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适逢夏至刚过，身体调理一番，尚对上部作品有所回味留连，不过一切向前看，由悠远的历史，转到近眼前历历在目、仿如昨天的历史。我钟情于这个城市的厚重感，它的纷繁芜杂，大气磅礴，旧影新题，浩荡变迁。仅以个人和身边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活奋斗、爱恨情仇，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都市，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笔者）

    京东北，密云水库南岸，灰色的浩淼水波与漫天飘洒的红色黄色和绿色交杂的落叶，以及瑟瑟轻起的风，构成了一幅燕京初秋的画卷。

    在一栋依山坡而建，可俯瞰烟水天色的别墅平台上，亦增正坐在露台桌前，点起一支薄荷烟，品着原味的苦咖啡，凝望着远方浩荡的潋滟与浮云，目光平静而深邃，内心则思绪翻涌，跨越时空，回到了往昔时刻……

    亦增的祖辈，在久远的岁月中，是否曾经经历过迁徙，就像那山西洪洞大槐树，开枝散叶，分布四方，已经无从查勘。北方普通人家，也没有修家谱、建宗族祠堂的习惯。与家族有关的津津乐道的历史，多半还是因为亦增的母亲一系，以前老家世居河北满城，与那西汉时期的中山靖王刘胜，有着无法言说的传承关系。燕赵大地，画角声中，牧马农耕频来去，历史变迁，谁又能说得清呢？

    从祖上而论，亦增父亲一脉，属于冀东南。后来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饮料品牌“旭日升”。而在解放前，都是务农人家。只不过在亦增祖父，甚至更上一辈的亲眷当中，也有并不务农，而外出帮工，给人做学徒伙计的，虽然未能大富，倒比纯粹耕田，似乎收入多些，但也将就。后来，亦增祖父兄弟三人，辗转到了外地，有的定居天津卫，有的在北京过活，而亦增祖父，则去了上海。因为祖父过世的早，亦增对祖父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带他逛的上海外滩、武胜路，很好吃的小馄饨，西郊动物园，与在亦增幼小时，北京还是木头方块上画的，而上海已经将那小孩玩具，做成了惟妙惟肖的金属飞机模样的飞行棋。

    亦增的祖母过世更早，对于她，亦增毫无印象。后来祖父到了上海，续娶了后妻，就是亦增的后奶奶，亦增对后奶奶有比较深的印象，她是个精明和蔼的上海老太太，里弄，阁楼，在亦增幼小的心灵中，与煌煌大上海的恢宏一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短暂，有些模糊。

    土改以后，对于祖父家庭的成分认定，则有些复杂，虽然不可能是“剥削阶级”，但也并没有完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能算赤贫，故而认定时还费了些踌躇。不过后来亦增父亲被祖父带到上海去上高中，后来从上海参军入伍，是否因此而在政审时有所影响，亦增也不得而知。想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吧，毕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老百姓家庭。

    而说到亦增的母亲家族，则是真真切切的革命家庭。亦增的外祖父，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为党工作，勤恳任劳，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出过生入过死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之一，也算是共和国的开创者中的一份子。

    2003年，亦增外祖父去世，在追悼会上，亦增见到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外祖父的生平简历，这是亦增以前并不知道的，也未曾听外祖父本人，或是家族亲属们谈到过的。当然，以前亦增还小，也没有人会对亦增谈这个。

    这是一段虽然普通，却并不平凡的革命者的人生经历——

    ——1952年，被定为国家行政干部17级，1954年定为16级，1956年定为15级，1984年按老干部14级办理离休手续。

    ——1917年6月28日，出生于河北满城；

    ——1924-1929年，在家乡上小学（高小）；

    ——1929-1934年，在老家种地；

    ——1934年9月-1935年7月，在天津修铁道；

    ——1935年8月-1940年10月，在老家种地，当校长、会计员，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这是外祖父革命生涯的开始！）

    ——1940年-1943年12月，当村干部、会计，搞药品“盘尼西林”等；

    ——1944年8月，正式入党（无候补期），之后离村到区、县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本村证明人：XXX；

