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适逢夏至刚过，身体调理一番，尚对上部作品有所回味留连，不过一切向前看，由悠远的历史，转到近眼前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的历史。我钟情于这个城市的厚重感，它的纷繁芜杂，大气磅礴，旧影新题，浩荡变迁。仅以个人和身边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活奋斗、爱恨情仇，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都市，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笔者）

    京东北，密云水库南岸，灰色的浩淼水波与漫天飘洒的红色黄色和绿色交杂的落叶，以及瑟瑟轻起的风，构成了一幅燕京初秋的画卷。

    在一栋依山坡而建，可俯瞰烟水天色的别墅平台上，亦增正坐在露台桌前，点起一支薄荷烟，品着原味的苦咖啡，凝望着远方浩荡的潋滟与浮云，目光平静而深邃，内心则思绪翻涌，跨越时空，回到了往昔时刻……

    亦增的祖辈，在久远的岁月中，是否曾经经历过迁徙，就像那山西洪洞大槐树，开枝散叶，分布四方，已经无从查勘。北方普通人家，也没有修家谱、建宗族祠堂的习惯。与家族有关的津津乐道的历史，多半还是因为亦增的母亲一系，以前老家世居河北满城，与那西汉时期的中山靖王刘胜，有着无法言说的传承关系。燕赵大地，画角声中，牧马农耕频来去，历史变迁，谁又能说得清呢？

    从祖上而论，亦增父亲一脉，属于冀东南。后来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饮料品牌“旭日升”。而在解放前，都是务农人家。只不过在亦增祖父，甚至更上一辈的亲眷当中，也有并不务农，而外出帮工，给人做学徒伙计的，虽然未能大富，倒比纯粹耕田，似乎收入多些，但也将就。后来，亦增祖父兄弟三人，辗转到了外地，有的定居天津卫，有的在北京过活，而亦增祖父，则去了上海。因为祖父过世的早，亦增对祖父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带他逛的上海外滩、武胜路，很好吃的小馄饨，西郊动物园，与在亦增幼小时，北京还是木头方块上画的，而上海已经将那小孩玩具，做成了惟妙惟肖的金属飞机模样的飞行棋。

    亦增的祖母过世更早，对于她，亦增毫无印象。后来祖父到了上海，续娶了后妻，就是亦增的后奶奶，亦增对后奶奶有比较深的印象，她是个精明和蔼的上海老太太，里弄，阁楼，在亦增幼小的心灵中，与煌煌大上海的恢宏一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短暂，有些模糊。

    土改以后，对于祖父家庭的成分认定，则有些复杂，虽然不可能是“剥削阶级”，但也并没有完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能算赤贫，故而认定时还费了些踌躇。不过后来亦增父亲被祖父带到上海去上高中，后来从上海参军入伍，是否因此而在政审时有所影响，亦增也不得而知。想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吧，毕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老百姓家庭。

    而说到亦增的母亲家族，则是真真切切的革命家庭。亦增的外祖父，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为党工作，勤恳任劳，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过生入过死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之一，也算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中的一份子。

    2003年，亦增外祖父去世，在追悼会上，亦增见到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外祖父的生平简历，这是亦增以前并不知道的，也未曾听外祖父本人，或是家族亲属们谈到过的。当然，以前亦增还小，也没有人会对亦增谈这个。

    这是一段虽然普通，却并不平凡的革命者的人生经历——

    ——1952年，被定为国家行政干部17级，1954年定为16级，1956年定为15级，1984年按老干部14级办理离休手续。

    ——1917年6月28日，出生于河北满城；

    ——1924-1929年，在家乡上小学（高小）；

    ——1929-1934年，在老家种地；

    ——1934年9月-1935年7月，在天津修铁道；

    ——1935年8月-1940年10月，在老家种地，当校长、会计员，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这是外祖父革命生涯的开始！）

    ——1940年-1943年12月，当村干部、会计，搞药品“盘尼西林”等；

    ——1944年8月，正式入党（无候补期），之后离村到区、县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本村证明人：XXX；

    ——1944年9月-1946年5月，在满城县二区合作办事处任会计主任，在区小队工作（自带手枪活动）；

    ——1946年6月-1947年8月，在察哈尔省振兴实业公司任会计、业务员，从事地下党活动，证明人：XXX；

    ——1947年9月-1948年3月，任聚兴隆公司大王店分店会计；

    ——1948年4月-1949年1月，任北岳区瑞华公司会计，证明人：XXX；

    ——1949年1月-1951年1月，任北京百货公司经理，证明人：XXX；

    ——1951年1月-1952年1月，任北京市工商局人事室主任，证明人：XXX；

    ——1952年2月-1953年1月，任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三区主任、财务科长；

    ——1953年2月-1955年9月，任中国五金器材公司经理、财务科长；

    ——1955年10月-1956年5，月任中国五金交电器材公司书记兼副经理；

    ——1956年6月-1958年6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58年7月-1959年5月，任中国北京科研服务处书记、经理；

    ——1959年6月-1960年5月，在北京二里沟中央财贸干校进修学习；

    ——1960年6月-1961年5月，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61年6月-1966年8月，任中国医药总公司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书记、经理，证明人：XXX；

    ——1966年8月-1969年7月，文革期间靠边站，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7月，平反、解放，恢复工作；

    ——1969年7月-1971年5月，任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顾问小组组长、成员、委员，证明人：XXX；

    ——1971年5月-1984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证明人：XXX；

    ——1980年5月，因病在家休养，1984年6月正式离休，享受14级待遇；

    ——2003年9月13日去世，享年86岁。

    附录：

    家乡1948年土改，革命后有41亩地，房5间，人12口；1954年办初级社，16户入社。

    ………………

    随着亦增年龄渐长，老辈人也逐渐老去。作为外祖父的首个外孙子，他又是多少有些“重男轻女”思想的人，自然对亦增颇多宠爱。外祖父有七个子女，还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从军后，做到海军葫芦岛基地的政治部主任。亦增的母亲在七个子女中是老大，比亦增的小舅舅大了有二十岁，在家里面有半个娘的“威信”，帮助外祖母操持一大家子。外祖父革命工作多忙，无瑕过多照顾家庭。

    外祖父离休后，身体不大好，一直休养。亦增经常去看他，陪他聊聊天。外祖父虽然革命经历丰富，经过的事情多极了，却从来不在小辈们面前讨论自己以前的经历与业绩。或许这也是那一辈老革命者的某种习惯，对于革命工作的事情以谨慎纪律、保守机密为要，即便已经离休，即便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仍然保持一贯的操守与准则。其实以外祖父的经历，比之后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亦毫不逊色，很有共同点，只是这些，都是外祖父过世后，从后辈亲人回忆当中得知的，外祖父自己，则从来没有做过写回忆录的打算。

    亦增外祖父的家乡满城县，原属保定地区，背倚太行山脉，曾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们和国民党伪军、特务、汉奸及地方的“青帮分子”勾结，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罪恶滔天。身处敌占区的家乡百姓们惨遭日本鬼子及汉奸走狗蹂躏。乡亲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有“保定外围神八路”之称。家乡的村里，有许多原来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也拿起大刀建立了大刀会，与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还有许多人则参加了平原游击队。

    外祖父从青年时期起，就在父母教育及乡亲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他曾是地方上八路军武工队队员，主要从事地下党活动。据后来亲人回忆，当时保定地区共有27个县，县下设区。在敌占区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民兵组织，开展地道战（如河北冉庄）和平原作战（如白洋淀雁翔队），大刀会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八路军一同作战。许多歌颂太行英雄的老电影、小说如“太行英雄传”、“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 “狼牙山五壮士”等，都反映了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战斗，抗战八年打败了日寇。抗战胜利后，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到1948年底，保定解放了，家乡老百姓从此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亦增由衷地感到，前辈们曾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历经风雨，饱受磨难，在民族危难时刻投身革命，为保卫家乡、为建立新中国而战！

    亦增的外祖父上过高小，读过书，算是个“知识青年”，学习和了解领悟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自幼热爱家乡，热爱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前，他就热心于公共活动，当过村干部、校长、会计。抗战时期，外祖父就加入了革命队伍，正式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县敌后武工队队员）！当年，外祖父曾在村里，跟地下工作者与进步群众一起，千方百计为八路军武工队筹军粮和药品（如盘尼西林治疗枪伤药品及各类消炎药），不顾生命危险，四处奔波。他们活动隐蔽，多在夜间进村。因为当时，村里也有汉奸、特务，如村维持会会长等，他们甘愿为日本人提供八路军武工队情报，出卖乡亲。外祖父恨他们，与他们势不两立！据亲属回忆转述曾外祖母的话，当年外祖父身材高大，一身粗布衣裳，腰间常跨两把盒子枪，很神奇勇敢，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去匆匆。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回村，多在夜间偷偷翻墙回家，把旧自行车往村外沟里一扔，后再骑走。后来外祖父离开村子，到区、县武工队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平津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党中央正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规划着“进京赶考”，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千年大计，而北平的地下党和解放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着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秘密工作。

    正是在这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向前推进的历史性时刻，外祖父于1949年1月，奉命离开家乡，进驻北京，根据革命需要，参与中央政府接管北京的工作！

    可以说，亦增能够出生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与外祖父的革命生涯，以及后来他奉调入京，做接收工作，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联！

    亦增对于满城老家，还是有印象的，这缘于亦增小时候和母亲回过几次老家，老家还有不少的亲戚在。相比于亦增父亲这边，祖父兄弟都远离故乡外出工作生活，也只有身后，才“落叶归根”，埋入老家坟地，而由于外出日久，人情便淡了许多，加之从亦增父亲这一辈起，便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所以冀东南的老家，对于亦增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了，而亦增也没有打算，如果老人没有希望和要求，再重返故乡“寻亲”。

    外祖父这边则不同，他兄弟二人，弟弟一直在老家生息繁衍，后代兴旺，外祖父虽然“高升”进京，与老家的亲眷们也没有断了来往，经常互相走动——当然，主要是老家亲眷来北京走动，拜望一下也算“出人头地”的外祖父。外祖父对于乡情亲情，自然是铭记于心的，但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守着严格的纪律与规则，并不为老家的亲眷们行什么“方便”。老家亲眷，亦增的表舅，舅妈们，也很自觉，来往探亲，只叙乡情别情，从不要求什么。这种朴素的革命者家庭的亲眷往来，一直持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外祖父去世后，下一辈仍在持续。

    当然，随着后来改革开放乡村振兴，老家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地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工业开发区，亦增的舅姨们，与老家亲眷合伙盖了几间房子，后来也划入拆迁范围，这是后话了。

    总之，在母亲和外祖父这边，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一直在绵延不断地持续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醇厚而淡然。

    …………

    后来，亦增也从上辈亲属回忆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在老家的风云往事。

    据说，作为革命者家庭，受外祖父牵连，曾外祖母（亦增称呼太姥姥，她在亦增三岁时去世，亦增对她有模糊的印象。家中，有一张曾外祖母的黑白照片，比较模糊，但每观之，亦增还能依稀记得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曾几次被绑架！

    在1942年的一天，曾外祖母被日伪特务五花大绑，用枪督着，带到村南马场村炮楼。敌人逼她说出儿子在哪儿，几时回家，不说就严刑拷打、往嘴里灌辣椒水！与曾外祖母同时被抓的，还有村里几位为八路军办事的乡亲眷属，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她们饱受侮辱和虐待，但都表现坚强，不惧敌人的逼供、拷打。幸运的是，我八路军武工队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与敌人周旋，而特务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又觉得毕竟乡里乡亲，不能把事情做绝，便敷衍应付差使，以“查无联系，并未通敌”为由，关了几天后，让交保赎金，把人放出，曾外祖母她们这才得以平安地回到村里。

    亦增的外祖母，1916年出生于保定西郊大边坨村一个贫苦的家庭，该村是个世代贫穷落后的平原村。由于家境贫困，外祖母不能上学读书，大字不识，但自幼勤奋，从4岁开始就帮助家里干活。家里以种地为生，为了生计，还常到本村地主家干活，洗衣、做饭、搞卫生。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后进行了土改，外祖母家分得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外祖母16岁那年出嫁，由于外祖父从事地下活动，她便和大伯在家种地。外祖母为人正直、勤奋、善良、宽容，和家人一直相处和睦。她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下田干活，还要做饭、照顾儿女，苦累不说，更难的是作为共产党家属，她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坏人抓走拷打一顿，或丢了性命！

    抗战时期，老家为敌占区，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及特务活动猖獗，伪军长刘万杰更是杀人不眨眼，属下气焰嚣张。他们与地方保安团、特务勾结在一起，到各村抢粮食、乱伐树、偷鸡摸狗、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乡亲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据亲人转述曾外祖母的回忆，1947年的一天，外祖母作为共产党家属被绑架游街。曾外祖母抱着哇哇大哭的亦增二姨一直跟着国民党伪军、特务来到村罗汉殿（药王庙）旁的大藕河边。因为哭闹，伪军特务就喊；“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去”！曾外祖母紧紧抱着妹妹哀求说：“不要！请你们别伤害孩子！这孩子还小，求求你们把我家媳妇放了吧，带走她给我留下几个孩子，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呀？要抓你们就把我抓走吧”。“滚开，老太婆！”只听‘砰’的一声响，恼怒的伪军突然开了一枪。幸好子弹打偏从曾外祖母耳边擦过，老人幸免遇难，但她的耳朵差点儿震聋，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那天外祖母被五花大绑游街，伪军们边敲锣鼓边喊叫：“说，你家男人在哪里？与谁联系？把他交出来！”外祖母很坚强，未透露一字。随后他们又把外祖母和其他几位八路军家属带到村西头宋家，进行拷打、逼供、折磨。外祖母自始至终咬着牙，强忍悲痛，不肯讲出外祖父的事。后来忽然间村西外响起了枪声，是八路军武工队赶到了，伪军见势不妙，也顾不得外祖母亲她们了，匆匆向村东方向逃窜，外祖母等人有幸得救！

    …………

    据亲人回忆，1943年夏天，日本鬼子、汉奸活动日益猖獗。他们进村就抢粮、捉鸡、祸害乡亲们。大人小孩，都害怕他们进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时亦增母亲六岁多，记得有一天日寇、伪军又进村了，他们在街上随意搜身，到各户抢粮，以查户口为名，搜查掩藏在农户家中的八路军伤病员。那天，亦增母亲正和一些发小伙伴在街上玩游戏，忽然听说鬼子、伪军进村了，急急忙忙各自找地方躲藏！因离家较远，亦增母亲只好一路小跑到路北一家，见他家大木门关闭着，就从大门下方的门缝里使劲往里挤，最后终于钻进了院子里。亦增母亲吓得够呛，总算聪明机智、动作灵敏，未被坏人抓住，而他的小伙伴有的就被抓了，还遭毒打，因为她们的父亲都是村里老党员，这都是村里特务告的密，亦增母亲幸运躲过一难！

