耳八环锯齿飞镰合扇板门刀”，气派！

    还有比如王大鹏对阵八大锤之一傅天亮的片段——

    “来将通名！”

    “俺乃岳元帅帐下前部都统制，八大锤之一，铜锤大将傅天亮！”

    王大鹏心道：“吆嗬，早听说岳飞手下的八大锤厉害，今天还真碰上一对！”

    二人战马一错蹬，刀锤并举，就听“堂——”的一声，都震得双臂发麻，不由得内心都有所忌惮！

    ……

    就在此刻，但见一条黑大汉从旁跃出，手舞一对硕大的乌黑铁锤，凶神恶煞般大吼：“那小儿王大鹏，你爷爷迪雷在此，看锤！”但听咔嚓一声，王大鹏战马双腿齐断！

    …………

    除了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那时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田连元先生的《杨家将》，曹灿先生的《李自成》和《武松》，也都是亦增的最爱之一。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著，纷纷在广播内，由这些著名的评书艺人娓娓道来，给人以如饮甘霖的享受，同时也增添了浓厚的历史知识兴趣与对英雄豪杰的崇拜与关注！

    除此之外，反映警察生活的《刑警队长》，由王刚播讲的抗战题材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反映胶东抗日军民战胜天灾与海匪的小说，峻青先生原著，由关山播讲的《海啸》——这几部都曾经拍成过电视剧，也给亦增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声这门艺术，产生于清朝道光同治年间，其祖师爷据说是原八角鼓艺人张三禄，他创造了单口相声这一艺术形式，后经间接传承，以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等发扬光大。到了清末的时候，原来的街头艺术慢慢走入茶馆和达官贵人的宅邸堂会，出现了以“万人迷”李德炀为代表的相声“八德”，其中的周德山，便是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师傅。相声以京、津和奉天（沈阳）为盛行之地。在解放前不过是艺人谋生的一种手段。解放后经过整理整合，成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笑的艺术。相声界里故事多，精华和糟粕并存，即使到现在，也纠缠不清，师承，规矩，门派，雅俗，争个不亦乐乎。不过作为一门艺术，亦增认为，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娱乐生活，当然也要弘扬善，鞭挞恶。

    在电视还没有普及之前，广播里面的相声节目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除了相声迷以外，那会儿真去茶馆和俱乐部听现场相声的并不是很多。当然有些文艺演出和慰问活动，相声艺人演员也往往会参与，包括抗美援朝慰问团里也有著名相声艺人小蘑菇。亦增算不上相声迷，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专门去德云社听过相声，不过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广播里播过的很多相声倒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声界的传统相声较多，当然也有讽刺社会现象的鞭挞相声，比如姜昆和李文华著名的“如此照相”，另外经过马季先生的提倡与实践，歌颂相声这一形式也成为一种形式，比如他说过的“友谊颂”，姜昆李文华说的“我与乘客”，贾继光魏兰柱说的“华山群英”等等。

    说到相声功底和名气，侯宝林和马三立无出其右。尽管在他们之前，仍然有许多名宿，但跨越共和国建国前后，相声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提升。侯宝林大师说学逗唱俱佳，曾经和郭启儒等合作过一个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游园惊梦”，并拍成了电影，老先生的“夜行记”、“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等，是不可多得的经典。马三立大师辈分更老，风格幽默独特，是津门和中国相声界的标杆式人物，他的“十点钟开始”、“买猴”、“逗你玩”等，令人忍俊难禁，余音绕梁。相声后来传承广泛，在祖国大地多处开花，亦增喜爱的相声演员有不少，以姜昆李文华、马季赵炎、侯跃文石富宽等最为乐听，他们各有自己的拿手段子，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不过亦增更钟爱姜昆李文华的“时间与青春”、“祖爷爷的烦恼””、“哺乳诗”等。到今天，很多大师已经去世，他们的相声作品在网上还能够找到，有时亦增也复听几段，觉得回味无穷！

    广播里的少年儿童节目，全国性的主要是小喇叭和星星火炬，分别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初中的少年。那个小喇叭节目的片头音乐和片头词十分诙谐灵动，并造就了一个令全国的学龄前儿童都十分喜爱与熟悉的名字：小叮当。它的大名，与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在那时节是不相上下的。亦增到现在还记得那朗朗上口的数来宝式的开篇词：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

    桔子皮做我的红衣裳。

    辣椒做我的灯笼裤。

    蚕豆皮鞋咔咔响。

    ‌副歌与角色介绍‌。

    （唱词）

    你要问我是哪一个？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

    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

    小朋友来信我全管，

    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中国经典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的插曲《小叮当》，以拟人化的小木偶“小叮当”为主角，歌词充满童趣想象力，用日常物品（鸡蛋皮、桔子皮等）比喻服饰，传递活泼欢快的氛围，所以给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启蒙与诱导节目，故事是必不可少的“饕餮”。当然，故事讲的好并不容易，要能吸引小孩的注意力与兴趣，还是需要深厚的功底与巧妙的情节构思的，另外主讲人也十分重要。鞠萍阿姨那个时候还没有亮相，后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她的形象才广为人知。当时的“大明星”有那么几个，一个是曹灿，一个是董浩——后来他也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了。还有最为人熟知的著名播讲人，“故事大王”，就是老爷爷孙敬修了。

    孙敬修是北京人，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讲故事专家，1921年毕业于京兆师范学校。曾任北京汇文第一小学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少年宫辅导员。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孙敬修长期悉心钻研儿童心理及儿童语言，在学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儿童少年讲了几十年故事，被孩子们称作“故事爷爷”。

    孙敬修著有《怎样给孩子讲故事》《故事爷爷讲的故事》，出版有《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

    孙敬修主讲的“西游记全集”，包含《石猴出世》、《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的章节，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融入古典文学精华，在那个年代，如春风化雨，滋润了千千万万学龄前儿童的心灵。从影响力来讲，他比当今的任何一个网红都要享誉全国，迄今为止尚没有出现第二位儿童所钟爱的明星级人物。这就如同王立群在百家讲坛里讲刘邦时所说，是“时代玉成””，同时也是与这位老教育家的爱心、努力与勤奋分不开的。

    亦增上学以后，也曾经参加过学校的合唱队，那是在小孩变声之前。其中有一首歌，在星星火炬少儿节目里也经常听到。虽然它出现得比较晚，也不是像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般，跨越了更长久的时代，滋润了到它出现时已经长大成人的一代人，但这歌曲创作产生于改革开放不久的新时代，自然就赋予了它更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歌便是《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教育事业焕发了生机，与青少年成长关系紧密的思想文化建设被重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少儿合唱创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1981年，寄明应《辅导员》杂志之约，为李幼容所作的歌词谱曲。在收到该曲歌词前，寄明就一直想创作一首歌唱祖国、歌唱理想的歌曲，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较好的歌词。她读到李幼容的歌词后，觉得这正是她一直盼望的词，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即创作出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谁见了我们都要称赞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胸前的领巾

    像那灿烂的朝霞一样耀眼

    我们心中的理想

    像那星星闪着光焰

    谁能比我们幸福美好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谁见了我们都要称赞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胸前的领巾

    像那灿烂的朝霞一样耀眼

    我们心中的理想

    像那星星闪着光焰

    谁能比我们幸福美好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学习锻炼

    明天肩负起祖国建设重担

    我们时刻准备着

    去把未来亲手创建

    谁能有我们这样自豪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结构短小、旋律流畅，情绪昂扬。在音乐语言风格上，与“前十七年”的少儿合唱创作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在音乐形象塑造上，增加了更多的抒情性元索，尽情着意于少年儿童天真活泼性格的描写，更加贴近改革开放初期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让我们荡起双桨》创作于五十年代，是乔羽和刘炽先生的名作，也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它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北海的水面和白塔。相比之下，《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词曲作者并非那么有名，但这两首跨越不同时代的少儿歌曲，在今天一样充盈了满满的回忆，令人难忘。

    …………

    在当时去电影院虽算不上十分“奢侈”，但也属于比较高的“消费”，一年内也不可能去几次，更不可能出现像当今影迷喜爱一部电影反复刷几十次的情况。作为一种弥补，当时的广播电台，便发展了一种“电影录音剪辑”的播放形式。一般在影院放映过的反响强烈的国内和引进的外国影片，往往会在广播电台里播出录音剪辑，以满足广大电影爱好者的渴望。当然这种只闻声音不见画面的剪辑，总是在情节上面不那么真切，因为只入耳，而无法观瞻，全凭相像。这对于小孩们来讲，倒锻炼了想象力！有很多国内电影和外国译制片，亦增都在广播里听到过，对于一些著名的（在当时也许还不算出名）配音演员，像乔榛，童自荣、丁建华等，他们在《佐罗》、《冷酷的心》、《叶塞尼亚》、》、《斯特凡大公》等电影中的配音，给听众和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电视没有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无非是报纸和广播，以及一些招贴公告等。订阅报纸，那时还不是大多数家庭的必须选择，因为这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消费，相较于一部普通的收音机便可以随意地免费听取各类节目来说，并不划算，所以报纸订阅的，多是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大多数家庭，除了所在单位的开会报告宣讲等形式的信息公布外，往往可以通过广播里每天必有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来了解国内外的天下大事，其地位与作用，就如同电视普及以后的新闻联播。除了全国性的官方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各地方电台也有类似的节目，只不过没有新闻和报纸摘要那么覆盖全国、无可替代。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在广播内的文艺节目，除了评书、相声、歌曲以及一些专题节目外，样板戏还是非常活跃的。作为小孩的亦增，虽然不是全部都听过，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杜鹃山》也都听过，对其中一些唱段记忆深刻，特别是《智取威虎山》的情节，更是热衷，现在的亦增，还能随口哼出几段——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穿林海，踏雪原，气冲霄汉……”