    ——1944年9月-1946年5月，在满城县二区合作办事处任会计主任，在区小队工作（自带手枪活动）；

    ——1946年6月-1947年8月，在察哈尔省振兴实业公司任会计、业务员，从事地下党活动，证明人：XXX；

    ——1947年9月-1948年3月，任聚兴隆公司大王店分店会计；

    ——1948年4月-1949年1月，任北岳区瑞华公司会计，证明人：XXX；

    ——1949年1月-1951年1月，任北京百货公司经理，证明人：XXX；

    ——1951年1月-1952年1月，任北京市工商局人事室主任，证明人：XXX；

    ——1952年2月-1953年1月，任北京市工业器材公司三区主任、财务科长；

    ——1953年2月-1955年9月，任中国五金器材公司经理、财务科长；

    ——1955年10月-1956年5，月任中国五金交电器材公司书记兼副经理；

    ——1956年6月-1958年6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58年7月-1959年5月，任中国北京科研服务处书记、经理；

    ——1959年6月-1960年5月，在北京二里沟中央财贸干校进修学习；

    ——1960年6月-1961年5月，又任北京市信托总公司书记、经理；

    ——1961年6月-1966年8月，任中国医药总公司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书记、经理，证明人：XXX；

    ——1966年8月-1969年7月，文革期间靠边站，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9年7月，平反、解放，恢复工作；

    ——1969年7月-1971年5月，任北京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顾问小组组长、成员、委员，证明人：XXX；

    ——1971年5月-1984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用品公司任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后任代理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证明人：XXX；

    ——1980年5月，因病在家休养，1984年6月正式离休，享受14级待遇；

    ——2003年9月13日去世，享年86岁。

    附录：

    家乡1948年土改，革命后有41亩地，房5间，人12口；1954年办初级社，16户入社。

    ………………

    随着亦增年龄渐长，老辈人也逐渐老去。作为外祖父的首个外孙子，他又是多少有些“重男轻女”思想的人，自然对亦增颇多宠爱。外祖父有七个子女，还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从军后，做到海军葫芦岛基地的政治部主任。亦增的母亲在七个子女中是老大，比亦增的小舅舅大了有二十岁，在家里面有半个娘的“威信”，帮助外祖母操持一大家子。外祖父革命工作多忙，无瑕过多照顾家庭。

    外祖父离休后，身体不大好，一直休养。亦增经常去看他，陪他聊聊天。外祖父虽然革命经历丰富，经过的事情多极了，却从来不在小辈们面前讨论自己以前的经历与业绩。或许这也是那一辈老革命者的某种习惯，对于革命工作的事情以谨慎纪律、保守机密为要，即便已经离休，即便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仍然保持一贯的操守与准则。其实以外祖父的经历，比之后来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亦毫不逊色，很有共同点，只是这些，都是外祖父过世后，从后辈亲人回忆当中得知的，外祖父自己，则从来没有做过写回忆录的打算。

    亦增外祖父的家乡满城县，原属保定地区，背倚太行山脉，曾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鬼子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们和国民党伪军、特务、汉奸及地方的“青帮分子”勾结，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罪恶滔天。身处敌占区的家乡百姓们惨遭日本鬼子及汉奸走狗蹂躏。乡亲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有“保定外围神八路”之称。家乡的村里，有许多原来参加过义和团的老人，也拿起大刀建立了大刀会，与日本鬼子和汉奸斗争。还有许多人则参加了平原游击队。

    外祖父从青年时期起，就在父母教育及乡亲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抗日活动。他曾是地方上八路军武工队队员，主要从事地下党活动。据后来亲人回忆，当时保定地区共有27个县，县下设区。在敌占区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民兵组织，开展地道战（如河北冉庄）和平原作战（如白洋淀雁翔队），大刀会也积极行动起来，配合八路军一同作战。许多歌颂太行英雄的老电影、小说如“太行英雄传”、“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 “狼牙山五壮士”等，都反映了家乡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英勇不屈、顽强战斗，抗战八年打败了日寇。抗战胜利后，又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到1948年底，保定解放了，家乡老百姓从此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亦增由衷地感到，前辈们曾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历经风雨，饱受磨难，在民族危难时刻投身革命，为保卫家乡、为建立新中国而战！