    亦增母亲的童年生活艰难，家境贫困，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无学上。她很懂事，从小就帮家里干活，照看弟妹，还整日担惊受怕。听说新中国成立后，亦增母亲很激动，老家召开镇压反革命公判大会，作为革命后代，13岁的亦增母亲也义愤填膺，和乡亲们一起到县城开声讨大会。

    据亲属回忆，曾外祖母还讲述过家里买织布机一事。1952年，家里从保定买了台老式织布机，亦增的表舅舅，赶着小驴车往返50里路拉回家，曾外祖母和亦增母亲高兴极了。曾外祖母抽空就用一台旧纺车纺线，亦增母亲则用织布机夜以继日地织布，晚上常常点着煤油灯干活。亦增母亲心灵手巧，能织出多色彩、多图案的粗花布供全家做衣服、被褥用，一家人当时过着朴素的生活。那个时候，外祖父和外祖母刚进京不久，还未来得及安置家属，小小年纪的亦增母亲就担起了照顾家庭和弟妹的重担。

    1954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村里16户人家入社，亦增母亲被选为副社长。16岁的亦增母亲，就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亦增母亲吃苦耐劳，不怕脏累，干农活、筑大坝样样行！老家1956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亦增母亲又被选为副社长。她还在村里担任妇联会主任、共青团书记、妇女队长，后又当选为区妇联委员，经常到区政府开会。直到1958年11月，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来到北京生活，与外祖父外祖母团聚，自此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亦增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在老家的革命生涯和生活经历，亦增了解得很少，盖因以前年龄幼小，少有亲属回忆往事。后来亦增逐渐长大，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越来越丰富，对于前辈们的往昔多了关注与怀念之意，本着不忘过去，珍惜传统之意，做了一定的了解与追记，以为一种纪念！

    …………

    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拉开了它的帷幕。在离以前的前门楼子不远，与八大老字号云集的大栅栏商业街咫尺之遥，有很多名号，譬如月盛斋、都一处、清华池、天兴居、广和剧场等，后来都成为四九城回忆榜上的所在的地界，这里有一条从西到东，可以由大栅栏那个繁华的商业街，经过鲜鱼口街，西兴隆街和东兴隆街，一直通到花市，也就是后来那个新世界百货所在的地方的贯穿东西的长街。这街道在当时并不宽阔，即使在几十年后，经过翻新与改造，也因为要保留原始风貌，而无法拓宽街道，不过彼时仍然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沟通了北京老城的崇文和宣武两区。在这条街的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冠名为草场头条到草场十条，以及长巷头条到六条，青云胡同、新开路等大大小小的曲折而又狭窄的胡同，构成了条块分割的居住区。在草场三条与长街交汇的把口处——如今改造后，草场三条是唯一进行拓宽，直通到天坛公园北门的祈年大街的组成部分了——，有一间解放前留下来的纸铺门面，它的后身，是格局不算十分规整，但能够依稀看出原有四合院格局的一个杂院。这里，西兴隆街XXX号，便是亦增外祖父奉调入京，开始从事接收工作的住所，也是亦增自从出生后，延续到一九八六年搬家，一直居住和十分熟悉的所在！

    …………

    亦增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经数次从以前住过多年的旧宅经过。这一片已经经过了改造，当然那条主街道的宽度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为要保留这里的原始风貌，所以并未整体拆迁，只是把街两侧和胡同内遗留下来的老旧危房进行了翻建和重修，有些已经不再是民宅，而变成了商业门面。

    外祖父的旧居——也是亦增的旧居，因为外祖父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便从这里搬家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东侧路，也就是现在中国围棋会馆的对面，而亦增和父亲母亲则在这旧居杂院的先是南房，后是北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六年，也即亦增父亲单位分配住房为止。

    这附近，北边的打磨厂街里，原来有北京十分有名的“地下城”，是以前的规模宏伟的人防建筑，蜿蜒曲折数十里，设施齐备，令人叹为观止。早些年，这一处景点，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亦增有幸在以前下去游玩过，和在河北冉庄看到的地道战遗址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亦增后来上学后，对于历史地理等都有些偏爱，所以热衷于从各类书籍与记录中，探询街区、地方、建筑遗迹的掌故与由来，以至于每外出旅游，也乐此不疲，总是事先或当时，了解旅游地的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和由来等，而对于自然景观，则注重其在民间的传说逸闻故事等。游金山岭长城、山西五台山，莫不如此，自己还津津乐道地热情给旁人讲解普及。在五台山，亦增正兴致勃勃地给同游者讲说佛教大小乘、黄教与红教的区别，不意身边正好有一喇嘛经过，听亦增滔滔不绝的“歪论”，颇不以后然，断然指摘亦增说，天下佛教本一家，哪有那么多的区分与划界，没有什么红教与黄教！闹得亦增大红脸，汕汕地尬笑。

    亦增出生于这条街东段的前门医院。那医院，是当时这一带有名和人流众多的场所。它的对面，是一间同仁堂药铺。亦增小时候，十分喜欢缠着家人，求其到药铺里，花三分钱，买一个酸酸甜甜的山楂丸吃，以过“口瘾”。亦增从小到大都不怕吃药，甚至还有些喜欢医院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和药味，这大抵是因为亦增小时候常闹病，身体底子不够强健，吃了很多中药之故。在那医院后面不远，还有一座同仁堂的制药厂。

    作为解放前纸铺的门面，亦增他们旧居的外观，当时还显得很高大，三进的门脸，原来的大门改造了，变成入院的走廊。亦增还记得外祖父后来请人改造临街北房的墙壁，也就是挨着过道那里的年久失修的板墙，那居然还全都是木头的！从保暖和隔音效果来讲，自然无法和后来的砖墙相提并论。

    这纸铺门面紧挨着街口，旁边便是草场三条胡同。在那交汇处的角落里，树立着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对于小时候的亦增来说，那房顶和电线杆，颇有些“高不可攀”之感，加之亦增胆小，略有些恐高，所以虽然小孩心性好玩闹，也从来没动过攀爬的念头。倒是亦增记得，当时还在军队机关服役的亦增父亲探亲休假，爬上过房顶去维修漏雨。

    这条兴隆街上的老房子当时还是很多的，都有些年头了。离亦增这里往西不远的一家，还是一栋两层的木制阁楼建筑。因为也算认识的邻居，亦增小时候还跑到人家楼上，“凭栏”观街景。

    从亦增家对面的一条南翔凤胡同（名字非常好听，但其实是极其狭窄逼仄的小巷）穿过去，再经过南深沟胡同（这名字倒十分贴切），便可到达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共青团中央的大楼，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想来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曾在那里办公。大楼外面空地上，原来有个篮球架子，亦增曾在那里玩过篮球。不过那里后来成了停车场，篮球架子虽仍在，打球则难免有砸到车窗的危险。亦增和同学还因此被人没收过篮球并好一顿数落才放人。

    正义路的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六国饭店了，是旧时代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老北京没有人不知道的。由那里东行一站地，便到了台基厂，原来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和东交民巷，老使馆区。

    而由草场三条胡同向南去，经过南芦草园的横街，走大江胡同，再走冰窖斜街，便到了珠市口，那里的标志性建筑，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教堂，现在还保留着，亦增逢年过节，和家人去串亲戚，那里的姑姑家，是必须要去的。他们那里往南，就到了现在德云社的所在地——鼎鼎大名的南城天桥了。

    亦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地理方位，大概是由于亦增对于地理的热爱与兴趣，也是小孩子热衷于这些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一种“情节”罢！

    …………

    亦增童年时代，这个都市的市容范围，比日后的规模要小许多，人们的出行方式，也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当然，上班远行，乘坐公共电汽车也是必须之选，对于不大擅长骑行自行车的人，或是路途过于遥远的地方，公共交通便连接和承载了人潮的涌动。从亦增记事开始，沿着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向东，开始开挖地铁，那是北京最早的地铁线。当时的施工方式，还不像后来那样先进，一般还是明开暴露施工，所挖出的土，在两边堆砌得很高。那块地方，也曾是亦增偶尔玩乐的场所。至于安全意识，当时还没人太注意这个。有什么小的磕碰，也没人大惊小怪。

    亦增学骑自行车，大约要到上小学以后了。虽然学校离家很近，一般都是步行，但男孩子不会骑自行车，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些丢脸的事情。

    在亦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所在的这条长街，已经算是相当长的了，从西头的大栅栏，若一直向东走到花市，大概也要走半个小时。花市那边，以前最有名的，是新华书店，和花市电影院。那是亦增学生时代常逛的地方。不过看电影，也不算是普通的消费，除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自己掏钱买票去看的时候，还是屈指可数的，这不是当时孩子的主要娱乐方式，当时小孩的主要娱乐方式，都是不花钱的。

    亦增所住杂院，自亦增记事起，变化不大，住户也变动并不频繁，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后，那时候人们的居住条件比较简陋而固定。杂院内住户不少，而院中央的空地则很小，被一个自来水池，和一棵后来长得很高大，一开始却还纤细有些“弱不禁风”的核桃树所占据。大约是解放前纸铺门面的遗存，这杂院内的西南角，居然还有一间厕所。这设施，对于住平房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算不错，因为当时公共厕所也不发达，去一趟也要走些路，特别是冬天。城市的排污系统是慢慢发展的，老北京原来还专门有挨家挨户上门掏粪的掏粪工这个行业，就如这行业里的模范时传祥。

    当时的垃圾站，就在大街面上，倒脏土垃圾，也很难完全规范，往往气味不大好闻。垃圾车开进长街也不容易，一般是三轮，偶尔也有汽车。当然那时节自动化的装卸还根本不可能用于民生，条件不具备。当时尚有一种特殊的设施，在后来已经从城市里销声匿迹了，那便是泔水站。这是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的产物，作为饲料，很受重视。亦增亲属中，大舅因小时候在老家出过事，脖子受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落下病根，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与正常工作，曾经在泔水站做了好几年的“站长”。

    当时的副食商店都是国营的，离家很近，在草场二条那里便有一家，主要是卖菜和副食。因为边上有一个小学校，也出售文具用品。若要买肉，则需要去东边，草场八条附近，但肉食类都是凭本供应，一般人家除了过年过节，购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在亦增的记忆里，过年过节的气氛，是后来许多年再也没有过的了。那时节大家都热衷于放鞭炮，而电视的普及，则要推迟到八十年代以后了。最著名的莫过于“二踢脚”与小挂鞭，至于后来种类繁多的烟花，那时还廖廖可见，也价格昂贵，往往不如二踢脚或麻雷子这类的纯鞭炮便宜。还有一种小摔炮，小孩特爱玩，过节那些天，乃至过节前后数天，都在玩。过节的欢乐气氛，是在浓烈的烟火气息里发酵的。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政府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放烟花，大家都兴奋地观赏，因为亦增家离天安门不远，可以看得较清楚，当然想看得更真切，现场你是不可能去的，只有一个办法——上房顶！许多大人那时也乐此不疲，上房观瞧，另外还想办法去捕捉随烟花而放出的小降落伞，趋之若鹜，甚至有为此而摔断了腿的。

    而逢年节，对于小孩子来说那年饭是最吸引人的，毕竟很长时间不能食荤，年节时分，总可以大快朵颐一下，饕餮谈不上，但肉味回味无穷，余香留口，是无比畅快的事情。

    亦增家里，平时外祖父很忙，无瑕多照顾家庭。但每逢过年，外祖父总要炖肉。他做的红烧肉好吃得很，令亦增总是念念不忘，数十年过去，仍然觉得没有哪个饭店的，比那肉味更香！

    其实外祖父做的再好，总也不是厨师，这种比较是无意义的，要说其中的韵味，也只能用“情怀”二字来形容。那是对逝去的美好的一种怀念！

    …………

    亦增外祖父一家，当然也包括亦增母亲与父亲和亦增，在没有搬迁之前所居住的这个杂院，并非只有外祖父一家。在当时城市规模还不算很大，高楼大厦十分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低矮成片的平房的情况下，除了老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富西贵”，缘于自清代，西城便是达官贵人的王府宅邸所在地，而东城则聚集了许多有钱人，包括旗人与汉族仕绅，而平民百姓，大多居住于地跨崇文宣武的南城，至于这四个城区之外的地方，当时还十分荒凉与相对偏远，是现实意义上的“郊区和农村”。对于一个拥有超过百万人口、又被定为共和国首都的城市来说，能在城区有安身之所，已经是后来人所不能奢望的“待遇”，尽管这房子并不很好，或者说相对很破旧。这和改革开放以后，财富成为居住条件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最先富裕起来的全国富人们，都可以到北上广深这类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去很随意地购买多栋住宅商品房的“盛举”，不可同日而语。

    除去原住民，像外祖父这样的革命接收干部，所安排的居住地段，为方便工作和生活，还是处于城市的“繁华”地段的。至少，在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当年，步行不超过半小时，便可以到达共和国心脏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这无疑不算遥远和偏僻。那个时候，亦增幼小时，由家人带领，从动物园乘坐332路公共汽车前往颐和园游玩，那已经算是极其遥远的郊区了。

    这杂院里，还有几户邻居，他们的身份，大抵和外祖父的情况比较相像，也属于外来或本地的革命干部家庭。

    杂院入口过道，居住着一家，因为他家主人的年龄身份，与外祖父相近，不过应属于本地工人阶级的代表，亦增记事后，便称呼他们夫妻为“大姥爷”和“大姥姥”。他们有二子，亦增以舅舅相称。同时，这大姥姥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从石家庄到北京来上学，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大姥姥的弟弟，当时是解放军军官。按照辈分，我也称他们为舅和姨，后来两个人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参军入伍，与亦增和父亲同曾经是军人的情况一样。那是普遍受到尊敬与仰慕的保家卫国光荣军人之家。