    “望飞雪，满天舞，巍巍崇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在歌曲类型当中，类似于今天的“红歌”的语录歌，在当时大行其道，不过对于亦增这样的小孩来讲，就不是很明白其意思，也就印象并非深刻，当然，“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颂歌”这类兼有语录，同时又有抒情创作的歌曲，亦增还是会唱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段，中国革命的几大领袖相继去世，广播里，一年内三次传出低沉肃穆的追悼哀乐，那曲调令人悲痛伤感。后来，亦增长大成人以后，也经历了很多亲人的去世告别，这旋律又在耳边回响，追念着逝去的生命。

    《十月的风云》是一部电影，不是俄国的《列宁在十月》，这反映的是七六年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金秋时节，三公一母的螃蟹畅销，而著名歌唱家李光曦的那首《祝酒歌》，更是响彻神州大地——

    “美酒飘香啊啊啊，啊啊啊望北京，心中那好似长江水，好似长江水，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

    电视这个将电影院、舞台和日常活动演出的场景，浓缩于方寸之间的屏幕上（一开始荧光屏的尺寸极小），产生可视化效果，使人们不必身临其境地外出到特定场合，便可以在家庭中，办公室里，或其他一切装备了电视机的场所，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由电视台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只需要旋转按钮，转换频道（一开始的电视，还没有遥控器）。这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虽然算不上多么巨大的技术进步，却给天下大众的生活，平添了许多靓丽的色彩。

    新中国在轻工业和电子电视技术方面的发展，是要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方面百废待兴，起步晚，显像技术的难关没有显著突破，改革开放以前，自主研发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这个领域还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也不会举国之力，像搞原子弹卫星那样不计代价地投入。当然，这并不算什么十分艰深的技术，一旦获得突破，仿制和创新便势不可挡。当今，家电领域，中国已经可以笑傲世界了。

    电视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要到改革开放以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了。一开始的电视，让现在的人们看来简直过于简陋，黑白荧光屏，尺寸多为九寸和十二寸，如果有十四寸和十八寸（英寸）的，已经是十分奢华了，至于彩色电视机，要到八十年代才普及，而且当时这方面的翘楚是我们的邻居东瀛，日本的彩电技术和质量，国内还无法相比，能够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获得购买进口日本彩电的资格，比如松下，日历，东芝等名牌，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显示了这个家庭匪浅的关系，与卓越的经济能力。

    亦增记得，七十年代末，所住杂院里最早的电视机，是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那小小的屏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实在难以想象，这么小，比大屏幕手机与平板大不了多少，而且清晰度自然不敢恭维，因为那时还没有闭路，电视接收器——天线，还需要自己架设，往往是在屋顶尽可能高的地方竖起，并且要调整它的方向和角度，以便于更好地接收到电视信号。在还没有几颗卫星上天的年代卫星天线那种“锅”，根本是买不到的，老百姓基本不知道那是何物。

    电视给大人小孩所带来的震惊与欢乐，是难以想象和深入内心的，相较于广播来说，结束了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时代，那活生生的画面变幻，令人难以忘怀，十分“钟情”，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电视虽然是外祖父买的，却放在院子里，邻居们也都来看，直到后来各家都有了电视，这种集体观看的场面，才告一段落。这给亦增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比的快乐感觉与新鲜成分。

    亦增记得，后来外祖父换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那电视机橘黄色的外壳十分显眼，样式也很新颖，屏幕比九寸的大一些，自然画面就更清楚。外祖父搬家以后，新居在天坛东路，他是比较早换更大的彩色电视的，那时亦增还和母亲在兴隆街的平房居住，也还不具备购买大彩电的经济实力和条件，外祖父特意把那台橘黄色的十二寸电视留了下来。作为亦增童年的陪伴，它一直到亦增父亲单位分房，搬到木樨地的新居，购买了彩电后，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连环画这个东西，小孩们一般通俗地称之为“小人书”，形象而直接。这个东西古来已有，在早至绘画出现于中原王朝后，便以宫廷画作和民间绘画的形式，流传于世间。到了明朝市井小说流行之际，往往作为情节的补充与渲染，在文本内附有少量绘图，纯画本的图册也有出现。比较典型的是中国古代几大名著，以及在民间最流行的一些演义类和市井文学类作品中，比如《三国演义》、《金瓶梅》、《荡寇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据说，清初，太宗皇太极要教导手下那帮粗鲁善战却不通文墨的将领学习兵法，可让他们去啃那些艰深的兵书，显然勉为其难，于是皇太极灵机一动，把明朝市井流行的三国演义画本拿来作为教科书，让自己的这帮“丘八”文盲们看图学习，了解三国时期各国间的征战韬略等，竟然有些“奇效”，成为笑谈。

    建国以后，连环画的创作与发展，得到了巨大的推动，也产生了不少好作品。所谓优秀作品，一个是主题方面的，一个是绘画质量方面。亦增认为，到目前为止所看过的连环画小人书，有两套系列作品十分出彩，一个是《三国演义》56本，一个是《岳飞传》32本，这两套书的绘画十分栩栩如生，人物传神，整套书像其他纸质类收藏品一样，具有很好的收藏价值。当然，像不同版本的《西沙儿女》、《封神演义》、《战斗的青春》等，也非常不错。

    当时的连环画小人书分两类，一类是完全手绘的，还有一类则是电影连环画，这类就谈不上什么艺术功底与水平了，无非是电影本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起决定作用，好的电影，在民众中口碑佳，津津乐道，于是除了在电影院播放外，还制作成宣传画和电影连环画，广泛宣传，比如亦增曾经看过的一些著名电影和引进的外片，像《无名英雄》、《生死恋》、《追捕》、《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都制作成了连环画。还有一些话剧和其他戏剧类的舞台表演，比如话剧《猎狼》、《她含笑死去》、情节剧《录音机里的秘密》、舞剧《丝路花雨》等等，也都有连环画。

    在当时，由于经济状况的原因，不是每个家庭和小孩，都有那么多钱去购买很多的小人书，于是在市井间，就出现了小人书摊，小孩可以花一两分钱，就坐在小板凳上翻看一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想看哪本看哪本，这个生意还不错，吸引了许多小孩。

    亦增家里，现在还留存着不少小人书，大部分是后来买的，只有很少量是以前留下来的，这也算是一种童年的纪念吧。

    …………

    亦增电脑里，现在还留有一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老电影《过年》，反映的是东北一个家庭父子辈在过年时节回家团聚的场景，揭示了不同道路和生存状态下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当年这个电影还是很轰动的，虽然并不能达到票房上的记录水平，却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可圈可点的，主要是演员阵容十分强大，那个年代的许多著名电影演员，都出现在片中——“宰相刘罗锅”李保田和“刘姥姥”赵丽蓉担扛父母，儿子儿媳、女儿女婿辈里，有葛优、六小龄童、丁嘉丽、胡亚捷、梁天、申军谊、史兰芽、王丽云等，明星荟萃，各擅胜场。

    这个电影由黄健中执导，1991年2月12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春节家庭团聚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矛盾与温情。‌‌

    过年，在物质生活条件相对匮乏的年代，是全国老百姓基于传统而坚持奉行的团聚与比平时“奢侈”的时刻，一年当中，也就在这个时候，可以见到平时少见的美食，大家也都要整束妆容，穿上新衣服和好衣服体体面面地携带过年礼物，一般是糕点、酒类和其他东西，去往长辈处汇聚，看望老人，一起吃饭，畅叙。家中长辈则要安排年宴，让小辈们，尤其是第三代和第四代（如果有的话），好好地美餐一顿，并且在小辈拜年时，乐呵呵地给予“压岁钱”。这种“程仪规矩”，在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里上演着，年年如此，不因年景和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节略与改变。当然，社会风气与时代的变化，还是会对过年的形式与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现在，以前那种多子女的大家庭越来越少见，过年团聚也并不固定在家里，为方便和不使老人过劳，往往外出去吃年夜饭，承办者也由父母，变成了子女。近些年出于环保因素和一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理论”，过年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与形式，放鞭炮，也淡出了当今城市内很多人的视野，只有有限的郊外地区和农村，才可以无拘束地重温万炮齐鸣的景象，却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气氛。据说现在又有呼吁，希望能够恢复这一传统。亦增个人认为，所谓环保与扰民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要治理环境污染，绝不在于这过年的几天，也不在于鞭炮烟花，真正的污染，还是工业污染与水土治理，不要抓小放大，既失去了传统，又没有搞到点子上。至于所谓噪音和鞭炮伤人，更是以偏概全的说法，噪音源有很多，而交通事故和其他受伤的情况，比之过年放鞭炮伤人，要严重得多。