    亦增的外祖父上过高小，读过书，算是个“知识青年”，学习和了解领悟了许多革命道理。他自幼热爱家乡，热爱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前，他就热心于公共活动，当过村干部、校长、会计。抗战时期，外祖父就加入了革命队伍，正式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县敌后武工队队员）！当年，外祖父曾在村里，跟地下工作者与进步群众一起，千方百计为八路军武工队筹军粮和药品（如盘尼西林治疗枪伤药品及各类消炎药），不顾生命危险，四处奔波。他们活动隐蔽，多在夜间进村。因为当时，村里也有汉奸、特务，如村维持会会长等，他们甘愿为日本人提供八路军武工队情报，出卖乡亲。外祖父恨他们，与他们势不两立！据亲属回忆转述曾外祖母的话，当年外祖父身材高大，一身粗布衣裳，腰间常跨两把盒子枪，很神奇勇敢，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去匆匆。为了不暴露目标，每次回村，多在夜间偷偷翻墙回家，把旧自行车往村外沟里一扔，后再骑走。后来外祖父离开村子，到区、县武工队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平津战役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当时，党中央正在西柏坡运筹帷幄，规划着“进京赶考”，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千年大计，而北平的地下党和解放军，也在紧锣密鼓地做着与傅作义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秘密工作。

    正是在这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向前推进的历史性时刻，外祖父于1949年1月，奉命离开家乡，进驻北京，根据革命需要，参与中央政府接管北京的工作！

    可以说，亦增能够出生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与外祖父的革命生涯，以及后来他奉调入京，做接收工作，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联！

    亦增对于满城老家，还是有印象的，这缘于亦增小时候和母亲回过几次老家，老家还有不少的亲戚在。相比于亦增父亲这边，祖父兄弟都远离故乡外出工作生活，也只有身后，才“落叶归根”，埋入老家坟地，而由于外出日久，人情便淡了许多，加之从亦增父亲这一辈起，便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所以冀东南的老家，对于亦增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了，而亦增也没有打算，如果老人没有希望和要求，再重返故乡“寻亲”。

    外祖父这边则不同，他兄弟二人，弟弟一直在老家生息繁衍，后代兴旺，外祖父虽然“高升”进京，与老家的亲眷们也没有断了来往，经常互相走动——当然，主要是老家亲眷来北京走动，拜望一下也算“出人头地”的外祖父。外祖父对于乡情亲情，自然是铭记于心的，但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守着严格的纪律与规则，并不为老家的亲眷们行什么“方便”。老家亲眷，亦增的表舅，舅妈们，也很自觉，来往探亲，只叙乡情别情，从不要求什么。这种朴素的革命者家庭的亲眷往来，一直持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外祖父去世后，下一辈仍在持续。

    当然，随着后来改革开放乡村振兴，老家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地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工业开发区，亦增的舅姨们，与老家亲眷合伙盖了几间房子，后来也划入拆迁范围，这是后话了。

    总之，在母亲和外祖父这边，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一直在绵延不断地持续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醇厚而淡然。

    …………

    后来，亦增也从上辈亲属回忆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在老家的风云往事。

    据说，作为革命者家庭，受外祖父牵连，曾外祖母（亦增称呼太姥姥，她在亦增三岁时去世，亦增对她有模糊的印象。家中，有一张曾外祖母的黑白照片，比较模糊，但每观之，亦增还能依稀记得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曾几次被绑架！

    在1942年的一天，曾外祖母被日伪特务五花大绑，用枪督着，带到村南马场村炮楼。敌人逼她说出儿子在哪儿，几时回家，不说就严刑拷打、往嘴里灌辣椒水！与曾外祖母同时被抓的，还有村里几位为八路军办事的乡亲眷属，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她们饱受侮辱和虐待，但都表现坚强，不惧敌人的逼供、拷打。幸运的是，我八路军武工队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与敌人周旋，而特务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又觉得毕竟乡里乡亲，不能把事情做绝，便敷衍应付差使，以“查无联系，并未通敌”为由，关了几天后，让交保赎金，把人放出，曾外祖母她们这才得以平安地回到村里。

    亦增的外祖母，1916年出生于保定西郊大边坨村一个贫苦的家庭，该村是个世代贫穷落后的平原村。由于家境贫困，外祖母不能上学读书，大字不识，但自幼勤奋，从4岁开始就帮助家里干活。家里以种地为生，为了生计，还常到本村地主家干活，洗衣、做饭、搞卫生。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后进行了土改，外祖母家分得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外祖母16岁那年出嫁，由于外祖父从事地下活动，她便和大伯在家种地。外祖母为人正直、勤奋、善良、宽容，和家人一直相处和睦。她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下田干活，还要做饭、照顾儿女，苦累不说，更难的是作为共产党家属，她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坏人抓走拷打一顿，或丢了性命！