    大姥姥姓杨，她的外甥女，我叫她小萍姨。她的年龄，大概与亦增小姨相仿。

    虽然亦增那时还是个小屁孩，也有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懵懂心理，盖因和这杂院内的其他女性相比，小萍姨无疑是出落得最亭亭玉立俊俏柔美的。亦增后来回忆起她，深刻的印象是夏天天热，小萍姨在院中水池子边洗脚，把裙子撩起半截，露出光滑结实的白净大腿。她对亦增这小男孩的注视并不以为意，还冲他笑笑。那笑容现在还在亦增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小萍姨后来参军后，应该是去了有名的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校。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阅兵，当时亦增作为首都初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手举不同颜色的纸板，组成“祖国万岁”等背景图样时，小萍姨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兵受阅方队的第一个排面之一员，正迈着矫健飒爽的步伐，同她的受阅战友们一起，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共和国领导人的检阅！这一幕，是亦增后来在浏览很多视频中确认的，那是小萍姨的光荣时刻，也是亦增的难以忘怀的时刻！如今，亦增早已成人，小萍姨也再没有音讯，但回忆却时常还浮现在心底。

    …………

    小萍姨她哥，亦增叫他立元舅。立元是个机敏而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闲了便在院中找地方一坐晒太阳，逍遥自在，对于外面和他同龄的学生们所热衷的一些“好勇斗狠”或“冒险奇遇”类的游戏与业余，好像并无什么兴趣。甚至他还有点“腼腆”，与他姑姑的两个孩子也很少在一起干什么。

    亦增对这个立元舅，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个午后，大约是他放学了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赤了脚丫子，拿一把大剪刀，要处理自己脚上的鸡眼。亦增后来知道，那鸡眼长在足胼处，是由于鞋子不合脚，造成的硬化部分，有时候是很疼的，需要去医院用药膏软化去除。而这立元舅，自己当医生，要给自己动“手术”，看得亦增惊讶不已！这立元舅显然不是熟练的外科人士，对于处理鸡眼，毫无经验，只是凭着少年人的想法，自行尝试，结果一不留神，大剪刀把脚底板戳破，顿时流血！亦增估计除了鸡眼本身很疼外，这一下“自残”，也很疼的，不过那立元舅倒也并无惧色，对着呆呆注视他的小孩亦增夸张地笑，并自嘲地说道：“啊，鲜红的热血！”

    而大姥爷的两个亲儿子，则长得五大三粗，叫做奎树与奎子（这奎子舅，还有个学名叫“爱军”，也是当时流行的名字之一），人如其名，十分健壮，与亦增小舅年龄相仿，都是属于不大“安分”的人，在外面经常和附近的学生与邻人争强好胜，打架“比武”，颇不令人“省心”。不过那个年代，男孩子打打闹闹的发泄自身过剩的精力，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冲动和热血，再加上运动余波和“尚武”崇拜，所谓“男子汉的争斗”时常发生，只要不是十分严重，都很繁忙的家长和大人也没有过多关注，顶多呵斥或揍两下屁股了事。

    因为亦增父亲那时在军队“备战备荒”、“疏散”，常年驻外在云南，母亲在郊区上班很远，没精力照顾亦增，有一个时期，他们便请赋闲在家的大姥姥帮助看带了一段亦增，所以小时候的亦增成天和大姥姥一家人在一起，了解甚多。直到后来亦增上了幼儿园。

    院里东屋住着傅姥爷一家人。对于他们，亦增的印象则较为淡漠，大抵是接触很少的缘故。唯一令童年的亦增记忆犹新的，是傅姥爷似乎颇通医道，经常自己泡制药酒。其实所谓的药酒，主料不过是高度白酒，里面加入一些不知名的药材或“活物”，据说对治疗某些疾病有特效，大约是偏方。亦增就曾经见过那傅姥爷，把活的土元（就是土鳖）漫不经心地丢进白酒瓶内，看着那虫在里面漂浮“舞爪”，渐渐地失去活力。后来亦增想来，不免有些心惊肉跳，因为亦增对于虫子一类，向来是有些恐惧与厌恶的，虽然亦增不是女孩。这种药酒，想来饮用的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心理承受能力吧。即使到现在，亦增想起来，仍然有些发怵的感觉。

    上个世纪末，或是本世纪初，亦增记不大清楚了，长街进行过一次腾退搬迁，傅姥爷一家早在那之前已经搬走了。继而搬来的住户，是一位王叔叔一家。他是公交车司机，开朗善谈，是个非常标准的足球迷，恰逢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中国足球以容志行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在一九八二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几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世界杯，只是由于新西兰与沙特所进行的不光彩“交易”，才最终与晋级遗憾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足球是越来越不行了，即便二零零二年日韩作为东道主不参加预选赛，米卢侥幸把国家队带进一次世界杯，还被评为“世界杯上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简直是让人无法言说。那王叔叔作为球迷，与当时也很热衷足球大学生亦增，很有共同语言，经常给亦增普及足球历史和知识，对七十年代的著名国足前锋李宙哲，倍加赞赏。还有建国前后的球王李会堂，这都是这王叔叔给亦增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的。

    …………

    这王叔叔的爱人姓贾亦增称贾阿姨，是个伶俐机敏的人。她家小闺女叫做王璟，小小丫头，不知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还是天生的，伶牙俐齿，头脑灵活，反应飞快，常常把和她逗乐的大人说得一愣一愣的无话对答，只能呵呵尬笑。这小丫头小圆乎脸蛋，脑袋上梳两个朝天小抓啾，穿着一双红色面的充气底小鞋，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脚下呱唧呱唧响，十分的引人注目，是杂院里的一个小“明星”。他们家在亦增搬家前就搬走了，也不知这小丫头后来如何，是否继续着她伶俐而生气勃勃的样子。

    杂院过道进来有个小北屋，住着一位老太太，一个人。亦增记得她儿子大约一两个月过来看她一次，买些东西。老太太有七十多岁了，腿脚有些不灵便，不过还是坚持着自己做饭。老太太很喜欢小孩亦增，经常让亦增去她那小屋里玩，和亦增有一搭没一搭聊天。但凡她做点好吃的，也都要让亦增尝尝。现在亦增想来，这位老人的爱人估计早逝了，她儿子忙于工作，碍于居住条件，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娘和自己一起住，而老太太也不愿意给后辈增添过多负担，只要自己能够基本自理，就宁愿自己一个人。但她毕竟是寂寞而孤单的，所以对亦增这样的小孩子便多了一份关注与亲切。

    没有子女在身边，毕竟是不安全和不妥当的，尽管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可是古稀之年的人，身体又并非很好，病魔来袭之时，往往会猝不及防。后来某一天，院内人窃窃私语，再后来，老太太的儿子匆匆前来，又有穿白大褂的大夫。亦增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夜间，老太太忽然犯病，因为身边无人，耽误了救治，就此过世了。

    对此，当时小孩亦增并无太深切的感受，只是有些“落寞”，因为那个和蔼慈祥的老太太，从此再也看不到了。长大以后，家人渐渐老去，加上亦增母亲后来患病早逝，只剩下老父亲，亦增才深刻体味到“父母在，不远游”说法的哲理，所以亦增后来从国外工作回来，便决定不再出国，也不打算到外地去寻求发展机会，就呆在北京了。

    再后来，老太太的儿子搬来住了。杂院空间狭小，对于日常光线的“需求”，便也成了利益的一部分。他要在门口垒一道墙，但这墙便遮挡了那王叔家的光线，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吵得不可开交，只好报警。警察来了看了看，调解了一下，让老太太儿子只能砌墙到齐胸高，不能完全遮挡，此事才算过去。

    亦增在后来常常感到不可思议——小时候那么小的院子里，居然居住着那么多户人家，而且还要扩展盖小厨房，实在是太拥挤了，就像后来的电影《蜗居》描绘的那样。而那时候的人们也没有条件和办法改善居住环境与地点，因为没有商品房的存在（当时有少量私房的存在，但一般人也租不起），只能按照单位与级别来分配住房，没房的，要排队等待。亦增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也等待了七年之久，才得以分配住房，之前一直和母亲包括亦增，住外祖父的房子。亦增还记得当时父亲单位的领导到这杂院来实地调查了解情况，表示确实应该给父亲解决住房问题。这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六年了，亦增已经上高中了。

    …………

    这个杂院正东屋，住着林姥爷一家。林姥爷，据说是商业局的一个领导，很有风度，也很有派头。好像在运动中，他并没有像亦增外祖父那般“靠边站”，仍然稳稳当当地从事本职工作。亦增后来臆想，这大约是某种生存与处世之道。风中折断的往往是大树，而非韧性很足的竹子。当然，没有借力与凭籍，想来也是不行的。这林姥爷有一子二女。他大女儿身体不大好，当时亦增家里的姨舅们都不得不纷纷“上山下乡”，三姨甚至在《今夜有暴风雪》的北大荒一呆十年，而这位林姨则一直留在城里。他小女儿和亦增小姨差不多大，后来的去向如何，亦增不很清楚。

    林姥爷的儿子贵中舅，长得高大魁梧，仪表堂堂，后来参军到了空军。他是单位的篮球队员，经常穿一件篮球背心，背后有鲜明的字样。亦增对他的印象很深，倒不在于他在杂院内呆的时间有多长，其实他很少回来。不过贵中舅找的对象，是一位极其漂亮的阿姨，也是军人，据说是高干子女，身材高挑丰满，容貌在当时亦增看来，就像个“仙女”一般。贵中舅带她来过杂院两次，头一次是一身绿军装，头戴无檐军帽，风采十分耀眼夺目。后来那次，这位阿姨则穿了靓丽的百褶裙，裙下是鲜艳色彩的棉毛裤，还有黑亮的短筒靴子，这种美女形象，与亦增在年画里看到的，也不逞多让，一时间让小孩亦增也为之陶醉。很多年后，亦增听亲戚谈到，后来贵中舅转业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胖得已经毫无当年的形象，而他爱人，亦增曾经见过两次的那位美女阿姨，仍然风姿绰约，似乎“冻龄”。令亦增闻之，不禁神往！

    杂院的小西屋，原本是亦增大舅居住。后来亦增大舅搬走，搬来的是一家三口，韩叔叔、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韩叔叔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不过他热衷于健身锻炼，时常在屋门口赤膊举一对哑铃，上臂肌肉十分发达。他见小孩亦增十分好奇地观望，还让亦增也举一举那个哑铃。亦增试了试，十分沉重，根本提不起来，不禁啧舌。

    那时有些家用电器的质量不能保证。有一次，韩叔叔正在做饭熬粥，他家的高压锅突然“砰”地一声，盖子脱掉飞出，好在并没有砸到人，但也溅了他一身热粥，相当的危险！不过韩叔叔倒并没有怎么烫伤，只是估计很难受的罢。

    杂院里人来人往，住户有所变迁，但邻里之间倒是大多十分和谐，少有争执。亦增年幼时，在这个杂院里度过了童年时光。到亦增搬家时，院中那棵核桃树，已经长得十分高大，枝繁叶茂，给杂院上空，遮盖了一幅大大的绿色“顶篷”，并且年年结果，亦增还打过核桃吃。

    上个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这条长街头一次搬迁改造，有不少人搬走去了宏善家园，东屋的傅姥爷一家就是。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搬迁待遇和新的居住条件不好，一直扯皮，拒绝搬迁。到后来亦增大学期间放假回来，去那边游逛，还认识不少没有搬家走的人。不过多数的破旧老房，已经原地加固，门面做了修缮，从外表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只是你若走进院内，还是狭小逼仄的空间未变。亦增同学广达的亲戚，就一直还在草场四条的一个杂院内居住，据说到现在也没有搬迁。地处首都城市最“核心”地区的腾退，看来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后来的地价和房价，已经炒到了一个高得吓人的地步。

    亦增原住的杂院，则做了改造，变成了一个“会馆”，而旁边的草场三条，也进行了拓宽，变成了直通天坛那边的祈年大街。后来亦增旧地重游，还拍过几张照片，不过想再进院回忆旧事，已无可能。一个阶段过去了。时代在发展，人们和城市也都在成长，虽然这改造未必成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了，一切都要向前看。

    …………

    （按：最近几天在修改完善血色大界小说，润色皇后的事迹，断更了几天，向读者君致歉——笔者）

    “世外桃源”

    亦增上中学后，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了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

    这是战乱年代人们对平安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期冀。亦增没有经历过战乱，并不能体会离乱战火中陶老先生的痛切与渴望。但陶老先生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之景色，亦增却并不陌生。这个地方，并不在陶老先生所描绘的武陵源，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像这样的地方，从古至今，也并非只有那一个地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中国和苏联先后在东北珍宝岛与新疆铁列克提发生了边界领土纠纷与流血事件，苏联在中蒙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大有泰山压顶之势。为了做好战争应急准备，领袖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中央军委也在副统帅的统筹下，对军队机关进行了疏散与隐蔽的安排。

    当时亦增父亲所在的总参某部，被贯以“总字XXX部队XX分队”的代号，他们原来驻地在北京延庆某处，在军委命令下，分队南迁到了祖国的南端省份——云南的山中，并且一呆就是十年。

    这个地方，少有人知道与光顾，因为它是一个群山环抱、四野无人烟的偏僻所在，据说乘车要到省会昆明，还要开半天的车。

    这个地方，在亦增小时候，一直到上小学之前，每年两次，随母亲前去探亲，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或走京广线到湖南衡阳，或到广西柳州，换车到昆明，然后改乘汽车前往。亦增从来没有过晕车感觉这一说，大抵是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便进行了纵跨中国的长途旅行的缘故。

    这个基本与世隔绝，与陶老先生《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景色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所在，只不过这里的土地都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红土，叫做杨街。

    你在当时的地图，或是现在的地图上，恐怕都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因为它太偏远，太渺小了。

    这是父亲任职单位——总参某训练队的所在地。

    亦增不知道同学、发小哥们广达的父亲——他属于北京军区装甲兵——在同一时期的驻地是否有所变迁，那时他们还在首都附近，因为这种野战部队的军事机密，恐怕广达的父亲也未必告诉过他。以后广达还会频繁地出现在这部书中，因为他的经历和亦增一样，十分精彩。

    虽然说“与世隔绝”，但并非与外界没有任何来往，至少每半个月，就需要向这里运送给养。而且训练队的生活是很枯燥的，也需要偶尔做点“调剂”，比如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外出参观游览。亦增很自豪地说，在亦增还不到五岁时，便趁探亲之机，赶上了这么一次游览。当然，不可能有旅游车供人乘坐，亦增和训练队仅有的其他两个家属小孩，有幸获得“特殊待遇”，可以坐在军车的驾驶室里，而所有的教职员工与学员，则都要挤在后面车厢里，长途跋涉。那次旅游的目的地，是昆明的滇池，和闻名天下的路南石林。

