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间，因其特殊性，不可不写。写什么呢，自然就是：我的“时间开始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15时整点，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于此同时，在江州市江滨医院的一个产房里，文建国小朋友呱呱落地。

    “建国”的名字寄托着父母对新生活的希望，对孩子的发展前途的希望，同时也赋予了作为一个与共和国同年同月同日且同一时辰诞生的小公民的骄傲。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生中唯一值得自豪的事情， 但他从来没有表白过，可能这就是他的个性使然吧。

    据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时有关数据报道：全国有96万人取名“建国”。可见文建国这三个字也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了。文建国不是名人，父母也不是名人，也因为那时候生孩子也没有什么稀奇，所以文建国的出生也就找不出什么可歌可贺的细节。如果文建国本人或者他的父母是名人的话，就可以将他的出生日期添油加醋，演绎一出让他人羡慕的桥段，并以此断言，名人就是名人。

    如果将文建国的出生，非得联系上什么的话，则可以叨光胡风先生《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在私下里也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文建国的“时间开始了”。而胡风老先生的政治生命却在此后不久就开始萎缩了。

    当时，那位响当当的历史名人——胡风先生，写下了为当代颂歌开创先河，撼人心魄，有着4600余行，被称为“开国绝唱”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时间开始了》。这位“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胡风日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的胡风，后来则以其《三十万言书》“直犯龙颜请恩泽”，被定为以“胡风”冠名的“反革命集团”之首。1955年，被曾经自称“我是你的忠实读者”的毛泽东，下令逮捕（胡风时任全国人大代表，而全国人大则是在胡风被捕后两天才予以批准的），并在全国范围批判、斗争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谁念幽寒坐呜呃”，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时，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人——并历经1978年、1986年和1988年三次平反，才还了胡风先生的本来面貌。而胡先生已于1985年病逝。有句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此话不假，本来是用来形容人的生理现象的俗语，却正好用来形容胡风先生的政治生命倒也是恰如其分的。

    有一位自认为“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的聂绀弩先生在胡风80寿辰时有诗戏言，“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真的要以“反革命”论罪的话，聂绀弩的两句诗，应该是无以复加的了，但好的是文字狱在此时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一个人在世有几个三十年啊？这里引用胡风的故事，本意只是想借用“时间开始了！”而故事本身却又说明，人生的不易，做人的不易，做名人的不易。幸好文建国不是名人。

    文建国不是名人，因为他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大富大贵的豪华，或者经历过贫困交加的苦难。他只是平凡地生活着，像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平凡的人。

    可文建国毕竟有其生日的特殊性，在他年龄稍长以后，每当与祖国普天同庆的时候，也会想到，孩子的生日是母难日。他一直没有庆生的雅兴，但借此机会感恩母亲，那是必须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母亲健康长寿。而在母亲去世以后，每每逢年过节，每每有了可口的小菜和点心，每每看到他人陪伴着母亲，就会越发思念自己的母亲。

    失去的，才是最好的。这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甚至只是一种姿态。在没有失去的时候，有没有更加珍惜一点，往往又是人们容易疏忽的。

    就像有微信传闻，普京说，对于苏联的解体不感到后悔是没良心，谁想要回到苏联时代是没脑子。这是一句很“哲学”的话。文建国解释不了，哲学家们能否解释？恐怕多数人只是跟着感觉走。能够解释这句话的人，是否可能自圆其说，是否可以使人信服又是一个问题。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碑文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文建国也常常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对个人命运的思考，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真诚地希望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文建国，他相信自己加入组织的信仰，相信共产主义宗旨的最后实现——所有阶级社会最终将过渡到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将进入高级阶段——这，是多么美丽的憧憬！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条漫长而又十分艰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走多少年？需要通过什么形式去行走？这是文建国在古稀之年经常性的思考。

    要是在今天，像建国出生时那样的小康家庭，做父母的恐怕事先早就码好了信息，全家乃至所有的亲朋好友搞得沸沸扬扬，大到录像机、数码相机，小的如尿不湿、进口奶粉，外加高价月嫂，还有“4加1”聚集在产房外面，或者“4”在外面，那个“1”已经很前卫地走进了产房，单等着 “1加1等于3”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如果不能自然分娩，就让白衣天使准点准刻动上一刀。就像许许多多的“千禧娃娃”、“奥运娃娃”诞生时一样。当然也有自然分娩的，像公元2009年7月22日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那一天，在苏南省江州市就出现有江西妈妈生下了同卵“三小龙”，三个小子分别叫兴日、兴全、兴时（食），热情的网友们还呼吁，多照顾其父母开的门窗店的生意，以实际行动资助“日全食”，给这片充满着“大爱”的古城，平添了一段佳话。

    说实在的，文建国的出生除了时辰上偶然的吻合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对一个小康之家来说，等于桌子上摆好了饭菜，又添加了一双筷子。建国的模样也没有特别之处，除了眉清目秀，就是脑袋瓜子和别的孩子相比，偏大一点。按民间说法，他当然会比别的孩子聪明一些，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同伴的讥笑。“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打伞，他有大头。”像这种无厘头的打油诗，或者说是顺口溜，似乎没有丝毫的文学价值，但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唱的，口口相传的。再比如，还有“大冬大似年，家家吃汤圆。老师不放假，学生不把钱。”等等。唱了就唱了，不需要问出一个什么道道出来，这些童谣是留给文建国有关童年印象最深刻的记忆。除此之外，他还曾经被一位邻居大哥取过“癞痢头”的外号。被称之为癞痢头，事出有因。有游戏儿歌曰：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小孩抱公鸡，公鸡啄蜜蜂，蜜蜂叮瘌痢，瘌痢扛洋枪。如此循环，一物降一物。有一次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委实是记不清了，这位大哥把文建国给得罪了，他就紧追不放，非逼得大哥认输不可。那位大哥觉得建国很难缠，就随口骂了一声“癞痢头”。“癞痢头”毛病不大，但难以治愈，这里取其没完没了意。于是“癞痢头”就“癞痢头”，我就盯着你不放，看你怎么办？当然最后是以那位大哥的“讨饶”告终。但对建国“癞痢头”的绰号，他起码也叫了两年，好的是文建国的公众形象尚好，没有人响应，“癞痢头”的外号也就不了了之了。

    以后长大了，文建国再向这位大哥问起小时候起绰号的事，他大哥一脸的无故，有么，我怎么不记得了。文建国哈哈一笑。不记得最好，不记得最好！“我可不想重复‘癞痢头的故事”，这是文建国当时的心理活动。

    幼儿时代的生活让文建国隐约记得最开心的事，是一家人坐着马车上金山。是不是全家人，大哥大姐二姐是否齐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去没去，他其实根本不记得了。但他记得，一匹梳洗得不是很干净的白色高头大马牵拉着装扮得花枝招展的一辆马车，在柏油路上，在石块路上，在沙子路上，在泥土路上，嘀嘀咄咄的马蹄声，叮叮铛铛的（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声，像鸣锣开道的声势，像肃静回避的宣示。马车时而快速地奔跑，时而缓慢地遛达。那时候有马车坐，是比后来开上私家车还要奢侈还要神气的。

    坐在马车里面，掀起一扇小小的窗帘，望着沿街的车辆店铺行人，小小的文建国此刻唯有用“开心”二字来形容。是否骄傲，是否张扬，是否拉风，是否得意？文建国可能也说不清楚，虽然他知道，在他幼儿园的小朋友里还没有几个人坐过马车全家上金山的。这时候，他可以暂时忘记了典雅的耐人寻味的小提琴冥想曲《沉思》，也忘记了“围棋入门”里的横竖各十九条平行线，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还有什么《百家姓》里头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千字文》里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等等等等。其实等真的到了金山，他父亲却触景生情，让他跟着背诵相关的诗词。至于金山的景色，他只记得“寺裹山”三个字了，因为和它遥遥相望的还有“山裹寺”的浮玉山，以及“寺冠山”的北固山，所以印象深刻。

    秀丽挺拔的慈寿塔，为砖木结构，八面七级。沿着塔内木梯盘旋而上，面面有景，层层各异。建国喜欢爬宝塔，简单的一说，就是可以登高望远。小时候只能说是好玩，一层一层地转上去，上一层总是比下一层看得更远。站得高，看得远就是这么个意思了，虽然那时候还不懂诗意，也不懂远方。

    站在宝塔上面向东南方向凭栏俯视，全城的风景尽收眼底；向西北方向极目远眺，一江横陈水天一色。文建国很可能在父亲或者母亲的诱导下，鹦鹉学舌，背诵过唐诗宋词的相关词句二三，伴随着大雄宝殿屋檐四周的风铃随风荡漾，有王安石登塔后曾作诗抒怀的：“数重楼枕层层石，四壁窗开面面风。忽见鸟飞平地上，始惊身在半空中。”有苏东坡在附近的妙高台上有感而发，“我欲乘轻舟，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云峰自孤起。”父亲可能还会跟母亲说到过苏东坡的一段趣闻，有一年中秋，苏东坡在妙高台赏月，还请人吟唱他的得意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苏东坡本人也且歌且舞，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还有“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千古佳话，也发生在这里。1130年南宋名将韩世忠以400水兵将数万人侵金兵团在金山附近。韩夫人梁红玉登上妙高台，亲擂战鼓，鼓励士气，宋军大振，大破金兀术。从此巾帼英雄流芳百世，雄风千载。

    还有白蛇传的美丽传说，法海洞北，玉带桥畔有一个白龙洞，洞内有白娘子和小青的汉白玉雕像。传说峨眉山上白蛇，化成美貌的白娘子，和药店伙计许仙结成恩爱夫妻。和尚法海认为，这是触犯天规，将许仙诓骗到金山。白娘子和小青调来虾兵蟹将，水漫金山寺。后来，许仙由白龙洞赶到杭州与白娘子断桥相会。这就是老幼皆知的白娘子“水漫金山”的神话故事。至于白龙洞现在还通不通杭州，他不曾想过，他也没有产生到洞里探幽访古的好奇。

    上述的记忆，时间一长，已经分辨不出真伪善恶。说实话，究竟是他自己六十多年来一直没能忘怀，是人们后来经常提及加深了印象，还是他现在开始创作小说，需要挖掘素材，也许三者都有，是很难分出子丑寅卯的。一如无论是对法海和尚，还是对梁红玉，他都在以后的生活中有了新的了解，或者说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困惑。传说也好，历史也罢，其实只是后来的人给讲的故事，而故事又有多种版本。特别是经历过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以后，建国曾经反思，历史是什么？历史是写历史的人写的；写历史的人是什么人？写历史的人是在他写的那个年代，得到允许之后才可以写，才可以出版，才可以流传。那么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呢？

    比如，文建国现在就努力地回忆自己的历史。

    文建国上的“敏成幼儿园”就在家门口，幼儿园的建筑是过去的衙门，如果两旁有菩萨的话，是跟大雄宝殿差不多的。没有人的时候，感觉是阴森森的，也难怪那些官老爷整天摆着个脸孔，也难怪那些告状的庶民进了衙门战战兢兢。好在后来这里成了幼儿园，成了孩子们的天堂。

    文建国记得，幼儿园的午睡是在楼上的大通间里，硕大的油漆得通红通红的大柱子，同样是油漆得通红通红但已斑驳的地板。每天的午睡时间，小朋友每人一张小席子一枚小枕头一床小夹被席地而卧。

    这是小朋友们快乐而神秘的时光，几个柱子背门那一面的几张席子是他们的大本营。小朋友们自认为很聪明，以为躲在柱子后面不睡觉，玩，老师是不可能发现的。只是一旦有了动静，即作鸟兽散状，各归各位，眼睛闭着，耳朵却竖着。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再眯开眼睛看看，并没有老师的身影，也听不到呵斥，一个一个随即又爬着聚拢过去。至于为什么爬过去，爬过去干什么？玩什么？真的想不起来了。如果这时有谁故作惊诧状，突然爬着离开，还暗示其他同学快爬，一次不要紧，有了两次三次，故伎重演，大家就可能想到“狼来了”的故事。于是所有的同学当天都不理睬“谁”了。

    到了第二天，大家又让他在一起玩了。终于有一天，他又很招摇地爬开了，大家仍然没有理睬他，结果真的被老师抓了个现场，而那个他，却蜷缩在自己的席子上窃喜呢，“窃喜”这一词和它的意思，肯定是文建国现在加上去的了。但事情发展的结果与“狼来了”的效应又风马牛不相及，一直“喊”着“狼来了”的小朋友，并没有被“狼”吃掉，而是得到了“狼”的表扬。

    还有一件事，若有似无。文建国因为在读师专中文科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性质的回忆文章，自己还大言不惭地冠之以“朝花夕拾”，所以加深了印象，但那是有着明显的文学加工的痕迹的。

    散文的题目是《捉蝌蚪》，说在小时候，特别喜欢在北固山脚下的池塘里捉蝌蚪——那时野生的小虫小鸟小鱼小虾比比皆是，虽然也知道蝌蚪长大了是要变成青蛙的，青蛙是消灭农田害虫的能手，是庄稼的守护神，是益虫——那时候没有环保意识，但到处都是蛮环保的，但看看蝌蚪长得黑不溜秋的，滑里巴叽的，总是对它充满着好奇，总想把它占为己有。把蝌蚪从池塘里捞上来，装进自带的小瓶子里，像有闲有钱人家养的金鱼那样养着。至于那蝌蚪后来的归宿在哪里，死了，扔了，还是放回池塘了，建国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

    那时候正是文建国们刚刚接触汉语拼音字母的辰光，用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蝌蚪与第一个字母小写“a”极其相似，而且因为是手写，且写得不规范，写得马马虎虎，写得七歪八扭，那蝌蚪分明就是“a”了。所以建国也就把捉蝌蚪这件事牢牢记住了。还因为《捉蝌蚪》被写作课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评，文建国当时还颇有点志得意满的神态，好像自己离作家不远了。

    但有一件事情，文建国是一直搞不清楚的。那是在他成人以后，常常看到有大人逗幼儿园的孩子开心，问小朋友，“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啊”“和哪一个女同学玩得最好”的时候，文建国注意看着小朋友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似乎总能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个叫陈洁的女同学印象特别深刻，其佐证，就是在日后好长时间里仍然记得她的名字。当然只是记得她的名字而已，长相是无法描绘的，为什么别的女生的名字没有记住，偏偏记住了她的名字，可见喜欢那个女同学也是无疑的了，但文建国实在说不出任何喜欢的理由。上小学时没有看到那位女同学，等到读初中的时候（六年过去了），有一位不同班的女生，是文建国记忆里的模样（自然也很漂亮），也有记忆中的姓和名，可是文建国毕竟没有勇气与那位女生套近乎，生怕犯错误，生怕成为坏学生，因此只得作罢。再后来（初中毕业以后），那个女生的名字还记得，可就是一直未曾谋面。此事不了了之，终究成为文建国个人儿童历史上的一桩“疑案”。其实文建国是有机会打听的，只是感觉，万一人家女生矢口否认，不就太尴尬了。还是将美好留在记忆里吧。

    文建国长大以后常常听有人吹牛，说自己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怎样调皮，怎样胆大，做过怎样的恶作剧，有几个老师（女性），或者阿姨被弄哭过几次，她们又是如何向父母亲告鸟状的等等，且有诸多细微末节，有鼻子有眼睛，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津津有味。

    文建国总是习惯性地露出很羡慕的神色，感叹自己的智商不高，记忆力不行，没有留下更多的小时候的记忆和味道，或者感叹自己缺乏文学素养和天赋，否则，不也可以写下“斑蝥”“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或者“迎神赛会”前，父亲“叫我来背书”那样的名篇了。

    我自认为，我的一家在江州市区的仓巷小有名气。我也在优渥的生活环境里慢慢长大。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的家，坐落在长江南岸古城江州市市区中心的边缘地带，一个叫着仓巷的巷子里。

    说起江州，自然得说金山寺。

    文建国记得有关金山的故事，首先就是唐僧的故事。长大以后，每每有人问起江州金山寺的出处，文建国皆曰，《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篇云：陈萼——表字光蕊，“幼而学，壮而行”，长安“廷试三策，唐王御笔亲赐状元，跨马游街三日。”为丞相小姐温娇楼上抛下绣球打中，“同携素手，共入兰房。”次日唐太宗即命陈光蕊为江州州主，光蕊携娇妻前赴江州上任。

    话说光蕊赴任途中遭遇劫难，有龙王恩将恩报，化险为夷。其妻身怀有孕，被歹人挟持，勉强相从。后温娇生子，为避歹人加害，抛子于江中一片木板之上，有金山寺长老法明和尚相救，取乳名江流。江流长到一十八岁，“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取法名为玄奘，摩顶受戒，坚心修道。”

    后有朝廷惩治歹人，剜取心肝，祭奠光蕊。光蕊死而复生，夫妻母子父子团圆。“陈萼任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温娇却“从容自尽”，令人唏嘘。

    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主人翁从此出场，而有吴承恩之浪漫主义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

    建国说的故事，扣人心弦，往往使人动容。他好像也是在传播一条教人从善的理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在做，天在看。”文建国终身信奉与人为善的理念。

    文建国的家原本是九进九院，是仓巷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后来几经风雨，岁月蹉跎，在建国出生时，只保留下三进三院了。

    一个偌大的院落，四周草木遮蔽，叫不出名堂的蔓藤枝枝叶叶爬满了围墙。院子大门两旁是一对石雕麒麟，左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一尺见方的花岗岩石雕，四周是龙凤呈祥的图案，中间用大篆刻有“文宅”两字。院子大门上有一幅时常更新的对联，或“书香门第花自开，道德人家春常在”；或“春到门上增瑞气，日临窗台起祥光”。进入21世纪以后，有市政府在门前右侧竖立了一块石碑，石碑高160公分（含底座），宽80公分的石碑，把个“文宅”放大了若干倍，上书“江州市优秀历史建筑——文氏民居（清末）”。文家大院成为江州文物保护建筑了。

    跨上三级大青石台阶，推开院落黑色厚重的大门，弯过照壁墙，迎面突然开朗，别开洞天，两株高大壮实的银杏树和一塘池水同时映入眼帘。

    银杏树雌雄各一。树高约20余公尺，直径约0.8公尺。春夏秋三季，树干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姿态优美，特别是在盛夏时节，树荫下似有天然空调，清凉自在。立冬前后一段时间，落叶黄得发亮，或似金色的蝴蝶漫天飞舞，或似满地黄金甲，蔚为壮观。“黄金甲”出自黄巢的“菊花”，知道的人不多，后来有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铺天盖地而来，普及了“黄金甲”，影视作品的影响不可小觑。

    池塘中央矗立着一座小巧玲珑的凉亭；初春荷叶摇曳，盛夏荷花竞放，仲秋莲蓬累累，无不带来勃勃生机，即便是深冬的枯枝败叶上残存着的霜雪，似乎也预示着春天不远了。

    一径两米宽的小青砖地面，衔接处有青苔痕迹，依傍着池塘蜿蜒着向北延伸至主人的宅落。路径的右边是扒跟草铺就的一小爿空地，微型的小桥流水、沙滩秋千、假山雕刻、盆景鱼池、石桌石凳历历在目，俨然一座儿童的乐园。

    房屋高大气派，半人高的石基，青砖黑瓦，飞檐门头上有雕花，前后三进一式的超宽大七架梁，东西两侧各有厢房数间，组合成两个小四合院。

    文宅的建筑，整体上具有晚清风格。砖木结构，马头墙，院落的东边有一条狭长的回廊连接着各进的侧门，回廊的墙壁上镶有些许精细典雅的苏派砖雕和漏窗，以及名家石碑一二，至于木雕门拱、木雕花板、木雕角花更是随处可见。后面原有的六进六院长期租赁给人，到了1937年偏偏又被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慢慢就变成了一块荒地。后来不知道有谁们，将那块荒地打理成了一块又一块的庄稼地，有的与原先的庄稼地连成一体，有的独立成畦，文家也没有人出面去烦它，时间一长，就说不清哪是哪了。似乎谁在上面种上了庄稼，土地就自然归属谁了。这要放在后来兴起的房地产开发热的局面中，文家是要发大财的。

    可文家也许正中了那句颇具中国特色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到了建国这一代人，既有无暇顾及的意思，也有不屑一顾的意思。人，是国家的；人的物，自然也是国家的了。不是一直有人宣传，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么。没了就没了吧！

    文家自家人居住的前面三进三院保存得相对完好。像这样所谓大户人家的房屋，一般都是闹中取静，曲径通幽。文宅自然也不例外。大院外面的两侧，东面是一爿小竹林，西面是一片白杨树林，再远处一点的西面就是杨柳垂岸的大运河，向北是涛声不绝的扬子江夹江，西北角的不远处就是江河交汇口。文宅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多有极普通的砖瓦房，还有许多简单的滚地龙和茅草屋。

    第一进正堂屋正中有一张红木八仙桌，两张红木茶几，六张红木太师椅子按部就班。这套红木家具那时在大户人家只是一般一般，令人想不到的是几十年以后，红木家具炙手可热，奇货可居，并成为暴发户的不定代词。

    迎面屏风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半身巨幅画像。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人了，还有一幅对联，上联为“听毛主席话”，下联是“跟共产党走”。再后来，文家也像绝大多数人家一样，不再悬挂伟人的画像了。屏风后面，堂屋尽头的小阁楼是安放先祖牌位的“祖宗阁”，又称佛龛，里面供放着若干祖先的牌位。由于时间久远，又逐渐疏于管理，佛龛里时常上演龙虎（蛇和老鼠）斗，这让年幼的文建国始终感觉到一种危险的存在。特别是在晚上熄灯以后，一如他不愿打开第一进的后门，进入堂屋总是提心吊胆的。到了文革的时候，“祖宗阁”被家里自觉地“破四旧”破掉了，里面除了老祖宗的牌位，就是老鼠屎，还好没有看到蛇。文建国也从此数典忘祖，对祖宗们没有丝毫的惦记。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只记挂着马克思这一位老祖宗，因为常常听到马克思的信徒（包括假信徒）有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一说。再后来，对马克思认祖归宗的人越来越少，也鲜有人提及马克思，他曾暗自叹息。若干年以后，他看到陶行知先生写的一首小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从而知道了马克思在伦敦北郊海格特公墓的墓号是：24748，也了解到在“海格特公墓”曾经发生过“吸血鬼”的故事。可见这大凡与阴间有关联的地方，总是令人害怕的，总是会发生令人害怕的故事的，并不能说明文建国小时候特别胆小，大家一样一样。

    这房子这院落，据说是文建国的老爷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置办的。当时老爷爷帮着筹建江州的英国领事馆，在领事馆落成不久，文宅大院步其后尘悄然现身。这里面有多少猫腻是说不清的，事过境迁，也没有必要去说清了。从法律的角度说，也超过了追究的期限。但就是这点和英国佬的瓜葛，惠及了“文宅”几代子孙。文家还有几处房产在外头，都租赁出去了，一大家子十余人，再加上老家的嫡亲数十人，仅仅依靠房租，就滋润得可以，不要说文家自身还有端着金饭碗铁饭碗吃皇粮的。

    文建国出生的时候，父亲文巽善30岁，在市交通银行做高级职员；母亲蒋淑娴21岁，是小学教师。父亲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幸好的是文巽善也只是皮毛受损，文家也没有伤筋动骨。建国的母亲因为当时怀孕反应严重，在家保胎。本来有人拉她填写的那张也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表格没有及时上交，这在政治上也就免去了一大“污点”。

    建国的大姐文怀琴14岁，二姐文怀华6岁，大哥文怀祺5岁，他们是文建国的大妈妈所生。他们和建国一起陪同父母住在第一进。父母带着建国住在东侧，西侧的房间隔成了“亭子间”，让大姐、二姐、大哥各有一块小小的天地。

    第二进住着四位老人，他们分别是建国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他们虽然出自不同的姓氏，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性不同，但知书识礼，顾全大局，一大家子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外婆本来因为女儿做的是填房，生怕进了文家大门姑娘会吃苦，文建国的出生给她吃了定心丸，母以子贵。现在女儿有了儿子，她也自我感觉在亲家面前的地位水涨船高了。文建国父亲每天早晨的请安，她觉得女婿还是挺不错的，请安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一进和第二进两进之间的院子是文家的后花园，东西两侧多有奇花异草，中间安放着两组石桌石凳。东边的厢房有一半是文巽善的书房，未经他本人同意，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就连常规性的打扫卫生也由蒋淑娴亲自操作。西边是厨房和盥洗间。第三进的两个房间，西边的是佣人的住房，东边的那间和东侧的厢房是客房。西厢房是什物库房，有破损的家具，常用工具等等，还有一具寿材。

    寿材是文建国小时候最最反感最最不愿看到的。后面这个院子原本就显得萧疏。天黑以后，少年时代的文建国是不可能进入到第三进去的，无论是厢房，还是客房，似乎都隐藏着恐怖和诡异，丝毫的响动都能引发他心惊肉跳，如果没有声响，也同样让他心悸气短。虽然在白天，看到院落里分割为几块排列齐整的菜畦，常年种植着时鲜蔬菜，也能引发文建国的好奇。

    有一段时间，文建国的大外公大外婆（哥哥姐姐的亲外公外婆）也来住过。文建国长大以后，母亲告诉他，你大妈可怜，因为怀着怀祺时逃难，受了颠簸受了风寒，几乎就是在怀祺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她就撒手人寰，等于母子没有相见。大外公大外婆原来住在安徽芜湖运漕乡镇上的，乡下有土地，大外公还挂了个小学校长名，应该算是开明乡绅。1950年《土地改革法》一颁布，他们自觉没有了脸面，想在文家躲躲风头，可是三个月不到，就被老家的人带回去了，他们被带回老家后不久，就先后去世了。母亲又补充说，本来你爸那时还在追求进步，报名参加 “土改工作团”，银行知道了你大外公大外婆的事情以后，就取消了你爸的资格，他也受到了单位的批判。

    住在第三进的一对50岁上下的佣人夫妇，长期把一大家子照顾得舒舒服服。整个文宅，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文宅小有名气地矗立在江州这块土地上，何况现在已经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天了。听说就在文建国出生的半年之前，市军管会根据“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对各行各业开始实行全面接管，商店照常营业，学校正常上课，水电供应正常，电话畅通，社会秩序井然，一派祥和景象。

    用别人的话来说，建国从小既养尊处优，又颇得父母之风范真传，整个仓巷上了一点岁数的都亲热地称呼他为二少爷。一直到文革开始，二少爷的尊称才随之烟消云散。

    后来，当建国又回到文宅，遇到仍然健在的老邻居的时候，他仍然被尊称为“二少爷”了。只是有一点让他感到滑稽，感到不可思议，不少老人称他为“二少爷”的同时，仍然将他的母亲称之为少奶奶。建国笑笑，乱套了，乱套了。但他相信别人家绝无歹意，所以不便纠正。

    后来更让建国搞不明白的，他又听到一个时髦的名词，那就是有人尊称他的母亲为“民国范儿”，还强调，年轻的时候是，现在也是。

    文建国五味杂陈，民国在中国大陆存在不足四十年，有以国家命名的“范儿”，且在政权被推翻几十年以后竟然越发时髦起来，不知社会学家如何来阐释。文建国也不得不想，“民国范儿”？是耶，非耶？他只是摇摇头，无言以对，既不认同，也不否认。虽然内心还是蛮惬意的，就算是窃喜吧。想想自己中共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身份，想想过去因为“民国”对自己，对家庭的影响，他对这种说法也只能不置可否了。即使是不置可否，有没有亵渎的成份？建国还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号，并告诫自己，不可张扬。人家说，是人家的事。

    建国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这从建国的起名就可窥见一斑。建国的本名按家谱是“怀”字辈，按大姐大哥的名字排，他的名字应该叫怀书，这是爷爷给起的名，后来就作为曾用名保留下来了。但曾用名确实从来没有用过，于是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时间一长，就忽略不计了。

    父亲是留洋的金融博士，母亲是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三年级肄业的高材生。毕竟是父亲再婚后又一次得子，毕竟是母亲亲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所以他们对建国宠爱有加也就在所难免，所以他的出生又很不一样。

    小时候外婆曾经告诉建国，出产房第一个抱他的就是外婆。外婆从护士手中接过来，颠颠簸簸地移动着一双小脚，声音高兴得发颤，“像爸爸，像爸爸。”同时顺手摸摸他的后脑勺，这一摸，她的手指竟然好长时间没有离开。这小子后脑勺凸起。用老话说，这小子有反骨（其实后脑勺有人就叫反骨，以讹传讹）呢。她看看外孙，再不动声色地看看他爸爸。好像极不放心，他这个做爸爸的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担心手上的外孙今后会不会节外生枝。她在手里抖抖外孙（那时还没有名字），默默念叨了三声阿弥陀佛，才让女婿看看，抱抱。当然，外婆后来看不到自己的外孙子其实一辈子都是一个相对安分守己的人。那个什么“反骨”不“反骨”的说法，完全是忽悠人的一派胡言。

    建国出生以后的第四天，是女佣抱着他，偕母亲坐着黄包车从医院回家的。女佣叫张氏，因为她丈夫也姓张，本该叫张张氏，没有必要，也为了方便，干脆就省略掉一个张，可见这过去的女人，过去这没有文化的女人是何等的低廉。

    其实张氏在文家的地位还是蛮高的，别的不说，单是建国这一代四个兄弟姊妹都是她从医院里抱回来的这一事实，就让她底气十足。再说，她和丈夫都是老爷爷从老家带出来的，他们是伺候着爷爷，看着文巽善长大，送他出国读书，接他回国工作，就像曾经辅佐皇帝爷儿的三朝元老，其地位一般是难以撼动的。全家老老少少把他们都看着是家里人，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呢。偶尔的，大姐二姐大哥嘴巴里会冒出佣人的字眼，都会被继母蒋老师的眼睛盯着重新改口才作罢。等到建国会喊人的时候，张公公、张奶奶的称呼已经天经地义了。

    蒋淑娴只比大姐大七岁，从进入文家大院，直至成为女主人，她都让大姐二姐大哥喊她蒋老师，后来就习惯成自然了。一开始她是不愿意自己没有生孩子就自尊为母亲的，本来她还想让他们喊她姐姐的，但那岂不乱套了。喊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班辈上没有吃亏，又回避了尴尬，还新潮。无非也就是一个称呼，怎么叫顺口，怎么叫顺心，就怎么叫，不蛮好么！

    大哥怀祺一直喊蒋老师，大姐怀琴二姐怀华则是妈妈和蒋老师两个称呼交换使用，母女双方都知道，即使尊称为母亲的时候，其实都带有戏谑的成份，喊一声也不吃亏，却加深了双方的感情。

    《社会契约论》里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父亲想想也是，称呼就是称呼，人不能被称呼所累。但在内心，父亲对淑娴反而又多了几分敬重，一切顺其自然为好。蒋老师的称呼也就一直沿袭了下来，连他自己也时不时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蒋老师。两个佣人，包括周围的邻居也一律叫她为蒋老师，只有私下里，又称她为“少奶奶”。文家大院的女主人自然是必须尊称的。

    建国刚刚出生的那些年头，由于旧中国长期恶性通货膨胀，资本家疯狂的投机，财政困难、赤字连天、物价上涨的痼疾还一时难以消除，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文家却依然一派人给家足幸福祥和的景象。

    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对建国宠爱有加，每次进入他们的房间，他们总能变戏法似的拿出点好吃的东西来犒劳。前者往往以糕点为主，后者则是以零食居多。他们有时让建国吃完了再出去，有时则代他藏得掖得天衣无缝，生怕给父母知道了不高兴。

    大户人家的孩子，琴棋书画是少不了的。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建国三岁背《百家姓》《千字文》，四岁背唐宋诗词，五岁学围棋背《论语》，六岁学小提琴，七岁学书，八岁学画。按照父亲的意思，什么都要学一点，打下基础，至于今后成不成，看他小子自己的造化。这在当时的文家亦为开明之举了。

    其实文巽善何尝不想望子成龙，只是后来的日子他自顾不暇，加上建国本身也无特异天赋，最后琴棋书画一事无成。唯一可以勉强挂钩的是，建国在青年时代喜欢随身携带一支洞箫，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也能吹奏成曲，藉以抒发情感。他认为洞箫携带方便，吹奏起来不张扬，甚至有些压抑，与自己的个性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吻合。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后来竟将心爱的洞箫投入了西藏高原上的雅鲁藏布江，那是后话了。

    仓巷和红旗口是江州市区的两个社区，生活在那里的人，似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我是在踢足球时认识廖进军的，而廖进军当时却根本没有记住我。可这并不影响我们后来成为一生的挚友。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据说仓巷的地名与粮仓结缘，远在宋代最繁华时的仓巷，一条巷子长约两百米，而与粮食买卖相关的店铺就占地一百五十米，可谓名副其实的仓巷。但建国出生的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没有谁人有雅兴关心这条巷子为什么叫仓巷，而不叫其他什么巷，什么街。

    仓巷周边地带，小街小巷的特多，而以仓巷为最大，也数仓巷最有名气，也叫得大气叫得吉利叫得响亮。与仓巷相交叉相通相联的小巷子七个丫叉八个头，什么拖板桥、一人巷、水炉巷、堂子巷、网巾桥巷、岗子湾、簸箕巷、小码头街等等，条条巷子通仓巷。

    仓巷里的生活设施应有尽有，吃喝拉撒品种齐全。粮店小吃店杂货店干货店煤球店自来水站老虎灶，剃头的修车的修钟表的箍桶的修鞋的做衣服的卖烧饼油条的卖菜的，还有公共厕所还有丧葬一条龙服务的。有些店铺小得可怜，有的干脆就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子。

    至于来来往往走动提供服务的也是不可胜数：送水的送煤球的送信的磨剪子的炸炒米的倒马子的。“磨剪子来——戗——铲——刀——”的吆喝声给人的印象最深，那磨剪子的声音总是洪亮悠扬并富有韵味，也许那是后来的现代京剧《红灯记》起了强化作用；“炸——炒米哦——”的吆喝声最有诱惑，那最后一个“哦”字一定是拖得很长很长，生怕人家听不到，不久就会听到“砰”一声爆炸声，然后就香气四下弥漫，甜味沁人肺腑——那香是真的可以闻到的，那甜则是味蕾下意识的反应。虽然那甜只是糖精的味道，但毕竟有甜的成份，足以刺激人的大脑，感觉上得到了满足。

    能够炸炒米的人家相对比较富裕一点，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得到一小把炒米的赏赐，又香又甜，吃得过年了。如果得不到那可能仅仅是由十多，二十多粒大米或中米炸出来的膨化大了若干倍的炒米，围观的孩子们极有可能口无遮拦地表示不满，说这家大人“小气鬼”“小儿痨”，如果这大人家有小孩在场，他们会使眼色，怂恿自己的同伴能够主动意思意思；如果对方仍然没有表示，则振振有辞地表示，以后不和你玩了；然后就一哄而散，以示不屑这一小撮炒米，虽然已经是满嘴的唾液。

    也有孩子会眼睁睁地盯着人家，那香味那甜味被米袋子或什么盆子什么钵子装走，且越来越远，直至了无踪影。那些孩子可能会下意识地舔舔嘴角，好像那嘴角上沾有那甜那香的些许残留。

    文革初期，有红卫兵强行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一是往红旗上靠，时髦；二是往红旗口靠，叨光。

    紧邻仓巷位于仓巷的正南方向有一大片整齐划一的宽宅大院，江州人习惯叫它军区大院，军区大院的所在地叫红旗口。红旗口比仓巷名气大得多，而且是另外一种风貌。

    红旗口和仓巷虽然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差不多就如老子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况。

    如果将仓巷比作殷实人家的话，红旗口就是豪门深院。将仓巷改名为红旗口侧街，是沾了红旗口的光，既响亮又时髦，改就改罢，这一改就是12年，正好一轮。后来又改了回来，反而议论纷纷，不是说不要改回来，而是说当初根本就不应该改。什么红旗口侧街，多拗口，想叨光呢，又沾不上光，反而让人瞧你不起。就像旧时的老爷子娶的偏房，再年轻再漂亮，那地位那名分是不会改变的；也像后来做二奶做小三的，虽然也有人羡慕，但归根结底不是正房，即使哪天扶了正，但底细就是那个底细，是改不了出身的。

    说起红旗口，那也是有相当历史的。

    红旗口与红旗有关，但与人们想像中的“红旗”无关，了解一点历史即可知。红旗口，乃清代红旗兵驻地，地名以此而来。据说红旗口明代就是军营，民国也是军营，可为什么保留下了清代的红旗口这一地名？红旗只是清代的八旗（有正、镶红白黄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之一（或之二），为什么这里不曾有黄旗口、白旗口和蓝旗口的地名。这，恐怕又与革命有关。因为红旗，是革命的标志，是反抗与战斗的信号；也因为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解放军的军营，省军区就曾在这里挂牌办公，军队干部及其家属也在这里落地生根，“红旗”这一名称也就越发叫得响亮，这似乎又与中国当代社会人们的现代思维有关。

    凡与这块土地有关的毫无例外地打出了“红旗”的旗号。红旗居委会、红旗人民公社、红旗中学、红旗小学、红旗幼儿园、红旗医院、红旗纸盒厂，红旗派出所、红旗商店、红旗小吃店、红旗理发店等等应时而生。特别是65式军装从统帅到士兵一律“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历时二十多年，更是推动了“红旗”的扩展，强化了“红旗”的意识，丰富了“红旗”的内涵。

    红旗口一带的居民显然自豪，以居住地为荣，比起仓巷的居民，比起什么鼓楼岗，喜鹊湾的居民在自我感觉上自然得意了许多。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咧。

    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革命群众组织如红旗兵团、红旗战斗队、红旗红卫兵、红旗红小兵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且因为有“红旗”两字，徒增了革命的质感、革命的传统和革命的厚重。而这个时候的“红旗”，就不仅仅是“红旗”那块地皮上的“红旗”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仓巷的周边地区已经陆续有楼房竖起，古色古香的“文宅”风貌依旧，等到了国庆六十大典前后，与这一片区比邻的一块面积不小的棚户区实施全面改造，但同时又先后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宋元粮仓、元代石拱桥等遗址，并入选了“200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名单，从而引发了国家、省两级文物部门高度重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

    有关报道曰，震惊：考古新发现，尚未面世就要消逝；愤怒：开发商与考古部门“抢时间”；荒唐：一边在“毁遗”，一边却在“仿古”。一时间口水仗甚嚣尘上，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之上，地方经济的GDP、城市建设、文物保护，还有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之争，让市委市府的主官们骑虎难下，伤透了脑筋。但是不久人们就发现了江州市区楼层最高的住宅楼群拔地而起，而相隔数十公尺外依然有“贫民窟”环绕的这一奇特现象。

    有报道说，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只有30年。是天灾还是人祸？每年20亿平米建筑面积，相当于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30年，诚乃可喜——新的政绩，可悲——能源浪费，可叹——无可奈何。比如就在江州市，就还出现过“臭蛋”和“鬼城”的新闻。特别是那枚“臭蛋”，曾经作为“中国千禧年庆典十大分会场”之一，着实在海内外火红了一阵，并成为“政府形象工程”的“标志性建筑”。无奈好景不长，投资总额达1.4438亿元却不得善终。当时的主官们，当时的开发商们，还有为之歌功颂德的主持人们不知作何感想？好的是还有类似“文宅”这样的建筑保留着，否则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起码又得折损个五年八年。

    江州人都记得，1999年12月31日，全国人民庆祝千禧年之夜，江州城东郊因为有个“巨蛋”，成为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神州世纪游”活动开幕式暨新千年庆典的十大分会场之一，一时间江州人兴奋异常，好像江州进入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个人的身价也得以拔高，“谁不说俺家乡好”。但是好景不长，“巨蛋”很快成了“诈蛋”“臭蛋”，最后彻底“完蛋”。这给还沉浸千年之“禧”的江州人，不啻在大冬天的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浑身拔凉拔凉的。

    更令人叫屈的，是在这之前几年，江州城西郊已经冒出一个“鬼城”，投资4000多万元（九十年代初），新建的旅游景点“三国城”，是当时江州最大的人造景观，曾经风靡一时。但因决策、经营不善，第二年就开始萧条，随后关门打烊。“城内”一片废墟，破瓦碎砖，残垣断壁；一片狼藉，杂草丛生，满目苍夷。原来早就成鬼的三国人物（塑像），横七竖八，尸首相离，支离破碎，惨不忍睹。所以谓之为“鬼城”。它和后来的“臭蛋”齐名，一东一西遥相呼应。

    有人家隔壁的CN市全是人造景观，却一派欣欣向荣。让江州市民从脚么丫子里来气，却又不得不服。

    有记者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表达出了 “鬼城”，对“臭蛋”的潇洒和无奈。还有自嘲为“江州小鸡”的网友，发帖为“巨蛋”立碑送行：“生于2000年，卒于2010年。江州小鸡敬立”。文建国作为江州市民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同时作为公教人员，似乎对政府行为还不宜过多的指手画脚，偶尔在饭局上，借着酒意，数落几句，便呵呵哈哈一笑了之。

    也许正中了那句老话“穷则思变”，文建国居住在仓巷一带，变化也是很大的。然仓巷是仓巷，红旗口是红旗口。红旗口几十年来始终还是那样，街道还是那街道，建筑还是那建筑，人呢，当然还是那人。它没有仓巷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它那气势，那底蕴，那社会风貌与仓巷就是不同，几十年来，它的变化不大，给人的感觉仍然还是很舒心很惬意。用文建国的话说，贵族终归是贵族，暴发户终究还是暴发户。但最后，它仍然没有逃得出商品房巨大利润的诱惑，文建国的挚友廖进军自然也得以分羹一杯。

    仓巷有一所小学，就在幼儿园隔壁，却没甚变化，起码是在外貌上保存着它特有的历史风貌。学校在仓巷的最东头，曰：“敏成”小学，取其“学以通敏，业以勤成”意。可见这当初办学的人颇有学问，不是简简单单就用上仓巷两字，更没有像后来的人，喜欢冠之以“财富”“常发”什么的，俗得令人倒胃恶心。同时它也不具有什么色彩，只是抓住了人性中某个关键——只要人类存在，其内涵就不会改变。多好。

    敏成小学建于1921年，后来有校长不无自豪地介绍说，我们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同龄——又有谁说不是呢，但她也闭口不谈这所小学的建立到底与党的成立有无特殊关系。如此推敲，她说的“同龄”就是正确的废话了。

    敏成小学大门门楼前竖立着两个抱鼓石，一面雕刻有花卉，一面雕刻着动物。敏成小学曾以设施齐备，环境幽雅，教学严谨，成绩斐然而饮誉江州。玲珑的假山，百年的古木，清澈的水池，古朴的桂花。学校除一般教室外，还设有科学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室、音乐室、卫生室、食堂和花房等设备设施。学校到处有小花园，园中有花草、树木、荷花池、假山石等。后来教育要搞现代化，要求什么几室几馆。文建国曾经回母校看过几次，想想也是的，这几室几馆的，我当初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就有，怎么几十年的折腾，反倒从头开始了。

    学校门口尽是些小摊贩，吃的有一分钱一支的棉花糖，二分钱一碟子的螺丝头，三分钱两块的萝卜丝饼子，还有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用一支牙膏皮子可以换上一大块的麦芽糖等等。小人书摊子旁边往往水泄不通，一分钱看一本，二分钱看三本，四分钱看七本，五分钱尽管看个够，但只能是以一人次计。掏不出钱来的，也可以站在书架面前（或蹲在书摊面前）略饱眼福，实在忍不住了可以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指头翻开，但不能将书拿在手上。否则的话，老板一句“请先交钱，再拿书”的言语飞过来，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当然，红旗口也有一所小学，自然叫“红旗小学”了，它也有附属幼儿园。学校大门前清清爽爽，没有闲杂人员，没有商业氛围。它根红苗正，它的诞生就预示着一所优质学校以全新的姿态横亘于江州大地，并被某些领导冠以“江南名校”。它是解放后完全由政府出资兴建的，它的学生多数就是红旗口的子弟。

    “红旗小学”与新中国的万象更新同步，校舍是新的，课桌凳是新的，教学设施设备是新的，老师和学生站出来也是新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其衣着其气质，包括人的肤色、发型，甚至是语言的表达，都让仓巷人看了确实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红旗小学也越办越红火，文革前它就是先进学校模范学校，民间还有干部子弟学校一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它又有了贵族学校的色彩，非户籍所在地的户口，没有三万大洋进不了大门。等到再回归到完全按学区入学的规定严格执行实施的时候，其学区房成为高价房，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红旗口较之仓巷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它还有一所“红旗中学”。红旗中学也算是在家门口，但在地理位置上说，它属于那块响当当的招牌地界——红旗口。红旗中学教学质量上乘，它几乎就是省重点高中江州高级中学，或江州一中的直属初中，它的学生大部分可以考入省江中或省一中；同时由于它的学生来源主要是江州地区行署和江州市委政府，还有江州军分区干部的全部适龄子女，这又赋予了它特殊的历史社会地位。

    但新社会毕竟已经拉开新的社会生活的序幕，不问仓巷与红旗口有多大的区别，日常琐碎的生活中总得有些往来。比如，红旗口的中老年妇女特别喜欢到仓巷买菜，一般的蔬菜这边总是便宜2、3分钱一斤。再比如，孩子大了，总得找人玩，一个巷子里的人不够，就想到另一条街道的孩子。双方组队踢足球对抗，有一阵子在两个街道风靡。后来成为文建国中学同学的廖进军，就是那时认识的。

    文建国在男孩子玩的游戏中一般是技术尚可，但下手不狠。就拿踢足球来说事，用文建国后来的自我调侃的话说，就是像中国男足当今在世界足球界的位置，可有可无。偶尔能够冲出亚洲，就可喜可贺，且洋洋自得。好像十多亿人口中的佼佼者非我莫属。有人曾经亮出男足光着身子的照片，那一眼看上去就是养尊处优的货色。文建国对中国男足恨铁不成钢，他始终想不通的是，十几亿人口，居然选拔不出十几个可以驰骋球场的血性男儿？当然他自己踢球也不行，最后只有自我调侃，和我小时候踢球的水平差不多。

    仓巷组建的足球队，自己人玩玩，文建国尚可，可一旦对外打比赛，他往往是板凳队员居多。而红旗口那边的廖进军则始终是主力中锋，大名鼎鼎。如果要问红旗口球队谁踢得最好，是廖进军；谁踢得最狠，是廖进军。且双方所有的球员异口同声。所以在文建国与廖进军初中同学以后，前者认识后者，后者根本不知道前者竟然是仓巷球队的。

    哈哈，你居然是仓巷足球队的，我怎么就不认识你呢？进军的话说得文建国好不尴尬，好在建国也认为自己的足球的确不行，是自己的脚不行，是“臭脚”，动真格的我真的不行。这人有了自知之明，对自己的不足也就坦然了。

    在文建国小学毕业的那个年份，仓巷足球队与红旗口足球队曾多次交锋，各有胜负。双方的球员年龄大致相当，一般以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体，年龄小的球队不要。年龄大的，自己不屑。只有红旗口的廖进军，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加盟，到了五年级就成为队长和中锋了，那些比他大二三岁的，竟然围着他转，等他上初中时，他又提前退出球队了，他是真的不屑在街道上瞎混混了。

    红旗口球队的孩子全部穿着球鞋或者运动鞋，有时也许是为了炫耀，或者是为了提高士气，以清一式的运动鞋出场，一次是小白鞋，一次是白色篮球鞋，把仓巷队往往羡慕得无地自容。所以红旗口队又叫球鞋队。球鞋队装备好，平时的饮食又好，同龄的孩子站出来，高度宽度绝对要大出一个轮廓。仓巷足球队又称布鞋队，或大仙（赤脚大仙）队，个中原因不说自明。

    建国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个暑假约定的最后一场球赛。建国那次很荣幸地作为后卫上场了，仓巷队只有他一人穿着解放鞋，其他人或布鞋或赤脚。红旗口队那天运气不佳，最后十分钟仍以四比五落后。

    也许双方都知道，这是今年暑假的最后一场赛事，不为输赢，而是为了荣誉而战。他们无法预料，其实这是他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战。因为廖进军上了初中以后，已经不屑在街道上与小把戏们为伍把玩了。廖进军的离队，竟然让红旗口球队自动解散了，而仓巷队好像没有了对手，也就名存实亡了。

    布鞋队已经全部赤膊上阵，裤衩子五颜六色，长短不一，还有个别人会偶尔露出令人眩目的肤色较白的屁股，反正是清一色的小公鸡头子，并没有人讥笑。

    廖进军看着比分落后，一时性起，骂骂咧咧地脱下篮球鞋，扔向场外。又是八九分钟过去了，廖进军带球闯入布鞋队的禁区，就在他准备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大叫一声，停下脚步，抱起右脚。

    文建国与他正是贴身纠缠对抗，但感觉体力明显不如对手，忽见对方突然停了下来，知道出了纰漏。他定神一看，非同小可，廖进军的右脚板已经沾满了鲜血。其他人——双方球队的人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情况——有的向这边张望，有的向这边围拢，就是大仙队的守门中也围拢过来了。

    可是令人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廖进军猛然推开身旁的文建国，向着足球缓慢滚动的方向冲了过去。等到双方的球员都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等到布鞋队的球员快要追上廖进军的时候，正好看到廖进军飞起一脚，足球飞出一个漂亮的弧线，居然打在球门的左侧上方门框子内侧，进球了。球鞋队的中锋廖进军将比分扳平。布鞋队的守门员惊惶失措，望洋兴叹，抱起已经进门的足球鬼哭狼嚎。

    廖进军躺在地上也在嗷嗷嚎叫，谁也不知道他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进球而兴奋。

    这次球赛以后不久，文建国和廖进军同时进入红旗中学，并成为同班同学。

    我上小学，做了六年的班长。以后看来，“人和”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后来的一辈子，我混得还好，但其实那只是“井底之蛙”的感觉，“蛙”却不知道自己在井底。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上敏成小学的时候不足七周岁，但已经人模狗样了——这是外公对他的评价——二八开的小分头，白色短袖衬衫，白色西装吊带短裤，白色的袜子，白色的皮鞋，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这在仓巷那个平民区域，给人一看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孩子，今后一定非等闲之辈——其实这只是长辈的良好祝愿，是否等闲，他们说了不算，这要看各人的造化。

    上学的第一天，是母亲领着他到敏成小学报到的。母亲的衣着质朴无华，因为经过早几年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她已经注意尽量让自己平民化。有“让自己平民化”的想法，可见她自认为不是平民。现在她脱去了一直引以为傲的旗袍（等她再次翻出旗袍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以后，原来的旗袍已经套不上身了），但她毕竟是那种“天然去雕琢”“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美人坯子，颦有为颦，笑有为笑，颦笑之间，尽显风流。特别是在她的那个范围（包括住宅区域和丈夫的工作圈子）的夏天，最最引人注目，且招惹流言蜚语，滔滔不绝的版本是，她内衣里的武装带或隐隐约约，或一览无余。她不但自己穿戴，而且还半诱惑半强迫地让二姐怀华也依样画葫芦了几次，但怀华终究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争中向后者作了倾斜，并且赌咒发誓，才让蒋老师断了念头。而蒋老师则依然我行我素招摇过市。若干年以后，当怀华主动向老师妈妈咨询哪种胸罩比较适合时，遭到蒋老师一阵毫不留情的奚落。当然奚落归奚落，她还是毫无保留地将有关做女人的知识传授给了怀华，让女人回归到女人，让怀华自我意识到“挺”好。但怀华终究对如何做一个“挺”好的女人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她后来的生活，让她只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人，做了一名自认为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她终身未嫁，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精神层面，曾经丰富多彩，也曾经痛苦而纠结。而恋爱的夭折，给她带来的则是无尽的遗憾和思念。

    母亲极力把建国打扮得像个小绅士——这一身打扮，就像一块绝缘体把他与出身贫民的同学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与校门口的小商小贩们自动隔离了——丈夫是绅士，儿子自然也得是绅士。她内心充满了骄傲，虽然有点可惜没有再生一个女孩子，否则的话，要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但这种可惜与骄傲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多少年后，独生子女政策在灌输了“只生一个好”的同时，也让人们更多的希望，这一个最好是男孩。至于如果全是男孩，那么20年后没有异性可谈对象，却根本不在自己的书中交待，因为总是有人生女儿的。生儿子的母亲见到别人家的女孩儿，总要夸奖一番，嘴上说的总是儿子不如女儿，要多淘多少气，要多花多少钱，房子要有吧（那时还没有人想到车子），还不像女儿小棉袄贴心等等。可骨子里头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养儿子的总喜欢主动和女孩子的父母套热乎结亲家，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大气。其实这是在口头上先沾光了——也不知道已经与多少女孩子家结了亲家呢？

    有不少女孩子的父母听了并不高兴，看你生个儿子，如此嘚瑟，如此矫情！哼，男孩子是皮夹克，面子上风光，可冷的时候了不克风，暖的时候穿又太热，扔又舍不得扔。将来你儿子还不是听他老婆的！哭的日子在后头呢。哭归哭，想儿子的仍然想生儿子，因为总是把别人家养大的女孩子“拐”进了自家门，那是赚到了。

    文建国第一次正式进入校门，从工友到校长，都是喜上眉梢，加上母亲的人缘本来就好，一个个都要走过来摸一摸捏一捏。有的年轻女老师索性蹲下身来，搂一搂，抱一抱，亲一亲，嘴上还热乎着，“啊哟，乖乖，这是我的儿子就好了。”搞得文建国挺不自在的，但还得按照母亲事先的关照，笑眯眯地一个个鞠躬回礼，跟着母亲叫某老师，再加上“您好”两个字。——这一场景，母亲一直引以为傲，直到有一次，她的孙女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说她，这个故事，奶奶您已经讲了N遍了？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九斤老太或者祥林嫂了。

    文建国看到，敏成小学的校园要比自己家的庭院大多了，大多少？大概有20多个大吧，但校园里没有大池塘，树木也没有自家的多（按比例）。教室里的小朋友，连自己一共是54个。

    班主任老师让大家先作个自我介绍，多数同学都是我叫某某某，家住某某巷（街）几号，爸妈是干什么的，我在家排行老几等等，四五句，五六句话后就赶忙坐下了。文建国却把家庭的大致情况作了一个详细介绍，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哥哥姐姐，还包括两位被称之为张公公张婆婆的佣人，还有偌大的院落，最后强调自己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龄，至于同一天，同一时辰的话，他好像忘记说了。说完了，等着老师向他示意后，才坐了下来。

    班主任老师后来跟他母亲说，这简直就是一篇上乘的三年级优秀生的作文《我的一家》。再说了，这才上一年级，就知道了与共和国同龄，今后绝对是国家的栋梁之材，而且他的谈吐他的礼节绝对是这个。班主任没有说这个是哪个，而是竖起了大拇指。建国母亲很含蓄地笑笑，内心则是早已乐开了花。

    同学们作的自我介绍，给文建国印象最深的是金基鸣、赵祥和孙来喜三个。不是说文建国有多聪明，记性有多好，而是这三个同学在日后的同学相处中，常常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亲戚关系。当时他们三个抢着说话，相互交叉，又不停地相互纠正，甚至抬杠，几乎是同时完成了自我介绍，像是出演了一场策划好了的小品，其实也就是小公鸡头子一种自然的自我表现欲十分强烈的表演。同学们当场也似懂非懂地知道了谁应该喊谁是舅舅，谁是谁的外甥。而他们三人竟又是同年同月出生，私下里还拜了把兄弟。好长时间里，同学们只知道他们有亲戚关系，并分不清他们的班辈之分。等成年以后，有同学笑骂他们，狗鸡巴操猪——稀里糊涂。谁知他们三人竟同时翻了脸，因为三人中有二人是回族，这就触犯了猪爹爹狗奶奶一说的大忌。虽然他们狗肉猪肉都吃，同时也享受少数民族应该享受的待遇，但这种事情是可做而不可说的——只允许自己做，而容不得别人说。但好在是，说的说过了，骂的也骂了，拳头也比划过了，可没有人将这同学之间的纠纷，上升到民族宗教层面，见了面，还是以老同学自居。谁让他们是一起尿尿和烂泥长大的呢。

    文建国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史静的女同学。这么说，是否牵强？非也，一方面是因为她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另一方面她好像是女生中个子最高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史静与文建国在往后的日子里，在曾经中断了若干年联系之后，山不转，水转，又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史静长相出众，当然这是文建国以后逐步意识到，并终于形成的概念。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建国认识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文建国对史静的印象似乎平添了一种别样的情感。史静——林道静，交叉重叠，分不清谁是史静，谁是林道静，有时就悄悄地融化为一体了。文建国的青春启蒙老师究竟是史静，还是林道静，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因为那时的人们羞于谈论性别意识，也从来没有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男女生理课程。

    文建国偶尔会在大青年身边听到一点被斥之为黄色的笑话，会面红耳赤。后来读书读多了，知道了豆蔻年华，情窦初开，也知道了“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的时候，就变得坦然多了。

    文建国曾经自我反省，内心对异性向往之，但嘴上从来不说——不好意思说，或者是一种道德的自我绑架。

    林道静，一个“小资”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然有其可歌可泣之处，但最初在文建国脑海里形成的人物形象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这个印象于文建国实在是太深刻了。文建国长时间地，或者说在整个懵懂时代，对青年女性的美好评价，就把握着柔弱、素雅、文静、白净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第一感官认识上。而史静同学则是林道静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当然她那时还没有像林道静那样投入革命的急风暴雨之中，后来也没有。但她扮演《马兰花》中的小兰，她唱的“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则成为文建国的美好回忆——也是小学女同学唱的歌留下的唯一回忆。

    “马兰花开”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童话剧《马兰花》里的歌词，文建国从来没有唱过，在潜意识里，他觉得那应该是女生唱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首歌的好感，对这首歌曲调的熟悉，以及对史静这个女同学的好感。这首歌曾经在全校风靡，女同学人人会唱，尤以史静唱得最好，表演得最好，可能更因为她唱歌表演的样子最好看。

    同学们介绍完毕，老师问大家，小朋友们说说，哪个同学的自我介绍最好呀？他！大家的眼睛，大家的手指都指向了文建国。只有一个小朋友大声叫出了“文建国！”

    班主任笑得很开心——正中下怀呢——以后建国做老师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在新的班集体形成之初，班长的产生，基本都是班主任老师的授意。那我们就请文建国同学做我们的班长好不好？

    好！好的！我同意！我不得意见！我举双手赞成！同学们七嘴八舌，南腔北调，有人鼓掌，有人站了起来，有人下位串起了门，甚至还有人跑到讲台上指手画脚，好像是自己当上了班长，教室里犹如鸭子嘈塘一般。

    文建国这个班长一做就是六年，所以凡是小学同班同学见到他，一律喊他“老班长”。这一喊，也就喊了几十年。文建国后来做过组长、队长、校长、书记、科长、处长、副会长，但他一直以做小学班长为荣，小学同学的感情是最最真切最最纯真的。

    文建国在男生当中个子偏大，又因为是班长，所以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老师认可的领袖才能。班上的男生无论是大个子小个子对他都亲热得可以，班上的女生同样对他亲热得可以（两小无猜），用后来的俗话说，就是一大众情人（后来到了五六年级，大家有了男女意识，男女同学之间又开始有了隔阂）。男生女生在学校里都喜欢围着他转，放学以后也喜欢到他家里玩一圈再回自己的家。

    文家反正院子大，在那个儿童乐园里，足以让同学们玩个够闹个够疯个够，玩够了闹够了疯够了，自然就回家去了。

    哪像后来，放学的大门还没有开启，祖辈们父辈们，或者佣工们就把学校大门四周包围得水泄不通，谁家的孩子谁家领，还得主动接过孩子的书包，不忍心让孩子受苦受累。当然，那书包也实在是够重的了。

    那时好像从没听说过什么恶性事件的发生。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有一年突然连续发生了几起校园恶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全民皆兵，保安人员及保安设备设施悉数到位，让教育经费一下子增长了不少，校园治安也立马好转。让人欣慰的是校园内还没有发生像有些国家那样，有用枪点射的，有爆炸的。老百姓感慨，共产党就是领导有方。否则的话，家家都是独生子女的，那还叫人过的日子吗？

    在文建国家，白开水是管饱的，有时候每人可以吃到一粒水果糖（奶糖一般不会轻易得到），偶尔还可以吃到一段山芋或者一块萝卜或者一截玉米甚至是一块饼干。

    有同学后来回忆说，每每回想起文建国家的糖果山芋萝卜玉米饼干真是回味无穷。哪里是去玩噢，如果不是想享受那一丁点儿的物质刺激，说实话，天天上建国家玩，也没有多大意思。树不让爬，水不让下，沙子不让撒，砖头不让砸；官兵捉强盗地方嫌小，踢足球没那个场地。

    丰衣足食以后的大人们在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喜欢对过去的小心眼、恶作剧，甚至是鸡鸣狗盗之事津津乐道从容坦白。有男知青谈到如何如何在半夜三更，到20多里地外的村子上（美其名曰“兔子不吃窝边草”）毒死了一条20多斤重的狗，第二天可以打上牙祭。一口老白干，一口狗肉，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

    就连后来做了白领的女知青也有人自豪地说，那个晚上如果我不弄只鸡来吃吃，我简直连死的想法都有了。

    等她们进了城，别人送两只草鸡给她，她还嫌脏嫌臭，故作淑女状，似乎忘掉了那鸡是怎么杀的，那鸡是怎么狼吞虎咽下肚的。吃鸡的时候，也有生怕与生灵们伤了和气的，默默念叨两句阿弥陀佛，但鸡子还是要吃的，鸡骨头还得嚼一嚼，那些可以嚼碎嚼烂的部位是可以长驱直入的。

    至于遇到了禽流感什么的时候，又只好叹曰，这个鸡不吃也罢。当然如果正值女儿媳妇做月子，又不得不诅咒这可恶的“禽流感”了。

    文建国当班长，首先就掌管了教室的钥匙。可以说这是文建国人生之初把握的第一个权力。因为没有钥匙，谁也不能进教室，可见这等权力还是相当大的。文建国从此也养成了习惯，当然这也培养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小就知道大家、知道集体。上学早来一点，放学迟走一点，惦记着同学，惦记着教室，惦记着班级上的事。锁门之前是务必检查窗子的插销插好了没有，遇有刮风下雨的天气，也会回想一下，今天的门窗是否真的关好了？

    钥匙的象征意义是神圣伟大的，有大人物成为某某荣誉市民的时候，一般都要获赠一把象征性的金钥匙，至于含金量是多少就免谈了。那时候还不知道核按钮什么的，否则的话也可以像苏联总统，或美国总统那么神气，对不起，没有我的钥匙，黑箱子是打不开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不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小学，甚至在幼儿园就能弄个班干部当当，当不到的，还得拉个人情，请老师吃个“便饭”，手脚大放的还愿意送点小礼品什么的，反正都有公款呢，不花白不花。是“官本位”的意识在作祟，还是为了从小培养孩子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不得而知了。特别是有些自身有一官半职的父母，意识更是强烈，更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如果父母只是寻常百姓，也希望孩子起码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争取尽量过得体面一点，起码在被人吆喝的同时，好歹也可以吆喝吆喝别人吧。

    从小抓起，从娃娃抓起，不会错。邓老爷子在八十年代初就说了，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这句话，从此也就流行开了。其实也不光是学电脑，任何事情都是互通的。凡是能够和娃娃搭上边的事情都一律从娃娃抓起了，包括廉政建设这等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死存亡之国是，也必须是从娃娃抓起。廉政建设进校园——小手搀大手，好像只要孩子懂得廉政了，其父母没有不廉政的；即使父母不廉政，现在孩子都知道廉政了，看你父母的老脸往哪搁？天知道这样的廉政教育究竟有多大的效果？但既然是上级有要求，做不做就是你下级的事了。只要你做了，起码表示你还是愿意抓“廉政建设”的，否则有谁保证你今后是否“廉政”呢？

    当然从娃娃抓起，有些人理解比较到位，最根本的是落地生根在发达国家，这才是王道，或者尽量早地让孩子生活在发达国家。上等的是欧美国家，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是平时在民间视为仇敌的日本也行，再退而求其次，哪怕出生在港澳台地区，似乎也比内地出生的孩子高人一等。

    据说，有好事者统计了一下电影《建党伟业》里的外籍演员，有20多个，个个都是炙手可热的名角。也是据说，人家不是不爱国，而只仅仅是为了出国方便，来去自由，方便交流，方便工作而已。也有人藉此推理，如果历史可以穿越，一百年前，在东方这一古老的土地上，全是由老外在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演绎着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那该是多么地神奇啊。

    其实，演戏只是演戏，未必需要当真。人家不就是演员吗？

    文建国他们小时候好像并没有怎么特别地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可日常生活中却充满着爱国主义热情。

    男孩子喜欢腰间插着，肩上扛着的是自制的小木枪，兴高采烈地唱曰：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一脚踢死美国佬。美国佬是否可以被踢死，并不在书中交待。

    每年暮春初夏季节，蚕豆大量上市，有男孩子们会自己清水煮蚕豆。煮熟以后，虽然馋涎欲滴，但还是忍不住先把玩一番，于是拿起削铅笔的小刀，在蚕豆上两横两竖就雕刻成了头戴钢盔的美国鬼子形象，再一个个吃掉，既杀了馋，又解了恨。或者让美国佬排成队，可以一下子吃掉一个班，甚至一个排，一个字“爽”！

    现如今那个本色本味的清水煮蚕豆也不再能够引诱孩子们的食欲了，而有钱有权有本事的人往往恨不能生下一个小宝宝，就是“美国佬”才好，再这样吃掉美国佬，岂不就犯忌了。

    “山姆大叔”——一个穿着马甲礼服，长着白头发，蓄有山羊胡子，头上戴着一顶有星条旗纹样的高帽子，帅气、精神矍铄的老人，早已是人见人爱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孩子总是孩子。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上二年级的时候，父亲经常赋闲在家，不希望有人打扰。母亲偶尔也在同学面前摆起了脸孔——漂亮的脸孔板起来，好像更让人害怕——建国长大后知道了，那叫“冷艳”。

    那时他的同学们都已相互熟悉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男同学女同学也开始分化，男女毕竟有别，形成了若干小团体。到文家来玩的同学人数逐渐减少了许多，次数也减少了许多。文建国一向比较合群，别的同学喜欢的，他当然也喜欢。比较流行的斗鸡、拍洋画、滚铁环、跳房子、官兵捉强盗等等，也都可以玩出个名堂来，而且总是赢多输少。所以同学来得少了，对他说来，可能是一桩幸事。

    长大以后，文建国发现，多数同学当了工人，有的也早早下岗了。而文建国除了下放，后来一直是国家干部，也就自然而然地道不同，不相与谋了。若干年以后小学同学聚会，多数人承认，老班长其实还是很好相处的，只是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是贫民出身，长大以后，也都是苦力的干活，习惯上对大户人家自觉地敬而远之，并不怪他个人什么事。

    文建国是在8周岁那一年带上红领巾的。那是二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正值全市少年先锋队总队部成立，他有幸成为学校推荐的唯一代表，以新队员的身份参加全市的入队宣誓仪式。在这之前，二姐早就让他悄悄地试带过几次红领巾，爸爸妈妈看了也满心地欢喜，可是等他真的第一次带着红领巾回家的时候，爸爸好像熟视无睹，妈妈只是将已经收敛多时的笑容稍微挤出了一丝丝。

    戴红领巾的仪式充满着骄傲和庄重，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面对少先队队旗，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同时他还挂上了两条杠的中队长标志，所有参加仪式的少先队员都享有了同样的政治待遇。那是全市少先队总辅导员给他们一一佩戴的，就像毛泽东主席给十大元帅授衔一样荣耀。后来他也佩戴过三道杠。

    当时间跨入了21世纪的时候，有一天文建国突然听说现在少先队已经有五道杠了，据说还要有七道杠才能最终分辨雌雄。如此既创新又继承传统的做法，真的令人拍案叫绝。因为中国原本就有七品芝麻官一说，那就从少先队算起，分为七个等级，也算是名正言顺的。

    要说参加这么一个宣誓仪式给文建国究竟留下什么印象？其实压根儿就没有，或者说根本就记不得有什么印象，因为毕竟只是八岁的孩子。只是若干年以后，政治生活中又多出重温“入党誓词”举措的时候，他突发奇想，誓词是什么？重温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入队仪式的庆祝活动之一，文建国们观看了电影《鸡毛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也是他成为小学生之后第一次集体观看的电影。主人公海娃从此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插着三根鸡毛的鸡毛信，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文革的早期，他也经历了一个鸡毛信的故事，但远没有《鸡毛信》的电影好玩和感人。

    文建国的少儿时代是幸福而纯真的，首先是物质生活的幸福（相比较而言），其次是精神生活的幸福。可以说，他是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着。那个环境是一个精制的保险柜，是一个用玻璃幕墙围拢的温室。毛泽东同志说过“经风雨见世面”，后来有人提倡挫折教育，对文建国而言，以后也一一验证了其必要性，不光是挫折，而且还有苦难，尤以心灵的创伤和挣扎难以忘怀。

    其实面对挫折或苦难，倒下的人很多，成功的人也不少。成功了可以说大话，因为胜利者是无可指责的，而倒下的人已经没有机会说话了。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而已。