    抗战时期，老家为敌占区，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及特务活动猖獗，伪军长刘万杰更是杀人不眨眼，属下气焰嚣张。他们与地方保安团、特务勾结在一起，到各村抢粮食、乱伐树、偷鸡摸狗、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乡亲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据亲人转述曾外祖母的回忆，1947年的一天，外祖母作为共产党家属被绑架游街。曾外祖母抱着哇哇大哭的亦增二姨一直跟着国民党伪军、特务来到村罗汉殿（药王庙）旁的大藕河边。因为哭闹，伪军特务就喊；“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去”！曾外祖母紧紧抱着妹妹哀求说：“不要！请你们别伤害孩子！这孩子还小，求求你们把我家媳妇放了吧，带走她给我留下几个孩子，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呀？要抓你们就把我抓走吧”。“滚开，老太婆！”只听‘砰’的一声响，恼怒的伪军突然开了一枪。幸好子弹打偏从曾外祖母耳边擦过，老人幸免遇难，但她的耳朵差点儿震聋，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那天外祖母被五花大绑游街，伪军们边敲锣鼓边喊叫：“说，你家男人在哪里？与谁联系？把他交出来！”外祖母很坚强，未透露一字。随后他们又把外祖母和其他几位八路军家属带到村西头宋家，进行拷打、逼供、折磨。外祖母自始至终咬着牙，强忍悲痛，不肯讲出外祖父的事。后来忽然间村西外响起了枪声，是八路军武工队赶到了，伪军见势不妙，也顾不得外祖母亲她们了，匆匆向村东方向逃窜，外祖母等人有幸得救！

    …………

    据亲人回忆，1943年夏天，日本鬼子、汉奸活动日益猖獗。他们进村就抢粮、捉鸡、祸害乡亲们。大人小孩，都害怕他们进村，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时亦增母亲六岁多，记得有一天日寇、伪军又进村了，他们在街上随意搜身，到各户抢粮，以查户口为名，搜查掩藏在农户家中的八路军伤病员。那天，亦增母亲正和一些发小伙伴在街上玩游戏，忽然听说鬼子、伪军进村了，急急忙忙各自找地方躲藏！因离家较远，亦增母亲只好一路小跑到路北一家，见他家大木门关闭着，就从大门下方的门缝里使劲往里挤，最后终于钻进了院子里。亦增母亲吓得够呛，总算聪明机智、动作灵敏，未被坏人抓住，而他的小伙伴有的就被抓了，还遭毒打，因为她们的父亲都是村里老党员，这都是村里特务告的密，亦增母亲幸运躲过一难！

    亦增母亲的童年生活艰难，家境贫困，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无学上。她很懂事，从小就帮家里干活，照看弟妹，还整日担惊受怕。听说新中国成立后，亦增母亲很激动，老家召开镇压反革命公判大会，作为革命后代，13岁的亦增母亲也义愤填膺，和乡亲们一起到县城开声讨大会。

    据亲属回忆，曾外祖母还讲述过家里买织布机一事。1952年，家里从保定买了台老式织布机，亦增的表舅舅，赶着小驴车往返50里路拉回家，曾外祖母和亦增母亲高兴极了。曾外祖母抽空就用一台旧纺车纺线，亦增母亲则用织布机夜以继日地织布，晚上常常点着煤油灯干活。亦增母亲心灵手巧，能织出多色彩、多图案的粗花布供全家做衣服、被褥用，一家人当时过着朴素的生活。那个时候，外祖父和外祖母刚进京不久，还未来得及安置家属，小小年纪的亦增母亲就担起了照顾家庭和弟妹的重担。

    1954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村里16户人家入社，亦增母亲被选为副社长。16岁的亦增母亲，就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亦增母亲吃苦耐劳，不怕脏累，干农活、筑大坝样样行！老家1956年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亦增母亲又被选为副社长。她还在村里担任妇联会主任、共青团书记、妇女队长，后又当选为区妇联委员，经常到区政府开会。直到1958年11月，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老家，来到北京生活，与外祖父外祖母团聚，自此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关于亦增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在老家的革命生涯和生活经历，亦增了解得很少，盖因以前年龄幼小，少有亲属回忆往事。后来亦增逐渐长大，自己的生活阅历也越来越丰富，对于前辈们的往昔多了关注与怀念之意，本着不忘过去，珍惜传统之意，做了一定的了解与追记，以为一种纪念！