    亦增翻以前的相册，还能找到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中，幼小的亦增胸前，挎着一个大大的双筒军用望远镜，站在刻有“石林”二字的巨石前面。那是久远而充满童真的年代！

    …………

    在亦增的记忆里，探亲的车辆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颠簸曲折，终于来到父亲单位驻地之时，迎面便是山谷之中的一条土路，蜿蜒直通到那一方天地，两侧都是山石、树林和红色的土壤。而前方可以作为目的地标志物的，是掩映在树林空地间的一栋两层小楼。当车辆开进这方天地，那片宽阔的空地中央，还有一个波光粼粼的小湖，时有麻雀燕子等飞鸟，从湖面掠过，或停落在林间树梢，或追逐鸣叫着消逝在远方天际，或有则直接飞去小湖一侧的那一排平房的屋檐下，归巢哺幼。

    据说，这座小楼原来是属于空军所有，后来划归训练队。一楼，是教室和课堂，二楼则是办公室和会议室、档案室和活动场所。那一排平房，也是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宿舍。其时，训练队的学员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小伙子，训练队的教职员工里，除了训练队队长和父亲这样成家有家眷的，也多数还没有家属。这里，在父亲他们生活的十年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人的世界。

    训练队的学员大约有将近百人，教职员工不多，十来人而已，这还包括食堂与医生。这里唯一的医生是训练队队长的爱人，也是多数时候唯一的女性。亦增记得某次探亲，训练队去驻地后面的山中拉练打靶，亦增小孩也随父亲前往。路上有一条溪流，红土小道起伏不平，天气又比较炎热，有的学员走得口渴，便从小溪里用手掬水来喝。这时候被医生阿姨看见，便会责备他，并把手中的热水壶递上。但亦增见那热水壶很小，若是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们都来喝，恐怕三两下就见底了。

    实弹射击打靶的场地，是后山的一块旷野，挖了两条深沟，大概相隔百米左右。在前面那条沟里竖立人形靶，学员和教职员工取卧姿射击。学员们打五发或十发单发射击，教员打三发。亦增还记得当时父亲的射击成绩是不错的，他打完后，前面报靶的查验后，高声通报：

    “两个十，一个七，二十七环！”

    亦增作为训练队里仅有的几个家属小孩，在探亲期间，得到在这里相对无聊的干部战士的“青睐”，经常在闲暇时逗亦增，或带亦增玩耍。他们每次打靶完，亦增便跟着某个学员小战士，到靶标后面的山岩土堆里，去抠摸收集子弹头。当时步枪射击的子弹头是不回收的，但子弹壳是一定要回收的。亦增每次往往能抠出一大堆“战利品”，摆在屋子里玩弄。当然，想要子弹壳的话，就要去恳求训练队管理军械的叔叔了，在他那里磨蹭恳求半天，往往也能如愿获得一两枚。

    亦增记得，探亲回家时，曾经用当时吃完了的，装酱菜的一个小竹篓，装了不少子弹头，和几个子弹壳，很沉重的，长途火车“贩运”回北京。以前的安检不像现在，这类物品是可以上火车的。不过后来年深日久，又赶上搬家，这童年时期的“收藏品”后来不知所踪了。

    鉴于小孩亦增对于武器的“热爱”，而亦增多次探亲，与食堂的大师傅叔叔混得很熟，这位叔叔还是个木匠，给亦增小孩专门制作了一支木头手枪，虽然只有其形，那时的小孩亦增仍然爱不释手，成天摆弄。当然，随着年龄逐渐长大，这木头手枪早已退出了玩具行列。

    后来亦增也步父亲后尘，高考考入军校，参军入伍，在军队机关服役了若干年，这其间，也像父亲一样，打过若干次实弹射击，包括手枪、步枪和冲锋枪，当然都是单发射击，成绩还不错。也许算是从小的“熏陶”吧。

    训练队的队长，亦增称为伯伯，他高大魁梧，仪表堂堂，确然有领导“风采”，而且阅历丰富，交际广泛，这个小单位的大小事情和对外联络，维持正常训练教学和后勤保障诸般，都要事无巨细地负责。队长伯伯还爱开玩笑，经常说些笑话，逗得人们乐不可支，给有些寂寞与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欢乐气氛。伯伯一家四口，女儿与儿子后来也都从军。他的女儿随母亲，做了医生。他的儿子，亦增称为“昊哥”，给亦增印象颇深。因为在探亲期间，亦增常常能见到他，他是个活泼好动的人，比亦增大几岁，爱好运动，身手敏捷，而且自制弹弓用来打鸟，虽然不说“弹无虚发”，也屡有“斩获”。那时燕子是不打的，因为燕子是益鸟，就在无檐下筑巢，好像人们的邻居，要打，只打麻雀。记得有一次昊哥用弹弓打下了二只麻雀，红烧了吃，亦增小孩当时巴巴地凑到人家饭桌前，“意图”十分明显，昊哥于是分了一点麻雀肉给亦增吃。亦增现在想来，那味道已经记不得，但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队长伯伯是河南人，也在那荒山野岭的“世外桃源”呆了十余年。后来他调到郑州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担任某系政委。转业后，还开过公司，是他们训练队里，名副其实的“老大”。因为相隔较远，父亲和队长伯伯虽然有电话联系，但一直没有再见面。亦增后来离开部队，正考虑未来前途之时，有一次队长伯伯还通过电话，给亦增做了些指点。

    十余年前，同是训练队的同事、数学教员，后来还曾是亦增供职单位领导的一位叔叔给父亲来电话，说队长伯伯因病去世了，他准备前往郑州去参加他的告别仪式，父亲闻听，有些唏嘘，毕竟是一起度过多年岁月的老领导和“哥们”，但因年事已高，徒增伤感，遂决定不去见伯伯最后一面了。亦增听得这个消息，也很怀念，伯伯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和音容笑貌，一时间浮现在眼前，于是默默地在心里祝悼：伯伯安息！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亦增，对于父亲和他老同事们的逐渐老去与凋零，是感同身受的，岁月不饶人，一切都会被雨打风吹去，只有战友情谊，铭刻心底，永不磨灭！

    父亲他们在那天高地远的“世外桃源”一呆十年，生活虽然充实，但也寂寞，每天除了备课、教学、参与军事训练外，业余时间很多。当时信息不发达，少有人使用短波收音机，父亲虽然是教外语的，亦增也没见他用过。学员们的作息规律，都是年轻小伙子，精力旺盛，无处发泄，只能通过体育运动，打球，打牌和海阔天空地聊天打发休闲时光，像亦增曾参与的那种外出旅游参观，则次数十分有限。而教员们，除了队长伯伯、父亲等少数已成家有家眷，每年会有探亲，也有不少尚未成家，每天教学备课政治学习之外，便各自寻找自己的爱好，消磨“充裕”的时光，有的练习书法，有的弹拨乐器，有的钻研无线电，不一而足。亦增后来的单位领导，那位叔叔，书法草书别具一格，在单位和退休后，在地方上也小有名气，书法作品还曾获得奖项。当然，时不时的聚餐喝酒，天南地北地畅谈，也是必不可少的消遣方式，以度过漫漫时光。

    …………

    亦增自三四岁记事开始，七岁上小学之前（那时候小孩上学晚，亦增又赶上最后一届春季入学），基本上每年一到两次，和母亲去云南探亲。这个路途是漫长的，但并不寂寞。那时候的火车尚未提速，即便是快车也快不到哪里去。无论怎么走，肯定是先由京广线南下。列车由河北河南两省的平原地带奔驰而过，车窗外是广阔平坦的田野村庄城市，然后便进进入湖北省。武汉长江大桥的规模当时令小孩亦增惊叹，尽管后来看过南京长江大桥，感觉更雄伟，列车过铁路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好像在奏响一曲宏大的交响乐。视野里，便是那条将武汉三镇分割开来的大江，无论从江面宽度、江船流量，还是两岸景色，都比河南境内的黄河要壮观一些。亦增成年后，曾经出游兰州，在黄河上游乘皮筏击水，感觉那里的黄河，比幼年时看到的中下游的黄河，还是要清澈许多，不知是因为尚未进入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还没有那么多的泥沙淤积，以至于在河南开封附近形成高出地平面接近十米的“悬河”，还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成熟阶段，对于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付诸行动的成果。

    湖北以后，列车进入湖南，便有两条通向目的地的线路：一是由湖南衡阳走湘黔线入贵州，经贵阳到昆明，二是继续沿京广线南下到广西柳州，换桂昆线到昆明。无论走哪条线路，最终都离开平原地带，由中国地势的第一台阶上升到第二台阶。湘黔线也好，桂昆线也罢，火车开始在连绵不绝的丘原山地间穿行，与平原的景色大不相同。铁路往往要通过无数的山洞与桥梁，步移景易，令人目不暇接。亦增小孩从那时养成观景的爱好，因为山水景色，都是从所未见的，能够倚靠在车窗前，津津有味地一看数小时而不倦。

    当时列车是拥挤的，也不是每次都能买到卧铺，所以三天三夜的行程还是很劳顿的，有时母亲需要给小孩亦增留出个睡觉的空间，免不得自己就半坐半靠。亦增印象深刻的是火车上的盒饭，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所限，难于去餐车享受相对高昂的饭菜，餐车送餐的盒饭便成为选择。那铝制大饭盒（以小孩亦增眼光看来很大）里面，铺在米饭上面的油汪汪的菜和肉片，令平时在家不怎么吃肉的小孩亦增感到食欲旺盛和新奇可口，经常吃得肚圆。

    经过长途跋涉，到了父亲单位所在地，那里的食堂伙食也是不错的，在当时那个年代，比地方上要好。但亦增对部队食堂吃饭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一记得的是那些学员在吃饭前要列队，并且还要唱歌。亦增自己后来上军校，也是如此。这是部队的传统了。

    父亲单位驻地的那个小湖，虽然不大，但“物产”相当丰富。湖里有鱼，湖边草丛间有田螺等动物。似乎，还有野鸭的踪迹。亦增记得，训练队曾经淘过一次这个小湖——在大人们看来，那不过是个池塘而已——收获满满，捕捉了大量的鱼，而且个头都不小，还有红色的。食堂自然给大家改善伙食。不知受了什么小人书的影响，当时亦增对鱼汤十分有兴趣，闹着要喝，结果从食堂搞了三条大鱼回来，一红二白，熬了一盆鱼汤，亦增只喝汤，却不吃鱼，那几条鱼都让父亲母亲吃了。

    亦增上学以后，便没有机会再去探亲。后来父亲他们又迁移到湖北谷城山里，据说是双雄会李自成和张献忠见面的地方，继续留守两年，然后转业回京。

    那个在亦增童年时代留下深刻印象的“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从此再没有旧地重游过，但记忆从未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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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期间，八年沦陷的北平一个一家四代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与抗争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曾经风靡一时，这是老舍先生的名著改编。电视剧的主角们也表演十分精彩，深入人心，无论是韶华的太爷爷，郑邦玉的老大瑞宣，李维康的大儿媳妇韵梅，赵宝刚的老二瑞丰，还有邻里人家的小文夫妻，特别是安雯的小文太太，白巡长，高弟，乃至反派经典周国治的贯晓荷，李琬芬的大赤包等角色，异彩纷呈，可歌可“气”。小采伍演唱的《重整山河待后生》更是脍炙人口。这是那个年代北平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抗战沦陷区大城市的一个缩影。

    无论什么年代，和平安康，家庭幸福，多子多福，家族兴旺，都是老百姓内心的谆谆渴望。但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美好的愿望的实现，总不是那么容易的，天灾人祸，莫测风云，普通人便像那雨中的浮萍一般，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把握自己的方向。

    旧时代家族人丁兴旺的标志，便是几代同堂，一般能够达到四世同堂，已经很不容易，五世同堂，则是凤毛麟角。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一是家族长者要福寿绵长，健康无恙，另外就是小辈要尽早成家，生子繁衍。解放以后，虽然提倡和宣传男女平等，但在很多农村，在许多老辈人的心里，男丁传续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即便是如亦增外祖父这般坚定的革命者，亦不能完全摆脱老观念的束缚。

    严格地讲，亦增外祖父这一脉，还不能说达到了四世同堂的理想状态，只能说在短时间内，以亦增这个大外孙子的出生，勉强成为了四代同堂的一个大家庭。那时节，亦增的曾外祖母尚健在，外祖父有七个子女，亦增母亲是老大。在生下亦增后，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亦增大舅早年受伤残疾，生育困难，二舅二姨小姨都是生的姑娘，三姨由于去北大荒插队，结婚甚晚，已过了生育年龄，而小舅只比亦增大一轮，那时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所以外祖父想抱孙子，还要等些年，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实现，而这时，曾外祖母已经因病去世，她没有看到曾孙子出生，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四世同堂”。不过，亦增这个大外孙子和曾外孙的降世，给家庭和老人还是增添了许多的欢乐气氛。曾外祖母很喜爱这个曾外孙，在亦增模糊的记忆当中，还有后来听亲人讲述，曾外祖母经常抱着亦增在院子里晒太阳，以至于亦增拉了她一身也毫不在意。可惜在亦增刚记事的时候，她老人家就去世了。现在，亦增只能从一张保存很久的小小黑白照片上，去端详曾外祖母的容颜，想象她老人家的音容了。

    在亦增的亲族中，实现了四世同堂的，是亦增的姑姑一家。

    亦增姑姑比她弟弟亦增父亲大七岁，有一男三女四个孩子，而且姑姑寿至九十一岁高龄。她的长子，也就是亦增的表哥，结婚不晚，很快有了儿子，就是亦增的表侄外甥辈了。表哥的孙子，现在也已经上小学了，姑姑她老人家虽然后来身体不大好，不能自理，但还是享受到了几年四世同堂的家庭氛围。

    亦增常想，以后，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很多现在年轻人由于生活工作压力而“躺平”，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过丁克或单身生活，以前那种大家庭多子多福的场面，恐怕不大容易实现了。当然，这和政策的变迁有关，也是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某种阶段进程。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创造更好的福利与环境，改善民生，使长幼有序，各得其所，是国家和政府要慎重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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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龄段，大抵指从记事开始，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学校里面的体育活动和游戏则一般不算在内。

    小孩子往往对于活动物体的关注度会高一些。不过在那个年代，宠物狗还基本没出现不流行，猫很普遍，但也非宠物，若是在平房里养猫，往往还是让它捉老鼠的，因为平房地带老鼠不少。而且似乎也少有人专门去喂猫。猫在杂院内东游西逛，一窜便上了房顶，在各个院落和屋顶上来去自如，如履平地，不像后来在楼房里养的猫，空间狭小，运动空间有限，对于猫咪养成睡懒觉的习惯起到了一定催化作用。