    过年还有“守岁”的习惯。在央视推出了春节联欢晚会之后，各地方台也跟风，有不同的年会可欣赏。一般老人是不能熬夜的，但小辈们在午夜十二点，享受了鞭炮烟花的“饕餮”盛宴之后，往往就着糖果瓜子花生茶水饮料，还要玩一玩。玩的内容，有的地方是麻将，有的地方则是纸牌。亦增家里过年，姨舅们，往往打牌到凌晨。

    说到放鞭炮，那可是像亦增这样的小孩子的“最爱”。往往在年前不久，街面上便出现卖鞭炮的摊子，还有商店里也有售卖。鞭炮的品种和样式，视不同地区和习惯而有所不同。北京这里，成挂的小鞭炮，包括可以闪光的“电光鞭”，还有二踢脚，是鞭炮的“主力”品种，而从河北来的卖鞭炮的摊贩，能够提供更大威力的“麻雷子”，这种炮仗比二踢脚威力要大很多，声如雷鸣，亦增后来曾在几栋楼房间的空地上放过，声音震耳欲聋，回音不绝。还有一些小砸炮，是专门给小孩子玩的，零散销售，往地下一摔便响，也叫“摔炮”，虽然不如长长的挂鞭放起来痛快淋漓，却可以满足小孩持续的“需求”，毕竟一挂长鞭的价格也不便宜，谁家也不会买的非常多。至于烟花，那时节还算是“奢侈品”，其释放效果与色彩斑斓，是炮仗不能比的，不过根据各家的经济状况，大家还都会满足小孩的喜好而购买一些，亦增印象最深的是“闪光雷”和“彩明珠”，一般有十五到二十个，点燃后向天空依次喷出，在夜空里闪烁成绚丽的“花束”，十分耀眼。还有一种小孩也十分喜爱的小玩意烟花叫“钻天猴”，点燃后“嗤”的一声，带着一束火花和硝烟，冲天而去，在空中消逝不见。

    在北京，亦增见过一种香烟，牌子就叫“礼花”。这缘于在首都，有时候过年或重大节日，比如国庆日，天安门广场要施放烟花焰火。那个水平与级别就非同一般了，是“国家级”的，远非一般过年鞭炮烟花可比，一旦施放日，大家都翘首以待，尽情欣赏，当然这次数是很少的。那一晚的夜空是无比绚烂的，给人的印象也难以忘怀。

    过年，“爆竹声声除旧岁，笙歌宴舞迎新春”，探亲访友，互通有无，联络感情，加深了解，举杯共情，几千年的岁月，传统深入人心，虽要”与时俱进”，却无法改变那执着与“坚守”。

    …………

    小男孩小时候磕磕碰碰的属于常事，只要不是伤筋动骨，恢复起来还是很快。亦增在上学之前，体质比较弱，吃过不少中药，具体是治什么病，现在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大抵是瘦弱小孩的常见病吧，一般去儿童医院看。那时节也排队，不过倒不像现在那么多人。除了儿童医院，家附近的前门医院也去，亦增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年男大夫，据说在当时很有名气，温文尔雅的人，诊断起来稳稳当当，胸有成竹，开的是中药，人家说三副药就可以好，果不其然吃了三副就好了，名不虚传。这大夫的名字亦增并不记得，虽然不如施今墨那样大名鼎鼎，想来也是中医世家，有自己的绝活儿。当然也要看是什么病，和病人的情况，医生不是万能的，扁鹊华佗再世，当今时代是不可能的。后来亦增母亲绝症，在广安门中医院求治于名医朴炳奎，也难以妙手回春，盖因癌症发现晚期，治疗已经是难以回天了。

    亦增虽然对中国的中医学是门外汉，可以说了解不多，但这么多年过去，在气功热的年代里，也热衷于探索人体科学的“奥秘”，对于中医，还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与见解。中医与西医是两个路子，着眼点就不一样。从基础理论上来讲，西医讲究对抗与分解，压制与掌控，它是以生物医学化学为工具，强调的是对病毒和病灶的消灭与去除，同时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无法疗愈的人体病患器官，可以使用人工器官移植和替代的方式，以消除病患，恢复患者健康或延长生命。而中医讲究的是转化与平衡，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强调对抗与掌控，而注重调理与顺应。而且中医理论是高深莫测的，其源头久远，可以追溯到易经那里去，“医者，易也”。说实话，今天的中医尚没有理解与认识其治疗原理，因为过于艰深难懂，牵扯到元气、经络、意识等玄之又玄的东西，往往是凭经验与传承，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名医难寻，还有很长的研究探索之路要走，一旦有所突破，将是人类医学的颠覆性变革。中医里，藏着人类生命本源的奥秘，不是基因，不是DNA，是我们迄今为止还不了解的东西。

    亦增童年时经历的比较严重的一次受伤，是烫伤。

    亦增的小舅在小时候，曾经也受过一次比较重的烫伤，那是他还上学期间——亦增和小舅是一个属相，差一轮十二岁——夏天，他不小心弄翻了一壶开水，滚烫的开水浇到肚子上，晚造成了很大一片烫伤，后来留下了不小的疤痕。

    亦增的烫伤是右手，大约在四五岁的时候，好在治疗及时，恢复不错，没有留下疤痕。

    那是一个节日，具体是春节还是国庆已经记不大清楚。亦增一家前往珠市口姑姑家串门。那时他们住平房，中午时分准备做炸酱面款待我们。炸酱已做好，放在一个大瓷碗里，撂在窗台上，家里人除了姑姑在厨房下面条，其他人都在聊天。亦增无聊赖，便自己在屋里玩耍，摆弄一把金属做的很小的小手枪。玩着玩着，一不留神，把手枪掉进了酱碗。亦增倒霉小孩无知，大人们也都没有注意，亦增已经把手伸进酱碗里去捞那小手枪。这一下可不得了！那炸好的黄酱虽然不是刚出锅，但也没多久，温度很高，亦增是不了解这一点的，手一接触黄酱，便被烫得惨叫起来！大人们一见，姑父很有经验，赶紧将亦增的手放在水龙头下，把自来水打开，不停地冲刷，大约冲了十分钟左右，又在亦增手上涂上碱水，这才让表哥陪着亦增父母，就近去友谊医院烧伤科诊治。医生自然又做了一些处理，敷了药，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

    那种疼痛感亦增现在已经没有太多印象，大约是小孩子，没有特别的深刻记忆，再加上以后磕磕碰碰也多了，不过当时肯定是十分难受的。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只手都得包着纱布，不能见水，中间换过一两次药，所幸后来揭开纱布，除了淡淡的药迹，并没有留下伤疤，完全康复了，也算是一件幸事，比小舅那伤恢复得好多了。

    亦增小时候，特别是没上学之前，去影院看电影的机会并不是非常多。一个是年龄小，当时为少年儿童拍摄的影片很少，另一个是作为双职工家庭，虽然电影院的票价相比于今天来说并不高，不过一两毛钱，却也算是一种相对“奢侈”的享乐方式。毕竟，当时的某些国家领导人，也不过是在住所观看一些“内部参考”的引进电影，作为文化生活的调剂。

    当时离家比较近的影院，应该算是花市电影院，从亦增所住的西兴隆街一直向东，经东兴隆街便可到达，走路大约十五分钟的样子，在不乘车只步行也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花市那里，现在以新世界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片商业和办公楼聚集的地域，但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大的建筑，比不得前门的老字号商业区，东单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东安市场等全国人民到北京来都要光顾的繁华地界，那里只有一个新华书店规模比较大，这个花市电影院，就在新华书店的东边不远。

    要说相对比较有名和“豪华”的电影院，都在当时的东城和西城，比如西单附近的首都剧场，还有东单的大华电影院。当年大华电影院是北京市相当有名的电影院，无论是设施设备和人气，大概都名列前茅。亦增也曾经在这里看过几场电影，印象也比较深刻。当然，后来大华电影院也经过了改造，作为老资格的影院，与在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的商业区域与设施设备都堪称先进的影院相比，它除了位置上佳以外，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优势。虽然也增添了情侣鸳鸯座等，但整个电影市场的不景气，并不能因为它历史悠久便对它另眼相看。不过作为亦增来讲，尽管去过很多更奢华的观影场所，但对大华还是有着一种特殊的童年回忆和“情结”。

    亦增记得，大约在七十年代中期，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叫做《爆炸》，是引进的外片，至于是哪个国家的电影，大概情节如何，因年龄太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唯一令亦增记忆深刻的，是影片中，有许多戴防毒面具的人晃来晃去，亦增是个胆小的孩子，对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感到有些“恐怖”，特别是一群似乎“无脸”的人，拖着长长的大象一样的鼻子（防毒面具的排气孔）走来走去，让亦增看完后，晚上很久都睡不着觉！