    …………

    一个新的时代，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便拉开了它的帷幕。在离以前的前门楼子不远，与八大老字号云集的大栅栏商业街咫尺之遥，有很多名号，譬如月盛斋、都一处、清华池、天兴居、广和剧场等，后来都成为四九城回忆榜上的所在的地界，这里有一条从西到东，可以由大栅栏那个繁华的商业街，经过鲜鱼口街，西兴隆街和东兴隆街，一直通到花市，也就是后来那个新世界百货所在的地方的贯穿东西的长街。这街道在当时并不宽阔，即使在几十年后，经过翻新与改造，也因为要保留原始风貌，而无法拓宽街道，不过彼时仍然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沟通了北京老城的崇文和宣武两区。在这条街的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冠名为草场头条到草场十条，以及长巷头条到六条，青云胡同、新开路等大大小小的曲折而又狭窄的胡同，构成了条块分割的居住区。在草场三条与长街交汇的把口处——如今改造后，草场三条是唯一进行拓宽，直通到天坛公园北门的祈年大街的组成部分了——，有一间解放前留下来的纸铺门面，它的后身，是格局不算十分规整，但能够依稀看出原有四合院格局的一个杂院。这里，西兴隆街XXX号，便是亦增外祖父奉调入京，开始从事接收工作的住所，也是亦增自从出生后，延续到一九八六年搬家，一直居住和十分熟悉的所在！

    …………

    亦增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经数次从以前住过多年的旧宅经过。这一片已经经过了改造，当然那条主街道的宽度是没有多大变化的，因为要保留这里的原始风貌，所以并未整体拆迁，只是把街两侧和胡同内遗留下来的老旧危房进行了翻建和重修，有些已经不再是民宅，而变成了商业门面。

    外祖父的旧居——也是亦增的旧居，因为外祖父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便从这里搬家到了天坛东门附近的东侧路，也就是现在中国围棋会馆的对面，而亦增和父亲母亲则在这旧居杂院的先是南房，后是北房，一直住到一九八六年，也即亦增父亲单位分配住房为止。

    这附近，北边的打磨厂街里，原来有北京十分有名的“地下城”，是以前的规模宏伟的人防建筑，蜿蜒曲折数十里，设施齐备，令人叹为观止。早些年，这一处景点，已经不再对外开放。亦增有幸在以前下去游玩过，和在河北冉庄看到的地道战遗址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亦增后来上学后，对于历史地理等都有些偏爱，所以热衷于从各类书籍与记录中，探询街区、地方、建筑遗迹的掌故与由来，以至于每外出旅游，也乐此不疲，总是事先或当时，了解旅游地的人文景观的历史变迁和由来等，而对于自然景观，则注重其在民间的传说逸闻故事等。游金山岭长城、山西五台山，莫不如此，自己还津津乐道地热情给旁人讲解普及。在五台山，亦增正兴致勃勃地给同游者讲说佛教大小乘、黄教与红教的区别，不意身边正好有一喇嘛经过，听亦增滔滔不绝的“歪论”，颇不以后然，断然指摘亦增说，天下佛教本一家，哪有那么多的区分与划界，没有什么红教与黄教！闹得亦增大红脸，汕汕地尬笑。

    亦增出生于这条街东段的前门医院。那医院，是当时这一带有名和人流众多的场所。它的对面，是一间同仁堂药铺。亦增小时候，十分喜欢缠着家人，求其到药铺里，花三分钱，买一个酸酸甜甜的山楂丸吃，以过“口瘾”。亦增从小到大都不怕吃药，甚至还有些喜欢医院里淡淡的消毒水气味和药味，这大抵是因为亦增小时候常闹病，身体底子不够强健，吃了很多中药之故。在那医院后面不远，还有一座同仁堂的制药厂。

    作为解放前纸铺的门面，亦增他们旧居的外观，当时还显得很高大，三进的门脸，原来的大门改造了，变成入院的走廊。亦增还记得外祖父后来请人改造临街北房的墙壁，也就是挨着过道那里的年久失修的板墙，那居然还全都是木头的！从保暖和隔音效果来讲，自然无法和后来的砖墙相提并论。

    这纸铺门面紧挨着街口，旁边便是草场三条胡同。在那交汇处的角落里，树立着一根高高的电线杆。对于小时候的亦增来说，那房顶和电线杆，颇有些“高不可攀”之感，加之亦增胆小，略有些恐高，所以虽然小孩心性好玩闹，也从来没动过攀爬的念头。倒是亦增记得，当时还在军队机关服役的亦增父亲探亲休假，爬上过房顶去维修漏雨。