    亦增后来住楼房时，曾经短暂地收留过一只小猫。这猫应该是被人养过的，不知是走失还是遗弃，总之算是比较“规矩”的，顶多在阳台和窗户边活动活动，在室内，和主人晃动的绳子、钥匙链、气球等捉拿嬉闹一阵，基本不会咬人。这猫闲了，喜欢偎依着人打呼噜睡觉，但晚上不要想把它圈在被窝里，它顶多在脚丫子附近呆一阵，夜半时分就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唯一比较不“规矩”的，是但凡闻到了肉味，便千方百计地偷偷接近，试图偷吃。有一次厨房里案板上放了买回来的猪肘，还未切，这猫趁人不注意便溜了过去叼起大块肉。被发现后还不松口，直到被猛弹脑犇儿，才“恋恋不舍”地松口。

    据说猫有九条命，很难死亡，亦增亲眼目睹过一回。那是这猫在开了窗户的窗台外面蹭痒痒，它玩得惬意，忘乎所以，不想窗台狭窄，一不留神从窗台掉了下去。因为不是有所准备的，所以四仰八叉地从六楼摔到一楼平台上。亦增从窗口下望，见那猫仰面朝天躺在平台上，以为摔死了，赶忙下楼去看，却见它已翻过身来，有些木呆呆，想是摔得不轻，鼻子渗血。亦增将猫抱回楼上，它呲溜一下挣脱，窜进卫生间的黑暗角落里卧下不出来，在那里呼噜呼噜地自我调整“疗伤”，不吃不喝。足足一天时间，到晚上十点多了，才从卫生间里爬出来，鼻子下面的血迹还在，已经干涸，但好像已无大碍，出来求食了。亦增大为叹服，觉得猫的生命力，实在顽强。若是人这般摔下去，恐怕得骨断筋折，躺个几个月不能动弹！

    楼房养猫终究不方便，还需要准备猫沙，所以后来决定把它送到住平房的姑姑家去。亦增给它“送行”时，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将它放入一个篮子里，外面罩上网兜，这猫很是乖巧地蜷卧那里，咪起眼睛打盹，对外界丝毫不以为意。坐车的人见到这篮子里的小猫，纷纷啧啧称赞。亦增也洋洋得意，时而撸撸猫毛，那猫也只是半睁眼眸，轻轻地喵一声，然后接着打呼噜。

    这猫到了姑姑家以后的生活如何，亦增不大清楚，据说因为姑姑家里本来就有几只猫，已经“猫多为患”，将它送到街道的一个工厂食堂去了。亦增想，在食堂，这猫一定吃得不错，而且恐怕能够抓不少老鼠吧。

    这猫不过是普通的花狸猫，亦增还曾经抱着它照过一张照片，现在那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那时平房杂院，土地潮湿，经常会有蛐蛐出现。有一阵子，斗蛐蛐是很流行的。当然平民之间的斗蛐蛐，总不可能像皇家，像明朝那位著名的蟋蟀皇帝朱瞻基那般有仪式感和“隆重”无比，非名种不可入眼，不过蛐蛐罐和挑逗棒还是需要的，在种类上，也尽可能要凶猛好斗，鸣声响亮的，“油呼噜”、“三眼儿”这类的，则属于实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只好将就。一般小孩很难获得好蛐蛐，也不可能向家长要钱去采购这玩意儿，所以像“金钟”一类的名种，亦增只是后来在书上看到过，真正的蟋蟀“雄姿”，从所未见。加之亦增天生对这些虫子类的玩意儿有些许恐惧厌恶感，自己基本不会亲手操作，一般都是围观旁人兴致勃勃地互斗。

    …………

    （周四周五两天，在亦庄经开区朝林松原酒店参加第八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耽误了两天，今天继续。——笔者）

    有一阵子，小男孩之间流行弹玻璃球，但这种东西并不是十分好找，只有高档些的跳棋，会使用不同颜色的玻璃球，一般的还都是塑料制作的可以插孔的小玩意儿。这弹玻璃球并无场地要求，只要地面平坦即可，用大拇指弹球而出，打中一定距离外的另一颗球，与弹弓原理近似，只是城市里弹弓的破坏力较大，有伤人的危险，并不流行。不过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亦增成年之后，大约2000年前后，在郊区怀柔上班，在离雁栖湖不远的怀北镇集市上，还曾见到过有带瞄准镜的猎枪出售，可用来打鸟和山鸡一类。那时怀柔深山里，据说还有狼。现在，别说猎枪了，英吉沙小刀也难以随意买到了。

    棋类游戏，是小孩子喜欢，并且利于开发智力的，当然有些过于复杂，步骤繁多，需要仔细“斟酌”，考虑布局和中盘的，像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与围棋，大多数小孩是没有耐性和心情去努力学习和琢磨的那时少年宫业余小组成员的专项。那时，简单易上手的军棋、跳棋、飞行棋等类，赢得了众多小孩的喜爱，这几种棋，亦增都拥有过。至于扑克牌，则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只是玩法多样，有些复杂的玩法小孩没兴趣研究，“争上游”、“双百分”、“双抠”等更流行。过年过节守夜时，大人们也打牌，一般“拖拉机”、“双百”较多，那时节北京并没有太流行麻将，由于消费能力较低，手中余钱不多，顶多带点小彩，一毛两毛的，真正“赌博”的，还很少见，不过是一种消遣与娱乐。

    那时节，男孩子是什么都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也是有一个时期，还玩“铁簰”，这个东西早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后来的人可能都未必听说过。这是一种圆形扁扁的铁旮瘩，上面有一个乳头状凸起，和玩弹球一样，相互砸击，以准头和砸击距离定胜负。

    到上学以后，随着时代变迁，又开始流行“方宝”、“洋画”、“火柴皮”和烟盒，这基本都是男孩子的玩意儿。那方宝，其实不过是用白纸叠成的四四方方的东西，也是在地下拍击，将它砸翻过身来为赢。火柴皮就是火柴盒，把比较好的有画面的那一面剪下来，弯成孤状，在地下拍击。而到了烟盒这里，则开始论“大小”与“贵贱”，大抵上是看这烟纸盒内的香烟的贵贱而定，而且还分“横竖”，横的比竖的等级高，像金中华、小长城的烟纸，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外地产的香烟，更属于“物以稀为贵”，被小孩们赋予很高“等级”。烟盒的玩法有折成三角拍击的，多数是叠成小长条，像火柴皮那样弯成弧形，在地下拍击。

    无论是男孩女孩，那时节跳皮筋都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游戏，相比而言，跳绳则主要在学校里常见。跳皮筋对于男孩子来讲不过是一种“健身运动”，没有什么花样，无非是比谁跳得高，所以“蹦茅坑”大行其道。而女孩们的花样就多了，有各种各样的跳法，相对复杂而多彩，且还伴有歌谣映衬，比如这首：

    “小皮球，香蕉菊，满地开花二十一，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这歌谣朗朗上口，至今记忆犹新。

    在幼儿园、公园里，滑梯是童年孩子的必备玩具，有的高些，有的矮些，有的简陋，有的造型奇特，像个城堡，有的平直，有的则曲里拐弯。无论男女小孩，都对滑滑梯“情有独钟”。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里，有一座独特的“滑梯”，那其实是人工垒起的一座小雪山，坡面平滑光亮，从上面可以一直滑下来。每去公园，这里都聚集大量小孩反复攀登溜滑，是个绝对热门的景点和游玩场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拍过一部反映小学生生活的电影，里面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是学生们在北海公园的水面上划船。划船，这也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游戏，不过需要去几个有水面的公园才可以，包括陶然亭、北海、颐和园。颐和园昆明湖自然水面浩大，天地广阔，可惜离市里相对较远，乘车不便，所以一般的，主要还是去北海和陶然亭。那时节的船都是手工划桨的，小孩子操控起来，着实要费些力气，往往划一次船，手上会磨红，腰酸背痛的，但还是乐此不疲！

    北京跳伞塔，位于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高达三十八米。现在龙潭湖乐园已经废弃，不知这跳伞塔是否还开放。小学时，亦增曾去体验过一次跳伞的经历。其实不过是背负伞绳扣紧，由机械将人吊到三十八米的高空，然后放开，徐徐落下。不过三十八米，也相当于差不多十几二十层楼的高度，四面景色尽收眼底，由空中缓缓落下大感觉，十分美妙！

    …………

    “不可抗力”

    人类自从繁衍生息在地球上，就会面临一些凭人类自身的能力无法“人定胜天”的情况，这情况里有两项十分常见，一是自然灾害，二是疾病与死亡。

    虽然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安享天年。在亦增童年时代和后来，便数度遇到了不可抗力的状况，包括亲人的非正常去世，与地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亦增读到过钱钢的作品《唐山大地震》。这是一部比较完整详实地记录那场惨重灾难的写实性作品。在书中，作者不得不发出大自然变幻莫测的慨叹与无力感，尽管在那之前，地震预报人士曾经准确地预测到了辽宁海城的一次地震。然而规律并没有重复，一些特殊的新出现的“预示性征兆”也没有被人们所重视。代价是巨大的，亦增父亲战友的家人，便丧生于此次灾难。

    这次强震的波及面相当广，北京、天津和河北的许多地区都有比较强的余震发生。那一年是亦增上学之前的最后一年，七月的天气正酷热。适逢父亲探亲期间，于是阖家都赶上了这次强余震的影响。

    当时大家都不敢回家里去睡，全在大街上，空地里搭建防震棚，偶尔回家去去取些生活用品。坚持上班的必须有，否则整个社会就要瘫痪了。据说，北中国当时受到波及的人口，接近四亿，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根据街道安排与规划，附近的一个小学的操场，成为亦增所在街区的防震棚搭建地。亦增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当强余震来临那一刻的情景。后来知道，那次强余震，震级在六级以上。

    那是七月底某天的一个凌晨，大约五点到六点之间，还算不是那么燥热，亦增小孩还在防震棚里沉睡，忽然感觉有呜呜的鸣响，十分森人！父亲并未睡，赶紧叫起亦增。大家坐在棚内，就感觉地面忽悠忽悠地发生了颤动，这颤动令人心悸，好像大地要翻转过来一般！可以明显看到竖立在远处的篮球架子发出晃动的嘎吱声，好在它并没有倒下来。这震颤与回声持续了有几十秒，然后停止，在亦增还幼小的心灵里，却像过了一年那么长。

    在防震棚里住了有半个月之久，慢慢地恐慌的情绪才得到缓解，人们逐渐小心翼翼地回家，但还提心吊胆，怕灾难再次来临。

    北京的一些老房子在地震的强余震中发生了断裂与倾斜，当然比起整座城市都基本毁灭的唐山来说，损害程度要轻微得多。不过作为共和国的首都，这次发生在龙年，正赶上政治气候有些异样紧张的年份里的自然灾难，给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而深刻的。

    环渤海地震带涵盖了京津唐渤张广大地区，但在历史上，作为帝都城市，受到大自然的威胁，这还是较为少见的一次，以后也再未见到。想来当年建都于此的王朝风水师们，也无法完全把握与了解“上天”多变的心态。

    亦增后来想，“人定胜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靠谱。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与发展的，但所知越多，未知也越多，就像某位哲人说的，人类所认识的世界是一个圆，这个圆越扩大，它周边未知的世界也越大。对大自然的敬畏，是时刻要保持的。

    …………

    （按：这一段，和“不可抗力”关系不大，属于想到此处，有感而发，大抵与“血脉”那节关系更紧密一些——笔者）

    北京这座城市，作为古都之一，从风水上讲，还是不错的，属于三面环山——燕山、军都、太行余脉，俯瞰平原的地形，除了七六年这次唐山大地震对它有所波及外，三千年的建城史当中，尚无对城市有强大破坏性的自然灾难降临。中国历史上的几个著名古都，各有其特点，亦增本人偏爱长安（亦增觉得西安这个名称不好，不如长安听起来更加令人愉悦和有意境），因为从历史版图来看，长安大致位于疆域的中心位置，尽管它的西北西南，已经是中国地势的第二和第三台阶，从生存发展角度讲，不如第一台阶的大河平原地带，但从开拓与威慑角度讲，四方八达，雄视东西南北，加上关中平原的沃野，实在是国都的最佳选择。洛阳这个地方也不错，离长安没有多远，倚邙山而瞰黄河，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开封，宋朝的东京汴梁，其实也可以，但由于历史上的靖康之耻，给它蒙上了一层晦暗的色彩，再加上正处于母亲河“铜头铁尾豆腐腰”的腰部，由于多年泥沙淤积，已经成为高出地平面接近十米的地上悬河，因此建都已不适宜。“虎踞龙盘”的应天府，位于长江之尾，大明王朝的首个都城和南北二京之一，人文经济没有问题，从军事和地理条件来讲，则有“绝地”之嫌，易攻难守，抗日战争中的劫难令中国人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建康是“天堂”，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福地，可惜是偏安王朝的无奈之选。而其他的曾经作为王朝都城的城市，例如殷都安阳、大夏阳城、秦都咸阳等，则不在讨论之列了。

    北京这座城市的人流变迁，更远的历史就难以追溯得很清楚，大抵从元朝忽必烈建都于此开始，便有比较清晰的脉络可循。元朝的王公贵族和上等人，大约包括蒙古人、色目人与北方汉人，充斥了这座当时被马可波罗大书特书的强大王朝的首都，而下等的南人则绝无资格落户于此。及至明朝推翻元的统治，将蒙古人赶回草原，这里重新成为汉人天下，不过在开国前几十年，这里不过是抗击蒙古的九边地区之一，以燕王朱棣驻跸。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靖难成功，夺取帝位，出于战略考量和对起家故地的情有独钟，毅然大兴土木，再造新都，将当时叫做北平的这里设定为“天子守国门”的大明王朝都城，并曾亲自领兵，五出漠北，驱逐蒙古部于北方深远之处。北京，这时有了许多从龙之臣及其眷属，由南方北上。到了清朝建立，满人入关，北京则成了旗人的天下，北京城里，这个王府，那个王府，这个旗营，那个旗营的地名，至今广为留存，即是见证。同时入关的，还有大批已经臣服的关外汉人，混杂着一些本地汉人。清朝末年，北洋时期，又是混战的天下大乱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又成了各派系军阀的亮相场和发声台，可以听到无数的“南腔北调”。张学良东北易帜，民国形式上统一，小六子的北平行辕也经常是高朋满座，可惜好景不长。又经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到和平解放，才又迎来了一次新的人流变迁，那就是接收北平。而共和国建都以后，则是五湖四海，群英荟萃了。