    在七十年代，国内的电影还是笼罩在当时的时代特色中，除了一些样板戏类的改编电影外，就是弘扬艰苦奋斗和坚持“阶级斗争”的主旋律的影片，比如反映石油工人的《创业》，和红极一时的农村题材影片《青松岭》。这两部片子让亦增记住了两个演员，一个是张连文，一个是李仁堂。张连文后来在电视剧《敌营十八年》里扮演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形象很是高大上，而李仁堂在伤痕电影《泪痕》里，和谢芳的对手戏也很精彩。国内电影中，还有一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期间人民支前的《车轮滚滚》，正如战役胜利后陈毅所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部片子里的主角达奇，后来饰演过电视剧《封神榜》里的纣王，和《吉鸿昌》里的将军，还有《海囚》，仪表堂堂，演技出色。他也算老资格演员，在很早以前的《英雄儿女》里也有个配角角色。

    七十年代，主要是从一些友好国家，和恢复外交关系的国家里，引进一些题材比较鲜明的影片，像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印度电影《流浪者》，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冷酷的心》，南斯拉夫战争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本电影《追捕》，以及法国与意大利合拍的《巴黎圣母院》（雨果小说改编），侠客《佐罗》（1976年引进，阿兰·德龙主演），此外还有东欧电影‌，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阿尔巴尼亚《宁死不屈》等。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1972年引进，是由金日成编剧的，讲述底层女性苦难，凄婉剧情和音乐引发广泛共情。‌‌

    印度电影《流浪者》70年代引进‌，这部50年代拍摄的经典歌舞片，反映社会等级的深刻问题，70年代在中国上映仍引发轰动。‌‌亦增至今记得电影里的诛心名言：“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墨西哥电影《叶塞尼娅》是吉卜赛爱情题材，以浪漫主义色彩和民族风情著称，女主角访华时曾高度评价中文配音。‌‌

    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1977年公映，是二战游击战题材，1973年译制后作为内参片放映，1977年公开上映，主题音乐和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亦增电脑内至今留存有未曾删节的全版本。

    日本电影《追捕》1978年引进‌，是中日建交后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体现，由高仓健主演的悬疑片，也是改革开放初期首批引进的日本电影，引发观影热潮。‌‌高仓健的冷峻硬汉形象，令无数中国女性如痴如醉，曾在中国引发了“寻找男子汉”的潮流，令国内的奶油小生黯然失色。而刚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中国，对于电影中女主角真由美大胆泼辣的对爱情的追求与执着，也倍加赞赏。这部电影，到今天仍然是经典中的经典。

    随着一批国外电影的引进，也造就了不少著名的电影配音演员，像给佐罗配音的童自荣，给检察官杜丘配音的乔榛，给真由美配音的丁建华等等。好的配音令角色熠熠生辉，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电影中那些脍炙人口、令人难忘的经典台词，则源远流长，深入人心。

    70年代中后期，中国逐步开放文化引进，这些影片通过曲折剧情、异国风情或人道主义主题，填补了当时国内娱乐生活的空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启蒙的重要载体。

    七十年代后半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电视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这个时期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电视的尺寸还都比较小，也以黑白为主。后来才慢慢地放开对彩电进口的管制，国内企业也开始在这个技术难度并不是很高的领域（主要是显像管）急起直追，并后来居上。这个过程并不漫长，现在在电视领域，早已把日本等国甩在后面。大屏幕的等离子电视，背投、家庭影院等，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不过在当时，这一小小的技术壁垒，在体制没有放开，创造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的年代，还是需要刻苦攻关的。

    国内当时还没有系列性的电视剧普及，或者说没有开拓这一方面，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尝试。所以，最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多是一些引进的国外电视剧节目。

    1979年11月2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南斯拉夫的电视单本剧《巧入敌后》，这是我国播放的第一部外国电视剧，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译制片，也是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电视剧。

    《巧入敌后》是1976年播出的南斯拉夫电视剧。与大名鼎鼎的引进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是战争题材，它讲述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与德国占领军巧妙周旋的惊险故事。此套连续剧是《黑名单上的人》的续集，又称《黑名单上的人——归来》，共13集。其实说起《黑名单上的人》，后来更为人熟知。

    因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大家能看到的还都是那些样板戏式的东西，第一次看到电视剧中竟然有人谈恋爱，简直太神奇了！《巧入敌后》讲的也是游击队的故事，也是主旋律，但是欧洲人拍主旋律的东西总要把女人、爱情这些放进去，这些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所以第一次在《巧入敌后》里看到游击队员抱着他的情人，从一个山坡上的草地上滚下去，两个人在那儿高兴地哈哈笑——这个镜头大家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在电视机前简直都看傻了，说：“这游击队员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抱着女人在草地上滚呢？”但是心里又特别高兴，觉得这电视剧太好看了。

    进入八十年代，1980年，中央电视台首次引进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这是一部美国科幻连续剧。一起起神秘离奇的事件，一宗宗不可告人的阴谋，作为中国首部引进的大型科幻片，收视效果惊人。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邓小平访美，签署了一揽子文化交流的项目。第二年，《大西洋底来的人》，就出现在每周四晚8时的电视屏幕上。这部连续剧在美国反响并不热烈，但在中国却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全剧21集播出完毕之后，男主角麦克•哈里斯的太阳镜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所有时尚青年必备的装束！其实，从英文剧名中可以看出，正确翻译应该是来自亚特兰蒂斯的人，只不过当时中国相对闭塞，很多人都不知道亚特兰蒂斯的存在，翻译成大西洋更容易让观众理解和接受。

    这部电视剧科幻色彩浓重，给亦增印象极其深刻，特别是那由四个球形舱组成的科考潜艇，巨型章鱼和海怪，还有在水中自由驰骋毫无障碍的主人公麦克，都是无比的新奇！

    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1980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是中国引进的第二部美剧。剧中讲述了一群美国的失足青年，他们行为放荡不羁，身世恶贯满盈，却不断建立功勋，成为英雄的故事。《加里森敢死队》作为中国第二部引进的美剧，但这部26集的美剧播完第16集后，便以黑底白字正告观众：本剧播放完毕。

    很多人都看出来，电视剧只播了一半。国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给中央电视台写信。这成了CCTV历史上的大事件。关于停播的原因，网络上众说纷纭。一种官方说法：停播20多年后，2003年8月出版的《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一书，给出了当初终止播放的答案：“这部26集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显然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另外一种说法：那个时候，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万，这是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点。城市累积了大批待业者，就业压力很大。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当时治安问题的渊源，基本上都和1980年引进的那部美国电视剧有关！其实那几年，城市居民的娱乐有限，电视机还没有成为大众消费品，在城市里，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电视机数量不足10台。年轻人仅仅依靠电视机传播了一个敢死队的名字。但这对于那些待业青年就已经足够了。那两年街上敢死称勇的流氓队伍不少，最有名的有唐山的菜刀队和湖南的斧头帮。前者直接导致了1983年严打运动的开始。这种说法比较让人信服，一个内部文件的截图也佐证了这种说法。

    二战后期，战争越来越残酷，中尉加里森从监狱里找来一些杀人犯，骗子，强盗，小偷组成一支前所未有的敢死队。这些人各有所长且极具个性，抱着立功赎罪的目的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纵横于欧洲各国，深入敌后，一次次打入敌军，营救战友，轰炸雷达站，绑架德军元帅，偷取秘密情报，盗取德军物资，摧毁敌人计划，打击黑帮团伙，把德国人骗得晕头转向，打得落花流水。这些人虽然是在押的囚犯，但却骁勇善战，虽然他们常常抱怨任务艰巨，偶尔也有小偷小摸，甚至于关键时刻撒手离去，但是正是这些缺点使情节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加可爱。由于他们的英勇表现，战争形势一步步转变。

    这几部在今天看来十分粗糙的电视剧受到当时中国观众的狂热欢迎。

    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于1981年在上海电视台译制播出，成为中国大陆引进的首部日本电视剧。日剧在中国的收视热潮发端于1981年《姿三四郎》在中国的开播，高潮于《阿信》。随后《排球女将》、《血凝》相继播出，而由《阿信》最终将日剧的收视热潮推向顶端。

    《姿三四郎》是基于富田常雄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于1970年1月至9月在日本首播。该剧讲述了姿三四郎在学习柔道的过程中，从一名好勇斗狠的鲁莽青年，成长成为一名柔道武术家的故事。

    《排球女将》，1981年由广东电视台引进并播出，是日本青春偶像连续剧，该剧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如今“40+”的一代人，依然记得小时候模仿过的“晴空霹雳”和“流星赶月”。宣传海报该剧讲述了一群女中学生为了参加80年莫斯科奥运会排球比赛而努力打拼的故事。亦增对该剧的主题曲《赤的火焰》，记忆尤其深刻。，

    1983年，由广东电视台引进并播出的电视剧《霍元甲》，是内地首次引进港剧。该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爱国自强的主题振奋了国人。因为这部剧，“霍元甲”黄元申、“赵倩男”米雪、“陈真”梁小龙等成为第一批在内陆走红的香港演员。该剧1981年在香港首播。它生动地描绘了清末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富有传奇的色彩的一生：他摒弃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创建了“精武体育会”以民族大义为重，致力于中华武术界的团结；在民族危亡、列强入侵的时代，他纵横大江南北，以自己高超的武艺屡次战胜外国武师、力士，为民争气、为国雪耻，大大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那首《万里长城永不倒》的主题歌，也响彻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电视剧《上海滩》，1985年由上海电视台引进并播出，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民国剧，该剧以民国年间的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上海帮会内的人物情仇以及许文强与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该剧于1980年在香港无线电视首播，1985年被引进中国内陆播出 。1990年，香港无线电视举办“八十年代十大电视剧集”评选，《上海滩》名列第一位。发哥与芝姐，是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也包括亦增的青春偶像！