    这条兴隆街上的老房子当时还是很多的，都有些年头了。离亦增这里往西不远的一家，还是一栋两层的木制阁楼建筑。因为也算认识的邻居，亦增小时候还跑到人家楼上，“凭栏”观街景。

    从亦增家对面的一条南翔凤胡同（名字非常好听，但其实是极其狭窄逼仄的小巷）穿过去，再经过南深沟胡同（这名字倒十分贴切），便可到达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共青团中央的大楼，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那里。想来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曾在那里办公。大楼外面空地上，原来有个篮球架子，亦增曾在那里玩过篮球。不过那里后来成了停车场，篮球架子虽仍在，打球则难免有砸到车窗的危险。亦增和同学还因此被人没收过篮球并好一顿数落才放人。

    正义路的马路对面，就是有名的六国饭店了，是旧时代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老北京没有人不知道的。由那里东行一站地，便到了台基厂，原来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和东交民巷，老使馆区。

    而由草场三条胡同向南去，经过南芦草园的横街，走大江胡同，再走冰窖斜街，便到了珠市口，那里的标志性建筑，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教堂，现在还保留着，亦增逢年过节，和家人去串亲戚，那里的姑姑家，是必须要去的。他们那里往南，就到了现在德云社的所在地——鼎鼎大名的南城天桥了。

    亦增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地理方位，大概是由于亦增对于地理的热爱与兴趣，也是小孩子热衷于这些明显的标志性建筑和街道的一种“情节”罢！

    …………

    亦增童年时代，这个都市的市容范围，比日后的规模要小许多，人们的出行方式，也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当然，上班远行，乘坐公共电汽车也是必须之选，对于不大擅长骑行自行车的人，或是路途过于遥远的地方，公共交通便连接和承载了人潮的涌动。从亦增记事开始，沿着前门东大街，正义路向东，开始开挖地铁，那是北京最早的地铁线。当时的施工方式，还不像后来那样先进，一般还是明开暴露施工，所挖出的土，在两边堆砌得很高。那块地方，也曾是亦增偶尔玩乐的场所。至于安全意识，当时还没人太注意这个。有什么小的磕碰，也没人大惊小怪。

    亦增学骑自行车，大约要到上小学以后了。虽然学校离家很近，一般都是步行，但男孩子不会骑自行车，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些丢脸的事情。

    在亦增小时候，觉得自己家所在的这条长街，已经算是相当长的了，从西头的大栅栏，若一直向东走到花市，大概也要走半个小时。花市那边，以前最有名的，是新华书店，和花市电影院。那是亦增学生时代常逛的地方。不过看电影，也不算是普通的消费，除了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自己掏钱买票去看的时候，还是屈指可数的，这不是当时孩子的主要娱乐方式，当时小孩的主要娱乐方式，都是不花钱的。

    亦增所住杂院，自亦增记事起，变化不大，住户也变动并不频繁，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后，那时候人们的居住条件比较简陋而固定。杂院内住户不少，而院中央的空地则很小，被一个自来水池，和一棵后来长得很高大，一开始却还纤细有些“弱不禁风”的核桃树所占据。大约是解放前纸铺门面的遗存，这杂院内的西南角，居然还有一间厕所。这设施，对于住平房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已算不错，因为当时公共厕所也不发达，去一趟也要走些路，特别是冬天。城市的排污系统是慢慢发展的，老北京原来还专门有挨家挨户上门掏粪的掏粪工这个行业，就如这行业里的模范时传祥。

    当时的垃圾站，就在大街面上，倒脏土垃圾，也很难完全规范，往往气味不大好闻。垃圾车开进长街也不容易，一般是三轮，偶尔也有汽车。当然那时节自动化的装卸还根本不可能用于民生，条件不具备。当时尚有一种特殊的设施，在后来已经从城市里销声匿迹了，那便是泔水站。这是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的产物，作为饲料，很受重视。亦增亲属中，大舅因小时候在老家出过事，脖子受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落下病根，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与正常工作，曾经在泔水站做了好几年的“站长”。