    亦增家族与北京的渊源，正始于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接收，与共和国的建都。这好比：四九城里多变迁，燕京春秋人不同。

    …………

    地震这种自然灾难，亦增这么多年也就亲身经历过一回。而人间的生老病死，生离死别，却经历得很多了，无论是正常去世与非正常的死亡，分别，总是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事。

    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不注重保养与健身，并配之以阶段性的身体检查，有些疾病便会慢慢地在你身体内潜伏，发酵，一旦发作起来，可能便如洪水猛兽，相当凶猛，令人猝不及防，难以抵挡，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亦增军校时期的一个上一级的同学，年仅四十岁时便因突发心脏病而骤然去世。据说，在此之前，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即便是有些小的不舒服征兆，也没有往那方面去想。病魔便在不经意间，突然露出它的獠牙，令你悔之晚矣！

    亦增自从中年以后，对于工作便存了“适可而止”的心态，不为所谓事业与人生目标，而透支自己。当然，这话说着轻松，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需要放下很多东西，也就会少了一些体验与经历。具体如何抉择，全看个人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判断与考量。作为老百姓和普通人，如何恰如其分地平衡工作生活各方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无奈。

    有人说，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其实亦增觉得，年轻时往往更不懂的，是节制。

    在亦增的记忆里，相对久远与模糊的，是曾外祖母的离世。那时亦增不过三岁，刚刚记事，在印象中只有极少的画面。在曾外祖母享受四代同堂的日子没有多久，也就两三年的时光，她的身体便很不好了，那时的医疗条件也有限，可能去医院看过，但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亦增记得，弥留之际，曾外祖母好像并没有在医院，而是在家里，就是亦增所住的杂院的临街北房里。那个画面是灰色的，亦增记得床榻上的曾外祖母气喘费厉害，外祖父与一中众子孙们围在床前，给老人喂水。这是亦增对曾外祖母她老人家最后的场景记忆。曾外祖母算是高寿的，她在农村吃过不少苦，解放后到了北京，也算度过了一段安闲而平淡的晚年时光，特别是大外孙子亦增的降世，令很注重血脉延续与家族传承的老人由衷地高兴。想来她并无太多遗憾。亦增也希望老人家在天堂安息，她的真正血脉，还在生生不息地繁衍流传着。

    如果说曾外祖母的离世还是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话，亦增大舅的去世则是有些遗憾的意外。如果不是大舅早年受伤残疾，如果他后来不是和一位智商有些略微迟钝的舅妈“搭伙”过日子，想来大舅还能多活些年。他们夫妻两个单独住在劲松一个小区里，平时生活倒都可以自理。大舅属于十分聪颖的人，可惜命运多舛，少年时留下的病根时常折磨着他，但尚无生命危险之虞。到晚年后，他弟弟，亦增小舅也时常去看看他，大抵是对这位有些“木讷”的舅妈，不大放心，但谁也没想到，厄运便在不经意间到来。仅仅是一次小小的感冒，他们自己也没当回事，但在晚间突然恶化，而由于舅妈并没有及时发现大舅的异常，没有及时喊人送医，大舅竟然就此去世了。这无疑是令人悲痛与唏嘘的，也是生命无常的一种残酷的体现。老龄化社会里，对于鳏寡孤独，或是病残老人的关爱与照顾，可能会是一个永久的课题。不光是金钱问题，也是很多其他社会问题的反映。

    大舅的灵位在人民公墓，与亦增母亲的墓碑毗邻不远。每次扫墓，亦增会带一瓶小二锅头，去大舅灵前祭奠一番，叨唠几句，脑海里还浮现出大舅教亦增打太极拳的情景。

    …………

    亦增的外祖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便因病休养，后来办理了离休手续。革命了一辈子，早年可以说是出生入死，冒着很大的风险，解放后工作也很繁重，所以外祖父的身体并不很好，他体内有血栓，当然这是老年人的通病之一。离休以后，外祖父多少有些行动不便，但还是每天坚持拄拐杖到住所附近的护城河边，那里有绿化带和小花园，在那里活动身体，做力所能及的锻炼。外祖父是坚定的革命者，经历过大风大浪和人生起伏，对于世事变迁早已看淡，不过他是一家之主，很多事情还是说一不二的，这个大家庭里，基本上都要尊重并服从老爷子的意志，这算是一种规矩和定则。当然，有些并非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们完全可以自行处理与应付的，外祖父也并不过问。只是当他偶尔得知子女以他的名义向组织提出某种不算很过分的要求和希望时——作为老革命者，这个家庭的人都知道分寸与尺度，绝不会越线和放肆，这方面的家教是很严的——往往会发火申饬，并叹息自己作为老党员，党性原则被子女破坏了！

    其实以外祖父的身体状况，虽然不算很好，但血压血栓与血管情况，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状态，再加上他坚持每天活动锻炼，饮食清淡，多维持个十年八年，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老人毕竟年岁大了，又坚持不请保姆，家里子女们也只能时不时过来探望，难免会有照顾不周的情况。结果外祖父在一次楼下活动时，由于腿脚还是不方便，不慎跌倒，伤到了股骨。子女们赶紧送外祖父去医院。大夫诊断后，提出两个方案让亲属选择：一是保守治疗，慢慢恢复，不过代价便是以后必须坐轮椅才能行动；二是进行手术治疗，可以更换股骨头，恢复如初，但也有风险，因为老人年纪很大，而且体内有以前患病留下的血栓，虽然医生有一定把握，不会在手术中产生新的血栓，但也不敢打保票，让亲属们自行抉择。子女们讨论半天，觉得还是保守治疗更保险一些，但众人的意见通报外祖父，却被他坚决拒绝，理由是常年坐轮椅是不可接受的。他有决定权，最终坚持要进行手术。亲属们虽然对大夫的说法有些怀疑不定，提心吊胆，但却拗不过外祖父这个大家长的意思。

    不幸的是，在手术过程当中，果然发生了医生认为概率不大的风险情况，外祖父体内产生了新的血栓，而且是致命的！虽然紧急抢救，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外祖父的生命。虽然享年八十有六，已算高寿，但亦增想，如果不进行这次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哪怕要成天坐在轮椅上生活，外祖父也许还能够多活若干年。当然对于老人来讲，可能他认为不能活动或坐轮椅生活，是一种“折磨”，并不乐意接受，而且只要有手术能够恢复的机会，即便有风险，他也要尝试，因为他这一辈子，经历的风险多了去了，都挺过去了。却没想到，潜藏的隐患和不可抗的风险因素，难以为人所尽知与轻视。

    亦增记得，外祖父去世之时，离那年的中秋节已经不远，月虽常圆，可人，却难圆了，这是深深的遗憾！

    …………

    亦增大学上的解放军院校，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南方北方的都有。后来亦增在军队机关里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单位和个人原因离开，上研究生，自己去社会上求职闯荡，见识了另外的风景与人生轨迹。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时期的同学、战友际遇也各不相同，还有联系和能够得到消息的，逐渐减少，毕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分配后回原籍的不少，留在大城市的也有很多，但个人苦乐，个人自知，人生奋斗与成长足迹都没有完全雷同的。这里面，还在军队系统里的，也达到或接近退休与退役年龄了，因为按军队后来的规定，军龄满三十年的（由十八岁参军入伍开始计算）就可以退休了，在比之前，还有自主择业的政策。亦增同学广达的爱人，是空军医院的药剂师，就是团级自主择业的，后来又在肿瘤医院继续自己的事业。

    在亦增有联系和能够得到消息的同学中，还在军队系统里，干得很出色，在国防大学深造后，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将军者，有一到两位，做到某军分区司令员的也有一位，还有一位则转到武警系统，也“官拜”少将军衔了。不过亦增与这几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的接触并不多，毕竟已经到地方多年，人家又“位高权重”，多不在北京，很难有见面机会，也不大方便。

    后来亦增听到一个消息，武警系统这位将军同学的爱人去世了。他爱人也是亦增的军校同学，是四川人，亦增记得学生时代，是很清纯天真的姑娘。据传播消息的人隐晦地谈到，亦增的这位女同学是患抑郁症去世的，不知在后来的生活与家庭中，有过怎样的磨折与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岁月变幻，人生多舛，幸福的家庭比比皆是，不幸的家庭也各有各的不幸。令亦增感到惊讶的是，命运无常，亦增还熟识和有联系的两三位同学，爱人先后因疾病去世，且都还不算年纪很大，颇为遗憾！

    其中一位战友是新疆同学，他爱人是开美容院的。亦增后来有机会去国外工作，每次西去出关，总喜欢在乌鲁木齐停留一下，和这位同学见个面，聊聊天，逛一逛，然后再出关，乘机去外国。次数多了，老同学也很熟，他爱人亦增也见过几次，是很和善健谈的知性女士，还一起去大巴扎买过东西，共同进餐。大约十几年前，忽然得到不好的消息，同学爱人患了肺癌。他们夫妻曾经到北京来看病，去肿瘤医院寻求靶向药治疗，亦增和在京的同学也纷纷前往探视，帮助打听消息，寻医问药。他们回疆后，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什么消息，亦增以为靶向治疗可能有了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病情并没有得到控制与好转，最终病魔还是夺去了他爱人的生命，英年早逝，令人悲伤惋惜！

    …………

    还有两位亦增来往较多的同学，他们都是学俄语的，一个来自太行山区，一个是济南泉城人。来自太行的同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后来去了总参陆航局。那时节，军方和俄罗斯在洽商进口俄国武装直升机方面谈得十分密切并有很切实的双边往来，亦增这同学很有用武之地，也比较受重视。后来他转业，又进了国家安全部门，虽然工作相对紧张“刺激”，但这哥们性格不错，为人处世相当圆熟，自然也颇受领导青睐，晋升很快。他的太太是北京人，早年时还邀请亦增去他们家里玩过。后来亦增的工作地不定，国内去了很多地方，还在海外常驻了若干年，联系便少了很多。大约十年前左右，亦增听别的同学讲，这位同学已经退“二线”了，想是“功名成就”，不过他的家庭生活也有不幸，爱人患乳腺癌，中年去世，据说这同学也没有再找“老伴”，一个人带闺女生活，在社科院又谋了个发挥“余热”的岗位。

    亦增的另一个同学是山东大汉，济南人，关系更近一些，至今联络不断。这主要是由于在军校军训时，亦增和这哥们被分在一个组内，交流更多，后来虽然分处京济两地，但常有来往，且都在操作股票，很有共同话题。他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直爽坦率，多少还有些不羁不论，对于事业上也并无过高“追求”，倒是随遇而安。他毕业后曾经想运作调到北京来，没有搞成，也不以为意，在军区情报部一直干下去，满了三十年军龄，职称也达到高级，退休待遇很好，自己又在泉城找了一份工作继续折腾。这兄弟在股票投资方面“大手大脚”，全凭冲动行事，不大讲究方法与手段，所以亏得不少，但每和亦增谈起，也乐呵呵地不当回事，心态极好。他爱人是老师，亦增没有见过，前些年因脑病去世，算是比较一帆风顺的生活当中的唯一不幸之事。不过他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聪颖出色，留学国外，据说打算在国内谋职。亦增在通话中，常劝他再找个伴侣，这哥们却一直犹豫不定，说不大好找，也不愿意“将就”，前些日子，他的眼睛有黄斑疾病，多少影响些视力，但问题不算太大，语气也比较轻松，不当回事。

    亦增是感慨，这几个同学的爱人都先后因病早逝，多少令人遗憾，也许，这就是人生当中无法抗拒的某种“不可抗力”吧，当然，也和个人习惯与生活处世方式是否有关，亦增不是这方面专家，不得而知。

    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对于身体保养与调剂，还是需要引起重视，在年轻时不觉得什么，潜伏的疾病因子会在你不经意间突然来袭，如果不加以慎重对待，注意饮食起居和身体检查，保持良好心态和生活方式，并注重锻炼，生活质量与人生际遇，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舛运，戒之为上。毕竟，亦增信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谁活着，谁就看得见”的“箴言”，存在，决定一切。

    …………

    下面说到的奇夫，是亦增的军校大学同学，也是燕京人氏，在亦增的人生经历当中，奇夫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亦增的半个“人生导师”了。奇夫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际遇和机遇多多，同时又变幻莫测，令人感到命运的不可预测与难以把控。

    奇夫家族，从他爷爷那辈，与亦增外祖父有异曲同工之处，又颇有不同。亦增外祖父一家属于河北燕赵大地上的农民家庭出身，后来风云际会，投身革命事业。而奇夫祖父那辈，则属于工商届人士，很早便投身商海，与荣氏家族的情况类似，在解放前夕，已经和党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对促成华润的归属与心向新生的共和国，功不可没。所以奇夫祖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信任，在业届是位高权重的人士。和亦增外祖父比起来，奇夫家族的地位要更高一些。

    奇夫后来也考入军校，与亦增成为同窗，不过他学的是俄语。奇夫属于高大威猛、相貌堂堂的人，又是从北京大城市去的，在军校里“意气风发”，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气派，在同学里很有威望与人缘，当然也赢得了不少女同学的“青睐”。当然，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却不见得是年轻人容易正确对待与把握的事情。军校里女生少，而且牵扯到最终毕业分配问题，如果不是同一地的同学，以后分配上往往难以分到同一个地方和单位。当时军校里倒并不禁止学生谈恋爱，也没有明文规定，但潜在的规则是无法完全照顾分配方面的“困难”。奇夫看上了一位西北的女同学，很是心仪，却不知那女同学早熟，心计很多，并不打算和奇夫真正发展感情，当然也倒不至于说玩弄感情，只是若即若离，并不给予明确回应。奇夫却动了真感情，花时间与精力猛追，但一旦得知这女同学同时还和别的男同学有交往，“脚踩几只船”，觉得自己感情上受了欺骗，有些怒不可遏，冲动之下，做事欠考虑，质问那那女同学，并在冲动之下动了手打人。在军纪严明的军校里，这种事情不能被允许，奇夫受到警告与处分，不过彼时已经大四，临近毕业，学校和学员队领导也不想一棍子打死人，让学生好端端的学业“泡汤”，于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以教育和劝导为主，虽然给了处分，但只要奇夫不再纠缠，顺利毕业毫无问题，二人以后天各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年轻时不懂爱情，受点小磨折，也就过去了。但奇夫却一直放不下，他属于“情种”一类，深陷其中，觉得面子过不去，千方百计还要纠缠，但并不是那女同学的“对手”，人家已经不再搭理他，他还缠着不放，让学员队领导也很恼火。更出格的是，当那女同学的父母听说此事，来学校探望时，奇夫不知脑子哪根筋歪了，竟然骚扰并“诽谤”人家父母，并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当成话题，说人家父母有“经济问题”！这么一闹，事就大了，人家父母自然不干，向学校领导反映投诉，队里这回再也没法大事化小，只好给予奇夫勒令退学的处理。于是奇夫带着深深的伤害，还差几个月便大学毕业拿到文凭，现在却不得不灰溜溜地打起包裹行囊，复员回到北京。这件事在当时的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算是平静的校园里的一件“新闻”。亦增这些来自北京的同学，颇为奇夫感到愤慨和“不值”，但也无能为力，只能黯然相送。后来亦增毕业后回到北京，与奇夫保持了多年的密切联系。