    《射雕英雄传》，1985年由广东电视台引进并播出，是香港无线电视台出品的武侠剧，该剧以宋、金、蒙古三国对峙为背景，围绕郭靖、黄蓉、杨康、穆念慈四人的故事展开，讲述了郭靖在经历各种磨难后成为一代大侠以及他与黄蓉之间的爱情故事。演员黄日华、翁美玲版的《射雕英雄传》，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共同记忆,从此金庸的武侠小说相继被搬上荧屏。

    我国在八十年代引进新加坡电视剧中，反响比较大的有《天涯同命鸟》、《人在旅途》、《调色板》等。八十年代的港剧经典还有刘德华的《神雕侠侣》、梁朝伟的《绝代双骄》，亚视的《秦始皇》，和诸多TVB剧集。

    日本电视剧《血疑》，1984年由广东电视台引进并播出。《血疑》是日本影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29集爱情剧。《血疑》主要讲述天真善良的大岛幸子，在父亲的研究室不幸受到生化辐射，患上血癌，需不断换血，可是，她的父母和她的血液都不同，唯有她的男朋友相良光夫的血型与她相符，而幸子的特殊AB－RH血型又引出了她的身世之谜，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

    日本电视剧《阿信》，1985年引进中国，由中央电视台播出。《阿信》是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出品的第31部晨间小说连续剧，是NHK电视开播30周年纪念电视剧。全剧共297集，于1983年4月4日至1984年3月31日播映，关东地区录得平均收视率52.6%（历代最高纪录）。该剧以日本明治年间山形县佃农谷村家的女儿阿信从7岁到84岁的生命为主线，讲述一个女人为了生存挣扎、奋斗、创业的故事。“阿信”也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女性创业者代名词。1985年，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该剧，播出版本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译制的普通话配音版，片名《阿信的故事》，片头及片尾均保留使用日本原版，并无自行制作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为阿信配音的大陆配音演员张桂兰为此获得飞天奖最佳配音奖。该剧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收视率高达80%。

    1984年,海外录制的通俗剧大量进口,日剧、拉美剧、新加坡剧以及中国的港台剧等都曾引爆过收视热潮。拉美电视剧也曾经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绽放过光彩,1984年,北京电视台播出巴西电视剧《女奴》,之后引进墨西哥电视剧《卞卡》、《坎坷》、《诽谤》等,都曾有不错的收视影响,但是这些拉美电视剧集数较多,被人们戏称为“裹脚布”,短暂停留后便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1984年2月播出， 是由新加坡广播局制作的历史性电视连续剧。该剧主要讲述新加坡华人先辈辗转迁徙，历尽艰辛，到新加坡谋生发展，落地生根，为新加坡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谈新加坡电视连续剧史，谁都不可以漏掉《雾锁南洋》这部历史性的里程碑大制作。《雾锁南洋》的成就可说是有目共睹，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新加坡电视剧在引进剧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1984年播出的《雾锁南洋》开始，我国引进了很多部新加坡电视剧,新加坡电视剧也在中国电视荧屏上红极一时。

    美国刑侦电视剧《神探亨特》，向中国观众们展现了当时洛杉矶的生活全貌。街头的种种犯罪镜头，家庭种族间的恩怨和冲突，青年一代的堕落和捍卫城市安全的警察们的生活。

    台湾电视剧《一剪梅》，1988年引进中国大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1984年在台湾中视首播，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主题曲《一剪梅》广为传唱，意外捧红了演唱者费玉清。该剧讲述了梁永昌（庞祥麟饰）和苏雯音（朱莉茵饰）的另一段感情纠葛，因而牵扯出剪不断、理还乱的两代情仇的故事。

    《一剪梅》的“苦情”戏路在内地很受欢迎，此后《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情义无价》等多部台湾电视剧被引进播出。

    在1989年以前，央视引进剧的播出平台，是第一套节目中的一个固定播出栏目——《电视译制片》，一般周日播出。到了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电影频道、电视剧频道的开播，引进剧的数量就大大增加了。

    （按：以上内容，参考自“十分书馆“的文章——笔者）

    七十年代后半期，纯粹的文化革命的疯狂劲已过，虽然还要“批林批孔”，对孔夫子这个“腐儒”进行一番鞭辟入里的批判，但由于是个两千多年前的死人，批起来颇有些无从下手，砸孔庙孔林这种极端行为，也还少见，毕竟山东孔氏子弟众多。六十年代被领袖语录刺激得头脑发热、要无限表忠心、大串联、求接见，甚至把女生的名字也改做“要武”的一代红卫兵兄弟姐妹们，这时候多少消停一些，打砸抢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们的年龄也长了一些，该到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阶段了，于是大批知识青年卷起铺盖，离开了被他们折腾得乌烟瘴气的城市，去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与黄土地和大森林，北国风雪和南方田野，和乡村里的看家狗、猪羊牛鸡等牲畜家禽（如果有）们去“斗争”了。周恩来在解放邓小平出来工作时，向主席的请示就说，形势稳定了，毕竟还要把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安排人抓一抓。

    城市里多少消停后，只剩下一批小不点的孩子，小学生，有的也有臂章，名曰“红小兵”。这些比当时的亦增也大不了多少的小屁孩，也在一些热度和力度都和以前无法相提并论的小型“运动”当中，发挥着自发与受到“鼓励和教导”的“积极”作用。那些中学生的红卫兵都听风就是雨，头脑一热，让干什么干什么，管你是“权力人物”还是“牛鬼蛇神”，通通打倒，甚至连自己的亲属爹娘也不放过，以显示自己的坚定的“革命性”，比他们更小的这些小屁孩，就更不会有什么主见，毕竟毛还没长几根，号召说什么，老师和街道让干什么，那是百分百的执行，毫不含糊。

    亦增记得几岁的时候，当时正在整治骑车带人。当然交通警察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与时间，到各条小巷和胡同里去制止并处罚这种行为，他们只可能在交通要道口和重要位置执勤，至于巡街串巷去搞“巡视”与“纠察”的任务，就交给街道一些老大妈和这些小学生了。那些老大妈们毕竟是有些“世故”的，腿脚也不大利落，不可能到处跑，也就是在附近“一亩三分地”看一看，遇到骑车带人的，上前说一说，劝一劝，都是街坊认识的，她们也并没有明确的执法权，当年也没有什么“罚款”任务一说，一般差不多就行了。只有那些精力旺盛又屁事不懂的小屁孩们，“执念”甚深，说一不二，认真得很，对女性和小孩骑车带人现象，给予严厉的“监督与纠正”，至于男人和工人阶级，他们是不敢管的，唯恐被臭骂。

    有一次小姨骑车带亦增在小胡同里，被两个小屁孩截住，拉住自行车后架，就是不让走，非让亦增下来，当然除了叨叨“不许骑车带人”以外，也不敢做其他什么。小姨让亦增下来，推车走远几步，想再让亦增上来，谁料那两个小屁孩一直盯着，寸步不放，见小姨又要骑车带人，遂跑上前再次拉住自行车不放，纠缠了半天，小姨只得作罢，推着车，在小屁孩“警惕”的目光里，走出他们的视线范围。

    亦增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青年时期之前，总能发现小男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乃至大学生，但凡有点“梦想”的，往往热血上头，就会因为某些“鸡毛蒜皮”的事，或是自认为不能“栽面”的事，而怒发贲张，动手动脚，一争高下，冲动之下，往往不计后果，直待闹出事来，比如发生受伤事件，或是因此而受到了法律处罚，才知道后悔。但是每个男孩和少年，乃至青年，总免不了要在生活当中，接受一些“锤炼”的，虽然不一定主动“挑事”，但自认为受到轻视、“侮辱”和欺负时，总不能缩头缩脚，退避三舍，逃之夭夭，无论结局如何，总要气势汹汹地”应战”的。

    亦增自幼体质较弱，上学之前吃了很多中药，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个头不矮，却不具备“好勇斗狠”的基础与“天赋”，直到上学以后，锻炼多了，才慢慢身体好起来，还曾经当过初中的体育委员，也曾因双臂臂展较长，被少年业余体校的老师挑中，建议亦增练习排球，做二传手。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正逢中国足球要冲击八二年世界杯，在亚洲区预选赛当中取得了迄今为止没有取得过的好成绩，差一步之遥便能出线了。亦增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那时节的国家足球队还是以技术流为主，身体素质并不强，对抗亚洲大洋洲的以力量见长的球队，那时是新西兰，比较吃亏，不过如果不是被黑幕算计，那一届是铁定冲出亚洲出线世界杯了。后来米卢虽然带领国家队进了一次世界杯，但那是亚洲强队日本韩国作为东道主都不参加预选赛，可以说胜之不武，如果这两个队参与，中国队恐怕也难以出线。而且在世界杯上被称为“最无进取心的球队”，净吞零蛋，一球未进，灰头土脸地现眼一番，实在丢人。而今的国家足球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沦落到不忍卒睹的地步，亦增对贺龙元帅做体委主任时的决策极为支持，国足必须解散球员都去和部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先把思想纠正了再说！话说那时节，受国足鼓舞，亦增也曾经想去练习足球，后来都被家人以影响学习，不务正业为由，严词拒绝，所以亦增的体育梦，没有实现。