    面对如火如荼的新中国，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感到一种类似青春期诗人才会有的强烈痛苦，因为对他热爱的新中国，他担心他的文字说不全，说不好。可正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海归，却在文革开始不久，以年近古稀的年龄，遍体鳞伤的身躯，步入北京德胜门外的太平湖，用死亡对抗了不堪忍受的侮辱。

    而时任北大校长，常以“兄弟”自称，以“新人口论”著称的马寅初同样对新中国充满着热情和憧憬，他就像青春年少的心之于灿烂的未来，难以掩饰“铜豌豆”的内心柔情。可是后来，他因“拒绝检讨”，就一直赋闲。

    而文建国本来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春少年——用江州人的话来说，还是一个小把戏呢。他只能是跟着大人，随着指挥棒的指向，快乐地懵懂地生活着。

    他的父亲文巽善当时因为在银行内部管理问题上和一个贾姓行长意见相左，又因为他平时对贾行长的为人多有微词，还曾经恶语相加，指桑骂槐，说行长是“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因为当初贾行长曾经拜他为师。如今徒弟掌握了基本的银行业务，懂得了基本的货币流通的管理，就翻脸不认人啦。但实事求是地讲，因为贾行长是过江干部，是工农干部，文巽善对自己的脾气还是有所控制的。

    文巽善已经被停职在家反省，更要命的是有人透风给他，说是贾行长的言辞异常激烈，要他好好地挖挖思想根源，还要他把自己是国民党员的身份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找到原因。还有，他那八字胡，一看就是过去老爷、少爷的作风。哼！就让他在家慢慢反省吧。传话的人故作咬牙切齿状，学舌道，哼！你们也可以带个信给他，问问他文巽善还要不要饭碗？不要看他房产多，再多也经不起坐吃山空，立吃地陷。谁帮他说话，就查查谁的阶级立场！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时期。我倒要看看，有谁帮国民党（员）说话，不帮共产党（员）说话！

    一提到国民党三个字，文巽善似乎就被别人拿捏住了软肋。

    江州解放以后，国民党就等于“祸国殃民”四个字，就是反动派的同义词。还在文建国出生之前，市军管会颁发的一项布告中就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为非法的反动组织，即日起一律解散，没收其资产档案，责令其成员立即停止活动，改过自新。

    到了1951年1月16日，市军管会又颁布《江州市反动党、团、特务悔过登记实施办法》，规定本市及旅居本市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一周内到指定地点办理悔过登记手续。对文巽善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二”。前天下午，他还有雅兴让张婆明天烧一点八宝粥应应景的，这吃八宝粥的好心情，到了今天下午全没了。

    那些天文巽善如丧考妣，他一直捱到最后一天才到指定地点办理了登记手续。登记之前是考虑要不要去登记的问题，登记以后是担心究竟会怎么处理的问题。

    蒋淑娴也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她实在吃不准，自己曾经领过国民党员登记表的算不算？是文巽善帮她拿定了主张，有谁说你是国民党，就让谁拿出证据来。该杀该抓，悉听尊便。

    现在贾行长重提令人难堪的往事，无疑是在尚未愈合的疮疤上洒上盐，再使劲搓揉。在那段时间里，文巽善的眉头常常拧起，倒竖成八字状。

    白天，蒋淑娴没有时间理会他，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会为巽善煮上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再点上一支香烟吸上几口，然后像舔毛笔似地舔掉烟灰，放上丈夫的嘴角。她知道丈夫是个聪明人，不需要对他进行言语的安慰，于是她开始朗读“莎士比亚”。等到他的一支烟抽完了，咖啡喝光了，他的心思随着妻子的朗读，婉若沐浴在徐徐清风潺潺流水之中，整个身心得到一种莫名的净化。这时候他会忘记了白天的烦恼，很快进入梦乡。

    那时候的文建国不懂莎士比亚，等到他可以自觉地寻找莎士比亚的时候，他的年龄已经让他不再高声诵读，强行记忆了。从父母保存的莎士比亚的书籍里，文建国试图还原母亲给父亲读书时的情景。有些只言片语似乎早就读过，比如：“生命，是每一个人所重视的；可是高贵的人重视荣誉远过于生命（《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假如天上的神明临视着人们的行事，我相信无罪的纯洁一定可以使伪妄的诬蔑惭愧，暴虐将会对含忍颤栗（《冬天的故事》）。”“一个人要是看轻了自己的根本，难免做出一些越限逾分的事来；枝叶脱离了树干，跟着也要萎谢，到后来只好让人当作枯柴而付之一炬（《李尔王》）。”“愿你不要象我们爱好虚华的世人一般，把一件富丽的外服遮掩内衣的敝陋；愿你的内容也象你的外表一般美好，不象我们那些朝士们只有一副空空的架子（《辛白林》）。”“没有德性的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一报还一报》）。”可是建国难以将这一些经典串联起来，再现当时的情境。母亲与他交流得太少，他也不善于过多地拿父母说事。

    母亲曾经告诉过建国，你父亲说过，不懂得朗读的人是不可作为知己的。正是因为朗读，她与父亲才有了某种默契，才有了心灵上的感应。当大妈妈因病去世以后，她就别无选择地嫁给了父亲。

    母亲的朗读，也让建国终身受益。父亲只知道布置建国读书，而怎么读书，则是母亲的事。只要环境许可，建国读书必须发声。母亲好像也没有苛求所谓“心到眼到口到”教条，但是她强调，只要你读书读出了声音，相信读书可以给人以快乐，可以让人进入书中的境界。

    当时的文建国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父母亲没有以往那么快乐那么慈祥，而且他发现母亲有时候抽烟抽得很厉害，甚至比父亲还多，但她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房间以外的地方抽烟。

    文建国学会抽烟以后，理解了父母抽烟的嗜好。那是高兴时要抽，痛苦时也要抽；忙的时候要抽，闲得无聊的时候也要抽；与朋友相处的时候要抽，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时候也要抽。总之，只要有了抽烟的欲望，就有抽烟的理由。也许是父母的遗传，也许是个人的意志不坚定。文建国抽烟一直没有间断，只是年纪大了，才意识到应该少抽一点了。而外部大环境逐步文明，人们的保健意识也愈加强烈。

    1957年的那个夏末秋初，台风来得特别频繁，搞得文家大院子里，个个都是整天的提心吊胆。每当台风来临的时候，一家人就特别安静，一大家子老老小小全都围坐在文巽善身旁，两个老佣人也不敢随意走动，和主人一起担心着自己住的屋子漏不漏？出租的房子漏不漏？

    文巽善没有了工资收入，时间一长，难免捉襟见肘。有段时间，蒋淑娴经常出没于大西路上的典当行。先是当出了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后来就是一些上好的料子服装，再后来，连父亲的首饰也盯上了。她做的这一切，文建国和父亲，大哥、二姐都不知道。最后她在红木八仙桌子的“当”与“不当”上很是纠结，宽敞的堂屋，如果没有这么一张八仙桌子坐镇，就好像一个人穿得一身高级西装，脚上却没有一双高级皮鞋，那是有失体统，很冇面子的。当然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特别是孩子们的肚子，她还是极不情愿地将八仙桌子送进了当铺。

    进入典当行，那个黑底金体字的“儅”字，像山中之王的血盆大口，龇牙咧嘴的，非要把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吞噬了不可。后来等到文巽善被落实政策，重新有了收入，蒋淑娴才把那个“儅”字慢慢看淡。再后来，当“儅”字一律写成“当”字的时候，她才彻底没有了当初的感觉。

    但是不管家庭生活如何困难，蒋淑娴总是让孩子们吃饱肚子的。就在建国上小学的前两年，各种粮食商品票证陆续进入了家家户户。这种以实行统购统销的粮食制度为主体的票证，始于1954年，至1985年废止，到1988年才彻底烟消云散。文家过的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时建国的大哥怀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且他又非蒋淑娴亲生，蒋淑娴更是要先尽量满足怀祺的需求，这不但融洽了一大家子的关系，而且让大家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在文建国的记忆里，说是吃早饭时，用筷子捣鼓点荤油，再蘸点细盐，放在一大海碗的汤饭里搅拌搅拌，然后一鼓作气，狼吞虎咽，那一定是很惬意的事情。那香啊，那馋啊，真的是余味无穷。

    若干年以后，他下放在农村时还时常惦记着，嘀咕着。就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建国读师范，在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上，总有人将筷子或调羹掉在地上，好像是在提醒同学们，开饭时间快到了，准备冲锋吧！“吃饭打冲锋，干活磨洋工。”在那个一顿不饱，顿顿饥的年代，前者说的很真实，后者却未必尽然。

    到后来，生活水平已经得到极大地提高以后，文建国还会不时地用同样的方法，拌上一碗汤饭，嘴上说是忆苦思甜，其实是想杀杀馋。这样的饮食习惯是否科学？与饥饿的人来说，毫无意义。

    文建国不知道，就在他小时候用荤油拌汤饭的时候，别人家连粯儿粥都灌不饱肚子，不要说汤饭，更不必提荤油了。有同学告诉建国，你家用荤油拌汤饭，我们羡慕得要死。我们家是只有喝粯儿粥的份儿，吃完了不要洗碗，一是用舌头，二是用手指，先舔后刮，干干净净，一丝痕迹也没有的。根本无须“谁知盘是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反复教导——大人小孩无不自觉。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个个活脱脱的就是饿死鬼投胎，长期害着馋痨馋痞病。等到文建国读初中的时候，他在吃饭问题上的级别也提高了，每天早晨，母亲会给他加上一块烧饼或者半根油条，像怀祺曾经享受过的待遇一样。

    若干年以后，当城里人大张旗鼓诅咒地沟油的时候，殊不知60年代初的人以能够淘到地沟油为荣呢。当文建国看到一些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到全国饿死了三千万人，甚至人食人的时候。他是不愿相信的，可他没有能力和水平反驳，这也不是他可以去推敲的事。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太多了，即使哪天揭秘了，不知道猴年马月又会冒出“关于‘揭秘’的揭秘”，这种事情文建国早已见怪不怪了。

    到了第二年开春，文巽善的心情逐步开朗，全家又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又看到他的头发油光可鉴的样子，他又可以每天西装革履地夹着公文包，拄着文明杖，定时定点地乘坐黄包车（其气派绝不比以后的奥迪A4差）正常上下班了。唯一的改变，就是他的八字胡须不复存在。

    原先他往那一站，这左手的食指和拇指顺着八字一顺，风度与威严油然而生，而且他的胡须只能由母亲一人为他修剪，即使进了理发店，再好的师傅也是只能动他的头发，不能动他的胡子。现在胡须刮掉了（由母亲亲自动手），只剩下呈铁青色的清清爽爽的脸颊和下巴，好像是他有意识地给自己留下了一道印记，毕竟今非昔比了。

    有一天深夜，文巽善的房间里传出了争吵声，继而有脸盆落地的声音传出，水瓶的爆炸声更是惊心动魄。住在第二进的四个老人和住在第三进的张公张婆都起身默默地坐在第一进的堂屋里。此情此景，比去年秋天刮台风的时候更令人害怕。“伤风败俗”“有辱家门”等等字眼让几位老人听得心惊肉跳。以后的好多日子里，家里的空气总是经常凝固，生怕有谁不小心划着一根火柴，就会爆炸就会燃烧，就会酿成灭顶之灾。

    文建国毕竟还小，睡得稀里糊涂的，仿佛觉得声音吵人，被吵醒了，只是翻个身，就又睡了过去。一如以后出差时乘坐长途卧铺，不管火车如何颠簸噪音如何污染，也只是翻个身继续睡大头觉。根本不知道父亲气急败坏，声嘶力竭的怒吼和母亲悲天怆地，时续时断的抽泣。

    文建国，八九岁的孩子心里又能装得下多少波澜？他因为太小，根本就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大概是在文建国成家以后，他才陆陆续续地知道父母的矛盾所在。

    那是前一年，银行为庆祝国庆举办了西餐舞会，职员及家属悉数应邀参加。蒋淑娴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列宁装作外套，娴淑端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她的右臂套着丈夫的左臂进入餐厅，成为一道移动的风景，成为所有男人女人眼光的聚焦点。

    聚餐结束，舞会开始的时候，她脱下了外套，一袭海蓝色的露臂旗袍，衬托出窈窕的身材，一领粉红色的丝织纱巾随意地披挂在肩上，似遮似掩，给她的肌肤给她的神韵，平添了一种少妇的妩媚和神秘。男人为之陶醉，女人为之倾倒。

    那位贾行长则是垂涎三尺，恨不能立马占有了这个尤物。用父亲后来回味的话说，吃饭的时候，他就几近恬不知耻地多次凑到身边来套近乎，明明白白地是在跟文巽善敬酒说话，眼睛却死死地盯住蒋淑娴，就是那种色迷迷地想吃豆腐的馋相。

    跳舞的时候，那种饥渴和贪婪，似乎欲把蒋淑娴本来就不多的衣服看穿了看透了再剥光了，方才罢休。贾行长除了第一曲是陪自己老婆跳的，后来就几乎是全场承包了蒋淑娴。

    当时文巽善并不在意，还为自己有这么一个妻子感到骄傲。他自己则把所有的女职员统统邀请了一遍，自我感觉做得很得体，很得人心。他不晓得，在舞场上，就有眼尖的人传出了风凉话，说蒋淑娴是一枝花，说贾行长是摘花高手。

    本来贾行长一厢情愿倒也罢了，可恶的是，在文巽善遭遇挫折以后，母亲竟然几次出入贾行长的家门，有好事者发现以后，风言风语开始在银行内部四处浸淫弥漫，终于三人成虎。父亲在无意之中听到了风声，并相信这是事实。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巽善否定了自己的感觉（本来只是感觉），承认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是捕风捉影，是谣传。蒋淑娴则说，不是可能，是彻头彻尾的误会。于是夫妻俩和好如初，一切烟消云散。但文巽善仍然坚持责怪蒋淑娴，不应该为自己的事找行长去当说客。

    建国只知道父母亲吵架就那么唯一的一次，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建国很是欣慰。

    在公共食堂吃饭，对孩子来说，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每每回忆起吃饭吃不饱的日子，光盘行动应该成为一个自觉的行为。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1958年的时候，天还是那个天，文宅大院还是那个文宅大院。文巽善的心情却是复杂的，他一边密切注视着反右运动的发展动向，生怕自己再被卷入无厘头的风波，一边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他盼望着奇迹的出现，已经六七年没有音讯的大女儿怀琴一直是他的心头之痛。

    蒋淑娴时时处处陪着小心，一是生怕丈夫躺着中枪（哦，那时还没有这一措辞）；二是内心充满着内疚，似乎怀琴的“出走”，全是因为有她这个后母使然。

    文巽善18岁出国留学前结婚，等到他回国看到女儿的时候，文怀琴已经4周岁了。1952年年初，不足15周岁正在读初三的文怀琴凭着一副好嗓子，加入了部队文工团。因为情况紧急，只是请人转交了一封信和一张身着军装的照片给父亲，就随部队赴朝了。后来传来的信息版本很多，或在某某战役中被俘，到了台湾；或身负重伤，现在某某荣军院；或在一场恶战中牺牲，不见尸骨。

    文怀琴生死未卜，下落不明。父亲对女儿的思念只是深深地埋藏于心。好像是从1954年元旦开始的，一向从来不做任何家务的文巽善，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一团白色的棉纱亲自擦试大门门框子上镶着的一长方形白漆铁皮标签，标签上有“革命军属”四个鲜红鲜红的隶书。“革命军属”是1952年春天由居委会主任亲自挂上去的。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文巽善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用留声机小声地播放一遍，那首曾经鼓舞了多少有志青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声音小得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到。他一边听着留声机，一边不厌其烦地逐一浏览一遍床头柜上常年摆放着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签发）、《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以及金日成、彭德怀发布的停战命令，还有有关朝鲜战争重大新闻的文件和报纸。这是文巽善每晚的必修课，雷打不动。即使是在他本人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也从不中断。蒋老师在这一时段里也停止了一切工作或家务，甚至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默默地陪伴着他。

    建国对大姐没有丝毫印象，也无法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当时有许多新鲜事儿给少年的文建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街道食堂吃饭就是一桩挺开心的事儿。到了一定的时间，老的小的，下班的放学的，一手拿着陶瓷饭钵子（戏称狗食盆子），一手拿着筷子或者汤匙，高兴的时候敲两下，嘻嘻哈哈地去食堂，说说闹闹地将饭吃光，好像真的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

    文建国一家始终保持着些许斯文，往往是由张公公或张婆婆将食堂蒸好的米饭领回家用膳。是的，父亲母亲在家里都习惯使用“用膳”二字。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鼓励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随后不久，又提醒人们“不要急急忙忙往前闯”。也许对平民百姓来说，是只知前言不知后语，对于刚刚从三座大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普通老百姓，共产主义无疑是天堂。文建国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家里的生活条件在解放前还是很不错的，但这种话在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不宜说的。

    好景不长，慢慢的，有人发现食堂的饭不熬饥。明明吃的是干饭，可那米饭粒子没有嚼头，吃到嘴里木渣渣的，不要咀嚼就可直接下咽了。几次下来，发现了苗头，那狗食盆子里的米饭能够隐约见到水渍。公共食堂的师傅为了能够让蒸熟以后的米饭看上去尽量多一些，再多一些，他们发明了米饭“三开三蒸法”，即在蒸饭时，米饭蒸熟了以后加水再蒸。米还是那个米，量还是那个量，但米饭经过如是三次捣鼓后，得以充分的膨胀，原来是半钵子的变成了大半钵子，原来是大半钵子的变成了整整一钵子。体积增加了，给人以一种视觉上的满足和心理上的安慰。

    时间和了，大家就发现了这是炊事员玩的什么鬼花样，而且据说他们自己吃的饭只蒸一遍。再后来，等到食堂只能提供清汤寡水的稀饭的时候，食堂办不下去了。办不下去就散伙，那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有形容食堂的打油诗曰：“食堂好处天天说，端起饭碗打哆嗦，正要张口把饭吃——哎呀，不好！碗中饿鬼要吃我，我吃他来他吃我，这回我怕不得活。”这类“反面”言论，文建国其实是没有丝毫印象的，一方面他是少不更事，并不知道其中的含义；另一方面是他的父母一般不让建国和普通居民们接触过多——毕竟还是大户人家。久而久之，文建国似乎也有了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或者说，就是那种两股道上跑的车。省道是省道，国道是国道，高速是高速，互不干扰。

    食堂门口有一幅对联，对联的上联曰，“放开肚皮吃饭”；下联是“甩起膀子干活”；横批：“公共食堂好”。上下联既对称，又朗朗上口，横批突出主题，更重要的是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老百姓只要有饭吃，是不怕干活的。这幅对联，建国记得清楚，一如他曾经背诵过的那些唐诗宋词。

    食堂的饭，特别地耐不住饥饿。可以这么说吧，当时可能是吃饱了，甚至感觉肚子已经吃胀了，但似乎又永远有一种饥饿感。这个饥饿感一经出现，居然就在口感中逗留了三十余年，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逐步淡化。那时候不少人是贫血，是肝肿大，是痨病，不会像现在的人有“三高”。年轻的“三高”们不知道，或者想不到，新中国在上个世纪50到80年代初期，连温饱都难以解决，根本不知道“三高”为何物。这叫穷有穷命，富有富命。上帝对他的子民是公平的，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给你开启一扇窗。当然，给你开了窗，也要关上你的门了。21世纪初，有个段子说得绝，“三十多年前，有钱的人喝糖水；而如今是有钱人尿糖水。”就是明证。

    有资料载，当时中央领导也是定量供应粮食的，毛泽东主席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还有“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就吃不干不稀。”

    中央领导也带头自减粮食定量，毛泽东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有人不相信，说是中央领导也吃不饱？哼，那是他们有其他食品代替，就像今天我们一个月15斤粮食也吃不了一样。但文建国相信，或者说，传统教育让他有了相信的基础，他愿意相信。

    文建国对来之中央的信息向来是坚信不移的，只是经过了拨乱反正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突然发现，以前的30年自己的盲从是多么的可悲，虽然仍然愿意保持和维护正统的正面的一切声音和事物，因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宗旨，希望那理想的社会早日到来。但是国际共运的挫折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则是一次次动摇着文建国的信仰，增加了他的怀疑，从而慢慢地，对来自上面的精神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折不扣坚决贯彻，坚决执行了。不过对当时的领袖集团成员能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文建国至今仍然是坚信不移的，他坚决地相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素质。

    据说1960年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送一特殊物品给毛主席，那是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是当时甘肃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看来这个高级干部邓宝珊也是一个人物，别的东西不送，偏偏送这种食物，不知是吝啬，抑或算是莫大讽刺、无声的进谏。反正也不知道毛主席收到这一礼物是何感想，还是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有看到，而礼物则被手下的人叨光了。

    当时为解决饥荒问题，中央成立了瓜菜代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挂帅。“瓜菜代领导小组”，这一中央级的组织机构，现在听起来不无滑稽，其实也很心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应该是，也必须是头等大事，否则又有哪个国家能够养得起中国人呢。所以后来有若干年，中央一号文件往往赋予“农”字头，强调农村农业农民“三农”之重，实在是不无道理的。

    就在全国人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则能够逍遥复逍遥，“登庐山”，并将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同时以“冷眼向洋看世界”气魄，发出“桃花源里可耕田？”这一充满诗意的乌托邦感叹。若干年以后，有人说“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成为网络著名鸡汤，且雅俗共赏，经久不衰。生活中有了诗意，才能想到看到远方。无论多么的艰难困苦，毛泽东同志始终充满着诗意，这与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始终想着看到远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经典。

    但铮铮铁骨的彭老总受一老红军战士一张纸条启发，开始了“鼓与呼”。那张纸条上写的是，“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他写信给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生活状况。毛泽东公开了他洋洋洒洒的万言“《意见书》”，并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从而展开了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博斗。后来，文建国看到了更多的所谓解密资料，似乎“庐山会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根本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吃饭问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可能正是因为长期吃不饱的原因，所以“吃过啦？”成为那个年代见面打招呼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吃过啦？”它表示了一种人们之间最亲近最人性最原始的问候。这句话究竟流行了多少年，没有考证。而回答的人其语言腔调却包含着多种心态。吃得好吃得饱的呢，趾高气扬曰，吃过了！表示满意这顿饭；吃得马虎的，也回答，吃过了，但没精打采，似乎这吃与不吃一个样；那正愁着没有地方吃饭的，则有气没处撒，但人家是好心问你的，也不能无厘头地得罪人家不是？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哼一声，让问的人疑似一下，似乎这人吃饭的问题在似吃与非吃之间，一般情况下也就归纳到没有吃，或者是没有吃饱的范畴。于是心里有数，再不敢多问。问多了，自己又没有多余的给他吃，不自找麻烦。

    民以食为天，只要是吃饭了，就说明天还在，天没有塌下来，人还活着。用那时的话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所以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四万万增长到了六万万，吃饭问题一直是天大的问题。人只要有饭吃，那是天下第一等惬意之事，一旦到了不想吃，不能吃，吃不进的时候，人也就不算人了。

    如今事过境迁，“吃过啦”基本Out了。在温饱已经不成问题的今天，口头禅也是百花齐放，逐步有了“离了吗？”“涨了吗？”“喝了吗？”和多元化社会发展极相吻合。还有问话的字数也多了几个的，比如 “昨天晚上喝了吗？”或者是“昨天晚上喝多了没有？”还有干脆直接主动交待，不待人问，即半是忧虑半是兴奋地叹曰，“唉，昨天晚上又喝高了。”有的还要自豪地补充一句，“老婆差点没让我上床。”说的人往往沾沾自喜，似乎老婆不让上床是一件挺光荣的事情；听的人却好生羡慕，心想让我喝酒，天天跪地板也愿意；更坦白一点的说得更直白，“上床已经不行了，不能再没有酒喝！”有同事之间调侃，说是买瓶二锅头放在办公室，这天晚上确实是在办公室加班，吃的盒饭，没有喝酒，于是在回家前就呡上两口，再在前襟后背上像洒香水似的洒上几滴，这回家就风光了不少，天天有酒喝呢！

    天天有酒喝说明什么？说明你本事大，混得开，吃得香，将你这滋润生活展示给别人，容易产生马泰效应，生活将越发滋润，就连老婆也对你更加敬重三分。你如果天天陪她轧马路逛商场天天窝在家里做宅男，她会骂你没出息，不行。这男人一旦被女人说不行，就真的不行了。

    有统计说，在21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前后，全国各类酒的年产量已超过3000万吨，消耗的粮食每年超过800亿公斤，一年喝掉的酒能灌满5～6个西湖，中国人每年要“喝掉”300亿公斤粮食。这要放在从前，该多好啊！当然，这里说的喝酒，肯定是公款消费。全国一年仅仅是在公款招待费上就得开支3000个亿，今天吃你的，明天吃我的，最后吃的都是老共的。老共是大庄家，庄家不倒，喝点小酒算什么？这不，有理论依据——《保驾护航》的段子曰：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党风喝伤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书记说，该喝不喝也不对。

    有俗话说，吃头猪，不如打个呼。如果说吃不饱肚子，勒勒裤腰带子，晒晒太阳也就罢了，可偏偏还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在等着。文建国曾经为没有亲自炼过什么钢铁而惋惜，但能够为大炼钢铁做一点辅助工作，比如敲石子什么的，贡献绵薄之力，也是值得欣慰的。大概是一种什么含铁的石料需要敲碎了进火炉，文建国所在的街道没有炼钢铁，却在为大炼钢铁做着前期准备。

    文建国没有看过大哥与自己一块敲石子，他理解为那是怀祺做着更重要的事情。果然，建国后来看到过怀祺高中毕业时写的《自传》，想不到他一介文弱书生，在全国大炼钢铁的时代，也曾经憧憬着做一名炉前工，因为他相信，“炼钢也会炼红人的心”。现在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哂笑，或者是骂人（骂怀祺），但这就是时代的真实，是那个时代在我们社会的真实。如果你笑，如果你骂，你笑的你骂的都是你的父兄。

    建国是笑不出来的，因为那时大哥刚刚去世，尸骨未寒。还因为他完全理解怀祺，相信怀祺不是吹牛说大话献忠心，而是一个本分的小知识分子，朴素的爱国爱党爱领袖的感情由衷地表达。虽然怀祺一直没有机会成为“炉前工”，但他却被迫在劳改农场滚过一身泥巴。怀祺的一身泥巴，差点儿就将他一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脏，窒息在他那并不强壮的胸膛里。

    那时候，文建国不知道国家计划钢铁产量究竟是多少，但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15年，我们伟大祖国的钢铁产量能够超过那个自视为太阳不落，其实已经日薄西山，那个曾经为八国联军之首的，为富不仁的，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所以，他激情满怀，再苦再累，肚子再饿也不在话下。15年，有没有超英？据有关资料披露，基本持平，又20年，超过了美国，从此稳从第一钢铁大国。

    文建国常常是在放学后自觉地加入敲石子的义务劳动，有邻居劝他说，二少爷，这不是你干的活。建国不解释不争辩，只是腼腆地一笑，埋头继续敲打石头子子。他也不管人家说的话是奉承，还是挖苦，是鼓励还是制止。他一副幼稚的脸庞在红领巾映衬下散发出光彩，他的形象还是挺可爱的。

    文建国第一次敲石子，手上就有了血泡。母亲看到了以后，摸摸建国的手，用在火上消过毒的针尖，戳破了血泡，再用清洗得洁白洁白的纱布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整个过程母亲没有说一句话，不责怪，不鼓励，只是在当天晚上给他买回了一打粗布手套，关照他要保护好手指，不要影响拉小提琴就行。

    在那一段日子里，建国只要放学回家早，就去敲石子，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家。他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没有人敲石子了，为什么不敲了？总之他随大流，做了就做了，不做就不做了。至于大炼钢铁的是是非非，文建国是以后逐步知道的，但他委实是说不清楚谁是谁非。

    敲石子的场地就在仓巷的顶头紧靠江边的西北角上，那里原先是一块庄稼地，一年之中是三个季度种小麦，一个季度种蔬菜，也不知道主人是谁。近年把，在放暑假前个把月的时候，文建国曾经来这里捡过麦穗，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允许他再去。后来家里饲养了几只鹅，文建国就在麦子收上来，蔬菜还没有种下去的时候，赶着鹅来放牧。那时候文建国可没有“曲项向天歌”的雅兴，但他发现了一个道理，凡是出来放牧的那几天，鹅们长得特别地快，一天长一两五（一斤十六两的老秤），关在家里喂草喂菜叶只能长一两。听人说，鹅是直肠子，只要吃得多吃得好，自然长得快。他也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其实是为鹅们能够快速长大而高兴，因为毕竟很快就有鹅肉吃了。一只成熟的老鹅可以让全家饱餐一顿，既杀馋，又增加营养。可是文建国养的鹅有没有长大，后来如何宰杀，全家又是如何开洋荤的？建国实在没有丝毫记忆了。大炼钢铁正好也断了他养鹅的念想。

    长大以后，建国很感激母亲对他做人的影响，母亲胸怀宽广，为人友善，生活勤俭。母亲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于一身的知识女性的良好品质影响着文建国，让他从小健康平安，并有尊严地生活着成长着。

    历史告诉人们的真相究竟有多少？我在”文革“以后，常常反思这一问题。可根据人们看到的历史（书籍和各种信息），往往又是说不清的。史学家们说清了没有？难说。历史是否是为我所用才是历史，不为我而用则是一张废纸？我无解。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是一首旋律流畅动听，优美柔和，富于诗意意境的儿童歌曲。不对，只能说它的第一部分如此，第二部分是什么，就是“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文建国无法表达出准确的含意。用过去的话说，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文建国阶级立场有问题。好在如今难得提起阶级、阶级斗争的话题了，这话就可以说说了。

    文建国曾经用小提琴把这首歌演绎得出神入化，在全市器乐比赛中获得少儿组西洋乐器一等奖。只是他后来放弃了小提琴的爱好，煞是可惜。

    时间跨入了21世纪以后，文建国曾经在电视上多次看到歌手蔡国庆演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曲。蔡国庆在电视舞台上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和一群小女孩反反复复地只演唱第一部分，“那过去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唱来唱去还是那么一句，后面就没有了。蔡国庆们唱得很愉悦，完全颠覆了原歌曲的韵味和意义。不排斥蔡国庆们的歌唱水平和表演水平，也不怀疑他们的演唱，可能是正符合当下青年人的口味，甚至也符合富有诗情画意的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这第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无论是曲还是词，真的是至善至美，至于第二部分往往就忽略不计了？文艺作品中的普世价值是永存的，而时代的，阶级的，人为的烙印，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文建国对这种断章取“曲”的做法很是反感，可他又无法改变那些个演员的作派，虽说不是演员个人所能决定的。

    文建国后来看过一则报道说，德德玛成名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在一香港人的建议下，修改了歌词（原歌词里有“大庆”“大寨”等），而使之成为“绿色的歌”。度娘告诉我们，绿色代表意义为清新、希望、安全、平静、舒适、生命、和平、宁静、自然、环保、成长、生机、青春、放松等。建国感叹，食品要绿色，环境要绿色，文学作品也要绿色，这绿色才是人类的天然伴侣呢。文建国积极地接受了“绿色”观点。“绿色”，应该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标才好。

    如果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第一部分，无论是词是曲都可以算是“绿色”，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受众喜闻乐见的话，第二部分则是红色歌曲。上“绿”下“红”，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受过红歌传统教育的人不知作何感想。大姑娘穿衣打扮，上绿配下红，大红配大绿，显得土不拉叽的，虽说可能是代表着穷山沟子里的一种喜庆色彩，但一般（强调一般）而言，从审美的角度，是不受人们待见的。也许这一审美观——肯定或否定——也都只是地域性的。

    从暮春到中秋的夜晚，或繁星满天，或皓月当空，建国常常和父母坐在庭院里，他拉小提琴，父亲吹口琴伴奏，有时是分别独奏，母亲总是习惯地跟着旋律舒展她的歌喉，虽然她没有完全放开她的嗓音。《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喀秋莎》《山楂树》《小路》《美丽的哈瓦拉》《红河谷》《宝贝》等等都是保留节目。父亲最喜欢的是《渔光曲》，这是他自己约定俗成的压轴戏。只要是吹奏或低吟《渔光曲》了，建国的母亲便知道应该收场了。开始，建国不晓事理，还在自娱自乐，经过母亲两次暗示，他就习惯了。但那时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喜欢《渔光曲》，在文家大院以外的地方，他很少听到过《渔光曲》。

    文建国结婚以后，有一次他偶然想到了，就问母亲，为什么爸爸特别喜欢《渔光曲》？他母亲脸上乐开了花，建国甚至还发现母亲的脸上居然露出有少女的羞涩。母亲告诉建国，第一个原因嘛，是跟你父亲谈恋爱的时候，他请我看的第一场电影就是《渔光曲》，这是它的同名主题曲；这第二个原因，是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无法理解《渔光曲》动听的内涵；第三个原因，是它更适合中老年人口味，曲调舒缓。你可以想象，在茫茫的大海上，“云儿飘在海空”“东方现出微明”“又是东方太阳红”，是不是既写实，又浪漫，还充满着希望。

    既然如此，建国对《渔光曲》也开始用心了，越是用心，越是感到《渔光曲》真的很好听，而且很适合自己的个性，可能也是比较适合整个文家大院的个性吧。

    其时大哥怀祺和二姐怀华已经读中学了，他们偶尔加入进来，但由于学业紧张，也只是享受小憩片刻的待遇，然后就会自觉地回到书桌上。

    周围的邻居常常闻声而来看热闹，可一有人来，文家人借着倒水端凳子的机会也就停止了刚才的自娱自乐。他们不愿意被他人打扰，尤其是父亲，那脸色有时很难看，好像是阳春白雪掺杂进了下里巴人，又好像觉得对牛弹琴是一件忒没意思的事。于是他就主动回避，躲进房间。那与邻居们寒暄的事宜，自然就是女主人的职责了。

    建国长大后，曾经分析过父亲的作派，认为那是父亲与世俗居民存在着的一种天然的鸿沟，一如后来的代沟，孰是孰非是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贴大字报，说是文家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特别是男主人，天生就是一副老爷作派，不跟别人讲话，脸上没有笑脸。但多数居民认为文家人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女主人平时没有架子（可与男主人扯平），与邻居相处，从来没有一句家长里短的，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外人不知道怀祺曾经劳教），见人也是客客气气的。另外，是从根本上说，文家人没有劣行，甚至连句粗鲁的言语也找不出一二。大字报被贴在大门口有一段时间，风吹雨打，自然脱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到他文家大院作客受到的冷落，没有人挑明。想想也是，不速之客，一般人家也是不受待见的。偶尔一二可以，经常去打扰，有谁家不嫌烦人。各家有各家生活的习惯，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凭什么要人家欢迎你呢。文家大院的邻居不识字的居多，但识事的也居多。

    有一件事，当时的建国委实搞不清楚，也一直不敢问，那就是母亲从来不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问她这首歌好听不好听，她总是说，当然好听，然后就顾左右而言他，转身干别的事情去了。作为能歌善舞的母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唱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即使是在建国获奖当天，父亲要求他再拉一遍，让全家欣赏欣赏的那一次，母亲也没有对这首歌表示出一丁点儿的认可和喜悦。

    至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张公张婆，他们对晚辈们的娱乐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蜷缩在第二进的庭院里说说话喝喝茶，就早早回房间睡觉去了。

    等到文建国后来多少了解了一点阶级、阶级斗争的常识，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也想起“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那句名言，然后就联想，再仔细推敲，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显然是对母亲及其家庭的讽刺。母亲不是“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吃着野菜和谷糠”的妈妈，而恰恰可能是歌词所要揭露和鞭挞的对象，或者是“揭露和鞭挞对象”的圈内人。父亲难道没有母亲的的顾虑么？未必，可能是父亲洒脱一点，不想那么多而已吧。

    歌词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意境上显然不够协调，可文建国已经无话可说了。我的母亲不是这首歌中的妈妈，如果我有那样的妈妈，也许我的生活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出身无法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他就用曾经流行的政治术语给自己的疑问作了一个了结。

    据说当这首歌的歌词交到作曲家瞿希贤手上时，这位出生于大上海的音乐家却并不愿意为其谱曲——为什么不愿意，没有看到相关资料——文建国估计，那时能够成为音乐家的人，其家境非同小可，而他们又不可能像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洒脱地对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但由于这是政治任务，惯于创作大合唱类声乐作品的瞿希贤，最终还是在经过反复研读歌词、寻找灵感后，为这首歌词谱写了被传唱至今的旋律。

    文建国私下里想，瞿希贤当时肯定也很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显现出瞿希贤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所拥有的深厚作曲功底，以及触类旁通的领悟能力。他用他的聪明才智，留下了一首传世之作。至于歌词的第二部分，那不是瞿希贤个人能够左右的，而他创作的曲调与其歌词也是极其吻合的。

    文建国似乎也为母亲不唱这首歌的理由找到了佐证。好在现在已经不是轻易戴帽子打棍子的时代了。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唱，就唱全了；不唱，就全不唱。没有现在人的灵活和变通。但是文建国反对将一首好好的歌曲演唱得支离破碎，如果再给评价的话，他希望当今的歌手要唱就好好唱，唱全了。不要给后来的人误认为这首歌就仅仅只有那么一段——就像搞历史的，要搞历史就搞全了，断章取义算什么呢——如果认为不适合唱，就不唱。在娱乐节目当中，没有哪首歌，是非唱不可的。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宣传画牢牢定格在文建国的脑海里。

    一个红领巾少年，纯朴善良幼稚而又坚毅的脸庞，这是画面的主体。在其左上角，还有一个大人和一个红领巾似乎在博斗。这幅宣传画阐释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阻止。王荣学先是收买，后是威胁，软硬兼施，都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刘文学不顾个人安危，与坏人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地主活活掐死，牺牲时年仅14岁。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一般不会发生了。一是地主没了；二是集体没了；三是偷海椒的可能性几乎也没了——太微乎其微了。但青少年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虽然现在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在舆论上发生了争论（不可否认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其实这是一个道德范畴两难的问题。可那时候刘文学于那一代红领巾就是英雄榜样，就是激励他们健康成长的力量源泉。文建国当时就曾经在心里抱怨，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样可以一举成名为英雄的机遇呢？一如后来在青春期期间，发出的没有遇上“英雄救美”的感叹。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建国在网上看到，说刘文学事迹是假的，其实是怎么怎么的。好像要让他将吃下去的食物强行吐出，可因为这一食物吃进去的时间已经久远，已经升华为精神，已经物化为血液，怎么呕吐呢？想想真的后怕，于是全身冒出了鸡皮疙瘩。冷静下来以后，他又想，我们的宣传部门干什么去了？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居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舆论一律固然是令人生厌的，但文建国想知道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那么谁来告诉我历史的真实？

    还有那个曾经闻名全国的泥塑《收租院》展览，那一座座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第一次在文建国幼小心灵里种植下阶级、阶级斗争的种子，启迪他要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奋斗，要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可后来又有人说“水牢”是假的，说刘文彩是开明绅士，说要为刘文彩平反。如今，泥塑《收租院》与刘文彩庄园曾经的辉煌，共同成为旅游景点，参观景点的人们是否是想从这里挖掘出刘氏文彩家族如何发家致富的呢？这里面的是是非非似乎也被搁置一边。

    文建国真的搞不懂，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形象，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嘴脸，似乎都要被颠覆了，孰是孰非？究竟还有多少是假的？莫非以前的主体宣传统统都是谎言？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真亦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

    难道我们生活在“太虚幻境”之中？

    就连雷锋——文建国学了几乎就是一辈子了，居然到了2013年，即学习雷锋活动开展五十年以后，才出来一本书，叫《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

    呵呵，前面五十年宣传的雷锋不真实，或曰不够真实？你想知道真实的雷锋吗？请看《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吧。是标题党玩的噱头，还是说今天告诉你的雷锋确实是真的——以前的统统是假的？建国没有看这本书，他不想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这本书的书名就令人捉摸不定。呜呼哀哉！如果曾经的，过去的雷锋是假的，那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是否太残酷了。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谎言之中长大的，一个在充满着谎言的时代之中长大的人，不知可有诚实可言？其实文建国更担心，万一《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雷锋》这本书是假的呢？

    文建国记得1963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时，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军和青少年学生学习雷锋同志热情尤其高涨，从而让那一代年轻人养成了自觉做好人好事的思维和习性。文建国是那一代人里忠诚的一员。在他的潜意识里，几十年下来了，他真心希望自己相信过的永远不要错才好。那里充满着希望快乐和幸福。

    当然对雷锋精神，文建国后来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不仅仅是表现在热爱和听话上，还要能够对党对领袖说说心里话——哪怕是批评的话。有人说，前者是第一种忠诚，后者是第二种忠诚。文建国感觉到前者是纯真式的，后者是理智式的。年轻人做到第一种，可以彰扬，但对不再年轻的人来说，理智式的格外重要。

    少儿时代的文建国，积极向上。他每天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后来，他对那位词作者不那么感兴趣了，当然他也早就超过了唱少先队歌曲的年龄。但他反对因人废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将毛泽东与新生的共和国紧密联系，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有一部电影叫《刑场上的婚礼》，同时也是一篇中学课文。据史料载，其原型主人翁周文雍和陈铁军以及他们的英勇事迹是确凿的。但经过文学加工以后，原本是为了塑造英雄形象的，却给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抹上多重疑团，或者说，让人产生了歧义。

    问题是文建国的女儿在美国结婚的时候提出来的，让当时已经退休的文建国好一阵子尴尬。

    当周文雍和陈铁军被敌人押上刑场的时候，两位英雄昂首挺胸，态度从容，高唱《国际歌》。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临刑前，陈铁军向周围的群众宣布：“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结婚的礼炮吧！”并且还有照片为证。用网络时代的话来说，就是有图有真相。其实，有图，不一定是真相。

    有一篇文章《“刑场上的婚礼”历史真相——有就义，无婚礼》甄别说，照片是他俩被关押在狱中的合影，他们牺牲后的第二天，这张照片就被刊登见报。由于他们是以夫妻名义在广州活动的，大家都认为照片上的两人是夫妻，还有好事者以陈铁军的口吻在照片旁，附加了一句话：“我们俩过去在一块工作，一直没有结婚，现在我们宣布举行婚礼。”

    按照文建国的思维，一对革命情侣，以这样的英勇气概慷慨就义，无疑是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满满的“正能量”。但，疑问随之而来了。一群十恶不赦的反动派，怎么就让共产党人在刑场上举行婚礼了？同样还是那群十恶不赦的反动派，还让你们唱《国际歌》，一路宣传共产主义了？显然是本文的作者或者本部电影的编导，也太小觑了当时还很强大的对手了吧。

    我们真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张志新，在“自己人”的刑场上，因为担心她可能呼喊“反动口号”，于是给带上了嚼子（有一说是“割喉”，但我不相信，或者是不愿相信）了。那么如果将这两个刑场放在一块比较，让我的同志们怎么说话？三缄其口？

    有人说“刑场上的婚礼”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烈士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弘扬和传承。

    真的不重要吗？鲁迅先生论唐诗，“燕山雪花大如席”那是夸张，“广州雪花大如席”则是笑话。说的是文学创作的夸张要以真实为基础，才具有生命力。

    如此看来，《刑场上的婚礼》弄巧成拙了。根本没有的事，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有的事，非要生搬硬套，把婚礼放上刑场，难道革命者的爱情只能在刑场上体现？如果仅仅是技术处理上的问题也就罢了，可是在文建国看来，那就是反动派还有如此人性，那它还是反动派吗？抑或当事者原本就是故意刻画其人性的，无论斗争怎么残酷无情，人性是始终存在的，人性是生活的永恒主题，自然也是一切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就是反动派也是有人性的？而偏偏是共产党人的人性已经荡然无存了？

    文建国百思不得其解，还是引用鲁迅的话来说吧，坟头上“有一圈红白的花”。那是可以有的，是可能有的。在“可以有’和”可能有”的基础上，即使原本没有，也可以添上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希望。这才是文学和艺术的魅力所在。

    再引用假冒鲁迅的话说——世上本没有真烟，抽假烟的人多了，也就变成真烟了。据说这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某公司官网上的广告语。先生有关于“路”的一说，先生又嗜烟如命，说不定还真的可以有，先蒙一蒙人再说。

    这个世界怎么啦？

    文建国很想找两个人与自己辩论辩论，那样的话可以理论得更深刻更透彻一点，也更明白一点。呜呼！

    十年一大庆，家庭如是，国家亦如是。但怎么庆，却全凭家长的兴趣。我十周岁庆生的时候，文家大院也像她的祖国，欣欣向荣。至于爷爷和外公给我过生日时的趣闻轶事，是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当然我进行了加工。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国庆十周年，江州市和中央和全国一样，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庆祝活动，隆重、热烈庆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强国而奋斗。

    文家大院的三个中小学生经过各自学校的挑选都参加了全市性的大型庆祝活动，文巽善深感欣慰。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无论是学业，还是品行，在学校他们都是佼佼者，不需要父母有任何操心。虽然怀琴的事还让他心中隐隐作痛，算来怀琴应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至今泥牛入海，真的让人难以释怀。

    文建国最小，当天又是他十周岁的生日，理所当然地被放上了文家大院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二姐怀华和大哥怀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了，建国自然被全家人瞄上了。

    提前一个星期，全家老的小的另外十个人就围着文建国一人，口口声声一致表示，提供一切方便。服装是统一的，上白下蓝，但带点什么饮用水，是淡淡的茶水，是白糖开水，是凉白开？大家发生了争论，特别是四位老人，谁也不服谁，最后一致同意请做父亲的作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文巽善也不着急，说是还有几天呢，你们不要着急，反正我不会让你们的孙子外孙子口渴了不是？四位老人相视而笑，觉得自己是有点自作多情了的意思了，然后又哈哈大笑。

    国庆节前一天，建国排练回家，发布了一条重大消息，所有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一律不得带水和食物。你们想想，上万人的会场，这要是有一个人要尿尿，个个想尿尿，那会场秩序可想而知了。整个活动前后控制在两小时，请大家放心，请家长放心。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也好也好，我们也不要在带什么水上做文章了。人家的孩子能做到的，我们家的建国肯定能做到。

    当天晚上母亲亲自将建国的红领巾洗了一遍，再用熨斗熨烫了一遍，就算准备就绪了。

    那一天，市委市政府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一个有一万余人参加的集会，这在江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庆祝大会以后，军乐队开路，少先队员方阵紧随其后，手持花束、高举星星火炬的模型，充满朝气，行列齐整、英姿飒爽，建国就是其中的一员。理所当然，父母亲率领全家人马，包括张公张婆在内，全都站在四牌楼路口观看，用父母的话说，是为了一睹建国的风采，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话说，就是想看看孙子（外孙子）的“尊容”，当然还有点不放心。至于两个大的，是无需他们多操心的。

    游行队伍里还有秧歌队、腰鼓队、舞龙队、舞狮队、鲜花队和彩旗队，他们高举标语，载歌载舞，充分展示了工农兵学商等社会各界，以及全市人民的喜悦心情和冲天干劲。由于各队伍事先都进行了排练，游行队伍和宣传内容、游行口号等都经过统一安排，因此，整个游行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充分反映出全市人民为过去十年来的成就而欢欣鼓舞的激动心情和为完成此后任务而表现的昂扬斗志。

    游行队伍里还有以实物、模型、图片、统计图表等生动有力、丰富多彩的形式，与建国初期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准确、全面、生动而及时地将江州市各条战线上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美好的前景展现在全市人民面前。

    国庆庆典游行当然是轰轰烈烈的，10岁的文建国其实也只是随大流地走了一遭，父母亲自然是看到了他，等到再指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的时候，他们人老眼花，只是看到清一色的白衬衫红领巾和五彩缤纷，欢呼跳跃了。他们为了不让建国的父母扫兴，也都说，看到了看到，第几排第几个的？你问他，他问你，结果是谁也说不清的了。

    那天晚饭后，整个文宅大院都安稳安静了下来，文巽善很严肃地将建国叫到了自己的房间，一本正经地送给建国一本小册子——父亲的亲笔手抄本——《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建国印象深刻，整个过程，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你用一周时间把它背下来，下周我检查。”父亲板着个脸，昏黄的电灯烘托着他高大的身影，越发显示出这场送礼仪式的庄重和为父的权威。

    后来这本小册子不知道收到哪儿去了，但建国一直记得有一本父亲的《少年中国说》手抄本，有好多年几乎就是他的座右铭。说是手抄本，其装帧却如正式出版物，纸质已经泛黄，但没有丝毫破损，蝇头小楷，上好的棉料宣纸20页。父亲对建国充满着希望，对国家也充满着希望。少年的建国当时根本无法理解父亲的伯派，但他无法撼动父亲表现出的一言九鼎之权威。

    他翻开小册子，扉页上写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先生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呼唤着一个气象一新的“少年中国”之诞生。                    ——巽善抄录于民国十八年

    他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充满着敬畏。这是爸爸10岁时的作业，其势、力、气韵、神采、意趣和形质不啻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因为建国6岁时开始读贴习字，临摹的就是《小楷道德经》，对钟繇和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等几大名家也略知一二。他按照父亲的训示，老老实实用一周的时间背诵出了《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洋洋洒洒，全文约3000千余字，一气呵成，虽然他对内容不甚了了，或者应该说就是一窍不通，但他已经为文章的气势所折服。

    《少年中国说》将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之不同，包括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维方法，用重迭排比层层推进的方法——最多的地方用了九个排比句——老年人“如夕照、瘠牛、僧、字典、鸦片烟、别行星之陨石、埃及沙漠之金字塔、秋后之柳、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则“如朝阳、乳虎、侠、戏文、泼兰地酒、大洋海之珊瑚岛、西比利亚之铁路、春前之草、长江之初发源”一气呵成。

    《少年中国说》，可谓酣畅淋漓一泻千里，读之让人意气奋发，十分快意。文章固然吸引人，但对十周岁的文建国其实是勉为其难了（他又能读懂多少）。不可否认的是，建国的背后常常有一位不可动摇且不苟言笑的权威站在那儿，让建国在那一周的每个晚上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母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则是一张由何占豪陈钢作曲，俞丽拿小提琴独奏的黑胶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家中一台单喇叭老式手摇唱机重新派上了用场。母亲和建国兴致勃勃地听了两遍，就算10周岁过过了。母亲还关照他，尽量少使用唱机，即使要听，声音也要放得很小，以出了房门就听不到为准。

    建国当时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好的是这个曲子声音放得很低的时候，可能更能欣赏到她的美丽、凄婉、动人。不久母亲又带他去看了越剧《梁祝》的电影，他不懂什么爱情不爱情，但当影片的最后祝英台纵身投入突然爆开的坟墓而自尽，音乐同时也推向了高潮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和母亲一起流下了眼泪。“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彩蝶成双对。千年万代分不开，梁山伯与祝英台。”几句台词也牢牢地镌刻在脑海里。不知是母亲留给他的印象太深，还是艺术本身的感染力，反正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建国这一辈子的最爱之一，这里面有太多的关于爱情的凄美和缠绵，还有太多的有关人性的启迪。

    二姐的礼物是一条红领巾和一枚少先队三道杠的臂章。红领巾是新的，是二姐特地为建国购买的，而臂章却是旧的，臂章的反面写着“文怀华”三个字，她告诉建国，她曾经是敏成小学的大队委。怀华的用意是不言自明的。后来文建国理所当然地步上了二姐怀华的后尘，读五年级的时候，他成为敏成小学大队长，是大队长，不是大队委，比起二姐，他又稍胜一筹。

    大哥怀祺当天送给他一本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扉页上分三行（没有用标点）写着：

    送给亲爱的兄弟建国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紧紧地拥抱你

    怀祺还真的给了建国一个紧紧的拥抱。就这么一个近似于成人之间的拥抱（这是建国有感觉以来的第一个拥抱），让建国感到自己突然就长大了。

    这本小说，建国一直保留着。读初中的时候，居然还有一个女同学也送给他同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在他藏书里就有了两本，封面和封底都是硬壳的，都是用银灰的面料精致装帧的。

    保尔·柯察金，或者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陪伴着文建国从少年、青年走向了中年和老年，虽然后来有中苏两国的交恶，还有苏联演变为俄罗斯，都不影响这本书及其作者和主人翁在文建国的精神世界里的地位和形象。即使还有耸人听闻的“乌奸”传言，文建国也已经是刀枪不入水火不浸了。苏联过去是我们的老大哥，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今天老大哥跌跟头了，是前车之鉴。看来这俄罗斯民族从来就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

    可以这么说，父母亲和二姐大哥的礼品让他终身受益，这也让他今后的生活似乎也就囿于这样的范围，这样的情境，这样的状态。

    至于爷爷和外公这一对在暗地里相互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以博得孙子（外孙子）欢心的老活宝（奶奶语），非得耍弄一些小小的伎俩，心里才舒服，这让建国的生日晚宴别有一番情趣。

    民间过生日有个惯例，那就是“逢五一小庆，逢十一大庆”。建国的“大庆”也就这么一次，以后的“大庆”再也没有了这样的风光，平时“小庆”也没有风光过。不像现在小朋友过生日，不但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全家总动员，还要带上蛋糕和点心到幼儿园和小朋友分享，搞得非要让地球人都知道。当然，庆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主要还是由庆生的主体，或者能够为这一主体作主的人认为可庆，或不可庆。一如我国国庆阅兵，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可庆，而三十周年和四十周年，虽然逢十，却不可庆。可庆与不可庆，全在于主人的兴趣或者说能够决定主人命运的人的兴趣。

    生日的前一天下午，因为要操练第二天的游行，建国放学特别迟，一脚跨进大门，等在大门口半天的外公，即递上一根竹杆笑呵呵地要建国和他一起打白果。

    “……屋后采来一枝竹，屋前树上打银杏。手中翠竹轻轻摇，银杏树下遍地金。”外公一面与建国共同挥舞着竹杆，一面摇头晃脑口中振振有词，忽然他看到老亲家站在堂屋前，就停了下来，“呵呵，打油诗，打油诗，没有什么意思，不说了，不说了。”

    建国莫名其妙，还一味地要他把诗背完，外公讪讪然，指着亲家说，你看你爷爷那里肯定有更好的诗词，请他背，请他背。可是一转身，爷爷已经不见了人影。

    爷爷看到外公有点尴尬的样子，认为又一次占得了上风，躲到一边窃喜去了。

    爷爷认为，你外公要谈诗论词，和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外公也知道，爷爷古诗词的功底很深，所以他不好意思在鲁班门前耍斧。

    若干年以后，建国的母亲告诉过他，这俩老头，什么都不争，就争对你的宠爱。建国早已成人了，他只是依稀记得，爷爷或外公，奶奶或外婆对自己的宠爱是天下无双的，其实究竟是怎么宠爱的，建国又无法说得更多，总的说来，更多的只是一种感觉。

    第二天，外公亲自下厨，用昨天刚刚打下的白果8两，又特地叫老婆子买来2斤来重的当年母鸡一只，外加绍酒30克，姜片15克，盐10克，制作了一道名菜：白果蒸鸡。只见在一只很大的圆钵内，端坐着一只整鸡，白果包围在四周，层层叠叠，色泽淡黄，汤汁浓白。端上桌之前，外公先夹起一小块鸡脯，再搛起一枚白果塞进建国的嘴巴，沾沾自喜地问，怎么样？鸡肉是否鲜嫩，白果是否微甜？

    不等建国回答，他老人家又讲了一个故事。说是相传在二三百年以前，青城山一位年高的道长久病不愈，日益消瘦。青城山上有一棵银杏树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所结白果大而结实。天师洞的一位道士曾多次取用该树所结的白果，同嫩母鸡烧汤，文火炖浓后，给道长食用，使道长病情好转，不久便恢复了健康，精神焕发。从此，“白果蒸鸡”便闻名整个四川地区，成为一款特色名菜。你今天参加游行，辛苦了，犒劳犒劳你！

    建国谢谢外公，与外公额头相抵，外公自然开心异常。

    晚上全家人坐下，爷爷先说话：外公提供了白果烧鸡，今天爷爷和外公要打个擂台，老夫我也亲自下厨了，贡献一锅白果鸭煲。此乃光鸭一只，白果四两，黄芽白八两，芫荽两棵，还有少许胡萝卜，蘑菇等等，等等。银杏乃养生延年之物，在宋代被列为皇家贡品。我家建国吃了“白果蒸鸡”，再吃“白果鸭煲”，其寓意不言自明。不过我先背两句诗，建国要说出作者是谁，方可动筷。

    爷爷喜欢卖弄，在最小的孙子面前尤其如此。他捋捋山羊胡子，摇头晃脑地有板有眼地吟诵出乾隆为北京西山大觉寺无量寿佛殿前 “银杏王”的题诗：古柯不计数人围，叶茂枝孙绿荫肥。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

    满桌子的人等着他背完，再一起等着看建国的表现。

    建国笑眯眯的——其实他都要笑死了——爷爷事先关照他，一定要作胸有成竹状。爷爷吟诵的这四句诗，在座的其他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他小小的建国怎能这般成竹在胸的样子？爸爸妈妈奶奶外公外婆大哥二姐一起盯着他，就连张公和张婆坐在桌子上也替他着急。可是建国还是笑眯眯的，好像在笑大家，钓鱼的不急，背鱼篓子的急啥呢？

    最急的当数外公，他已经在心里骂亲家了，你这个倒头爷爷，你这不是在出孙子的洋相嘛？倏尔他又想，爷爷如此为难孙子，肇事的元凶非自己莫属，都是我昨天和外孙子背诗惹的祸。可是再看看建国那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他又觉得好玩，也许根本就无须一本正经的。他望着建国，好像相信建国肯定能够答复他爷爷提出的无理要求的。

    “康熙……”果然，建国开口了。

    “对！对！”爷爷见建国开口，说的又是清朝皇帝的大名，立马称赞，可是刚刚出口，又觉得有什么不妥，沉思片刻，盯着建国，要他“重说，重说。”

    “康熙皇帝——他孙子——乾隆大帝。”建国不紧不慢，似乎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可是话音刚落，自己倒忍俊不禁，真的要笑死人了。

    爷爷见建国回答对了，而且在回答的过程还卖了一个关子，别人不知道内情，就会更加当真，他的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甚是得意，暗自感叹，颇有老夫遗风。他三根指头捏着小酒盅主动与亲家翁敬酒，喜形于色。外公本不见外，建国好歹也是自己的外孙子，只是亲家公不够地道，他看出了端倪，这祖孙俩唱的双簧，事先有埋伏。于是他哈哈大笑曰，文家后继有人后继有人，赶明儿建国有出息了，自然不会忘记你爷爷，但也要记得让你外公我，叨点光哦。

    爷爷朝建国眨眨眼睛，那意思是“天机不可泄漏，天机不可泄漏!”

    外公心想，怪不得今天看到亲家公神神秘秘，行迹可疑的呢，原来他是为了跟我唱对台戏啊。呵呵，不地道不地道。他笑眯眯地摇摇头。

    文巽善一开始就从自己父亲的神色里看出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说实话，虽然天天看到银杏树，年年吃到白果子，可从来没有想过还有银杏白果的诗或词。我家建国也不是什么神童，知子莫如父。但是他看到老子开心，看到儿子开心，也听出了老丈人话中有话，于是他赶紧先动筷子，夹着一根鸭腿先给了丈人，再夹一根给丈母；然后再给父亲和母亲各夹了一根鸡腿，才招呼大家，快尝尝两位老太爷的手艺，来来来，我们都跟着建国沾光。

    爷爷的鸡腿，外公的鸭腿转眼间又到了建国的碗里。奶奶的鸡腿和外婆的鸭腿却分别转到了怀华和怀祺的碗里。

    最精彩的节目是最后蛋糕上桌，客厅里的电灯熄灭，建国的小提琴拉起了在全市获得一等奖的曲目《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爷爷脸上满是夸张的表情，摇头晃脑有板有眼吟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好像今天晚上的这所有表演都是他一手导演的。

    奶奶、外公外婆和张公张婆都拍起手来，他们只知道曲调很优雅很动听，而不懂得这首歌的内涵。文巽善望望妻子，蒋淑娴已经不动声色地离开饭桌，主动打招呼说，今天应该由她整理厨房，好让张公张婆歇歇了。

    建国10周岁的生日家宴，让文家三代同堂生活达到了高潮。高潮过后，老祖宗们似乎也个个心满意足，好像可以曲终人散，该散场的时候必须散场了。

    六七年之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陆陆续续撒手人寰驾鹤仙去，虽然没有达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程度，但毕竟走了四位老人，原本热热闹闹的文家大院就显得冷清了许多，就连张公张婆的话语也少了不少。他们开始考虑，跟着文家老爷子一辈子了，现在老爷子走了，我们自己是不是应该回老家了？可是文巽善没有一丁点儿想让他们走的意思，他们自己也不想走。

    死亡，人到哪去了？少年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青年和中年的我，也没有想过。等到开始认真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说明在我的阅历当中，“死亡”看多了，死亡离我也不再遥远了。随着死亡的临近，看到的死亡越来越多，死亡也就越来越不可怕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宅大院里，第一个走的是文建国的爷爷。

    在建国的印象里，爷爷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却时不时地折射出欲扬又止的狡黠。

    文家大院里那口停放在后面西厢房里的上好寿材好像非他莫属。爷爷生怕让别人抢了先，他早就扬言，那口棺材是祖传的，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这种金丝楠木了，我是当然的第一继承人。别人想跟我抢，那是不可以的！

    眉慈目善的奶奶，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阿弥陀佛的人，她从不和爷爷争嘴斗舌，爷爷的任何言语于她都是圣旨。她每天都得去停放寿材的厢房走一遭，一块专用的抹布将棺材抚摸得煞亮。

    爷爷的死，给她的打击最大，生活上一下子没有了着落，脸面上刻画上似笑非笑的表情，那原本白里透红的，充满慈祥气息的团圆脸庞逐渐失去了光彩。那白白胖胖的脸庞就是一团没有发酵的死面，而且是时间放长了。她整天坐在房间里发呆，一家老小虽然每天都去问候请安，她却仍然没有兴趣离开自己的房间。三年不到，她就很安静地追赶着爷爷去了。

    停放棺材的厢房是建国晚上的最怕，白天瞄上一眼，都感觉到冷叟叟的。到了晚上，第一进的后门口就是他的禁区，有时去上后门的门闩，还有点抖抖索索，更不用说打开后门到厢房去了。那时的建国不懂得死亡的含义，人死了，放进棺材，沉入地下，永远不再出来了，最后还会到哪儿去呢？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埋在地下，不是太孤单，太可怕了么？

    大约是在1961年早春的一天上午，老郎中在爷爷房间里看了爷爷最后一眼出来跟文巽善说，无力回天，准备后事吧。

    一向趾高气扬的爷爷当天就毫无知觉地被抬到了第一进的客厅。奶奶已经给他换好了寿衣，然后就始终握着他的手，自己也不吃也不喝，一直陪着爷爷。

    外公外婆围坐在旁边，张公张婆随时听候。

    建国与哥哥姐姐放学以后分别也都过来看望。

    当天夜里，文巽善陪着母亲值更，三更时分，夜色深沉，爷爷不声不响地善终而去，终年七十有九。奶奶放下她一直握着的爷爷的手，并为他盖上崭新的大红被面。

    文巽善不愿惊动他人，就陪同着母亲，裹着一身棉大衣，加盖一床毛毯，蜷缩在父亲身旁的躺椅上，一直到大院外有了鸡鸣狗吠的动静，才逐一唤起家人。

    文巽善是独子，报丧、吊唁、入敛、出丧、下葬、做七等大小事宜，皆由文巽善一人作主并亲历亲为。

    一进大门的庭院里搭起了一座帆布大棚。

    当天下午，请来一个吹鼓手班子，一直到第七日出殡，文宅大院热热闹闹。吹鼓手很卖力，在外地的亲戚眷属大人孩子三四十人陆续赶来，文家的同事朋友邻居川流不息。凡有人进门吊唁，喇叭声鼓声立马响起。文巽善出手大放，好酒好菜尽情招待着，流水席也办了七天。爷爷的殡葬仪式搞得风风光光。

    对建国爷爷的去世，外公外婆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外公没有了对建国宠爱的对手，建国是他一人的，反倒没有了太大的兴趣。

    爷爷在世的时候，奶奶喜欢与外婆唠叨，爷爷一走，奶奶整日里发呆，外婆少了一个唠叨的伴儿，生活中的趣味顿时失去了感觉。

    外公外婆原先都是与世无争的秉性，外公的脸是团团的光光的，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监的那种模样。外婆长得小巧干瘪，又养得一双小脚，一阵风似乎就可以把她吹倒，但她整天颠颠簸簸忙里忙外，没有片刻消停。也许他们知道这住的是女婿家，吃的是女婿饭，跟在姑娘身边，有人养老送终也就别无他求了。虽然他们也随身带有些许细软，但毕竟这个院落姓文，不姓蒋。他们对文老爷子长期“礼让三先”，毕恭毕敬。文老爷子也知书识礼，投桃报李，礼尚往来，虽然有时的作派令人啼笑皆非。这文老爷子突然就走了，外公外婆感觉上倒别扭起来，似乎没了规矩，这方的圆的倒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张公张婆在文老太爷去世后，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变得更加勤勉。他们对建国奶奶的照应无微不至，对外公外婆更亲近了几分，对建国的呵护更加上心。只要是建国进了院子大门，张公或张婆，总有一人的眼光巧妙地滞留在他身上的，好像生活的某种希望就寄托于此，小主人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在建国头脑里，根本没有“佣人”一说，他有时候觉得张公张婆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亲上三分。他长大以后很少提及“佣人”一词，因为此佣人非彼佣人。他既没有发现张公张婆偷奸耍滑，也没有发现文家人对他们的克扣和虐待。显然这与当时世俗上的舆论有悖，他也就不能够多说什么。不过当时的建国也说不了什么，只是他心里有数。

    文建国在学校，在少年宫，接受的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教育，可是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当然，那时候他分不清是非，后来分清了没有，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厘清的问题，也许原本就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也许在日常的生活中根本无须有阶级、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是非问题让人来辨别区分，更多的应该是做人的道理，是人性的区分。

    他曾经听外婆断断续续说过大妈妈家的事情，那时他还小，懵里懵懂的，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后来又听母亲转述过，但由于文建国生活的社会环境，让他对祖辈那一代人的生活曾经不屑，因而没有兴趣。等他自认为完全成熟了，对过去的家庭历史感兴趣了，也有时间去琢磨了，大妈妈家的那段历史才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挖掘出来。

    有一个段子说，同样是“穿越”，美国人玩穿越，玩的是未来；中国人玩穿越，玩的是过去。建国理解编段子的人（只是个人的理解），是在批评中国人，自命不凡，一天到晚只知道上下五千年。你看人家美国人，没有“历史”，就将眼光瞄准了未来，发展就是快。其实这段子本身很有道理，无可厚非。要玩，就玩自己的优势，玩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中国人也不是不玩未来的穿越，中国梦不就是玩的有关未来的穿越？

    大妈妈的老家在江北运漕镇，那是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古镇。运漕镇自然条件优越，东进长江，西通巢湖，连接裕溪河。是江北数十万民众食盐集散地。而大妈妈家就是运漕镇上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从地主而盐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盐吃盐了。

    建国记得母亲讲过两个有关大妈妈家的故事。

    说是大妈妈家的父亲，“喏，就是你的大外公，你没有见过，当时我叫他大舅。人好，脾气也大。”母亲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有点兴奋，她特地作出了说明，因为她在这个故事里“身临其境”，而且因为24小时没有睡觉，又受了风寒，躺在床上一个礼拜才好，所以这个印象实在是太深刻太深刻了。

    ——大外公与另一家酱槽坊富商斗气争雄，从而“斗富”。在那一年的三十晚上，开始放爆竹，两家人家的的确确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爆竹是一家比一家放得多，放得响，放得亮，放得长。

    ——那一次，我记忆犹新。因为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看过哪家人家这么放过烟花爆竹的，就是政府搞什么庆祝活动也没有。真的就是在烧钱呢。母亲感叹道。母亲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了。

    ——爆竹从大年三十晚上放起，放了整整一夜一天，到初一晚上截止，整个运漕镇上爆竹声烟火花连绵不绝。镇上所有人都没有在家过年，回家拿点吃的就出来看热闹，也不睡觉，反正要熬夜守岁的是吧？这看热闹的人似乎也跟着“斗气”呢，倒要看看你们哪家放的爆竹多？你们两家钱多，烧就烧吧。一直到镇子上所有的爆竹店里的爆竹全卖光了，也没有决出个胜负。

    建国望望母亲，母亲问他：“你在想什么呢？”“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家欢乐几家愁？”母亲到底是当老师的，她及时发现了建国的心理动态。她又说，“我在跟你说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炫耀，没有任何色彩，也没有任何评价。只是如实一一道来。”

    “你说的对，不过也不完全。我还想到了，就是今天的土豪也不可能放一天一夜的爆竹噢！”建国若有所思。

    母亲不搭他的腔，继续说。

    ——另外一个故事要从你大妈妈家的房产说起。大妈妈家的房子自然是徽派建筑，高墙封闭，马头翘角，错落有致，白墙黑瓦，色彩典雅。这从我们的文宅大院可见一斑。

    ——解放后，大妈妈家家境衰败，好多房产都交给了政府。解放之初，运漕镇最大的“星级”宾馆——“运漕镇大旅社”，居然原来就是大妈妈家的房产。

    ——后来有大妈妈的表弟，即我的表哥，回老家结婚，就是租用的“运漕镇大旅社”。说是租金是否可以便宜一点，看在这是祖宗房产的面子上。但经营者一口回绝，桥归桥，路归路。言下之意，哼，现在是新社会了，过去是你家的，现在是公家的。你不要跟我玩你家旧社会的一套。你是衣锦还乡，还是还乡团？可想而知，这表哥气得从此不再返回故里。