    其实，这种事，在青年学生当中并不罕见。尽管那时改革开放刚十年，人们思想尚不像后来那样“开放”，那里又是相对封闭的军校，不比地方上大学生“沸腾的生活”，但这种“因爱生恨”，容易走极端的现象，正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亦增在军校的几年间，便出现过更加热闹的事——某学英语的上一级男生，因苦追女生不得，又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主儿，深陷其中，想不开无法自拔，自虐式地喝了一瓶碘化银显影液，送医院后抢救七天，换血也没有抢救过来，一命呜呼了。而尤其不值的是，他苦恋的那位女生，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道德上的“过错”与不妥，施施然恍若无事，令他们队的同学颇有些目瞪口呆，暗自“腹诽”。

    …………

    奇夫的“遭遇”在亦增看来完全可以“理解”，只是奇夫做的比较过激，搭上了自己的前程，有些不值。以亦增的眼光看来，并未觉得那位西北女同学有多少“天姿国色”，也就是中人之姿罢，不过身材比较高挑而已。当时，亦增关注的目标不来自北方，还是觉得学校里来自苏杭浙江与沪上的美女更令人“心动”，主要是因为亦增虽然身在俄语系，但前两年的小语种没有老师——老师还在土耳其留学未归，于是这个小语种的班需要倒英语系那边去借读，因此见识了许多南方美女。也曾经“蠢蠢欲动”，险些做出事来。

    奇夫回京后，家族的斡旋之下，也并没有怎么受打击，他进了当时贸促会下属的国企——海外贸易公司，做国际贸易业务，经常出国举办商务考察和会议，后来还在波兰的注册公司里常驻了若干年，干得风生水起，比较滋润。在亦增毕业后于军队机关里清水衙门度日的那几年，奇夫和另一个同学广达，都在地方混得不错。广达是通过他父亲的关系进了当时的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做总经理秘书，也时常出国。他们那时外企与国企的待遇，比军队改革前的待遇要好很多。当时的军队机关，如果没有与地方接轨的技术类合作项目的“外快”，或是三产经营，死工资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约十来年前，大幅度提高军人待遇为止。军队待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里，一直相对于地方较好，乃是国际形势与政策导致，正是此一时，彼一时。

    奇夫此人有“洁癖”，虽然相貌堂堂，高大威猛之态，有些小习惯也令人咋舌。比如他的钱包从来都要用手帕或塑料袋包裹起来，对卫生间的卫生条件也有严格“要求”。大约是过度洁癖对于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产生了负面影响，后来奇夫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甚至得了大病。

    大约在十余年前，奇夫忽然诊断出了直肠癌，进行了放化疗，这对身体的损害很大，而且需要进行中药调理，并每周打胸腺肽或其他增强免疫力的针剂以弥补。奇夫因此处于病休状态很多年，其间，又复发过一次，癌细胞转移到肝部，需要手术治疗。当时，亦增与他俄语班班长、在北京的另一个同学去医院探望陪床，奇夫唉声叹气，在进手术室之前有些惶恐，感觉可能出不来了。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奇夫还是挺过了八小时的手术，肝部切除了一小块，并没有继续扩散。后来亦增等人还看了手术切除物照片，那肝脏的鲜明色泽令人惊心。亦增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奇夫二次手术后一直维持下来，并没有再发生转移与恶化。亦增想来，这大约和个人的心态、身体适应力，乃至“福报”与以前的“业”都有关联，这是佛家的说法。总之，虽然是不可抗力，也并不完全就不能抗拒与转化消弭，当然积极的应对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

    （按：笔者于百度时，发现与本书同名作品，属于一时没有注意。那是1982年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史研究会编纂的有关辽代南京，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历史研究著作，有副标题。为避免混淆和产生侵权嫌疑，笔者给本书也加个副标题，叫做“燕京春秋——风云旧事”，特此说明。——笔者）

    前文曾提到过，亦增幼年时期身体不好，经常吃中药，喝中药汤，所以对于药之苦味，并没有什么反感，大抵是一憋气，一碗药汤便咕嘟嘟地灌进腹中。这也属于没办法的事。那时候对于什么“是药三分毒”也没概念。直到长大以后，才逐渐明白所有事物均有两面性，不可矫枉过正，过于偏激与沉迷的道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话没错，但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说得越多越好，还是要看人的适应力与耐性，节制与适可而止，还是必要的。

    上文说了很多由于不可抗力的疾患，所产生的人间的悲欢离合的事情，但多数还都是旁人，同学朋友，包括一些亲戚的，亦增并未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所受到的震动与刺激，也并不是那么十分的强烈，但亦增本人和至亲所遭遇的病患，则印象极为深刻，难以忘怀。

    亦增本人大约是“内热”体质，容易上火，喝水少了，便会有口腔溃疡的症状出现，而且不是在口腔内部，而是嘴角。后来据了解，这是一种什么缺乏症，大概是缺乏某种维生素B族的体现。嘴唇起泡，大概人人都碰到过，亦增发作的次数较多，特别是少年和青年时期，作息、饮食起居方面不大注意，容易引起。这种病症其实不算十分厉害，有自愈性，即使不用药和采取治疗措施，一般也在一周十天左右便能恢复，只是不加注意的话，容易常犯。一般都是嘴唇某处，大多是嘴角干涩发痒，有小包凸起，继而疼痛干巴，肿胀，还不能用手触摸，否则会散布蔓延。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也充血，是红色的，几天后往往会逐渐干燥结痂，嘴唇开合受影响，特别是吃饭喝水，均有不便，十分难受，直到痂皮完全长成并脱落，算是微小然而难堪的小毛病，对饮食和容貌外观会产生不良影响。

    亦增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这病闹得厉害的一次，大约是刚上小学的时候，由于不注意，用手抠摸，引起发炎症状，原来只是在嘴角起泡，后来慢慢扩展到整个下巴，有些溃脓，疼痛难忍。当时一开始并没有去医院就医，而是采取老办法土方子治疗，先用纱布浸热水轻轻擦洗，然后用烧焦碾碎的黄豆末，混合香油涂抹，弄得下巴黑乎乎一片，十分影响“观瞻”，关键是这个办法并不怎么“奏效”，一连搞了十来天，不见好转。作为爱蹦爱跳的小孩，这种状况实在是难受，天气炎热，又不能老戴着口罩“遮丑”，亦增心理状态是“崩溃”的。后来家人带亦增去北京儿童医院就医，亦增记得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大夫接诊，端详了片刻就认定了病症，说可以使用快速消炎恢复的方法，开了一种凉凉的白色药膏，涂抹上没有两天，伤口溃疡面便迅速干涸结痂，很快脱落，以后再也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出现过。亦增后来想，“讳疾忌医”是不行的，老办法和偏方有时管用，有时根本无用，还是要因病因人，对症下药才行。

    …………

    亦增母亲的工作单位是北京无线电磁性材料厂。这个厂子当时离市区很远，在今天的大红门附近，需要先坐车到永定门，换乘一趟郊区公共汽车341路，经过沙子口、海慧寺、南顶村、大红门南站才能到，而它的终点站则在很南边的万源路。那时那一带相当荒僻。

    亦增小时候，偶尔随母亲去工厂。小孩亦增对那里的游标卡尺和千分尺，很有兴趣，当玩具来玩。车间里机器隆隆，在传送带上挤压成型磁芯。亦增后来才知道，这种材料也是有一定污染的，对人体并不好，而且那时的防护措施也并不完善。

    这厂子算一个老国企，后来效益就不大好了。而且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公交十分拥挤。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少因为个人家庭原因要求调动工作，也很难获得这种机会，一般都是在一个单位一干几十年，像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频繁跳槽的情况，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亦增母亲是大家庭里的老大，需要帮助外祖父和外祖母照顾下面的弟妹。退休以后，亦增母亲仍然保持了省吃俭用的老习惯，另外可能是对子女未来的考虑，退休以后也没闲着，又找了工地看楼的活计做，经常需要值夜班，相当辛苦。

    大约在世纪之交开始，亦增母亲的身体就不大好了，主要是她过于省吃俭用，牙也不好，经常犯牙疼，营养缺乏，又没有进行过全面身体检查，再加上有一个时期，亦增的人生经历正发生重大变化，由体制内跳到体制外，且不是很正常的途径，也没有和家里人事先沟通，对于家人来讲，震动很大，亦增母亲一度情绪很不好。还有就是当时关于兴隆街老住房的问题，亦增母亲和她弟弟媳妇之间有意见分歧，也很受影响。渐渐地，病魔开始慢慢侵入，而有一次，亦增母亲突然晕倒，紧急叫了救护车来做了救治，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后也没有做彻底的身体检查，这是亦增后来终生为憾的事情！

    2000年前后，亦增母亲身体状况严重不好，咳嗽厉害，经过检查，发现肺部患上了癌症。一开始家人不敢告诉她，以“肿块”搪塞，但亦增母亲自己心里也明白，不久以后大家也无法再隐瞒。因为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治疗了。需要放化疗，这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在这其间亦增母亲头发掉了许多，咳嗽不停。西医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发现时已属晚期，当时也没有什么靶向药一类的相对有些效果的治疗手段。但“病急乱投医”，为挽救生命，当时全家也不得不继续寻求各种治疗方法，又到广安门中医院找名医诊治，吃中药，但也未见明显疗效。最后转至光明医院，是当时这医院有个大夫据说对癌症治疗有独特方法，但事实证明，癌症治疗在当时尚未有什么突破性的成就。当时亦增母亲胸水已很厉害，疼痛难忍，不得不使用吗啡等药品。亦增小姨当时还寻觅了一个偏方，做了许多小药丸让母亲服用，其实那里面的主要原料，就是罂粟壳的粉。后期，亦增母亲已处于昏迷状态，癌细胞转移扩散，坚持了半年，终于去世了。

    给母亲送葬后，亦增作为大小伙子，生平第一次泪流满面，悲痛欲绝。主要是“子欲望而亲不待”，自己尚未有所成就，且未尽孝道，母亲已早逝，追悔莫及。这是亦增人生当中，极为痛苦的事情！

    天坛土山与幼儿园

    亦增小时候，从识字开始，到以后上小学，除了一般男孩“活动”的业余爱好外，由于胆子比较小，属于晚成类型，往往在“社交”方面怯生生，不敢广泛“交流”，闲的时候，呆在家里时间居多。那时家中与外祖父一家同住，人口较多，外祖父也藏书比较多，亦增便从小养成个爱好，无论什么样的书籍，都喜欢拿来阅读，尽管很多内容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懂，也不妨碍广泛“涉猎”，消磨时光，如果内容比较通俗易懂的，则更是端个小凳子坐在院中，抱着书看得津津有味，浑忘记了日头西斜，光线逐渐暗淡，直到家人喊吃饭，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因此由于不注意用眼卫生，造成近视眼。当时家中大部头的书籍甚多，四大名著里，除了红楼梦亦增实在不感兴趣，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在小学其间就已全部读完，印象深刻，另外就是叶永烈主编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太涨知识了。真正购买和亲属赠送的书籍倒不是很多，亦增记得的，有“小灵通漫游未来”和“鲁滨逊冒险故事”以及“上下五千年”——那是林汉达大师和曹余章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普及优秀作品。引导和诱发亦增以后从军的最初理想，还得益于一本“中国古代战争故事”，那里面收录的，都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战争战役，比如“齐鲁长勺之战”、“退避三舍”、朱陈鄱阳湖之战、“明金宁远之战”等。而大部头的三国演义里，从头到尾都是战争和谋略，自然更引人入胜。亦增小时候喜欢爬那个天坛的土山玩耍，多半也是因为对三国里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有极为深刻的印象。

    有一阵子，天坛公园是不要票的，可以自由出入。就像那时节，你要去天安门广场，也随意得很，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随便上，近距离地观摩那栩栩如生的浮雕，还可以在广场上肆意地奔跑，放风筝，不需要安检，也不用查身份证。当然，想上天安门城楼是不可以的，那个地方除了重大活动以外，原来并不向游人开放。

    关于天坛公园里，由回音壁通向祈年殿那长长的廊道旁边的那座高高的土山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以前北海公园水面清淤挖出来的泥土，另一说是当时地铁一号线，就是从苹果园到建国路大北窑那边，北京最初的地铁线施工时挖出的土堆积起来的。现在想来，这两种说法都不大靠谱，北海公园水面虽然不小，但清淤的泥土也没有多少，而地铁沿线施工挖出的土，也不可能都运到天坛里去堆积起来。对于小孩亦增来说，没有兴趣和心情去考证这土山的来历，只是觉得爬那土山好玩得很。

    那时节北京的高楼大厦并不是很多，没有CBD，没有高耸入云的国贸大厦，也没有更加巍峨的电视塔，十七层的北京饭店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当登上那座小时候看起来很高大的土山时，身旁最近的，便是天坛公园本身里，祈年殿那24米高的金色殿顶，仿佛就在脚下，顺着那长长的廊道稍稍往南，便是回音壁和环丘台的圆形宫墙与石坛，护城河边的绿树成荫，北望，北京饭店历历在目，更远处，蓝天白云之下，遥远的青山能够映入眼帘。这是北京市内一处当时极近的观景台，视野范围，比景山公园最高的那个亭子还要好。后来这土山是什么时候清理走的，亦增不清楚，反正上初中以后，除了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去天坛北门附近除草，就很少再去天坛了，那时土山就已经不在了。

    亦增想，也许那些土，都用卡车运到郊外去了吧，就像亦增上班以后，某次单位指派任务，“押车”去西北郊外的垃圾填埋场倾卸垃圾。不过童年时这个土山，的确给亦增这样的小孩，增添了很多乐趣。