    当时的副食商店都是国营的，离家很近，在草场二条那里便有一家，主要是卖菜和副食。因为边上有一个小学校，也出售文具用品。若要买肉，则需要去东边，草场八条附近，但肉食类都是凭本供应，一般人家除了过年过节，购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在亦增的记忆里，过年过节的气氛，是后来许多年再也没有过的了。那时节大家都热衷于放鞭炮，而电视的普及，则要推迟到八十年代以后了。最著名的莫过于“二踢脚”与小挂鞭，至于后来种类繁多的烟花，那时还廖廖可见，也价格昂贵，往往不如二踢脚或麻雷子这类的纯鞭炮便宜。还有一种小摔炮，小孩特爱玩，过节那些天，乃至过节前后数天，都在玩。过节的欢乐气氛，是在浓烈的烟火气息里发酵的。有重大节日的时候，政府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放烟花，大家都兴奋地观赏，因为亦增家离天安门不远，可以看得较清楚，当然想看得更真切，现场你是不可能去的，只有一个办法——上房顶！许多大人那时也乐此不疲，上房观瞧，另外还想办法去捕捉随烟花而放出的小降落伞，趋之若鹜，甚至有为此而摔断了腿的。

    而逢年节，对于小孩子来说那年饭是最吸引人的，毕竟很长时间不能食荤，年节时分，总可以大快朵颐一下，饕餮谈不上，但肉味回味无穷，余香留口，是无比畅快的事情。

    亦增家里，平时外祖父很忙，无瑕多照顾家庭。但每逢过年，外祖父总要炖肉。他做的红烧肉好吃得很，令亦增总是念念不忘，数十年过去，仍然觉得没有哪个饭店的，比那肉味更香！

    其实外祖父做的再好，总也不是厨师，这种比较是无意义的，要说其中的韵味，也只能用“情怀”二字来形容。那是对逝去的美好的一种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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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增外祖父一家，当然也包括亦增母亲与父亲和亦增，在没有搬迁之前所居住的这个杂院，并非只有外祖父一家。在当时城市规模还不算很大，高楼大厦十分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低矮成片的平房的情况下，除了老东城区和西城区，在历史上被称为“东富西贵”，缘于自清代，西城便是达官贵人的王府宅邸所在地，而东城则聚集了许多有钱人，包括旗人与汉族仕绅，而平民百姓，大多居住于地跨崇文宣武的南城，至于这四个城区之外的地方，当时还十分荒凉与相对偏远，是现实意义上的“郊区和农村”。对于一个拥有超过百万人口、又被定为共和国首都的城市来说，能在城区有安身之所，已经是后来人所不能奢望的“待遇”，尽管这房子并不很好，或者说相对很破旧。这和改革开放以后，财富成为居住条件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最先富裕起来的全国富人们，都可以到北上广深这类大城市的黄金地段，去很随意地购买多栋住宅商品房的“盛举”，不可同日而语。

    除去原住民，像外祖父这样的革命接收干部，所安排的居住地段，为方便工作和生活，还是处于城市的“繁华”地段的。至少，在交通并不十分发达的当年，步行不超过半小时，便可以到达共和国心脏的心脏——天安门广场，这无疑不算遥远和偏僻。那个时候，亦增幼小时，由家人带领，从动物园乘坐332路公共汽车前往颐和园游玩，那已经算是极其遥远的郊区了。

    这杂院里，还有几户邻居，他们的身份，大抵和外祖父的情况比较相像，也属于外来或本地的革命干部家庭。

    杂院入口过道，居住着一家，因为他家主人的年龄身份，与外祖父相近，不过应属于本地工人阶级的代表，亦增记事后，便称呼他们夫妻为“大姥爷”和“大姥姥”。他们有二子，亦增以舅舅相称。同时，这大姥姥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从石家庄到北京来上学，他们的父亲，也就是大姥姥的弟弟，当时是解放军军官。按照辈分，我也称他们为舅和姨，后来两个人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参军入伍，与亦增和父亲同曾经是军人的情况一样。那是普遍受到尊敬与仰慕的保家卫国光荣军人之家。