    ——唉，这话怎么说呢？其实当时的表哥也已经是一个什么科长了，起码也是与运漕镇政府的官员平起平坐呢。后来表哥在外地，官做得越来越大。按他的级别，就是运漕镇政府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究竟是哪一级领导，母亲没有明说。建国也根本不感兴趣）。运漕镇政府想请他回家看看，可表哥高低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托，就是没有再次踏上故土半步。

    “所以这人啊，做事做人，都不能做绝了。有理也得让人，坏话也得好说。”母亲很有哲理地给第二个故事作了总结。

    爷爷奶奶的卧室里悬挂着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爷爷读的是英文版的《圣经》，奶奶读的是中文版的《圣经》画册。

    建国听妈妈说过，爷爷的英文水平只是“三脚猫”，自从你爸爸留洋，他通过一本中英文版《圣经》，自学成才，不但能够逐步读懂了英文《圣经》，还能和爸爸用英文对话，当然只能和你爸爸一人对话，换一个人，谁也听不懂。但爷爷毕竟能用洋文和另一个人对话了，自恃有了资本，言必“Dog”，或者 “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

    久而久之，爷爷他自己好像就真的成了上帝派来的，在家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全能的权威，他代表着上帝，只恨别人没有将他称之为耶稣。

    建国记得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就把爷爷归到“言必称希腊”那类人了。

    外公外婆卧室里的摆设，则是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还有整天虚无缥缈的香火缭绕。他们的口头禅是“阿弥陀佛”，说的时候一定小声小气，生怕得罪了菩萨。从建国记事起，他们供在观世音面前的香火好像就一直没有断过。他曾经很想问问外婆，你每天半夜里是怎么记得爬起来换香的，可没有等到他把这个事情问明白，外婆和外公也都一个一个地走了。

    张公和张婆，他们虽然是跟着爷爷奶奶过来的人，却动辄“阿弥陀佛”，或者“菩萨保佑”。他们对那些洋玩意儿不感兴趣，也许他们知道那是识文断字人的专利，我们岂敢高攀？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老祖宗。他们对爷爷奶奶敬而远之，对外公婆外婆却有一种近于天然的亲近。

    爷爷偶尔会发现佣人夫妇和外公外婆的亲热，就会故作生气状，摆出个脸孔问：“你们究竟是跟着谁过来的？”张氏夫妇立马满脸堆笑，唯唯诺诺。外婆却一声接一声的“阿弥陀佛”，外公则在一旁露出矜持的微笑，那微笑里隐藏着一丝丝的尴尬。

    外公已经习惯老亲家如此洒脱的作派，嘻笑怒骂尽在举手投足之间。果不其然，老亲家脸上开始露出了些许得意之色，但他不等别人看到他的笑脸，就立马转过身去，两边的肩头已经忍不住地颤悠起来，暴露出他作弄人之后，心理上得到的满足。爷爷如是反复，乐此不疲。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一切，仿佛均被建国的爷爷带走了。等奶奶以及外公外婆都走了以后，正好文革开始。好像他们这些个旧时代的遗老们很识相，约好了，在可能遭遇到冲击、耻辱、灾难、唾弃，甚至再被踏上一只脚之前，先自觉地退出生活的舞台，我们与世无争了，你们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是的。文建国曾经想到过，如果四位老人还活着，那么当狂风暴雨式的文革来临之际，文家大院可能不会安宁，文建国可能也会受到更大的刺激。幸与不幸，文宅大院的历史也许可能重写。

    文革开始的时候，无论是爷爷奶奶的房间，还是外公外婆的房间，原来那些明显的标志性的物件，在建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统统不知了去向。好像一夜之间的鹅毛大雪伴随着北风呼啸，荡涤和掩盖了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只留下白茫茫一片。

    文建国的母亲在文巽善的协助下，悄悄地，亲自处理好长辈们留下的物什。该藏的藏，该卖的卖，该撂的撂，该烧的烧。不管是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和香炉，还是圣母玛利亚和《圣经》，一概了无踪迹，空空如也。

    蒋淑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她没有说过。她只是告诉过建国，我在心里会不停地祈祷菩萨保佑，嘴里默默地念叨“阿弥陀佛”。

    但在张公张婆的房间里，已经增添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跟客厅一样，还有听“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

    无论是圣母玛利亚，还是观世音菩萨，对文建国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时间一长，可能又产生着另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长大一点以后，他不但经常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且还想知道上帝究竟是什么，观世音何许人也？甚至想到无论是上帝，还是观世音，他们的“教导”有许多地方与自己接受的学校教育其实是互通的。

    比如说，基督教道德的核心是爱，原则是爱神与爱人的统一。“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的，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比如说，最常见的四大菩萨之一观世音菩萨，他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

    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这在其内涵上，其实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后来等文建国的思想复杂一点的时候，又知道了乌托邦，还有民主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这个世界真的太复杂了，特别是在民主氛围逐步扩大，当毛主义形成的正统信仰、理想，在全社会似乎不那么神圣的时候，当原来信奉的共产主义也有了多种解释的时候，当有伟人主张不必考虑姓什么，是什么主义的时候，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所以文建国一贯不反对别人的宗教信仰，也从不干涉别人的政治信仰，当然关键的是，他也没有资格，没有水平和能力去反对和干涉什么。他只是固执地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信共产主义，信什么呢？

    文革之初，佣人的去留成为问题。是走，还是留？这是个问题。

    文家不想辞退，张公张婆不愿走，用他们朴素的语言来说，好歹让我们看到文家第四代吧？是的，他们几乎是含着眼泪说的。虽然他们也想自己的子女，但他们知道回到老家，是给自己的子女增加负担。在文家，不但自己吃饱穿暖，偶尔还有两个小钱寄回老家。但文巽善终究拗不过单位造反派的反复催问，以及为日益高涨大势所趋的革命潮流所挟持，识时务地将张公张婆送回了老家。

    张公张婆的形象长时间地滞留在建国的脑海里，和他接受的无产阶级教育长期地纠缠不清，虽然有时也会有相互冲突，但似乎也可自圆其说，建国能够把它们融会贯通，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起码的就是，人是生而平等的，没有所谓高贵下贱之分，每个人都要忠于职守，每个人都应该尊重他人，并得到他人的尊重。

    建国受父亲委托，送张公张婆回老家，也是建国的祖籍老家。老家还有二爷爷三爷爷及诸多叔伯和堂兄弟姐妹。建国18岁了，才是第一次出远门，蒋淑娴不放心，对建国是左关照右关照，和张公张婆则是左拜托右拜托，生怕建国在外有所闪失。

    张公张婆临行前对蒋淑娴说，“二少爷交给我们请尽管放心。回来的时候，让我们家老幺送他回来。”他们说的老幺是他们家的老巴子，比建国大12岁，也属牛，按辈分算，则是建国的叔叔了。蒋淑娴这才安心，好像她的多次强调，才终于得到了落实。

    建国则像知道即将被主人放飞的小鸟，内心很有些欢呼雀跃的感觉，但他从不放在脸上，更不敢在父母面前放肆。

    张公张婆的老家在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湖北境内，一个叫着文张屯的小山村。

    文张屯原来叫文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大批张姓人逃荒涌入文屯，数量上超过了文姓，文姓人就主动提出将“张”字嵌上，于是就有了“文张屯”，从此也就形成了文、张两大家族系列并存的状况。张姓人感恩戴德，感谢文姓人的收留，与文姓人主动和睦相处。

    我少儿时代留下印象最深的游戏是“官兵捉强盗”。虽说平时都挺想当解放军的，可玩起“官兵捉强盗”来，个个都想做“强盗”，不想当“官兵”。个中原因我至今无法诠释清楚。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上小学的时候，男女之间的区分是逐步显现的，越大越没有什么话可说。虽然各自的住家往往都是一条巷子里的，或者也就是方圆一千米之内的邻居，但也鲜有家长以家长的身份相处，也许那时候每家每户的孩子多，家长为了孩子的吃、穿，烦还烦不过来呢。

    如果男女生是同桌的话，课桌上往往会多出一条“三八线”。马虎一点的，是粉笔画的；严重的，是小刀划的。

    三八线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是苏、美两国在二战以后权力划分的重要标志。后来的朝鲜战争，在中国人民的意识里，“三八线”又不断得以强化。

    为什么在小学生的课桌上会出现“三八线”？明明是势不两立的双方态势，是谁引用到男女同学关系上来的，建国说不出一个娘家来。想想要多好笑有多好笑，委实不知始作俑者为何人？如果在中国能够通过寻找课桌上的“三八线”发明者，肯定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也一定会引发许多少男少女之间令人捧腹的故事，并最终创造“吉尼斯纪录”。国外有没有这一说，不知道。

    大凡男女生同桌的课桌上，如果没有“三八线”，说明你男女生关系很暧昧——当然不是用的“暧昧”这个词，只是别的同学私下里会说，谁和谁要好。在那个时代，小小年纪，就知道与异性要好，可见长大了，就不可能是什么正经的东西。那你在男、女生各自的圈子里都不会得到尊重。

    文建国的情况却颇为特殊，他从来没有划过“三八线”，至于他的课桌上有没有“三八线”，如果有，是否是同桌女生划的，记不清楚了；或者说，只是课桌的原主人留下的。

    若干年以后，小学同学五十年聚会，同学们已经有不少爷爷奶奶级别的了，曾经与文建国同桌的一位大妈说了，我和老班长的桌上就没有“三八线”。同时她还悄悄地告诉文建国，我们女生男生都敬重你，你知道吧。不过，其实，也有人说你是闷骚型的。说完，她竟然还有意无意望了一眼史静。文建国听后哈哈大笑，他顺着大妈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从史静眼神里，读出了一丝狡黠。大妈也笑了，笑得爽朗极了。

    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闷骚”完全是一个贬义词，是说一个男人或女人“骚”，不放在脸面上，是从骨子里显露的那一种。文建国无法想象如果他的男女同学在当时当面这样评价他，骂他，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肯定是很没面子的事。有同学过早地将世俗长舌妇的用语使用在男女同学关系上，建国很是不屑的。现在，他望望这位大妈，笑纳了。只是他不知道她和其他同学现在是如何理解“闷骚”这个词的。

    文建国感谢小学同学那么“毒”的眼光，一语中的。何况自己现在已经完全能把握，并且将“闷骚”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往褒义词方面自圆其说了。甚至他多么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真正抛开“闷”的一切表面，全情全意全心全力让“骚”的本能得以充分释放。人生在世，作为“闷骚”型的男人，莫过如此罢了。

    有一句世人公认的名言，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建国不去厘清笛卡儿的哲学理论层面，仅仅从文字表面所反映的意思，引申出“我食（色）故我在”的人生名言。至于是否“闷”，那是各人的个性使然，没有褒贬之分。人的个性，所谓好坏之分其实是不存在的，全在于个性在具体环境具体事物上的反应，反应错了，则坏；反应对了，则好。

    课桌上“三八线”的存在，有时真的就像朝鲜与大韩民国的那条“三八线”。两边互有骚扰，多数时间里又相安无事，也很难说，是否有一天爆发激烈的冲突。文建国写下如此文字的时候，“三八线”两边正是一派和平景象，“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一个民族乎？

    下课以后，多数男、女生好像是天然死敌，虽说基本上还是男尊女卑的时代，但一般情况下，又得维护女生权益，女生众怒难犯。凡有个别男生触犯女生个体利益时，即遭女生群起而攻之，且溃不成军。其他男生则看笑话，看出洋相，从不出手相助。到头来，还得再接受男生的奚落。真的是驼子跌跟头，两头不落实。即使后来踏上社会，一般也是遵守“好男不跟女斗”“女士优先”的信条，否则的话，男人会被女人瞧不起，也被男人瞧不起。

    读小学的文建国，思想远没有后来复杂，在家里他受到的拘束多了点，父母的管教他早已应付自如，剩余的精力在上学期间就尽情地散发。他玩儿童游戏也曾入迷，如打石球，将大拇指的指甲打得缺了一角。父亲知道后，只是一句“成何体统！”建国对父亲的话一知半解，但看看父亲的脸色，知道情况不妙，石球是不敢再玩了。小男生的其他一些玩意儿，浅尝辄止，会玩就行了，“玩物丧志”是知道的。

    长大以后，他也觉得有些游戏委实无聊，但小孩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大人们有多少精力，又能提供多少物质条件，让孩子玩些高雅的，或者说有意义的游戏？后来独生子女时代的游戏，又为人们普遍诟病，有文化的孩子特多——有近视眼镜为证，有的地区高达90%，喜耶，忧耶？

    还是在那次聚会上，有同学说起孙辈，多数人一如九斤老太，感叹不已：一曰眼镜多，二曰肥胖多，三曰骄娇二气多。

    有男生提到当年的“官兵捉强盗”，是言一出，举座皆惊。男生无不眉飞色舞，津津乐道，恨不能“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冈”。有女生打趣道，那时际，看某某每每为强盗头子，我差点就爱死他了。男生闻之，欢欣鼓舞，个个以某某自居，“乌拉”声起，余音绕梁，仿佛重回少豪时代。

    “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好像是四、五年级的时候玩得最凶。那时候三天吃六顿——穷开心，穷玩；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可以冠之以“裸玩”的。

    几乎就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有时天上还下着小雨或雷阵雨）即在操场，或其他什么大块空地上，有一树，或一杆或一墙角，或随身书包一堆，或真的就是什么也没有，用脚在地上画一个圈——画地为牢——作为集中营，游戏即可展开。至于那些滚铁环拍洋画弹石球等等，皆不屑一顾，即使“斗鸡”也稍逊一筹。如果旁边还有女生观战，雄性本质必然暴露无遗，无论强盗抑或官兵。班上的男生往往不约而同滞留操场，既是约定俗成，亦可谓心有灵犀，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跃跃欲试。

    大将朱武与二将王国庆是班上公认的“哼哈二将”，玩起“官兵捉强盗”游戏，非得由他们二人分别领衔不可。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强人大王乃唤作朱武，他虽未入三十六天罡星之流，却列七十二地煞星之首。同学中间，特别是男生，对水浒总了解个大概，虽说此朱武非彼朱武，但同名同姓，亦同为山大王，同学们为此自豪，他朱武本人也常常自诩，其班级大将的地位无以动摇。

    朱武比班上的同学普遍大两岁，身大力不亏，粗胳膊粗腿，大胸肌大拳头，个子也高，给人的感觉有点夯里夯气的。王国庆长得比朱武小一号，可他浑身都是肌肉，身子灵活。他没有跟朱武比试过，心甘情愿屈居第二。但据说，他跟着师傅学中国武术，无论是徒手，还是器械，其功夫已经十分了得。如果是徒手，三五个普通成年男子根本近不了他的身，如果是器械，十个八个奈何他不得。可他从来不与朱武争强。

    文建国则是全班一致认可的三将，他永远做强盗的第二把交椅，因为不管是大将，还是二将，谁做强盗的首领，都是第一个挑选三将。

    那时的文建国也不知天高地厚，为自己的“三将”地位洋洋自得，以为自己真的就是“三将”。其实那是他的同班同学尊重他，包括大将和二将也都尊重他，从不和他一争高低。好的是没有同学继续排位了，二十多个男生，有大将，有二将，就行了，三将可能是奉送的。否则的话，来个“四大金刚”“十六罗汉”什么的，文建国的位置究竟能排上第几，恐怕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就像他参与街道上的足球比赛，他是常常坐冷板凳的。想到坐冷板凳，建国往往会有身体收缩的感觉，不承认也不行。全街道上的球友是不给“老班长”面子的（你只是你那个班的班长）。“三将”只是对他实力的综合评价，里面有人和的因素。文建国自己也服气，特别是遇到了像廖进军那样的实力派，不甘拜下风是要吃大亏的。

    有一次“官兵捉强盗”，朱武事先与赵祥承诺，给我一个暗示，让我慢个半拍，我第二个就选你（当强盗）。第一个选“三将”约定俗成，大家早已认可。赵祥应声承诺。

    朱武、王国庆先是背靠背“拼令啪啦西（石头、剪刀、布）”，以决定做官兵或者当强盗的选择。朱武以为有赵祥做眼线稳操胜券，也不知哪个环节掉了链子——是赵祥大意了，还是赵祥把朱武给出卖了——全班男生亲眼看到王国庆出的是“布”，可就在朱武伸出剪刀以后，王国庆的布在一瞬间变成了石头。朱武和王国庆面对面的时候，一个是“剪刀”，一个是“石头”。朱武对着赵祥的大腿甩起就是一脚，可赵祥早有准备，歪到一边去了。

    胜者兴高采烈，自任“强盗”；败者垂头丧气，沦为“官兵”。在这里，通常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官兵首领和强盗头子每次选拔的人选不尽相同，全凭他们当天各自的心情和对他人的好恶，小兵瘌子和强盗喽啰一比一地交叉选出，双方各选有十二个以后，剩下二三，强盗首领没有兴趣，让给了官兵。官兵一方一般可多一二，以示官府权威。

    这俗话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这里相反，胜者非强盗莫属，败者则为官兵。文建国那时候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个皆以做强盗为自豪为惬意？后来也没有搞懂。

    当初水浒上的好汉，一个个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像那个杨志，脸上有了“金印”，方才想到“落草”。那位在江湖被称之为“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的宋江，因为怒杀阎婆惜，四处流亡，被官府擒获，后又浔阳楼上醉酒写反诗，行将处决之时为众多好汉相救，才不得不聚众上了梁山。

    文建国后来似乎悟出一些什么——莫非是男人天性，替天行道使然？太平盛世，平日里强盗是做不得的，只有在游戏里过把瘾；还是山大王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在那食物严重匮乏的年头，无疑可以让人产生垂涎欲滴大快朵颐的错觉，权且画饼充饥；抑或受到水浒影响，喜强盗厌官兵，“反去从贼，以避官兵。”

    强盗们各自散开，既不打家劫舍，也不残暴良民，只是漫无目的地浪迹天涯，或嘻笑，或骚扰，或引诱，皆以吸引官兵的眼球为快。

    官兵之官朱武坐镇指挥，他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漫步于集中营边缘，却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似运筹帷幄，随时遣兵布阵；小兵瘌子们意暇甚，貌淡定，骨子里却一个个贼精，瞅准机会，瞄准一个强盗喽啰，挪挪嘴巴歪歪脖子就联络上几个同伙，步步为营，围追堵截而去。强盗喽啰们一般也不会轻易落网，非得几个来回，等到双方筋疲力尽，小兵癞子凭借人多势众，方能将强盗喽啰逐一归案。

    赵祥今天的确是第二个入选的强盗，二将王国庆仍然将第一个入选者圈定了文建国。几个来回下来，已有三四个强盗喽啰被关押进了集中营。

    赵祥的身材矮小，一个，最多两个官兵就可以把他捉拿归案，可今天偏偏有好事者在朱武的暗示下，鼓动全体官兵一哄而上，横扑过去，把被揪住的赵祥死命掯住不放，也有人乘机捣几下闷拳。王国庆似乎轧出苗头，心想你们也不要狗仗人势，欺人太甚，只见他两只手指往嘴角一靠，一声长啸，带着强盗喽啰一股脑儿地扑将过去，真的是人人俊丽，个个英雄，横七竖八，推搡拖拉，既像橄榄球比赛，又像一场生死肉搏的混战。

    强盗二首领文建国因相距较远，还在外围游荡，以逸待劳。也许这是王国庆故意留下的棋子，他想巴结一下老班长。

    朱武见王国庆也陷入混战，随即带领所有官兵冲上前去，官兵毕竟人多势众，吆喝着将王国庆和其他强盗喽啰已悉数归案。

    此刻仅剩文建国单枪匹马，欲救兄弟们于囹圄之中。只见他猛虎下山，蛟龙出海，趁着官兵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而一个佯攻，时而一个迂回，左冲右突，抓住一个空当，直捣黄龙，如入无人之境。

    官兵这厢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留下几个看门的作为第二道防线，其他的主动出击，呈口袋状，四下包抄，准备囊中探物。

    只见文建国却似囊中之锥，说时迟，那时快，对准一个身单力薄的小兵癞子张牙舞爪瞋目大叱合理冲撞过去。这个小兵癞子本来就胆颤心怯，又见老班长凶猛异常，早就三魂丢了二魂，主动礼让，却仍然被文建国肩膀一扛，一个踉跄，就势倒下。

    那边集中营在押的强盗喽啰闲得无聊，使出浑身解数，正在用言语（君子动嘴不动手）百般挑逗官兵之官朱武（调虎离山）——切切不可逾越雷池，否则作犯规论处——此刻见三将前来劫狱，个个抖擞精神。赵祥用一只脚踩在圈内，死命地扩展身体，伸出另一只手顶着第二个强盗喽啰的手——以此类推，手手相扣，表示镣铐相连，仍处于羁绊状态。

    随着文建国或远或近或左或右，这一行囚犯喽啰，犹如一条长蛇或收缩或伸展或左顾或右盼，等到文建国横冲直撞左躲右闪，直至金蝉脱壳（被扒掉了上衣）突破重围，有望与自己的队伍胜利会师之时，赵祥玩了个潜规则，悄悄打破原先手手相连的规矩（既成事实，官兵默认，玩玩而已），大叫一声，“弟兄们，反了！”于是最前面的二将主动脱节，迎上前去，与三将击掌为号，后面的喽啰们方也跟着冲破藩篱，一涌而上，以示解放。大有拨开乌云见太阳之欢快，“乌拉！乌拉！”欢呼声此起彼伏。

    当是时，夕阳西下，落日余辉，官兵和强盗不分彼此，勾肩搭背，嘻嘻哈哈，叽叽喳喳，呼呼啦啦，人人满面红光，个个精神抖擞，涌出校门。

    不一会儿，敏成小学门口的几条叉道的小巷子里，全都响起了铁环滚动的声音。有孤独的，不急不缓，单调无聊，小心翼翼地在小巷子里穿行，小主人亦无精打采；有成群结队的，呼呼啦啦，气势磅礴，主人公个个威武雄壮；还有将书包和铁环一起挂在铁钩子上，扛在肩膀上，左摇右摆，那铁环和铁环上的三四个小环还叮叮作响，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煞是招摇，煞是惬意。

    滚铁环是男生必备技能。同学结伴上学，在一个大概的时间内，有滚铁环的声音（有质地、大小、缓急之分）由远而近，就知道是哪位仁兄驾到了。滚着铁环去上学，三三两两的，绕着稀疏的行人和车辆（自行车、三轮车、小板车）相互追逐前行，嘴巴里还玩着口技，发出汽车鸣笛声，提醒他人让路，虽然难免遭到路人善意的笑骂。有时上学迟到了，铁环像硕大的项圈挂在颈项上熠熠闪光，衬托着一张张或腼腆或憨厚或无赖的嘴脸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老师发落；有时放学回家，一手拿着铁环，一手揩着鼻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书包哪去了，引来家长的一顿臭骂。

    文建国后来曾经想象，一个滚铁环的少儿群体，哗哗琅琅浩浩荡荡地在某个小街道上结队而过，给人以震撼以启迪；或者是举行一场比赛，某个时段、某个路段一切车辆行人禁止通行，像马拉松像赛车；或者是作为仪仗队参与某一个开幕式，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似“铁流”似“铁军”。不难想象，那阵势堪比国庆阅兵队伍里的任何一个方队，是一定不可小觑的！因为在这支队伍里你不知道有谁，若干年以后，会成为阅兵参与者、阅兵指挥官、甚至是阅兵统帅！

    四年级的时候，文建国班上有一个由外地转学而来的女生，看她那样子，眉清目秀，应该窈窕淑女才是，可一遇到男生滚铁环，就不知道触动了她哪根神经，非要让给她玩玩才肯罢休。她自己没有铁环——没有女生配备这种玩具。男生呢，一般遇到女生都是有求必应，何况人家女生主动示好，也就乐得随意了。令男生尴尬的是，她的技艺非同一般，又特别好战，常常要与男生一决雌雄，且愿赌服输，输了以后还有物质（或一颗糖，或两粒花生，或半截铅笔等）赠予赢家，赢了则不要对手有任何付出。但男生陪她玩玩可以，一旦动真格比赛，大多怯场——心理上不战而败——赢了不光彩，输了更丢人。输给兄弟们正常，输给这小女子脸上是挂不住的。所以通常没人与之争雄。大家认为，争雄应该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虽然内心，小心眼地很想得到她的奖赏。而她也正好伺机对男生大肆挑衅，以报复平日里男生欺侮女生的种种劣行。

    除了滚铁环，她玩陀螺的本事也是一绝。

    陀螺的玩法大概有：游击战，陀螺在较大的场地上相互追逐碰撞，以不倒者为王。持久战，陀螺在同一时间开打，同一抽打数量，旋转时间最久者获胜。运动战，抽打陀螺，使之从甲地到乙地，途中可有土坡、水塘、沙滩，先到终点者为胜。相扑，在地上画一个圈，各自抽打自己的陀螺，使其高速旋转、碰撞，被撞出圈外的算输。她虽然没有自己的陀螺，可她要和谁比赛时借用的陀螺往往是一借就借了个准。怎么个说法？就是她借用的陀螺一般是质地上乘的。质地上乘的陀螺（用樟树、番石榴树或桂圆树的木料制作，再在陀螺底部镶嵌上金属类的圆球圆钉等），到了她的手上，她就是优秀的战士，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从而战无不胜了。

    该女生不久就被冠以“假小子”的荣誉称号，全班男生对她礼让三分。可喜的是班上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却也因此和谐了许多。她就是和文建国同桌过一学期的尤亚男同学。

    一篇寓言故事将一个人，将一个家庭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我的同桌女生尤亚男也就此被打入了社会的底层。据了解，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并不排斥“生法者，君也”。这是否是造成“文字狱”的根源？已经步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主义可不能再走回老路上去，但愿因言获罪的现象不再重演。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说到尤亚男，文建国对当时的情况记忆尤其深刻。尤亚男是从省城搬家转学而来的。听说她的父亲原来是大学讲师——可她的父亲没有与全家一起迁到江州。尤亚男是从大城市来的，从大学校园来的，这在一群以小市民为主体的学生中，必然引起了轰动。再加上她个子中等偏上，她衣着和气质，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她一口相对标准的普通话，让她在班上被足足议论了好几天。

    文建国和他的同学平时是不讲普通话的，朗读课文的时候除外。如果有谁日常口语中说有普通话，别的同学就得讥笑他“江北驴子学马叫”。就连那个江北的“江北”两字，还有“学”字，也一定是说成“gang  bo”和“xia”，而不是“jiang bei”和“xue”。

    有同学跟尤亚男说话，说着说着，语音就靠上了尤亚男的普通话，结果是南腔北调，引得旁边的同学哈哈大笑。笑人归笑人，轮到自己了也同样可笑，可尤亚男的普通话却充满了感染力，依然悦耳动听。

    可能是老师对她的照顾吧，一开始让她与班长文建国同桌。她没有男女界限的意识，主动与文建国讲话说事。她的家离建国的家也不远，平时进门出门多有交集，文建国就陆续知道了她和她家的一些故事。后来，成人以后，文建国甚至就成为她，及她的家人故事里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尤亚男的故事，文建国了解得最多，是最有发言权的。

    尤亚男当时学习成绩优异，爱好文体活动，很快就跟大家打成一片。小学毕业后，有读初中，读高中的，有参加工作的；后来，又有不少小学同学下放了。等到下放的上调，陆续回到仓巷的时候，已经是多少年过去了，时间虽然漫长，可一旦时间成为过去式的时候，人们喜欢用上“弹指一挥间”来形容。各人有各人的故事，尤亚男的故事，是必须加上往事不堪回首来讲述的，也是文建国不得不讲的故事。

    尤亚男一家本来居住在省城一所高校里。父亲尤启天，是全校出了名的乐天派，大嘴巴。平时只顾嘴巴痛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无意之中，对领导对同事多有得罪。

    反右开始的时候，尤启天申报的副教授职称即将公布，但他很快成为学校的第一个右派。“如果他不是右派，全校就没有第二个了。”文建国后来在听尤亚男讲故事的时候，她母亲在旁边插进了这么一句话。文建国记得她说这句话时候的神态，有一种隐痛，有一种鄙视，更多的是一种豁达。也许往事如烟吧，面对着如烟的往事，你又能怎样？拍下来，它已经不是你要拍的原状；去改变它，你能奈天之何？

    尤亚男苦笑了一下，对母亲结论性的话语不置可否。她补充说，从此以后，父亲就成为全校右派的“天字第一号”。接踵而来的是，第一个被开除、第一个被发配劳改农场、第一个在劳改农场因病死亡，第一个——倒数第一个（在全校范围内）被平反。总之，学校里所有的“第一”都他沾上了。

    十一、二岁天真无邪的少女尤亚男，从反右运动一开始，就被刻上了“右派子女”这一屈辱的“红十字”印记，虽然当时的尤亚男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右派”一说，却还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就是“左派”“右派”之分的右派，右派显然是不如左派的，不，不是不如，应该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第一次听完尤亚男讲的故事，文建国唏嘘万分。她走的是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啊？以前文建国只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打了一个擦边球；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人生经历坎坷；自己在理想前途上发展不顺，就已经感受到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哪知道那些“宁古塔”“夹边沟”的故事就在自己的同桌同学的家里演绎着。从此他对尤亚男就多了几分关注……

    尤亚男是家中的长女，父亲是单传，他希望有个男孩，给她取名亚男，就是想把培养男孩的希望寄托在亚男身上了，虽说五年后，尤启天就有了一个男孩。暗骚”，可谓

    尤亚男到江州以后，在她的身上已经逐步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衣着上，比如说话的口吻上。只是大家都是孩子，没有谁留心这大城市来的女生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时间一长，谁也不关注谁了，大家就是一条巷子里的邻居，在一个学校念书的同班同学。等到同学们陆续知道了尤亚男右派子女的身份时，大家也快小学毕业了，同学们心照不宣，私下里却在议论，这右派也不知长得何等模样？等到应该继续读书的优秀学生尤亚男，连读初中的资格也没有了，才知道“右派”如此厉害，原来如此。等到右派问题不是问题的时候，尤亚男的经历已经不是能够用坎坷、艰辛、痛苦、绝望所能概括的了。那时候，主动关注“右派”问题的小学同学也不多，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多少年了。有同学甚至说，什么，她父亲是右派？怪不得尤亚男……发小发展发发展

    关于父亲右派之前的故事，尤亚男记忆甚少，比较多的是她自己在四年级以前的快乐生活。父亲常常把她打扮成男孩的模样，带着她参加各种活动。等到她的弟弟在她五岁的那年出生了，父亲又想让她回归到淑女的形象。但那时她已经是个假小子了，凡是男孩子会玩的，她都会，且比人家男孩玩得精。等她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已经是淑女与假小子的德行兼而有之了。

    尤亚男幼儿园和四年级以前的小学生活全部在大学校园里，那是一种连文建国听了都羡慕的生活。而关于她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及在劳改农场的情况，全都是她父亲的一个同事，又是囚友的，后来告诉尤亚男的母亲，亚男又通过母亲的转述知晓的。

    事情还得从尤启天写的一篇寓言故事《马、猴子及其他》说起。

    《马、猴子及其他》寓言故事的梗概是：

    我不是什么预言家，也不是什么讽刺家。但是社会上的某些人如果看到这则小故事不那么舒服的话，那就请接受我的忠告：小心！不要被马踢一脚；小心！不要总是喜欢别人拍你的马屁。

    从前，有一匹小马驹从马厩里跑了出去，它听父辈们说过，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就要去奋斗，哪怕流血牺牲。

    它跑啊跑啊，终于来到了一个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在这里它遇到了善良的阿爸阿妈和许多亲如手足的兄弟姊妹，它健康地成长着。

    几个年头过去了，它从一个淘气的小马驹长为一匹强壮的千里马。它全身赤红，油光闪亮，跑起来犹如一条腾云驾雾的火龙。它的整个家族以及牛啊羊啊驴子和骡子等等都赞美它，称它为我们的“骅骝”，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致推选它为代表，到其他地方——最好是大城市去，如有可能，就统治那个地方，让我们整个草原上的生活世世代代过得更加美好。

    于是骅骝就整理好行装，告别众乡亲，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征途。一条全身漆黑的牧羊犬紧紧地尾随着它。

    一天，骅骝来到了一个小集镇，受到了许许多多的猴子、狐狸、鸡子和猪的欢迎。它们举行集会，一个戴着眼镜名字叫悟实的猴子代表全镇居民发表演说，表示对骅骝最诚挚的欢迎。

    一开始，骅骝对悟实矫揉造作的动作和表情很反感，可是慢慢地它就习惯了。特别是听到“举世无双的千里马”“我们的真正代表”“我们的未来希望”等赞美的辞藻时，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它有点飘飘然了，俨然像全集镇的主宰。接着悟实又表示它要跟着骅骝一起到大城市去，帮助骅骝去实现伟大的理想。

    正在这时候，牧羊犬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对着悟实狂吠，骅骝赶紧拉住它，让它在身旁坐下。

    悟实失去了刚才热情洋溢的样子了，一边念着手上的稿子，一边不停地窥视着牧羊犬，生怕它又有什么突然的反应。

    欢迎会后，悟实和狐狸举办了盛大的家宴。宴桌上的“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反正都是骅骝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它接二连三地咽下不断涌上的唾液，却郑重地说：“却之不恭，下不为例。”

    悟实殷勤地张罗，狐狸陪骅骝举盅对饮。

    两只小公鸡抬着一筐鸡蛋献给骅骝，说给它增加营养，八只年轻美貌的小母鸡扇动着美丽的翅膀，在一群公鸡母鸡老的小的鸡子组成的庞大乐队的伴奏下，“八佾舞于庭”。

    一群拱着嘴巴的肥猪今天也将浑身上下洗刷得干干净净围坐在旁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贪婪地望着餐桌上的食品。

    牧羊犬被关在门外，它低着头来回地走个不停，嘴里不断地哼着，它想进去扑翻宴桌，把骅骝唤走，可是大门关得紧紧的。

    骅骝一夜欢饮，第二天由悟实陪着上路了。牧羊犬远远地瞪着通红的眼睛，望着欢送队伍中的猴子、狐狸、鸡子和猪们。

    骅骝朝大城市进发，由于水土不服，它总是感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难受，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在路边的尘土堆里打个滚，这样才稍微舒服点，才能继续前行。

    过了几天，它仍然感到身上痒熙熙的，机灵的悟实觉察到了，就在它的腿上屁股上抓抓拍拍，骅骝感到舒服极了。悟实要求骑在它的背上，说这样可以随时为它搔痒痒，骅骝一口答应。悟实说得那么合情合理，而且对待朋友本来就应该真诚以待嘛，它们又继续前进了。

    悟实坐在骅骝的背上，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个笑话，一会儿在自己身上搔搔，一会儿又在骅骝的颈项上抓抓，在屁股上拍拍，骅骝感到挺惬意的，虽然身上痒得一天比一天难受，可是毕竟有一个悟实时时刻刻地讨它欢心，而且当它在自己挠痒痒的时候，的确感到很舒服。

    有一天，骅骝突然发现身上的毛掉了不少，光泽也消失了，它问悟实这是什么原因。

    悟实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这是征途的艰辛嘛，要想取得幸福生活，哪能不吃苦呢？我尊敬的骅骝先生！”

    骅骝先是一愣，然后赶紧接过话头说：“对，你真聪明，我是考考你的。”

    目的地终于遥遥在望了，多么美丽壮观的城市啊！

    可是骅骝近来发现自己身上的皮毛已经变得灰一块黄一块的了，它又问悟实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悟实搔了搔脑袋，停了会儿才说：“我见过一种斑马，它们都生活在大城市里，它们身上和你一样有着美丽的色彩，但它们的色彩是白一块，黑一块，像画出来似的，没有你的漂亮。”它用爪子顶了顶眼镜又说：“嗯，这是上帝赋予你的，为了让你适应新的环境的生活。如果你的皮毛比不上斑马的漂亮，那你怎能统治所有的地方呢？”

    “言之有理！”骅骝忘乎所以地跳了一下说，“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冲上去，我们胜利在望了！”悟实跳到它的背上，在屁股上拍了一下，骅骝在大道上奔跑起来。

    它们终于进城了，一切事务都由悟实安排处理。城里的老百姓听说骅骝是从遥远的大草原来的杰出代表，都愿意让它做本城的最高长官。

    又是几个年头过去了，这个城市的各行各业都有了一定的改观。骅骝深居简出，养尊处优，就是家乡来的乡亲们也被悟实花言巧语婉转地挡了回去，见不到骅骝，而悟实的周围却有了越来越多的猴子、狐狸、鸡子和猪们。

    牧羊犬因为好管闲事，经常“犯上”，用悟实的话来说，就是目中无人，于是由最高长官批准，把牧羊犬贬谪到边远的小城做芝麻官去了。

    骅骝长期住在宫殿里总感到缺少点什么，一天，它没有和悟实打招呼就悄悄地独自出来溜达了。牧羊犬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它的身后。牧羊犬浑身破旧不堪，一条腿上还绑着绷带，可是眉宇间仍然充满着一股正气，充满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路上它遇到了从家乡远道而来的一头老牦牛，它上前亲热地打招呼，可是老牦牛不理睬它，说它不是骅骝。它看看自己，羞赧地低下头。

    正在这时，一匹斑马走了过来，它若有所指地说：“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它也不再看骅骝一眼，昂首而过。

    骅骝赶紧尾随上老牦牛，它恳请老牦牛：“拉兄弟一把！”

    老牦牛这才语重心长地说：“乡亲们派你出来，指望你干一番大事业，哪知道你自己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停了一会儿，老牦牛面带怒色指指站在不远处的牧羊犬说，“你只顾自己享清福，你看看牧羊犬现在怎样了？”

    牧羊犬一颠一跛地蹦到骅骝面前，压抑着感情，缓缓地说：“听说我是反对你，反对这座城市的头号罪犯，所以我的腿被打断了是咎由自取。你……你已经被一群小人谄媚奉承得昏头涨脑了。”老牦牛插进来说：“你早已忘记了你的父老兄弟了！”

    骅骝痛苦地流下眼泪，它的鼻子里喘着粗气，口腔里吐着白沫，前蹄在泥土地上扒着，蹬着。

    正在这个时候悟实带着一群猴子、鸡子和猪找来了。悟实用一条胳膊搂住骅骝的腿，一只手在骅骝的屁股上抚摸着，露出心痛的样子说：“啊呀呀！谁带你出来的呀？看看，你身上弄成这个样子了。走吧，走吧，我送你回去，今天我亲自代你洗澡。”

    骅骝像避瘟疫似地猛地跳开，它狠狠地盯住悟实。

    悟实吓得眼镜掉在地上，猴子、鸡子和猪们战战兢兢地望着骅骝，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骅骝满面通红，颈项上的鬃毛根根竖起，它对准悟实扎扎实实地甩起一脚，把它踢得跌跌爬爬，屁滚尿流。

    骅骝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滚你的蛋吧！不要拍我的屁股！”然后长啸一声，在那群猴子、鸡子、猪们身上践踏而去，向着一条宽广的道衢驰骋而去。

    骅骝在大道上奔驰着。远远看见斑马正在前方，它很想一口气就追赶上去，可是它的身体毕竟不如从前了。路上尽是坎坎坷坷的，有几次它几乎要摔倒了。骅骝停下来，心中有难言的苦闷。它想暴跳，它想嘶啸，它想号哭。

    而前方的大道上悠悠地飘过来斑马的声音，“骅骝兄弟，现在是顶风，再说你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跑过了，而且你身上还有多种疾病，应该先治疗休养。”“goodbye!”

    骅骝不听这话犹可，一听到斑马的劝告，身上顿时难过得无法忍受，它四肢乏力，它痛苦地卧下身子，默默地流着泪。

    “怎么啦，没有勇气了？”不知什么时候老牦牛和牧羊犬赶上来了，老牦牛亲切地抚摸着骅骝的头问。

    骅骝惭愧万分，它扑在老牦牛的怀里，放声大哭。

    老牦牛等它哭了会儿，从背上取下两个包袱，打开一个，亲热地说：“骅骝，你看这是什么？”

    “药！”骅骝大叫一声，欣喜若狂。

    老牦牛又打开一个，问：“这是什么？”

    骅骝蓦地目瞪眦裂，脊梁上的鬃毛竖起，一下子蹦了起来。

    老牦牛赶紧捂住了包袱说：“这个猴头是牧羊犬帮我割下的，你好好保存起来，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吧！”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牧羊犬意味深长地说。

    骅骝在老牦牛的调理下，不久就康复了。它浑身上下又是一片赤红的鬃毛。

    一天，老牦牛又送它上路了。骅骝昂首挺胸，目光炯炯，眺望着远方。牧羊犬也抖擞了一下精神，紧紧地和骅骝站在了一起。

    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骅骝一定能够追上斑马的。

    尤亚男平铺直叙，一口气讲完了父亲写的寓言故事。可以看出，她已经把这篇故事娴熟于心了，里面引用的一些典故，她还特地作了解释。凭尤亚男的学历，她不一定懂，看来她是作了点研究的。如果推敲推敲，并加以修饰，是一篇很不错的寓言故事，特别是其寓意。

    文建国没有多言，他想的是，回过头来看，当时的的确确可以算得上一篇“右派”言论，那么明天，后天呢？当然他没有说出来。显然这个时候是不宜讨论引申出来的话题的。文建国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可以得到讲述者的完全信任。

    尤亚男继续讲着她父亲的故事。

    尤启天那天在办公室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吃。下午脱稿后，他坐在办公室一边朗读，一边修改，还主动征求同事们的意见。多数同事为他叫好！他自得，自信，也很自傲，自豪。他认为经过修改润饰，将引经据典的地方再查核、注释，就大功告成了。

    就是这篇还没有来得及最后定稿的手稿，第二天早上竟然不翼而飞了。

    尤启天真的说不清，是放在办公室的，还是带回家的？他大大咧咧地没有当回事，以为是被自己塞到哪儿了，慢慢找，总会出来的。实在找不到，也无所谓啦。像这样的文稿，只要来了灵感，一个晚上写一篇是不成问题的。

    哪知道，在第三天下午全系全体教职员工大会上，系总支书记在主席台上宣讲了一通反右的伟大意义和大好形势之后，突然亮出了尤启天的手稿，十几页的稿纸，哗啦哗啦地直响。

    系总支书记已经以此为依据，把尤启天作为学院的“一号右派”，呈报给了院党委，院党委同意立案查处。

    大会没有结束，尤启天就被宣布隔离审查，并立即由学校保卫处带离会场。

    尤启天厄运临头，当天晚上就没有允许回家，不久被送往劳改农场。

    系总支部也就此成为全校反右运动的先进集体，系总支书记不久就被提拔到其他大学任副书记去了。院党委的个别领导也藉此推波助澜，顺利地完成了本单位反右任务。

    自然界，人如芦苇般的脆弱，但人因为有思想，才有尊严，才有伟大，才所以为人。说到芦苇，我就想到尤亚男，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佝偻的身影，在天寒地冻的晚上，背着一捆硕大的芦柴，彳亍而行。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话说尤启天到了劳改农场以后，一改往日乐天派的作派，不说话，不写字，不洗澡，不换衣服，脏活重活抢着干，往死里干。有人说他是为了改造自己，好早日脱离苦海；有人说他是憋着一股子气，藉以发泄；有人说他疯了，已经失去了自理能力。

    据尤亚男说，父亲尤启天在弥留之际，与同事囚友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半句话，或者是一篇好文章的开头，抑或是一堂好课的引子，他就永远地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嘴巴没有闭上，他的眼睛也没有闭上，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抗议。

    尤启天最后的话是：“我——三年，没有——放一个——响屁……”

    有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尤启天“三年放不出一个响屁”？他其实是被憋死的。

    “像父亲那样个性的人，不说话比没有饭吃，还要难过，可他居然忍得住？如果他平时坚持说话，坚持有话好好说，不该说的不说，他不会死得那么早！”“他为什么不说话呢？是谁不让他说话呢？”尤亚男不动声色，明明是对上天的一种诘问，却被她说得轻描淡写，显得极为的无奈。

    她父亲在劳改农场近三年的生活被她不紧不慢地叙述着。

    父亲在他的囚友里，在他的管教中，没有留下一句话（口头汇报除外），一个字（书面检查除外）——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而他的最后一句话，则又说明尤启天的秉性难移，用乐天派的喜剧形式，用滑稽调侃的口吻，终结了自己的话语权，婉转地表达出他愤世嫉俗的悲剧式的英雄情结。

    放屁是要有化学反应为条件的，没有相应的化学反应的条件，肯定是放不了屁的，当然有时放屁也可以人为地控制。从人体生理角度说，男性的屁响的多，女性的屁臭的多。我父亲用放响屁指代说话，三年不说一句话，可想而知，他承受着多大的煎熬。他将应该排放的响屁，有意识地抑制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整整三年的N次，不让其放出，生理上、心理上都极易受伤，只为求得一时的安宁，只为不因放屁而治罪——尤亚男念念不忘她父亲关于放屁的故事。

    她最后不无痛苦地概括说，不要说父亲在农场经历过多少折磨和苦难，仅仅是，他对“响屁”的控制，就足以证明他的非人生活和对当时政治环境无声的抗议。

    他自觉地选择了被屁憋死，选择了在沉默中死亡。尤亚男没有演绎她父亲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说，她有演绎，只是她也选择了沉默。

    这是尤亚男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给文建国讲的故事，她一边叙述，一边流泪，但她的语音语调竟然是那么地平静，平静得让人有了一种窒息的感觉。

    文建国则在窒息的感觉中看到了狰狞，不是尤启天的面目狰狞（他临死之前的面目一定也是狰狞的），而是那个他生存的环境的狰狞。

    尤启天在知道要到劳改农场时，就开始三缄其口了。祸从口出。他接受教训而不再说话。尤亚男补充说，父亲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嘴巴也是张着的。等到母亲三天以后赶到他身边的时候，抹了三次，他的眼睛都没有完全闭上，嘴巴也没有完全合拢。“因为他的‘响屁’终究没有放出。他，其实是很想放出‘响屁’的。”

    尤亚男用自己的理解为父亲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文建国完全没有料到当年的一个清纯少女，如今竟然对“屁”，对“响屁”的研究，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对“屁”，对“响屁”的说道如此津津有味。

    屁，有人称之为亚莫尼亚气体。在我国，早在明代就有赵南星笑话集《笑赞》之《屁颂》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将一个“屁”字颂扬了登峰造极。文建国产生出笑意，可他笑不出来，有的只是心酸和泪水，此屁非彼屁。而他对尤亚男似乎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也好像凭着尤亚男的天赋，她原本就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因为有她父亲的故事，她产生了对屁进行研究的动力。如果她的父亲还活着，如果她的父亲今天是一名大学教授，她的生活轨迹肯定是可以重新改写的，她也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或学者，但她的研究方向绝对不是“屁”。

    文建国记得那是读初三时一个严冬的晚上，寒风凛冽，他缩着脖子操着手，急乎乎地往家赶。文建国因为和女生班长商量一些班级工作，回来迟了些。昏暗的路灯下，有一个人背着一捆芦柴正沿着仓巷往前走。芦柴的体积很大，跟着后面的建国只能看见两只脚彳亍前移，但他断定是个女的，他还在感叹，这么一个寒冷的晚上，居然还是一个女的？

    文建国急走了两步，赶超了过去，可他忍不住回头一瞧，对方已经站下不走了，低着头，文建国显然愣了一下。

    “尤亚男？”

    “文建国！”

    “是你？”

    “是我。”

    文建国近前要接过芦柴，路灯虽然昏暗，但他看到，或者意识到尤亚男的脸孔上分明有着哭过的痕迹。她两只手的手指扣在胸前的背带上，手指头像冻僵了的胡萝卜，手背手掌用布条裹着，一只手上的布条是蓝色的，另一边是白色的，已经发黑，两只手的手背上的布带均渗透出深色的斑迹。

    尤亚男先是侧了一下身子，让了一下，随即却好像又很听话似地解下芦柴主动帮文建国背上。两人低头走路，一路无语。文建国把尤亚男送到她家门口。

    一套路边的民房，也是独门独院。背荫处的屋檐上还散落着长短不一的冰棱，一根根都是龇牙咧嘴地露出些许狰狞。

    尤亚男示意文建国可以走了，文建国欲言又止，他抬起右手在腰间挥了挥，缓慢地向后退去。

    偶尔见面的曾经同桌的男女同学，竟然是相互无语地道别。

    那辰光，江州市区东北角上的浮玉山南岸江边，零零散散着面积大小不等的芦苇滩。

    条件稍好的家庭是禁止孩子上芦苇滩的，说是接触到了芦苇滩的水会得大肚子（吸血虫）病。每年冬天，都有穷人家的孩子来捡拾已经败落在地的芦柴。

    如今的人们在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以后，看重芦苇滩湿地的生态价值，它不仅仅是鸟类栖息，觅食，繁殖的家园，而且也是城市的肺部。

    可当时的尤亚男只知道，一旦芦苇干枯萎缩了，它的杆、枝、叶全都是柴火，而且是不要钱的柴火。冬天的芦苇滩就是一个天然的燃料大仓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人们舍得花功夫花气力。

    存活在水里的芦苇，被江水不断浸袭，在其离水面二三十公分的底部自然形成晶莹剔透的冰雕，似花似网似练，闪烁着异样的光圈，以脆弱的躯体，抗御冰天雪地的寒冷，经受风雪的侵袭和人们对它的冷落。岸边的，没有水的湿地上的芦苇，则逐渐干枯直至死亡。那时的人们需要解决温饱问题，而根本无暇顾及环保，也没有任何人提及环保。

    不远处的浮玉山，是万里长江中唯一的一座四面环水可供游人观光探幽的岛屿，犹如中流砥柱，即使是冬季，它也因多有古树名木而满山葱茏苍翠，宛若碧玉浮江。

    尤亚男曾多次习惯性地眺望浮玉山，记得还是刚刚从省城搬家来到江州不久，母亲带着来过一次，虽然也只是来去匆匆。如今那万佛塔、三诏洞和古炮台的印象早已模糊。母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更没有情趣，再带孩子光顾。尤亚男自己也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想到浮玉山玩玩的奢望。那里是有钱有闲人的天堂，尤亚男不想。她知道，想了也没有用。

    冬日傍晚的芦苇滩，余光映照，一派暖色。但尤亚男没有一丁点儿的闲情逸志。进入寒冬，每隔一天，她放学后就要往返十几里，捡拾一大捆芦柴背回去当柴火。前几天雨雪连绵，昨天西北风一刮，天就放晴了。今天再不来，家里的芦柴就断档，虽然不至于断炊，但烧煤球是要花钱的。伟大领袖曾经说过，“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尤亚男还不无自嘲地念叨了一句。可“战争”“革命事业”在哪儿呢？与自己有关吗？她没有再关心“战争”“革命事业”的下文。

    芦柴内骨子里还是湿的，尤亚男手上的冻疮虽然有破布条包裹着，但在凛冽的西北风里，还是发出钻心的疼痛。

    夜色已经降临，四周没有了人烟。她将一捆被她平整得扎扎实实的芦柴，按照习惯做法，晃荡两下，借着芦柴捆晃荡的惯性，朝背后一甩，就可以背上身了。可今天她失败了，芦柴的份量太重，没有背上身，自己的身子却被芦柴捆撞倒在地上。

    她突然就哭了，哭的声音很大，哭的时间很长。

    刺骨的西北风，嗦嗦作响的芦苇，伴随着她的哭声在漆黑空旷的芦苇滩上空颤颤悠悠的传得很远很远。她哭得很爽，哭过以后，气血通畅，她爬起来，第二次晃荡起芦柴捆，背上了，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芦柴很沉很沉。

    亚男小学毕业当年没能考上初中，什么原因，不知道。可以有多种猜测，但那只是你自己的，或他人的估摸。官方的或组织的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间给予她一个实事求是的答复，或者哪怕只是在若干年以后，给予一个历史性说法。

    没有必要啦，多大的事儿！遭遇尤亚男这样待遇的人，多得去了。

    第二年再考，一开始仍然没有被录取，等到开学以后，有甘露公社办的民办初中——甘露职中派人上门，热情地送来了《入学通知书》。尤亚男是既庆幸自己还有书读，又老大不以为然地勉强接受了现实。

    她觉得自己倒霉，父亲不在了，家庭生活困难也可以克服，比自家困难的还多着呢，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为什么不能像文建国和史静那样上红旗中学，或者起码的也是一个公办初中吧，或者起码的是不要耽搁一年吧。

    第一年失学，她猫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怕见到小学同学是无疑的，就是史静主动上门找她玩儿，她也躲避。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针线，闲暇时间读书，读父亲的藏书。她也在旧书店买来初一课本自学。其实，用尤亚男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是想多读书，可是为了生活，为了减轻母亲的生活压力，她还得挣钱。于是在大多时间里，她很不情愿地放下手中的书，糊骨子，糊火柴盒子。哪个任务要得急，就先忙哪一个。一张骨子多少钱，一百个火柴盒子多少钱，都在心里数着呢。虽然多为毛票，有时还得数着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但那都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啊。如果没有任务下来，虽然不忙了，可收入也没有了，读书好像读得也不那么实在。唉，还是忙点好。读书真的那么重要吗？

    无论是糊骨子，还是糊火柴盒子，打制浆糊是必要前提。尤亚男心灵手巧，如何将面粉用冷水调匀，如何再用多少度的开水冲就，并且是一手倒开水，一手拿着擀面杖配合搅动，她都把握得恰到好处。浆糊的粘稠度适中，不干——干了浪费，不稀——稀了粘性不够。糊起骨子、火柴盒子来她自然也是一把好手。

    尤亚男糊骨子，大布小布她一律拉扯得平平整整，规定是七层的，决不六层。骨子的尺寸大小按照规定不差分毫。该晒几个太阳的一个也不少。家里空余的门板，门口的墙壁都被骨子贴得满满当当的。骨子干透了，敲上去“嘭嘭”的了，再捆扎打包，再送货拿钱。可惜的是，那时的人没有品牌意识，或者说“骨子”无需品牌，否则的话尤亚男糊的骨子，她就可以出名的。

    糊火柴盒子，是一件细末活儿。糊火柴盒有个木质的小模具，一个火柴盒大小的五面体模块，镶嵌在如小人书大小的底板上，火柴盒子的内盒就在这个小模块上编排成型。

    冬天，尤亚男的手指经常是又红又粗，这与她的脸庞和身段不成正比，那是姑娘的身段和脸庞配置上了一双老妈子的双手，显得极不协调。糊火柴盒子的动作也不够协调，缓慢而笨拙。

    春、夏、秋三季，亚男纤细修长的十指在模块上麻利灵巧，轻舞翻飞，火柴盒子不停地从她的手里有节奏地飞落到旁边的竹匾里。如果那时她学弹钢琴，或者在打字机键盘上操作，那尤亚男后来的故事肯定得改写了。

    因为长期加工骨子和火柴盒子，她家里充斥着浓郁的浆糊味，有时浆糊发霉发馊了，也舍不得倒掉。如果遇到长时间的阴雨天气，那些还没有晒干晾干的骨子、火柴盒子堆积在屋内，更是添加了那股异味的厚重。衣服上、床上，整个室内的空气里，全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尤亚男心气高，虽有小姐心，但仍为丫鬟命。这些外加工的活计虽然她做得几近完美，但她内心对这些活计的厌恶，也让她的心理，几近达到崩溃的边缘，可惜了她一片剑气箫心。

    好歹第二年有个甘露职中读书的机会，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虽然她并不看好这一类学校。

    尤亚男两年多没有见过文建国，他长高了长壮了。今天与他不期而遇，竟然是在自己感觉最倒霉的一天，是在让人看上去最落魄的时辰。如果不是自己刚刚在芦苇滩歇斯底里地发泄过，她肯定会当着文建国的面哭鼻子的。刚才在芦苇滩，她似乎已经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哭光了，她想幸亏是哭光了，否则在老班长文建国面前要丢丑了。不过，说心里话，她似乎不在乎在文建国面前丢人现眼的。

    上小学时，她也算是伶牙俐齿的，可今天她没有说一句表示感谢的客气话，也没有意识到需要用点儿什么来加以掩饰。她对文建国有一种自然的亲近。

    尤亚男站在自家门口，双眼红润，望着文建国渐渐远去，直到望不到建国的身影才转身进门。刚才文建国在拐弯的地方还转过身来和她挥挥手，她的眼泪却又掉下来了。

    她仰头望望满天的星空，她知道天上没人在看她，不，也许父亲正在看着她呢。爸爸对她说，要把芦柴摊开晾干晒干，日子还是得过下去的。

    文建国今天与尤亚男不期而遇，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失落。多少年以后，文建国读到法国人帕斯卡尔的一句“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的名言，才唤醒了他对尤亚男身背芦柴行走在昏暗路灯下那一幕的回忆，有一股凛冽寒风，刺骨般地让他感到钻心似的疼痛。

    自然界，人如芦苇般的脆弱，但人因为有思想，才有尊严，才有伟大，才所以为人。尤亚男只不过为了一捆芦柴，为了省下几个钢板，却背着芦柴出现在那样的窘境之中。

    按照文建国的想象，尤亚男原本应当是“回眸一笑百媚生”“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的，或者起码也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是的，尤亚男在文建国最初的心目中就应该是这样的女子。

    尤亚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姣好的容貌，活泼可爱的个性，品学兼优，可这一切与尤亚男来说，都是奢侈品，她现在需要的是维持生计的柴火。文建国感叹，可真是爱也芦柴，恨也芦柴。

    其实文建国知道，自己仅仅是借芦苇说话而已。

    后来尤亚男的生活过得确如芦苇一样，在生活的每个节点上都可以轻易地遭受折损，但她又不是芦苇，因为她有思想，她挣扎，她抗争。然而在她人生之壮年，她还是毫无声息地走了，就像一根芦苇，根断了，芦苇也就死了。

    小学时的尤亚男与史静是闺蜜，那时好像没有“闺蜜”这一说，只是说两人玩得好，有交情，有说不完的悄悄话。她们成绩同样优秀，又一同参加了少年宫的课外舞蹈班和体操训练，每天上学放学同进同出，可谓形影不离。

    可现如今呢？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尤亚男常常发呆，一想到史静她就发呆。我只比史静矮了个三公分，其他方面我都可以与她相提并论。当然，问题并不是个子高矮的问题，而是小学毕业我就失学的问题。凭什么让我失学？

    史静已经被选调到市文工团，国家干部编制，才十四、五岁，就国家干部，乖乖隆的咚！有练功服、有演出服。练功、演出，舞台、掌声，有时还有鲜花呢？女孩子该有的一切，史静都有了，还有每月15号关饷，还有劳保福利分发。而我呢，读个初中还不能如愿；为了节省几个铜板，背回一捆芦柴要奔波十多里路；为了赚取几个小钱，糊骨子、糊火柴盒子。

    她曾经有两次悄悄拿出以前的练功服装穿上，可是，对着镜子那叫惨不忍睹啊，又小又短，穿在身上，像个演滑稽剧的小丑。今天晚上睡觉前，她第三次拿了出来，贴在身上比划比划，她可不想再试装了，她将练功服用装上开水的搪瓷缸子熨烫，叠好，收起。她在这一过程中，泪水一直没有中断。好像要把刚才当着建国的面没有尽情流出的眼泪，加倍地付出。眼泪滴在练功服上，再熨干。虽然眼泪干了，但那一定会留有泪水的化学成份的，她愿意在衣服上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她似乎在履行一桩庄重神圣的礼仪手续，以彻底埋葬引发她产生烦恼的回忆，以轻松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残酷的现实——不，她还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境地。她无非是在赌气，或是想逃避，也有可能只是妒嫉，或是一种单纯的下意识的发泄。

    那个夜晚，尤亚男是抱着练功服睡着的。

    她和史静一道在舞台上演出，一道接受观众的掌声和鲜花——有梦做，真好！白天的辛苦，刚才睡觉前的痛苦，都没有再次光顾。只是，只是当有人问她，你是什么时候进入文工团的？她醒了，一脸的茫然。屋内屋外一片漆黑，而脑海深处的舞台上，灯火仍然辉煌，她分明看到，只有史静一人正在接受观众的献花。

    史静加入文工团的时候，也只是一个单纯的学生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训练的艰辛并不是他人所能体会的。她虽然有一定的舞蹈基础，但毕竟非科班出身，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从舞蹈的概念、作用和种类开始。

    由于史静的自身努力，三年后她终于从群众演员中脱颖而出，跨入了主要演员的行列，她经常受命扮演某一角色的B角。也就是说，如果A角没有特殊情况，或者A角愿意演，那她只能是B角，光环并没有轻易地落到她的身上。

    廖进军作为我的初中、高中同班同学，已经相处了五十多年。进军当然是我的铁哥们。当初他辞掉班长职务，并推荐我做班长，让我的自尊心得到暂时的满足。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开始读初中，立马感觉天外有天，甚至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像一只刚刚跳上井台的青蛙，望望周边的世界，哇！原来如此，世界无边无垠呢！

    文建国和史静分别以敏成小学全校第一、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江州市红旗中学，同时考入红旗中学的还有同班同学王国庆等人。有传出来的消息说，尤亚男的成绩也是很好的，在敏成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可她居然没有被任何一所初中录取。文建国的母亲蒋淑娴老师在家里曾经含含糊糊地跟建国说了一句什么，还叹了一口气。建国也没有当作一回事，但在面子上，他很怕见到尤亚男，见到她说什么呢？安慰，询问？文建国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又能安慰什么？询问什么？也许回避正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年，尤亚男被甘露职中录取，虽然是民办，但毕竟有学上有书读了，文建国见到尤亚男时才坦然了许多，虽然别扭还是有点别扭。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自己读初一初二的那两年里，还真的就没有碰到尤亚男。

    文建国在小学当了六年班长，五、六年级的时候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可是刚进入红旗中学，编入初一（甲）班时，班主任老师只让他当了一个临时学习委员兼语文课代表，他内心当然不满意。那个年代已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说，语文只是工具，在主科里语文是最没用的——这一说法虽然片面，但说法就是这个说法。

    文建国心想，好歹做个数学课代表也好啊。可是看看同学的状况，他也就不再多想什么了。后来的文革“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更是让他自惭形秽，他也就越发自觉蜷缩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只恨不能立马跳回井里去了。

    临时班长廖进军，就是红旗口足球队球鞋队的队长兼中锋廖进军。

    文建国记住了廖进军，因为他是足球比赛场上一场不落的人物，特别是最后一场球赛留下的印象。他廖进军是球鞋队唯一的赤脚大仙，且最后一球出乎意外地为双方的球赛画上一个令人质疑的句号。这个廖进军可谓勇猛而不失狡黠，鲁莽而不失智慧。文建国认可他是一个人物。说廖进军是另类，是汉子，是刺头，是军二代或红二代，怎么说都可以，反正是一个人物。

    廖进军的学习成绩一般，可他是江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公子，而且在小学也是当了六年的班长。他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个头门面均超人一等胜人一筹。在新生入学，作自我介绍时，大家知道了他的名字竟然出自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全班同学对他无不刮目相看，肃然起敬。

    入学不久，同学中传闻他在小学有两件逸事。

    第一件事，是他常常在教室里的痰盂子里小便，而无人问津。有一次，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女生做卫生，发现陶瓷痰盂里的液体有点离奇，遂报告班主任。班主任利用上课前的时间在班上查问。所有的男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都装聋作哑，最后还是廖进军自己站起来解释，说是今天早上他是第一个进的教室，看到一只大黑猫溜出去了，估计是大黑猫的尿尿。全班哄堂大笑（男生女生都笑）。可能是廖进军发现这样讲下去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就转移话题，煞有其事地把大黑猫如何如何油光刹亮，耳朵竖着，眼睛瞪着，是如何如何地可怕等等，刻意吹嘘了一番。

    说到廖进军的尿尿，还有更稀奇的。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喜欢与同学比尿尿，看谁尿得高，尿得远，这一比就比了三年。同学中自然没有人比得过他，于是有同学给他取了一个诨名叫“廖尿”。

    当时正是国家推广汉语拼音的起始阶段，这两个字读音的第一个字母难以分清，可凡是喊他绰号的同学都是认乎其真地咬文嚼字，标准地咬准了前舌音“廖”，后舌音“尿”，非得把“l”“n”刻意地强调，以示两个读音有着本质的区别。

    廖进军并不在意，但又觉得这个绰号到底不雅，于是就规定，只准在尿尿比赛时可以偶尔叫一叫，一旦离开比赛场地，谁叫谁小心我的拳头。

    也是阴差阳错，他的这一绰号不知怎么就被女生葛延生知道了。葛延生问他傻不傻？羞不羞？他这才醒悟。后来他规定，男同学一律称他为廖大。葛延生同学与他有非常特殊的渊源，也是一个班的副班长，她的话有时是相当顶用的。

    那天教室里热闹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班主任老师啼笑皆非，他这是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也因为是廖进军出的洋相，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笑。有同学一边笑，一边敲响了课桌；有同学一边笑，一边叫，声音怪怪的，像猫叫。班主任老师一时控制不了场面，同学们肆无忌惮地热闹了一把，倒是廖进军听到上课铃声的响起，任课老师进了教室，他突然声音洪亮地发出 “起立！”的指令，班主任借机离开了教室。

    平时上课的口令他懒得喊，全是由副班长葛延生代劳，但他是班长，喊得也不错。以后每当廖进军准备小解的时候，就有男生开玩笑说，大黑猫要尿尿了。廖进军似笑非笑地眼睛一瞪，对方就没有了下文。

    第二是，他喜欢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挂在嘴边上，貌似一股子老子天下第一的味儿，在整个小学期间称王称霸，好像他就是项羽再世，无人敢惹。好在他为人爽气，出了纰漏大包大揽，往往是两倍三倍地照价赔偿，把受到伤害的同学敷衍得服服帖帖，也没有家长追究。老师、校长倒也认为“孺子可教”，于是天下无事。

    上了初中的廖进军仍然保持着冲冲杀杀，惹是生非的本性，但尿尿事件没有再发生。小男生的生理变化，让他多少有了一些羞耻感，学习上的态度似乎也有所好转。

    廖进军春秋天一条黄军裤，冬天一件黄呢子大衣，那穿着那气派一看就知道是红旗口军区大院的，一看就知道明天也是当领导的料。廖进军走到哪儿，都是呼朋唤友招蜂引蝶的，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一大帮子小雄性们，跟屁虫似的跟在他身后招摇过市，而有些女同学则喜欢站在远处嘁嘁喳喳的，一旦快与廖进军直面时，又常常掩面窃喜，或目视左右，故作无视状。廖进军的那帮狐朋狗友则嘻皮笑脸，或打着响榧，或吹起口哨，或眉来眼去，或“擦台拐”之类的流言蜚语声起，或掏出香烟，装模作样地“擦死皮”，个别同学还有不知所指地抛出飞吻。廖进军则越发趾高气昂，收腹挺胸，目不斜视，故作不屑一顾状。

    初中开学第一天，廖进军穿的是鹅黄西装短裤，军队干部穿的翻领短袖衬衫。文建国穿的是大哥嫌小嫌短的蓝色咔叽布长裤，裤脚上还接了三寸——所谓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给老三是也。文建国没有西装短裤了，刚上小学时曾经穿过的，后来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不为他准备西装短裤——等以后有条件穿西装短裤的时候，男人一般习惯穿长裤了了。在家里他穿的粗布大裤衩是不能穿到学校里来的。等到天气转凉了些，建国才穿上学生装，新的，母亲特地为他上初中做的。

    进入初中，廖进军仍然当班长，就有了犟驴被套上笼头浑身不自在的感觉。他可不想做一头整天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围着磨子打转的蠢驴。在小学当班长，六年一贯制，反正大家都弄惯了，只要没有大纰漏，老师校长都让着他。但进入中学以后，他也自觉到一班之长，理应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学业成绩优秀是首当其冲的，每天还得早到迟走，组织集体活动，刚开始个把月，他还有点新鲜气，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以名正言顺地吆五喝六，倒也得意。可时间不长，他原形毕露，仅仅是每天准时交作业就让他头疼，这班长不能准时交作业，那叫其他同学情何以堪。

    大约是刚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的下午，廖进军急于要去打篮球，这要是在小学，不要说打球踢球，就是出去溜达，也就想走就走的，如今他已经好歹知道点深浅了。他一手捧着篮球，一手拿着作业薄径直走到文建国的座位旁，丢下作业薄，说是请语文课代表帮忙，帮助解决语文作业上的难题。廖进军不记得文建国，只是感到脸熟。虽然文建国是仓巷大仙队唯一一个穿球鞋的，但他的球技还没有达到让廖进军记住的水准。

    今天的语文作业只是抄写词组，没有任何为难之处。文建国翻开他的作业薄，空空如也，不知道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廖进军以他惯用的趾高气扬的口吻说：“有数唻，帮我抄抄！”