    …………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国民经济，还没有脱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影响，粮油与很多副食还得凭本供应，包括布匹，也需要布票。现在的人不大好想象那种情况，物质生活是平淡而朴素的，是“紧缺”的计划经济。工业在学大庆，那时候大庆油田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油田，得益于李四光教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由玉门转战东北的铁人王进喜的带动，中国第一次甩脱了贫油的帽子，成为了石油生产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大庆的油田是深层石油，埋藏非常深，早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其实已经探明那里有油，可是开采条件和技术达不到。农业则学大寨，陈永贵被提拔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是对大寨实干精神的肯定。至于陈永贵是否适合担任国家级别的领导人，另当别论。近期，同学广达的爱人因公出差去河南南阳，计划里有参观红旗渠的打算。这项工程在当年也堪称伟大，林县人凭着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开山辟径，绵延百里，凿穿崇山峻岭，引水入渠，灌溉农田，气魄宏伟。不过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是不能光靠口号与盲目地闷头苦干，就能够有大幅度提高的。

    那时节的幼儿园还是不错的，离家不远，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在南芦草园和大江胡同附近。亦增由院内邻居“大姥姥”带看一年后，进入了这个幼儿园，班里孩子众多，三个老师，大概带四十多个孩子。亦增是晚成的胆小孩子，对于这种闹哄哄的地方，有点“认生”，都是一帮小孩，老师也不会很有时间和耐心逐一照顾与关注。亦增只与一个同样有些“认生”的孩子要好，二人经常在午间睡觉时偷说悄悄话，评论几位老师，还给她们起代号曰“张师”、“郭师”、“关师”。

    幼儿园自带水杯。由于管理上有些混乱和漫不经心，亦增的水杯后来找不到了。为此，亦增母亲很不高兴，还抱怨了几句，说老师不负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每一笔个人开销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水杯。亦增家庭是双职工家庭，虽然亦增父亲在军队，但也不比一般家庭职工的子女富裕。

    幼儿园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有肉有菜有汤，当然伙食费用也是不便宜的。记得亦增有一次吃饭时自己“玩嗨”了，对着饭碗只吸收汤不吃饭，一不留神把饭碗弄翻了，汤饭洒了一地，出了大洋相，亦增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老师见了，不免批评一句：“吃饭也不好好吃，你还哎呀呢！”当然也没说其他的，帮亦增擦衣服，又给亦增添了点汤饭。从那以后，亦增就不敢吃饭时“耍宝”了。

    亦增这一批孩子是当时北京最后一批春季入学的孩子，所以亦增上小学时，已经七岁了。

    …………

    亦增成年以后，看过一部前苏联的战争史诗巨片《莫斯科保卫战》。这个分为三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战争巨制，非常形象而生动地描述了一九四一年冬天，苏联与德国军队围绕苏联首都莫斯科所进行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攻防战。那些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无论正方反方，都在影片里栩栩如生地体现。苏联领袖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演讲，是精彩而雄浑的。电影中的各种战争场面，令人难忘。不过给亦增印象十分深刻的，却不全是这些影片中的这些角色。说起来，译制片厂的翻译功底深厚，配音演员的表现也十分出彩。而有一个段落情节，就是在莫斯科广场上，女青年英雄卓娅和她的几个伙伴正在放气球兴奋地交谈之时，忽然从广场的广播中，传出严肃而庄重的播音——这个配音，是中国著名的播音员方明配的，在全片中仅此一段——

    “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苏联公民们，就在今天早上，法西斯德国入侵了我们的国家，他们的坦克和步兵，踏入了我们的国土，列宁格勒，布列斯特，明斯克，日托米尔，基辅，遭到轰炸…………”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国，电视机还基本没有出现在普通人家庭里，人们还获取外界知识与信息的渠道，大多还是书籍、报纸与广播。从时效性上来讲，书籍是最慢的，报纸，特别是日报，比较及时与详细，但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阅读报纸的习惯，而最快捷方便的，便是一部收音机。在没有电视以前，这是家庭里的必备物件之一。当然，从实用性和对于生活的价值来讲，它远不如自行车、缝纫机等当时的大件，不过它所给人带来的信息方面的获取与了解的便捷，又是其他东西无法代替的。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于老百姓来讲，大多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当时耳熟能详的播音员名字——齐越，虹云，林蓝，方明等，通过他们的语音播报，而走入千家万户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迷，那么播音员张之和宋世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除了各种曲艺音乐节目——京剧样板戏和地方戏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之外，在那个年代里，还有些曲调也是经常出现的，例如召开国家会议时候的国歌、国际歌，以及重要人物逝世时的哀乐。

    作为童年时代的亦增，从广播里的收获也是很大的，获得很多欢乐，增长很多知识，了解很多信息，萌发许多梦想……这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有这么几项：评书，相声，和少儿节目小喇叭。当然，作为自小对体育运动有兴趣的亦增来说，体育新闻和体育直播，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当今这个“全民自嗨”年代，像喜马拉雅听书这类的网上娱乐项目已经不算什么新生事物，而且说实话这个创意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只不过增添了自嗨与盈利的因素在内。属于入门门槛不高，大众皆可参与的项目，制作成本不高，什么题材也都可以，万一得到热捧与关注，还能名利双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播里也经常播放评书，那个要求就高了，不是行业内知名的艺人，绝没有机会上节目，属于功名成就才能献艺的程序，与今天有所不同。当然，其表演性质与宗旨也不一样。

    一般的评书内容往往放在黄金时段——中午人们吃饭的时候，晚间还会重播。评书内容涉及很广，老幼咸宜，各有所好。亦增后来对单田芳先生的评书也很有感觉，比如《白眉大侠》和《童林传》，不过那个时候单先生还没有像后来那么出彩，那时节最有名和引人入胜的评书和评书艺人，以亦增的眼光看来，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无出其右。刘兰芳先生嗓音高亢，激情澎湃，对于英雄的描写刻画十分动人，朗朗上口，记忆犹新，令人难忘。亦增直到现在，还能脱口而出一些片段，比如剧中丑化的潘美的手下花刀大将王大鹏的那把刀，有个绕口而威风的名字——

    “九耳八环锯齿飞镰合扇板门刀”，气派！

    还有比如王大鹏对阵八大锤之一傅天亮的片段——

    “来将通名！”

    “俺乃岳元帅帐下前部都统制，八大锤之一，铜锤大将傅天亮！”

    王大鹏心道：“吆嗬，早听说岳飞手下的八大锤厉害，今天还真碰上一对！”

    二人战马一错蹬，刀锤并举，就听“堂——”的一声，都震得双臂发麻，不由得内心都有所忌惮！

    ……

    就在此刻，但见一条黑大汉从旁跃出，手舞一对硕大的乌黑铁锤，凶神恶煞般大吼：“那小儿王大鹏，你爷爷迪雷在此，看锤！”但听咔嚓一声，王大鹏战马双腿齐断！

    …………

    除了刘兰芳先生的《岳飞传》，那时袁阔成先生的《三国演义》，田连元先生的《杨家将》，曹灿先生的《李自成》和《武松》，也都是亦增的最爱之一。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著，纷纷在广播内，由这些著名的评书艺人娓娓道来，给人以如饮甘霖的享受，同时也增添了浓厚的历史知识兴趣与对英雄豪杰的崇拜与关注！

    除此之外，反映警察生活的《刑警队长》，由王刚播讲的抗战题材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还有反映胶东抗日军民战胜天灾与海匪的小说，峻青先生原著，由关山播讲的《海啸》——这几部都曾经拍成过电视剧，也给亦增留下了深刻印象！

    相声这门艺术，产生于清朝道光同治年间，其祖师爷据说是原八角鼓艺人张三禄，他创造了单口相声这一艺术形式，后经间接传承，以朱绍文、阿彦涛、沈春和等发扬光大。到了清末的时候，原来的街头艺术慢慢走入茶馆和达官贵人的宅邸堂会，出现了以“万人迷”李德炀为代表的相声“八德”，其中的周德山，便是后来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师傅。相声以京、津和奉天（沈阳）为盛行之地。在解放前不过是艺人谋生的一种手段。解放后经过整理整合，成为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笑的艺术。相声界里故事多，精华和糟粕并存，即使到现在，也纠缠不清，师承，规矩，门派，雅俗，争个不亦乐乎。不过作为一门艺术，亦增认为，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娱乐生活，当然也要弘扬善，鞭挞恶。

    在电视还没有普及之前，广播里面的相声节目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除了相声迷以外，那会儿真去茶馆和俱乐部听现场相声的并不是很多。当然有些文艺演出和慰问活动，相声艺人演员也往往会参与，包括抗美援朝慰问团里也有著名相声艺人小蘑菇。亦增算不上相声迷，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专门去德云社听过相声，不过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广播里播过的很多相声倒是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在改革开放之前，相声界的传统相声较多，当然也有讽刺社会现象的鞭挞相声，比如姜昆和李文华著名的“如此照相”，另外经过马季先生的提倡与实践，歌颂相声这一形式也成为一种形式，比如他说过的“友谊颂”，姜昆李文华说的“我与乘客”，贾继光魏兰柱说的“华山群英”等等。

    说到相声功底和名气，侯宝林和马三立无出其右。尽管在他们之前，仍然有许多名宿，但跨越共和国建国前后，相声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提升。侯宝林大师说学逗唱俱佳，曾经和郭启儒等合作过一个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游园惊梦”，并拍成了电影，老先生的“夜行记”、“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等，是不可多得的经典。马三立大师辈分更老，风格幽默独特，是津门和中国相声界的标杆式人物，他的“十点钟开始”、“买猴”、“逗你玩”等，令人忍俊难禁，余音绕梁。相声后来传承广泛，在祖国大地多处开花，亦增喜爱的相声演员有不少，以姜昆李文华、马季赵炎、侯跃文石富宽等最为乐听，他们各有自己的拿手段子，争奇斗艳，各擅胜场，不过亦增更钟爱姜昆李文华的“时间与青春”、“祖爷爷的烦恼””、“哺乳诗”等。到今天，很多大师已经去世，他们的相声作品在网上还能够找到，有时亦增也复听几段，觉得回味无穷！

    广播里的少年儿童节目，全国性的主要是小喇叭和星星火炬，分别针对学龄前儿童和小学初中的少年。那个小喇叭节目的片头音乐和片头词十分诙谐灵动，并造就了一个令全国的学龄前儿童都十分喜爱与熟悉的名字：小叮当。它的大名，与木偶奇遇记里的匹诺曹，在那时节是不相上下的。亦增到现在还记得那朗朗上口的数来宝式的开篇词：

    “鸡蛋皮小帽白光光。

    桔子皮做我的红衣裳。

    辣椒做我的灯笼裤。

    蚕豆皮鞋咔咔响。

    ‌副歌与角色介绍‌。

    （唱词）

    你要问我是哪一个？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

    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

    小朋友来信我全管，

    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中国经典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的插曲《小叮当》，以拟人化的小木偶“小叮当”为主角，歌词充满童趣想象力，用日常物品（鸡蛋皮、桔子皮等）比喻服饰，传递活泼欢快的氛围，所以给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作为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启蒙与诱导节目，故事是必不可少的“饕餮”。当然，故事讲的好并不容易，要能吸引小孩的注意力与兴趣，还是需要深厚的功底与巧妙的情节构思的，另外主讲人也十分重要。鞠萍阿姨那个时候还没有亮相，后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她的形象才广为人知。当时的“大明星”有那么几个，一个是曹灿，一个是董浩——后来他也经常出现在电视上了。还有最为人熟知的著名播讲人，“故事大王”，就是老爷爷孙敬修了。

    孙敬修是北京人，中国著名儿童教育家、讲故事专家，1921年毕业于京兆师范学校。曾任北京汇文第一小学教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少年宫辅导员。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孙敬修长期悉心钻研儿童心理及儿童语言，在学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儿童少年讲了几十年故事，被孩子们称作“故事爷爷”。

    孙敬修著有《怎样给孩子讲故事》《故事爷爷讲的故事》，出版有《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

    孙敬修主讲的“西游记全集”，包含《石猴出世》、《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的章节，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融入古典文学精华，在那个年代，如春风化雨，滋润了千千万万学龄前儿童的心灵。从影响力来讲，他比当今的任何一个网红都要享誉全国，迄今为止尚没有出现第二位儿童所钟爱的明星级人物。这就如同王立群在百家讲坛里讲刘邦时所说，是“时代玉成””，同时也是与这位老教育家的爱心、努力与勤奋分不开的。

    亦增上学以后，也曾经参加过学校的合唱队，那是在小孩变声之前。其中有一首歌，在星星火炬少儿节目里也经常听到。虽然它出现得比较晚，也不是像电影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那般，跨越了更长久的时代，滋润了到它出现时已经长大成人的一代人，但这歌曲创作产生于改革开放不久的新时代，自然就赋予了它更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歌便是《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教育事业焕发了生机，与青少年成长关系紧密的思想文化建设被重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少儿合唱创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空间。1981年，寄明应《辅导员》杂志之约，为李幼容所作的歌词谱曲。在收到该曲歌词前，寄明就一直想创作一首歌唱祖国、歌唱理想的歌曲，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较好的歌词。她读到李幼容的歌词后，觉得这正是她一直盼望的词，读了一遍又一遍，随即创作出了《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谁见了我们都要称赞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胸前的领巾

    像那灿烂的朝霞一样耀眼

    我们心中的理想

    像那星星闪着光焰

    谁能比我们幸福美好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欢乐的笑脸

    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

    我们清脆的歌声

    比那百灵鸟还要婉转

    谁见了我们都要称赞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胸前的领巾

    像那灿烂的朝霞一样耀眼

    我们心中的理想

    像那星星闪着光焰

    谁能比我们幸福美好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我们学习锻炼

    明天肩负起祖国建设重担

    我们时刻准备着

    去把未来亲手创建

    谁能有我们这样自豪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

    《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结构短小、旋律流畅，情绪昂扬。在音乐语言风格上，与“前十七年”的少儿合唱创作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在音乐形象塑造上，增加了更多的抒情性元索，尽情着意于少年儿童天真活泼性格的描写，更加贴近改革开放初期少年儿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让我们荡起双桨》创作于五十年代，是乔羽和刘炽先生的名作，也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它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北海的水面和白塔。相比之下，《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的词曲作者并非那么有名，但这两首跨越不同时代的少儿歌曲，在今天一样充盈了满满的回忆，令人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