    亦增刚上小学时，同学广达住草场四条，他们院里，有个比我们大七八岁的小子，长得五大三粗，健壮气盛，据说因参与打群架，致人受伤，而被送到北京大兴的天堂河农场去劳教一年。亦增后来曾经看过一部反映劳改劳教人员改过自新的电影《少年犯》，把劳教所的情况“美化”了不少。据这小子聊天时说——他被劳教后，倒是脾气改了很多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屁孩也很和善，亦增过后想，大约是因为在当时，劳教人员在街坊四邻里的名声很不好，都认为是异端，人们在心底里鄙视看不起，耻于，或者说不敢与其交往，甚至见面都不说话，目光异样，这令这种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尴尬，抬不起头，也就是不大懂事的小屁孩，懵懂无知，不歧视性地看待他们，所以他愿意倾吐憋闷在心里的话，以解“惆怅”——其实那里面很苦的，管教很严厉，每天都得干重活儿，还要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想要“嗞毛”，收拾你的办法多得很。

    上文提到过，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建交，我国从美国也引进了一些电影电视剧，其中就有一部大名鼎鼎的《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电视剧后来没有播完便停播了，据说原因就有剧情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和青少年犯罪，毕竟这敢死队里的成员，多数都是监狱释放犯，虽然对付德军很勇敢善战，但自身的流氓痞气行为做派与语言，与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格格不入，且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认为外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盲目跟风学习，特别是小孩和青年人，好勇斗狠的天性在文革时期得到充分释放，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发而不可收拾，社会风气已经到了一个混乱不堪、濒临失控的边缘，像港台电影里的“黑社会”性质的社团，马甸一类的私自制造武器的地方一霸，以及群殴、伤人、抢劫、强奸等案件，层出不穷，造成社会大众心理恐慌，这才引起高层重视，有了八三年的第一次“严打”，杀了相当一批人，打掉了无数黑团伙，据说当时，偷看女人洗澡也有被枪毙的。

    所以在亦增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各种打架斗殴的现象，当然还是以学生居多，无非是头脑一热，非要争个高下长短，厉害的也会动用匕首、“管叉”一类的凶器，造成流血事件，看得天生胆小、体质不好的亦增颇为咋舌。

    八十年代的“二王”事件和北京鹿宪洲抢劫运钞车大案，轰动一时，这种使用枪械武器的恶性案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打架斗殴的范畴，是人的恶念不受控制，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体现，为了金钱和利益，铤而走险，所以后来对于武器和凶器的管制，是越来越严厉了。

    亦增后来上研究生，有个同班师兄，在九十年代初，做过中国俄罗斯的跨国贸易。亦增和他喝酒时，这老兄就讲过，《中俄列车大劫案》那个电影，反映的是真实情况，那时节，无数的倒爷来往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倒腾货物，赚取金钱，出了国，更是没人管，列车上抢劫凶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安全起见，那时走这趟列车的，腰里不别点什么防身的家伙，是不敢去的，别闹得人财两空，再出了事。

    亦增的姐夫，八十年代末辞职下海，去海南搞歌舞厅，也挣了些钱，他是知识分子，并不擅长经商，对于当时社会乱像，也准备不足，吃了些亏，后来也不得不做了相应的预防和“戒备”，主要是防备抢劫。作为后来人，也从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风起云涌的全民经商的汹涌大潮，没有见识过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与丑恶凶险现象，可能这辈子也未必能够遇到了的活生生的现实情况，听到“过来人”的诉说，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一面“神王”，一面“惴惴”。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贸易环境的安定与社会局面的和平，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还都是必要的，毕竟这世道没有侠客，“富贵险中求”也对，也不对，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儿”，人贵有自知之明，能力有大小，能“发达”到什么地步，努力和运气缺一不可。

    那个时代，有些人物是传奇，比如牟其中，比如年广九，比如李春平，亦增后来有幸在工作单位见到过李春平。刘烨曾经主演过反映他经历的电视剧《人间情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他的传奇，亦增就不赘述了。

    …………

    亦增一直认为，幼儿园的生活是乏善可陈的，在记忆当中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一方面在于当时的幼儿园并没有很多可以引起孩子兴趣的启蒙类的课程，当然也不会动不动就乱收费，费用基本上是固定的，老师们也没有心思鼓动小孩家长参加什么额外的活动——其实也几乎没有。小孩们基本就在幼儿园里做个游戏，滑滑滑梯，吃饭，睡觉，唱歌，仅此而已。另一方面是亦增性格偏内向，对于吵吵闹闹的幼儿园班级有怯生生的“恐惧感”，更没有去和别的孩子打成一片，笑闹不休的习惯和爱好。所以，那几年幼儿园的生活，现在几乎没留下什么可以回忆的东西。

    转眼就到了七七年。亦增这波孩子，是北京市最后一批春季入学的孩子，再往后，就都六岁半，和六岁就上小学了。那时亦增父亲还没有转业回来，还在湖北谷城，不过亦增已经没有再去长途跋涉探亲了。亦增弟弟倒是随母亲去过湖北谷城。亦增的主要任务，开始和义务教育的学业有关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学区”一说，家长们也没有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攀比与竞争压力导致的焦灼心理状态。计划经济时代讲究平等，周边的人群大多差不多的双职工家庭。要说那个年代比较令人羡慕的，还是军人家庭，但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待遇上的优惠。人们并无强烈的“望子成龙”愿望，当然以后希望子女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算是“出息”了。

    小学阶段不过是知识启蒙阶段，对于学校，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与期盼，一般都是就近入学。家长们比较重视的，是以后中学、特别是高中的择校，那是直接关系到能够上什么档次的大学的重要基础。当时北京市各个区，还是有不少教学质量很高的中学，到了初中毕业，学生可以跨区全市性报考，只要你的初中毕业全市统考分数够高。

    按照八十年代初期的划分，还有历史传统和渊源，北京市各个区，都有那么几所全市闻名的老资格市级重点中学，是无数学生和他们家长的向往。

    北京海淀区，正位西北上风上水之地，景色优美，依山傍水，由于拥有全国超过一半的重点大学，在教育资源方面可以说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那些著名大学的附属中学，自然是树的影，人的名，蜚声在外。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自不必说，这是历经百年的名校，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民大学附中，师院附中，加上圆明园附近的一零一中学，这是五所市级重点中学。

    西城区，是当时的西城区，不包括现在的南城宣武区，这里也是教育发达之地，拥有全国重点中学——北京四中，还有八中，师大实验中学、师大二附中，以及同样拥有百年历史、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在一二九运动当中也留下印记的一六一中（女一中），这是西城的五所市级重点中学。

    位于故宫西华门外，毗邻中南海的一六一中，是亦增的高中母校。

    东城区，拥有二中和五中两所市级重点中学。至于位于景山公园附近的景山中学，性质比较特殊，面向全国招生，“门槛”比较特殊，但本地人并没有把它算在北京的市级重点中学里。

    宣武区，有师大附中和十五中这两所市级重点中学。师大附中，历史悠久，毗邻早期的北大红楼，是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学校，原来也是女子中学，与北大清华的附中齐名。

    崇文区，就是亦增当时所住的街道所属的区，只有一所市级重点中学，二十六中，但它也赫赫有名，是美国人曾经投资的“汇文中学”，历史也相当悠久，教学质量很高。崇文区的小学毕业生们，都在初中阶段，还不能跨区报考时，把它作为第一选择，以期打好坚实的基础。

    市级重点中学之下，是区级的重点中学，崇文区有五十中、一零九中和广渠门中学。

    除了四个主城区，当时的近郊区，包括朝阳、丰台、石景山，各有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朝阳是八十中，石景山是九中，丰台是十二中。

    其他的远郊区县，像通县（通州）、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门头沟，则没有市级重点中学。

    从恢复高考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毗邻北京的河北三河市，三河一中，作为省级重点中学，也为一些初次高考失利、打算从头再来的学生，提供了封闭学习的住校机会，学生不占当地名额，学完回北京再投入高考。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小学的前身是同乐小学，该校于1996年合并原私立普励小学的同乐小学后更名为前门小学。 ‌

    历史沿革

    同乐小学创建于1984年8月，原为北京市第八区中心小学、前门区第二中心小学等校，后于1996年合并同乐小学成为前门小学。 ‌

    办学特色

    前门小学实行“两级管理”模式，将年级组日常教育、教学等权力下放，同时保留学校决策权，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学校注重“自主教育”特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

    现状

    截至2023年，前门小学已发展为拥有完整寄宿管理体系的学校，并连续多年被评为北京市义务教育管理标准达标学校。 ‌”

    以上，是百度AI得出的亦增小学母校——同乐小学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84年建立的，在亦增入学的77年，它就已经改名叫同乐小学了。至于什么“原为北京市第八区中心小学、前门区第二中心小学”，作为82年毕业的老校友，亦增闻所未闻。不过，这个小学的前身——普励，还是很有历史的，可以追溯到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在当时的北平市，也算教育领域的“翘楚”和“首开风气”者之一。