    “廖班长，我可以提供帮助，但不可能越俎代庖。越俎代庖就是……”建国回答得很客气，声音很小，很平缓，而且满脸微笑，怕他不懂得“越俎代庖”的意思，还准备作出解释。

    在小学没有同学敢拒绝廖进军的任何要求，今天是上中学以来这第一次求人（呵呵，自己已经憋了快两个星期了）。廖班长本来就放下架子了，还遭到文建国的公然拒绝，而且其理由冠冕堂皇，其态度笑容可掬，还有点酸。哈哈，有点酸，还“越猪带跑”呢。廖进军正想发作的——要是在小学，手上的篮球早就砸到文建国的头上了——但他眼睛的余光已经瞄到了坐在侧面的葛延生。

    葛延生望着他，眼睛是直视的，且那种眼光竟然就在第一时间之内让他望而生畏了。他先自胆怯了三分，并不是怕她向父母亲告鸟状，而是真的不好意思了。

    文建国突然意识到对方微妙的变化，见廖进军面露尴尬——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了，又于心不忍，随即善解人意地说，先放这儿吧，看看我有没有空。他的话语模棱两可，可廖进军无疑已经有了如释重负大赦天下的感觉了。他耸耸肩膀，对葛延生笑笑，扬长而去。文建国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正好与葛延生对上了眼，但揣测不透她眼睛里的含义，那眼神似乎有些许笑意，又有些许讽刺，更多的好像是一种会意。

    说来奇怪，文建国与廖进军两人个性不同，处世方法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可他们的友谊就是从这一次是否代写作业开始的，这一次不尴不尬的交道，拉开了他们今后几十年交往的序幕。

    抄写几遍词语，对文建国来说，是举手之劳。对廖进军来说，对方的帮忙虽然有点勉强，可毕竟给了面子，给了天大的面子，否则下不了台，葛延生的嘲笑，讽刺、挖苦是少不了的。不是笑我请人代做作业——这没有什么可笑，我这又不是第一次，而是笑我的请求居然被人家否决了，那岂不太可悲了？

    一来二往，廖进军就经常拜文建国为师，只要是作业有困难，就找他帮忙。文建国呢，廖进军请十次，常常有八次是辅导他自己完成的，只有次把两次倒是他自己不好意思了，代劳就代劳一下吧。于是这位仁兄就认为文建国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人家也是为我好呢。于是他就以保护人自居，时时处处都护着文建国。

    到了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廖进军干脆和班主任提议，我只要保留班级足球队队长和篮球队队长的职务，班长最好由别人当。

    本来就说好要民主选举的，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他推荐了文建国，还信誓旦旦保证，肯定支持文建国班长的工作。班主任老师其实也看中了文建国，有了廖进军的合理化建议，正好顺水推舟。但班主任留了一手，建议葛延生当班长，文建国当副班长。全班同学会意，因为葛延生已经是临时女生班长了，本来谁“正”谁“副”就无所谓，其实就是男生一个，女生一个。全班同学举手表决，文建国几乎是全票当选。

    廖进军从此无官一身轻，落得一个轻松自在，天马行空。他的主要精力就是驰骋球场叱咤风云。

    文建国反正有在小学做班长的经验，撇开自身的示范带头作用不谈，对班级管理也自有一套，擒贼先擒王，只要把廖进军抓住，就不怕别人指挥不动。就像在小学里，他虽然是班上的三将，甚至都当不了三将，但大将朱武和二将王国庆都听他的。

    文建国一般会十分尊重廖进军的意见，在同学面前给他十二分的面子，在关键的时候四两拨千斤，顺势给他不软不硬的点拨，私下里再讲些掏心窝子的话语，让廖进军心服口服。在篮球场上，廖进军是当然的中锋，几经磨合，文建国打后卫。班级球队之间的比赛，常有文建国给廖进军助攻，廖进军才打得顺手，风头出尽，保持不败记录，这又促进了他们的战斗友谊。

    廖进军的出生颇具文学色彩。后来文建国听他自己介绍说，他刚刚生下来不久，母亲就因产裖热不治身亡。他说，母亲已经临产躺在产床上，身为先锋团副团长的父亲一身戎装与流着泪花的妻子道别。

    妻子知道，男人上了战场，是否回得来，还是一个问号，她就非逼得男人给尚不知男女的孩子起个名字。廖副团长当时正满脑子的南下任务，一切都是要服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昨天才发出的号召，向全国进军！妻子连问他三遍，他都是打着哈哈，直到他离开，走到产房门口，一只脚已经迈出了产房，才回过头来，留下“进军”二字。

    廖进军的母亲听到了，在场的一个护士小妹也听到了，她们也不管是廖副团长出发的“进军”，还是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起的名字叫“进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叫“进军”就进军吧。巧的是第二天生下的正是一个带把子的，“进军”的名字多好，多有阳刚之气，还有纪念意义。

    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廖副团长有着徐志摩先生“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般的潇洒和作派，他意气奋发，激情满怀，追赶上自己的队伍。可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永诀。

    两年后，廖进军被当初接生他的护士小妹送到父亲手上的时候，担任团长的父亲在江州军分区大院子里已经安顿下来，那位护士小妹顺理成章地成了廖团长的新婚夫人，成了进军的妈妈。廖进军当时也是一时一刻也离开不了这位护士小妹的。而这一切都是葛延生的父亲葛政委一手包办的。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刚上初中时，文建国在知道到了正、副班长的家庭情况以后，曾经很无奈地将二千年前的呐喊在脑海里闪了一下（仅仅是闪了一下），但他能摆正了位置，自觉收敛了许多，甚至还有些许自惭形秽。

    文建国这一收敛就收敛了二十年，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需要经常性的收敛，时间一长，就习惯了收敛，并成为个性。

    他曾结合他人和组织的评价自我归纳为：少年时代老成持重，青年时代沉默寡言，中年时代缺乏激情，步入老年却又……他用的是省略号，其实他想用“青春焕发”，但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特别是在他重新审视，并真正认识到“闷骚”一词的内涵以后，就喜欢用“闷骚”对自己作出简单而又高度的概括了。

    长期以来，他对别人，包括组织对自己的评价，是既十分在意，又能泰然处之。一个人的个性形成是诸多因素影响决定的，个性本无所谓好坏，只是看一种个性反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件什么对象上。像曾经流传甚广的，却并不准确的一句话说的那样，美国军队曾经是世界上公认举世无双的，可也曾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文建国以后读到朱锡绶《幽梦续影》，谓之“有深谋者不轻言，有奇勇者不轻斗，有远志者不轻干进。”亦谓之“孤洁以骇俗，不如和平以谐俗；啸傲以玩世，不如恭敬以陶世；高峻以拒物，不如宽厚以容物。”如此而已。文建国内心世界充满着激情或曰欲望，一如张潮《幽梦影》里的描述：“《水浒传》武松诘蒋门神云：‘为何不姓李？’”天知道，蒋门神姓啥，与他武松何干。只是文建国的出身，生长的环境，影响了他个性的形成，始终让他刻意地压抑自我，以适应外部世界的需要。像刺猬遇到危险时会卷成一团变成有刺的球；也像含羞草，有一种含羞、知羞和怕丑的本能。

    好在无论是廖进军，还是葛延生对文建国都很不错，倒是文建国自己在早年会有意无意地与他们拉开点距离，以示并不想攀龙附凤。我文建国就是我文建国。

    廖进军跟着护士妈妈回到父亲身边，一切都很自然，护士妈妈也对进军视为己出，只是等到她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以后，对进军由母爱而成溺爱，生怕对不住了进军，对不住进军的亲娘。

    心知肚明的是葛延生的父母，但他们严格遵守“天机不可泄露”的天条，就是对延生也没有解密。他们担心的是廖进军的个人成长，发展空间，是否亲生无关紧要。

    特殊的母子关系，特殊的生活环境，让廖进军从娇生惯养型发展到放任自由型。要不是有葛延生整天地看着，他就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主儿。

    从上幼儿园开始，廖进军和葛延生两个孩子一般由一个家长或一个佣工接送，除了睡觉，各回各的家，各上各的床，多数时间里，他俩形影不离，吃饭的辰光，不是廖家请葛延生，就是葛家请廖进军，不过那都是十岁以前的事儿了。廖进军一天天长大，有个女孩子跟着也是蛮麻烦的，玩皮不方便，打架又不行。葛延生也觉得整天跟屁虫似的跟着廖进军，不好玩。于是两人就逐步疏远，但上学必须还是一个班级，家长说是可以相互有个照应。

    廖进军最怕和葛延生一个班，但他没有任何理由说服父母。葛延生其实未必就愿意跟他一个班，就像那种在教室痰盂里小便的糗事，真的很丢人，可他竟然无所谓。等葛延生长大以后，也认为是无所谓了，不就是小男生的恶作剧嘛。可在当时，似乎廖进军的错误就是她葛延生的错误，很没面子，很难过。幸亏别人不知道他俩还是“指腹为婚”的对象呢。否则在同学们面前不丢死人了？可是进入初中以后，“指腹为婚”慢慢地开始广为传播了。

    葛延生，读初中时，她以特有的女性角色进入了我的生活，          后来她也成为我的一个铁哥们。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班长葛延生，延安生人，看名字就知道也是出自革命干部家庭，当时她的父亲任地区行署副专员。

    葛延生长得瘦瘦精精的，虽然她的骨架比较大，但她上装下装通常都是一种颜色，就显得她身材的苗条。她耳朵毛发式，在文建国眼里就是一副“五四式”。她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她与同学交往不多，有一种内敛，一种冷僻高傲，一种孤芳自赏的秉性，一眼看上去就给人一种气质不凡的感觉。

    她与廖进军都有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毕竟都是军区大院里出来的，然而，他俩的外在表现，则截然相反。

    葛延生比廖进军大一个月，她的父母是在延安相识相爱的。她的父亲曾任廖副团长的政委。

    廖副团长眼看着自己的老婆紧跟着葛政委的老婆肚子大了起来，也不征求政委意见，就擅自指腹为婚。

    葛政委哭笑不得，不过他也一口承诺了，还主动拉了钩。战争年代，今天活着，明天生死不明，指腹为婚又算什么呢。能有同生共死的战友替儿女指腹为婚，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儿。如果梦想成真，起码说明儿女们都健康地活着，配与不配，与生命相较是不值得追究的。在江州定居以后，他们两家一直是隔壁邻居，双方的父母早不见晚见，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廖进军和葛延生已经长成少男少女。

    从“指腹为婚”的“戏言”，到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和睦相处，再到今天，人事渐通，好像就不怎么好玩了。

    青春期的男女，对异性关系有着特别的敏感，但同学们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这么一段“佳话”，否则的话，那肯定是整天调侃的对象，廖进军和葛延生在十三、四岁的同学面前日子肯定也不好过。但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同学还是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看成是天生的一对了。

    文建国接替班长（副班长）职务后，一甲班男女生正副班长学习成绩并驾齐驱，班上的第一、第二名非此即彼，而且还遥遥领先，把其他同学从第三名开始，拉开一大截子距离，让别的男生女生只落得个望洋兴叹的份儿，看来选文建国是选对了。廖进军的学习成绩连优秀的边也挨不着。

    时间一长，有好事者总要说点故事，对的不对的，准的不准的，话全出来了。好像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只要不被廖进军知道就行，那意思似乎是葛延生自然是属于廖进军的，现在文建国插了一脚，弄出麻烦来，吃不了兜着走。

    文建国和葛延生本来什么事也没有，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拉郎配”的风言风语后，倒开始悄悄地留意起对方来了。

    文建国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关注起葛延生，可是在不经意间，又突然会想到了乙班的小学同学史静，于是莞尔一笑，就不再想什么葛延生了。这是在初一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意识地想到了史静。当然，他将葛延生和史静两人深藏于内心。后来在他自己做了中学老师以后，总能十分宽容地对待学生的异性交往；当了学校领导以后，更是时常告诫教师处理学生所谓的早恋问题时，一定要特别谨慎，特别艺术。万万不可一刀切，或者切一刀。影响几天学习事小，扼杀人性却后患无穷。那时候，还没有领袖人物提出“以人为本”，也没有人关心青少年的青春期教育，文建国也没有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以及少男少女性知识的理论，他只是简单地认为，说话做事符合人的天性，符合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就行。

    第二学期，学校举办“五月的鲜花”文艺演出大会，一甲班经文建国提议，申报的集体项目大合唱就是《五月的鲜花》。《五月的鲜花》是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文建国一辈子都喜欢这首歌，唱着，唱着，他自然就看到了林道静的光辉形象。作为革命者林道静的形象，有别于那个一身白衣有着忧郁眼神的少女林道静的形象，其实他自己知道，他早已将史静的形象揉合其中了。但这一切，显然不足以与外人道也。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鲜花、原野、鲜血，垂危、沦亡、熬煎，曲调舒缓低沉，压抑抒情，酝酿着悲愤，充满着怀念，好像正是他面对林道静这一女性的诉说。当然，选唱这首歌，主要还是因为它紧扣歌咏大会的主题，一甲班的大合唱不仅放在了第一个出场，还获得了唯一的一个集体一等奖。获得一等奖的决定因素，主题突出和艺术表现究竟是谁的比重更大，那是说不清的。

    第二年，红旗中学再有“五月的鲜花”文艺演出大会的时候，大合唱《五月的鲜花》就成为全校关注的抢手节目，想上的班级，没有人肯让，各个班的学生和老师都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最后得由校长室裁决谁个班级上，可最后的结果是一等奖花落旁人，并不是谁唱了《五月的鲜花》就理所当然的一等奖的。其实也正论证了“第一个用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个用花来比喻女人的是蠢材。”那句名言。

    一甲班的个人项目也很出彩。葛延生申报了一个独唱《松花江上》，并邀请文建国小提琴伴奏。文建国和葛延生是大合唱的组织者，这又来了个独唱加伴奏，可谓出尽了风头，风采别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现在由葛延生这个小女子演唱，却另有一番风味。她唱得如泣如诉，淋漓尽致，文建国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如醉如痴。获得一片掌声和喝彩声，这其中也不乏喝倒彩的，因为是男女搭配，因为这一对男女恰恰又是一个班的正副班长，而且，据说，那个女生班长还另有“指腹为婚”的传说。

    当然，出彩的还有乙班史静同学的歌舞，她扮演的白毛女，在歌剧《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的背景音乐下，把个喜儿表演得出神入化。那唱腔那动作那身段那眼神那台容，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很“拿魂”。杨白劳是由一个高中男生扮演的，与史静配合得也恰到好处。据说在现场观摩的市文工团老师对史静同学的表演给予了充分认可，认为是不可多得的舞蹈人才，回去汇报以后，在当年暑期就下达了招生指标，将史静同学招进了市文工团舞蹈队。后来听说，史静同学不知受到哪位老先生的指点，临走之前向学校提出了一个要求，保留自己的学籍，直至参加学校初中毕业的学业考试，起码也拿了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可是一种先见之明，正是这一张初中文凭，让史静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丙班的王国庆则上台助兴，献上了一段武术表演，一招一式，亦获得满场喝彩。

    廖进军同学以后见到了王国庆，也是相当的客气。好汉不吃眼前亏，万一惹毛了对方，自己还真的不是对手。自己虽然孔武有力，可没有学过武术。有一次他跟文建国说，没有想到你们仓巷竟然也藏龙卧虎，万万不可小觑了去。文建国就呛他，你以为这龙啊虎的只能是红旗口有？怎么样，哪天我牵头，较量较量？那时的廖进军只是以气势吓人，没有丝毫的技术含量，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可不愿意无缘无故地被弄得缺胳膊少腿的。他还开玩笑说，这下子我连你也不敢欺负了，否则你把小学同学喊来，我不是作死？文建国哈哈大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时廖进军和文建国的关系已经是“蒸蒸日上”了。

    初二新学期开学后，文建国在校园里见不到史静，有点不习惯，心里有说不出的失落。但正统的传统的思维习惯又不容许他有过多的想法，他甚至指责自己的堕落。成年以后，他又自我解剖，仿佛又是在自我解脱——其实那时还没有真正开窍，“人事”，处于“省”和“非省”之间。而紧张的学习和丰富的课外活动也让他无暇顾及儿女私情，特别是对加入共青团组织的追求，更让他除了一心一意读书之外，就是考虑如何做好班级工作，甚至想到要做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党的利益，没有个人的任何私利。

    那年国庆节，葛延生入团，她是初二（甲）班的第一，也是唯一。

    班主任老师当时建议葛延生做正班长的优势就突显出来了。班主任的留一手，是对文建国的保护。若干年以后，文建国想起这一细节，不得不佩服班主任的老道。

    葛延生当时就曾经问过班主任，一般情况是男生为正，女生为副。我们为什么不让文建国做正班长。班主任笑笑，说，我的葛班长同志，以后你会理解的。

    作为副班长的文建国内心自然有了波澜，似乎又回到了廖进军任班长的那个第一学期。好在他善于在自身找原因，他归咎于自己没有主动打入团申请。于是他开始认真考虑入团的问题，葛延生也多次有意无意地跟他提到入团的事情，反正由于班级工作的需要，正副班长是经常在一起交流的。

    文革前后那几年，文建国曾经特别欣赏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两句小诗，怎么鲁迅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把我今天的心态刻画得如此出神入化？

    后来他在江州师专比较多地读了鲁迅以后，又发现先生早就把方方面面都说得那么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比如：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无奈；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的希望；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阿Q的精神胜利法；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尴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心理状态等等。鲁迅先生真的了不起。

    有一段时间，文建国除了读毛主席，就是读鲁迅。因为毛泽东同志说过，“读点鲁迅”。毛泽东说了，就是圣旨。其实了不起的人很多，只不过因为鲁迅先生得到毛主席的推崇，其他人就显得黯然逊色，这是文建国在以后的日子里逐渐悟出的。

    鲁迅的书，鲁迅的精神，影响了文建国整整的一个青年时代。

    一直到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那时已经进入了21世纪，文建国才突然“大逆不道”地想到，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被伟大领袖称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鲁迅，是否曾经是“右派”，曾经是“反革命”，曾经是“封建余孽”？假设是，他是否会含冤自杀，或者坐个几十年的牢狱，或者他在天才的基础上多走了一步，成为精神病患者，或者把鲁迅保护起来，让他成为御用文人，像那个谁那样。那么，今天还有鲁迅吗？那么，今天还需要鲁迅吗？

    他在反复掂量这些想法的时候，又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好笑——自己已是知天命之人了，这世界上是没有如果，没有假设的。直到有一天，建国看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终于释然。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方面会拿着面包黄油来欢迎革命的文学家。看看，鲁迅先生自己早就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必要为鲁迅先生的命运杞人忧天呢？荒唐啊，荒唐！

    整个初二期间，二甲班一共有4人入团，文建国仍然不是。

    初三开学的第一天，葛延生送给文建国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时他们的往来已经很正常很坦然了，别的同学也并不多问，偶尔会有个别同学用目光寻找一下廖进军，意思很明确，你廖进军是什么态度？可人家廖进军理也不理。既然当事人熟视无睹，其他人就不再自讨没趣了。原本可以看笑话的，也就没戏了。

    葛延生在书的扉页上写着：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在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

    文建国1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读过这本小说，那是大哥送的礼物。只是葛延生在扉页上的留言，比大哥在句式上少了一句，但在内涵上却既有一样，又有不一样。

    有好几次，他默默地推敲这第二句话，似乎觉得也没有什么特殊，就是一种自然的叙述；再有葛延生与他对话，眼睛与他对视时，他发现她的眼睛是清澈的，毫无杂念。时间到了上个世纪的末期，他在一次整理书橱时，再读到那句留言时，似乎有了新的领悟，葛延生啊，葛一芃（那时她已经改名葛一芃了），你就是在烈火里燃烧，在冰水里冷却的钢呢。

    有一次，文建国问葛延生，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时他们的相处已经相当知己了。葛延生反过来问文建国，你是真不懂，还是装糊涂？在得到文建国坦诚的回答以后，葛延生告诉他，那时我已经了解到，你的入团不会一帆风顺，你以后的政治前途也是。不是吗？

    文建国知道了真相，他相信她说的是真实的。原来如此，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他心里很不舒服，早知道是这种答案，还不如不问的好。好歹心里存有一个念想，那敢情是多么美好啊。可事实是无情的。

    文建国想想也是何等的可笑，那时候他自己也大小是个领导了，不也是掌握着他人的许多秘密，还摆出组织代言人的架式经常找人谈话，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嘛。是的，思想往往与政治相联。做思想工作一定要加上“政治”二字，曰“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否是中国的特色之一，文建国不得而知。文建国在工作中常常扮演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角色，并且自觉意识到，还是一把好手。

    葛延生的这本书，同他大哥送的书摆在一起，一直伴随着文建国。在他的藏书里，其他书都可以借给别人，唯有葛延生这一本，容不得他人染指，生怕亵渎了“她”。“她”是指这本书，也是指葛延生这个人。文建国不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葛延生的题字娟秀光丽，一如她当时一身“五四”式的装扮。后来文建国终于发现了葛延生的本来面貌，她写的字，也越发潇洒豪放，与她个人形象，与她个人生活的阅历如出一辙。真是字如其人焉。

    狡猾的葛延生，那句赠言分明就是她自己的人生写照，却偏偏说是给我的鼓励。以后文建国每每知道了葛延生的一点什么故事，回家以后就会情不自禁地打开这本书的扉页，似乎想从中读出一点什么感想来，为她高兴，为她担忧，为她思考，当然也免不了为她吃醋——那是一个男性对某个有好感的女性的正常反应。

    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曾经影响过多少苏联人和多少中国人，文建国说不清楚，也没有人作过完整的统计。但在文建国的记忆里，他无法摆脱保尔·柯察金——一个钢铁战士的光辉形象。特别是他的名言，他在临终之际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他的格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等等，无疑是他的座右铭，他常常脱口而出，可他常常感叹，自己的经历从来没有像保尔那样令人惊心动魄，令人心生崇拜。很难想象，一个单纯正直的少年，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怎样才能做到不为豪言壮语所感动所震撼，文建国是做不到的。

    当然还有那些关于爱情的片段，不可否认也给了文建国关于爱情和婚姻的美好遐想，和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逐步理解。

    保尔·柯察金曾经有过四个恋人。

    清纯、漂亮、调皮，小资式的，颇具少女魅力的，温柔的贵族少女冬尼娅；保尔政治上的指导者，志同道合的，既漂亮、又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丽达；工人家庭出身的无知无见的，最后成为党的干部的普通女人达雅；比保尔大九岁的少妇，心有灵犀，想爱未爱的红颜知己，玛尔塔·劳琳。

    文建国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更喜欢哪一个。等到文建国自己动手起草小说的时候，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理解了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的安排：冬尼娅适合于情窦初开的懵懂少年的初恋，三观不合，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丽达是创业阶段的同路人，至于两人能够携手走多远，得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达雅适合男性主人翁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帮助他成为一个男人（偏重于心理上的），她集母亲、妻子和女仆于一身；至于玛尔塔·劳琳则是一剂调味品，可有可无，有则有味，无则无妨，所以顺带一笔而已。

    无论是作者本人在现实中的实际选择，还是在小说里的刻意安排，既体现出作为圣徒式的革命者保尔·柯察金的“牛虻”本质，也淋漓尽致地将人性阐发得一览无余。“革命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融为一体，所以保尔可以得到中苏两国当代革命青年的一致推崇。

    至于后来披露出的“‘乌奸’保尔·柯察金”一说，文建国则耿耿于怀，不以为然。充其量，那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应。也许，即使，历史有太多的误解和误解之误解，乃至误解之误解的误解，但作为当事人没有必要历史虚无主义，数典忘祖，以挖掘鞭挞古尸为快。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为一本小说，保尔·柯察金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价值，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者说，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上曾经有过无法否定的历史地位，曾经激励过成千上万的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青年人的历史史实，是无法否定的。如果真的否定了，像文建国同志这一代人的精神大厦也将轰然崩塌。

    我的大哥文怀祺忠厚老实，习惯忍辱负重，与他从小个性压抑有关。他母亲（我的大妈妈）的早逝，可能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创伤。其实他并不十分关心政治，而政治却每每找他的麻烦。即使后来他成为江州教育界的名人，也常常与时势不够合拍。

    我一直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做事向来认真，为了写好入团申请书，他先闪烁其词地向母亲了解家庭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母亲想到的是孩子大了，想了解一些家庭情况也属正常，也没有问为什么，只是陆续应付了些许——她想到建国在政治上也许已经有了自己的追求，但母亲对丈夫个人的政治历史则三缄其口，或“天凉好个秋”，或“笑指梅花蕊”，或“我归三山”——这些宋词的引用，是建国多读了些宋词以后慢慢琢磨出来的，并不是他当时就有的联想。

    建国跟母亲打听不清楚，又不愿，不敢直接问父亲，就等到寒假向大哥怀祺咨询。那是他读初二那年的寒假。

    大哥长得又高又瘦，原先还是白白净净的，可能是苏北的风水，让他的皮肤变黑变糙，如果不是上衣口袋上插着两支钢笔，如果不是一身学生装还算干净，那就找不出在校大学生的丁点体面了。

    建国以后回忆起大哥的形象时，首先就想到鲁迅笔下穿长衫的孔乙己了，读大学时已经是孔乙己，在劳教农场和从教之初比孔乙己还不如了。

    文怀祺高考分数远远超出当时中国科大现代物理专业分数线，学校政审时，发现疑点，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不是共青团员？继而严格政审，继而……怀祺的第一志愿落空，转向第二志愿。

    第二志愿学校说，我们也是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的，他中科大不收，难道我们就可以收么？我们也不能收！

    于是文怀祺一下子掉到服从档次，进入了苏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师范学院收下文怀祺，以为是捡了一个宝贝，可不久他们就发现，这是捡了一个大漏子回来了。

    文怀祺是以高考总分全校第一名，物理分数绝对优势的身份进入大学的，本应得到学院的重点栽培，可是他只专不红，现在已经大二了，还没有入团呢。

    文建国抱有入团的想法向大哥咨询，算是找错对象了。

    有一个问题，文建国一直想不通，当时想不通，后来也没有想通。

    有相当长的时间，有好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可以读师范，似乎也只能读师范。既然人民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么高尚伟大的职业为什么不让那些具有红色基因的子弟秉承呢？让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当老师，不会影响培养下一代么？

    当然这并不影响文建国本人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自己是真的热爱教师职业么？文建国有时也在问自己。每当反躬自问的时候，他首先就心虚了，未必是真心热爱，只能是说根据实际情况，根据政治上（首先是政治）的，智商上的，阅历上的诸多因素的考量，他实事求是地作出了令自己基本满意的职业选择。

    见了大哥，建国和盘托出，开宗明义，直奔主题。

    可大哥没有回答他的提问，而是用他的平淡甚至是冷淡，面对激情勃发的建国兄弟，简要地讲述了自己报考高校的经历，最后才说，对于入团的问题，你自己考虑，自己决定选择。他认为建国还小，没有必要多知道什么，仅仅谈点自己的事，供建国参考。至于其他，以后再说。

    最后，建国问他是不是共青团团员，大哥怀祺则明确回答说，不是。目前还没有想过。已经是大二了，还没有想过？而且他回答的态度，唉，怎么形容呢？就是已经到了开饭时间，别人问，吃了没有？他平淡地回答说，没有吃呢，肚了还没饿呢。建国简直不可理喻。

    怀祺没有忍心告诉建国，自己曾经写过《入团申请书》，可是当他知道父亲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事情以后，就撕毁了申请书，从此自觉止步在团组织大门之外，并且逐步习惯了远离政治，习惯了在“只专不红”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大哥的谈吐波澜不惊，语速不急不缓，声调不高不低。建国的咨询好像是面向一位老先生问路，老先生呢，有点耳背，有点眼花，反应有点迟缓，且知之甚少。大哥的表情告诉建国，我就知道这么些，该告诉你的，已经告诉你了，你如果不满意，那就另请高明，该问谁问谁去吧。

    建国感觉浑身不自在了，大哥太让人失望了。他努力地回忆当年送他十岁生日礼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小说，那个曾经给他紧紧拥抱的大哥。可那个大哥的形象已经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了。

    建国兴致勃勃，一厢情愿，却触碰上大哥的心灵创伤。而大哥的冷漠——是的，建国用“冷漠”一词来形容眼前的大哥——不啻给建国浇了一盆冷水。

    大哥无法告诉他——也不愿告诉他，自己在学校已经被确立为白专道路的头号典型，正在接受组织的批判和审查，要深刻反省如实交待，寒假期间要形成文字材料，开学后即上交系党总支。他不希望自己政治上的不幸，影响兄弟的政治热情，可自己是无论如何提不起精气神来的，也不愿意让年轻的建国承受有关政治的影响。

    在放寒假的前一天，文怀祺随手记下了系团总支书记受命转达的五个问题——按他的智商，他无须动笔：为什么你的专业课成绩，门门第一，而“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以及“形势与任务”等课程却勉强混得个及格？为什么对参加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有时甚至不参加？为什么不能与同学打成一片，总是喜欢独来独往？为什么你独自一人时，喜欢哼唱苏修歌曲？为什么在你的日记簿里还保存着苏联女人的相片？

    对这五个问题，文怀祺可以随时随地给予答复，但他对第五个问题中的“女人”两个字眼很感冒，他认为措词不准确，或者说有污蔑的嫌疑。人家明明是姑娘家，姑娘与女人在措词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女人，从生理学上讲，具有XX染色体的人就是女人，在生理、心理上具有区别于男人的特征。从动物学上讲，女人即为雌性的人类，是泛指。姑娘在今天则是指未婚少女，是女性中的一个特定的群体。把人家“苏联姑娘”说成“苏联女人”，是对人的不尊重，起码是尊重不够。英语里女人是woman，姑娘是Girl；俄语用“женщина”表示女人、用“девушка”表示姑娘。在我的文字答复中非常有必要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他在潜意识里，觉得这里是可以戏弄戏弄别人的。

    文怀祺想到这儿似乎已经给了系党总支一个圆满的答复，舒心地笑了。即使他们将姑娘说成女人没有恶意，他也要给他们纠正一下，你们都是高校老师，是党的工作者，要学会措辞准确，不能让谬种在你们身上流传。他甚至想像着系党总支书记看到他的书面汇报材料以后，如何地恼羞成怒，如何地把团总支书记叫来，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文怀祺在寒假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呢，他不是窝在自己的书桌上，就是跑跑图书馆，反正家务事与他无关，比在学校强多了，不要洗碗，不要洗衣服。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他才动笔，完成了给系党总支的汇报《我的反思与剖析》。

    他写东西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他在反省材料中就五个问题逐一进行了反思和剖析，并在汇报的最后，就“女人”与“姑娘”一词应该如何正确使用，直抒己见。

    后来有朋友说他真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喜欢钻牛角尖。难怪有人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可他却得意非凡，说，非也，非也。我这是故意地避重就轻，跟领导玩玩的。说这话的时候，政治上已经解冻，他已经沐浴上了满面春风，自己也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了。

    汇报材料交上去以后，文怀祺依旧我行我素。每每在夜深人静，当他带着一天的疲劳躺上床之后，他总要奢侈地拿出数分钟的时间，回忆一下苏联姑娘照片上的倩影。他已经悄悄地但也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叫喀秋莎的苏联姑娘，虽然在1962年他已经被迫终止了与她的通信。当然，对外，对任何人他都是不能承认的。有姑娘通信，有异国的姑娘通信，有我们曾经向往的国度的美丽姑娘通信，那绝对是令所有男性青年梦寐以求的。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毛主席一开头就对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后来这一段语录曾经长期地鼓舞着全中国的青少年学生，每每朗读背诵，无不充满着激情和希望。还有人将“她”改编成流行歌曲。文怀祺是既能背诵，又能歌唱，但他早已没有了雅兴。

    当年，正在江中读初三的文怀祺根据学校的分配，满怀好奇，打开了苏联姑娘喀秋莎的第一封来信。

    “喀秋莎”与在二战之中立下不朽功勋的火炮同名，与那首诞生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而后又在中国像在苏联一样脍炙人口、广泛传唱的歌曲《喀秋莎》同名。

    正如文怀祺所期望的那样，信封里滑出一张苏联姑娘的小照，彩色照片上的喀秋莎，让文怀祺立马“目定魂摄，不能遽语”，谓之惊艳。他下意识地看看周围，没有他人。

    喀秋莎的来信不长，主要是个人和家庭情况简介，同时表达了希望用通信的方式，加强交流，促进苏中两国人民友谊云云。文怀祺根据学校的要求很快用俄文回了信。文怀祺们不知道的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蜜月期已经到了梦醒时分，也许那正是暴风骤雨前夕的宁静。

    文怀祺的确喜欢苏联歌曲，因为喀秋莎的出现，他对苏联歌曲开始如醉如痴。

    “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喀秋莎》旋律朴实、流畅，节奏明快、简捷，更在于《喀秋莎》寄托着文怀祺对一位美丽的苏联姑娘的思念。

    文怀祺其实更喜欢《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迹，没有脚步也听不到歌声，在那一片荒芜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在那一片宽阔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情歌的委婉、缠绵，优美之中，含有些许柔情，情深之外还有一丝缱绻，那是他的最爱。

    当然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是挺让他喜欢的，“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幽静的晚上。”“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默默看着我不作声。我想对你讲，但又难为情，多少话儿留在心上。”歌词优美而含蓄，旋律动听而抒情，让人对纯洁的爱情产生美好的期待和向往，令人回味无穷。虽然它产生于冷战期间，但它仍以其特有的魅力在全世界流行。        

    可是时间不长，喜欢唱苏联歌曲已经变得大逆不道，再喜欢上苏联的爱情歌曲和苏联姑娘，则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但自己私下里哼唱，怎么就给别人听去了？爱情本身就是个人的私密事儿，爱情的文学作品则是人类的共同心声，自己独自一人哼唱何罪之有？

    文怀祺实在想不通，在中苏友好，中苏之蜜月大氛围里，和苏联学生通信都是在国家的倡导下，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怎么突然之间就改变了？他还完全沉浸在与喀秋莎的暗恋，或者说，仅仅是单相思的氛围里，真的不能立马转弯。

    他虽然知道，最近一年里（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同时“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但他天真地认为民间交流，民间友好理应超脱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之争。

    至于“白专”道路，他首先考虑，何为“白专”，何又为“又红又专”？道路是国家指定的（上什么大学），怎么走（读什么教材），也是国家指定的。我是在国家的大学里读的国家指定的教材，请问，我何罪之有？他衷心希望系党总支能够明确指出一条又红又专的道路，好让自己早日“迷途知返”。

    文怀祺以自己的思维逻辑方式，总体上否定了自己，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审查，愿意作出深刻的反省，愿意接受老师同学们的批判，愿意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但在具体问题上，则又一一强调了个人看法，态度诚恳而又坦然地以《我的反思与剖析》向组织交了心。

    文怀祺钻研业务的精神，全校找不出第二个。从校长到校工，男生、女生都认识这个“怪人”。他埋头看书，低头走路，不管是看书，还是走路，嘴里还都振振有辞。

    中科大下放来的一位高姓教授似乎与他气味相投，带着他通宵达旦做实验，查资料，甚至还争吵得面红耳赤，可文怀祺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高教授对他钟爱有加。

    专业课的其他老师一般对他不作要求，文怀祺可以不听课，可以不交作业。唯有高教授的课，他是一堂不落。高教授的任何声音，他总能在第一时间里敏感地作出快速反应。

    高教授不久回到了科大，他写信给文怀祺要他提前报考自己的研究生，但邮件泥牛入海。若干年以后，文怀祺在江州教育界崭露头角，高教授居然到江州找到文怀祺，问他是否还愿意到科大继续深造。

    文怀祺一声长叹，来了一句越剧唱腔“来迟了”，婉言作罢。

    文怀祺的《我的反思与剖析》交给组织以后，他被告打入另册，他的一言一行均有同学向组织报告，在等待毕业分配的农场军训时，他被定为，为头号走资派涂脂抹粉，攻击文革的伟大旗手的反革命分子。然后就被流放到只有一水之隔的劳教农场劳动改造。劳教农场和他们军训的农场其实同属一个总场场部。

    农场地处鲁苏皖三省交界处的苏南省一方。劳教农场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进出全靠一条小划子。文怀祺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孤岛的土地。

    原来在农场军训，半天军训，半天农业劳动。文怀祺嫌苦，读了十六年的书，没有用武之地，牢骚满腹。如今却天天向往着河对面的半军事化劳动生活。一水之隔，却是冰火两重天。他想着如何才能超过“楚河”，进入“汉界”？虽然自己不会游水，但即使是死，也是要向生而死，死得其所。他每天的空暇时间就在水边打转。思考着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好不死，哪怕四处流浪，浪迹天涯。

    到了岛上的第十天，文怀祺所在分队的现役军官王姓教导找他谈心。王教导比文怀祺大五岁，表示同情文怀祺遭遇。但又是很严肃地告诫文怀祺，少想糊涂心思，不要做蠢事！文怀祺木痴木痴地望着王教导，好似自己的阴谋诡计被他一语道破天机。

    王教导递给他一支香烟，是“大丰收”牌的。文怀祺记得清清楚楚，第一口很呛。他是第一次抽烟。

    王教导哈哈大笑，好像是在看他的笑话。王教导又把自己喝的搪瓷茶缸递给他，让他喝茶，过过嘴。文怀祺喝了，茶很浓很苦。文怀祺再抽第二口烟，神了奇了，烟的味道很香，沁入肺腑；再喝一口茶，那茶也很香。他随即又产生了抽烟的欲望。两口烟两口茶，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再喝茶，再抽烟，文怀祺感觉这烟和茶都是好东西，抽烟喝茶让人的精神愉悦，本来应该在看管人员面前毕恭毕敬的，突然就放松了神经，两人似乎在拉家常了。

    王教导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这让文怀祺找到了家的感觉。打从他记事的时候开始，家，只是一个可供吃饭住宿和提供零钱的地方，读大学以后，家对他是免费的度假村。

    王教导抽烟抽得很厉害，基本不中断，后一支烟接上前一支烟的屁股，等他抽完第三支烟的时候，他就再撂一支给文怀祺。文怀祺后来回想王教导抽烟的状况，曾经想到他肯定也有难言之隐，只不过是在自己看管的对象面前不好泄露而已。而自己也是糊涂，只顾诉说自己的冤屈，全然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文怀祺就这样学会了抽烟，第一次抽烟竟然在一个小时之内抽了四支，从而为培养自己的烟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悄悄打消了脱离实际的“向生”方案。

    若干年以后，人们的生活开始讲究文明，讲究身体的保养。有人劝文怀祺少抽烟，最好戒烟。

    文怀祺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与其说抽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不如说抽烟是一种难以抹平的记忆，甚至是一种对王教导深切的思念。他曾经想过，等到不忙了，要想办法找到王教导才好。一定要买两条世界上最好的香烟，孝敬孝敬王教导。

    自从王教导找了文怀祺谈心以后，文怀祺心里平静了许多，也养成了想心事的时候，必须摸出一支香烟先点上的习惯，随着他的吞云吐雾，慢慢地也就风轻云淡了。有时他会主动去找王教导汇报思想，由王教导陪着抽几支烟，其实也无须什么汇报，有什么想不通的，看到了王教导，有王教导陪同抽几支烟，思想上自然也就通了。

    等到了国庆22周年一个月以后的一天，王教导主动找他去，很神秘地跟他说，“再坚持一下”。文怀祺不知其意，想问，可王教导却不理睬他了。文怀祺联系上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最高指示，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他咀嚼、推敲、分析，估计王教导“再坚持一下”是应该有好事将近了。他再去问王教导，希望有个明确的说法。可王教导仍然没有理睬他，只是一个劲地笑着陪他抽烟喝茶。最后王教导被他缠得无法脱身了，就摆出一副管教人员的架势熊他，“有你这么跟管教人员说话的么！？”文怀祺只有怏怏而回，可内心却总有一股激情在“蠢蠢欲动”。

    王教导则在他的背后放声大笑，随即转身离开。

    没有几天，文怀祺突然被宣布劳教结束，并恢复师范大学毕业生的分配资格。

    文怀祺在与王教导分别时，发现他的烟瘾已经不如自己了。

    他俩互相交换的礼物竟然都是两条“大丰收”香烟，两人彼此莞尔一笑，握手道别。那是1971年的冬天。

    也许是受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吧，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兵。看到小学同学王国庆参军，且为“小兵”，我羡慕得真的难以形容。有忌妒，有怨恨。可我真的没有忌妒和怨恨的对象，忌妒谁，怨恨谁呢？谁也不忌妒，谁也不怨恨。也许就和葛延生首批入团一样。各人有各人走的路。用网络时代的话来自我调侃自我安慰，那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初二的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文建国听说丙班的小学同学王国庆应征入伍了。王国庆15周岁，无线电通讯兵。在那个年代，能够当兵，已经是无上荣光，当小兵，则是凤毛麟角了。

    王国庆，文建国小学同班同学中的“二将”，家庭出身无产阶级，时髦一点的说法是“普罗列塔利亚（无产者）”。正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的子弟，所以他当兵有了可能，文建国还听说他有一个表叔在部队是个什么“长”，那是何等了得！这就为他当小兵铺平了道路。

    王国庆入伍时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与文建国打招呼。但文建国却有好长一段时间记挂着王国庆，说文建国记挂王国庆这个人，未免有点虚伪，其实文建国是通过王国庆当兵，而且还是小兵这件事，记挂着的是为什么他能当兵，而我为什么不能？

    读小学时，敏成小学凡是学生中的荣誉一切都归文建国。这上了初中，一切情况都变了，先是有葛延生入团，有史静进入文工团，如今有王国庆参军，硬是让文建国无端地生出许多烦恼。

    王国庆穿上军装，一走就是三年，66年年底回江州探亲，已经读高二的文建国陪同他在北固山散步。用上“散步”一词，说明他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的嘴唇上也的确滋生出些许胡髭。

    读小学的时候，上北固山是“打游击”，半山腰有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碉堡，文建国和他的同学们，一手是树枝（枪支），一手是泥巴块（手榴弹），在碉堡内外打得起劲。今天一个是文质彬彬的重点高中的学生，一个是英姿勃发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以一种小学同学以来从未有过的交集形式，从未有过的谈话内容，相互交流着对青春对人生对社会尚且稚嫩的看法。

    反正是停课闹革命，文建国有的是时间，但王国庆说，只有三个小时，然后还要怎么怎么。

    冬日里的阳光暖洋洋的，北固山，山不大，山不高，与其说是爬山，不如说是散步。文建国为有这样一个当兵的小学同学而自豪，与王国庆一道散步，无疑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仿佛那“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倒是自己了。

    王国庆已经三年没有和家乡人好好说过话了，今天是他主动约会，约会的对象又是自己一贯尊重的老邻居老班长，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参军报名，军校培训，苦练收发报技术，到下放连队，真正成为一名野战军的战士等等，一一道来，绘声绘色，把个文建国说得心里痒痒的，却又落得一个只能望洋兴叹的份儿。

    文建国尤其注意了解王国庆参军的行情内幕，好像自己可以步其后尘似的，但这是不可能的——他有自知之明，但他就是希望多知道一点。文建国的言谈，下意识地流露出自卑感，同时也为没有参加江中的红卫兵团而叹惜。其时“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舆论正在成为家庭出身问题上的主论调，可人们谁都知道，话是应该这么说的，但怎么做却是另一码子事了。

    若干年以后，建国发现了一条规律，大凡在强调某一事体之必要性重要性的时候，往往正是它在现实生活中被忽视之时。他还无法预料，等他以后读江州师专的时候，是民兵，却不能成为“基干民兵”，班上有十几个基干民兵呢。他这个副班长是很没有脸面的，好的是，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只要今后不想从政，基干民兵，入党什么的与做一名好教师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过他也自觉地将自己划归为，只是学习上的副班长，或者是分管生活的班副，在争取学习成绩优秀的同时，能够有机会为同学服务也就行了。不像有些同学在入学之初就准备好了今后从政的大方向，所以必须时时处处事事抢占先机。否则的话，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作为现役军人的王国庆以老同学，以老兄弟的身份，给足了老班长的脸面和尊重，但他婉转地表达出的仍然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那层表面上的含义。

    文建国内心感谢王国庆的关心，起码是目前没有第二个同学能够与他说上安慰的言语，但他并不需要善解人意的说教。文建国这时需要的是沉默，他就沉默了。

    文建国这人在同龄人中始终是比别人成熟得早一步，显得稳重，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稳重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缺乏魄力，说话做事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即使“三进”，也还是原来的刘姥姥；亦像小家碧玉嫁入侯门豪宅，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家闺秀的范儿。

    当然文建国的态度是姑且听之，他也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者事实依据来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不是。不是说这一理论的不是，而是说，这一理论再怎么强调，它的前提总是“有成份论”在先，“不唯成份论”在后。后面的那句话，全看人家怎么理解，怎么落实了。比如在入团问题上，在参军问题上，我文建国怎么可能与葛延生，与王国庆相提并论呢。事实摆在那儿，“有成份论”是应该的，“不唯成份论”是不可能的。或者也有典型，“不唯成份论”是可能的，但文建国不是典型。

    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文革的形势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文建国和王国庆俨然都很感兴趣。似乎在平淡无味的和平年代，终于迎来了一个伟大的可以施展拳脚的历史机遇。

    王国庆鼓励文建国积极参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勇做“弄潮儿”。

    他还介绍说，部队可能要介入地方文革，“支左”。文建国想到，“弄潮儿”不是我想“弄潮”就可以“弄潮”的，你可能参加“支左”，那你已经是左派了？我却做不了左派的，右派我也不愿意。他浅浅地一笑，又没有了继续话题的兴趣了。

    北固山上有南朝梁武帝萧衍题书的“天下第一江山”石匾已被破损。萧衍擅长文学，曾任雍州刺史，乘齐国内乱，发兵夺取了皇位，建立了梁朝，在位时间四十八年，享年八十六岁，他本人在位的时间和寿命不可不谓不长，但最后因部下反叛，竟然是饿死在皇宫。如今“天下第一江山”石匾如同它主子的命运一样令人倍感凄凉。想想也是，一位能够书写“天下第一江山”的当朝皇帝竟然是落得一个“饿死”的下场，可见那块石匾要它又有何用？文建国想到这儿，全都释然。

    王国庆说部队目前相对平静，于是文建国有机会讲述他到北京串联的趣闻逸事，最后则以不能参加正宗的红卫兵组织的报怨而结束。

    王国庆能够读懂他的老班长，通过自己当兵的事情，他已经懂得家庭出身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但他是既得利益者，说“是”，说“否”，对老班长都不妥，只能报以理解的微笑。他把自己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的消息隐瞒下了，他不愿意刺激自己尊重的老班长。

    王国庆归队后，文建国有好长一段时间听不到他的音信。

    后来文建国下放，听说王国庆退伍回江州，进了工厂，成为工人阶级一员，并且开上了大卡车。那大卡车开得威武雄壮，像坦克。不久，大车换小车。为领导开车，重要性猛然提升。再后来听说他找了人，混到机关开车去了。到机关开车，那身价又高人一等，穿着上也体面多了，皮鞋擦得贼亮，抽的烟自然上了档次，跟人家局长科长抽的是一个品牌。

    关于王国庆后来的故事，文建国是断断续续听别人说的。王国庆偶尔见到文建国只是寒暄，各人有各人的事情要忙，对他在部队的情况是闭口不谈。文建国不便打听别人的隐私，但是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他也曾经旁敲侧击地，就事论事地核实了一些故事的细节，故事的主题，还是一般青年男女都可能经历的恋爱婚姻问题。

    他猜摩王国庆自己不愿讲的原因可能有五种情况：一是发生在部队的事情，如今回到地方，言语不当，可能“自毁长城”；二是一个人的初恋美好而神圣，广而告之则有亵渎之嫌；三是往事如烟，过去了的事情，尤其是令人伤感，让人尴尬的事情，最好还是不提为妙；四是王国庆本人可能有把柄被部队抓住了，谁愿意暴露自己的短处呢，人之常情嘛；五是如今夫妻恩爱，老话重提，容易引发老婆的醋意怎么办？

    有人说，王国庆现在的妻子很像部队的那位小护士；有人说，王国庆抽烟很凶，就是那时养成的。文建国听了，倒是很愿意相信这是真的。那王国庆的故事就属于上述归纳的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在纯真的年代，纯真的环境，一对少男少女产生过纯真的爱情，最终劳燕分飞——伯劳和燕子碰到一起只是偶然，最终“东飞伯劳西飞燕”，那是必然。文建国力图以文学的形式，还原出故事的本来面貌。

    ——那年夏天，王国庆因病住部队医院（生什么病不重要，关键是他住院住了三个月）。那时的王国庆已经二十一岁，党龄已有三年，军龄跨入第七个年头，班长当了三年，刚刚结束了师部教导大队的集训，拟任排级干部正准备上岗，他病倒入院了。

    医院坐落在皖南山区里，依山傍水，山清水秀，一条蜿蜒的公路让它与外界相连。王国庆在部队七年，可算得上是兵油子（此处无贬义）一个，他人长得帅气，又是候任干部，这在十八、九岁的小护士圈子里是颇具杀伤力的。负责他病床的小陶护士对他既热情，又温柔，一日三次送药打针嘘寒问暖，给王国庆单调枯燥无味的病员生活带来不少乐趣。

    一个月下来，双方混熟了，王国庆跟她以玩带笑地说，要向护士长提名，给她表扬，给她嘉奖。

    小陶指指病房墙壁上宣传画问他，“那是什么？”

    “那是雷锋画像。”

    “还有什么？”

    “还有雷锋日记。”

    “雷锋的日记上写的什么？”

    “写的，嗯……”王国庆不知道她要表达什么意思，打了一个顿，用江州普通话高声朗读起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

    “好！停！懂——了——吗？”小陶学着他的腔调，说着笑着就跑走了。

    从这一天开始，他俩的关系似乎近了一层。王国庆也是闲得无聊，在基层连队，整天和尚堆里跌打滚爬，过的就是那种见了老母猪眼睛就会发亮的生活。现在每天早、中、晚三次可以说话的人也只有小陶护士，何况小陶护士有个漂亮的小酒窝，笑起来煞是有趣可人。于是他把要说的话磨碎了讲，讲了自己的，再问小陶的。小陶嗯啊哈的，像挤牙膏。挤一挤，就出来点。不过这正是王国庆喜欢的女生类型，如果她真是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的，王国庆倒要考虑考虑，对方是否值得他去追求了。

    那年代，年轻人在一起是谈人生谈理想谈前途谈读书谈英雄，谈情说爱那是水到渠成以后的事。王国庆和陶护士自然也免不了这个俗套。一来二去，两人的话自然就多起来了。

    王国庆了解到小陶（已经称之为小陶，不知何时省略掉护士二字）竟然也是苏南人，从地理位子上讲，她的家与江州是隔壁隔，喝的都是长江水。王国庆感觉两人的感情又拉近了许多。他甚至天真地以为，是老天安排自己住院的，是老天安排小陶与他认识的。

    两人的见面，从原来在病房在规定的时间，由医护关系的见面，不知不觉之中就增加到上午再一次，下午再一次。不是王国庆突然在走廊上碰到小陶，就是小陶偶然在花园里遇到王国庆。他俩有时只是相视一笑，或者一个眼神，那美好的感觉则让两人情愫渐生，春心荡漾。少男钟情，少女怀春了。王国庆与小陶护士，双双进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美妙季节。一天之中如果没有五次见面，王国庆晚上的睡觉是不踏实的。如果有遇到小陶护士值夜班，王国庆就有事没事到值班室磨蹭，可是时间又不敢长，部队的纪律严着呢。

    王国庆是真的看中了小陶，想想马上提干，再能与小陶恋爱，可谓革命生产两不误。他满心欢喜，想想穿着四个袋子的干部服，又抱得美人归。不，不能这么俗气地说，应该说是携手回江州！呵呵，做梦也要笑醒的。于是他就想着要赶紧跟小陶表白了，“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王国庆不知道有杜秋娘写过的《金缕衣》诗，他只晓得，这么好的姑娘，自己不主动更当何时？如果等到名花有主不就悔之莫及了？出院以后，提了干，好名正言顺地往来。带着小陶回江州，哦，已经又是四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家可谓“衣锦还乡”——那个两千年前的鲁夫项羽虽然是以失败告终的，但说两句话还是挺有道道的——两个袋子变成了四个袋子，当兵初级阶段的追求莫过于此吧！

    小陶护士中专护校毕业，被部队选调，是医院里的五朵金花之一。小陶也知道王国庆是个“兵油子”，马上提干，是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才俊，用如今的说法就是潜力股。她对王国庆的感觉一天胜似一天，有时她喊王国庆，会无意之中省略掉“王”字，自己发觉不对，立马脸就红了。

    王国庆呢，心领神会，心里乐滋滋的，嘴上不说什么，但行动上也就亲热了许多。这一来二去的，就是心照不宣而已了。

    但让小陶护士放不开手脚的是，医院政治部马主任的眼睛似乎天天盯着她。马主任掌握着她们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特别是一些刚入门的小护士小医生，她的话于小陶们一言九鼎。虽然同为女人，但她讲起大道理来滔滔不绝，熊起女孩子来无情无义，因为有时候她对院长对政委还有点嘎吱嘎碍的，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跟她啰嗦。当着马主任的面，个个都是毕恭毕敬垂眉顺眼的。背后却称呼她的绰号“马老太”“马主义”。那次不知是谁，说是为简化起见，干脆称之为“马子”吧。“马子”一出，引发哄堂大笑，随即一个个又捂住了嘴巴，四下里张望。幸好无人打小报告，否则的话，哼哼！

    就在王国庆入院的当天，马主任笑逐颜开地找来陶护士，在座的有一位郑副连长，是送一位叫王国庆的战士来入院的。马主任介绍说郑副连长是自己的表弟，很快就是正连了。马主任让他们相互认识了一下，作个自我介绍。

    陶护士发现郑副连长死盯着自己看，吓得她头也不敢抬。郑副连长走后，马主任又将他作了详细介绍，要陶护士与他保持联系，加强往来。最后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希望陶护士好自为之。

    后来小陶与郑副连长接触过两次，可没有丝毫感觉。她还听说郑副连长已经内定为连长人选，但他老家在农村，年龄偏大，长相也不招人待见。小陶碍于马主任的权威，既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不尴不尬地拖挂着。

    王国庆看看自己明天即将出院，真就猴急起来。他决定在今天晚上跟小陶挑明关系——打个擦边球，打个时间差，反正提干已是三个指头捏田螺了。他与小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医院小西湖西南角松树林里不见不散。

    小西湖是医院外围的一条河流，水面不很宽，但水很深。常听说有附近农家的孩子在河里玩耍而溺水身亡的。当地老百姓说这条河原先没有名字，当时驻军医院的一位领导可能是浙江杭州人，思念家乡心切，随口一句，就叫小西湖吧。小西湖就叫开了。

    对于马主任的谈话，小陶感到了痛苦，感到了压力。自从她意识到自己与国庆都有那么点男女之间的感觉，是两厢情愿以后，再见到王国庆的时候，她的大脑常常短路，欲言又止，欲笑又笑不出。王国庆以为这是女孩子的矜持，女孩子腼腆时甚是可爱，他对小陶就越发喜欢了。

    小陶也想，反正国庆的提干已经是板子上钉钉子的事了，国庆明天就要出院了，再不挑明，还不知道下次见面是哪一天呢。小陶决定今天晚上把心中的想法向王国庆坦露，也要了解王国庆本人的真实想法。不，还是先说说郑副连长的事，就说马主任催得紧，让国庆帮着拿主意，不就一箭双雕了吗。

    秋高气爽，清风徐来，上弦的蛾眉新月挂在夕阳刚刚西坠的上空。

    王国庆和小陶护士一前一后来到了松树林子里。

    两人见面，这是第一次正式约会，可明天就要分别。这一分别，以后再见面，两人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个有情，一个有意。本来是有好多话要说的，可真的到了决定终身大事的关键时刻，却是一个痴笑，一个傻笑，时空仿佛凝固了。

    小陶护士一见到国庆，梨涡浅现，嘴角上早已有了七分颜色，可是她那不争气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她想到了马主任的交待，把原先准备好了的说辞都忘记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欲语泪先流”。王国庆不知哪儿得罪了小陶护士，手足无措，毕竟两人还没有过肌肤之亲，连手都还没有拉过呢。

    小陶护士哭着哭着，突然停了下来，她发现国庆还在那儿发呆，她想肯定是自己吓着他了，又扑哧一声，破涕而笑。

    王国庆问清楚了原委，也许小陶已经和盘托出，也许小陶已经表示非你国庆不嫁，也许王国庆知道了情敌竟然就是自己的现任副连长，反而更激发出他的征服欲，是要征服郑副连长，而不是征服小陶。

    就像玩武术，对手越是貌似强大，越能激发起自己的征服欲。

    你郑副除了职务比我高，还有什么比我强？你不能用官位来压人是吧？而职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还叫优势吗！他认为自己比郑副连长要强上若干倍呢。

    还有那位马主任，什么鸟主任，还政治部呢？我看也就是鸟部吧，就会拉郎配。也不问小陶同志是否愿意，强扭的瓜不甜，即使他郑副连长样样都比我强，也得看人家小陶愿意不愿意，何况他姓郑的，家是农村的，长相嘛，我可不敢恭维。一支鲜花怎么可能会插在牛粪上呢？

    两人说话间，天色已经渐渐暗淡了下来。

    王国庆的恋爱风波触犯了“天条”，提干泡汤，打道回府。小陶护士“溺水身亡”的责任到底在谁？也许永远无从理会了。我为王国庆同学惋惜。如果王国庆能在部队混个将军回来，我们小学同学，我们敏成小学，我们仓巷不也可以跟着光鲜了吗？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月牙悄悄地躲进了云朵里，远处病房的灯光星星点点的，小西湖的河水静静地流淌，大地格外的寂静。

    王国庆主动拉上小陶的双手，显然是越来越近了。这是王国庆第一次拉女孩子的手，那感觉好极了，就想拥入怀中。

    突然一声怒吼，伴随着一道强烈的手电光线直射而来：“王国庆，你在干什么？”

    这一声令人颤抖的吼叫，吓得小陶护士非同小可，立马花容失色，浑身颤抖，双腿打软，几乎瘫倒在地。

    王国庆乘势一手托起，从而造成了王国庆搂抱小陶护士的既成事实。

    来人正是郑副连长，他正在到处寻找小陶护士的踪迹。

    刚才他听别的护士说，小陶可能是尾随着王国庆出的病区，他已经火冒三丈，不曾想到，果然如此。他，他王国庆——自己的兵，居然还抱着我的对象——小陶护士？真是狗胆包天，色胆包天，没有王法了！郑副连长气势汹汹迎上前去。手电的光线仍然定位在王国庆的脸上。

    王国庆心想，我不就是与小陶同志在散步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他扶稳了小陶，心想，我怎么啦？你能把我怎样？

    郑副连长知道王国庆的身手，但你王国庆欺人太甚，竟敢动我的女人？好歹我是你的领导，不给点颜色瞧瞧，岂不太窝囊了不是？我还是不是你的领导了？你还讲不讲组织纪律了？三个问号，像烧起了三把火，他将手电筒对准王国庆硬生生地砸了过去，像投掷了一枚手榴弹，既准又狠。

    王国庆抱着小陶护士一个避让，那势头似乎更加亲热了一些。

    郑副连长看了更是火上浇油，你TMD王国庆居然抱着陶护士还不放手？于是他健步如飞，奔向王国庆，使尽浑身解数，一个饿虎扑食。

    王国庆知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已经摆开了架势，能够在小陶面前比试比试，我正求之不得呢，只怕你不敢动手。显然他错误地估计了郑副连长，郑副连长此刻不动手，还叫郑副连长吗？哪个英雄不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何况美人就在眼前，要丢人现眼，也不要当着美人的面不是？

    郑副连长显然也低估了王国庆，你一个小兵瘌子，见了顶头上司非但不敬礼，还抱着我的女人，你想怎么样？真的想翻天了！

    王国庆岿然不动，直到郑副连长的身躯即将泰山压顶的一刹那间，才向左后方微微倾侧了一下身腰，顺带勾起右腿，然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了。就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王国庆好像什么动作也没有做，若无其事，他站在那儿，还抱着小陶护士呢。

    小陶护士伏在他的胸前，把他搂得紧紧的，头埋得深深的。她不知道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郑副连长已经趴在地上了，他扑了一个空，扎扎实实的一个整掼，一个狗吃屎。如果不是平时训练有素，估计他的下颌要错位了。

    小陶护士听到“扑通”一声，掉头一看，不免倒吸一口凉气，她战战兢兢，像筛筛子似的抖个不停。

    小陶护士双手捂住两眼，眼泪又落了下来。她转过身来，从手指缝子里偷偷地看到郑副连长一双直勾勾的大眼睛，正被地上的手电筒光线辐射出的余光映衬出满满怨恨。他歪着脑袋，盯着王国庆。他的模样惨兮兮的，有点可怜，但那双眼睛却很可怕。

    王国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平时就看不惯他的霸道作派，但理智已经提醒自己，提干正在关键时期，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其一；其二是目前不宜公开恋爱，这郑副连长一嚷嚷就全泡汤啦；第三，那是自己一贯秉持的宗旨，武术乃“止戈的技术”，以消停战事为真本领，不可辱没了武术家门。如果他郑副连长不服气，那可以，我奉陪。

    郑副连长趴在地上，一时动弹不了。王国庆却拉着小陶的手扬长而去。如果不是天气已经转凉了，他很想拉着小陶跳进小西湖，好好地痛痛快快地洗一把澡。虽然小陶不会水，但有他王国庆在，还怕什么！

    呵呵，郑副连长也是旱鸭子，刚才没有把他引诱到水边再玩他，让他先在水里讨饶，然后再捞他上岸，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郑副连长那个恨啊，恨自己，没能制服王国庆；恨小陶护士，你个黄毛丫头竟敢暗渡陈仓；更恨王国庆，你个小兵瘌子，欺侮到老子头上来了。此仇不报非君子！有好枣子让你吃呢！

    郑副连长今天到医院来接王国庆回连队，是他主动向王连长要求的，他已经知道师部任命王国庆为师通讯连二排排长的通知。一来正好可以第一个非正式地告之王国庆，通报喜讯是他的强项。王国庆应该高兴得和自己拥抱了，在回去的路上，可以喝顿小酒什么的未尝不可；二来看看小陶护士，三个月来，进展不快。上次来的时候，马主任已经批评他了。说他哪像个基层军官的样子，没有一点气魄，这么磨磨蹭蹭的，要你打仗怎么办？没有一点军人的气魄。“你拿出平时在连队的一半魄力出来就够了。一是一，二是二，快刀斩乱麻。实在不行的话，也可先上车，后买票嘛！我等着喝你的喜酒呢！”

    马主任说这话的时候，向他挪挪嘴巴，眨眨眼睛。那意思是你懂的，都快三十岁的人了，不至于让我手把手地教吧？

    郑副连长乘兴而来，先拜见了马主任，三言两语打发了，急着要去找陶护士。马主任说他一副猴急的样子，没得出息，早干什么去了。

    马主任招待他的晚饭，他划了两口饭，塞下两个狮子头，就丢下了碗筷。现在倒好，他趴在地上，一时懒得起来——反正这里也没有人看见了。

    王国庆的任命通知是不能告诉他的了，能否让他提干的事黄了，不是我说得算，这事得立马向马主任汇报，她路子宽，可以直通师长、政委，总不能让王国庆这小子一下子得逞；陶护士那里，只要她与王国庆不是真的，我可以原谅，但霸王硬上弓是必须的了。这女人不用鞭子也是不行的。但如果她与王国庆是真的，对不起，送给我，我也不要了。

    第二天王国庆跟着郑副连长回连队，全没有了雅兴，看看郑副连长的脸色，王国庆知道纰漏捅大了。两人一路无语。架，是不能再打了；话，也是无法再说了。

    回到连队，连长、指导员见了，似乎也没有了往日里的热情，只是让王国庆好好休息两天。王国庆有心思，也没有在意连队领导的态度。

    郑副连长轧出了苗头，心里暗自高兴，转而又担心起陶护士的态度了。

    医院那边，马主任不停地深入过细地做陶护士的政治思想工作。

    陶护士不作声，或者抹眼泪。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马主任也没了头绪，只是在电话里让郑副连长耐心等待，有空过去跑跑，女孩子嘛，多哄哄多骗骗罢。

    一个月以后，有团部领导带着红头文件到连队找王国庆谈话来了。

    王国庆第一感觉是领导应该来宣布任命通知了。住院回来，一切风平浪静，看来郑副连长还是一个识相的汉子，没有告鸟状。但想想又不对，提干这等大好事，应该早早地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才是。指导员一般尚能守口如瓶，那王连长不早就要要酒喝了？连部的通讯员“塔斯社”发布消息，一般也不会少于三遍。

    王国庆蒙着一头雾水进入连部办公室，没有见到王连长，没有见到通讯员，只有指导员陪同一位首长正襟危坐。

    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全然不知，团部首长讲的什么，指导员说的什么，他是怎么走出连部办公室的，他有什么表态，他的大脑里一派空白。

    当天晚餐时间过后，王连长在食堂准备了八枚“手榴弹（二两五钱一瓶的‘口子窖’）”，一桌子下酒菜，单独请王国庆赴宴。

    王国庆这才像刚刚睡醒似的揉揉眼睛，一刻比一刻清醒了。

    王连长和王国庆一人一颗手榴弹，二话不说，就咬开了“引信”，对着瓶口，一口气干完。

    平时王连长对王国庆不薄，一口一个小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王国庆和其他战士一样，对王连长毕恭毕敬，因为在通讯技术上任何人的马虎都无法逃脱王连长的“法眼”，他熊起人来，是不认亲娘老子的。战士们对待指导员则可以玩点小神经小调皮，指导员人好，脾气也好，有读书人气质，有长者风度。

    一瓶酒下肚，王连长才开口，一开口先骂娘。

    他骂郑副连长他娘骂得最多，骂得最毒。骂过郑副连长，再骂领导，哪个领导，不清楚。骂过领导，王连长又把王国庆又爱又恨地臭骂了一通，一人又是一颗手榴弹。王连长这才一字一顿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王连长说一段，两人干一盅；王国庆偶尔问一句，再来一盅；你敬我一盅，我回敬你一盅，又是一人一颗手榴弹送进了肠胃，每人三小瓶下肚了。

    王连长讲的大意是，今天来的是团政治处主任，宣布王国庆违反了军人条例——普通士兵在部队与女兵谈恋爱，还搂抱女护士。收回任命通知，被劝退伍。说到这里，他还开玩笑，你王国庆也是色胆包天呢，小鸡子作痒了，憋得难受了怎么的？不愧是我们王家的人，有长进啊！

    王国庆哭笑不得，大气不出，吱也不敢吱一声。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王连长曾经据理力争，说是从理论上讲，王国庆已经具有了在部队恋爱的条件。怎奈小嘴说不过大嘴，师长发火了，就算他可以恋爱了，但目无长官，以后部队打仗，谁听谁的？嗯？岂不翻天了！这是手上没有枪，在战场上，一不投机就“擦枪走火”，那还了得！走人！走人！至于郑副连长的事，以后再说！也是一个没出息的东西！

    王连长说，提干的文件在他出院两天前已经下发，在他出院的当天收回。他俩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自然是连长说的多，王国庆说的少。最后王连长还充分肯定了王国庆为部队作过的贡献。又说，我作为你的主官，没有照顾好你，回地方以后好好干云云。真的假的，虚的实的，该说的不该说的，王连长说得够意思的了，但他还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隐瞒下来了。他也喝醉了，究竟说与不说，他也拿不定主张。他怪指导员狡猾，关键时刻躲着不见面了。

    王国庆先是欲哭无泪，后来是号啕痛哭（倚酒三分醉，借着酒劲发酒疯）。王连长先是劝他心里不痛快，想哭就哭出来；后来又劝他，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俩不知不觉地把最后两瓶酒也干完了。两人均酩酊大醉。连队文书和卫生员两个，陪着他们在食堂睡了一宿，也没有少被折腾。

    第二天，王国庆打点行装，不想带走的物品留在床上，给王连长留有一个便条。王连长派通讯员送来一条“大前门”。第三天，他怀揣部队介绍信，只身离开连队。他没有向任何人道别，现在他只想见一个人，那就是小陶。

    小陶是位好姑娘，我如今已经不配追求她了。他在去医院的路上为小陶精心挑选了一件大红的羊毛背心，给她留个纪念吧，衷心祝福她今后的生活幸福美满，同时也是为一场还未正式开始，即已经夭折的恋爱，作一个了断，画上一个非常不情愿的，令人遗憾的句号。

    等他赶到医院，发现原先认识的医生和护士老远看到了他，都绕道而行。更奇怪的是，他刚刚走到住院部大楼，院长就在两个保卫干部和两个小护士的陪同下赶来，亲自接待了他。他还远远看到了那个马主任的身影，可没有照面，就没有了踪影。

    王国庆显然惊诧万分，经他再三追问，院长才不得不如实相告，小陶护士已经溺水身亡。

    王国庆出院以后，郑副连长隔三岔五地跑来医院，每次来，都要约小陶护士到小西湖西南角松树林里。松树林子里可能确实是谈恋爱的好地方，也许是郑副连长在那里跌倒的，就希望在那里爬起来。

    大约是在半个月以后吧，有天晚上陶护士没有回宿舍，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小西湖里飘着陶护士的尸体。陶护士不会游泳。据军区法院的结论是溺水身亡。