    大姥姥姓杨，她的外甥女，我叫她小萍姨。她的年龄，大概与亦增小姨相仿。

    虽然亦增那时还是个小屁孩，也有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懵懂心理，盖因和这杂院内的其他女性相比，小萍姨无疑是出落得最亭亭玉立俊俏柔美的。亦增后来回忆起她，深刻的印象是夏天天热，小萍姨在院中水池子边洗脚，把裙子撩起半截，露出光滑结实的白净大腿。她对亦增这小男孩的注视并不以为意，还冲他笑笑。那笑容现在还在亦增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小萍姨后来参军后，应该是去了有名的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校。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大庆阅兵，当时亦增作为首都初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手举不同颜色的纸板，组成“祖国万岁”等背景图样时，小萍姨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兵受阅方队的第一个排面之一员，正迈着矫健飒爽的步伐，同她的受阅战友们一起，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共和国领导人的检阅！这一幕，是亦增后来在浏览很多视频中确认的，那是小萍姨的光荣时刻，也是亦增的难以忘怀的时刻！如今，亦增早已成人，小萍姨也再没有音讯，但回忆却时常还浮现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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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萍姨她哥，亦增叫他立元舅。立元是个机敏而幽默的人，喜欢开玩笑，闲了便在院中找地方一坐晒太阳，逍遥自在，对于外面和他同龄的学生们所热衷的一些“好勇斗狠”或“冒险奇遇”类的游戏与业余，好像并无什么兴趣。甚至他还有点“腼腆”，与他姑姑的两个孩子也很少在一起干什么。

    亦增对这个立元舅，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个午后，大约是他放学了没事，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赤了脚丫子，拿一把大剪刀，要处理自己脚上的鸡眼。亦增后来知道，那鸡眼长在足胼处，是由于鞋子不合脚，造成的硬化部分，有时候是很疼的，需要去医院用药膏软化去除。而这立元舅，自己当医生，要给自己动“手术”，看得亦增惊讶不已！这立元舅显然不是熟练的外科人士，对于处理鸡眼，毫无经验，只是凭着少年人的想法，自行尝试，结果一不留神，大剪刀把脚底板戳破，顿时流血！亦增估计除了鸡眼本身很疼外，这一下“自残”，也很疼的，不过那立元舅倒也并无惧色，对着呆呆注视他的小孩亦增夸张地笑，并自嘲地说道：“啊，鲜红的热血！”

    而大姥爷的两个亲儿子，则长得五大三粗，叫做奎树与奎子（这奎子舅，还有个学名叫“爱军”，也是当时流行的名字之一），人如其名，十分健壮，与亦增小舅年龄相仿，都是属于不大“安分”的人，在外面经常和附近的学生与邻人争强好胜，打架“比武”，颇不令人“省心”。不过那个年代，男孩子打打闹闹的发泄自身过剩的精力，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冲动和热血，再加上运动余波和“尚武”崇拜，所谓“男子汉的争斗”时常发生，只要不是十分严重，都很繁忙的家长和大人也没有过多关注，顶多呵斥或揍两下屁股了事。

    因为亦增父亲那时在军队“备战备荒”、“疏散”，常年驻外在云南，母亲在郊区上班很远，没精力照顾亦增，有一个时期，他们便请赋闲在家的大姥姥帮助看带了一段亦增，所以小时候的亦增成天和大姥姥一家人在一起，了解甚多。直到后来亦增上了幼儿园。

    院里东屋住着傅姥爷一家人。对于他们，亦增的印象则较为淡漠，大抵是接触很少的缘故。唯一令童年的亦增记忆犹新的，是傅姥爷似乎颇通医道，经常自己泡制药酒。其实所谓的药酒，主料不过是高度白酒，里面加入一些不知名的药材或“活物”，据说对治疗某些疾病有特效，大约是偏方。亦增就曾经见过那傅姥爷，把活的土元（就是土鳖）漫不经心地丢进白酒瓶内，看着那虫在里面漂浮“舞爪”，渐渐地失去活力。后来亦增想来，不免有些心惊肉跳，因为亦增对于虫子一类，向来是有些恐惧与厌恶的，虽然亦增不是女孩。这种药酒，想来饮用的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心理承受能力吧。即使到现在，亦增想起来，仍然有些发怵的感觉。

    上个世纪末，或是本世纪初，亦增记不大清楚了，长街进行过一次腾退搬迁，傅姥爷一家早在那之前已经搬走了。继而搬来的住户，是一位王叔叔一家。他是公交车司机，开朗善谈，是个非常标准的足球迷，恰逢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中国足球以容志行为代表的一批精英，在一九八二年，凭着自己的努力，几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世界杯，只是由于新西兰与沙特所进行的不光彩“交易”，才最终与晋级遗憾失之交臂，令人扼腕！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足球是越来越不行了，即便二零零二年日韩作为东道主不参加预选赛，米卢侥幸把国家队带进一次世界杯，还被评为“世界杯上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简直是让人无法言说。那王叔叔作为球迷，与当时也很热衷足球大学生亦增，很有共同语言，经常给亦增普及足球历史和知识，对七十年代的著名国足前锋李宙哲，倍加赞赏。还有建国前后的球王李会堂，这都是这王叔叔给亦增绘声绘色地描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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