    有一本书，叫做《百年崇文图鉴》，在这本书中，赫然有《北平市普励小学校概览》！它是民国时期，北京仅存的二三种小学校志（含校庆纪念册）之一，现藏于首都图书馆以及国家图书馆。清末民初，北京涌现一批新式小学堂，1912年统一改称为小学校。据《北京志·基础教育志》记载：“至1927年，京师有小学校293所504个教学班，学生13795人。”至今著名的有：府学胡同小学、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宣武区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前门小学等。但存世民国版小学校志的寥寥无几。

    北平市普励小学校，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位于崇文门外打磨厂新开路贾家花园——亦增入学时，附近那个同仁堂的制药厂，已经是国营药厂了——同仁堂乐氏出场地，社会贤达人士邵黼宸先生出银四五万两作改建购置基金等费用，将贾家花园旧址辟为普善义塾。1906年，普善义塾与台基厂（就是现在东交民巷附近）的普励学堂合并，遂定名普励学堂，是原崇文区境内第一所私立小学。1912年改为普励小学，韩麟阁担任监督（校长）。1918年改名为北京私立普励小学校，公举邵黼宸任首席校董，金庚绪任名誉校长。1924年改建新式校门。1932年十月出版《北平市普励小学校概览》。

    一个小学校，能在北京的教育史上留下清晰的记载与图片影像，实属不易！

    《北平市普励小学校概览》虽然仅有20多页，一二万字，但其内容极其丰富。有目次、例言、学校概况序；插图有校门、校徽、校歌、教育部特奖匾额、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奖题给校董邵邦良“敬教劝学”匾额、邵黼宸先生遗像、邵黼宸先生逝世学务局祭文、金心余校长肖像、十余届毕业生摄影照、童子军成立典礼摄影；表录有校董事一览表、校教职员一览表、校现行组织系统表、历届毕业生及在籍学生统计表、校产表、校舍平面图、校各董事捐助经费一览表、各机关补助经常费一览表；校沿革概略，校历年大事记，实施概况。附注有：奖励暨劝惩学生条例，学校家庭通知簿，鸣谢刊印《北平市普励小学校概览》的捐助先生等！

    据邵黼宸先生后人“岭南风暖”《挥之不去的民国情结》记述：“普励小学出资人邵黼宸（字云清），是我外婆的父亲，祖籍浙江绍兴，但几代人一直在京城为清皇室做事。1903年由邵家出资，同仁堂乐家提供场地，共同兴建了普励学堂，民国元年更名为普励学校。外婆娘家姓邵，外婆是邵黼宸的长女，大号邵超千。外婆的父亲邵黻宸以及祖父原本都是为清皇室掌管库银的官吏，家盛之时，邵家的房产遍布京城各个城区，直至“文革”中被没收强占交换。母亲回忆，小时常去外公家小住，他家的花园一个套一个，最里面的花园常年没人进去，花园深处的空房子竟有闹鬼的传说！20世纪九十年代邵家最后一处房产拆除时，院内有大小200多块太湖石竟不知如何处置。清朝末期，皇权岌岌可危，靠吃皇粮已没有出路，这些前清官员便纷纷“下海”兴办实业。邵家除了和乐家合建这所小学外，还另办一所“水校”。所谓水校，实际就是操练消防员的培训基地，同时也承担消防事务。北京古建筑以及当时的民房几乎都是木质材料，消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无论是办学堂还是建消防队，都是应当时社会之急需，也是民族责任使然吧，这些行业可都是赔钱的行当！”

    解放后，1956年8月，普励小学校由政府接办，改名贾家花园小学。1966年4月，因1965年乐家胡同与贾家花园合并为同乐胡同，学校遂改名为同乐小学。1996年，同乐小学与打磨厂小学（前身为始建于清同治七年的巴氏觉罗学堂，民国初改为铁柱宫小学，1934年改为打磨厂小学）合并为前门小学。原普励小学遗址位于同乐胡同，校门为80年代末改建。

    金心余先生在《北平市普励小学校概览》概况序写道：“有爱人之心无爱人之力者，不足以成事，有爱人之力无爱人之心者，尤不足以成事”。既是对邵黼宸先生致力基础教育事业功绩的褒奖，也是对后人的忠告！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书“敬教劝学”题匾、民国三年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书 “功资养正” 题匾，对加强我们今天基础教育中的小学教育事业仍有一定的借鉴。

    （按：以上内容，参考自《北晚在线》李忠义先生的文章——笔者）

    亦增几十年没有再回过小学母校，记忆里，那小学校，当时占地算是比较宽阔的，有个标准的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子，边上有旗杆，和一个大大的电铃。上下课之时，那电铃便会响起。四周是一排排的平房教室，在进深处，有个高大的回廊，两边有两个大办公室，是老师们集体备课的地方，再往后，就是另外一些平房，是

    学校的办公室和仓库储藏室等。从那边，有路还可以通回操场。亦增记得上体育课，若长跑时，便先围着操场跑圈，然后径直冲向回廊后面，再绕回到操场，大约能有四百米的距离。

    亦增记得开学之日，学校里人声鼎沸，新生和家长云集。亦增对于这比幼儿园更闹哄哄的场面，并不觉得多么激动和新鲜，大抵是人多的场面见过不少，而且比较“怯场”，不喜欢这样的场合罢。好在亦增还认识一个同学新生，就是广达。亦增本来不认识他，也不是一个幼儿园出来的，但亦增母亲和他母亲认识，她们曾经在一个夜校补习文化，算是同学。广达的父亲也是军人，在北京军区装甲兵服役，和亦增父亲同行，不过他们当时都没有到场。由于母亲的缘故，她们谈谈说说，亦增和广达自然也就认识了。广达属于比较健谈的孩子，性格平和活跃，比亦增有”人缘”。

    小学教育，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当时的老师们，包括亦增初中高中阶段的老师，都是很有责任心和职业素养的——亦增认为这和时代与修养有关。那时还是计划经济的末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没有在教育界蔓延开来。教书育人，还是“神圣”的事业。

    亦增的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姓张，慈眉善目，与亦增姥姥岁数相仿，给人十分亲切与和蔼的感觉。她就住在学校附近的南深沟胡同，以后的五年里，张老师作为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给亦增这班三十来个孩子进行了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打下了人生的第一课。

    小学时光，其实乏善可陈，而且在记忆里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亦增记得，由于从小对书籍的爱好，在语文方面，亦增兴趣盎然。由于体质较弱，在一开始上体育课，爬杆——就是一根光溜溜的铁柱——时，亦增是上不去的，后来回家刻苦锻炼，每天做俯卧撑，两个月后，终于可以爬上去了。这是小孩子收获成果和信心的初端。

    上学以后，亦增的体质慢慢好起来，个头也逐渐长高，在学生里算是个高的。小学四年级时，北京市搞了一次小学生拔河比赛，亦增还参加了。除了复赛时，面对一群“膀大腰圆”、服装统一的织染局小学的绝对优势，我们无计可施外，还是赢了不少小学，最后获得了第四名，每人得到一块手帕作为奖品。而前三名的奖品，是毛巾。

    亦增也比较喜欢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是魁梧的中年人，和亦增大舅很熟，他有时也和一帮小学生一起，在篮球场上踢足球，把篮球架子的框架作为小球门。亦增记得那时当过守门员。

    小学教育的启蒙基础，当然是语文与数学，还有自然常识类的课程。当然，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思想品德教育与体育教育，也是必不可缺的。

    语文，首先要从识字开始，而识字，作为汉字这种历史极其悠久、保留了许多远古时期“形象”特征的象形文字，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到今天的规范化文字，其中在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后，又先后经历了若干次简化体的文字改革，其最主要的部分，大约有两千个左右的单字，掌握后，便可以进行日常的交流满足生活所需。至于说到语言学，则除了这基础汉字以外，还要熟悉和掌握辞海里那包罗万象的数以万计的汉字，其中有很多是十分生僻，在日常很少用到的，若要研究文字历史发展，还要对古代各个时期的文字有所了解和掌握，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拿捏”得了的了，是语言学家的工作了。而作为学生，要了解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文言文也是要学习的，不过那不是小学启蒙阶段的任务。

    中国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像西方那样，用26或略多与略少于这个数目的拉丁字母，进行大量的组合与链接，创造出各类单词与词组，从历史渊源上来讲，有很多单词词组的组成部分，比如词根与词缀，都有相像之处，显示它们的来源与出处的相似性。中国文字是象形的演变，与西方的路子不同。其利弊优劣，并无标准与定论。不过在民国时期开始，中国文化界曾有以汉语拼音来标注汉字，以向当时先进的西方靠拢的意图，试图“取消”纷繁复杂的汉字，结果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说历史上的文言文，就是汉字里的那些众多的同音字，就完全无法用汉语拼音来解决。这里有个有趣的故事——