    “那么，小陶护士是怎么掉在水里的，当时有没有人在场？”王国庆提出质疑。

    “关于陶护士的死亡，军区法院有完整的卷宗。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议论。”院长显然只好打起官腔，但他觉得对自己的同志也不能太过于冷冰冰的，于是又补充说，“对于陶护士的死亡，我们全院的医生护士都很悲痛，还自发给她家捐款。陶护士的护理水平和表现一贯很好，原来护理部已经准备提拔她担任值班长了。小王同志，请节哀。”院长说完，目视了一圈在场的其他四个同志就先走了，他告诉王国庆，有会。失陪。

    王国庆要到松树林子里走走，两个小护士表示愿意陪同，那两位保卫干部远远地跟着。这两个护士，王国庆都熟悉，他正想多了解一些情况。以下是两个小护士说的情况，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猜测估计的。

    那天，陶护士一夜没有回宿舍的那天，有人看到郑副连长又来了；也有人说，看到郑副连长当天下午就回去了。

    王国庆出院以后，陶护士的情绪就不好，特别是郑副连长来的时候，她的情绪显得很烦躁，那一段日子里，她的脾气也不正常。马主任找她谈过几次话，每次谈话回来，她的双眼都是通红的。

    陶护士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他们把陶护士的骨灰带回去安葬了，好像也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

    王国庆站在小西湖边上，看着平静的河水，恨不能也跳下去，追寻小陶而去。松树林还是原来的松树林，可却是死一样的寂静，那树杆，那树枝，那针叶，那松果，也像死一样的僵直。王国庆面对小西湖跪下，磕头三下，然后掏出手帕，包起一抷泥土放进挎包。他向两位小护士敬礼，转身走了，这一走，他就再也没有回头。

    王国庆离开部队没有先回江州，而是直接找到了小陶的家，买了足够多的营养品去探望小陶的父母。

    小陶的父母见是部队来人，也是相当的客气，可听听王国庆的自我介绍，以及王国庆想了解的一些情况，又充满了戒心。他们想起部队首长的交待，想到部队首长的关心，又想到自己女儿的来信中也全然没有提到过这么一个王国庆，就对他冷淡下来。他们强调，女儿的不幸，部队已有结论，且享受军人在职死亡的待遇。感谢部队，感谢首长，感谢战友！

    王国庆心想，我可不是一般的战友啊，我差点就可以成为你们的女婿了。可两位老人家一付绝情的样子，让他无可奈何。他们甚至不想收下王国庆带来的礼品，如果不是王国庆急得哭出声来，几乎要下跪的话。但他们对王国庆提出上坟的要求，还是婉言谢绝了，说是不想在伤口上撒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也好自为之吧。可怜的孩子！

    第二天上午，王国庆通过殡仪馆，自己找到了小陶的墓地。因为是部队出面帮助办理的丧事，墓地搞得还算气派。小陶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的小照阳光秀气，尤其是她那经典的小酒窝让人看得心痛。

    王国庆拿出从医院松树林带回的一抷泥土缓缓地洒向坟墓四周的冬青树。

    他还特地带来一瓶烈性烧酒，看看坟墓，先脱下外衣挥舞着，三下两下地掸干净了坟墓上的灰尘，再用手帕沾上烈酒在小陶的小照上仔仔细细地擦拭，擦着擦着，他的眼泪就噗嗦嗦地往下掉了。

    他喝一口酒，给小陶擦拭一遍小照；再喝一口，再擦拭一遍。等他认为已经是洁净无瑕了，他才紧紧地搂住墓碑，将脸庞紧紧地贴上小陶的小照，让眼泪尽情地流淌。

    那天晚上，他正准备拥抱小陶，小陶身上的味道真的很好闻，是茉莉花香和柑橘果香的味道，那是她平时喜欢的蜂花牌檀香皂的味道，越是靠近，王国庆就越有一种想拥抱她的冲动，可是……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他感到浑身酸痛，才就地坐下。

    他拿出那件大红羊毛背心，这是他花了三个月的津贴为小陶买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礼品。小陶的皮肤白嫩，穿上大红的羊毛背心可能更衬托出她艳若桃花似的妖艳。

    他点燃一支“大前门”，再在大红羊毛背心上倒了一口酒，点燃。火焰里，小陶的脸色红润，两个小酒窝时隐时现。他伸手想去摸摸她的小酒窝，手被烫了，缩了回来。

    他又点燃一根烟，开始喝酒。

    那天晚上小陶一定是遇到了郑副连长强行的非礼……

    不！郑副连长要强行非礼小陶，小陶坚决不从。

    郑副连长说，你真的不同意，你就跳河给我看看。

    小陶说，跳就跳……

    他不敢往下想，反正小陶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小西湖，是肯定的。

    郑副连长当然也想拉，但他没有拉住。郑副连长没有勇气跳进去（他不会水），亲眼看着陶护士越来越远，最后挣扎了几下，终于下沉，没有了踪迹。

    郑副连长惊惶失措，悄悄地溜进马主任的房间，语无伦次地这般那般说了一通。马主任见事已如此，打发郑副连长赶紧回连队，翻越围墙出医院，千万千万不要走正门。不要让人看到，就说下午回去的。

    大红羊毛背心只剩下了一堆灰烬，小陶没了。王国庆继续喝酒。

    小陶没了，自己也已经成为一个草民，甚至是一个贱民。那个倒霉的档案里还真他妈的不知道怎么写的？王国庆恨得咬牙切齿，可又无可奈何。

    那天他在小陶的坟墓边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大前门”一支接着一支烧掉，酒已经所剩无几。以前他抽烟只是逢场作戏，陪着战友和连队干部玩玩的，以后则成为一种习惯。

    一瓶烧酒干干净净，滴酒不剩。王国庆居然抱着墓碑睡了一觉。

    墓碑上的小陶还是在望着他微笑，他也傻乎乎地望着小陶笑。

    等他回到江州，他病恹恹的样子让他父母大吃一惊。

    他告诉父母，身体不好，病退。不回部队了。他在家里躺了三天。三天以后恢复了元气。报到上班。

    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我曾经生活在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雷锋同志是和平年代英雄人物的典型代表。同时代的欧阳海，却被一本《欧阳海之歌》的长篇小说，折腾得人们莫衷一是。

    政治上的进步，曾经是我长期孜孜以求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曾经是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雷锋同志曾经自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可以说，出自雷锋同志朴素的阶级感情。1963年3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现在有人把这两段话放在了一起，令人不得不进行逻辑推理，似乎前者是后者的必然。这可真是人嘴两块皮，怎说怎有理。

    文建国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当时就是自觉地响应领袖的号召，自觉地模仿英雄人物，自觉地追求心目中的理想境界。一如当今众多的追星族，这个粉那个粉的粉丝，甚至于“铁丝”、“钢丝”。文建国不后悔当初的作为，作为副班长，他与班长葛延生一起组织了学雷锋小组，在全校率先打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旗号。办专题黑板报，到车站码头服务，有的放矢地在全班开展了学习雷锋同志螺丝钉精神的活动，用雷锋同志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对照检查自己的学习态度，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正是那场轰轰烈烈地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规划了文建国今后的人生道路。

    一架机器上的螺丝钉，默默无闻，但又不可或缺。如果说整个社会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的话，人就是其中的某一个部件，螺丝钉是最小的组成部分。也许有人不屑，但其实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当然螺丝钉生锈了，损坏了，也可以丢弃，换一颗螺丝钉，机器照旧运转。所以人也只是一颗螺丝钉，有你就用你，没有你还有其他螺丝钉替代，如此而已。不存在少了哪一颗螺丝钉，机器就无法运转了。

    文建国在日记本上，摘录了不少雷锋日记，以鼓励自己，要求自己。他没有想到自己应该成为雷锋第二，只是觉得雷锋同志能够自觉地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可圈可点。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他是记得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讲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现在又有了雷锋同志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仍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虽然有一些非议和质疑，甚至还有类似美国西点军校的雷锋等不着边际的传闻，但作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雷锋的名字恐怕是不容轻易被忽视的了。

    文建国到了高一第二学期，终于参加了共青团吸收他为共青团员的支部大会。那是1966年的五四青年节，虽然迟了，但毕竟来了。后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一味地追求共产主义，追求党的组织，追求所谓的政治进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在是否申请入党的问题上，他没有像申请入团时表现得那么积极，那么迫切，虽然内心很是纠结的，但他从来不放在嘴上。这是说明他更加成熟了，还是说明他缺乏激情了？都是，也都不是。

    因为曾经三次向团组织提出申请报告，令他有点难堪。他意识到有同学对他的嘲笑。呵呵，精神可嘉啊！一面再，再而三，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就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野心家！如果没有葛延生的及时鼓励，他会不会打退堂鼓，那是很难说的。

    文建国的中学期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正是文建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典范，虽然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但也正是这样一些英雄人物激励着热血青年，推动着历史的前进。

    电影《怒潮》（1963年）的插曲《送别》，优美动听，流传极广。“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在影片中，农友们含泪相送他们的领路人，渔鼓老人唱了这首凄楚、悲壮的《送别》。歌曲以《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为范本进行再创作而成，四段歌词都是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中常见的，其曲调感情深沉细致，旋律宛转流畅容易上口，是文建国和他的同学们非常喜欢吟唱的。那样的历史背景，那样的革命情怀，那样的革命同志之间的兄弟友谊，让文建国他们那一代人世界观的形成，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文革中，这首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歌曲被批判，说是为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歌功颂德，从而被禁。谁要是哼唱了这首歌，就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险，起码也得遭批判，写检查。

    文建国不以为然，仍然喜欢唱，但从来没有敢在有第二人在场的情况下唱过。他显然是不愿意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的。

    历史后来开了一个大玩笑，改革开放以后，民间举办丧事的时候，《送别》成为主打哀乐，“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其曲调之哀，其歌词之悲，倒也实实在在反映出生死离别的悲壮，似乎也回归了曲调的本色。

    文建国啼笑皆非，难以点评是非。有时熟悉的曲调远远地传了过来，他刚刚有了一点共鸣的欲望，又被似悲似喜的唢呐锣鼓声提醒，人家是在办丧事呢。于是只有作罢。

    而被称之为经典之作，世纪之作的李叔同的同名歌曲《送别》，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李叔同的《送别》，沿婉约一派，清新淡雅，歌词造句长短参差，句式充满变化，统一于《送别》的歌吟中，可谓珠联璧合，画意诗情，相得益彰，和谐优美。

    文建国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完全被其歌词和曲调所陶醉。歌词具有古典诗词的风韵，情真意挚，凄美柔婉。那种痴情，那种哀怨，那种眷恋，真的扣人心弦。这首《送别》后来也成为文建国的最爱。可它始终没有红起来，因为它本身不是红歌。

    长篇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则在文建国的心目中树立起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岸形象。歌剧《江姐》中的江姐形象伴随着主题歌《红梅赞》，已经影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自然也影响了文建国。革命前辈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著追求，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成为“红岩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

    1966年2月8日，那是寒假以后开学的第二天，文建国一边吃早饭，一边收听广播。

    中央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播送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犹如在中国的上空，又爆裂了一颗原子弹。那充满深情，充满磁性的浑厚男中音给了文建国深深的震撼，这是精神层面的，但它的威力是无法用物质的原子弹来衡量的。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通讯稿的最后一句：“焦裕禄……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让文建国也和许许多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与播音员齐越一样流下了难以自已的泪水。据说齐越在录制这篇稿件时，稿子还没念到一半，就已泣不成声了。

    当天下午文建国又到学校阅览室找到了头一天的《人民日报》，通读了头版头条上刊发的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

    焦裕禄，又一个英雄的丰碑。这是一个平凡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无论是为了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抑或对兰考人民的真挚情意，都说明了他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大写的人。如果说物质上的原子弹，尚有可能为新式武器所超越，所替代的话，那人类精神层面的原子弹可能是永存。像焦裕禄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的精神层面已经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极致。

    文建国连夜向班级团支部写下了自己的第三次入团申请。他忘记了前两次《入团申请书》泥牛入海，决心以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实际行动自觉地向团组织靠拢。同时他还主动汇报了前两次递交《入团申请》前后的情况。

    文建国的一生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受到过地震、水灾，或者是战争等天灾人祸的伤害，即使是在政治生活中曾经被蒙上了所谓的“灰色”外衣，但毕竟没有达到“黑色”的地步。他在回味自己的政治生活时，对自己不红不黑的境地，对自己没有遭遇大起大落的经历，是既欣慰，也遗憾。因为人生的舞台上没有彩排，没有预演，当然也就没有“假如”“可能”。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中年以后的文建国常用这句很哲理的话，自我安慰；青年时代的文建国更喜欢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来告诫自己，坚持自我，走自己的路。同样是名人之名言，前者具有一种禅意，一种超脱的旷达；后者则更有一种自我约束，一种自我激励的精神力量。

    与雷锋同志同时代同样具有榜样作用的，还有同为解放军战士、班长的欧阳海同志。不知道是否是毛泽东同志没有介入欧阳海事迹的推介和宣传，欧阳海始终没有得以与雷锋同志相提并论。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发行3000万册的《欧阳海之歌》，因其浓厚的文学色彩，从另一个侧面给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以同样的激情和热血。

    可历史真的会开玩笑，据说，作者金敬迈后来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当然他这是比喻，可他的这种比喻也太轻率了。你睡了，你醒了，可是你却糊弄了几亿人。你一个梦呓洋洋洒洒30万余字，被现代文学权威称之为“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凯歌，是文艺界树立起来的一面大红旗。”却是睡了一觉而已，这个玩笑开大了。

    他对自己的书，只打15分，因为他被政治家们“大大的利用了”。他以为自己还是三岁的孩子呢。可文建国们正是通过《欧阳海之歌》，而认识你金敬迈；你金敬迈也正是有了《欧阳海之歌》，而有了后来的一切——幸福与痛苦，荣耀与耻辱。简单地用“睡着”与否的生理现象，来掩饰作者个人思想灵魂深处可能存在的丑陋，甚至卑鄙。这让曾经为《欧阳海之歌》而激动，而欢呼，而歌唱的人们情何以堪？让已经长眠地下的欧阳海烈士情何以堪？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可英雄常常被一介文人所利用。虽然这一介文人身后可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可是这一切，当时有谁知道呢。六七十年代有个金敬迈，其他年代都还有谁？文建国不寒而栗，当然他善良地希望，能够留下的文字，优劣可以忽视，起码应该是真实的，起码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真实的。善良的人是经不起折腾的。

    文建国每每看到类似报道的时候，就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不对，几乎没有人吃过苍蝇（除非吃苍蝇的人本人不知道），感觉从何而来？准确地形容，应该是苍蝇闪烁着漂亮的翅膀，趴在一碗饭的饭尖上，快乐地蠕动着，而后来文建国们把这碗饭吃下去了。吃饭的人，也包括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碗饭已经有苍蝇爬过。

    文建国真的想去手刃了作者——如果是真的——像《水浒》里众多好汉那样，手起刀落，方才一解心头之恨。

    有写文章的人说“我们欠缺的是看历史时的真诚”。

    文建国则想到了“历史”给了我多少真诚？如果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假的，我们的真诚是否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幸？同理，如果用虚伪对待虚伪，则倒可以减少不幸。

    如果再有“《欧阳海之歌》”文学作品问世，作为文建国可能是会掂量掂量了，而“文青”们自然还会为之热血沸腾的，谁知道“后《欧阳海之歌》”是真的，还是假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这样的名句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后来人”总是如雨后春笋，而文建国们则也就会为自己已经不再“文青”，看到“后《欧阳海之歌》”之后，而悄悄地“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了。

    文建国从小就崇拜英雄，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崇拜。上了初中，结识了来自英雄家庭的廖进军和葛延生，他和他们自然维系着超越同学友谊的关系，这让文建国这一生增色良多，他也为自己有这么两位来自英雄家庭的男女同学而庆幸。

    文建国认为自己是平民区域里小康人家的出身，与廖进军和葛延生的“大院子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表面上看，文建国对他们似乎只有仰视的份儿，其实何止是文建国，而是所有“大院子女”以外的人都在仰视。只是文建国另有自己的真实想法，大家都是人，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不愿意把自己低贱到尘埃里去，大凡愿意将“小小的我”“低到尘埃里去”的人——张爱玲至纯至真至美的爱情除外——其内心可能还有着暂时不可或不必告人的目的。“低到尘埃里去”，只是一种姿态。

    出身是无法选择的。

    那时的文建国还不知道为什么，更不知道早在约200年前，就有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几乎就是在文建国有所考虑人的平等问题的同时，1963年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组织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自由进军”运动，在其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中喊出了著名的平等口号：人人生而平等。而就是这位以和平方式谋求平等的人却遇刺身亡。

    真的要平等吗？那是要付出血的和生命的代价的。

    打开百度百科，“大院子女”指的是一本长篇小说，或是一部电影，或是一部电视剧。至于“大院子女”本身究竟作何种解释，没有。

    文建国好生奇怪，这么一个流行词，竟然，度娘竟然视而不见，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的定义。是疏忽，是为难，还是刻意回避？看来对度娘也不能全信，或者这仅仅是度娘需要留给人们的历史？

    其实这一名词的产生，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其含义也是地球（中国）人都知道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说的大概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大院子女”是否等同于一个新的社会里的豪门贵族？或者说是八旗子弟？是，又不是。因为那些都是贬义的标签。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不喜欢如此一说，但喜欢与不喜欢，只能是一种心理动态，是，与不是，才是人们需要认真甄别的。后来“红二代”一词的兴起，是比较形象，且能够真实反映“大院子女”的历史定位和实际现状的。“红二代”因其历史渊源，也将注定要在当代中国留有不可抹灭的烙印。

    文建国的这一生很有趣，他概括自己的人生，是想“红”，而没有“红”，常常是孤苦伶仃地徘徊在红色的边缘。可是他交结的，关系又很铁的，一男一女两位既是初中，又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却是正经八百的“红二代”。文建国读初中与廖进军和葛延生同班，纯属偶然；高中又是同班，这就是廖进军，或者是葛延生的能量所至了。

    文建国参加团支部大会的前后，团支书又是介绍人之一的葛延生找他谈过两次话。

    第一次是了解他的入团动机，帮助他端正入团态度；第二次是表示祝贺，鼓励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第一次谈话的时候，文建国望着葛延生，他政治上的引路人，很想笑。虽然是例行公事，但葛延生表现出少有的严肃态度，让他不得不也跟着严肃。还是葛延生自己发现苗头不对，才主动恢复了老同学关系的亲密氛围。第二次谈话的时候，因为文建国已是自己组织的同志了，葛延生同志就将为什么到今天才同意文建国入团的原因说给他听。其实，葛延生不说，文建国也早就理解得一个大概。当然，他感谢葛延生同志的信任。

    文建国知道，入团意味着什么。大哥怀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却没有能够进入理想的大学，除了家庭出身以外，他政治上没有主动追求，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怀祺可能也追求过的，只是当大哥的不愿意把这等糗事告诉自己的兄弟。

    正好葛延生这时候说了一句鼓励他的话，好好努力，我们一起考上理想的大学。她还主动告诉文建国，已经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报告》，争取成为江中组织发展的历史上第一个女生党员。她眉宇之间的优越、自豪和兴奋是显而易见的。

    文建国突然又发现，原来我与葛延生同志之间始终是有差距的。我这才刚刚可以骑上自行车了，她却又要换上摩托车了。

    当然他的内心世界没有在葛延生面前暴露，只是原先十分喜悦的心情，又恢复了常态。

    文建国到底有没有骑上自行车？他自己说得不算。因为还没有等到学校团委的批复出台，学校党支部的工作已经停摆，团委工作自然无人问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建国是否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成为历史的悬案。文建国孜孜以求的团籍就像一朵美丽的云彩，在天上飘啊，飘的。等到可能会厘清历史的误会的时候，他已经大大超过了退团的年龄。客观上，他不好意思再去往事重提；主观上，他早就没有了兴趣。

    葛延生也没有成为“第一”的机遇了。文建国比喻的摩托车，葛延生也没有骑上。只有廖进军洒脱，在红旗中学，在江中，入团、入党都与他无关。按他的话说，如果有人要送一个给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游泳。“革命”二字，人们习惯挂在嘴边，这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了。革命的本义指变革天命，那是要掉脑袋的。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革命”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口号。一旦人的言行与“革命”二字挂钩，就有了一往无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而其所作所为也就天经地义了。在我生活的青年时代，“革命”可以囊括一切。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记得，从读初三那年夏天开始，他与廖进军的交往中又多了一个游泳项目，而且目标很明确，从夏天开始，为冬泳做准备，“为革命而冬泳”！

    那时候，廖进军有一段时间时常冒出一句口头禅，那句话说的是“野蛮其体魄”。文建国听了很新鲜，问是谁说的。廖进军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建国问：“真的，假的？”廖进军哈哈大笑，“拿毛主席的话来招谣撞骗，你敢吗？我可不敢！”文建国将信将疑，想想也是，他大院子弟，内部消息多着呢。

    没错！几年以后，文建国就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了原文，那是毛主席早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中说的话。原话是“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作者名为“二十八画生”，即“毛澤東”繁体字的笔划）。

    文建国会意地一笑，这个狡猾的廖进军，并列的两句话，他只采用对他有用的后一句，“文明其精神”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过，说不定，前一句他根本不知道，或者忘了。赶明儿问问他，出出他洋相。

    后来有机会他问廖进军，那“野蛮其体魄”前一句是什么，进军果真不知道，甚至连自己转述过的毛主席“野蛮其体魄”这句话，他也忘了。“我说过吗？”他反问文建国，我怎么不知道。他憨态可掬，反过来追问文建国，前一句是什么。

    廖进军和文建国每天午饭后一同去游泳池游泳，然后一道到校上课，星期天则到江边或金山人工湖。刚开始时，总有不少同学大呼隆地跟着，他们像不固定的跟班，反正每天一批，今天是甲、乙、丙、丁；第二天呢，戊、己换掉了丙、丁；第三天又是甲、乙被换成了丙、丁，再后来呢，有庚、辛参加，丙、丁也来了。反正跟着好玩，一个是男生班长，一个是兄弟们的老大。随着天气渐渐变冷，这游泳的队伍也是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廖进军提出游夹江，游到浮玉山去，浮玉山那边有桃子，其实按照季节，那时的桃子已经下市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一起起哄，对，游过去。只听说过“下山摘桃子”，没听说，有过江摘桃子的。我们也要创造历史。

    大家来到长江南岸水边，眺望长江里的浮玉山，虽然只是夹江，但江水照样是混浊不堪，奔腾不息。那水是一样的水，那流也是一样的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吱声了。先前瞎起哄，此刻要动真格的，一个个像皮球被划了口子，鼓不起来了。

    文建国劝廖进军，算了吧，没有救生圈，连一根绳子也没有。下次来，做足准备。大家顿时又有了精神，异口同声地附和文班长的意见。

    有人说，班长就是班长，考虑问题周全。

    廖进军对文建国的话不是没有掂量，可一听那帮小子们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他倒恼火了。噢，就是文班长考虑问题周全，那就是怪我事先没有考虑好了？当然他没有说出口，他不能怪文建国，文建国也是好心。要怪只怪你们一帮TMD胆小鬼。他赌气说：“你们不下，我一人下！帮我看着衣服！”

    廖进军换上泳裤，果真要下。文建国拉了他一把，“等我一下。”文建国也换上泳裤，拽了他一把，朝上游走去。廖进军感激地看了一眼文建国，心想那些个王八蛋，蠢货！平时吆五喝六的，关键时刻一个个都蔫了！

    两人向西走了约百十公尺才走进江水，他们努力保持直线向前，他们瞄准的直线，是距对岸桃园入口处西边百十公尺的一座凉亭。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文建国在刚刚入水的时候，想到过毛主席的《水调歌头·游泳》——那时候做事，只要能够和毛主席挂上钩的，必然要想到毛主席，但毕竟这是第一次游长江，虽然是夹江，但它与主航道是相通的，又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万一把持不住，就冲到黄浦江冲进大海喂鱼吧。他想看看廖进军是什么反应，风大浪急，只见有脑袋在不远一起一伏。文建国事后想想也害怕。万一真的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是没有人施救的。不停地有船只通过，但没有人欣赏他们的英雄壮举。

    其实廖进军也一直在留心文建国，如果文建国不陪他下水，让他一个人横渡“长江”，还是有点胆怯的。但大话说过了，就得兑现，哪像那几泡怂。不要看文建国平时孔夫子的鸡巴文绉绉的，他是真人不露相呢，有胆有识。够种！廖进军从此对文建国更敬重三分。

    他不快不慢，始终与文建国保持等距离，他认为自己的水性肯定比文建国好。在这泛黄浑浊的江水里，只看到两个人头，一会儿沉入水里，一会儿浮出水面，偶尔瞧一瞧对方，其实什么也看不清楚，但仍然露出会心的一笑。

    以后再有谁人瞧不起球场上的文建国的时候，进军就开始损人了，“是的，有时候文班长是不行，但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有胆量陪我游长江的。那一次，你，你，还有你，TMD，到哪去了？”被他指的人，被他说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从此不敢对文建国有丝毫不恭。想想也是，平时我们好像都比文班长胆量大，可怎么关键的时候就怂了呢？

    两人游的是直线，努力地逆水向上，等他们爬上对岸，却就是所谓的桃园入口处，与江对过的同学，正好形成一条直线。对岸的同学们正向他们招手欢呼。

    岸边就是桃园，桃园里成熟的桃子显然已经被摘光了，偶尔见到一、二个微微泛红的，也是酸得发涩。廖进军和文建国相视一笑，也无兴趣。正好有浮玉山桃园的管理人员赶来，礼貌地将他们请回江水。

    以后他们再去游泳，就很少有同学跟随了。廖进军说，这就是大浪淘沙。文建国也很得意，原来一个个都是洋枪腊头呢。

    天气渐渐转凉，再去游泳，已经有了冬泳的味道。令文建国和廖进军都没有想到的是，葛延生主动要求加入他们的冬泳圈子。

    葛延生在一个下午放学后，叫住他俩，看看身边无人，先是一个大捧缸，把两个大男生结结棍棍地责怪了一通。文建国和廖进军莫名其妙，等她无名火发完了，才一唱一和地调侃起来。自从上了初三，葛延生与文建国，与廖进军的关系已经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密切，像铁哥儿似，摆脱了小男生小女生的尴尬局面，别的同学早已不再拿他们说事了。

    “乖乖隆的咚，葛大小姐，我的姑奶奶，您什么事，倒是说个明白吧？”廖进军一开始跟她玩起了神经，也就为下面的对话定下了基调。

    文建国说：“我的班长同志，您有什么指示尽管下发，我们坚决执行！”

    “哼，你们自己不晓得？”葛延生故作生气状。

    文建国说：“还请您明示！”

    “不要老是‘您’啊，‘您’的。瘆不瘆人啊，你？你？”她毫不留情，指了一下文建国，再指一下廖进军。

    “呵呵！”“哈哈！”廖进军、文建国笑得很开心。能够引发葛延生班长生气，并且肆无岂惮地爆发，他们真的很开心。虽然他们还不知道她究竟为什么发火。

    “呵呵，哈哈。”葛延生先学着他们两声，然后自己也无声地扑哧扑哧地笑了。

    “天气预报：雷阵雨转阴，到多云。”廖进军一口京腔。

    葛延生拍拍手正色说道：“言归正传。请廖进军同学严肃点！”这话音还没有结束，自己倒又先笑歪了。

    “你们游泳，还要冬泳，也不打个招呼。真不够意思！”葛延生似笑还嗔。

    原来如此。文建国大概讲了个情况，廖进军则爱理不理的，一副不屑的派头。他的意思是，你又不冬泳，烦那么大的神干嘛？太平洋的警察？

    “我可不管。反正从明天起，我要参加！”她抬起右手与文建国击掌，再转向廖进军。廖进军也抬起右手，朝她打过去，准备给她狠狠一击，哪知葛延生的手猛然放下，让进军扑了空。她与文建国笑笑，看也不看廖进军一眼，丢下他俩就走了。

    廖进军当面冲盹，背后发狠，故作咬牙切齿状：“这个死丫头，我们不理睬她！”

    文建国望他笑笑，廖进军又呵呵哼了两声说：“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午饭后，葛延生早他俩到了游泳池。

    一进游泳池大门，迎面照壁墙上，画着一幅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游泳的照片，照壁墙的背面，红色的硕大的隶体字“为革命游泳”，给人以震撼。泳池周边的围墙上也是大红标语：“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击水三千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建国和廖进军换好泳裤从换衣室出来，看到葛延生站在泳池旁边，以为她也只是说说而已，两人相视一笑。

    文建国想给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说：“今年天气已经转凉了，要想冬泳，明年夏天早点下水习惯习惯。”

    “为什么？我不怕冷！你们不懂，女生的脂肪比男生厚实。”葛延生指指廖进军，“你看，你看，鸡皮疙瘩已经出来了。”

    廖进军是有鸡皮疙瘩了，心想，我没有惹你，你倒好，先笑话起我来了。他不阴不阳地说：“那你赶紧去换衣服，不要站在这儿说风凉话。”他的本意是给葛延生以刺激，他以为她只是说得玩玩的。

    “我就在这儿换了。”她一边说，一边动手解衣服。

    文建国说：“这里不能换，那边有换衣室。”

    葛延生并不睬他，继续脱衣。

    “哎，哎，请注意形象，请注意文明！已经是大姑娘家了呢。”廖进军说。

    葛延生翻他一个白眼，已经开始脱内衣了。

    “我说你怎能这样呢？这是公共场所呐！我的姑奶奶！”廖进军果真急了，他好像对葛延生具有一种天然的护花使命，大声喊起来了。

    其实文建国已经发现了端倪，他在一旁暗自发笑。

    “不要大声喧哗。这里是公共场所。”葛延生将右手的食指靠在嘴唇上，十分平静地说着，又十分麻利地继续脱着衣服，很快就露出了一身泳装。

    原来她早就准备好了，不过就是想诚心捉弄捉弄两个男生一把。你们也太小看人了不是？她像是在变戏法，左手摸出泳帽，右手牵出泳镜，全副武装地站上了泳池边上的跳台。

    文建国和廖进军哑然一笑，随后又情不自禁地多看了葛延生两眼，他们的眼睛又很快地离开了葛延生的身体，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么“裸体”的葛延生，而且几乎是零距离。他俩下意识地敛起了刚刚绽放出的笑容。

    葛延生却朝他俩摇摇手，“嗨！嗨！”了两声——那意思说，男生是不待这么看女生的，就不再理睬他们，转身，夸张地做了一个漂亮的跳水动作，沉入水中。

    葛延生的锁骨尤其显眼，胸脯上蠕动着惹人注目的起伏，皮肤光滑细腻。她貌似清瘦，细看丰腴。她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身体，和跳水的姿势，让廖进军和文建国目瞪口呆，说不清楚是因为她的跳水，还是她的身体。

    葛延生一口气潜泳二十米，才浮出水面。

    她事先泳装的精心准备，她的跳水动作，她的潜泳本领，让廖进军，让文建国不得不佩服。刚才吃她的苍蝇，吃得心甘情愿，服服帖帖。

    当天三个人一起上学，葛延生问：“我的游泳水平怎么样？你们带不带我玩？”

    “带带带，我想甩也甩不掉了！”廖进军仍旧是开玩笑地说。

    文建国笑笑。

    “是吗？”葛延生突然又严肃起来了说，“不过，我可不同意你们再去‘偷桃子’去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跟你们的父母怎么交待？”她想想，又怕说得不到位，于是又补充一句，“我可不愿失去两个好哥儿。”

    文建国和廖进军都是第一次感觉到来自母亲以外的女性这么温柔的关心。后来他们再也没有到长江里游泳。

    从这一天开始，葛延生与廖进军和文建国真的是每天同一时间泡在同一个泳池里，一共坚持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

    女生穿泳装，文建国和廖进军不是没有见过，但那都熟视无睹，或故作熟视无睹状，上下泳池多的是，用眼睛的余光早就扫描过了。

    学生时代，廖进军认为文建国是规矩人，从不与他谈女生。廖进军是怎么想的，文建国不知道。文建国自然也不会主动与廖进军谈女生。

    今天看到葛延生这种“半裸”的样子，还确实让他们有点儿心花怒放，心血来潮了。

    文建国似乎就是从这一瞬间触及到了对女生萌动的开关，葛延生的酮体在他大脑里曾经长期地存在，并时常拿来作为与其他女生比较的参照物。比如史静吧，她那跳舞的身材，如果穿上泳衣，绝对是具有杀伤力的。可文建国只是在私下里瞎想，从来不敢与他人议论。

    他对葛延生，用后来的——那是若干年以后都是老男人老女人的时候——玩笑话说，他始终是有贼心无贼胆。因为在他心里，他早就定位，或者说早就下意识地将葛延生和廖进军看作同一类人物，早晚是一对。自己和葛延生除了同学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关系，铁哥们的同学关系，其他什么关系也没有，想都没有想过。

    廖进军看着葛延生，眼睛发直，尤其是她的锁骨，像是无声地传递着诱人的电波，吸引着他，恨不能立马上去抱了她，抚摸亲吻甚至厮咬那让人心旌摇曳的锁骨。心里想的是，这个小妮子总有一天是我的，是我的！

    当年第一场寒流的到来，对他们这些冬泳的新手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第一天感觉不咋样，泳池的水温还没有降下来，跳进水里，甚至还有温暖的感觉，人的身体尚能适应。好像手段高明的护士给第一次打针的小把戏打针，满脸的温柔，嘴里还哼唱着什么，针尖戳下去时，似乎确实不疼。可是随着药水不断地被推进肌肉里，小把戏终于有了疼痛的感觉了，于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以示反抗。

    寒流的第二天，气温仍然在降，而水温降得更猛，冬泳的人终究叫出声来。哇，今儿真冷了！三天坚持下来，温度回升，感觉真爽，舒服，惬意！原来不过如此，你不怕它，它就不冷了。

    二三个寒流过后，进入数九严寒，气温在低位徘徊。每天在换衣室里换上泳裤（泳衣），站在淋蓬头下用自来水先适应适应，把自己淋湿，就是一场考验，然后还得鼓起勇气，走向寒风凛冽的室外，再跳进冰凉刺骨的泳池。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跳下水去！好了，跳下去了，成功了一半。“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

    文建国以为，坚持冬泳，不仅仅是锻炼身体，野蛮体魄，而在于是对人的意志品格的一种锤炼。说不好听的话，是一种折磨。这可以理解为，是葛延生说的“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那个意思了吧。

    那个冬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席卷江州，整个城市滴水成冰，平房的屋檐上挂下了二尺长的冰凌。游泳池里结冰半寸，积雪约有七八公分。那天，据史料记载是江州近二十年来气温最低的一天，部分冬泳爱好者理智地决定，回避几天，说是不要冻出病来。

    文建国、廖进军和葛延生还是不约而同准时来到泳池。

    廖进军蜷缩在军棉大衣里，棉帽，围巾配备齐全，面露难色。倒是葛延生显得格外的兴奋，她的脸庞，她的双手冻得通红。她意识到廖进军的为难，于是她说：“我先下去试试，感觉好你再下！”

    这下子廖进军受不了了，“要下一起下，如果是你后下，那还马马虎虎。”廖进军可丢不起这个面子，他拉上文建国换衣服去了。

    葛延生开心得很，一个雕虫小技，就玩转了廖进军。

    泳池里的冰冻已经被打破，有人用一根长长的竹杆将冰块拢向泳池的中间，靠泳池的边缘，腾出一条三米左右宽的泳道。平时这个时段正是冬泳最热闹的时分，今天则还没有人下水。

    廖进军和文建国出来了，葛延生也出来了。有人指指点点，他（指进军）是某某公子，她（指延生）爸爸是谁谁。文建国听到这一些议论，心里多少有点不爽，没有人说文建国是谁谁谁。这些人啊，他摇摇头，表示不屑。

    本来人家确实不知道你文建国是谁谁谁的嘛。

    这就是文建国与廖进军、葛延生的天然差别。

    围观的人群主动让开出一条甬道，像是欢送上战场的英雄，有人欢呼，有人鼓掌。

    三人站在池边，互相望望，像在相互打气。

    以前都是各下各的水，今天似乎要举行一场隆重仪式，关键的场合有时仪式感也挺重要的。

    葛延生示意文建国先下，文建国让给廖进军，廖进军再让给葛延生——这时的谦让决不是胆怯，而是一种礼让，关系到今天第一个下水的荣誉属于谁。

    围观的人却误解了，开始起哄，以为他们害怕了。

    葛延生招呼他俩一起站上来，“我喊一二三。”廖进军、文建国点头同意。葛延生掀掉裹在身上的大毛巾，还有意站在两人中间。葛延生的号令发出，建国和进军同时跃起，跳水。葛延生没有跳，于是又有人发出了哄笑，以为她肯定是害怕了。

    葛延生指指泳道，很不高兴说：“瞎起哄什么！你们也不看看这宽度，三个人可不可以并排？嗯？”她很不屑地扫瞄了一圈说，“有本事的跟本姑娘一起下！”说完，她还刻意表演了一个高难度跳水动作，窜入水中。

    围观的人先是一片沉寂，然后又自觉地鼓掌，喝彩！

    有人后悔刚才误解了这丫头片子。不认识葛延生的人纷纷打听，她是谁？什么人？等他们三人游了一个来回，陆续上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换了泳装准备下水了。

    有人向他们行注目礼，有人问他们下水的感觉如何。文建国和廖进军不知道刚才他们下水之后发生的那一出，两人同时摆出胜利者的神态一一作答，廖进军还竖起食指和中指高高地举起。

    葛延生则摆个脸，昂着头，谁也不看一眼，进入换衣室。

    冬泳爱好者的圈子里，从此多了一个“本姑娘”的美丽传说。冷艳的大院子女葛延生，每天陪着两个男生冬泳。她那句“本姑娘”一词，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成为江州冬泳圈子里的时髦用语。

    文革开始之初的“红色海洋”曾经给我强烈的刺激，只恨自己无法融入其中。其实远离文革的“红色”于我来说，也许是件幸事。后来陆续出现过若干次的“红色海洋”现象，我的感觉则不一样了。我更多的是反思，甚至是消极抵制。我们需要红色，但并非一定需要形式主义的铺张的红色。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是在适合接受红色的年龄，遇到“红色”正以“海洋”的形态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他像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面对强烈的红色，自然就有了最原始的刺激反应。

    作家韩松在《红色海洋》（科幻史诗的小说）中，带领读者走进一个虚妄的时空，从纵的历史向度探讨个人和世界的终极命运，“红色海洋”曾经在某个年代实实在在地发生展示着，并且总有人喜欢，一旦有需要，即可随时演绎出一种以红色为基调的精神或物质氛围。

    因其“历史误会、重大错误”而曾经声名鹊起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文革邮票，因其失误而意外走红，其画面就是“红色海洋”的经典写照。但它给人们的意识往往只是和政治挂钩，其误会、失误也都是政治上的。

    那红啊，是血是夕阳是火是热情，也是危险。交通信号的红灯就是代表禁止通行，消防车整个车身是红色，它执行任务时旋转闪烁着的警报同样是红色的警灯。

    “红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作为色彩而存在，重新还它本来面貌的时候，是“街上流行红裙子”。1980年代初，无论是少女还是少妇都喜欢上了红裙子。那对长期被黄色绿色白色灰色蓝色黑色笼罩着的人们的衣着，无疑是一次服装革命，更主要的是思想上的一次解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红裙子。就像贾平凹的《废都》，不是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喜欢他的框框框，但《废都》在上个世纪末的发表，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带给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虽然那些个框框框有故弄玄虚之嫌。

    文建国甚至在想，那个框框框是真的由具体的文字演变而来的（比如多少个框框，应该就有多少相应数量的文字在作者的文稿里，然后在正式发表的时候用框框代替了），还是作者凭空虚构，故意留白，玩的噱头？

    有报道说，在20世纪末，有一个叫杜保乾的县委书记居然也搞起了“红色海洋”。说起来，还颇具传奇色彩，却又何等荒唐。

    这位当代的县太爷上任伊始，下令将209国道、郑卢省道及卢氏县县乡公路两侧的居民房宅及公房全部刷成红色，连厕所、猪圈都不例外。何也？

    原来，杜保乾到卢氏县任职，从三门峡进入卢氏县的第一个乡叫着“杜关乡”。当地组织部门也真会捉弄人，姓什么的人不派，偏偏派了一个姓“杜”的去任职，搞得杜保乾心里忐忑不安。他把到卢氏县任职看成是自己的一道“关口”，便特意去算了一卦。有“大师”指点他用红色去克这个“关”字，便可逢凶化吉。“大师”的点拨，很快就成为杜保乾手上的一道圣旨，于是在那个叫卢氏县的山区里也刮起了一股“红色海洋”的风暴。

    据说杜保乾书记也是很有一些政绩的，但最终由于诸多原因还是落马了。这组织部门任用干部没有掐指算一算，也不懂风水，不懂中国文字的谐音谐意，白白葬送了一个尚有能力水平的县处级干部。

    如果说文革初期的“红色海洋”有愚忠，有激情，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甚至可以说有其历史的必然，那么以后的“红色海洋”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了。

    后来有“红歌”成为某些地区，某一时段歌唱节目唯一的主打产品的时候，这“红色海洋”则又成了引人深思的社会现象。

    红歌不是不可唱。如果没有特殊的节日背景，只是将红歌作为娱乐项目的唯一节目的时候，红歌肯定变质变味了。可是每当“红色”成为主旋律主色调的时候，不管倡导者是什么理由，也不管组织者是什么目的，因为其“红色”本身的含义，一般人还就不好反对，不能反对，反对不了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在此，谁人敢说个“不是”。

    有多少单位因为需要参加全市性的红歌竞赛，于是乎，加班费服装费车马费统统地发！半天工作，半天唱歌，统统地放行！站在舞台上，穿上红军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解放军的的服装（崭新的），一个个粉颊红唇，喜气洋洋，引吭高歌。而且领导要带头上台（一把手上台，加分多少，分管领导上台，加多少分）。有些领导个性内向，不愿意登台表演，但为了单位的名誉，个人受点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只要领导在台上亮相，真唱，假唱随意；嘴巴动动，发不发声随意。台上台下，皆大欢喜。

    后来呢，后来那个全民唱红歌的发源地出纰漏了，那就拍拍屁股，偃旗息鼓吧。仅仅是唱红歌，没有人敢说你错了。只要没上贼船，都是好同志。上了贼船的人，唱红歌也能鼓噪一时。

    2011春节，“红色海洋”又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以一种喜庆的氛围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延伸和认可。据新华社报道，2011春节，“美国纽约满眼红色年味十足”。有市民马丁·科里说“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在帝国大厦，满眼的红色让我觉得身在中国，处处感受到浓郁的节日氛围。”如此说来，红色就是中国的特色了。

    果不其然，同样是在2011年，在庆祝建党90华诞的时候，一个叫AHHF的省会城市，用4000米红绸子包树，相关媒体不知是脑子里进水了，还是刻意拍马，或者是反话正说，给领导下套子？反正是作了正面报道，赞誉有加，并且标榜上领导的创新意识。

    文建国想不通，美国的帝国大厦在半年前刚刚“红色”过了，现在我们的城市也来“红色”一次，是不是想抢风头？喜庆是喜庆，高兴是高兴，还不知道这笔费用，该由谁埋单呢。

    还听说萨达姆长子乌代的替身拉蒂夫坐的牢房被漆成红色，一个完全红色的房间，既是提醒这里是血腥的，同时因为整天满眼红色也容易让人发疯——这太可怕了。可见这红色用多了也不是个事儿。

    文革中的“红色海洋”只是指以红色为主色调，还包括非红色色调，却有着红色内涵的毛主席像，毛主席著作，以及一切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义原本没有色彩可言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总和。红旗红标语红袖章红宝书，红色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那一年暑期的8月18日，红司令毛主席红帽徽红领章红袖章红光满面和他的战友以及潜在的对手们，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伴随着红彤彤的红太阳接见百万红卫兵战士。红卫兵又都是以红五类为主体的根红苗正的具有一颗红心不断放声高歌红色歌曲的红后代，那场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红色海洋”。

    后来不知有谁将“恐怖”漂染成了红色，于是就堂而皇之地又“红色恐怖”了，恐怖似乎也就不那么恐怖了，而是有着无限魅力的革命举措。你要革命么？那你就必须选择红色，因为红色是一切革命的象征。

    文革开始时，文建国没有融入这一“红色海洋”，不是不想，而是没有资格。但仅仅是道听途说，仅仅是电台报纸的宣传，他已经感同身受了。

    有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国内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外两大霸权国家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文革及其而来的“红色海洋”也就顺理成章了。

    文建国那时是高中一年级即将升入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入团申请已经得到班级团支部大会的通过，就等学校团委通知了。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进步青年，他没有理由不为“红色海洋”激动鼓舞骄傲自豪，除非是没有血性的人，或者说是理性得近于冷酷的人，抑或背后有高人指点的人。

    文建国自诩还是一个热血青年，虽然他常常会有失落和遗憾的感觉，因为没有能够完全融入“红色海洋”，但那是稍纵即逝的。“红色”的本义和引申义都容易让他和一般青年人一样激情勃发，一切和革命相关联的，即使是非红色，那也是具有与红色享有同等待遇的颜色。

    比如，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张贴着一张毛主席他老人家慈祥微笑的画像，在画像两侧还有两联临摹的毛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最高指示——早两年，他受廖进军的教导，只知有“野蛮其体魄”，现在终于找到领袖语录的出处了。

    他的书桌上竖着一枚白色的毛主席石膏像，书桌的玻璃台板下还有黑白相间的毛主席生活照，书橱里《毛泽东选集》1-4卷整个封面封底不是红色的，但“毛泽东选集”五个字是红色的，封面上还点缀有一枚五角星也是红色的。

    那时的中国以红色为本，以红色为荣，以红色为当然。

    至于“红色资本家”一说，则显得不伦不类。文建国至今也没有搞清楚，“红色”是否可以修饰“资本家”？是否符合逻辑？后来出现的大批共产党的干部摇身一变，一夜之间即成为老板，他们是不是同样可以冠以“红色资本家”？

    文革开始以后，江州的群众组织像其他地方一样，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为“红司”，即由最早成立的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农民红色造反司令部和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三大主力联合组成，即都是以“红”字打头，可见这“红色”何等了得。另一派叫着“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由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较迟的组织，以及据说是坐次安排出现了分歧意见，从原来的造反组织里重新打出旗号，另立山头而组成的，比如，江州中学的“井冈山战斗队”。

    文建国曾经全盘接受了所谓的“正统教育”，而且，由于父亲曾经是“编外右派”，且还是国民党员，所以他的个性几乎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小绵羊”、“驯服工具”的烙印，生怕遭到“正统”“红色”的排斥。像刚刚开始的后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即使奴隶的身份解除了，可皮肤上的烙印还在，关键是心灵深处的烙印还在，所以在较长时期里，他必定还自觉是一个奴隶。

    当文革自上而下全面铺开之初，文建国也曾跃跃欲试，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可运动的现实让他成为了逍遥派，若按他小时候的个性和他比较前卫且又正统的思想，文建国根本也是一个造反派的料子。

    但和那帮根红苗正的同学比较起来，他首先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的资格，这也成全了他，没有让他在那惊天动地残酷无情的伟大革命中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文建国后来常常反思，如果一开始自己就是正宗的红卫兵战士，呵呵，做一些出格的事，应该是在所难免的。是否会做出一些突破道德底线，人性底线的事情呢？他没有把握回答“是”，抑或“否”。

    道德、人性的底线其实很脆弱，是经不住拷问的。

    江州中学红卫兵成立之初，其成员是清一色的“红五类”。

    “红五类”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女，像廖进军、葛延生等同学，像学生会的万晋明、周舟等同学。

    当然，“红五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葛延生的父亲是革命干部，后来一夜之间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红五类”的身份似乎也被自动取消，但人们都知道，这类干部的红色基因还在，说不定哪天就有被“解放”的可能了。

    相对稳定的是廖进军式的家庭，人民军队是长城，长城是坚不可摧的。虽然也有可能成为“军内一小撮”，但那“机遇”是少之又少的。凡是毀我长城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就是在今天也亦然。当然少数“自毀长城”的，和因种种原因所谓上了贼船，站错队的除外。

    文建国在文革开始后把自己归类到“中间类”—— 既非“黑五类”，亦非“红五类”——即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小土地出租”、“城市贫民”等子女的范围。后来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词组，其本身的概念就是模糊的，虽然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名词。

    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文革中特指——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

    正是这一特定的内涵，尤其是在执行政策（宁左勿右）当中，“可教育好的子女”其实已经被烙上了贱民子女的标记，因为他们是有“原罪（他们体内流淌着的是父辈祖辈的黑血）”的，有原罪的人更容易产生本罪，需要给予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才可视作普通百姓。

    所以文建国压根儿就没有动过要求参加红卫兵的念头。可是“红五类”对这种既不红，也不黑的一类也吃不准，既然吃不准，就暂时搁一搁吧。

    说到“黑五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黑五类”是“十种人”当中的五种人，其实“五种人”与“十种人”有时是混淆在一起的，反正就是所谓的“坏人”。但为什么有“黑五类”一说，而没有“黑十类”一说，可能是“黑五类”形成比较早，已经成为专用名词，而后来概括出的“十种人”其中有新兴的，有现行的，还有不断发生变化的，就一时难以成“类”了吧。

    有一段时间里，“黑五类食品”——还有公然成立黑五类食品集团公司——风靡，文建国为之心疼。

    这一食品名称可恶至极，商家用“黑五类”冠名实为下下策，老板一定是位不谙世故的毛头小子，或者是老奸巨滑的经商策略——哗众取宠。

    文建国听一位前辈说过，见到“黑五类食品”，自然胸闷气短，那一袋袋包装精美的食品仿佛是一件件令人难堪的往事历历在目，再有美味再有营养，都似曾经吃过的苍蝇食品，引发刺激反应，于是就自觉地坚决拒绝冠名“黑五类食品”标签的食品进门，甚至包括黑木耳、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枣本身。即使明明知道，黑色食品不但营养丰富，且多有补肾，防衰老，保健益寿，防病治病，乌发美容等独特功效。可是当事人受不了“黑色”的刺激，如果仅仅是“黑色”，也就罢了，还偏偏“黑五类”了。

    文建国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仅仅凭着联想，也自觉地杜绝了有着如此标签的食品。至于单个的，以黑为前缀的食品，他没有拒绝。

    运动开始不久，有人动了怜悯之念，抑或是为了联合、拉拢更广大的群众，允许非红五类子弟成立红卫兵外围组织，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示与正统的红卫兵组织的区别，同时也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是这一组织活动的框架，不可逾越雷池一步。

    那时候的廖进军是江中红卫兵团副团长（正式职务应该称之为红卫兵团副总勤务员），据说他不愿意当正团长（其实也未必当得上）。他要名声，更要自由自在，是他的一贯作风，再说正团长也很尊重他，那不就得了。但他极力动员文建国早点揭竿而起，弄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长干干，起码也是个“团副”，今后可联合行动，甚至包括红卫兵团这边凡是耍笔杆子的事情，都可以让文建国参加。

    可文建国不买账，任他三顾茅庐也不给面子。廖进军第三次动员文建国出山，一同前来的是红卫兵团团长万晋明和另一位副团长周舟。廖进军知道文建国与自己关系非同一般，但他知道文建国真正佩服的是团长万晋明。

    万晋明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山西煤矿工作，基层党支书，全国劳模。那时社会上对产业工人的定义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特性，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和骨干。红宝书四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一项项光环，让文建国只有仰视的份儿，而且万晋明也的确是个品学兼优的主儿，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外貌又温文尔雅，人品质朴，是他高三那个班的班长，校学生会主席，中共正式党员。

    文革开始，万晋明即被推荐为红卫兵团总勤务员，文建国从内心佩服。他曾经拿万晋明和廖进军相比，那是另一种气质的大众情人，是文建国真正欣赏并暗自模仿的身边的榜样。但文建国仍然拒绝了万晋明。

    周舟给文建国也有很好的印象。他的父亲是过江干部，很早转业到企业，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是学生会高二分会的会长，成绩优异，能文能武，口才极佳，以善辩闻名全市，曾代表江州市参加全省中学生辩论比赛，其三人小组获得亚军，他本人却获得最佳辩手中的第一名。同时他还是全市高中生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全能冠军，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干部。

    因为不能加入红卫兵，而组建毛泽东思想（主义）红卫兵，文建国有嗟来之食的感觉，他不稀罕。

    文建国总归觉得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他潜意识里，参加了外围组织，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是你红卫兵团的附庸，真的不如什么都不参加来得潇洒。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以前的“和平军”或者“皇协军”，做附庸的，往往里外不是人。江州有句老话，叫“刨不动冬瓜刨瓠子”，这个“瓠子”是时常受人摆布的。

    文建国感谢红卫兵团三位领导“给出路的政策”的好意，但他极度不愿扭曲自己的灵魂，主动在那张“卖身契”上签字。

    革命的理想，前途的希望，虽然渺茫，但文建国愿意一直为之付出努力。对于现有的红色政权，文建国也衷心希望它永不变色。只是如何搞文革？文建国有顾虑。

    人，已经被分成三六九等了，已经没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吗？

    文建国甚至回想起早几年的文家大院，有共产主义，也有上帝、基督教和菩萨、阿弥陀佛，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那么，各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是否可以互通呢？共产主义社会，大同社会，乌托邦，还有叫什么的，可以商量着办吗？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红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灰色”。这一定位持续了十年有余。灰色是被打入“另册”之后的无奈，我不喜欢，但我也曾在“灰色”里自得其乐。若干年以后，可以不再“灰色”的时候，我却无法走出“灰色”之阴影。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灰色”之于文建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文建国自我分析，当初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又不能如愿的时候，“灰色”就开始弥漫了，并最终成为他的主色调，成为他身份的标志。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是自然生态，可一旦“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演绎成社会现象时，人还是人吗？可在“文革”之初，它却红极一时。

    虽说有正统的理论否认将这一自然现象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但“英雄”依然是“英雄”，是可以祖传的。而反对这一说教的人，往往又是没有资格说话。强行说话，是要打板子的。“混蛋”遇罗克因撰写《出身论》反对这一“对联”，而被“专政”了。

    这是后话了，当时的文建国有想法，没理论。他只是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或者是被动地接受了“灰色”而已。

    文建国曾经分析自己，属于疤痕体质类的属性。这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所谓的阶级、阶级斗争学术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导地位，人们已经不再以阶级、阶级斗争划线的时候，他仍然被一种无形的无情的精神枷锁桎梏着。是个性使然，抑或时代悲剧？时代悲剧彻底结束了没有，不知道，可他已经习惯了自卑自律自制。

    “文革”中，中国人派性十足，到处山头林立，各种各样或时髦或古怪或新奇的组织牌号，不可胜数，罗列出来，绝对可以与现在的网民起的名号PK，但总起来说，就是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三大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一如美国有鹰派和鸽派，台湾有蓝营和绿营。我们党内曾经有过“白区派”和“苏区派”一说，等等。

    是“文革”遗风，还是历来如此？如今虽然不再有什么公开的派别，公开的旗号了，但是跟人之风仍然盛行。跟对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说大点，有这个党、那个派；小而言之，有同学圈子、老乡圈子，还有有着共同利害关系的死党圈子，比如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嫖过娼的，一起蹲过铁窗的等等。

    造反派不能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保皇派也不能骂，人家自认为是造反派（政治上的相互攻击除外）。当时有歌谣诅咒逍遥派：“逍遥派，死得快，死了不得板板盖。”呵呵，跟小把戏办家家差不多，闹着玩呢。但人死了没有一块板子盖盖，那是很凄凉的。

    中国人向来讲究寿终正寝。老百姓平时骂人去死的话，有路倒儿、炮子儿，同样去死，但死也有“好死”和“恶死”之分。可见这“逍遥派”其实也不得人心呢。不对，也许“逍遥派”仅仅是一个个个体而已，它所谓的派其实没有形成党派之派，没有形成气候，所以骂就骂了，没有一个组织形式可以对抗。你是乌合之众，活该！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都希望所谓的“逍遥派”能够归降到自己一派，否则你们不得好死呢。可事实上逍遥派并没有死得快，而是那些造反派或保皇派的头面人物鲜有善终的。倒是“逍遥派”这一特殊群体里的成员，能够在十年动乱中“逍遥复逍遥”了。

    金庸的《天龙八部》中，介绍“逍遥派”是一个神秘门派，其武学浩如烟海，博大精深，而又身形潇洒，飘逸绝伦，“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是为逍遥。”另外，“逍遥游”还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阐述无所依凭的主张，追求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

    “文革”中的“逍遥派”起初是指所有群众组织都不参加而游离于运动之外的人。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逍遥派”变为对运动不再如初期那样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所有人的泛称。他们一般不会受到“打击——迫害”，但会受到“冲击”——要他们对事件表态，是反对“革命路线”，还是拥护“革命路线”；是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某人是否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等等。“表态”不合意者，常常受到强其表态者的“批评教育”，当时虽然有些灰头土脸，一般却不会受到“武斗”的骚扰，而在整个运动中得以“明哲保身”。

    夏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云：“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文建国认为无论是《剃头歌》，还是《整人歌》，唱得都太复杂。社会生活犹如大自然，有风有雨有晴有阴有水有火有天空有大地，万物相连相克，从而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剪刀、布、石头。剪刀剪布；布包石头；石头砸剪刀。这是三岁的娃娃到尚未痴呆的老人都懂的游戏规则。

    如果要显示自己有点学问，玩得稍许复杂一点的，那有歌谣曰：“癞痢（扛）——洋枪（打）——老虎（吃）——小孩（捉）——公鸡（啄）——蜜蜂（刺）——癞痢”。

    虽然其主体数量上增加了一倍，但因为比较形象，朗朗上口，且多为孩子喜闻乐见。六十多年了文建国还记得。

    想想看自然世界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有谁能够说，谁是绝对的赢家？社会生活一如大自然原生态生物链，一旦掉了链子，事情就麻烦了。情况就是这个情况，跟小把戏玩的游戏一样。这好像就是文建国对社会认识的基本的人生哲学。这也造就了他在“文革”之初，谨小慎微，貌似沉淀，游离于主旋律之外。

    其实文建国的逍遥是被逍遥，是他生存的表面形式，并非真的就是与世无争、逍遥自在之人。他常常激情荡漾，像少先队员一样，“时刻准备着”。

    文建国每天的必修课之一，是通读学校和主要街道上张贴的大字报。“红司”的，“联指”的，他都看。

    大字报有的叙事性很强，像故事；有的长于议论，似杂文；有的善于抒情，是现代诗，是散文。其他还有漫画，也有无端的指责谩骂。看多了，他觉得哪边说得都在理，哪派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那就觉得极其无趣。

    文建国看大字报看上瘾了，不去看一圈，又觉得生活中少了一点什么。一如后来看微信，看吧，实在无聊的居多；不看吧，又生怕丢失了应该知道的信息。

    他的必修课之二，是看书。本来他有读书的习惯，那一时段他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不但是读了，而且还写读书心得，每一篇都写。他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读，悄悄地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是自己的事。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呢？

    那时有人说，三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读毛主席著作不行。第一个有如此心得的人，自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如果有人引用的话，就显得肉麻了些。

    文建国认为这是“广州雪花大如席”式的夸张，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大脑缺一根弦。但对这句话的评价，他无论如何是不能说出来的。那种以毛主席著作当饭吃的人，正等着抓别人的小辫子呢。

    那么读毛主席的书可以怎么比喻呢？其实为什么一定要有一比呢？作为一代伟人，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读一点他的书——而且他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确实也写得很好——不应该么？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只是被别有用心者另有所图，说话说过头了，就变味了。

    有人是这样评价的，“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

    文建国没有水平作出如此评价，但他也有自己的体会。

    比如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卷语，提纲挈领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为本文的中心论点，然后在文章主体部分，提出了若干分论点，并且运用大量的论据分析（就是论证的过程），从而在文章的最后，得出了“敌人”的结论，“领导力量”的结论，“朋友”的结论。

    文建国读师专时，文选课老师说过，不论怎么——那时已有全盘否毛的现象——说，毛泽东同志的政论文章，从议论文（政论文）文体角度来说，篇篇都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范文。何况“分析”这篇文章还是他老人家的早期作品呢。

    还有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雪》，可谓盖世之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敢于藐视所有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建树的帝王，让读者“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今朝都有谁呢？你自己去想吧。

    毛泽东气势磅礴、气吞山河，“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伟人风范由此可以窥见一斑。据传，《沁园春·雪》，引发霸主相争另一方代表人物的恼怒，他气急败坏地要寻找能够写出与毛泽东《沁园春·雪》相媲美的词作来，从而产生出一段历史逸闻。

    至于“老三篇”嘛，文建国不敢吹牛倒背如流，但起码的功夫是接口令接得快，不打半个呃嗤。别人打开“老三篇”，说上一句，他百分百不会错，接着下一句。张思德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愚公移山的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故事，文建国娴熟于心，信手拈来。

    当然，除了读“毛选”“毛诗词”，他还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自然还有“鲁迅”。

    教科书不读了，他有大量时间读文学作品。那辰光，从学校图书馆藏书中拿几本书，拿十几本书，拿几十本书，是普现象。有相当多的同学打着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的幌子，美其名曰，这是读书人的事。调侃也好，自嘲也罢，反正顶多算是读书人的嗜好，或趁火打劫、或顺手牵羊，或暗度陈仓、或浑水摸鱼，把学校图书馆的书统统“借光”。

    文建国坚持自己不“窃书”，但“窃来之书”流传到自己手上，不影响他爱不释手。

    几十年以后，他看到“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这个段子，就突然联想到“窃书”事。一阵窃喜之后，是莫名的惆怅。

    “文革”初期，穷学生“窃书”，后来并没有追究，可能是它与当时“破四旧”带来的其他公共财物和文化遗产的损失、流失相比，不值得一提有关。而以孔乙己为参照对象，则正是文化人的狡黠之处。

    自己虽然没有参与“窃书”，却享用“窃来之书”，不知该当何罪？也许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也属于可以忽略不计的范畴了。

    可笑（他自己认为）的是，他又冒出可能是诡异之念，这些被窃之书，也许尚属幸运，没有被付之一炬，或当作废纸送到造纸厂，而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来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推理到最后，他似乎又在为“窃书”涂脂抹粉了。

    十七八岁的文建国，精力充沛，他的血管里时常流淌着青春、激情、躁动和野性的血液，期望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他的家教，他长期形成的个性也只是让他做做美梦而已。天亮了，回到现实生活中，他还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

    文建国和当时不少青年学生一样，将练粗膀条子作为阶段性的追求目标。膀条子粗了，出门在外，少被人欺侮。再看看自己的身材，胸肌发达，腹肌上的几小块，排列得整整齐齐，看着都舒服。

    文家大院子里有石锁、石担子，哑铃，杠铃。全是别人寄放在他家的，文建国没有一样自备的。

    周围邻居的同龄人和几个同学也常上他家玩，每天早晨、下午各一次，朱武自然是常客。可说实话，像朱武这样武夫式的同学，他又不待见，只能作为，仅仅作为，练膀条子时的一个参照物。朱武第一，他想第二，反正那个同班同学的“二将”王国庆已经在部队了。

    文建国的膀条子有段时间练得也够粗的了。到自来水站买自来水，别人家是一人挑，两人抬，或者请人送。文建国为了证明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大男人（父亲是老男人，怀祺在外地），也为显示自己的臂力，自觉承包了这力气活。每次买水，都要尽量多的装满两只大水桶，装少了不划算；又不能太满，让水淠出桶外。有时看到别人家挑水歇下来，他就主动帮人家，拎起两只水桶，送货上门。既做了好人好事，又练（卖弄）了自己的臂力。

    但文建国在那一段时间里常常有一种莫名的烦躁——后来他知道，那是青春期躁动症。太无聊啦，不上学，不做工，不种田，整天在外游荡看大字报，回家看书，何时是个尽头呢？这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总是有时来运转的时候的，终于有一天，他穿越过了中越边界线，走上了抗美援越的第一线。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他和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经过两天两夜的昼伏夜行，终于来到了水口关附近的深山芭蕉树林里。

    中越界河巴望河像一条银色的锦带，横亘在山脚下，在黑暗中闪烁着异样的诱人的光彩。远处高山矗立，形势险峻；四周木棉挺拔，松柏常青。满天的星辰，密密麻麻，似乎“手可摘星辰”，可又“不敢高声语”。文建国们匍匐在杂草丛中，等待着最后最关键的最令人兴奋的时刻的到来。

    穿越了巴望河，文建国和他的同伴们，穿上了越南人民军的军装，手持苏制PPS-43冲锋枪，集结待命。大家都在心里哼唱着《越南-中国友谊之歌》，“越南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向朝阳……啊——我们高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啊，多么的神圣，多么的英雄！

    突然有轰炸机的低鸣，警报器的尖叫，和美国人丢下炸弹的爆炸声，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响彻了大地长空。东方也正破晓。

    ——呵呵，竟然是南柯一梦！

    文建国梦醒时分，不免为自己感到可笑，这等糗事，不说也罢。但那样的金戈铁马，那样的马革裹尸，正是文建国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但他找不到可以诉说的朋友，更没有可以密谋可以一同出走的朋友，他虽然常常低吟《国际歌》，但一直没有遇到可以志同道合，可以与他唱和的同志。他只有痴人说梦，在梦境里得以自我张扬。

    廖进军和葛延生们已经活跃在另一个天地里。

    学生当中像文建国这样的逍遥派为数不少，老师当中也有一定的数量，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美术倪老师。

    倪老师四十岁的样子，一头潇洒的长发，是他的典型标志。

    他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兼修美术。他的兴趣和志向后来不在“政治学”，那是因为解放前他能够读圣约翰，那是因为他在解放之初以及后来大鸣大放时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就从某高校政治学讲师的岗位上被下放到江州中学。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是不学无术，弃政从艺了。

    后来文建国听说，他是作为“内部控制”“不宜教政治”的教师下放的——有案可稽。所以政治课是不能让他上的，能够继续保留在教师队伍里，除了他艺不压身的本事之外，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倪老师数、理、化，历史、地理，中文、外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别的学科老师经常向他请教，说他是活辞典，是标杆。但他每每坚持打招呼在先，小的看法是：“一二三四”等等，不足为据，仅供参考；“甲乙丙丁”等等，千万千万不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表面上是表示自己谦虚，其实也是在告诫其他老师。

    有老师听得懂他的弦外之音，但因为是向他讨教问题，也只有捏着鼻子，谁让自己技不如人呢！何况他说的话又错在哪儿呢。

    倪老师以油画和书法见长，文建国跟他学的是书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建国在倪老师的指导之下，《王羲之兰亭序》的临摹与倪老师的临摹已经难分雌雄，其章法自然，气韵生动，提按分明，收起得当，如楷书不呆板，似草书不狂怪，足以以假乱真。

    文建国觉得倪老师那里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让他在除了学习书法以外，仍然愿意经常拜访。

    “文革”开始时，倪老师对哪一派也不感兴趣，也不作任何评价。

    有一次，文建国在他办公室单独逗留了较长时间。文建国跟着倪老师学字，平时温文尔雅的，也算是一个得意门生吧，倪老师就放开了思路，打开了话匣子。话题就从“文革”开始，他不无忧虑地说，但愿文化大革命，不要革了文化的命，不要革了文化人的命。

    然后又说到“逍遥派”，他认为，逍遥是人生哲学的一种生态，“派”是别人强加上去的。

    身体不受羁绊束缚，只是表面形态，心灵上的自由放逸，才是逍遥的实质内涵。一个人的心灵如果能够自由放逸，而身体不受羁绊束缚，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得以高度地适应，这才是真正的逍遥。

    目前社会上所谓的“逍遥派”，谈不上是逍遥。像你，文建国同学，只是被逍遥，你根本无法达到逍遥所指向的内涵。

    倪老师说到这里笑了笑，停了下来。他知道文建国是一个很自觉很爱面子的学生，担心他接受不了自己有点奚落的言语。

    文建国确实有点被刺了一下的感觉，有点疼，但这种被刺的感觉过后，感觉上又很舒服，很轻松。他向倪老师发出有点歉意的微笑，礼貌地点点头。倒像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有点儿不适，有点儿不通，被倪老师狠狠地敲打了一下，反倒舒服了；也像是知道自己在哪儿有点不对劲，现在被倪老师指出来了，可以对症下药了。

    倪老师接着说，逍遥是要有条件的，大而言之是，要有民主的体制，科学的精神，自由的氛围；小而言之是，个人必须要有那么一种心境，所谓看破红尘，无欲无求是也。

    文建国认为自己的确比较木讷，当时并不理解倪老师说的真正含义，从而形成了他始终徘徊于逍遥与红尘之间。他甚至也责怪自己的父母，给自己生就了这么一个不开化、不开窍的榆木脑袋。

    “文革”中革命大串连这种形式，地球上绝无仅有。那时的我，是真正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气魄！至于它给当时的中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带来了什么，那全是人们后来作出的历史诠释与判断。

    衣食住行不花一分钱而到北京，我是既得利益者。后来我也公款旅游到过北京，那已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8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15位红卫兵小将从大连步行至伟大首都的消息，给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15位革命小将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出城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兵，不怕雨打日晒，不管路途遥远，步行一千公里，历时一个月，到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开创了步行串连的先例。故也称之为新时代的“长征”——“新的长征”。

    “长征”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的革命创举，原本是被逼无奈的战略转移，后来因其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因其有太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而被载入史册。

    以后常有步行较远的路程，或者形容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套用“长征”一词的，却往往叫不响，叫不长。毕竟此“长征”非彼“长征”。

    当初参加“长征”的人并不是知道她的伟大，知道她将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上的丰碑，里程碑而去参加长征的。所以即使加上“新”字，也是“昔非今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一个群体做什么，冠什么名，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历史上留下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文建国和本校十几个“逍遥派”同学，也决定采取步行串连的方式，外出串连。但他们因为没有组织名号，也对步行能否坚持到底，一开始就心存疑虑，或者说，一开始他们就心存“猫腻”，所以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且很快就成为游兵散勇。

    串连以韶山、延安、井冈山、瑞金等革命圣地以及大庆、大寨等工农业样板地为目的地。如果说有红色旅游的话，早在五十年前就开始了，而且绝对是公款红色旅游。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大管家周总理全包了——当然后来的红色旅游也以公款消费居多，唯一不同的是，以前是走到哪家吃哪家，比后来的红色旅游还要方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毛主席的客人来了，越多越好，管吃，管住，管交通。后来则是回自家单位埋单，反正一样都是花的国家的钱（根本没有纳税人的概念）。至于是接受红色教育还是游山玩水，那就不予追究了，或者说寓游山玩水这一形式于红色教育的载体之中，或者说以红色教育为主，顺带游山玩水。同时也拉动了内需，增加了GDP。

    文建国们说是步行，其实没有等到他们走上两站路，就搭上了火车，风餐露宿吃不消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听说串连快要停止了，这也就为他们停止步行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得抓紧时间啊！

    到了十一月的中旬，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的号召。同时也有小道消息流传，乘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的待遇就要停止了。

    文建国和几个同学（已经有人陆续分手）身在广州，心有不甘，无论如何必须到北京，必须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可是等他挤上到北京的火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单枪匹马，其他同学皆不知去向了。

    文建国只是一味地挤上火车，上火车，到北京，见毛主席。目的就这么简单。

    幸运的是他只站了两站路，即找到座位，更幸运的是，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在校大学生，旁边坐着他眉慈目善的母亲。

    大学生胸前挂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让文建国看得两眼放光。刚一交谈，建国就有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仿佛找到了知己。

    两人兴致勃勃，畅谈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兴奋地谈起毛主席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经过。几乎是在同时，两人都降低了声调，悄悄告诉对方，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六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北京已经进入冬季，毛主席准备在最近再一次接见红卫兵，这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也许就是最后一次了。

    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来了一群红卫兵战士，有男有女。

    他们同一的绿军装，同一的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的像章，同一的武装带，同一的军用水壶，同一的红卫兵袖章。军装是新的，还都是四个口袋的；武装带也是军队干部佩带的那种人造革的，煞亮的；袖章却是旧的，颜色已经不新鲜，红卫兵三个字依稀可见。

    文建国有点儿羡慕他们，看来这是大城市的正规军，而且是老牌嫡系。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脸孔标致的大男生，浓眉鹰眼，那眼神不严自威，一口标准的京腔，声音很好听，和中央电台著名播音员方明的声音很相似。一位让人看得很舒服的女生紧随其后。

    文建国突然就想到了廖进军和葛延生，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文建国有了些许失落的感觉。

    没有等到文建国多想什么，那群红卫兵已经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地依次盘问过来，他们的问话主要是询问家庭出身。

    问：“什么出身？”

    答：“工人。”

    问：“本人成份？”

    答：“产业工人！”

    “向工人阶级致敬！”问的人表示了谦虚。

    问：“什么出身？”

    答：“农民。”

    问：“我问的是什么农民？”问话的紧跟着又是一句。

    答：“哦，下中农，我是下中农。”回话的自觉站了起来，声音已经有点哆嗦。

    “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坐下，你请坐下。”问话的人又表示了友好。

    轮到我身边这位大学生被问的时候，他的回答竟然有些许支吾：“出生，出生小地主。”

    “本人身份？”

    “大学生，共青团员。”他的元气恢复了点，还指了指校徽，声音也响亮了许多。

    “共青团员有什么用？那些‘走资派’还是共产党员呢！她是谁？”对方显然指的是他母亲。

    “她是我的母亲。”

    “那她就是地主婆了？”

    “不，她是大学副教授，我的父亲是教授。”

    “你出身小地主，那她就是地主婆，副教授，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双料货？”问话的人，没兴趣扯上他的父亲。

    大学生不吱声了，有点难堪，好像有人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

    这时有红卫兵战士喊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于是所有的红卫兵战士都挺身立正（说实话，没有双脚并拢），严肃认真，目不斜视，异口同声地呼喊起响亮的口号：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拉出去？！”有个红卫兵对头头说，像是在征求意见。

    “对，把地主婆拉出去！”

    “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拉出去！”

    众多红卫兵齐声呼应着。

    “地主婆不能和人民群众坐在一起。滚出去！——滚！”

    那个大男生已经解下了武装带，右手拿着，慢悠悠地敲在左手掌上——那个意思很明确，他的武装带是在可用与可不用之间的——他在发出“滚”的号令时，声音不大，但威严得令人心颤。

    文建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情境——以后看多了，慢慢就习以为常了——与他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尽管车厢里还很燥热，周围也挤满了人，他仍然感觉浑身一阵凉意。

    “地主婆”站起身来，神色平淡，拽了拽衣襟，似乎在准备走向讲台。她的身材不高，身腰挺直，黑白掺半的头发梳理得有型有款。没有等红卫兵再次发话，她径直向车厢的接头处走去。

    红卫兵战士们顺便七手八脚推推搡搡拖拖拉拉地簇拥着，把这个“双料货”押到了两节车厢的中间。那边传过来严厉地呵斥声，“只准站，不准坐！听到没有？”

    文建国庆幸自己没有被问起家庭出身，真要问起来，还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楚的。还有，如果今天有我的母亲坐在旁边，我的母亲受得了那样的羞辱么？

    所幸的是，那群红卫兵也许是取得辉煌战果，也许是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竟然对他忽略不计了。

    文建国心灵深处的伤痕又一次被刺痛了。原来人竟然是这样的渺小，可以像一件什物，被扔来扔去；也可以像一条狗，被唤来唤去。

    当然他那时根本想象不到，就连共和国国家主席也会遭遇惨无人道的批斗，被剥夺作为一个公民的起码待遇。因为阶级、阶级斗争的需要，因为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需要，何况黎民百姓乎？

    如今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养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在吆五喝六声中满足了一种大老爷坐堂奴役他人的快感。

    文建国曾经注意分析过养狗人的心理状态，现在养儿子养孙子，已经不能随意吆喝了，那就养条狗吧，对狗的吆喝，可以培养狗对主人的忠诚，主人也有了主人的感觉。

    可人与人之间什么时候分为各式人等了呢？人与人之间，人与狗之间还有区别吗？

    车厢里拥挤不堪，人物混杂。行李架子上，座位底下，过道上，厕所间，凡是可以有所依托的地方，不是东西就是人。

    列车已经进入了夜间行驶，自然安分了许多。文建国蜷缩蜷缩自己的身体，尽量让自己舒服些，好在还有一个座位。如果是平时挤公共汽车，那他一定是要让座的。

    车厢里空气稠浊，乌烟瘴气，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

    他无法形容这种气体究竟像什么，按化学成份，这里应该包含来自五湖四海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人体的气味以及他们排放出的气味，各种牌子香烟的气味，五花八门的食品气味，各类杂件什物的气味，还有列车本身装潢遗留下的气味。

    绝大多数人都睡着了，或鼾声如雷，或喃喃梦呓，或烦燥不安。车厢两头各有一面低垂着的小红旗伴随着列车的行进而颤动，给沉闷的车厢带来些许希望。

    还有六七个小时就要到达伟大首都北京了，说不准真的还能见到心中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否知道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像刚才发生的那一幕，毛主席他老人家同意否？红卫兵肯定都是听红司令的话的。

    文建国望着车厢尽头的那面小红旗昏昏欲睡，那是革命，那是激情，那是希望。可这时候的革命、激情和希望统统让位给磕睡，磕睡如山倒。

    他突然发现那几个红卫兵男女又转身返回了，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特别是那个头头，目光是严肃的犀利的可怕的。文建国战战兢兢地和那个领头的大男生进行了对话：

    “我有罪。”

    “什么罪？”

    “我父亲是编外右派，我父亲曾经集体参加国民党，我家也是有产阶级。”

    “有产阶级是什么阶级？”

    “是，是资产阶级。”

    “那就直接说资产阶级不就得了，还跟我来什么有产阶级？兜圈子玩儿，耍嘴皮子，卖狗皮膏药？你TMD讨揍呢！”

    对方一边说，一边已经挥舞起手中的人造革皮带。皮带到底有没有落下，文建国已经回想不起来了。他一个激灵，已经出了一身冷汗。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冒冷汗了。

    后来他再也没有睡着，反正他心境如麻，最后他想，我如果见到毛主席说些什么呢？毛主席听得到我说话么？他的思维就长久停滞在这个问题上。

    文建国后来曾经反复咀嚼反复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噩梦呢？它意味着什么？暗示着什么？多少年后，他才醒悟，自己为自己把脉：“生而有罪”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原生态心态，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那就夹着尾巴做人吧。

    时间一长，夹着尾巴慢慢也就成为习惯，等到明明没有尾巴可夹的时候，他还是经常性地自然而然地摸摸屁股，生怕那可恶的尾巴又冒了出来；等到时间再长一点的时候，尾巴偶尔也会露一露，他又自觉地警告自己，尾巴夹了一辈子了，还有必要露出来吗，也不看看自己是多大周年了！

    “那个时代的人，也真呆！”若干年以后，文建国又想到过那位大学生，“人家红卫兵只不过是随便一问，以壮声威，也根本不会去查你家的祖宗八代——不会像现今还可以动用人肉搜索。你凭什么不能说假话说空话甚至说大话来蒙混过关呢？要是现在的人，怎么说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没准还会和红卫兵搭上关系，请你到餐厅里坐坐，起码免费供应一个盒饭，说不准还有两瓶啤酒呢。

    文建国快下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双料货”像条遍体鳞伤的“丧家犬”蜷缩在两节车厢的接头处。她的儿子，一个共和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一个相貌堂堂的男子汉，也只是无可奈何地站在旁边，欲哭无泪，他一直陪着母亲无声地站着。有时他会让母亲依靠在他的身上。

    文建国内心一阵感动，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那时的文建国无法说出“是”与“非”，甚至关于“是”“非”问题，想也没想。只是觉得对方可怜。

    站台上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兴奋的人群摩肩接踵，充满着对伟大首都北京的向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仰，对“文革”发祥地的热爱，和着广播里的音乐，犹如木栅栏里放出的羊群牛群欢快地向四面散开。

    文建国只有一门心思，尽快地找到接待站，尽快地见到毛主席。

    他不知道，廖进军和葛延生们，早就和他们的红五类战友到北京见过毛主席了。

    那一次，文建国终于赶上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末班车，这个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重要日子——1966年11月26日下午。他记住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生日前一个月）。

    他也从报纸上看到，昨天，清华大学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被公开宣称要“打倒”。口头上要打倒谁，这是呼喊口号人的自由，因为那时“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是被认可的，但一个泱泱大国的国家元首真的就是被一群大学生打倒了，还要再被踏上脚，永世不得翻身，那就不可理喻了。

    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到过《宪法》，想到过法律。反正文建国是不可能想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的决定，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应该是，也只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后来有资料披露说，在某次大会上唯有一位66岁的老太婆老革命陈同志“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惟一一票”对刘少奇同志作出了肯定。但她本人后来却也遭遇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等到文建国可能看到这样的资料的时候，他的话仍然不多，但想法已经开始多了。

    他想到是，为什么就仅仅只有一个老太婆能够在中央全会上不同意中央的决议？如果我参加大会的话，我会举手吗？我会的。我懂得什么，还不是人云亦云。那么，那许多中央委员呢？他们也不懂什么吗？真的是只要听中央的就行了吗？

    是的，也许是行的。等着中央自行反思，自行纠错吧。你要“反潮流”吗？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文建国知道，“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反潮流”“英雄”的下场都是十分凄惨的。文建国有时就是死脑筋，转不过弯，经常想一些不是他应该想的问题，还自以为忧国忧民。

    这一天，北京西郊机场，百万人头攒动。在无数面红旗和毛主席画像此起彼伏中，文建国站在队伍的外围参加了被毛主席接见的盛大典礼。与其说是见到了毛主席，不如说是看到了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所在的方向，那个方向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一切劳苦大众向往的方向，是全场红卫兵翘首眺望的方向，也是红色汇聚的中心，是红色的源泉，是红色可以更红更艳，及其不朽的动力源泉。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一次接见，西郊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被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从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26日一百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八（七、八两次合并）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不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同时也将新中国的共产国际运动、共产党人的红色造神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的领袖魅力和周恩来的管家气魄，同样彰显得淋漓尽致。死了几个人，根本不算什么。尤其是在那种漠视生命，或者说是视生命为儿戏的年代里。伟大领袖和中央领导有更多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处理。

    那个时候文建国没有本领挤到前面去，真正目睹到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的风采。若干年以后，他还是假公济私，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

    毛泽东他老人家已经躺在水晶棺里好多年了，每天仍然有N人次前往瞻仰。尽管曾经有将毛泽东同志遗体火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文建国说不上自己的态度是保（保留遗体），还是火（火化遗体）。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可以简单地一“火”了之的。既然已经保存了，如果再推翻重来的话，那是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

    站在毛泽东主席的遗体前，建国想了很多，很复杂，很矛盾，很纠结。想的最后结果是，这等国家大事也不是我等可以参与决策的，那就交予历史处理吧。

    大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可这“历史潮流”往往受到人们对历史认知程度，权力权威的作用和主流舆论引导的影响，而非都是“历史潮流”的本来面貌。

    文建国每每想到这些问题，常常莫衷一是，甚至不寒而栗。

    谁能说得清历史呢？历史是常常被改写的，就像有些教科书一样，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历史的本来面貌。

    台湾地区常有教科书改写之争，电视上的报道不亦乐乎。而大陆的教科书据说也多有改写，但文建国作为曾经的教师，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说实话，他只要照本宣科就行，改写不改写，好像无关基层老师的事。

    那么真正的历史在哪儿呢？我们讲述的历史每一篇章都是历史吗？

    “文革”的开展，让整个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既然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在首都接见红卫兵，那作为红卫兵及其赞同红卫兵革命行动的青年学生有谁不想“被接见”？我估计，没有。何况所有费用皆免，一切都是毛主席请客，周总理埋单。我自然无法免俗。实事求是地讲，“免俗”这个词并非当时的所思所想。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在串连路上的所见所闻，让文建国眼界大开。

    坐火车外出旅行，本来应该是一件让人感觉挺惬意的事情。

    文建国记得小时候，有小朋友一人一张小木椅，排列起来，双脚一蹬，椅子前移，火车就开起了（谁说它不是火车呢）。还是在小时候，呼朋引伴，从仓巷“不远万里”，跑到城外黑桥上看火车，眼见着一列蒸汽机车从山洞（隧道）里呼啸而出，汽笛长鸣，气势磅礴，快到黑桥下面的时候，会有一股浓烟喷薄而出（司机一定是有意的），小伙伴们夸张地手舞足蹈，故意地鬼哭狼嚎，脸庞虽然常常被熏得黑黢麻乎，却开心异常，还有些许紧张，生怕被火车一口气吞噬了去。

    火车从东边来，经过桥肚，钻进山洞就没有了踪影；火车从山洞里出来，向东边奔驰，可以看得很远很远，然后是一个黑点，最后终于无影无踪。

    如果是绿皮客车，那墨绿色，那厚重，那悠闲，感觉是很温馨的，让文建国煞是羡慕。如果车上换作是我自己，我在车上会做什么呢？可沿途观光，可与同行人尽情交流，可定下心来看一本厚厚的小说。

    也还是在小时候，夜深人静，江州城西南方向传过来长长的汽笛声伴和着节奏感很强的车轮辗压声，每每将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文建国带入梦幻般的意境，巴望着早点长大，坐上火车，南来北往，充满着视觉的享受和美丽的遐想。

    文建国上次送张公张婆回老家，去的路上，听张婆讲了一火车文家大院的事情，回来的路上听张婆家的老幺说了一火车文张屯的故事。他虽然是第一次坐火车，反而没有对火车留下什么印象。

    现在坐在火车上，虽然充满着一幅逃难似的情景——文建国在电影里看到过的，但是坐在火车上的人们依然精神亢奋，激情满怀。那些令人不快的插曲，甚至是稀奇古怪的噩梦竟然没有丝毫影响文建国继续对首都的向往，那里有毛主席，有天安门。

    几年以后，有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创作和广泛传播，应该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不仅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还包括青年学生。但那时候青年学生绝大多数已经上山下乡，没有心思再去“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了。

    文建国是11月23日到达北京的，一下火车他就得到了令所有来京串连的大、中学生欣喜若狂的好消息——毛主席将在25、26两天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当时适逢24气节的小雪，北京的气候已经很冷了，但他庆幸毕竟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的机会（自己不是红卫兵，但还是革命小将）。冷，又算什么呢！

    自“文革”以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呼喊过千遍万遍了，今天终于可以看到“万岁”了——当然，这种带有调侃语气的说法，文建国是不会说出来的。当时文建国是否是这样想的？也难说。

    一般而言，文建国是不会这么想的。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好青年。所谓的“好”，一般也就是指，具有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所接纳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文建国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罩在一件中装小棉袄的外面，如果不是一条灰色毛线大围巾的遮挡，那样的衣领就显得够滑稽的了。他的面目清瘦，嘴唇上方和下颚生长出些许胡须（不像参加工作以后，不要说参加重大活动，就是日常上班，也要将胡须刮干净的）。

    以前他笑话过孔乙己似的大哥怀祺，可等他自己又类似于怀祺大哥的模样时，他全然不记得自己曾经嘲笑过的对象了。有不少同学租借了军用棉大衣，文建国因为手脚慢了半拍，没有能够享受。

    在首都，在他心目中那么神圣那么崇高那么伟大的地方，文建国幸福而又痛苦着，兴奋而又彷徨着，激动而又忧郁着。能够参加革命串连，并且上首都被毛主席老人家接见，无疑是幸福、兴奋和激动的，自己不是红卫兵战士，无疑又是令他痛苦、彷徨和忧郁的。用当时的眼光看，他是不幸的，用历史的眼光看，也许他又是幸运的。

    有人在谈到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归纳说，周恩来总理举轻若重，毛泽东主席举重若轻，从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就可窥见一斑。

    不去评价事情本身是否荒唐，在当时反正肯定是激动人心的。因为有了第一次，再有若干次，那是必须的。据说毛主席当时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怕发生冻伤事故，设想在25日、26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

    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给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周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啊。”

    毛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天又冷，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毛主席于是同意周总理善解人意的建议和安排，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

    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这两天里，文建国抓紧时间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天安门，长城，颐和园，到处可以看到“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字迹多数潦草幼稚。文建国写有一手漂亮的楷书，其实也是很想雁过留声，牛刀小试的。有几次他甚至有了冲动，但是看看周围惨不忍睹的涂鸦，还是从鼻腔里嗤出些许液体，摇摇头，故作一副不屑为伍的表情，遗憾而去。

    文建国之所以没有乱涂乱画，是其自视清高的秉性使然？还是道德的准则和力量让他不愿意留下一丝蛛丝马迹？都是，也都不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本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评价，就是在今天（又过去50多年），也鲜有人把这种作派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充其量也就是生出轻蔑的微笑，一带而过。

    真正令人生厌的倒是那些明明是一手瘪脚的“书法（如果可以称之为书法）”，却偏偏喜欢舞文弄墨，故作风雅，到处签名题词——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唯此为大——的大人物了。

    文建国谦谦君子的风度，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于“革命”的人，虽然他内心的激情始终处于随时可以澎湃之际，只不过是没有给予他适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他灵魂深处的酸楚早已把他固定在革命风暴的外围。

    26日凌晨，一轮通圆却已惨白的月亮挂在西天，地平线上的晨曦照旧露出她令人兴奋的光芒。

    对生长在南方的文建国来说，这时的北京已经有了天寒地冻的感觉。可文建国和他的战友们席地而坐，一遍又一遍唱着《红军相信毛泽东》（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不少人的声音嘶哑了仍然在唱，眼泪流出来了仍然在唱。他们不时地张望着东方，期盼着红太阳快快升起。

    这首红军时代由《十送红军》演绎出的歌曲，是如此贴切地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文建国们热切盼望早点见到心中红太阳的迫切心情。

    许多年以后，当这首“红歌”重新风靡全国的时候，文建国曾经推敲过她的出处。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创作背景，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战士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迷茫的时候。据有关资料载：那时毛泽东同志还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并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那么唱响《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是不无风险的。

    “革命战士怀念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当时到底有没有唱？

    如果有，那就有了功高盖主之嫌；如果没有，作词作曲的人，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好心人牵强附会的杜撰，会产生什么影响？前者影响了一个领袖集团的团结，后者巩固了一个潜在领袖在领袖集团中的地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于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是真理，对一个集团内部来说，也是真理？

    但令人不安的是，如此一来，对歌唱者，对受众者，会不会干扰了他们的历史概念？文建国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又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大逆不道？他不知道。像这一类的问题，平时也没有人与他讨论，讨论了怎么样？他不知道。那么搞党史研究的人是怎么考虑的呢？他也不知道。

    昨天夜里，文建国一夜无眠。

    大通铺里噪杂声和污浊空气的影响固然是一个方面，而终于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产生的激动，则引发了他无休止的辗转反侧。

    毛主席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面红光向百万红卫兵战士和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的光辉形象，牢牢地定格在他的脑海里，“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号，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他想到，万一我站在了毛主席面前，应该向他老人家汇报些什么？毛主席会不会和我握手？文建国还特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又试着掂了掂，好像明天我这只手即将被伟大领袖温暖的大手握着。

    文建国已经充满着幸福了。

    红卫兵接待站发给每人一个纸袋，里面有两个馒头和一节香肠作为午餐。那个时候没有矿泉水，带有军用水壶的同学可以灌满白开水。在灌开水的时候已经有人交待，要尽量少喝水。有人听到了，有人没有听到。

    文建国一开始的时候羡慕那些带了水壶的同学，可是带水壶的同学则是多了一个累赘，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出口问题。

    一水壶的白开水最多也只能用来湿润湿润嘴唇，等到毛主席接见结束时，才能开怀畅饮。有同学在早餐时稀饭喝多了，或者是因为带足了开水而没有节制，结果是洋相百出，窘态众生。

    有的人尿湿了裤子，有的女生则急得直哭，还有人干脆把小便尿在裤子里（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否则每人发两条该多好），灵活一些的，胆大一些的男生，则围成一个圈子，或者干脆往下一蹲，义无反顾地就地解决问题，好一阵子惬意。女生则是不可能的。

    曾有人在一些回忆文章里描写那情景的壮观，表情的无奈，行为的诡异，委实堪称史上一绝。这俗话说，打得骂得，尿尿屙屎禁不得，如果说食色为天经，此则可否为地义了？

    文建国周围这一堆人马里确实有人受不了了，好的是尽是男生，于是就有人高喊，来来来！借光，借光借光！请同志们帮助围成一圈，方便方便。愿意来的呢，就一起来。这时辰大家都知道一起来意味着干什么，于是同志们就不约而同地围成一圈，准备一起来了，罚不责众嘛。

    “one——two——three！”不知哪来的一个豁神，居然用英文喊出了口令。于是乎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快意地附和了起来，“three——two——one！”随后就都急不可待地忙碌开了。

    文建国身旁有一位小同学率先掏出家伙并高高抬起，很得意地将一个弧度很高的抛物线抛到了一公尺开外的一张报纸上。这一下，非同小可，就在那抛物线刚刚落下的一瞬间，有人看到报纸上历历在目的是有两位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画像。

    文建国也看得真切，刚刚准备随大流有所动作的，就突然打住，体内的那股液体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尿意全无。

    圈子里的其他同学大多低着头，有点难为情，有人还在舒心快慰，且专心致志，急不可耐地忙活着。

    再看看那个小同学，那位小同学恐怕自己也注意到了，应该是三魂丢掉了二魂，抛物线突然中断，滴滴拉拉地就收起了家伙，人影子随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圈子里的人突然作鸟兽散。

    文建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上齿和下齿没有规律地磕碰着。

    后来那一天上午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文建国完全空白。若干年后，他查阅了有关资料，知道这是失忆症，幸亏时间不长，没有留下病根。

    这个故事文建国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一是觉得有点低级趣味，这种事体难登大雅之堂；二是说不清，有人玷污了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你自己当时在干什么，你的阶级觉悟哪去了？弄不好是引火烧身。三是文建国的个性本身不事张扬，没有什么值得好说的。

    文建国看到毛主席没有，好像是远远地看到了。是的，那天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乘坐的敞篷车，从红卫兵队伍中间缓缓通过。

    文建国和他的战友们欢呼跳跃，尽情地高呼口号，尽情地高唱《东方红》。那时候《东方红》像国歌，庄严肃穆的场合唱《东方红》；也像流行歌曲，随时随地可以唱。

    三年以后，《东方红》从地上唱到了天上。当《东方红》的乐曲通过有线广播的转播，伴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响彻太空的时候，那乐曲真的是无比的悦耳，无比的动听，真的是天籁之音啊（文建国的感觉）！“东方”通过高科技“红”了。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那时候新中国才成立20年。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文建国们只是为了能够远远地眺望一位伟人——领袖导师统帅舵手——真实的身影，竟然可以自觉地心甘情愿兴高采烈无比狂热地忍受这等非人的待遇。

    而这一切都被对毛泽东同志的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敬仰而爆发出的革命热情革命精神革命斗志所裹挟，又显得是多么地微不足道。这与耶路撒冷的朝拜经常发生踩死挤伤事件异曲同工，都是信仰的力量使然。

    信仰的力量是伟大的。

    当然，如果想在文建国的思想深处，动摇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动摇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那只有用毛泽东同志《满江红》词“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蚍蜉撼树谈何易”来提醒了。对历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

    文建国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对个人崇拜，对绝对权威，对舆论一律，对一切有可能扼杀人的基本权利、基本道德、基本自由的作派已经不再可能有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式的绝对服从了。他对信仰的坚持，对信仰的崇拜，更多地体现在人生观和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范畴之中。

    被伟大领袖接见以后，广大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没有心思可想了，那就只有打道回府。

    文建国从北京回到江州的时候，正值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规定12月20日以前在外串连的革命师生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吃饭、乘车也不再实行免费。

    当时的人可没有闲钱去旅行去旅游，既然不再免费，那就回家吧。于是又流行起一句口号叫：“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外出串连是革命，回家也是革命，反正是挂上了“革命”二字，还有一个前缀“杀”字，该是何等的威风凛凛！

    青年学生该串连时串连，该回家时回家。既有“停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一言以蔽之：“革命”。既然是革命，有个“杀”字也无妨。

    毛泽东同志早就给革命定性，他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是“暴烈行动”，那一个“杀”字岂不简单明了。

    文建国外出串连的时候是初秋，现在回到江州，已经仲冬。江州城里没有变化，马路两侧依旧是不断更新的大字报大标语。有变化的是，似乎仓巷这里的革命形势“独好”，革命氛围比其他街巷更浓更烈。

    仓巷整条巷子里的大幅标语出奇地多，多得不可思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幅标语的前面，家家户户家门口，凡是有阳光，或者通风的地方，都悬挂着，摊着，晾晒着自家腌制的大菜和萝卜干，血里红等等。所有的大幅标语，红色的白色的灰色的，都被悬挂着的大菜和萝卜干、血里红肢解得支离破碎，树影婆娑，光怪陆离。

    文建国瞄上一眼，就断定其内容与两派斗争无关——即使是两派斗争，也不会深入到这种纯属居民住宅区的小巷子里来的。他没有细究，但感觉上总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仓巷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这里的“大菜”与大碗菜，与酒席，与西餐无关，如果非要解释清楚的话，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大菜”，它是名副其实的家家户户都有的一种“小菜”。

    江州有“小雪腌菜，大雪腌肉”之俗谚，每年进入冬月门，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人家，家家户户都忙着买大菜，晒大菜，洗大缸，买大籽盐，腌大菜。

    大菜碧绿的叶，雪白的梗，矮的达到成人大腿高，更高的齐及人腰。其实它的本质就是青菜，因为品种，它长得大，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就叫大菜吧。如果非得挂上“大菜”的内涵，也可以，因为它就是上个世纪，长江中下游两岸日常生活中无法或缺的菜肴，且一年四季都有食用。等到来年夏季，将由大菜腌制而成的咸菜，烫熟晒干，成为梅干菜。梅干菜可以长期保存，用梅干菜烧肉，就是风靡大江南北的一道名菜了。

    文建国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对腌制的咸菜情有独钟。正像童谣里唱的那样，“当兵要当解放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在大菜腌制得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其菜心，白里透绿或微黄。明明是用食盐腌制的，它却是清香里泛甜，鲜嫩无比，崩脆可口。无论是随手摘下一根随意吃，还是切成一小截一小段的，滴上几滴麻油，其口感堪比任何风味小菜。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之后，有人开始提倡咸菜不宜多吃，生怕让超标的亚硝酸盐影响了健康。年轻人有所不知，正是这种咸菜曾经是他们祖父母那代人的“大菜”，它价廉物美，滋养了多少代人。

    小学同学朱武就是那种头脑简单了，四肢才发达的夯货。当然，四肢发达的人，头脑不一定简单。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从北京回来，前脚刚刚跨进了文家大院的大门，还没有放下背包，后脚即跟进了两位警察。

    一位是五十岁的户籍警老汪同志，文建国认识，再说句自夸的大话，文家大院就是户籍警的“堡垒户”。另一位小年轻是新来的，不认识，比文建国大几岁。

    文建国打量着他。小警察已经摆着脸孔先开口了：“你是什么人？”

    按照文建国的个性，他很想不客气地冲一句，我这是在自己家里，你是什么人啊？可是文建国又有着与人为善的秉性，只是内心嘀咕着（这也是他的个性），“简直莫名其妙！”

    他望了老汪同志一眼，脸孔板着说：“我就是这家的人。”

    “从哪儿来？”

    “北京。”

    “干什么去的？”

    文建国显然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被毛主席接见的！”

    说过了，他又觉得好笑，这种张扬的口吻，他是极其难得用上的。明明是自己去串连，去见毛主席，却反过来说“被接见”的了。

    年轻的警察先是一愣，随即就满脸堆上了笑容（不知是被文建国吓倒了，还是被伟大领袖镇住了）。

    “好好好！来，来来，先握个手。你一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握过手了吧。也让我沾点子喜气！”小民警顿时笑逐颜开，主动伸出手来。

    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文建国同志则勉强地伸出一只疑似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握过的手，尴尬地和小民警的手握在了一起。

    老汪同志笑笑，感觉有点好玩。

    他向文建国介绍说，这是市局搞刑侦的郝队副，现在到我们居委会指导工作。

    文建国不放心似地看看郝队副，这德行也是搞刑侦的？

    民警他们前脚刚走，金基鸣、赵一和孙来喜他们三人就猫了进来。

    原来他们听说建国回来了，正赶着过来，刚才看到两个民警跟着，就继续在门口拐角处候着。他们一进门，并不和建国打招呼，也不想听听北京见闻什么的，就绘声绘色讲起了仓巷厕所的“反标”事件。

    “反标”，是“文革”这一特定时期使用较多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该是“反动标语”。还是跟上小学时一样，他们三个人讲起话来不分彼此，你一言，他一语。文建国了解他们的语言习惯，不用解释，他听了一清二楚。

    仓巷有一座大而简陋的男女公共厕所，右手女厕，面积只有男厕的一半大小。左手男厕有十二个蹲坑，分前后两档，每个蹲坑又都有隔板间隔。蹲坑旁边的隔板虽然早已破烂不堪，但上面的民间文学却丰富多彩，当然多数为下里巴人式的，或流言蜚语，或下流语言，或意简言赅的笑话，还有不少成年人心知肚明的生理简笔画。这生理简笔画当时一律视为淫秽、色情，下流，可正是这些放不上台面的“厕所文化”，加上平时的道听途说，给那一代人开通了了解掌握生理知识（包括异性生理知识）的渠道。

    “文革”开始后，结合政治形势，这里面又增加了许多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有毛主席万岁，有万寿无疆、有身体健康，还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万岁等等等等。

    话说不久前一天的凌晨，天才麻麻亮，只有朱武一个人蹲在那里方便，正是畅快淋漓之时，他突然发现右侧壁板上原先“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上下两句并列的口号残缺不全了。上句的“打倒”两字隐约可见，“刘少奇”三个字却了无踪影；下句的“毛主席”三个字清晰如新，“万岁”两个字却被擦得一干二净。朱武不免一楞，再认真看看，心里才默默念叨了“打倒”二字，立马就紧张起来。

    金基鸣卖了一个关子，问道，你知道朱武怎么样了？赵一和孙来喜全都不作声，等着看文建国有啥反应。

    文建国并不配合，他不动声色，等着金基鸣自我解释。他知道这是金基鸣惯用的伎俩，别人猜是永远猜不出来的，即使猜出来了，他金基鸣也能随机变换一个说法，让真理永远在他那一边。

    于是金基鸣继续讲，这个朱武想想不对头，今儿个看得怎么就这么别扭呢？他重又读了一遍，这一读，就读得全身哆嗦起来，纰漏大了，纰漏大了！他屁股都没有揩，拎着裤子就往外跑，心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跑到门口正和一个人撞个满怀。

    被撞的人是谁？呵呵，正是我们居委会的户籍警汪同志。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汪同志一把揪住他，大声呵斥，慌里慌张的，干什么呢？！

    朱武一手拎着裤子，一手拽着汪同志，回到他刚才蹲的那个坑位，结结巴巴地说：“你——看，你，看——看看！”

    “你写的？”汪同志瞄了一眼，立即满脸通红，义愤填膺，他一手抓住朱武的衣领，一手指着朱武的鼻子。

    “我，我写的，我写的？”朱武已经语无伦次了，“这，怎么，这怎么可能，是我写的？”

    朱武已经是20岁的大小伙子了，平时练武，身强力壮，可怜他没有见过这等场面，双腿抖个不停。跳进黄河洗不清啊？如果不是汪同志还拎着他的衣领，他早就瘫到地上，说不定掉进茅屎坑里去了。

    金基鸣讲到这里，已经没有前头讲得精彩了，朱武毕竟是老同学，老邻居，还曾经是班上的大将。把朱武描绘得这等怂样有点于心不忍。

    赵一补充说，他被带到派出所的时候，下半身是又湿又臭，屎巴巴没有擦呢，尿又出来了。

    汪同志把他带进派出所的理由是，说说清楚。你说不是你，那你说是谁？既然不是你，你干嘛那么紧张？偷牛的走了，唯有拿拔桩的说话，这是中国民间判案的老规矩。

    当天上午，派出所和居委会联手加强了巡逻，几条小巷子的街道上张贴了各式各样的标语。

    红色标语：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灰色标语：提高警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白色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狗头上红叉叉）！

    ……

    “后来呢？”建国问了一句。

    “后来嘛，后来的我说。” 孙来喜接过话头。各自上了高中以后，文建国和他接触少了，他还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

    后来派出所户籍警全体出动，在我们居委会蹲点一星期，大会小会个别访谈，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怀疑对象，所有经常上这个厕所的都是重点怀疑对象，重点对象每人都有谈话笔录，签字画押，存档。

    据说三天以后，从派出所传出来四条暂时结论。

    其一：朱武出身贫苦（父母均为芦柴搬运工），自食其力（本人也是芦柴搬运工），对新中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平时虽然有调皮捣蛋自由散漫现象，但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可能性不大。

    其二：有个别人揭发，这个小子平时说过，人都会死的，毛主席也会死的。可见他有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重大嫌疑。但这句话究竟和谁说的，没有人站出来指证，查无实据。

    其三：在派出所办半个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责令朱武重点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毛主席著作。既对朱武以观后效，同时也不要打草惊蛇，暗中加大力度，继续排查。

    其四：毛主席说过，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派出所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就能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是真的，他朱武跑不掉；是假的，我们也只是办学习班，请他协助查案办案。

    可是朱武配合不到位，不是他主观上不配合，而是他文化水平太低，无法配合。毛主席的几篇文章他读不懂，叫他联系实际谈体会，他连文章的题目都读不周全。

    比如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总是读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毕恭毕敬地用手指，指指“敦促”这两个字问民警同志，怎么读？是什么意思？“杜聿明”的“聿”是不是印错了？是不是应该加个双人旁？“杜聿明”和我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

    比如那个“敦促”两字，民警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还有那个“聿”字，汪同志不认识，问郝队副。郝队副说，反正不读“律”，“秀才看字念半边”不全靠谱。我想想，对，读“玉”，不错，读“玉”。

    其他民警同志不放心，查了字典，才敢确认读音。于是郝队副被大家恭维了一阵，到底是市局领导，有水平。再有人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郝队副说，这，我真的不知道了。他把字典拿过来读给大家听，同志们又表扬郝队副谦虚。

    几天下来，朱武天天有问题问，汪同志发火，立马把他赶出派出所。因为朱武只认汪同志说话，有什么问题只等汪同志来了才问，可郝队副高低不同意。

    其他几个民警也啼笑皆非，不胜其烦，有时难免尴尬。这整天弄个满身的虱子在身上抓抓，怎么回事啊？

    朱武的父母也是老大粗一双，好不容易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城里立下根了。朱武没有上初中，就在芦苇场帮个工，也有收入，一家五个人，好歹有三个人工作了，朱武的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怎么这小子就反对毛主席了呢？这进了局子（还是老说法），是活该，是罪有应得。不管他！死了就算了。这饭也不送，换洗衣服也不送。

    朱武在派出所里好像软硬不吃，后脑勺子被涮过几下，腿肚子被踢过几次，肚子也饿过几顿，也有过不准睡觉，整夜面壁的惩罚，可他就是不开窍。他每天捧着毛主席的书读，有时还结结巴巴地放声朗读，但就是谈不出体会。

    其他民警建议再上“手段”，汪同志不同意，毕竟是他辖区的子民。厕所反标事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按文建国寻思，凭着他对朱武的了解，他不至于做出这等蠢事，胆子大是稍微有点的，头脑简单也是事实，可他没有必要，也没有那种水平，去表示打倒谁，拥护谁。说他见到这种情况惊慌失措，那是他自找的，却也正说明他人老实。调皮一点的话，唉，多大事儿？关我屁事！看到等于没有看到，不就行了？该他自己倒霉吧。

    整个仓巷，每天的话题都是朱武长朱武短的，说话的人无非也是分成了两派，一方说，不可能是朱武，再借他三个胆，他也不敢；另一方说，不是胆不胆的问题，是这小子一时犯糊涂，你看他那种夯里夯气的样子，是有脑子的人么？“是有脑子的人么”一问，谁也不好否定了。这种事情，不是恶意，就是没脑子的人做的。

    朱武蹲在派出所已经半个月，汪同志为朱武的着落几乎要与郝队副闹翻，不但要供吃供喝，就连屙屎撒尿还得有人陪。我不陪了，你郝队副亲自陪吧！

    郝队副虽是领导，但他知道自己是临时的，而老汪同志是此案的经办人。真把他给弄毛，事情哪个做？没有办法，郝队副只有陪笑脸，给老汪同志敬礼，敬烟。

    老汪趁机下台，笑笑说，我再等三天，三天以后，你不给说法，我私下放人。犯错误我也擅自作主了。

    说来也真是凑巧，就是在第二天的晚上，大概就是离一般人家睡觉还有半个辰光的时间，在那个公厕周围有一个青年男子在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他徘徊了大概有两支烟的功夫，估计里面没人了，就窜进了男厕所。

    他进了厕所，确定无人以后，就爬上了隔板，再爬上两米多高的墙头，朝女厕所那边窥探。

    一盏15W的白炽灯像鬼火像幽灵，让男女厕所两边的轮廓依稀可见（不至于一脚跨进茅坑）。没有一支烟的功夫，进来一名小女子，宽衣解带。这个匍匐在墙头上的老兄不知是有了躁动，还是趴在那儿难受，竟然发出了动静。

    那刚刚准备下蹲的女子循声抬头，只见一个像人头的东西（其实就是人头）居然挂在墙头上，看又看不清，真的是鬼？她自然受了惊吓，拎起裤子就朝门口方向跌跌跄跄彳亍而出，她想喊想叫想哭，可是喉咙管子被堵塞住了，只是凄惨地发出呜呜啊啊的似鬼哭似狼嚎般的呼叫声。

    墙头上的男人做贼心虚，受到的惊吓比那边女人的更大，心惊胆战，一个滑溜，摔了下来，一只脚落进了蹲坑，不但崴了脚踝，还沾了一脚的粪便。

    那边女人的呼叫时断时续，像警报器，一阵紧似一阵；像催命符，一贴跟着一贴，把这个男人搞得手足无措，想站起来跑掉，无奈腿脚不听话，估计是骨折了。

    巡逻的人来了，周围的群众来了。通过反标事件，阶级斗争觉悟得以迅速地极大地提高，大家把厕所包围得水泄不通，那个男人当然也就插翅难逃了。

    后面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听了从女厕所拐出来的姑娘断断续续地讲了个大概，大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几个胆大的大男人进了男厕所，发现一个蓬头垢面的陌生面孔，蜷缩在茅坑上，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抵抗能力。

    这些男人们个个摩拳擦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拎的推的拽的搡的打的，七手八脚把这个臭流氓揪到了厕所外边，守候在厕所外的人们群情激奋，嘴上妈妈奶奶的，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因为反标事件的折腾，人们在心里已经憋闷得太多太久的怨气，今天得以痛快地发泄。送货上门的活靶子，不打才怪了；再说，谁家没有女人，今天不治治这个臭流氓，说不准哪天轮到自家女人头上了。

    文建国今天是身临其境，他在家听到动静，也赶到了现场，但他只是操着双手冷眼旁观，他希望民警同志早点带这个流氓去派出所。打一二下也就算了，没完没了可不是个事，千万不得打出人命。

    这个文建国看事情做事情总是不偏不倚的。

    后来，文建国知道了，案犯是一流窜人员，那时称之为“盲流”，无家可归。正常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本是异想天开，看看女人，聊以自慰，偏偏在别人“作案”的地点，在案件没有澄清的时候，耍流氓，又恰恰遇到了有劲没处使的革命群众，第一次作案就栽了跟头，好果子有他吃的了。

    当天夜里，派出所里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

    反标事件还没有头绪，又来了刑事案件。本来处理这样的刑事案件，又是抓了个现场，对派出所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汪同志率先对臭流氓上了手段，他恼怒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事件没有处理完毕，这又来了治安案件。

    郝队副则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他有点兴奋，他已经从中轧出了解决反标事件的苗头。

    派出所所长两眼微闭，他一边喝茶，一边抽烟，脑子里却快速运转。干脆来个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让他把“反标”的事情一起招认了吧。于是他说：“呵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呢。”他说完了生怕别人不理解，就朝老汪眨眨眼，朝郝队副点点头。

    老汪同志看看所长，不解其意；郝队副却捻出了一个响榧，大声笑曰，英雄所见略同，来得全不费功夫。

    所长与郝队副一合计，让老汪近前，又一番耳语，老汪心领神会。有了所长的暗示，有了郝队副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老汪连夜突击审讯，第二天天亮之前就大功告成。

    据有关案卷载：

    刘XX，男，31岁，XX省XX县人。该犯于1966年11月中旬流窜至江南省江州市市区，于仓巷居委会一公共男厕所内恶意涂改标语，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1966年12月上旬，又在同一厕所爬上墙头，偷窥女厕所。正欲如厕的XX（女），十八岁，未婚，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刘XX反革命罪、流氓罪并发，给当地社会治安造成了恶劣影响，并且严重干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判刑10年，押送苏北XX农场服刑。

    那时候办案简单，公检法反正是一家，绝对一条龙服务。作案对象只是一流窜人员，是一个自己送上门的替死鬼，犯的又是人人痛恨的流氓罪，就是冤枉他也是活该。就此，厕所“反标事件”也得以顺利结案。附近的居民也不再被折腾，警方和百姓双方皆大欢喜。

    当时有小道消息从派出所传出来（也许有人添油加醋），据该盲流如实交待说，多少天来，身体（生理）上的某种需要，总是常常搞得他心神不安，只要是看到女人，身体的某个部位就会产生某种反应，有时这种反应强大无比，甚至影响到他的正常行走（那是一种怎样炙热的煎熬啊）。于是他就想到应该有一个办法解决一下——自己在农村老家就是这样的。此处给他的形容词，应该是铤而走险，或孤注一掷。当然在他的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词汇。

    若干年后，文建国还在猜测这一“反标”事件是何人所为。

    他设想，先是有人干干净净地擦掉了“万岁”两个字，“万岁”，是不可能的，喊了也是白喊；再有“居心叵测”的人，擦掉了“刘少奇”三个字，也许还是同一个人。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干这种事情的人并不是成心反对毛主席，没有这个胆量；也不是真心拥护刘少奇，没有这个水平。只是在那个年代闷得慌，骚得慌，是一种无厘头的发泄，是一种自得其乐的慰藉，是一种在力比多本能的驱使下寻求快感的下意识的举动。世界上是这么说的，我非得换个花样说说。事情败露以后，就不能承认了，一承认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死路一条。那还了得，找死啊！

    有人说，肾上腺素的作用与情感和道德无关，一念天使，一念魔鬼。可往往是一念之差，就让人或上天，或入地。

    在仓巷的流氓事件上，文建国倒是认为该盲流说的是大实话，只是当时的人们无法从理论上理解生理现象，或者说，明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将己心比人心，可在口头上还是不说为好，无论是羞于说，还是不屑说。

    文建国也是“马后炮”，你文建国好像什么都懂，可你当时怎么没有站出来讲话？如果当时你文建国说了，你文建国就不是今天的文建国了。至于是什么，哼，你懂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普通老百姓本来就是喜欢家长里短的，现在出了这等“反革命事件”，这等“流氓事件”，那是何等了得？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也给仓巷带来好长一段时间的热闹。因为最终结果与仓巷人无关痛痒，所以在仓巷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只是苦了那个盲流。

    一个时代没有了文化人的斯文，没有了师道尊严，这个时代肯定就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时代。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文建国回到江中看看。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学校大门口竟然站着一溜子的“牛鬼蛇神”。第一个是江中党支部秦书记——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如今成了江中“牛鬼蛇神”之首。

    秦书记被剃成花头的脑袋不十分醒目，也就不很难看，因为他一直就是板寸头，且早已花白。他挂的牌子最大，以示他是江中“牛鬼蛇神”中最大的。牌子足有一公尺宽，八十公分高；牌子的质地最好，一整块木板，牌子上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中秦（始皇）××”，木板下面还用铅丝拖挂着一块红砖。因为他姓秦，因为他是江中的一把手，冠之以秦始皇，那就非他莫属了。

    那时还没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的诗词出现，当然更不知道伟大领袖对秦始皇的推崇。否则的话，秦书记的罪名要减少许多。红卫兵小将也不敢给他套上“秦始皇”的牌子。

    站在第五个的是学校主持团委工作的团委副书记完老师，他的罪名很简单，是“小爬虫”。据说他已经被学校党支部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就在等待市教育局党委批复的时候，党组织停止了正常运行。他还是不是党员？文建国联想到自己的团员资格，嗯，是个问题。

    完老师的近视眼镜由两根细麻绳扣住，吊在衣领的正中。他站在那儿可怜兮兮的，“小爬虫”的样子一目了然。可能是年龄最小的原因，也可能是正在恋爱之中的对象告吹了，他显得十分沮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主动揭发秦书记，表示要反戈一击，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红卫兵团仍然不依不饶地揪住他不放，说他反戈一击是假，蒙混过关是实，有投机革命的嫌疑。同时他作为团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还利用发展团员的职权，与去年毕业的女生某某某，有着难以启齿的关系。

    看着完老师，文建国有同病相怜的感觉：一个所谓的党员，一个所谓的团员，两个人的资格都是悬而未决。至于师生恋，文建国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给予了理解。只是“难以启齿的关系”，文建国当时还无法理解。以后呢，阅历增加了以后的文建国只是给予理解式的一笑而已。不就是男女恋爱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名人中的师生恋还少吗？

    按顺序排列，后面的牌子一个比一个小，文建国默默地数了一下，一共是九个领导和老师。与此同时，有一个小子笑嘻嘻在在九个人的后脑勺子上每人赏了一记“毛栗子”。不重，看样子是闹着玩的，也像是在配合文建国数数字。文建国数完了，他也敲完了。

    文建国哭笑不得，狠狠地瞪了那小子一眼，可看他那滑稽的模样，文建国自己也想笑，因为他看到那“毛栗子”敲下去确实不重，有的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有两下，看他的样子，下手蛮狠的，举得高高的，还咬牙切齿的，可“毛栗子”连皮毛也没有碰到。

    文建国正要笑，可是他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看到了倪老师。

    最后一个是倪老师。

    半年前，文建国单独聆听倪老师的教诲如雷贯耳，他对倪老师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倪老师也有稍许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长发和花俏的服装，给他的形象打了折扣，否则的话，倪老师在文建国心里，几乎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师长。

    倪老师人高马大，胸前挂着马粪纸的牌子，上书“大流氓、反革命倪××”。如果不是这块牌子的提示，文建国真的看不出他就是倪老师，因为倪老师原先标志性的乌黑贼亮的，充满着“艺术家”气息的头颅，已经成为黑一块青一块的大花头。他的头发被剃掉的部分特多，大块大块显露出的头皮上，零散地保留着几小撮头发，越发黑得刺眼，像荒芜的沙滩上突然冒出的几缕青青的小草。然而“他还不知廉耻地昂扬着他那并不高贵的头颅（校内大字报语）。”

    中小学男教师一般不留长发，大都似后来中央电视一台的播音员，中规中矩的，一副国标模样。如果要讲究一点发型的话，一般也是不长不短，注意梳理就行了。

    为人师表，从头开始。这也算是职业准则职业道德吧。

    如果说有例外，音乐教师和美术教师似乎有不成文的规定，允许他们适当“艺术”一点，因为他们吃的是艺术饭，别的学科老师不要和他们攀比。

    不是么？你看看那些个艺术家。好在其他学科的老师也洁身自好，没有人和他们攀比。

    倪老师的头发留得最长，在江中恰似一道亮丽的风景，和他的字，和他的画一样，也和他的个性一样，潇潇洒洒飘飘逸逸。

    说他是大流氓，大字报上揭露的证据有四：一是在他的画室里搜查出了他若干年前临摹的裸体模特习作，且以女性居多；二是他平时穿衣戴帽花里胡俏：三是那一头令人恶心作哕的“叔叔阿姨头”；四是像个资产阶级老太爷似的手不离烟斗，或者嘴不离烟斗。

    关于他的“叔叔阿姨头”，还有一段插曲。有一次秦书记无意之中路过倪老师的画室，突然就产生了见识见识这位刚刚从大学下放下来，却自诩为未来艺术家的美术老师的想法，于是他信步跨了进去。

    倪老师正在一门心思地作画，并不知道有人入内，或者他想，即使有人入内，又与我何干？他没有想到进来的竟是具有老革命资格的党支部书记，否则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停下画笔寒暄两句是吧。

    秦书记和倪老师同龄，前者是老革命，后者是普通教师，且不论他们各自应该代表的阶级和社会地位，就是他们各自的身份，也足以将他们判断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秦书记站在门口，还没有入内，居然就看出了眉目。

    画室门口的迎面上方，挂有敦敦实实地写着“光与真理”四个隶体大字的一幅横匾。秦书记心头为之一热。

    秦书记知道这是圣约翰的校训，自己当年已经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就在注册报到的那一天，准确地说，就在他注册报到的那一刻，接到了紧急通知，迅速撤离，并被组织送往苏北根据地。

    “圣约翰”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学府，也是他后来没有梦醒的永远的梦乡。有遗憾，没有后悔。追求“光与真理”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路径不同。

    如果说倪老师坚持追求“光与真理”，其心胸其志向一定是可书可歌的。他是用艺术形式去追求，我是用革命斗争的形式去追求。秦书记立马对倪老师产生了好感，可谓心有灵犀，可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倪老师作画时全神贯注，眼到手到，而他的左手却习惯性的捏着一枚烟斗。头发披落下来，他也不管不顾，哪怕是头发完全遮盖住眼睛——闭着眼睛瞎画——这时的倪老师，已经成竹于胸，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只有当他停下手中画笔的时候，才将又长又粗的脖子有力地一扭，长长的头发立马完璧归赵，恢复成有型有款且带有少许波浪的发型，一如那些在高雅殿堂里曾经见识过的艺术大师们习惯性动作。

    秦书记不知道自己看他扭了几次，在这档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他想到了斯大林喜欢拿一柄烟斗，林彪站在作战地图前喜欢吃几颗黄豆，战场上的指挥员喜欢骂娘，带头冲锋陷阵的时候喜欢脱掉上衣等等，那不正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的结合吗？不管他的头发长不长，不管他扭的时候会不会把脖子扭歪了（秦书记暗笑），只要他能够画出学生喜欢的画，画出受到工农兵人民大众喜欢的画作出来就行——颇有人们后来熟知的猫论意境。至于长发嘛，真的是可以为他的艺术形象加分呢。

    于是秦书记在某次党支部会议上提出对倪老师及其他美术、音乐老师的形象要求可以适当放宽，让他们保留一些艺术家的风范，今后不再议论、讨论教师，男教师的长发问题。主要是看他们做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们的作品，主要是看他们对教学的态度。他还说，我们作为省重点，也要有自己的画家，自己的音乐家。是吧？

    秦书记说话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但他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虽然才仅仅到达注册报到的地点，还没有注册），人家这样说话是礼贤下士。是的，在江中没有人可以和秦书记比资格。

    在那次会议上，他还提议由倪老师担任美术教研组组长。他的意见在江中一言九鼎，他的“三个主要是”观点，一时也成为江中干部教师的口头禅。

    于是倪老师们的长发，包括有些花俏的服装，就得以在江中的土地上继续存活了。“文革”前的江中，无论是美术，还是音乐，在全省教育界有地位，在江州美协、音协都有江中的老师担任常务副主席。明眼人都知道，主席大多是领导，挂名而已，副主席是专家，何况常务呢！

    秦书记站在倪老师身旁，一直看着他作画。

    当倪老师直起身腰，需要吸上一口烟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烟斗已经熄灭。

    秦书记点燃火柴，帮着倪老师慢慢点着烟草，倪老师顾不上感谢，先悠悠地吸上一口，过足了瘾，才不好意思地看看给他点火的人。呵！竟然是秦书记。

    他向秦书记嘿嘿一笑，算是打招呼了。可他又突然想到秦书记刚才点烟斗的手法娴熟，整个儿就是一“修整烧”。他望望秦书记，似乎要挖掘出一点什么秘密来。

    秦书记正摸出一支“大前门”，点着，吸了一口。可他的眼睛却死死地盯住倪老师的烟斗，他一边点火，还一边瞅着烟斗，似曾相识？

    他说，倪老师，请你把烟斗给我看看。他接过烟斗自言自语，“英国石楠根”。

    倪老师一惊，遇到行家了？

    秦书记把烟斗稍微倾斜，摸着斗钵壁的底部，一边仔细地看，一边喃喃细语：“L·T”“Light&Truth”（‘光与真理’两个词第一个字母的大写）。

    倪老师又是一惊。

    倪老师简直蒙了，共产党的书记随口说出一组英语，而且，他又是怎么知道“L·T”即代表“Light&Truth”的？

    倪老师对秦书记突然就肃然起敬，他也对秦书记发出了“人不可貌相”的感叹！

    现在秦书记已经靠边站了，倪老师们的“艺术家风范”也就必须随之消亡。“叔叔阿姨头”在培养祖国花朵的园丁身上是不能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不能接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教育的。

    同意或者默认，甚至是支持“叔叔阿姨头”泛滥的，正是秦书记的罪证之一。他怂恿支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校园内泛滥，追根溯源，他至所以能够这样，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该人参加革命，特别是进城以后，即抛弃了农村的结发妻子，另觅新欢，他自身就是当代一典型的陈世美，如果他不纵容倪老师那倒奇而怪之了。

    至于倪老师的反革命罪状，那也是铁证如山，有目共睹的。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倪老师被红卫兵小将要求画一幅红司令身穿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挥手致意的巨幅油画。

    当时的倪老师作为封资修的遗老遗少正在接受红卫兵的审查，需要交待自己的修正主义问题。叫他作画，是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完成得好，算是洋为中用，戴罪立功，既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又可少许获得点自由。

    倪老师在规定的时间（一周）和规定的地点（总务处储藏室）完成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旁边还站着亲密战友林彪。等到他完成任务，并且由红卫兵小将敲锣打鼓地将巨幅画像悬挂上教学大数的门楼上以后，问题被发现了。

    画像上，由于光线的作用，毛主席伸出的一只巨手的阴影，隐隐约约地卡住他老人家自己的喉咙。

    这个阴影，没有人提醒根本看不出来。

    有人发现了——就像到了旅游景点，经地导的指点，说人像人，说龙像龙，说猴像猴，说鬼像鬼，不但说了，还指给别人看。不像？你再看看，像了吧？像，好像是有点像呢。再仔细看看，是像，越看越像——是有一个阴影，真的就像一只黑手，而且那个位置正好，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喉咙那个部位上。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来看的人越来越多，相信的人也越来越多。等再有更多的人来看的时候，画像已经被收下来了。

    倪某某居心叵测，狗胆包天，毛主席被一只黑手扼住了喉咙，这是要将伟大领袖往死里整呢。于是有人揭发，于是有人批判。

    清朝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歌颂清世祖得天下之正，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故有人控告全祖望大逆不道，居然将“贼”字冠于“清”字之上，几遭陷害。

    文建国路过倪老师身旁的时候，倪老师正望着他，四目对视，一闪而过。两个人的心灵是否发生激烈碰撞，不得而知。

    文建国低眉顺眼，不动声色地从倪老师身边缓缓而过。后来他承认是自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彻底性软弱性在作祟；再后来，当一切颠倒过去的事情又颠倒过来的时候，他又为自己的无知、怯懦和良心的泯灭，感到深深的自责。

    倪老师则说，记不得了——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还是有意淡化？抑或老师早已原谅了学生，或者说，在那样的大气候下，没有参与揪斗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文建国每每回味起“四目对视”的这一幕，心情却糟透了。他曾经有过若干次假设，如果我上前安慰倪老师，会怎样？如果我上前指责倪老师，又是怎样？

    文建国在事后（包括其他事情）左一次如果，右一次如果，让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沉。慢慢的，他就习惯于凡事要问个“为什么”，要假设出若干个“如果”。

    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壁，所有的报栏，只要是可以张贴可以悬挂的地方全都是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一般有转抄自北京上海高校的、本埠两大派的，最多的还是本校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以立场态度观点等政治问题首当其冲，其次有本校领导本校教师的交待、揭发和批判的问题，还有就是两派相互攻击的鸡毛蒜皮的问题。

    在有关有些老师生活作风问题的大字报面前，同学们路过时，一般不好意思多停留，生怕别人说他只关心这些问题，犹如少男少女遇到了两性知识，明明是想进一步了解，可总是担心自己最最隐秘的心思一不小心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一旦有一群学生起哄起来，嘻嘻哈哈伫足了，就又像如今在青少年学生中普及性知识了，则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

    在大字报面前，学生的习性息息相通，没有了两派三派之分，或面红耳赤心惊肉跳，或嘻笑怒骂相映成趣，或冷若冰霜故作镇定。这在当时，是唯一的有正当理由在公共场所接受到的关于男女两性知识的教育。

    网络时代，经典的段子满天飞。

    比如说那个赵四小姐吧，16岁跟张学良，跟一年是偷情，跟三年是奸情，跟三十年就是千古爱情；还有说名妓小凤仙，要是找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千古流芳了。所以，得出结论：其一，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做，而是做多久的问题；其二，不在于干什么，而在于跟谁干的问题。

    那时可没有这些个段子，一说到男女关系问题，就是作风不正派，就是耍流氓。搞不好就遗臭万年。

    文建国在校园内走了一圈，他的第一大发现是，凡是属于两派观点之争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新的，鲜有三天前的内容；第二大发现是，凡是从大字报版面上看得舒服的，那个字体都与自己的差不多，也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倪体”，这是否也可以叫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这个样子看下来，他不是来了解学校“文革”运动发展动态的，而是来欣赏书法展览的。好多同学毛笔字基本功甚是了得，还有些许漫画插入其中，形象逼真，或庄或谐，作为文字的补充，恰到好处地提醒各位看官，可以继续往下看。

    有一份大字报是批判倪老师的一幅画，大概意思是倪老师在第一次被批判以后，回到他的画室，三笔两笔，画了几朵菊花，要命的是还题了词，那题词曰，“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于是大字报的作者批判倪老师坚持反动立场，不见棺材不掉泪。诗言志，他是自喻菊花，还要“抱香死”，这个大流氓、反革命，死到临头了，还顽固不化，死到临头了，还要“抱香”？不知此“香”为何“香”？是“香”，还是臭？

    伟大领袖毛主席喜爱的是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他却喜欢菊花，分明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

    落款是廖进军等20名同学，文建国再仔细看看廖进军的签名，是他的落款，还是第一个。

    大字报上还有表达不同观点的批注。

    用蓝色墨水写的，将那两句题词圈了出来，曰：此乃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画菊》诗，全诗为“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云云。

    用红色铅笔写的批注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此黄花乃菊花也。

    又有黑色墨水写的四句话，为同一人所为：

    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赠刘景文》；

    丹青难写是精神——王安石《读史》；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蜀相》。

    四条批注，全是古诗词原话，没有当事人的只言片语。是什么意思？你们自己看吧，我可什么也没说。

    文建国看得感叹：聪明！绝对的聪明！同学之中藏龙卧虎不乏其人。其中有一句，我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出处。转而，他又感到好笑，这个廖进军也是的，什么不好写，偏偏写出这样的大字报，自讨没趣。

    不过有人说，大字报根本不是廖进军写的。这种小儿科的事，廖进军根本没有兴趣，只不过是有人挂他的名，借用他的名气而已。说话的人还煞有其事地告诉文建国，还煞有其事地做了样子。就这样，别人代他把笔墨伺候好了，他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文建国想想，这倒也像廖进军的作派了。

    说到廖进军，文建国自然也想到了葛延生，不知他们现在怎样了，还有那个史静呢？文建国更是一无所知。

    邺花长得乖巧，让人怜爱。她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现在轮到邺花出场了。她母亲邺一的身世让人唏嘘，她和她的母亲长时间里都是仓巷茶余饭后的话题。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仓巷的“反标事件”和“流氓事件”还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第二年的初夏时分，仓巷又爆出新闻，朱武和邺花结婚了。

    朱武和邺花分别是去年两大新闻的主角，这就给仓巷居民倍增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

    邺花，长得身材小巧，脸模子长得很标致，身段也很标致，一眼看上去，就是个美人坯子，是那种可以让任何男人一眼看上去就喜欢的女人。

    小时候，一般人习惯将这种女孩子称之为“小妖精”，口气里有羡慕有调侃有欣喜也有醋味，有时还有些许诅咒的成分。可“小妖精”一旦长大了，去掉了一“小”字，往往就“妖魔”化了。其实人长得漂亮又何罪之有？

    邺花初中勉强毕业，在家待业，整日里在家门口，在笤帚巷，在仓巷，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闲逛。多有闲杂人等喜欢拿言语与她挑逗，但她打情骂俏拿捏得恰到好处，偶尔会让个别人吃个豆腐，且老少咸宜，但谁要真有心思，想让其深入发展成就好事，对不起，往往遭到她的一顿臭骂，骂得狗血喷头，骂得对方下不了台。

    在厕所事件中，她就是被盲流偷窥的那个小女子。本来她只是一个受害者，其实也只是受到了惊吓，但别人不知道内情，以为她真的遭到了“什么”非礼。遭到了什么样的非礼呢？最厉害的说法无非就是被那个了呗，但谁也不挑明，“被那个了”，到底是被怎么了？“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那个”，谁不知道！

    从此以后，她就是一个不干不净的姑娘了。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人家当然相信啦。因为她的母亲在十三岁的时候就生下了她，她现在都十九岁啦，早就可以那个了。那个了，哪个了？谁也不再继续说下去了。

    风言风语的多少会刮进她的耳朵。天地良心，我邺花干干净净。虽然没有人敢当面跟她说，但慢慢地她自己似乎也相信了，总是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什么，被“那个”了？三人成虎了。

    邺花的家在仓巷的西北边角上一条叫着笤帚巷的小巷子里。笤帚巷是仓巷延伸的小巷子，或者说是从仓巷叉出去的小巷子。

    笤帚巷原先是一爿空地，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在这里加工储存买卖笤帚，后来逐步有了门面，有了住家，并形成了几十户居民住宅区的气候，笤帚巷就这么慢慢地喊出名了。

    笤帚巷全是一些简陋的低矮平房，与笤帚巷的地名倒也匹配。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全部由小青石铺就。路北的房子比路南的房子高出两个头，也更整洁一点，据说住家多是江州的老居民户。路南的建筑不规则，与路北的一比，泾渭分明，明显低了一个档次。

    由于居住面积的局限，随便哪家的大门打开，室内便一览无余，桌凳碗厨炊具床铺马桶，木头箱子纸盒子，应有尽有。孩子多的人家分个里进外进，门口有空档的，搭个厨房。不知从哪找来的木板、石板随手一搁，可请来人雅座，也可随意堆放什物。水桶、水盆、菜篮、工具、衣服、鞋子俯首即是。奢侈一点的人家还有鸡窝，还有花盆。

    邺花家大门朝南，朱武家大门朝北，两家几乎是门对门。邺花家门口散落着些许盆子，养着些不值钱的花草和葱啊蒜啊什么的；朱武家门口多了一副石锁和一个鸡窝。

    邺花记得那天晚上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有文建国，有朱武，还有其他人，这两个是她的小学同学，她自然地站到了他俩中间，心理上有了安全感。

    大家应该知道，当时自己除了大喊大叫以外，其他一切都很正常，连裤带子都在匆匆忙忙之中悄悄地系好了——她知道女人的裤带子意味着什么，没有衣服不整，没有头发零乱，这是肯定的。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她很想找文建国说说话，希望他能来给自己证实点什么，或者能听到他和蔼的说话声也行，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小学的老班长。而且文家大院的人说话，在整个仓巷是有影响的。朱武不能找，那个夯货，本来就瞧不起他，可昨天晚上他还紧紧地靠着我。当时我也需要他的保护，否则，哼！滚TMD蛋！

    可是，她难得看到文建国，人家深宅大院，她又不愿意登门拜访，不是上小学的时候，天天去也没有关系。朱武倒是天天见，每天大门一开，抬头不见，低头见。

    朱武初中辍学，跟着父母在芦苇场打工。他身大力不亏，有的是力气。反正是多劳多得，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母亲，比父亲少不了多少。去年年底那一段时间被派出所搞得灰溜溜的，后来总算有了替死鬼，他也阳气回升，又是个大小伙子的样子了。

    他每天看到邺花，只要双方没有大人在场，隔着三米多宽的距离，他必然主动招呼，老同学长老同学短的。

    一般时候邺花嫌烦，懒得睬他，懒得用正眼瞧他，多数是头不抬，跟他打个哈哈应付应付就过去了。偶尔碰上好心情，抬头笑笑。朱武见她笑了，一整天都是乐呵呵的，有时话就多了出来。某男生怎样，某女生怎样。朱武的话一多，邺花就又敛起了笑容，朱武的话就戛然而止了。

    “厕所事件”的来年开春，邺花内心很是烦躁，很是郁闷，总觉得人家的眼睛都盯得她，她又不能主动去解释什么。于是她有了出去避避风头散散心的想法。

    邺花突然外出，父母难免着急，可是这么大的姑娘失踪了，父母亲却又不好意思声张，特别是刚刚折腾过“厕所事件”，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把话送给人家瞎嚼蛆吗。别人家问到邺花，他们一边与别人打着哈哈，一边私下里到处寻找。正当他们准备到派出所报案时，邺花突然在一天晚上回家了，整整一个星期。

    父母亲将邺花左看看右看看，再小心翼翼地问东问西，恨不能找个放大镜从头发丝到脚么丫统统过滤一遍，才可放下心来。

    邺花呢，听凭父母的摆布，只是对父母的问话一问三不知，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当夜无话。

    第二天朱武看到邺花，难免多看了她两眼，眼神里放射出几多期待，邺花露出的还是那种爱理不理的神情。

    平安无事，小半个月过去了，邺花时常回味一个人在外一个星期的日子，时而愉悦，时而平静，时而还有点惆怅。

    她不知道自己的日子如何打发，每天在家里照照镜子，换几件衣服，再梳梳头，不停地变化发型，或长发披肩，或扎成维吾尔族姑娘的辫子，或用火钳烧热了在头发上烫几个圈子，实在无聊了就出去溜达溜达。

    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下意识地感觉到大事不妙时，才火烧火燎起来。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摆得碍手碍脚的，逛到街上，人家的眼神都不怀好意，总觉得背后有人对她指指戳戳。

    晚上，她把母亲拉到自己住的隔间里坐在床边上说起了悄悄话。

    母亲邺一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对着邺花的左侧后脑勺甩起一记狠狠的老刮子。打过以后，母亲又后悔又害怕，自己和邺花她爸至今没有打过邺花一次，甚至没有骂过一次，今天这是怎么了？