    民国大家、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针对这种思潮的困难性，仅用一篇短文，便干净利落地给予了揭示——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就是有名的《施氏食狮史》，其背景是，早在清末民初，为了免除人们学习汉字的艰难，一些语文先生就采用和提倡以相应字母拼写汉字。而赵元任先生，虽然是这“罗马字母拼音”活动毋庸置疑的创始人和积极倡导者之一，但为了论证“拼音”有必要和可能，却不能完全代替汉字学习，赵元任先生不仅从国家、民族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等，这些文字以外的方面寻找依据，而且在文字的内部，包括古文和现代口语、书写的角度讲述文字改革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施氏食狮史》这段颇有些“极端”的“古文”，就是他在这样的背景下“硬造”出来的。文中“石狮尸”的荒诞结局，暗喻若强行推行拼音文字，可能导致文化符号失去表意功能。‌‌

    其实，这是有些误解的。赵先生本人是拼音文字化的倡导者，他的本意是拼音有助于人们更方便快捷地掌握汉字。

    一般认为，包括一些学者在内，认为赵元任是希望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汉字拼音化带来的荒谬。其实，正好相反，“一般认为”的观点违背了赵元任本来的意思，或也是可以说作者找了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

    赵元任在叙述了这个例子和包括《季姬击鸡记》等三个自己创造的例子以后说的话：“这些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如果你要是写语言，当然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写的要是不够清楚（假定你把语言里的声音全写出来而仍旧不够清楚），那你本来话就没有说清楚。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刊登了一段我的谈话，大部分都刊登得对，就是最后几句话，说到我说关于罗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制的，那大概是访问的时候，时间匆促了，没有弄清楚，结果刊登出来的那个说法，跟我的意见刚好相反……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我们有一套向来沿用的公式，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新公式来，还没有人想到有这个必要，给他制定成现代化的一种语言，能够说了就可以听得懂的……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可见，赵元任的意思很容易被大家误解和歪曲，而且几乎是从当年的记者开始，就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赵元任，把他本来的意思完全颠倒了。如果我们不赞同赵元任的观点也可以，但是不应该通过歪曲或者误传他的观点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不管如何，对于赵先生，亦增长大成人以后，读到他的著作，还是非常佩服的，不愧是民国大家，而拼音这种语言学习形式，也一直被采纳，并在启蒙教育阶段，对学生的汉语学习有着一定的促进与辅助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学校生活，比之幼儿园有很大不同，要学的东西很多，幼儿园那时是纯粹的玩更多，年龄段也不一样，虽然小学生仍然没有脱离“乳臭未干”的小屁孩阶段。随着学习生活的深入，亦增原来相当胆怯和有点“孤僻”的性格，逐渐开朗了一些。这一方面是由于亦增的理解力和悟性还不错，在学习方面成绩不错，另一方面，随着了解的加深，除了同学广达以外，通过家里人认识的几个男女同学也逐渐熟悉起来。比如长得像个洋娃娃的女同学小辉，她姥姥和亦增姥姥很熟悉，住的也不远，女同学小靖，后来亦增在某次活动中还见到过，那是高中阶段了，聊了聊，亦增以为自己初中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不错，已经可以“平趟”全市所有的市重点中学了，没想到还不及炫耀，人家小姑娘轻描淡写地说出了她的分数，比亦增还要高几分，弄得亦增话憋在口边说不出来，不由得刮目相看，咋舌不已！

    还有个住草场四条的男同学，是个滑稽的“活宝”，属于冷幽默的典型，别人笑，他自己绝对不笑，他的名字也有意思，叫做“续纲”，一些“不怀好意”的同学给他起外号谐音为“裤裆”，他也不以为意。这哥们学习比较差劲，搞笑却是一绝。记得某次上课，老师问他什么问题他答不上来，老师便让他到黑板前的挂图上指出。这小子接过老师递过来的尺子，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一下子把挂图戳了个窟窿！底下哄堂大笑，“裤裆”傻愣愣地做无辜状，把老师气得够呛！

    另有位女同学，学习很好，也勤快而听话，颇得老师信赖，是班上的劳动委员，脾气性格也好，就是肤色黑了一点，被一群男孩子瞎起外号，还经常欺负她，有时会把她弄哭。亦增虽然没有那个胆量去欺负女同学，却也跟着看热闹，现在想来也觉得良心上有点“过不去”。当然这都是小孩子的瞎闹，并无什么针对。这女同学后来上了区重点一零九中学，小学毕业成绩比亦增要好。

    当时位于景山后街的北京市少年宫，对学生们是开放的，有很多业余兴趣小组。书法绘画，唱歌跳舞，应有尽有，比较“时髦”的是航模。当然想参加的话需要学校组织推荐，并不接受个人报名。亦增记得参加过合唱队的活动。

    两大主科之一的数学，自然从乘法口诀和算术开始。这门课在启蒙阶段，并不像后来的数理化那般晦涩与深奥，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亦增曾经代表学校参加过区和市的数学比赛，当然没有取得什么名次。亦增爱看书，家里有一本《有趣的数学》，里面有趣的故事性的知识介绍，现在亦增还记忆犹新，比如那个“延安宝塔共七层，灯光点点倍加增，一层宝塔灯X盏，试问全塔一共几盏灯？”，以及数学史上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一条蜿蜒回旋的小河上，连接河中小岛，共有七座桥，能否一次不重复地走遍这七座桥？这是有人向大数学家欧拉提出的问题。欧拉沉思片刻，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想要一次性不重复地走遍七座桥，是不可能的！凡此种种，有很多有趣的内容。

    亦增算是开蒙比较晚的孩子，虽然家庭条件也不算太差，但比同龄的小孩见识与适应力都弱一些。当然属于基本老实本分的亦增，在学习上还可以，也比较得到老师重视，当过班长，还曾经帮老师去医院挂号看病，结果激动之下，也没问清楚挂哪个科就跑去前门医院了，被挂号的阿姨一顿训斥：这里这么多科，你到底挂哪一科？弄得亦增好不尴尬。

    当时社会风气比较混乱，刚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门心思挣钱，半大的孩子也陷入诱惑，由于不懂利害，容易被社会上的不良青少年诱导，差点犯了“严重错误”。亦增和同学广达曾经到南芦草园胡同的社区图书馆帮忙，当然是学校指派的，算是“社会活动”，可以在图书馆借书看。那图书馆不大，但还是有不少好书。一次广达借出的书被五条口居住的一个姓包的不良小子看上，以烟盒洋画等小孩流行的玩意儿为诱惑，唆使广达从图书馆把几本比较贵重的书偷拿出来交给他去转卖，广达没忍住诱惑，借机从图书馆偷拿了一本书出来，后来得到“甜头”后，又去“行动”，结果被发现，给予了批评教育，这算是我们这些小孩踏入社会后摔的第一个跟头，也是人生的一课。

    亦增也犯过类似“错误”，不过是贪玩和无知。学校后面就是同仁堂的制药厂，他们烧煤，要筛煤成细粉，亦增班上几个孩子玩投石游戏，看上了这细粉煤堆，因为每扔一块石头进去，都炸起一团黑烟，很像电影里的炮弹爆炸的效果。亦增也和他们一起玩的不亦乐乎，却没想到这是人家的辛苦劳动成果，结果被筛煤的工人师傅发现，追出来，那些机灵的孩子见势不妙，一哄而散，亦增的反应就慢一些，虽然也想跑掉，但动作迟缓了一些，被工人追上抓住，给了一个“大脑勺”，还揪到学校告状，让老师十分生气，痛批了一顿。以后这类“活动”，亦增就不敢再参与了。

    学习生活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小学毕业季。当时在崇文区，小学生的志愿自然是最有名的二十六中——汇文中学，这是入里唯一的市重点中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名气，自然为以后初中高中，乃至上大学打下坚实基础。那时候虽然学生数量还没有后来那么多，但一个区内只有这一所市重点中学，没有其他选择，小学阶段还不能跨区考别的区的市重点，所以也挤破了头，竞争十分激烈，“水涨船高”，那一年，小学毕业考试只有语文数学两科，若没有考到198分以上，二十六中的大门是不会向你打开的，所以尽管都报名这所学校，但录取名额也十分有限。偏偏这一年的考试，亦增发挥得有些失常，也不知是心理压力大，还是应变能力弱，总之语文虽然得了满分，但数学只得了92分，“大失水准”，以这样的成绩，不但市重点二十六中遥不可及，连区里那几所重点学校——五十中，一零九中和十一中，也都还不够人家的录取线，最后只能被第三志愿的一七八中学录取。这学校在天坛北门的金鱼池附近，离家倒是不远，走路也就十五分钟，据说有一部分老师以前是从十一中分出来的。但在亦增和很多学生与家长看来，这个学校与市重点二十六中，和区重点五十中、一零九中与十一中比起来，显然是没什么名气与“前途”的，不免有些失望。不过好在小升初不过是学业生涯的第一次，以后发展的机会还未可知。亦增也没想到，这所看起来并不怎么样的初中学校，对于亦增却是个“福地”，三年以后，在亦增自己的努力，和学校那些极负责任的老师的辛勤引导与教育下，亦增考出了全校第一名的“辉煌”成绩，并且分数可以报考北京市任何一个市级的重点中学！在这里，亦增还获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的荣誉证书，可谓大获成功。

    亦增的同学广达，也考入了一七八中学，继续和亦增做校友同学，他中考的成绩也不错，是全校第四名，第二名也是我们班的。而当时的全校第三名，那个女孩子，后来上了宣武区的师大附中，再后来成为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她的名字叫胡紫薇，是我们的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