    她强行揽过邺花，抚摸着邺花的脑勺子，流泪，抽咽，号啕。刚刚号啕了两声，她突然停下，抱起床上的被子包裹着自己和女儿，一同躺倒在床上再次放声痛哭，一边哭，一边数落。邺花抱着母亲则是悄悄地流泪。

    邺一十三岁那年生下邺花。

    邺一生下邺花，正赶上了改天换地的时辰。她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不，也不全是，那只是她说给新社会的人听的。如果不是家道生变，如果不是母亲早逝，她还是大小姐呢。身为国军团长的父亲，身负重伤，临终前，将十二岁的女儿和全部家当，都托付给了贴身马弁邺来福，并叫邺来福换上便装，带上邺一向江南潜逃。邺来福还在犹豫，总是不忍心丢下长官。谁也没有料到，邺团长竞突然开枪自尽，一死了之。

    邺来福比邺一大十六岁，他一开始做邺一的叔叔，后来做了哥哥，是看着邺一一天天长大的。现在邺一举目无亲，唯有邺来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父亲最后的嘱托她也是知道的，不跟着邺来福，那又跟谁呢？

    邺来福带着邺一从河北、河南、山东一路逃难到江州。一路上邺来福对她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过了长江，在到达江州的第一个夜晚，他死缠活磨，硬缠软磨，终于让邺一答应了他的第一次要求。邺一懵懵懂懂，在一半是耻辱的疼痛和一半是欢愉的渴望之中，顺从了他，完成了从一个少女到女人的过渡。

    好在邺福来对她，还是像以前对待大小姐一样服侍着她。邺一认为已经成了邺来福的人了，这就死活不愿再去流浪奔波。邺来福就依了邺一的主意，在江州落下脚来。

    第二年有了邺花，邺来福对花儿更是百依百顺。

    三年后邺一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邺宝。有龙有凤，多好的事啊！

    邺来福和邺一满心欢喜，再苦再累再穷，只要看着这一双宝贝儿女，就充满着奔头。可老天爷难遂人愿，邺花倒是越长越水灵，越长越漂亮，越长越伶俐，像妈妈，且青出于蓝胜于蓝；邺宝呢长得也不丑，虎头虎脑，皮肤白嫩，只是在他过抓周的那一天，终于发现苗头不对了。寻医问药，被确诊为脑瘫。那个脑瘫的弟弟邺宝在六岁那年终于还是早夭了。邺宝死了之后，邺来福和邺一的心思自然全部放在邺花身上了。

    快二十年了，邺来福码头工、运输工、清洁工，什么工来钱就干什么。后来拉过东洋车，还曾经给文建国的父亲拉过一段时间的包车。

    文巽善看他肯卖力气，还有些断文识字，就帮他介绍进了江边码头看管仓库，好歹有了点喘气的时间。但他的东洋车舍不得丢弃，还想给文巽善拉包车。文巽善考虑到建国和他家的邺花是同学，还是坚决而又婉转地给回绝了。

    邺来福，准确的身份，用当时的说法应该是国民党兵痞。邺一的父亲在做营长的时候，看他人长得清爽，为人忠厚，还有一点舞枪弄棒的手段，就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勤务兵。后来营长成了团长，邺来福顺理成章被提拔为少尉警卫排长。虽说职务低，可他负责团座的生命安全，还全权负责团座家小生活的打理，他这个排长自然又比别的同僚更风光一筹。

    邺来福见母女俩关门说悄悄话，也不敢打扰，只是在门边蹙促不安，后来又听到母女俩有哭泣的声音，他更是一味地屋子里打转转，提心吊胆，竖起耳朵，聆听隔间里的动静。

    一个时辰过去了，他又听到了母女两人的窃窃私语，虽然不知道她们说的什么，但他放心了。他做了两小碗山芋羹焐在炉子上，搬个小凳子就坐在邺花的隔间门口冲盹。

    邺一哭够了，主意也有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总是自己的女儿哦，她拉着邺花一道坐起来，开始考虑善后。

    令邺一简直要对女儿刮目相看的是，邺花是一个很有主张的姑娘。今天下午，邺花已经把所有认识的同龄男性逐一梳理了一遍，最后才想到了朱武，一想到朱武，她突然就激动了。真是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朱武每个月基本工资十八块，听说快要转正了，就可以拿到二十四块了。加上他另外计件的多劳多得的工资，那应有三十出头了。他母亲最近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存下两个钱，要代武儿砌房子，娶媳妇。

    呵呵，邺花兴奋得连打三个响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她认为这个朱武肯定求之不得呢。她想到朱武那个憨相——已经不是夯货了，想到朱武每次看自己的眼神，想到朱武毕竟还是小学同班同学，她自己先就开心地笑了。

    不用母亲多问，邺花娓娓道来，利弊得失，分析得滴水不漏。

    邺一对朱武虽然不满意，但想想花儿肚子里的孩子，这个脸可丢不起，现在是新社会了，再说自己的丈夫如今也混得抬不起头来，还有一个兵痞的身份，不这样，还能怎样呢？

    邺一心里有数了，但她没有给女儿好脸色看，再说还有你爸爸要商量商量。她板着脸孔走了出来，虽说家里的事她作主，可这等大事还是应该与孩子爸商量的。

    邺花动了这个心思，第二天再看朱武，怎么就咋看咋顺眼了：正值暮春季节，朱武时常光个膀子，膀子粗，胸肌大，肚子上的腹肌时隐时现。平顶头，卧蚕眉，大眼大鼻大嘴，方下巴，脸模子说不上标致，可也挑不出啥毛病。

    朱武看到邺花好像没有以前那样尴吱尬碍的了，再瞧瞧她的眼神，这不，有点温柔，有点笑意。

    原来看邺花，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邺花好像总是竖着一面手掌，冷冰冰地拒他以千里之外，如果再看的话，对不起，那巴掌就要上来了。虽然朱武也愿意让邺花的巴掌上身，那一定是很舒服的，说不准就像挠痒痒，但他又不忍心真的惹她生气发火。

    今天看邺花，她是挺胸垂臂，满脸的媚态，一副欢迎来访的样子。朱武蠢蠢欲动，他做梦都想着，太阳也能从西边出来的。

    当天傍晚，太阳西坠，落日的余辉将笤帚巷映照得暖洋洋的。邺花在门口洒了水，扫了地，摆上了晚饭桌子和凳子，端上了几个小菜。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块，其乐融融。

    不一会儿，朱武家也搬上桌子吃晚饭了，他家的饭桌与邺花家的形成一个斜角，自然地让出过路行人行走的空档——拐个两步，不费事的。他家五个人，除了父母，包括朱武在内的是三个公鸡头子。

    邺来福见对过老朱坐下来了，随口招呼，老朱过来喝一杯。老朱夸张地嗅嗅鼻子说，今天的酒好香呵！

    “当然，江州老白干变成洋河大曲了。”老邺举了举酒瓶，高兴地说。

    “鸟枪换炮了？”老朱有点兴奋地问。

    “还有王老五家的盐水鹅和五香猪耳朵。今儿是我家花儿的生日呢。”邺一在旁边补充了一句。

    “噢，那就不打扰了，早点说，我不就准备两个菜，也好合在一起热闹热闹！”老朱后悔今天也坐在外面吃晚饭了，他发现自己的老婆眼睛已经朝他翻了几翻。

    “没事，没事。花儿，你把这个给你朱伯端过去。”邺一搛了几块盐水鹅、几块五香猪耳朵，还倒了一杯酒。

    邺花送菜过去的时候，特意留心地瞟了一眼朱武，朱武的眼睛珠子一动也不动，他的视线随着邺花的身子在平移。

    老朱来不及客气，举举酒杯表示道谢，一边喝酒，一边与老邺一敲一搭地说起闲话。朱武妈的几个白眼没有发挥作用，已经在桌子下面踩他的脚了。他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心里却嘀咕上了，这女人家就是烦。

    朱武妈平日里最最看不顺眼的就是邺一，明明只比自己小了个八岁，怎么看上去就相差十几二十岁，跟我比就是两代人，跟她家邺花就像亲姊妹似的呢。细皮嫩肉也就罢了，那是天生的，可她说起话来，嗲声嗲气的，好像全世界的男人都是她一个人的。

    第二天无事。

    第三天晚饭后，朱武在外逛了一圈往家走来。

    邺花显然是在门口恭候多时了，她看着朱武往家这边一步一步越来越近。

    朱武显然早已瞧着她了，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呢。朱武还没有来得及招呼，邺花已经掏出小半瓶酒，朝他晃了晃，又藏好掖好，生怕给别人看到。等到朱武靠近了，才悄声问，“洋河，喝不喝？”

    此刻的朱武哪里是对洋河感兴趣，就是“六六六”也在所不辞呢。他望望邺花，再望望自己家里。邺花已经一把把他拽了进去，随手掩上了大门。朱武四下里望望，没人。

    说实话，朱武至今没有喝过洋河大曲，有时父亲喝酒，他也会趁机弄上两口，但那都是江州老白干。

    前天晚上他就有点馋，可那种场合怎么轮得上他，就连盐水鹅和猪耳朵也没有能够沾上边。他爸爸给他两个弟弟一人搛了一块盐水鹅和一块猪耳朵，没有他的份。剩下的三块盐水鹅和三块猪耳朵，老朱一人承包了。

    此刻瓶子里的洋河起码还有四两，邺花又拿出猪耳朵，还有花生米，说是下午刚刚买的，特地为你准备的。

    朱武一时性起，就着酒瓶，先将洋河猛灌了两口，嘴里嘀咕着好酒，好酒，又是两口。他根本没有想一想，邺花为什么“特地为你准备的”，呵呵，你是哪根葱啊？

    邺花暗自好笑，却也随口笑骂：“真是个夯货，十足的夯货！”朱武听了，却格外的舒服，那是女孩子带有撒娇性质的表达。嗯，今天邺花有点意思了，这叫打是亲，骂是爱呢。

    邺花将朱武按捺在凳子上坐下，递给他一双筷子，说，慢慢喝，多吃点菜。朱武哪里受过这等款待，也不习惯，干脆直接用手抓，一口猪耳朵，一口酒；一小撮花生米，一口酒。就是过大年的时候，在家里也没有如此喝得舒服的。他不知道自己的酒量究竟有多大？只知道，酒好，菜也好，更有邺花好。

    我门对门的女同学，今儿个晚上格外的迷人。你看噢：无袖桃红暗条纹圆领衫，她的脖子、膀子，白得令人耀眼，滑腻得叫人想摸摸。他一边喝酒，一边吃菜。吃着，喝着，双眼就逐渐迷糊起来。昏暗的灯光下，邺花越发成了一个天仙，含情脉脉，楚楚动人，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就是小鸟依人的样子吧。是的，他想到了“小鸟依人”，还有小时候人们称她为“小妖精”。

    “小鸟依人”“小妖精”，“小妖精”“小鸟依人”。

    这时候的朱武已经是心旌摇曳，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是想让自己和邺花靠靠，至于靠上去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单独和女孩子在一起过，更不要说是身体上有所接触了。

    这种环境，这种氛围，让他第一次真实地有了刺激反应。他看酒瓶子里已经所剩无几，干脆一起灌进自己嘴里。酒壮怂人胆呢，何况我不是怂人！他一把抓住邺花。邺花扭捏了两下，就让他搂进怀里。

    朱武和邺花，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一个盼望已久，一个蓄意安排。朱武在邺花家喝酒，然后就在邺花床上睡着了。

    朱武是怎么上床的，上床以后干了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

    邺花在床上辗转反侧，她第一次近距离地打量着已经睡熟了的朱武。作为一个男性青年，应该说朱武长得有一个男子汉的样子，就是平时的脾气有点夯，但为了自己的脸面，自己也就心甘情愿嫁给他了。

    朱武和邺花是小学同学中最早结婚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我们小学同学中唯一的一对。鸡有鸡道，狗有狗道。几十年来，他们的生活同样有滋有味。说起他们的大女儿，虽然都有咂嘴声，但都是一笑带过。人家自己不烦，别人何必多管闲事。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那次邺花外出游荡，几乎就是在身无分文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叔答应代她买票明天将她送回江州，还陪她玩了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大叔把她送到旅馆休息。

    那一天有好的吃，有好的喝，大叔还特别地殷勤，让她浑身上下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她当时无法表达，反正那种感觉在江州，在仓巷是没有的。后来她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她跟朱武结婚以后，才慢慢地有了一点感觉，原来男女之间是可以如此快乐的，原来那种感觉是男生女生都需要的。

    下半夜，朱武酒醒时分，昏暗的灯光下，他发现身边竟然躺着邺花，邺花还睡着，起码是眼睛还没有睁开，两人都是衣不遮体的。他一阵恐慌，又一阵兴奋。他这是第一次身临如此情境。

    以前只知道跟在别人后面嘴上快活，做梦都想着什么时候来一次真的，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意淫对象自然就是邺花。

    人们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靠邺花最近，这个“月”，我不得，谁得？想得得意的时候，往往加上一个“哼”字，以示志在必得。今儿个是天遂人愿了，嗯，喝酒真好！

    今儿个是真的，是实打实的，要抱要搂要亲要摸，可是想咋样就咋样的。他像一个孩子家，好东西到手了，得翻来覆去的把玩一番。

    他匍匐在邺花身旁，轻轻地抚摸她的脸庞，她的眉毛，她小巧的鼻子和她微翘着的泛着红润光彩的嘴唇，他几根粗壮的铁爪子似的手指，情不自禁地慢慢地向邺花的颈部、胸部滑去。

    邺花好像在睡梦中，躬着身腰向另一侧翻过去。朱武一时心花怒放，扳着她的肩胛，腿一跨，整个身子就伏在邺花身上了。邺花则大叫一声，似乎刚刚被惊醒。

    一直候在隔间外的邺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听见里面有了动静，一手撩开门帘子，大喝一声，闯了进来。

    朱武一个翻身下马，不但是离开了邺花的身子，还溜下了床，但他的腿脚打软，膝盖不争气地颤抖着，他站不稳了。邺花坐起来不停地抹着眼泪，眼睛却悄悄斜视着朱武。

    朱、邺两家向来面和心不和，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两家的主妇身上。

    朱武母亲大老粗一个，块头大，嗓门大，做事风风火火的，为人实在，也不计较后果。

    邺一则完全相反，处处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说话做事比较得体。

    两家门对门，日常琐碎，鸡毛蒜皮，难免磕磕碰碰，真要理出个家长里短的话，也是朱家沾光的多。其实也并非朱家想占便宜，只是朱武妈总是不愿把便宜给邺花妈占了。

    邺一呢，感觉自己气短，好像总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攥在手里，特别是解放初期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让她落下了心惊肉跳的病根，生怕邺花的爸爸有哪一天就回不来了。所以她和丈夫总是见人三分笑，而朱武妈就像政府派来看管她家似的，对他们一家是一脸的厌恶相。十多年了，邺一已经习惯在朱武妈面前低三下四，时时处处陪着笑脸。

    邺一进得邺花房间，看看朱武这般怂相，心里暗暗得意，可她却突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落起来，“你这个流氓”“仗势欺人”“叫我家邺花怎么见人啊”等等，不一而足。

    朱武蹲在地上，胳膊支撑在膝盖上，双手捂着脑袋，大脑一片空白。人说只恨地上没有洞，否则就钻进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知道邺花妈在骂他，骂的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但晓得自己捅了天大的漏子了。

    邺花哭哭啼啼地说：“我好心好意地留一点酒给你喝，哪知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喝到我床上来了。”说完又干嚎了两声，还不时地瞟瞟自己的母亲和朱武。

    “好了，好了。你也不是个好东西！人家朱武怎么就不跑到别人家的床上去的？”邺一显得很公正，骂了自己的女儿两句，停止了对朱武的数落，又对朱武说：“朱武，你起来，站起来说话。”

    邺花在床上爬上前来，在朱武膀子上揪了一把说：“你说，你说怎么办吧？”

    朱武瞧了一眼邺花妈，再瞧一眼邺花，七情六欲早就九霄云外了，哪里说得出话来。

    “哼！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倒好，不声不响地就把我家花儿给睡了。是送你到派出所，坐几年牢呢，还是咋的？”邺一不动声色，一字一句地说。她的声音不大，可句句如锥，刺得朱武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

    邺花又在他的肩膀上死命地一揪，这次是把朱武揪痛了，也把他揪醒了。朱武抖抖索索支支吾吾地对邺一说：“花儿妈，邺阿姨，您说一，我不二。只要不把我送进派出所，让我做什么都行！”

    派出所的滋味他尝过的，那哪是人蹲的地方？不打不骂，把你晾在那儿就受不了。如果再送去坐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

    “真的吗？”邺一不放心地问，“真的干什么都行？”

    “肯定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朱武慢慢恢复了底气。

    “好吧，那就赔个三千块钱。”花儿妈好像很客气地说，“钱来了，走人。谁也不欠谁的。邺花的亏，我认了！”

    “三千块，我一个月工资十八块，嗯，一年二百一十六。乖乖，不吃不喝，十年都还不起呢。等到我还清了，我都三十好几岁了？”朱武打着算盘，看看花儿妈，一时没了主张。再瞧瞧花儿，花儿噘着小嘴，和他挪了挪。他不知道花儿是什么意思，她这是在打哑语呢。

    花儿见他还不开窍，蹭到他身上，双手在他的肩头，一阵乱拳。

    朱武终于彻底睡醒了，他说：“这样好不好，邺阿姨！我把花儿给娶了吧？”

    “什么？你说什么？”花儿妈故作惊讶的样子，“你睡了花儿一次，还要睡一辈子？”

    “妈——你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邺花撒娇地唱了起来。

    邺一还要说什么，花儿捂着耳朵，摇着头，坚定地说：“我不听，我不听！”

    朱武见到花儿的态度，胆子也大了，他说：“邺阿姨，不能说睡她一辈子，而是要养她一辈子，服侍她一辈子！”

    “这有什么区别吗？”邺一一脸严肃的样子说，又问花儿，“死丫头，你真的愿意跟他一辈子？”

    花儿用她的小拳头又捅了朱武两下，朱武似乎得到了鼓励，他认真地对花儿妈说：“邺阿姨，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会一辈子对花儿好的，一辈子听她的话，家里的钱一辈子归她管！”

    “真的，假的？”邺花妈不放心地问。

    “真的！”朱武这次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那你写下来，我不放心。还有今天的事也要写清楚，一旦哪天你对花儿不好了，哼，看我不到派出所告你！花儿，拿纸！拿笔！”

    花儿又是一声长长的“妈……”叫起来，她继续撒娇。

    “不行！”邺花妈态度坚决地说，“口说无凭。”

    朱武心想，能够娶上花儿是我梦寐以求的，欢喜还来不及呢，写下来怕什么？

    “写什么呢？”他小学勉强毕业，初中没有混到底，又是几年不读书了，真拿起笔来，还是很为难的。

    “我说你写！”邺一说。她知道朱武的根底，让他自己写也写不出什么名堂。

    一听花儿妈这样说，朱武又有点反感了。再看看花儿那可怜兮兮的样子，他又铁心了。反正豁出去了，咋说咋写吧，只要把花儿嫁给我就行，我正求之不得呢！

    “写！”他就一个字。

    “检查与承诺”，邺一说。

    朱武显然是一愣，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写“检查与承诺”，可“承诺”二字不会，是邺阿姨写给他看，他依样画葫芦了。

    邺一说完，朱武写完。

    邺一拿过来看，字迹还算端正，别字不少，凡是不会写的字，他都用同音字代替了，还好，总的来说不影响内容。

    她再看看朱武，似乎已经有了丈母娘的感觉。今儿的事，关系到花儿终身的幸福，必须一下子把他吃定，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一起上。她拿定主意，给准女婿开始上政治课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她背诵了伟大领袖的一条语录，才一边问话，一边训导。

    不要小瞧了邺一，她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可她从来也没有丢下读书、看报和听广播。凭着她完小毕业，刚刚读了一年初中的文化底子，她的文化水平起码不在朱武和邺花之下。

    她说，你家是从淮阴过来的，我们家是从河北过来的，虽然我家过来早，你家过来迟，但都是外来户。大家在江州生活都不容易，今后要好好过日子。

    朱武点点头。

    她问朱武：“你的属相是什么？”

    “属，属猪的。47年的。”

    邺一接过话头，“噢，我家花儿49年，属牛。”她掐指一算（朱武亲眼看到她右手大拇指在其他手指头上指指戳戳的），“47亥猪，49丑牛。”

    “嗯，古有天仙配，今有猪牛配。”

    “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老猪小牛一窝会。”

    邺一出口成章，说得朱武喜滋滋的。

    “好，三天后，第四天成婚。”邺一看得心里舒服，把事先准备好的打算一股脑儿地全都拿了出来，“结婚以后，等过了蜜月，赶紧把新房子砌起来，将来生个大胖小子，我还可以帮你们带带。”

    她把刚才朱武写的《检查与承诺》书上说过的，没有说过的，只要是想说的，通通说了一遍。

    邺花暗自欢喜，妈妈比阿庆嫂还阿庆嫂。

    朱武唯唯是诺。他想，只要能够娶到花儿，就是我最大的胜利。何况邺阿姨说的头头是道，确实都蛮对头的。

    朱武回到对门家中，已经是过了次日的丑时。不一刻，争辩声，呵斥声，咒骂声，男声女声，摔盆子掼碗盏声，拍桌子打板子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

    邺一母女俩时刻注意着对门的动向，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没有一刻停息。

    声响大的时候，她们心惊肉跳；没有声音的时候，她们焦虑不安。

    朱武这小子没问题，怕就怕他妈，那个母老虎发起威风来，地球也要抖三抖啊。邺一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颤。

    她看看闹钟，已经凌晨四点，对门好长时间没有动静了，估计朱家吵也吵够了，闹也闹够了。按这情况分析，朱家是准备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了？本来吗，朱武睡了我家花儿，你不娶回去，那就准备送牢饭吧。《检查与承诺》还在我手上呢。哼！

    天刚麻麻亮，邺一就起来了，刚才倚靠在床头冲了会儿盹，她一直惦记着对门呢。她将耳朵贴上门缝，什么声音也没有；她将眼睛贴上门缝，什么也看不到。她有点放心了，对门没有动静，就是最好的动静，就等着“凤求凰”吧。她相信自己的判断。否则的话，那个母老虎不是省油的灯，还不早就闹个天翻地覆了。

    她估计，朱武半夜回家，他母亲肯定要问话。大半夜的回来，哪去的，干什么的？朱武呢，酒兴阑珊，春意盎然。他大大咧咧地向母亲报告，我要娶了邺花！

    母亲摸摸他的头，没有发烧啊，顺手就是一个耳光。朱武呢，基本的孝心还是有的，他把脸面迎了上去，意思是您想打可以再打，我决不还手。

    真让做母亲的再打，她也是下不了手的。

    朱武这时候就和盘托出了。

    朱武妈火冒三丈，儿子是舍不得再打了，这么大一个块头杵在那儿，打了也费劲。接下来就是邺一和邺花听到的交响乐了，再后来朱武母亲把朱武父亲从床上拉起来，一顿数落，无非是你儿子能干了，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你还有心思挺尸云云。

    老朱想想说，武儿今年也已经二十有一了，既然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那就准备迎亲吧。

    武儿他妈问老朱，这里是否有诈？

    他爸说，有诈无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能让武儿再进派出所了。

    朱武妈无语，是的，如今把柄在人家手上，你有什么本事保证你儿子平安无事呢？

    不出邺一所料，当天，只见朱家的人进进出出，大包小包往家里拎。朱武他妈与花儿妈双方照面时，她脸上竟然绽出了些许笑意。

    花儿妈自然可以笑得灿烂，但她没有敢得意，却是故意很勉强地挤出点笑的意思，好像那个笑仅仅是被你朱武妈给硬生生地压迫出来的。我家亏吃大了，我家丢人丢大了，我怎么笑得出来？可是一离开朱武妈的视线范围，她就窃喜，发自内心的笑。她不敢放肆，生怕被对方发现了什么。

    第三天一大早，朱武父母提着礼品上门提亲。

    礼品有：两条大前门、两条飞马，两瓶洋河、两瓶老白干，一斤碧螺春、一斤草青，一斤奶糖、一斤硬糖，还有一枚厚实实的红包。烟酒茶糖老四样一样不少，高、中、低档搭配，既不失身份，又不奢侈，人到礼到。

    邺家夫妇敬茶敬烟，好生热情。

    “老邻居，新亲家。”邺一收下礼品，发自肺腑地朝朱武爸拱拱手说，“今后打开大门就是一家了。我也不知道你家朱武怎么会突然做出这等事来？好的是，我平时还看得惯朱武。否则的话，我家花儿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她一脸的委屈，把女儿嫁给朱武，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邺家亏大了。

    她对朱武妈还不太敢过分亲热，生怕热脸贴上冷屁股，自讨没趣，更怕露出马脚。

    朱武妈似笑非笑，没有想到这个笤帚巷、这个仓巷最最讨厌的女人（仅仅是她个人的意思）和自己结成了亲家。真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要不是武儿这个没出息的东西给你家抓住把柄，对不起，请我来，我还不来呢。好的是花儿这个丫头还算乖巧，聪明伶俐，只要她对武儿好，将来武儿也不会吃亏的——她也想开了。她代表朱家，代表老朱，代表武儿今天正式向邺家提亲了。

    两个男人在旁边抽烟喝茶，讲讲天气好坏的废话，两个女人家就把孩子们的婚姻大事敲定了。

    邺一要留朱家夫妇吃饭，武儿妈推说还要赶去上班呢，匆匆就走。临走时又说，哪有你邺阿姨快活——已经用武儿的口吻说话了，不上班，坐享其成，还吃香的喝辣的。哈哈哈！

    邺一听得似乎很受用，也是“哈哈哈”附和着。

    这要在平时，邺一早就是一根顶针顶上去了。她知道武儿妈话里有话，今天亲家第一次上门，而且一切都是按照自己事先谋划好的程序走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她也乐得打哈哈，送两位亲家出门。她还趁着朱武妈不注意，顺手拿上一条“前门”和一条“飞马”悄悄地塞给老朱，这是她做事做得漂亮的地方。

    朱武本来和两个弟弟睡一间的，父母还算开明，叫两个兄弟和他们先挤了，给武儿腾出了新房。

    房子粉刷一新，两床大红被子，两床大绿被子，全是新的。大门上贴上一副对联“昔日同窗谈理想，大丈夫爱花；今宵共枕话衷肠，小媳妇惜武。横批：武门花开”。窗子上贴满了“囍”字和“鸳鸯”，整个朱家一派喜气洋洋。

    对联是文建国写的。那是第三天晚上，朱武和邺花两人穿戴一新去找文建国，一见面即送上了六包喜糖和一只红包，然后由邺花将前因后果的大概情况向老班长“汇报”——当然隐瞒了许多关门过节的枝枝叶叶。同时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和老同学们打个招呼，客就不请了，办一个革命化的结婚仪式，有机会再请老同学们吃喜糖，并请老班长写一副对联。邺花将来的意思一口气说完，根本容不得文建国有开口的机会。

    朱武只是在一旁傻笑。

    文建国知趣，细节当然不可探听，但提出既然请我写贺联，那就得用我写的内容（也是好为人师呢），他把红包退给邺花，说，六包喜糖就算是润笔费了。老同学不见外。邺花和他相互推辞一番，也就收回红包，还和朱武对视了一下眼神。她的意思是，怎么样，我就知道文建国是绝对不会收的。

    文建国先把喜糖放到一边，铺开纸张，宣称，我写了噢！意思是我写了，就不好改了。

    朱武有点吃不透，生怕他开玩笑。邺花则一口认定，你老班长敢写，我就敢贴！我怕什么，万一写了有不对劲的地方，我就说，是老班长文建国写的。哈哈！

    文建国看看邺花，心想这女生真的不好对付。他深思片刻，一挥而就。喜联是正规中有诙谐，喜气里有调侃。人人看得懂，个个猜得透。邺花拍手叫好，口口声声有情后补，有情后补！朱武亦点头称是，他憨憨地笑着。

    第四天的晚上，朱、邺两家人在同兴楼酒店办了一桌酒席，就算一家人了。邺家本来无亲无故，朱家的亲戚全都在苏北，也不想请。还美其名曰，举行了一场革命化的婚礼，移风易俗，不请客，不收礼。第二天给相关的同事和朋友送一包喜糖，点两支喜烟。别人家也省得人情，落得个皆大欢喜。

    蜜月过后，朱武家破土动工砌新房，地址选在笤帚巷的最最西北边。原址是一片荒地，布满破砖烂瓦碎石，杂草丛生。

    朱武计划两间两厢，邺一帮女婿出谋划策，留下了第三间地基，自己出资单独建两间，与女儿女婿的房子地基相连，再在房子的正北面划出了一大片空地，就地取材，用破砖烂瓦碎石，再用树枝竹片圏成一席私家领地。她还建议朱武，所建的房子按两层楼的标准夯实基础，屋顶一律平顶。朱武甚是不解，直喊钱不够。

    邺一也不多说，让他打借条，她掏钱。

    几年后，朱武在院落的北面又建了四间平房，形成一个四合院。又过了若干年，平房败成了楼房，还有空房出租。朱武不得不佩服丈母娘的远见卓识。而丈母娘却把他请来，把借条给他看了，撕了。朱武大叫一声“爽！”随即跪下给丈母娘磕了三个响头。

    朱武从此把丈母娘当着亲祖宗供着，昏定晨省。再后来，江州要建金融商业区，笤帚巷的全部和仓巷的一部拆迁，朱武一家子，一女三儿，分得七套每套130多平的高层住宅和百把万现金，成为笤帚巷和仓巷靠房子拆迁发财的首富。

    后来邺一夫妇因病去世，朱武就把二老的画像当作财神供着，每天早晚给二老磕头，香火不断。

    朱武的父母受到启发，也早早地多建了几间。拆迁的时候分得有自己的两套，朱武两个弟弟各有一套。

    朱家和邺家早就消除了隔阂，邺家夫妇去世的时候，都是朱家帮着料理，朱武妈还常常念叨着邺一的精明能干。

    因武斗而死亡者，当时已盖棺定论。但，那个结论显然是无效的。而当时武斗的双方均是“以革命的名义”。死者是唱着《国际歌》走向死亡的。这是一件说不好，不好说的事情。我只能如实地“记录”。

    武斗带来的生命死亡，没有“墓碑”。——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以革命的名义”是1960年代青年人对革命致以的崇高敬礼、崇高的呼号，并勇于以革命为己任的崇高的使命。只是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革命，或者仅仅是挂着革命的旗号。

    “以革命的名义”，可以推翻一个旧世界，可以消灭其统治者的肉体和灵魂；也可“以革命的名义”，行其他之实。但只要是有了“革命”的“名义”，似乎就是崇高的神圣的和伟大的。

    文建国们都看过一部《以革命的名义》的电影，虽是国产片，讲的却是苏联的故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及其战友捷尔任斯基与两个孤儿的故事。从此以后，“以革命的名义”这六个字成为口头禅，并牢牢地在他们那一代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以革命的名义”，开始、进行，它的结束，也是“以革命的名义”。

    “文革”中的武斗双方，自然也各自“以革命的名义”，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自然也是“以革命的名义”。

    江州“文革”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武斗，规模不大，时间不长，范围不广，但它给文建国的刺激却是永远的。武斗的最终结果，是牺牲了他崇拜的两位学长万晋明和周卫东（即周舟改名）。他们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而同为副团长的廖进军却侥幸逃过一劫。

    那时的文建国视万晋明的生命历程为昙花一现。虽然只是一现，但毕竟是昙花，有着刹那间的美丽，一瞬间的永恒。即使是缘起缘灭缘终尽，花开花落花归尘。但他相信，万晋明年轻的生命在最后一瞬间的定格是美丽的亦是永恒的。

    多少年过去以后，每每有人谈起“文革”武斗，谈到武斗的死者，文建国即想起万晋明。他会把万晋明比作流星。每次独自身在了无声息的旷野的夜晚，他都会寻找划过天际的流星，即使只是一闪即逝，那也是一次灵魂的碰撞。

    文建国遇到流星的机会不多，所以他会格外地珍惜。

    身为江中红卫兵团总勤务员（以勤务员自诩，体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万晋明和两个副总勤务员周卫东与廖进军的分工明确，按万晋明的意见，自己一线指挥，周卫东协助，廖进军坐镇二线。

    廖进军知道今年年底部队征兵，父亲已经为他安排好了，真要打仗也是到部队以后的事情。今天的武斗权作一场实验，一场为今后可能驰骋疆场的实验，但无须自己真枪实刀亲自上阵，所以万晋明的意见正中下怀。

    文建国没有参加那场武斗，他没有资格参加，无法详细叙述。不过他仍然假设，如果自己上了武斗的战场，在《国际歌》的激励下，肯定是一条好汉。

    文建国是与江中红卫兵团三名总勤务员关系最密切的人之一。而牺牲——请允许使用“牺牲”一词——的人当中，有两个又是他崇拜的学长。武斗以后，他又受廖进军指派，完成了一项送信给“红司”的任务，所以他不得不把道听途说的关于那次武斗的情况记录下来，以志哀思。“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这是伟大领袖的语录，也是基本礼仪，人之常情。

    解放军当年渡江南下，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了江州，其实据有关史料披露，所谓江州解放，并没有动用一枪一弹，因为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早已逃之夭夭。

    “四月二十三啊，日子真难忘，百万雄师过呀么过长江啊……”解放后流传的这首民歌，文建国一辈子都会唱。

    1968年的江州人是不知道这段史实，还是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的心理，借用“解放”二字，以“解放者”自居，酝酿了一场（革命）群众与（革命）群众自相惨杀的武斗。

    至于武斗的原因，已经没有阐述的必要。天大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可以交待的是“联指”以工人老大哥为主，以特别能战斗的产业工人为主，他们以解放路为前沿阵地，构筑了三道防线。

    “红司”以学生军为主，万晋明任前线总指挥，周卫东任副总指挥兼敢死队队长，他们以进攻解放路，拿下以江州造船厂为大本营的“联指”指挥部为本次战役的目标。

    周舟，原来娘老子给的名字多好，姓、名同音，好读好记，“舟”，漂荡在水中，似有那么一股子仙气灵气和浪漫，虽然不够响亮。“文革”开始后，他不经父母同意，擅自改名为周卫东。以彰显保卫、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气概。

    4月23日当天凌晨，大雾弥漫，解放路上仿佛笼罩着一丝不祥。马路两旁的梧桐树遮天蔽日，阴沉的天空，似撕裂的破布，零零碎碎地镶嵌在繁枝茂叶之中，四周寂静异常，江州大地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红司”的队伍开始进发了。

    “联指”在解放路上布置了三道防线，前两道为虚设。

    第一防线的防务人员众多，长矛大刀木棍林立，红旗招展，但所谓的工事也只是木栅栏，铁丝网而已。

    周舟高举冲锋枪，一声喝令，整条解放路上随之躁动起来。

    “联指”人抖擞抖擞精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正南方向的“红司”队伍。

    “红司”敢死队36人在周卫东的率领下，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呼着口号，向“联指”阵地挺进。

    “联指”人用手提喇叭呼喊起口号，擂起了战鼓，人声鼎沸，响彻云霄。他们指望能够用人多势众的气势遏制“红司”的进攻。

    可是“红司”敢死队的人不管不顾，他们目不斜视，十八支长矛指向右前方，十八把大刀指向左前方，呈四排九路纵队，步伐统一，迈开正步，直指“联指”阵地而去。

    文建国后来想象，这根本不是武斗，不是战场，这是在演戏，或者是在排练阅兵仪式。还有点像那些横穿马路的“野蛮人”。

    有人领唱，队伍里响起男中低音合唱：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天空已经放亮，五十米，四十米，“红司”和“联指”两边的人员已经相互看得眉清目楚，一场恶战似乎一触即发。

    “红司”继续前进，“联指”那边却在缓缓地后退。“红司”快，“联指”快；“红司”慢，“联指”慢。双方好像协商好了的，“联指”退出了第一道防线，“红司”顺利占领。

    “红司”敢死队见自己的队伍履险如夷，不战而胜，士气大振。于是他们马不停蹄，朝着“联指”的第二道防线进发。“红司”第二梯队72人的方阵也随后跟上。仍然是右长矛，左大刀。

    “联指”的第二道防线的防守人员少了一半，工事改由破旧桌椅树枝稻草垃圾合成，且配备有步枪猎枪喷砂枪和汽枪，还有煤油汽油，煤油桶、汽油桶一目了然。好像是故意做给对方看的，你们要小心呢！

    “红司”敢死队第一排左右两边的队员眼睛一齐刷向走在中间的周卫东。周卫东知道这是在征求自己的意见，他没有片刻迟疑，举起左手上的冲锋枪画了一个半圆，再向前上方一伸。队伍依然继续向前。

    七十米，五十米，“联指”阵地上的步枪猎枪喷砂枪和汽枪突然同时响起，按事先规定的命令，他们的枪口朝天，但有个别人的枪口对准了“红司”队伍。

    “红司”有个人胳膊上受了轻伤，周卫东的冲锋枪也朝天撂出一梭子，随后带领大家跑步向前。“红司”的队伍还很齐整，跑动的速度不快，但仍然是一步一步逼近了“联指”的第二道防线。

    “联指”阵地上开始往工事上倾倒煤油、汽油。

    “红司”这边看得清清楚楚，但“红司”的队伍仍然前行。四十米、三十米，如果用周卫东的短跑速度向前冲的话，也就是四、五秒的时间了。

    “联指”那边显然看出了形势的危急，只听得一声令下，第二道防线工事那边火焰腾空，硝烟弥漫，整个工事形成一道火网。

    “红司”队伍似乎接到了无声的指令，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脚步。周卫东变被动为主动，宣布“原地休息”。

    “红司”敢死队等得对方的烟火稍有消停，就发现“联指”的防守人员已经整体消失。于是“红司”人重振旗鼓，大踏步前进。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对抗，就占领了“联指”的第二道防线。

    “联指”的第二道防线一派狼藉，周卫东向北望去，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带，正前方乃“联指”的第三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全部由沙袋筑就，八个高音喇叭像八台重武器一字排开，居然还有两挺机枪，在距离防线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一些零散的大小障碍物。

    周卫东重整队伍，敢死队和第二梯队统一由他指挥。

    连下两道防线，“红司”这边未免沾沾自喜，周卫东虽不懂得排兵布阵，但觉得蹊跷。“联指”不堪一击？这是不可能的；“联指”良心发现，不忍下手？好像也不是；是“联指”的战术环环相扣，诱敌深入？同时也做到了仁至义尽？“联指”那边有不少复员转业军人，还有相当多的基干民兵，而两道防线，“红司”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是对方下套子，“关门捉贼”之计？

    周卫东想到这里不寒而栗，他可能还想到了“上门武斗，自带棺材”一说。

    他告诫战友们，不要骄傲，不得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周卫东让108人就近各自结合，三人一组，每个小组成弹形；以小组为单位，各自为阵，前呼后应。整支队伍成扇形包抄过去。

    还是周卫东冲锋在前，队伍开始整体向“联指”第三道防线移动。

    现场总指挥万晋明带着大部队已经前移至“联指”的第二道防线。

    “联指”那边见“红司”开始动作，八个高音喇叭同时开讲：

    “‘红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听信‘红司’头头们的蛊惑！”

    “‘红司’的兄弟们，前方有地雷，想想你们的父母，不要再往前行！”

    “上门武斗，自带棺材！”

    “‘红司’的娃娃兵们，万晋明、周卫东们，回到你们的学校去，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

    这最后一句直指万晋明、周卫东和他们的同学战友，应该说很有煽动性。

    万晋明皱了皱眉头，如果前面真有地雷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可能产生出一丝丝犹豫。可是前面的周卫东已经是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朝一个高音大喇叭扫了过去。

    高音喇叭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了，这次播放的是《国际歌》。

    《国际歌》以它特有的悲壮深沉雄浑的旋律鼓舞着“联指”人的战斗士气。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国际歌》也同时激发出“红司”人的革命激情。

    《国际歌》刚刚响起，周卫东立马转身面向自己的队伍，摆出了合唱指挥的身姿，伴随着12秒的过门，他先自挥舞起双臂，跟着《国际歌》旋律哼出“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随后发出一个潇洒的起始动作，一声“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红司”107人跟着周卫东唱，后面的大部队在万晋明的指挥下，也唱了起来，“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主人！……”

    “联指”人在第三道防线的阵地上也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对峙的双方唱着同一首歌，为了同一的信仰，为了追求同一的真理，为了实现同一的理想。

    天空已经完全放亮了，东方的太阳肯定已经冒出了地平线，但此时此刻江州的大地，还被乌云笼罩着，太阳还没有出来，梧桐树的树枝树叶纹丝不动，空间和时间仿佛都凝固了。

    周卫东的队伍向前，向前，向前！

    他们仍然在高唱，一遍又一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离“联指”的阵地越来越近，“联指”人已经停止了《国际歌》的播放，他们盯着“红司”的队伍，阵地上出现死一般的寂静。

    “红司”的歌声越发嘹亮雄壮，“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

    “最后”的后面没有了，因为突然响起的两响爆炸声，惊天动地，也中止了唱歌人的激情，让他们回到现实。

    “联指”的地雷爆炸了，周卫东当场身亡。同时死亡的还有三人，受伤七八人。一时间，“红司”队伍溃不成军。可怜周卫东正经八百地动枪动刀初上战场，竟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他是“4·23”牺牲的第一个“红卫兵”司令部的重要成员。

    万晋明知道事情不妙，率领大部队冲上前去。

    “联指”阵地上突然朝天空放了一阵子乱枪，然后就是全军出动，第三防线的人员从正面出击，刚才从第二防线和第一防线撤退的人员，则从左右两侧，形成三路包抄而上的阵势。

    双方一时短兵相接，混战之中，只听得大刀长矛的撞击声和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联指”人越战越勇。

    “红司”人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抱着周卫东遗体的万晋明被棍棒打倒，又遭长矛乱戳数下，倒在亲密战友周卫东身旁，两人鲜血交融，携手共赴黄泉。

    惨淡的阳光正透过梧桐树上的枝枝叶叶，苍白地洒落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和解放路柏油路面上。是时，狂风大作，梧桐絮漫天飞舞。有人说，那天的梧桐絮密密麻麻沸沸扬扬，令人好生奇怪。当天下午及后来一个星期的时间，居然就没有梧桐絮落下。

    第二天“红司”在江州市阴雨球场举行“‘4·23’惨案祭奠仪式”。

    阴雨球场大厅门口搭建了一座门楼，门楼上方的横幅和对联皆为黑底白字。横幅曰：“继承革命烈士遗志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上联：“‘联指’欠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下联：“‘红司’当报仇  报仇自有后来人”。

    从门楼到正门，有条十几米长的甬道，两旁各自站着12名手持一式冲锋枪的“红司”战士，他们头上戴着一式的头盔，臂膀上套着一式的红袖章，胸前别着一式的白花，他们神情严肃英武，目光炯炯，对每个进入会场的人都报以怀疑的眼光。

    阴雨球场外木栅栏上插满了“红司”下属造反兵团（队）的旗帜，所有通向球场的马路路口，均有石灰水刷出的一米见方大块白字的标语口号：

    上门武斗，自带棺材！

    血债要用血来还！

    文攻武卫！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为万晋明、周卫东等牺牲的革命烈士报仇！

    “联指”坚持反动立场，决没有好下场！

    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等等，等等。

    阴雨球场是毛竹扎成的拱形屋架，虽然简陋，亦可遮风避雨。

    “红司”将万晋明等人的尸体停放在这里，举办悼念告别仪式，同时也是对“联指”暴行的控诉。

    武斗死了几个人，这在“文攻武卫”的年代，是见怪不怪的事情，就像阴雨球场内不停播放的毛主席语录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主席都说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给了还活着的人以极大的心理安慰，因为活着的人还得面临着可能随时到来的牺牲。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起来，饥寒交近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歌声此起彼伏，尤以《国际歌》歌声扣人心弦，振奋人心，还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男中音朗诵词穿插其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整个阴雨球场内悲痛和激情同在，忧伤与愤慨并存。

    阴雨球场里几乎没有人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形体动作就能准确无误地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向传递给对方，进来的人都默默地向死者致哀，没有哭泣声，有的只是无声的悲痛。

    尸体并排放在地上，身边均放有冰块。万晋明的身上覆盖着两面红旗，一面是江州中学红卫兵团的，一面是“红司”的。

    四月下旬的江州天气已经逐渐闷热，加上人多，空气流通不畅，虽然点上了许多卫生香，整个阴雨球场内还是迷漫着让人窒息的恶臭。

    主席台两侧，又是一副挽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主席台的中间挂着五位烈士放大了的照片，万晋明的居中，周卫东的在他的左侧。

    万晋明的牺牲，给他的女同学带来不尽的悲伤，有几位红卫兵女战士围着他的遗体不愿离去，她们自发地为他擦拭面容，擦拭手臂，可一旦看到万晋明仍然暴露在体外的肚肠子，又不得不突然逃离，干哕一阵子，再返回，继续为他流泪，为他守灵。

    有一位穿着一身素装的女同学一直无声地抽泣，她已经昏厥过去多次，但没有离开须臾。她叫苗渺，是江中红卫兵团政治部主任，品学兼优，面容姣好。据说她暗恋万晋明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她坐在万晋明身旁，像一尊木雕泥塑。她已经想好了，送万晋明最后一程，一时一刻也不离开。

    在阴雨球场的外围，稍远一点的地方，站着一批隶属于“联指”的江中红旗战斗队的女生，她们也想进去一睹英雄的遗容——她们对万晋明都有好感（那时没有时髦的“大众情人”一说）——可是她们害怕见到红卫兵团女战士那一双双犀利的通红的充满着复仇火焰的眼神，好像她们自己就是杀害万晋明的凶手，不是凶手，也是帮凶。

    因为万晋明的牺牲，江中红旗战斗队后来有多人倒戈（以女生居多），有人参加了红卫兵团，还有人从此告别江湖，成了逍遥派，从而远离了让人既爱又恨的“文化大革命”。

    据说“联指”原来还准备武装冲击告别仪式现场，借此机会给予“红司”以毁灭性的打击，但有“线人”报告，现场内外气氛悲恸无比，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设防（正常站岗的除外），但“红司”群众及家属和普通市民人山人海，如果行动，恐怕殃及无辜，千万不可造次。

    另有消息说，如果“联指”有人轻举妄动，军管部队将严惩不贷！“联指”人万万不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

    我真的羡慕廖进军那样的家庭，说当兵就当兵了。说不嫉妒是假的，只是嫉妒得没用，才不嫉妒的。我也曾经做过“革命的地下工作”，现在看来，那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和荒唐。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4·23武斗”第二天凌晨，文建国才准备睡觉，廖进军在两个人的陪同下就找上门来了，这是廖进军第一次到文宅大院。

    廖进军一行三人到了仓巷，说是找文家，立马就有人主动带路。

    廖进军反正还是那种大院子弟的作派，陪同他的两个人都穿着军用皮鞋、军裤，上身是灰色中山装，气度自然不凡。文建国见了，请他们进去坐坐，进军不肯，说是陪他看看万晋明去。

    昨天武斗现场离文家大院的直径距离不足一公里，文建国一开始听到了动静，以为又是游行啦，示威啦什么的，并没有在意。

    后来隐隐约约听到《国际歌》，他自己还轻轻地跟着哼了一段，那歌声总能让文建国热血沸腾，可他一直没有通过歌声找到同志和朋友。再后来传来了爆炸声，一共两响，他就莫名地紧张起来了，等他赶到解放路路口的时候，才知道所有通向解放路的小巷子路口全部戒严了。

    那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慷慨激昂的，有沉默无语的，有叽叽喳喳的，有欲言又止的。不时还有救护车、消防车呼啸而过。文建国听了个大概，听说牺牲了两个头头，都是江中的，一个姓万，一个姓周。文建国打了一个寒颤，立马绕了一个大圈子朝学校赶去。

    校园大门口红卫兵团的人进进出出，兵团司令部里却没有一个人，等他再穿过操场回到校门口的时候，大字标语已经纷纷上墙了。他又走回兵团司令部，看看万晋明、周卫东和廖进军的团部办公桌，一时无语。

    学校大门口，红卫兵团宣传部长龚鸣正在忙乎着。他的穿着，可以说得上是邋遢，一身蓝色的学生装，已经洗得泛白，满身满脸满手尽是浆糊斑斑，墨迹斑斑。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血色很少，有同学说，他的精血全部倾入了他的文章和讲话稿子里了。他是全校讲话、文章的第一块牌子。文建国与他没有交道，但为了打听万晋明、周卫东和廖进军的情况，他就主动请教了。

    “龚部长，请问今天早晨是什么一个情况？”文建国恭恭敬敬地问道。

    “你，是谁？”龚部长头也没有动一下，就问（他正忙着呢），“和你有什么关系？”

    “哦，我叫文建国，和廖进军是一个班的，初中就是同班同学。”

    龚部长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文建国，又在忙他手上的大字报了。他并不准备与文建国啰嗦，可他又突然想起文建国的名字还是很熟悉的，就说：“廖进军这个鬼东西，哼，人影子都找不到了。万晋明和周卫东同志已经牺牲了，现在是群龙无首呢。”

    “万晋明和周卫东真的都牺牲了？”文建国仍然不愿意相信。

    “是的，而且现场很惨，惨不忍睹。看来江中红卫兵团凶多吉少了。”他叹息，摇头，还吟诵了一句诗“予室翘翘，风雨所飘摇。”又自顾自地忙起来了。

    文建国第一次听说这一诗句，但知道“风雨飘摇”的意思。

    他记不得和龚部长是怎么分手的了。他在校园里游荡，在大街上游荡，看大字报，听别人说新闻。他甚至希望能够听到消息逆转的新闻，看到情况加以澄清的大字报。他还在军区大院周围转了几个来回，指望能够碰到廖进军，可是没有。

    晚上文建国彻夜未眠，他与万晋明接触不多，但仅仅凭感觉，他就可以认定万晋明应该是那种栋梁之材。以后他很想与廖进军再谈谈，了解当时的细节，只是每次话语到了嘴边，又感到十分地无趣。多少年过去了，死的死了，活的还活着，没有人再关心一个曾经让众多参与者伤心过的游戏过程。生活拮据的，要养家糊口；生活滋润的，要充分享受；还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追求，那统统是红卫兵时代的产物，红卫兵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有几年，文建国只是在清明前上祖坟时，顺便到万晋明的坟上坐一坐，抽一支烟。算是祭奠吧！是祭奠万晋明，还是祭奠我们那一代人逝去的青春？文建国不无怅惘。

    文建国常常反思。青年人是无辜的，每一场革命（运动）的兴起，总有青年人充当先驱者、马前卒，抑或替罪羊、替死鬼，即使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仍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地践行着对自己理想前途的追求。

    伟大领袖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那么万晋明是泰山还是鸿毛？说是泰山，显然得不到后来历史的认可；说是鸿毛，建国不同意。那就无解吧。

    世界上的事，不是任何事都非得有个定论的。就像文建国经常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回味一样，世界不仅仅是由“黑”“白”两色组成的。色彩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的，人性更是多元的。

    文建国带着廖进军他们出了仓巷，上了马路，进军就让他上了一部军用吉普，文建国看看廖进军，再看看坐在前面的那两位，文建国似乎猜到那两人的身份了。他也不便多问。这还是文建国第一次坐军用吉普，敞篷的，感觉自然是够威风的。可他从来没有招摇过市的欲望。廖进军是适合坐这种车子的，很是拉风。他想。

    文建国跟着廖进军赶到“‘4·23’惨案祭奠仪式”现场，他亲眼看到廖进军亲手将万晋明的一团肚肠子塞进去，然后抹上了万晋明的双眼，又整了整他衣服。

    他廖进军就是廖进军，文建国无法想象，廖进军竟然左手扒开万晋明的肚皮，右手就把肚肠子给塞了进去。自己做不到，绝对做不到。

    对于在这里的描绘，文建国认为只能是“白描”，其他文学色彩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对万晋明的一种亵渎。

    他也看到了苗渺，苗渺的样子着实让人怜爱。从苗渺的眼神里，文建国读出了许多情感。那时，他对爱情还没有感觉，虽然也曾经憧憬着爱情的美丽。可苗渺的眼睛已经宣示出，她对万晋明的爱，爱得深，爱得痛。就在廖进军将肚肠子塞进去的那一刻，苗渺无声的抽泣突然停止了，她站起来，向廖进军深深地鞠了一躬。

    中午，吉普将他们带到了红旗口的军区大院。那两位陪同人员转眼就不见了。这也是文建国第一次进入廖进军的家门。文建国被让进了进军的房间，有他父亲的勤务员随即送上了酒菜。菜肴不够精细，但数量足够，酒是好酒——茅台。

    文建国还是第一次正式喝酒，且喝的是茅台，他只知道茅台的香味很特别，既然是国酒，当然是好酒。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不能喝酒，从遗传学的角度上讲，自己也肯定没有酒量。小时候在家，逢年过节，父亲只让他浅尝辄止，意思意思。

    廖进军从小就生长在酒窖子里，他父亲言传身教的示范，读小学时就让进军开戒，初中毕业的时候，廖进军就被培养成了酒桌上的对手，这两年廖进军又有了长进，已经可以打败父亲，只是还没有敢在父亲面前放肆而已。

    廖进军提议：第一杯为了万晋明，第二杯为了周卫东，然后吃菜，吃很多很多的菜。廖进军显然老道，又是在自己家里，他得把肚子填饱了再喝酒。

    文建国两杯酒下去，已经脸红脖子粗了。但他对廖进军的提议无法反对，甚至很赞同。

    廖进军的眼圈也是红的，他想到了万晋明，想到了周卫东。他有点内疚，如果万晋明拉他上战场，他不能不去，按理他这个部队子弟更应该冲锋在前吧？那第一个阵亡的就不是周卫东，而是我廖进军了。

    廖进军让文建国又陪他两杯，文建国就有点勉强了。廖进军没有充分的理由。他看文建国是真的不行，就劝他多吃菜。他自斟自酌，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后来他菜也不吃了，一边喝酒，一边说话。

    廖进军的外衣早就扒掉了，再解下衬衫，只一件汗衫背心，露着满是肌肉的膀臂，他摇摇瓶子，感觉已经不多了，又给文建国斟满一杯，神色有点黯然地说：“建国，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他主动端起杯子碰了一下，先干了。文建国不得不干了。廖进军再摇摇瓶子，又一人倒了一杯，说：“建国，双下子！”文建国只得跟进军“双下子”了。后面的事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文建国在进军的床上一觉醒来，他在外面透进来的光线下看清了房间里的轮廓。文建国起身，伸腰，感觉甚好。他打开房门，刚才，不，不是刚才，而是中午，那个送菜送酒进来的勤务兵已经端来一盆洗脸水，脸洗好了，端来一杯开水，温度适中，文建国一口气喝完，甜的，很爽。

    “放糖了？”文建国问。

    “不，是放的蜂蜜。”

    “廖进军的人呢？”

    “走了。”

    “走了，”建国纳闷，问，“哪去了？”

    “不知道。这是进军留给你的，”他递上一个簇新挺括的墨绿色军用挎包，“他说让你回家后再打开，里面有他的一封信。他说让我送你出大门。”

    文建国不解，这个鸟人，人不见，就下逐客令了。这个鸟人，TMD什么意思嘛？文建国是很少骂人的，今天他开戒了。这句标准的“国骂”是人人都会的。

    文建国回家，母亲还在堂屋里等他，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建国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么迟回家。母亲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问他晚饭吃了没有，炉子上还温着汤饭，还是下点面条？

    建国已经有感觉了，回来迟，让母亲担心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灯光下，挎包上“为人民服务”五个红色毛体字熠熠生辉，建国拿出了三封信。三封信都有封口。拆开自己的那一封，除了信笺以外，还有30元人民币和两张徐州往返的火车票。

    进军的信龙飞凤舞，其实只是便条：

    建国兄如见：今天晚上我当兵走了，是被父亲派人“押送”走的，就是上午你看到那两个人（年长的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姓陈，年轻的是警卫排长也姓陈）。对不起，我先斩后奏也是无可奈何。拜托你到徐州送两封信，一封给葛延生（她现在和“红司”的几个头头混得挺热乎），一封给“红司”的头头（由延生转交即可）。万一你碰不到延生，碰到“红司”的其他人，一定要对上暗号——你说，“江州下雨了，雨很大。”8个字，对方回答必须也是8个字：“是很大，解放路淹了。”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切记，切记！对不起，没有当面和你面谈，祝你这个“逍遥派”今后一切都好！

    红卫兵运动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附：车票2张，人民币30元。

    进军草书1968、4、24下午

    天空如洗，下弦月惨白地挂在中天。

    建国独自在院子里徘徊。虽然已经夜深，但他没有丝毫的睡意。好的是下午睡足了，看了进军的信，他清醒，亢奋。他认为自己真的成熟了，很庄严很神圣。投身革命，而且是地下工作。

    若干年以后，等他真的成熟了的时候，他才感到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充其量就是帮助朋友跑个腿，送两封信，还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认为自己真的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了。

    文建国似乎接受了一桩神圣使命，他不知道那两封信的内容，一直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以后，他也不打听，他像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恪守秘密，同时也充满着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激情、勇气、紧张和兴奋。

    一阵兴奋以后，他回到了廖进军当兵事情的原点，这个鸟人（又是这个鸟人），说当兵就当兵，说走就走？建国徒然生出满满的嫉妒，嫉妒之后则是无奈。人比人气死人。有什么可比的呢？建国就在自家大院里打转。什么也不想了。

    第二天上午，文建国踏上火车，按照进军给葛延生信上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葛延生。

    文建国有点失落，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惊险，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用上接头暗号，平淡无味。“鸡毛信”就这么送的么？

    葛延生和文建国原来相处就不外，今天葛延生与文建国相见，立马给了文建国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很夸张的拥抱。

    葛延生开心得哈哈大笑，文建国则弄得个关公红脸，他显然不适应一个异性的过分热情。

    文建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葛延生了，在他的想像中，葛延生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女性职业革命家。

    女性职业革命家是个什么样子？像江姐，像林道静，还是应该像丽达？见了葛延生的面，才发现葛延生还是葛延生，只是多了一份洒脱，比如那个拥抱。

    “文革”初期，葛延生凭借“一号公主”的身份（其父在江州是三号人物，但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时，一号、二号领导没有适龄的女公子），在江中红卫兵团担任联络部部长一职，由于她的身份特殊，后来又成为与“红司”总司令部联系的专职联络员，其身份也就越发特殊。

    不久她父亲变成了江州市“走资派”第三号人物，她从“红五类”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七类”，于她好似玩冲浪，从浪尖跌入谷底。可葛延生我行我素，只是在言行举止上稍许收敛了一些。那时电话业务不发达，她就骑自行车（自行车也不多见）往返于总司令部与江中红卫兵司令部之间，天马行空，成为江中和江州市家喻户晓的风流人物。

    她让文建国坐下喝茶，自己开始看信。

    文建国不知道当时廖进军和葛延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建国“偷窥”她看信的表情变化，猜测着信中的内容。

    葛延生展开信笺就很诧异，廖进军被“押送”到部队的事情，说的比较详细，其原因可能是江州的“4·23”武斗，其父让他回避，免得殃及鱼池，而葛延生事先竟然没有得到他的丝毫信息；随后她又眉头舒展，廖进军以他特有的身份，关心她在徐州的生活起居，交待她一介女流，与六七个大男人小伙子朝夕相处，自己要学会关照自己；最后她又怅然若失，廖进军自己还不知道究竟会被发配何方，“文革”已近两年，原有的生活轨迹，已难恢复，前途未卜。

    信的最后，廖进军也许也会徒生感叹，以迎合延生的小资情调。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以安慰自己，也安慰延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以自励；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互勉。甚至，廖进军会像当时许多年轻人在文章的最后仿照高尔基《海燕》的结尾来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葛延生看完信，呆呆地望望文建国，不作声，若有所思的样子。

    文建国也不知道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心想，她还沉浸廖进军的信里，不要打扰了人家的思绪。

    最后还是葛延生打破了沉默，她让文建国和她一起去把廖进军的信送给隔壁房间的华司令。

    建国不想去，他说，我一个“逍遥派”就不掺和了，反正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就请你一个人去吧。

    文建国是认识华司令的，说不认识只是托辞，不想掺和罢了。说华司令不认识建国，也许倒是真的。

    文建国知道的华剑，最早也是仓巷的居民，他一家人老实本分，解放前从苏北逃荒而来，住的是滚地龙，后来子女大了，都参加了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才搬走的。

    以华剑司令为首的“红司”几个头头在“4·23”之前，已经潜伏至徐州。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五省通衢，自古是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据传闻，“红司”本来准备借助苏、鲁、豫、皖四省同一战壕的红卫兵战士和工人群众的力量杀回江州，给“联指”以毁灭性的打击，却不知道在哪个环节上掉了链子，还同时损失了两员大将。

    “红司”司令华剑，江州重型机械厂工程师，既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和精明，又有产业工人的稳健和干练，三十岁不到的年龄，如果不是“文革”，他应该已经是重型机械厂的生产副厂长了。

    据说重型机械厂工人成立造反队伍的时候，他“黄袍加身”，成为重型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司令。全厂多数职工和大部中层干部看好他的干群关系和领导才能，加上他的父母都是本厂元老，纯粹的产业工人出身，可谓根红苗正，就连那些怀揣各种心思率先造反，扯上旗号的人也不得不举手拥护。

    重型机械厂本身是全市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重工业系统造反队伍组建造反司令部的时候，他又成为系统的司令，后来全市工、农、商、学统一成立了“江州市红色造反司令部”，他又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司令。半年时间，连升三级，最主要因素是，他，纯正的产业工人，又有文化。

    他的父母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这么些群众拥护，说明儿子做人是成功的，担心的是造反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说不清的。

    特别是他父亲，古书没有读过，说书总是听过的。

    过去造反的人都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梁山好汉虽说后来被招安了，可下场凄惨。宋江被所赐御酒毒死，那个李逵也被宋江借御酒毒死。

    整个历史上打打杀杀的，最后都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再说了，做父母的还有一件牵肠挂肚的事情——剑儿都快三十的人了，至今没有对象。这，造反能造个媳妇回来？这才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心头之痛呢。

    华剑看了廖进军的信，满脑子的心思，总共牺牲了五人不说，还有多人受伤，这狗日的廖进军又被他父亲送走了，江州家里连个作主的人也没有了，真是雪上加霜啊。

    文建国第二天要回江州，延生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可欲言又止，竟然没有说出一句话，有点魂不附体的样子。

    她默默地将文建国送到火车站。

    临上火车前，文建国主动与葛延生握手，这是他主动和女生，第一次像个男人似的以握手的形式道别，也算是对她的拥抱礼尚往来了。

    等到列车员催促文建国上车，葛延生才突然恢复了她的意识，调侃了一句，“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文建国自然而然地回应了一声，声音低沉雄厚，还有微微的颤音。

    文建国上车以后，站在车厢门口，“以革命的名义”，举手致礼示意。他看到葛延生黯然失色，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文建国自己却是被一种无名的既兴奋又惆怅的情绪缠绕着。

    英雄爱美女，美女爱英雄。这似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而“英雄救美”往往又是电影电视里的常见桥段（虽然俗套）。

    我曾经做过“英雄救美”的美梦，但始终没有美梦成真。后来遇到美女子了，也是处于一种险境，却生死离别，给自己带来了一场噩梦。那是后话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建国对廖进军让他到徐州送信这件事曾经感到蹊跷，我又不是你们“红司”的人，凭什么让我去？但想想与廖进军的私人关系，想到还有一封给葛延生的信，也就明白了，也许我正是送信的最佳人选。

    葛延生这位大小姐也真可以，似乎真的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了。

    一个未婚的青春少女，整天混迹于男人堆子里，自己的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她居然追随领导，过上了半流亡式的生活？

    文建国对葛延生的所作所为是既满意又不满意。不过话又说回头了，人家葛延生咋作咋为，与你文建国何干？他只是无奈地一笑，想想还是可以想的。

    廖进军到了部队，算是进了红色保险箱，“4·23”的一切善后于他无关。葛延生呢，葛延生今后的生活轨迹可能是怎样呢？那我自己呢？我自己游离于“文革”之外，这“文革”还要搞多久？学校不像学校，工厂不像工厂。文建国一片茫然。

    文建国记得，在描写抗战初期的文章里，经常有这样的叙述，“偌大的一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可如今，这，已经是全国的现象了。当然文建国很快又打消了这种奇怪的联想。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同日而语。

    “红司”司令华剑一筹莫展。再在徐州蹲下去，也不是个事，出来已近一个月，江州总是要回去的，回去以后如何对面牺牲了的烈士家属，如何面对数万名“红司”战士？每每想到这个问题，他就会发出“高处不胜寒”的战栗。在其位，谋其政。不想是不可能的。自己原先在厂里搞技术，得心应手，遇有难题，加个夜班就可解决。如今工作上的头绪千丝万缕，像一团乱麻，无从下手。

    幸好还有葛延生追随左右，每每见到葛延生，他的雄性荷尔蒙自然爆发，简单地说，从生理到心理都十分熨帖，工作也就容易上手。人说，“男女搭配，工作不累。”真的不假。

    华剑接到廖进军的来信之后，有两天坐立不安。其他同志像没头的苍蝇四处乱窜，见到华司令也不敢和他多说什么，一天三顿饭全部由葛延生出面请他。在他与葛延生偶尔的交流当中，葛延生说了几句没头没尾的话让他受到了启发。

    葛延生说，鸵鸟为了暂时的休息或者躲避，可以临时将头插入沙滩，但它不能永远不再露面。中国人有老话，“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华剑看看葛延生，突然就悟出了道道。他让葛延生召集大家，今天晚上弄点酒喝喝，明天回江州。

    “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赶紧回江州，变被动为主动。”华剑心情好了，他就开始骂人了，“你们一个个熊，全都躲着我，也不帮我想办法。嗯，还是葛延生说的‘鸵鸟政策’从反面启发了我。她教我不要像鸵鸟！”

    葛延生脸红了，谦虚地说：“我就是那么一说，华司令，主意该怎么定，您就怎么定。我可不想贪天功为己功噢！”

    华剑接过话头说：“那自然。你们听听，葛延生同志多谦虚！各位听好，明天我们回江州。一是我主动到江州地区军管会负荆请罪；二是其他人分分工，回到江州马上开展走访，将司令部可以使用的钱财集中处理，全部分发给烈士家属和伤员，注意要暗地里做好安抚，不要高调，不要声张，淡化“4·23”的负面影响；这三嘛，是争取参加江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工作。还有，嗯 ，没有了。”

    第三项事情，他说一半留一半，“还有”的后面应该是：不但自己要力争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还要解放葛书记，力挺他也担任副主任，同时再把与葛延生的关系理一理。如此，这般，华司令想到这里心花怒放！呵呵，一箭双雕，一石二鸟。当然那是绝对不能对他人说的。

    在华剑眼中，原来的葛延生是天仙下凡，长相自然不俗，岂止不俗？在华剑接触到的女性圈子里那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还有她源于“一号公主”的高贵气质，在整个江州自然独占鳌头。

    自己出身贫寒，说好听一点，是产业工人，说难听的，就是乞丐，或者说是比乞丐多了一处固定的住所。所以他平时习惯对葛延生只有远视，不敢近观，生怕反衬出自己的猥琐。

    后来她父亲被揪斗，表面上看，她还是那么神圣不可冒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司令部的圈子里，特别是在他与她近距离接触时，其小女人的一面也还是有所暴露的，有时她就像邻家小女孩，怪可爱可怜可亲的。

    葛延生的“鸵鸟政策”，于华剑来说，真是当头棒喝。她是用“鸵鸟政策”指出我的不足，或者是启发我，反其道而行之，不能做“鸵鸟”。好多天了，今天晚上他第一次有了想吃饭的胃口。

    想到葛延生，他就有点心猿意马了。除工作之外，他很想与葛延生搭讪些什么，自己毕竟是“红司”司令，目前在江州起码有半壁江山可以说得算，而她葛延生已经今非昔比，从身价上说（仅指其父女关系），她堪比“明日黄花”，只要我发一句话，她可立马走人。我响当当的造反司令怜香惜玉，不算大恩大德，也是仁至义尽了。

    “文革”之前，葛延生的父亲葛书记分管江州地区党的宣传工作。他不但分管，还主抓，还经常有“下水作文”见诸省市报刊。“下水作文”是他自谦之辞。参加革命工作之前，他曾当过时间不长的乡村小学教师，后来在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转业到地方，在过江干部里，也常常以秀才自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时间一长，在他的身边经常出现两个人。

    一人是地区宣传部副部长，姓李，名荣林；另一个是江州日报社理论科科长，叫王晓莉（女）。三人气味相投，志同道合，平时除了理论文章外，另有些许文学类的小品文发表。

    文人到了一起喜欢舞文弄墨，一番相互恭维之后，说不得是谁先提出，对一些比较复杂，比较敏感的理论问题、社会问题，可以在一起讨论，哪怕争论，由一人执笔（由李、王两人轮流执笔为主），成稿以后再讨论，再修改，再拍板定稿，由三人共同署名。署三个人的名字有点烦，那就起个笔名。

    巧的是三人的姓名上都有个“草字头”，那就叫“三草村”吧？

    不行，北京有“三家村”，模仿的痕迹也太明显了，我们干脆叫“三草谭”。葛书记欣然同意，自然领衔，三人相聚时，李荣林和王晓莉称葛书记为“谭主”，葛书记当仁不让。一时间三人忙得不亦乐乎，颇具成就感。

    “三草谭”署名文章于1965年的5月开始在《江州日报》亮相。文章的体裁活泼，或政论，或杂文，或散文，或小品文。文章的内容广泛，说古论今、谈天说地，读书心得，影评书评，艺术欣赏，思想修养，还有对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批评，对时弊的讽喻和针砭。

    由于是“三合一”的作品，所以频繁见于报端（差不多每周一篇），在江州干部群众中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以读“三草谭”为快，很有“日报”为之纸贵的趋势。

    在一片赞扬声中，不免有人嫉妒，有人非议。说是版面全给他“三草谭”霸占了，是否可以考虑再办一份江州《三草谭》报，或者《三草谭》杂志什么的也行。还有人说，什么三个人的稿件，他葛书记有多少时间，有多大精力整天写文章？那两人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吧？又有人说，那个王晓莉，风韵犹存，两只眼睛会说话呢。有好事者好像嗅到了什么味道，给“三草谭”又平添上“风月”内涵。

    到了第二年开春，江州宣传口被搅得风风雨雨的，赞扬的，反对的，都关心“三草谭”。前者为其骄傲，后者则收集资料，他们天天写文章，就不相信没有破绽？

    葛书记本人听到的大多为中听的话，恭维的话，他踌躇满志，计划着集腋成裘，两年就可以汇编成册，在全省范围内出一本十万字的小册子绝对没有问题。他甚至已经计划亲自动笔，为省委分管书记写一篇“代前言”的文稿，先准备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文革”之初，北京揪出了个“三家村”。于是江州“文革”的第一场战役，就以揪出以葛书记为首的“三草谭”反党集团为肇始。

    那年五月，“三草谭”刚刚过了周岁生日，即销声匿迹了。当“三草谭”两个月后重新出现在《江州日报》上时，已经成为斗争的对象，批判的靶子，甚至是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了。大字报、小字报跟着满天飞，一言以蔽之：江州宣传、文化口上，有关封、资、修的不良现象，“三草谭”难辞其咎。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草谭”的罪行首先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衔，其他的，无非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江州的赫鲁晓夫”“反党小集团”“指桑骂槐攻击社会主义”“含沙射影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倡导封资修的享受生活”云云。反正北京“三家村”的罪名都可以改头换面，稍作变化，就是江州“三草谭”的罪行。

    一时间江州市区，凡有井水处，皆说“三草谭”。且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葛书记与王晓莉的男女关系的绯闻，以及李荣林如何做“电灯泡”之类的插科打诨。

    华剑回到江州，从火车站直接到了地区军管会，向一把手薛主任报到，声称主动回来，主要是做检查的，是打是骂是杀，听任薛主任发落，绝无二话。

    昨天晚上华剑通过电话联系，军管会刘副主任已经暗示，见了一把手薛主任要如何如何，该怎样怎样。没事，放一万个心！

    薛一把见了华剑先板着个脸，等他奉上徐州土特产，又主动作了检讨，就直接与他聊起了筹备江州地区革委会的话题，且强调时间紧迫，不能拖了全省“一片红”的后腿等等。关于“4·23”武斗的话题已经不在书中交待，人命似乎就那样草菅了。

    华剑把心放宽，他把自己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过的方案和盘托出。他早已拟好了纸质草稿，但他没有拿出来，似乎是一边考虑，一边就向领导汇报了。

    薛主任了解华剑，人不坏，又是纯粹的无产者，虽然有“4·23”责任追究的问题，但目前正是用人之际，“红司”这方不用他，又用谁呢？

    今天华剑主动检讨，说明他还是具有一定政治思想觉悟的。

    再听听他说的组阁方案，大部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而且他闭口不谈有关自己的任职事宜，（按照上级要求和其他地方的惯例，造反派头头是革委会副职的当然人选），说明他为人还是谦虚的。

    他同时恳请薛主任早日解放葛书记，把他放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考虑名单，充分发挥革命老干部的作用，让江州地区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尽快全面恢复生活、生产秩序，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顺利进行！说明他具有全局观念。

    华剑回到“红司”大本营，气定神闲。只要“4·23”的事情没事（那可是几条人命啊），其他的事都不叫个事。

    他叫人把葛延生请来。

    他们从徐州回来，江中的红卫兵团已经名存实亡，葛延生就暂时留在“红司”司令部，并且被任命为“红司”司令部办公室主任。

    军管会主任没有否定他关于葛书记的建议，就是默认了。

    原来地委一把手书记在“文革”之初跳楼自杀身亡，一把手专员长期病休，他葛书记目前相当于老干部里的老大，不用他用谁？

    本来葛书记就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三结合”要有老干部，用谁不是用，何况他还是一个“秀才”，难不成还怕他造反？至于葛书记与那个，那个王什么的，不要说没有抓住事实，就是有那么一回事，那叫什么事啊！大领导是生活小节，老百姓才叫生活作风问题。

    他告诉葛延生，关于她父亲，他是如何提议的，估计问题不大，三个月内见分晓。

    葛延生从他言语之中能够听得出，他为她，为她父亲尽了多少力，如果父亲果真官复原位，他当然是功不可没的。

    葛延生听了当然高兴，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自然流露。她这时候的笑意，华剑看得舒服，心想，她大小姐也有开心的时候，关键就在火候如何把握了。

    从徐州回来的个把月，华剑发现葛延生朝他办公室跑得比原先勤了，而且她笑脸常开，可一旦他表示主动，表示热情的时候，她又若即若离地拉开了距离。他怀疑自己是否是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了？可千万不能前功尽弃啊。

    眼看着革委会成立在即，自己和葛书记同时担任副主任的方案，军管会也在有关会议上作了正式说明，现在全球人都知道，而自己与葛延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华剑煞是头痛。

    他常常是独自坐在办公室，说是看文件，其实是绞尽脑汁，盘算着一个尽善尽美的计划。冥思苦想的结果是，要趁热打铁，但又要不显山不露水，不能丢掉“红司”司令的身份。

    是时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空气令人心烦意乱，那雨或大或小，或急或缓；或细雨连绵，或暴雨倾盆；或潇潇洒洒，如天边坠落星辰；或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浪滚。

    这一天的天气最是典型，华剑心烦意乱，焦急地等待着晚间的到来。“红司”司令部里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吃过晚饭，除了四个值夜班的都走了，华剑让葛延生等等再走，说是有话说。

    说什么呢，华剑有太多的话要说，葛延生也想进一步了解了解这位工人老大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说说吧。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东拉西扯，天南海北。

    外面已经下了两阵雷雨了，他们的说话还在继续。如果排除一切其他因素，两个年龄相近，出身不同，阅历不同，职务不同，却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在这样的雨夜，吹着电扇，喝着茶，倒也是蛮惬意的场景。但各自打着小算盘的青年男女，长时间坐在一起，未免就有点尴尬了。

    华剑一边和葛延生说着话，一边留心着手表的时间，快到十点了。

    葛延生说该回家了。华剑说，我送送你吧。不要，我骑车。那你慢点。代我向尊敬的葛书记问好！自从葛延生的父亲被解放成为可能以后，向老革命问好，已经是华剑向葛延生道别时的必备用语。

    华剑第一次说的时候，葛延生很感动，很受用。他说多了，经常说，变成了口头禅，葛延生就有点感冒了。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感觉俗了。江州有句老话，“话说三遍如屎臭。”老说就没意思了。

    “红司”司令部坐落在重型机械厂旁边一条小马路顶端，那里原来是厂里废弃的一个大仓库，“红司”把仓库改造成一个可以容纳千人聚会的礼堂，再在礼堂旁边竖起一栋二层小楼，有若干朝南的房间，北面是过道。小楼既和礼堂相连，又相对独立。礼堂拐角处有一扇小门，与重型机械厂相通。华剑可以随时进入重型机械厂，回到他工人兄弟身边。

    当初华剑选择这里是不想离开他的发迹之地，同时那支庞大的重型机械厂产业工人队伍也是他的支撑。在他的办公室，他随时可以眺望他原先的厂房和他原先的办公室，以及他的工人兄弟们。看看这里的一切，他充满了底气，也充满着希望。

    葛延生骑着自行车刚刚出得司令部大门，雨又下了，越下越大，还伴有电闪雷鸣。她加快速度，希望能够冲到大马路上，可以找个店家躲一躲。

    慌忙之中，自行车被一块大石块绊倒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心里嘀咕，是谁这么不讲公德啊！

    黑暗中，却有两个人影快速地向她围拢上来。两个人穿着同样的军用雨衣，帽沿压得很低，还戴着口罩。葛延生紧张起来，竟然只是坐在地上缓缓地向后移动。

    葛延生害怕极了，她想呼叫，可是声音好像发不出来。

    雨是一个劲儿地下，一道闪电，两个黑影越来越近；一个炸雷，让她抖索得更加厉害。两个黑影，靠了上来，也不发话，一个抓住她的双臂，一个拎起她的双腿，就往路边的灌木丛中抬去。

    “青草池塘处处蛙”“听取蛙声一片”。

    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只有青蛙的存在，青蛙叫得越响，越发显得葛延生的孤独和无助。她嗅到了青草的清香和令人作恶的污水混合的味道，她不停地扭动身躯，想摆脱两个大男人的魔掌，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华剑是尾随着她出的大门，等他打着伞，举着手电来到出事地点的地方，只见自行车倒在地上，却不见人影。他拔出手枪朝天空放了一枪，就发现有两个黑影子分头跑开了，不一会儿，葛延生从路旁的灌木丛中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

    华剑大声喊：“谁？我是华剑。”

    “你是谁？你是葛延生？”

    “怎么是你葛延生？”

    葛延生仿佛看到了大救星，她喊不出，叫不出，只是不管不顾地扑向华剑。华剑扔掉雨伞，扔掉手电，张开双臂把她紧紧抱住。葛延生几乎同时就摊在他的臂弯里，她雨衣没有了，披头散发，泪水雨水泥水搅和得她浑身湿透，狼狈不堪。

    华剑一手托着葛延生，腾出一只手，捋一捋她的头发，抹掉她脸上的水珠，然后又紧紧地把她抱住。

    雨停了，没有了闪电，没有了炸雷，放亮的天空上还急速漂移着几朵白云。

    如果不是浑身湿透了——不不不，浑身湿透了也不碍事的，此刻的葛延生更像是一个需要男人保护的小女子。她美丽，柔弱，也就越发显得让人更加怜爱，比起花前月下，可是别有一番风情。

    如果不是有突发事件，能够与她在这夜空下相拥，那该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华剑露出了一丝微笑，有几分幸福，却也有几分苦楚，难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男女相恋的情景么？

    葛延生却还没有从惊悚中回过神来，她希望华剑抱她，抱紧她，再紧一点。

    突然，一阵阵吆喝声由远及近传来，正抱成一团的华剑和葛延生，被一束强力手电筒光照了个原形毕露。

    原来是两个值班的听到动静以后，巡逻过来了。

    华剑抬起胳膊，挡着手电光线，大声喝道：“不要照！我是华剑！”

    第二天，华司令雨夜“英雄救美”的故事，在“红司”司令部里迅速传播开了。

    人在困境中才会长大。廖进军曾经与我谈过他第一次远离家门的感觉，那种孤独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就像他第一次乘坐骡车的感觉。骡子，任人驱驶，倒也罢了，可悲的是，它竟没有自己的家族系列。这个廖进军也真会联想？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廖进军被父亲的两个下属大陈和小陈“押送”，好吃好喝地陪同着，一路向北，到了部队。

    该部队的蔡师长竟然亲自在师部食堂小包厢里设宴款待，但他不说招待廖进军，他说是招待“押送”廖进军的两位当差的大陈和小陈。

    廖进军见了蔡师长满心欢喜，大老远地就叫蔡叔，蔡叔！

    蔡师长板起脸孔，不睬他。

    廖进军立即改口，蔡伯，蔡伯！叫得煞是亲热。

    蔡师长这才满脸堆笑，给了他一个熊抱。还夸张地比划，喏，那时候，抱过你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嗯，现在像个大男人了。

    大陈和小陈呈上廖司令的礼品，蔡师长照单收下，还尽数落一些廖司令的不是。说廖司令偏安江南水乡的小日子，有个小护士照应着，乐不思蜀了；也不到大东北来看看我老兄，太不够意思了；以后再打仗，他还能上战场么？还敢跟我老蔡比拼比拼么？

    大陈和小陈两个反对不是，附和也不是。陪着尴尬的笑。

    廖进军在旁边一个劲地坏笑，还笑得很夸张，好像蔡师长越是骂得凶，他越是开心。

    抗战末期，蔡师长（当时是连长）和廖进军父亲两人分别担任同一个营的连长，在解放军向全中国进军的行程中，又分别担任同一个团的营长。他们平时在内部争风吃醋，生怕有攻坚克难的战斗任务便宜了对方，对外却相互维护对方的权威，维护所在营、所在团的荣誉。

    有领导说他们惺惺相惜，有领导说他们一山不容二虎，有领导骂他们没出息，一对活宝，长不大。

    有时他俩争得不可开交，上级领导就让他们拈阄，说是无论是谁，都是天意，没话说了罢？领导们眨眨眼睛，故意挤兑他们。

    说来奇怪，他们拈阄的胜算基本上各占百分之五十，想想好笑，自己争得像个真的，其实都被领导玩了。他们也看穿了领导的把戏，就坡下驴。罢了，罢了。那都是他们当副团长以前的事，等他们真的不争了的时候，蔡副团长先升任团长抗美援朝去了。第二年廖副团长也被提拔为团长。

    在领导面前竞争也就罢了吧，他们在自己夫人面前有也有弟妹、嫂子之争，两位夫人嫌烦，以姊妹相称，不再隶属他们的系列。

    再后来有了孩子，在孩子面前又有了大伯、小叔之争。孩子们见风使舵，但大多场合尊重对方，这大伯、小叔往往就乱套了。见了谁都是大伯，宁可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也不能不给对方的面子。

    早两天，蔡师长接到廖司令的电话，当天就安排好了，让廖进军到直属侦察连当兵，该交待的已经交待了。今天又亲自叫来了侦察连的邬连长，要他亲自把廖进军带走。

    酒桌上，蔡师长并不十分给廖进军面子，只要求他陪大陈、小陈两位领导喝酒，陪邬连长喝酒，礼节到了就行。

    廖进军当然不敢放肆，适可而止。

    邬连长算是半个东道主，平时在连队没有放松的时候，今天在老领导这里，他就放开来了，跟大、小陈往死里喝。大、小陈以为两个喝他一个总不在话下，结果是大、小陈都倒下了，邬连长还要敬老首长的酒呢。

    离开酒桌，邬连长要打道回府。蔡师长说是给邬连长提要求，其实是说给廖进军听的，“要让廖进军同志吃足苦头，十八般武艺要样样精通，一年后我亲自考核。好马快鞭，好鼓重锤。严加管教。不要客气！”最后才问，“怎么来的？”

    邬连长立正报告，马车。

    蔡师长看看表，要他们立即出发回连队，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就赶不到了。本来还要安排吃晚饭的，但蔡师长想想算了，路上的安全才是第一。

    邬连长的通讯员进来要帮廖进军拿行李，蔡师长说，怎么，你又多了一位连长啦？让他自己拿！他抬抬下颌，示意他们先走。

    他拉住邬连长耳语，眼睛却瞪得牛眼似的，说：“吃苦归吃苦，但如果缺胳膊少腿的，哼，你给我小心！”

    “是，报告师长，在确保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前提下，让廖进军同志得到最大的锻炼，最快的成长，也顺便让他吃最大的苦。”邬连长心领神会，同样小声地回答，最后一句话显然是他故意和师长玩的神经。

    “去吧。去吧！就你聪明！”师长很满意曾经做过自己通讯员的邬连长。

    邬连长和通讯员带着廖进军上了马车。

    廖进军看到，所谓的马车，其实是骡车。马车出了师部的营区，驾车的通讯员吆喝了一声，骡子撂开了四蹄奔跑开了。

    廖进军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第一次坐马车，竟然还是骡车。他问通讯员：“明明是骡车，为什么叫马车？”

    “我们这头骡子是马骡。”通讯员很平淡地回答。

    廖进军对他的回答显然不满意，“什么马骡驴骡的？”

    “嗨，你说对了，有马骡，自然有驴骡。你不懂吧？”通讯员有点儿得意了。

    廖进军只知道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后代，不晓得还有马骡驴骡之分。他问什么是马骡，什么是驴骡。

    通讯员很开心，他回头看看，邬连长已经在后头睡着了，他就压低了声音说，今天为我们服务的是马妈妈的儿子，或者说，它妈妈是马，所以叫马骡。反之就是驴骡。

    廖进军情绪很好，唉，我说，你是欺负我是新兵蛋子对吧，“什么马妈妈的儿子？”

    “就是它妈妈是马呗！”

    “什么乱七八糟的‘马妈妈’‘驴爸爸’的！”

    “对了，对了。就这个意思，它们还处于母系社会，跟它妈姓。”有廖进军向他讨教，他得以抬高了身价，他很乐意回答廖进军的问话。今天有师长亲自款待这个新兵蛋子，可见这个新兵蛋子也非等闲之辈。他的感觉上，自己也被抬高了。

    廖进军被逗笑了。看来这里的学问还不小呢。不过这骡子也太可怜，竟没有自己的家族系列，孤苦伶仃的。看来人啊，这一辈子做牛做马做驴，做狗做猪做鸡，都不要做骡子。做了骡子很累，不但干活累，最累的还是它心里累。不是马，不是驴，不三不四的，今后还没有自己的小骡子，这让骡子太可悲太可怜太无可奈何了。

    廖进军长了这么大，似乎才有了人生的第一次感悟。

    他让通讯员赶骡子赶得慢一点，鞭子甩得轻一点。通讯员大笑了一声，又收住了，他对廖进军悄悄地说，你这个新兵……嗯，太有趣了。他把“蛋子”两个字自动省略了。

    一眼望去，公路两旁笔直挺拔的白杨树像要刻意地将公路改造成遂道。虽然是砂石路，但也算平整。路面不宽，偶尔有一辆长途大客车喘着粗气通过。拖拉机不多，大多是马车、骡车、驴车、牛车，还有板车、三轮车、独轮车。

    廖进军看得新奇，不停地问这问那。

    他们的骡车是所有畜力车当中最快的，只要是看到了，就追上去，非得让别人家落后才行。通讯员很兴奋，他想在新兵蛋子面前卖弄卖弄，但今天他似乎又轧出了苗头，一个普通士兵，哪有师长亲自操心的，哪用得上连长亲自专程来迎接的？他刚才还听说，蔡师长中午请廖进军喝了不少酒呢。想到这里，他又收敛了一些。

    邬连长和廖进军一开始说了一通废话，然后就倚靠着车厢打起了呼噜。

    望着两旁的白杨，廖进军自然想起《白杨礼赞》。他记得好像是矛盾写的吧，他只能说出只言片语，比如“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笔直的干，笔直的枝”“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等等。

    如果文建国在就好了，他可以激情洋溢地用江州普通话全文背出。就是他蔡师长集合全部人马，也找不出能够全文背诵《白杨礼赞》的。

    他很为文建国骄傲。想到建国，自然想到了葛延生。

    后来沿途的风景怎样，他记不清楚了，大约一小时，骡车驶出了白杨大道，反正不是庄稼就是荒野，车辆也越来越少，人烟罕见。好的是他沉浸在对江州的回味之中，不知不觉，四个小时的骡车路程，他们赶在晚饭前到了连队。

    邬连长让他休息两天，熟悉熟悉环境，给家里写写信。

    给父亲的信简单，报个平安就行，他三言两语，鬼画符应付了。那不是信，是留言。他自己也笑笑，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父亲的无奈和母亲会心地一笑。

    他开始给文建国写信，那也简单，问他徐州送信的情况，问他江州的情况，同时还兴致勃勃地将他对骡子的感慨，联系人生，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告诉了建国。他自己还满意，这好像是第一次写信。他猜想，文建国看到信以后，竟然发现我廖进军还是有些文采的吧。

    让他头痛的是写给葛延生的信，最难应付的自然放在最后。

    自从上了高中以后，他与葛延生的关系，莫名其妙地莫名其妙了。他为自己连用两个“莫名其妙”而又些莫名其妙了。他苦笑，他摇头。不写了，出去溜达溜达。

    同班的战友们早就出操训练去了，全班十二人，一个大通铺，十一个铺位上的被子是豆腐块，他的是豆腐渣，他自己也不满意，硬着头皮大概地整理了一下，基本像样了。在家里，他是从来不叠被子的，有时是母亲，有时是佣人，谁爱叠谁叠。但他毕竟是在军区大院长大的，知道部队的规矩。

    昨天晚上邬连长叫上一排长带上一班长，把廖进军交给了一班长，像师长给他交待任务时一样，当面也下了死命令，背后也把师长耳语的话重复了一遍。

    一班长可没有他那么聪明，把他前后说的话，颠过来倒过去，还就搞不懂他邬连长究竟要强调什么，是前者，还是后者。

    连长骂：“榆木脑袋！”

    一班长说：“是，我是榆木脑袋。不就是特殊兵特殊照顾吧。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哦，不对。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让马儿吃好草。”

    “算你开窍！”连长满意了。

    廖进军在附近的山沟里转悠，大脑里则围着葛延生转悠。

    上小学时，从一开始的同进同出到生怕有所授受不清；读初中时，两个人经常顶顶撞撞的，相互看着不顺眼；上了高中，自觉成人了，再不叽叽嘈嘈的了。回家以后，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串门，自然就疏远了一点。可是一年以后闹“文革”，她是联络部部长，经常追随几个勤务员的左右，还能常常碰面，再后来她做了“红司”联络员，各忙各的事，不能天天见面，葛延生似乎还有点天马行空的味儿。

    人说，距离产生美。廖进军真的觉得延生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吸引力了。虽然还不至于“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等到葛延生与“红司”的头头“流浪”徐州，这距离一下子拉远了。廖进军本想劝阻的，话到了嘴边，又打住了。我这劝阻算哪一码呢？他体会到怅然若失这一成语的含义。

    她这一走就是大半个月，等到自己当兵走了，也没有再见到面。现在可好，居然天各一方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徐州回来没有？不说廖进军从小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他今年二十岁，第一次感觉到了孤独，而且竟然还这么无奈。

    廖进军向南眺望，突然就冒出了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词句，那写的正是自己的家乡呢。而我此刻满眼所见的是群山，是荒凉，是天苍苍，野茫茫，不见牛和羊。我有没有辛弃疾的英雄气概呢？

    廖进军胡思乱想一通，很想发出一点感慨什么的，可他最后归纳为，凭自己的文学水平是作不了诗或词的，还是现实一点，想想给葛延生的信罢。回到营房，他强迫自己继续给葛延生写信。

    他倾述这第一次将长期远离家乡的感觉，他还隐晦地表达了过去没有好好珍惜与葛延生的感情交往，希望她能够及时回信。最后他还用英语发出了呼唤和告白“dear: Kiss you!”进军第一次向异性作了爱的表白，还用的是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底子，就那么几句比较熟悉。写给延生了，他有点兴奋，有点激动，还有点神圣。

    廖进军很满意自己的做法，信写好了，一身轻松。从葛延生到徐州让他牵肠挂肚开始，到“4·23”武斗的发生，到被人“押送”从军，再到刚才主动向葛延生发出爱的信号，似乎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有了做一个男人的担当。

    第二天，他主动向班长要求，立即就位。他开始了一名侦察兵战士的生活和训练。

    侦察连今年二月底刚刚补充了一批新兵，廖进军实际缺少的只是新兵大队的部队条例的学习、队列训练和内务培训，好在他从小在军营长大，耳闻目睹，对部队的基本要求，已知七八，经班长稍一点拨，他触类旁通，立马上路。班长满意得很，没有看过这样的新兵蛋子。

    廖进军一开始听说安排他进侦察连的时候，就差点没有高兴得跳起来，到底是蔡叔亲自安排的。当兵吃苦，这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只要从部队走出来，像个当兵的样子，如果整日里种田养猪，岂不冤枉了这一身军装，如果只仅仅是站岗放哨，岂不十分无聊。

    廖进军虽然没有参加新兵训练，但他的悟性，他的身坯和身体素质是其他新兵望尘莫及的。

    比如队列训练，他的一招一式，很快成为全连的标杆，而他再看看其他新兵蛋子走路的步伐，就感到很可笑。当然他完全知道当兵的都是这么一招一式过来的，他也就从内心原谅了别人。

    他内务整理的速度，是全连新兵第一。

    班长、排长表扬他，他压根儿不当回事。他不是骄傲，他想恐怕不是新兵第一的事儿，你拿老兵来比试比试，肯定也是第一。不过比试就没有必要啦。他是真的不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玩意儿。他感兴趣的是作为侦察兵基本功的跌打滚爬十八股武艺。那些擒拿格斗，穿越攀登，精度射击，刀棍博杀，特技驾驶、摩托车360度急调头、飞越障碍等等才是他的兴奋点所在。

    但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不是你廖进军想干什么就可干什么的，所以不少时间他感到无聊乏味。半个月以后，他收到了第一封回信。

    那天傍晚，班务会之前，班长转交给他一封信。他对班长说，那是他家老廖的。

    老廖的？班长不知道他说的老廖是谁？那个时候，作为子女是不作兴这么称呼自家父亲的，但信封落款处有红色印刷体清清楚楚标明着“江南省江州地区军分区司令部”，他能猜出个大概了。

    廖进军显然对父亲的来信不感兴趣，父亲的信，他不看，也知道写的什么，就跟他给父亲的信“鬼画符”差不多，三言两语。一是作为父亲，叫他注意身体；二是作为部队首长，叫他听领导的话；三是因为这里有位老战友，叫他有机会向蔡叔（肯定是蔡叔，不是蔡伯）问好。而最后的落款肯定是“老廖”。

    廖进军突然来了灵感，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吧。

    他跟班长打赌，说，班长，这封信您代我看，我先说信的内容，然后您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班长一脸愕然，他显然不理解，哪有这样看家信的？

    廖进军说，不要紧，看吧，看吧，没有秘密的。如果是女朋友的，就不能让您看了。他看班长犹豫，又说，您尽管看，我先说信的内容，看看我猜得对不对？我猜得不对，我请您抽“飞马”；我说对了，您奖励我“勇士”，他知道班长平时口袋里有“勇士”香烟。

    班长将信将疑，廖进军的“飞马”挺有诱惑力的，再说了同志之间开点玩笑，这不还增进了官兵（战友）友谊。他拆开了信，展开，对廖进军说，你说吧。

    廖进军不加思索，一、二、三云云。

    你TMD——真神了！意思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二三”的意思，而且居然真的没有“四”，落款也真是“老廖”。好好，我倒霉，今天我“勇士”计划要突破了。

    廖进军一把夺过他的“勇士”，先点燃一支，然后就灌进自己的口袋了，那意思是这一包全部算我的了。

    班长自然舍不得，刚才说请你抽烟，并没有说一包烟全给你。他正想去夺回，可廖进军已经摸出了两包“大前门”。

    班长眼睛一亮，忘记了自己的“勇士”。

    廖进军将一包“大前门”先直接揣进了班长的口袋，另一包拆开，先敬班长，再敬全班的弟兄们。

    一班的同志们早就围拢过来，准备开班务会的，先领教了廖进军和班长的表演，再品尝“大前门”，一个个皆大欢喜，平时不抽烟的，也弄一支玩玩，大家对廖进军同志印象不错，好感倍增。

    从此以后，廖进军同志慢慢地成了不是班长的班长，有时班长先征求他的意见，再在全班布置，全班的各项工作，样样跑在全排、全连的前头。邬连长也感到脸上有光彩。

    当天晚上，廖进军却失眠了。

    凭他对父亲的了解，父亲不会及时回信的，既然父亲的信都来了，那葛延生和文建国为什么不回信？葛延生她为什么不回信？他说不清。文建国办事细腻，他应该回信的，可是没有。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当然他考虑的重点主要是葛延生，他枚举了多种可能。生气了，连个面都不见就走人，还有必要通信吗；她根本就不想通信，是我自作多情；她已经跟那个姓华的司令好上了，再与我通信，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就再等等，等她气消了，自然会来信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似乎也没有必要，简单地应付两句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是第三种情况，那就麻烦大了，那我也没有必要给她写什么鸟信了。TMD，那个华司令又算什么东西，他真的值得你葛延生同志去爱吗？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进军第一次考虑爱情了，认真地考虑。爱情真不是一个好玩意儿！

    原先天天见面，不珍惜，有时甚至嫌烦。现在是“求之不得”，就“辗转反侧”了？

    就算华司令是个人物吧，那也应该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平等竞争好吧？廖进军已经退而求其次了，他好像在与葛延生商量，他甚至想到退路了，哪怕你葛延生有千条万条理由，也得告诉我一声是吧？不待这样不理不睬的是不是？

    廖进军憋屈得有点儿伤心，他从小到大，没有这么委屈过。他想到了骡子，自己是不是像骡子似的憋屈？

    “红司”司令华剑是个好人。但我一开始就不看好葛延生和他的婚姻。政治联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政治联姻侧重点在政治，而不在婚姻。所以这一偏正词组也可以颠倒使用，改为：“联姻政治”。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十天半个月后，文建国没有收到廖进军的信，心里就骂他，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以为到了部队，就可以不理睬我等平头百姓了？可他似乎也理解，也习惯廖进军的作派，毕竟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人家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为什么非得给你写信？你又算老几？好自为之吧。这样一想，他就释然。

    文建国遇有不顺心的事，责任总是往自己身上揽。如果后来发生的故事，从此与文建国再无交集，文建国与廖进军可能也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了。他可不愿意主动往“大院子女”身上靠。

    葛延生也没有收到廖进军的信，她也在心里骂，这家伙也太不讲道理了，好歹来封信，报个平安是吧。再说，我们还有那个“指腹为婚”的戏言不是？

    自从上了高中，他廖进军好像懂道理多了，跟我也客气多了，再也不拿言语呛人了。她开始重新审视廖进军，这家伙总体上是个男人。

    她本想上廖家打听打听的，可是想想双方父亲的关系，她就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了。最好是能够偶尔碰到他父母，他们主动告之。可这样的机会没有，她自己早出晚归的，甚至忙得没有节假日。

    从徐州回来后，葛延生与华剑的接触比原来多了多，正值青春年华的葛延生有时想刻意回避，大男大女的接触频繁了不是个事儿。因为她没有丝毫的念头，说要与华司令的关系发展成怎么样，但追求共同的革命理想革命目标不能容许她对华剑离汤离水的，再说华剑也没有让她特别反感的地方。

    父亲快被解放了，担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于官复原职，即使排位靠后，凭他的资历，那分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她心里一下子变得敞亮起来，对未来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

    华剑“英雄救美”之后，对葛延生的关心倍增，那似乎是“英雄救美”后应该有的善后。华剑吃不透葛延生的心事，没有成功的把握，决不敢贸然行动。他看延生，想延生，怎么看，怎么想，葛延生都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让华剑想摘，又不敢轻易下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葛延生也记得，在那个晚上的现场，自己曾经一个劲儿地往华剑怀里钻，现在想想，简直是羞死人了。但彼一时，此一时。那时是害怕，那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是一种求生的自然反应，任何女孩子都会那么做的，绝对不可与男女感情的事儿挂钩，同日而语。

    她自然感谢华剑的救命之恩，但救命之恩与以身相许能划等号吗？

    “红司”司令部里却有人不时起哄，华司令早就应该弄个“压寨夫人”了，干脆把“一号公主”给娶了，英雄配美女，“天仙配”。

    华剑听了，自然开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可没有人敢在葛延生面前提起，看看她的脸面，想想她的身价，谁敢在她面前自讨没趣？正好司令部里又没有第二个女性，一个个见了葛延生都是知趣、自觉地致礼——注目礼。

    说来事巧，这一日下晚，军管会薛主任、刘副主任到“红司”司令部视察。江州地区一把手驾到，华剑让司令部领导班子成员悉数到场，让葛主任具体负责接待工作，晚上在司令部食堂就餐。

    薛主任坐主位，华司令坐主宾。

    薛主任大腹便便，一副菩萨相，他问，这位葛主任怎么看得眼熟。

    华剑介绍，薛主任您还不知道吧，她父亲就是……

    哦，薛主任摆摆手，你不要说了，葛副书记，葛副主任。哈哈！桌上的人都会意地一笑。

    “怪不得你华剑为葛书记任革委会副主任一职的事那么卖力，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薛主任来了兴致，开始添油加醋了，“来来来，小葛同志，你要好好敬你的华司令三杯酒。你不知道吧，这个华剑啊，为你父亲的事，那阵子，一天跑我军管会三趟，一天跟我通电话九次，软磨硬泡，我有点犹豫，他竟敢跟我撂摊子，说什么没有葛书记做副主任，他这个副主任也不做了。”

    华剑听着，薛主任这是明摆着夸大其辞了，他看看坐在薛主任对过副主位上的刘主任，刘主任正和自己挤眉弄眼呢，“那意思不明摆着吗？好事呢！”

    华剑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薛主任，薛一把，您不能这么说，葛书记葛主任的事，提名当然是我提过的，但如果没有您老人家同意，我就是一天跑九趟，一天打二十七个电话也不管事的。”他转身又对坐在他旁边的葛延生说，来，我们下位给薛主任敬酒！

    葛延生不知道他们演的是哪出，怎么一上来就先说起我葛家的事了？但人家领导给足了面子，自己也是蛮开心的。

    薛主任也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突然学着戏里的腔调向葛延生发问：“敢问小葛姑娘，芳龄几许，可有婚配？”

    满桌子的人皆拍手称快。

    葛延生脸色酡红，略带羞腼与乖巧，这酒还没有喝呢，就像那徐志摩的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葛延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再看那华剑，身旁的华剑没有诗人的浪漫和才华，他目光凝滞，嘴巴微张，灵魂却在葛延生身上徘徊，无以自拔。一时间，他竟忘记自己站起来是干什么的了。

    薛主任见这光景，若有所悟，他善解人意地给小葛解围，说：“小葛同志，给我老薛做干女儿怎样？今年多大？”“二十。那好，跟我姑娘同龄。他面向大家问，你们说小葛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大家又是一阵鼓掌。

    葛延生似乎也脱离了窘境，给干爹连敬三杯，把华剑倒晾在了一边了。

    薛主任腆着肚腩招呼大家，喝酒喝酒，一起来一起来！

    有领导带头掀起了高潮，这酒自然喝得畅快，于是下面不要发动，一个个都拿出看家本领，先敬薛主任，再敬刘主任，三敬华司令，然后互敬，有贪酒的又自斟自酌。

    刘主任过来与薛主任耳语，其他人都自觉地安静下来。薛主任挥挥手，意思是说，你们喝你们的。酒桌上立马又吆五喝六声四起。

    酒酣耳热之际，薛主任礼贤下士，下位敬酒。他声明在先，这个桌上我的年龄最大（他不说职务最高），我给每人敬一支“大前门”，一杯“洋河”，你们每人三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我是两人一敬。他这是霸王敬酒，但人家是地区一把手，这酒不喝也得喝。再算算细账，他一圈喝下来，数量也不少了。

    薛主任按顺时针方向，先从几位“红司”的副司令开始，敬烟点烟，敬酒喝酒，最后才轮到葛延生和华剑。

    华剑不抽烟，有点为难。他下意识地瞧了一眼葛延生，倒让薛主任给抓住了把柄，怎么，抽烟还要经小葛同意？小葛，你先点上！葛延生无奈，生怕干爹再冒出什么流言蜚语，便很爽气地点燃。

    华剑只好点烟，才吸了一口，就咳出声来。

    葛延生却很享受似地吸了第二口。她父亲是个老烟枪，耳闻目睹，她在家里有时也模仿父亲抽上两口，父亲只当好玩，从不制止。但在公共场所抽烟，今天是第一次。

    薛主任后退了两步，示意他俩站到旁边来。

    薛主任开门见山，你，你，他分别指了指华剑和小葛，一个未娶，一个待嫁；一个有才，一个有貌。怎么样，给我一个做红娘的机会？

    华剑心里有数，那是刘主任做好工作了，可他也不能立马应承了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关键是要看葛延生的态度。他瞧瞧小葛，再求助似地看看薛主任。

    葛延生感到这个问题来得太突兀，她当然不想得罪薛主任，也没有认为华剑就不行。虽然她平时已经意识到华剑对她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只是自己还没有认真考虑过，有许多事情需要捋一捋，她笑笑，对薛主任表态：“谢谢干爹的关心，让我考虑考虑？”

    “那当然，婚姻自由，婚姻自主嘛。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怎么样？小葛，三天以后，不，就是第四天，你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办事喜欢速战速决。”薛主任一派军阀作风，虽然还有一句“怎么样”，其实关键词就是三天后必须给个“准信儿”。

    这场酒对葛延生来说，喝得挺邪乎的，怎么无缘无故就冒出了一桩婚姻了？这天晚上回到家里，她偷偷地在父亲的烟柜里摸了一包烟，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真的煞有其事地“吞云吐雾”了。

    自己才二十岁，按时间推算，眼下正是自己的高中毕业季，是参加高考，当兵，还是走上工作岗位，好坏得有个说法。可如今，包括66、67届毕业生都没有着落，那许许多多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大姑娘都晾着呢。

    她曾经遐想过，唱着《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种激情、那种火热，那种踌躇满志，已经了无踪影。我居然必须面对谈婚论嫁，接下来就是生儿育女，锅碗瓢盆了？葛延生心中多有不甘。

    即使谈婚论嫁，不还有“指腹为婚”一说？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但总得有个说法。只可恨那个小兔崽子泥牛入海，居然没有任何音讯，亏了他在临走之前还托文建国给我信，信里还有那么一丝丝男女生之间的缠绵。廖进军啊，廖进军，我恨你，我恨死你了！葛延生果真露出咬牙切齿状。香烟又多抽了两根。

    薛主任给了三天时间，他在江州可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不但把我父亲压宝似的压上去了，还要把我也压上去。他是刀俎，华剑是帮凶，我父女是鱼肉。不，可能华剑是主谋，薛主任才是帮凶。她怀疑这一切都是华剑的阴谋诡计，他自己没有本事，借助钟馗。

    第二天见到华剑，葛延生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华剑知道，坏了，姑奶奶给得罪了！没办法，谁让自己想吃天鹅肉的呢。他主动示好，端茶送水，嘘寒问暖。

    第三天，华剑见到葛延生，如法炮制，问暖嘘寒，送水端茶，示好主动。他终于看到小葛脸上慢慢泛出的暖色。

    昨天晚上，延生与父亲作了长谈。

    按父亲的意思，只要华剑人好，什么门第啊，长相啊，都是次要的。他想到的是，这“文革”一来，不是说变，就什么都变了。当然前提是两人要有共同语言，这得由你自己拿捏。他知道女儿的秉性，万事得由她自己同意。否则的话，哼哼，……

    葛副书记已经担任了地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虽然没有明确将来就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同志们心知肚明，只等革委会正式成立，他就走马上任了，很有可能还是二把手。

    他最近工作繁忙，同时也处于一种“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喜悦之中。他自己日理万机，姑娘的事，要不是薛主任亲自钦点，他就要让姑娘搁一搁再说，天下好男人多的是，不着急。正因为是薛主任的意见，他就有口难言了。以前在部队，这种事情见多了，只要是被领导看中了的，没有不行的。领导的话，不听行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单位，领导就是父母呢。

    葛延生问父亲，要不要听听廖司令的意见，言下之意，不是说“指腹为婚”的吗？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廖司令身上了。如果廖司令不同意，出面干涉的话，那位薛主任也不可能太过分了不是？

    哪知道提到廖司令，父亲大为恼火。他啊？人家忙着呢，他马上要提拔为省军区参谋长了，然后就是省军区副司令呢。

    父亲一开始受到冲击的时候，曾经跟延生嘀咕，我落难，廖司令也不出面营救，战争年代有生死之交，怎么到了和平年代反而当缩头乌龟了。唉，这人心不古，人心叵测啊！

    这一对原来的营长教导员心生芥蒂已经两年了，如此说来“指腹为婚”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何况原来也只仅仅是“戏言”。

    廖进军作为一个男人，还是有许多方面值得女生去仰慕的。她从小跟进军厮混到现在，怎么也应该有个说法才是？再不咋的，互通一个音信也是起码的吧？可他人呢？这个可恶的廖进军！你就是一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葛延生再想想华剑，身份也不差，今天的“红司”司令不谈，原来是工程师，拟提拔为副厂长，家庭出身无产阶级；学历是专科，机械专业；长相嘛，大概有一百七十五公分，绝对不算矮，虽然比进军矮了几公分；身材偏瘦，有那么点儿书卷气；年龄比我大了个八、九岁，男方大点才知道疼女人呢。怎么说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只是，好像，似乎，也许，还差点什么。差点什么呢？

    延生无法找到一个精准的形容词，或者是名词来概括华剑的不足，或是说是缺陷，但感觉上又总是觉得确实差一点什么。

    到底是差一点什么？葛延生是说不清的。

    那就是总体上有那么一点点感觉而已。如果感觉成立，就彻底否定，但她也没有顺着那个想法去考证，果真是那样的话，目前的现状就得全部推倒。

    她并不害怕失去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但她的父亲，她的被打倒两年，刚刚获得新生的父亲又将再次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吗？那是她父亲不能接受，也是她作为女儿不愿看到的。要想父亲在政治上得到庇护，那只能接受“政治联姻”。葛延生最后勉强地同意接受现实，用“联姻”来强化“政治”。就等着让薛主任做红娘吧。

    七月二十七日，江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万人体育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司”华司令和他的准岳父，原地区葛副书记同时荣任江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革命委员会是一级政权组织形式，“文革”造反两年，华剑功成名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地区一级政权的负责人之一。葛书记官复原位。

    大会刚一结束，薛主任趁热打铁，坐在主席台上，就叫人把葛延生找来，当着葛副主任和华副主任的面，把婚期敲定。

    他问，今天初几了？今天初三，好！三天之后正好初七，是我们国家传统的七夕节，也是女儿节。婚礼就定在这一天。“怎么样？”他望望两位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副主任，再看看葛延生，和蔼可亲地征求意见。

    三天后——又是三天后，第四天——薛主任钦定的大喜日子，华剑与葛延生举办婚礼。

    革命造反派头头举办婚礼，且由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亲自主婚，那自然是，也只能是革命化的婚礼。

    喜酒只办四桌，男、女双方各一桌，主婚人和新婚夫妇及其父母一桌，地区革委会相关同僚一桌。

    小小的宴会厅里反复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歌曲。

    华剑双喜临门。葛延生也差不多。葛副主任找了一个同僚做女婿，不知道自己的身价是升，还是降，总归也算是双喜临门吧。

    葛副主任的夫人，也是一位老革命，自从生下延生后，身体一直没有复原，是个病秧子，长期不上班，在家养着。她一副养尊处优，雍容华贵的样子。

    公婆俩，即华剑的父母，一对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原本他们心里就不踏实，媳妇还没有见过面，怎么说过门就过门了。

    华剑安慰说，你们什么都不要烦，我现在是公家人了，一切由公家安排，你们就等着做爷爷奶奶吧。

    今天到了到婚宴现场，他们是又喜又惊又怕。所谓喜，自然无须交待；惊的是，儿子娶了个千金大小姐，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惊的感觉；怕的是，今后的日子，这小俩口过得下去吗？若按他们的想法，找一个平平常常人家的姑娘，平平安安过日子，生个三男二女传宗接代就行了。虽说自己的儿子与老岳父已经平起平坐，可这是哪码跟哪码啊？

    在婚礼现场，看到薛主任、葛主任这样的大首长，再看看亲家母那副“大太太”式的尊容，他们早就没了个主张。就好像经人介绍，找口饭吃，准备上门打下手的佣工。他俩缩手缩脚，战战兢兢，先看看对方的脸色，还不知道主人家要不要呢？早就没有了一点做公婆的气息。

    薛主任今天既是证婚人，也是主婚人。他首先展示了自己聊表心意的礼品，一帧横幅和一盒包装精致的小礼盒。

    他亲自打开横幅说，横幅是代表地区革委会送的，这是国内名家书写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以后肯定是值两文的。小礼盒，他说这是我个人送的，也叫公私兼顾，大公小私了。至于小礼盒子里是什么礼品，他不说。

    有人问，到底是什么小礼品？打开看看，好给我们开开眼界。

    他笑曰，以后你们有谁请我主婚，我有同样的礼品相送。至于究竟是什么礼品，与你们无关。那是送给新郎和新娘的。

    他卖了个关子，吊足了来宾的味口。

    薛主任的“小礼盒”究竟是为何物？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送这一“小礼盒”，以后也没有人再关心。但围绕这个“小礼盒”，华剑和葛延生的婚姻，却上演了几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薛主任气宇轩昂，侃侃而谈，借此机会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新成立的地区革委会的情况，以及江州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与他大会上的讲话如出一辙。

    他最后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是……他们的结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产物，他们的结合是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结出的丰硕成果，他们的结合也是革命青年在当今时代结合的典范。今天的婚宴可以说，是我们江州大地上的“第一婚宴”，我很荣幸作为他们的主婚人、证婚人。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一致认为薛主任有水平，如此转折极其自然，这种铺垫很有道理，最后的点题，水到渠成。就连老干部中的文化人葛副主任也由衷敬佩，虽然那套官话长了点。

    薛主任最后也没有忘记用戏谑通俗的言语，调侃新人祝福新人，自然而然地把同志们引入浓烈喜庆的酒宴里。

    华剑和葛延生的新房暂时借用“红司”司令部的一间小会议室。

    办公室迎面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五位巨人的巨幅画像，如今又加上了薛主任赠送的横幅，其他一切家具的布置还有些许新婚的气息。

    那时的人也简单，反正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横幅语）”，至于能够前进到哪一步，根本无需多加考虑，跟着走就是了。

    革命者四海为家，有个小窝将就将就也就行了。

    看过一些文章，说是婚姻的门当户对，强调的是精神层面。但精神没有一个物化的标准，不像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生活阶层，学历，个人奋斗的成就那样一目了然。

    我从不看好葛延生的第一次婚姻（并非马后炮），他们双方的差别，其实就是仓巷与红旗口的差别。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客走人散，婚宴后的华剑和葛延生步入了二人世界。

    随着薛主任等最后一批贵宾的离去，葛延生立马将媚眼含羞，丹唇逐笑换上了一副“尊容（华剑语）”面具。华剑亲又亲不得，爱又爱不得，骂又骂不得，恨又恨不得，这让已经位高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的华剑觉得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不过这是两人之间的私密，别人看不到，面子还是那原来的面子，那是光鲜的。

    薛主任说了，今天的婚宴是江州大地上的“第一婚宴”。难道不是吗？在江州还有哪一对结婚的新人可以和他华剑相比，男女双方的地位身价如果是“第二”的话，还有“第一”吗？自然没有。华剑又高兴起来，今天晚上几位同仁灌了他不少酒。高兴，他自己高兴，别人为他高兴。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

    洞房里的电灯已经关上，屋子里只是借助窗外的光线，显现出大致的轮廓。两台电扇叫得呜啊呜的，吹得人心烦意乱，正是一年之中十分闷热难耐的季节。

    华剑兴致勃勃，希望乘着酒兴做一回，行使第一回做新郎官的权力，或者说是义务：牵手拥抱，耳鬓厮磨，抚摸亲吻，宽衣解带，渐渐入港。这是他从书上看到过的，也是民俗文化口口相传的。

    葛延生当然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情节，她等着将会发生什么，她也希望什么都不要发生。

    薛主任也真的会挑日子，一口咬定了就是今天，就是7月31日，正好是七夕节。如果不是因为担心父亲的好事节外生枝，凭什么我的婚姻要由他作主，连婚期也得由他定？

    七夕节，牛郎与织女鹊桥相会，今天应该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幸福，我的婚姻呢？我是应该祈祷，还是诅咒？

    她看到一个人影在向她慢慢移过来了。

    华剑慢慢地接近了延生，他的上衣已经脱光，可自己的动作怎么突然就变得僵硬迟缓起来了。虽然没有开灯，可他看到躺在床上的延生，他想象得出她的美丽动人。

    今晚的婚宴上，她一双雪白的式样新颖的半高跟皮凉鞋，衬托出她的亭亭玉立；一条海军蓝的长裙勾勒出她婀娜的身姿；一件紫色的短袖衬衫映衬着她洁白无瑕的肤色；臂膀和颈项，折射出诱人的光泽，她的短发上多了一个小小的发髻，妩媚之中平添了些许成熟。

    葛延生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但她还是给了自己一个精心的打扮。天下的女人还有比这一仪式更重要的么？

    是谁形容女性，总喜欢将美丽与温柔揉合在一起的，那就是女人的内外兼修了。葛延生美丽是无疑的，她温柔不温柔？还不知道呢。“英雄救美”的那个晚上，她是温柔的，她一个小女子，好生无助。今天晚上呢，还不知道，但愿她是温柔的吧。

    延生的眼睛看着人影，定了神，不，不是一个，好像是两个，而且都还穿着军用雨衣，靠近，靠近了……她又嗅到了青草和污水混合的味道，那是一种在清新的香气中混杂着令人作哕的味道，她又听到一片蛙声的聒噪，还有让人胆战心惊的电闪雷鸣。

    华剑想着葛延生的美丽温柔，想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他已经完全陶醉其中，甚至还有点迫不及待了。

    可是，就在华剑即将靠近延生的时候，他头顶上的电灯突然亮了，亮得让人一时睁不开眼睛。

    电灯是延生开的，再不开灯，她就要大声喊叫了，就像那个暴风骤雨的晚上。

    华剑记得是他今天上午叫手下的人换的灯泡，说瓦数越大越好，图个喜庆。可是有强烈的灯光刺激，他反而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体内的酒精浓度得到了充分的稀释。

    他想这电灯亮得真不是时候，这也太亮了吧。

    他看到的一双漂亮眼睛里，冒出的是居高临下蔑视的眼神，虽然明明是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却分明有了一种非让他仰视不可的错觉。

    那床上摆放着女人的身体，突然演变成了一大摊子（不是一束）美丽的玫瑰花，或羞涩含苞，或欣然怒放，而他又看见了那些衬托着玫瑰花的枝枝丫丫上的针刺，密密麻麻，煞是峥嵘突兀。他浑身的血液自脑袋而脚丫，倏忽之间冷却下来，身上那个原本坚硬挺拔的家伙，也随之萎蘼不振，蔫头耷脑，雄风不再。他好像刚刚要做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还没开始呢，就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的酒似乎也彻底醒了。他尴尬地挤出一丝丝笑意，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延生没有笑，她的眼神表示出的是——这好笑吗？

    葛延生见他没有任何动静了，就随手把电灯关了。那意思是在告诉他，我睡觉了。电灯开了，电灯关了。都是葛延生随手之间的事情，那么她对这个房间里另外一个人，就熟视无睹了？

    华剑自觉无趣无聊无奈无味，他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张席子，倒下即睡，酒精已经又涌上来了。

    他不知在什么时间爬上了大床，近几个月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洞房花烛夜今天终于如愿以偿，而且她还是江州“一号公主”。否，现在应该称之为“五号夫人（在革委会，华剑排序第五）”了。他自己纠正了自己。

    这鬼天气太热，全身赤裸，也大汗淋漓。他缩手缩脚地靠近了延生。周遭一片黑暗，他仍然看见延生玉体横陈，活色生香，闪烁着诱人的光泽，那小山包，那芳草地都在向他发出诚挚的邀请。

    华剑是第一次如此亲近女人，没有白天看得清楚，也没有灯下看美人比白日里更胜三分的感觉，但其美妙异常，无以言表。当是时，华剑像一个威武的勇士，挺枪上马，好不快意。

    葛延生不知道华剑正在做着春梦，她根本睡不着，干脆在床上坐起来抽烟。

    那天薛主任让她在公开场合抽了第一支烟，她的感觉甚好，随后抽烟就成了她日常生活的自然需要。她一般是在没人的场合抽烟，希望心里的浊气、怨气随着烟雾的吞吐能够得以排解。可事实上却是随着婚期的临近，她的烟瘾与所谓的浊气怨气同步见长。

    她已经喜欢上了香烟的味道。就像若干年以后一首流行歌曲《味道》所唱的“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也许有的少女天生就是为某种烟草味而生的，那里面既有异性的味道，也有父亲的味道。她闻不到那种可以让她神往，让她依赖，让她回味的味道，只有依靠自己提供，藉以去寻找可以淋漓尽致表达的爱情，寻找得以共鸣的灵魂，寻找值得留念的人生故事。她想到了廖进军，这家伙要在的话，那是要和我抢着抽呢。她笑了，苦涩的笑。

    华剑曾经劝她少抽或者不抽，她笑笑不置可否。

    她准备好了一条歪理，如果华剑再说的话，她就扛出薛主任的牌子，那天是薛主任让我抽的，你怎么不阻止？现在把我的烟瘾抽出来了，你管我了？但华剑没有继续说。

    华剑乐极生悲，因为蓄势已久，用力过猛，也就是一瞬间的快活，银样蜡枪头，一触即溃，原来却是春梦一场。“觉来知是梦，不胜悲。”他十分的狼狈。幸亏电灯没有亮，否则的话，让延生看到就丢人丢大了。

    房间里烟味很重，延生的烟瘾是越来越大了，他偷偷地窥探烟头发红发亮的那个点，看不清延生的面部表情，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他微微地调整睡姿，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虽然大腿档部那块有点不适，他想让自己很快回归梦境，重新体味刚才的惬意。

    葛延生没有丝毫的睡意，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做新娘这件事来得太快，自己前途未卜，竟然就成为别人的新娘。人家一没抢，二没偷，三也没有强迫。是我自投罗网？她一丝苦笑，猛吸了两口，将烟蒂摁灭，又换了一支。

    晨光熹微。

    她看看卷缩在地上的华剑，也是蛮可怜的。她让自己努力营造着足以产生名曰“爱情”，或曰“情欲”的那种激素，尽量把华剑往可爱的方向想象。他是我的领导，是我的夫君，是父亲的同仁，也是江州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我不可过分造次。她突然就产生出妇道人家的慈悲心怀，古人尚能“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作为他的妻子，总不能对丈夫睡在地上视而不见吧？水泥地上睡久了对身体有伤害呢。

    她下床拉醒了华剑，华剑还是一脸的朦膧，当他听清了延生说，请他上床睡的意思后，立马有了精神，眼神里平添了几分缠绵，不免又是心旌荡漾起来。

    他俩坐在床沿上，华剑情不自禁就要搂抱延生。不曾想，延生轻轻地，但是态度坚决地阻止了他。

    华剑正不知如何是好，延生却递给他一个小纸盒，说，这是你那位薛主任赠送的礼物，打开戴上吧。

    葛延生这一辈子都说不清，对薛主任送的小礼品，是感激还是怨恨，反正就是这盒小礼品，让她一下子抓住了婚姻的主动权，并且带动着婚姻的走向。

    华剑则恨透了这个小礼品，起码是因为它的出现，让原本可以行男女之事的好事泡汤。事后他把这件事记恨了好多年。你这位“江州一号”，送什么不好，偏偏送这个拿不上台盘的东西！

    真不知道薛主任用意何在？也许他是为了提供方便，担心你们革命青年想要用的时候，不知道在哪儿找；也许他是一时心血来潮，挺时髦的玩意儿，给你们新婚之夜增加一点儿情趣；也许他什么也没有多想，看到了，就送出了，就这么简单。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为了在喜宴上保密，也为了送出去的礼品显得有档次，他是特地用精致礼品纸包装的。

    华剑接过来，借着晨曦微弱的光线，看到了满是洋文的盒子上的画面，顿时就明白了。那是一盒人们平时常常拿来开玩笑的安全套。华剑刚刚萌动的性趣，像刚刚萌发的幼苗被严霜酷雪扼杀在早春里。

    那时候，这东西在民间还是罕见之物，把它作为礼品赠送给新人，更是别出心裁。新婚之夜，华剑和延生，还不曾有过肌肤之亲，说是要华剑当着延生的面戴上，等于是延生故意让他丢人，让他的形象变得丑陋猥琐，让他感觉到了难堪，甚至是遭受到了羞辱。

    华剑深感窝囊，一股无明业火涌上脑际，他意识到眼下，目前，此刻，已经没有了做男人的丝毫欲望，特别是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春梦，还担心有心无力，不就更是出洋相了。他将小盒子往延生手上一塞，起身而去，仍然回归他的地铺上。

    葛延生无法理解华剑发的哪门子火，已为夫妻，我只不过暂时不想有小孩而已，你又凭什么发什么鸟火？神经病！延生似有天大的委屈，好像自己已经卖身求荣了，对方反倒不屑一顾？她拿着那个小盒子朝着华剑离去的方向狠狠地砸了过去。那个小盒子砸到华剑的肩头上，弹到地上。

    新婚之夜，从头天晚上一直延伸到第二天早晨，华剑和延生终于不欢而散。

    转眼立秋，处暑又过。外人看到他们无不羡慕。

    有时华剑到地区革委会上班，有时两人一先一后到“红司”上班，可谓新时代的一对革命夫妇。而且，同志们可以看到，在工作场所，两人从不多说一句私房话，桥归桥，路归路。哪像一些小夫妻，人前人后，整天都是黏黏乎乎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新婚。

    华主任、葛主任就是大气，就是做大官的料，真的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哦。

    偶尔他俩也会听到这些议论，无论是华剑，还是葛延生都只是得体地露出微微一笑，别人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对他俩越发敬重。看看，多有风度，多有涵养。

    他俩是有苦难言。

    每当在房间里单独相处的时候，整个房间，旮旮旯旯都散发出让人窘迫的气息。他俩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每根毛孔里都散发出那种叫“尴尬”的味道。可两人的涵养还不错，照样在一个屋子里吃饭、睡觉，该说话的时候也说话，但是谁也不愿首先打破有关“睡觉”的僵局，谁也不愿意向对方示意点暧昧。

    葛延生瞧不起他，小家子气。用，还是不用，你倒是说嘛，说开了，该用就用，不该用就不用。真是窝囊废，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我倒要看你熬到哪一天？要是廖进军的话——她又想到了廖进军——嘿嘿，早就干上了！她哂笑，这个“干”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本意，在这种情境之中的本意；二是干仗的“干”，廖进军可没有你华剑的好脾气。“你TMD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她甚至可以想象出廖进军的那种山大王式的霸气。

    葛延生说不清，动不动就联系上廖进军，这与廖进军有何干系？

    华剑搞不懂她，结婚之前，没有一丝一毫的亲热表示，新婚之夜突然就冒出个薛主任赠送的礼物，你有什么话不明说，扛什么薛主任的牌子？他薛主任放屁也是香的（胆大枉为，薛主任让你做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你竟敢背后放肆）？说起来我也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被你这一扫兴（性），该硬（气）的时候却硬不起来了，你这不是出我洋相嘛。

    他也在反思，这桩婚姻是否草率了？不是吗，是自己急功近利了。凭我们双方的背景，都不应该是先结婚，后谈恋爱的人。怪谁呢？只怪自己了吧。别人他也怪不起呢。

    华剑和葛延生的蜜月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过去了。到了白露时节，天气开始转凉，秋高气爽，延生则整天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有人小声议论，怕不是有喜了吧？

    葛延生耳朵里刮到了，也不作解释，同样也还是微微一笑，可转过身子，就是一脸的苦涩，不知喜从何来？

    同样的话，有人拿来与华主任开玩笑，向他表示祝贺。华剑更是心里烦躁，还有喜呢？八字没有一撇，何喜之有？但三人成虎，他不得不注意起葛延生的生活起居，确实有点问题。

    如果真的是有喜的话，那绝对是天下第一奇冤。我这顶绿帽子也戴得太窝囊了，碰都没有碰过。可是结婚以来，他们好像没有分开过，难道是结婚以前就有的？他又联系上了那个倒霉的什么套套！不过转念一想，说不定还幸亏了它，它不正是一块试金石吗？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

    这天晚上，延生早早地上床睡了。华剑是有事没事，也要捱到非睡不可的辰光才躺下。

    半夜三更，华剑被延生时断时续的呻吟声吵醒。

    华剑很为难，要不要去管她，会不会落得个自作多情的下场。

    延生的声响越来越大，华剑爬起来，大着胆子到床边去摸她的额头，好家伙，滚烫。

    事已至此，华剑不再考虑什么，帮她穿戴整齐送到了医院。等到华剑颠颠簸簸陪着延生做完了各项检查，让她躺上病床，挂上了点滴，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葛延生挂上点滴，人就舒服了，睡得很熟。

    华剑疲劳了一夜，也知道了病情，心里平静了许多，趴在病床边上睡得很香。他甚至又做起了春梦，这一次真正上了延生的床，她没有拿出那个那个令人讨厌的物件。嘿嘿，好事多磨呢。他脸上露出微笑，口水流了出来。

    阳光照射在病床上，延生倒是先醒了，她看到华剑睡得很香甜，心里腾起一股暖意，也有了些许歉疚，她甚至主动摸了摸他的头发。昨天晚上如果没有华剑，自己会病到什么样子？难说。

    葛延生在医院挂了三天水，身体逐步恢复。

    医生的诊断为内火攻心，阴阳失调，加上疲劳、受凉和情绪不佳。

    华剑放下心来，每天陪她挂水，陪她散步，熬点稀饭，做点可口的小菜，把个葛延生侍候得无可挑剔。

    延生享受到小夫妻居家过日子的温馨生活，两人的冷战自然而然地烟消云散，只是缺乏新婚夫妇的激情和缠绵。

    那以后的十天半个月，家里平静、和谐。上班，一起出门；下班，差不多时间到家，华剑做饭洗衣，延生看书听音乐。只是到了晚上仍然一个床上，一个地上。

    那一天延生感觉完全恢复了，温情和激情同时迸发。她主动帮着做晚饭，并要求加了两个菜，说是有口味了，想吃了，还开了一瓶红酒。到了睡觉的时间，延生不准华剑打地铺，说再睡身体就吃不消了。

    华剑自然心领神会，心想这个新婚之夜来迟了，但毕竟还是来了。这十天半个月里，他对延生倍加呵护，延生的病情与怀孕无关，已经让他放下了思想包袱，通过对延生的护理，肌肤肢体上也有了一些接触，一切随之自然。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延生又发话了。

    她说，我想等两年再要孩子，你看呢？她的话音很温柔，说这话的时候，双手还套在华剑的脖子上，完全是征求意见的口吻。

    华剑心里又是一拎，本来搂着这么一个美人儿，心花怒放，正是箭在弦上，哪知道延生又放出来这么一只幺蛾子？其乐融融的氛围，突然之间又释放出令人沮丧的信号。

    华剑感觉很不是个滋味，他也不说好，也不说孬。刚才箍紧了延生身腰的手臂却是没有了气力。十分性趣，已经减少了六七，剩余的三四也开始摇摆。

    延生见他不作声，以为他同意了——虽然不十分愿意，但也算是默认了——就随手摸出来了，递给他，还善解人意地开玩笑，别不好意思，你到卫生间把它戴上，我不打扰你，我在床上等你。

    按理说，这时候的华剑如果抱着无可无不可的心态来应对，也许就成全了好事。可他小家子出身，人也老实，还有些许大男子主义，感觉上是被延生逼着去做一件不光彩的事。

    他还是去了卫生间。本来就恼火，用什么“倒头”东西啊，又是第一次摆弄这玩意儿，业务不熟，不免着急。越急越恼火，越恼火越急。这“倒头”东西又很不听话，三番五次捣鼓不了，急得他大汗淋漓，手脚颤抖，心虚气短。原来还有三四分得以苟延残喘的性趣，这下子彻底拜拜了。

    华剑不行了，心理上的。他知道他对葛延生的性趣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他把那个“倒头”东西死命地甩进厕所蹲坑，再用自来水，用整桶整桶的自来水冲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他把火气全都发泄在那个“倒头”东西上了。

    葛延生见他好长时间不出来，也意识到了什么。她知道，自己和华剑的婚姻玩完了，彻底地玩完了。也许这是一种解脱吧。

    那一夜，床上的还是床上，地上的还是地上。

    对“文革”中的“大下放”，或高呼“青春无悔”，或感叹“年华虚掷”。前者可谓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充满着所谓“正能量”意义，但亦有无病呻吟之嫌；后者可反省人生，未必就是负能量。是“正”是“负”，各人心中都自有一本账。而前者和后者的区分往往又是以后来的生活状态来划线的。我本可以“青春无悔”的，可我怎么也喊不出口。现在有专家倡导“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我无法认定其作为国策，理论上的是非，但作为口号提出，颇为欠妥。因为“上山下乡”曾经伤了多少人的心。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廖进军当兵，葛延生嫁人。文建国则遇上了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建国没有如丧考妣，没有痛不欲生，当然也谈不上兴高采烈。他只是平静地打起背包，随大流般地到了他应该到的地方插队落户。他显得比较超脱，是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否则文建国又能如何？

    文建国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张粉红色的《上山下乡通知书》，落款处盖着鲜红的大印，因为时间久远，鲜红与粉红的色彩都已暗淡，《通知书》上方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鲜红和通知书内容的黑色也都已暗淡。

    文建国同志：

    你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要求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被光荣批准。

    特此通知

    江州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文建国偶尔会翻出来看看，回味着自己二十岁那年经历的人生转折，或者说是人生掀开了新的一页。

    《通知书》自然千篇一律，除了姓名不同。但“要求”二字显然刺眼，现在已经无法统计当时有多少人是“要求”的（肯定有），有多少人是顺其自然的，有多少人是被迫无奈的，有多少人是被强迫的。一股强大的洪流席卷而来，鲜有逆水而为者，但肯定。

    文建国属于顺其自然的那一类，当然，报告打了，也算“要求”吧。如果不下放，那干什么？

    他的父母也比较开明，政府有号召，有措施，下放就下放，没有什么好讲的，又不是你一个。

    文建国下放时，除了随身日常用品之外，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一本他大哥怀祺送给他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葛延生送的留在家里了），一本在扉页上写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脍炙人口名言的日记本和一支洞箫。洞箫便于携带，而吹奏洞箫能够反映孤独的心境和伤感，则是一个重要原因。

    葛延生同学曾经明确表示不喜欢洞箫，说它只可吹奏《葬花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之类，小资情调，令人伤感，不听也罢。

    至于她自己日常生活中是否“小资”，她就不交待了。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江中的同学们在接收到最新最高指示的第一时间内，连夜率先在全市组织了大游行，敲锣打鼓把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送到了全市各个角落。并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的同学们发出倡议书，主动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游行回到学校，有同学连夜报名上山下乡，还有同学写了血书，以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文建国没有多话，报名就报名，下放就下放。但他认为又不是面临生死决择，写“血书”干吗？显然是小题大做，哗众取宠了。别人写就写了，我反正不写，我报名就是了。

    当时的江中既有人带头下放，也有人以死抗争。据说死者是江中66届学习成绩最优异的，早已在两年多以前就被江中推荐到清华大学。在工作组到他家动员下放的当天晚上，他卧轨自杀了。

    文建国当时认为不值得，自然也为他惋惜。文建国知道该同学就是一个书呆子，他是钻到自我设计的理想前途的梦想之中而不能自拔，以死抗争。如此结局，太典型了，没有代表意义，虽然令人痛心。共和国也可能就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对这场1700万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到边疆的伟大创举，大约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以后，即给予了全盘否定——全部上调回城。

    有人曾经客观地评价说，它（上山下乡）解决了我国农村的文化沙漠问题，虽然它也是一次悲情的青春之歌。

    文建国认为这么一说，还比较客观。既评价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揭示出知青的生存状态。但文化沙漠问题解决了没有？难说。

    父亲文巽善对儿子报名下放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没有理由支持，没有必要反对。况且他的子女里，建国又不是第一个下放，有什么稀奇的！他常常是端着一杯浓茶冷眼旁观蒋淑娴打理建国的行装，嘴角还显露出些许笑意。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对蒋淑娴说的话，却让为妻的心惊肉跳，虽然只有只言片语。

    上山下乡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好像在54、55年的时候，苏联就搞过，那个所谓修正主义的总头目赫鲁晓夫就动员城市的共青团开垦西伯利亚。这么多小伙子大姑娘到农村不就跟流放差不多。下去以后怎么办呢，真的就扎根农村？我们以前批判赫鲁晓夫，现在怎么又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呢？

    蒋淑娴骂他老糊涂，不识时务。

    他自得其乐，“反正凭我的退休工资还养得起建国，赶明儿我一命呜呼了，还有他妈呢。”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不要你杞人忧天！噢，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你烦！”蒋淑娴一边埋怨，一边又寄希望于自己的丈夫，“唉，我跟你说，建国没有几天就走了，你做父亲的总得和他谈谈什么吧。”

    “你不是要我少说两句吗？你不是不要我烦吗？”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I'm sorry. Honey！”文巽善与蒋淑娴斗斗嘴其实也就是逗逗乐。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也不能让别人听，只有与妻子关起门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漫无边际，或深奥晦涩，或俗不可耐，或口无遮拦，再时不时地夹着两句洋文。

    “我要和他谈，”文巽善摆出了架势，“一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扎根农村干革命；三是一颗红心两手老茧，再娶个农村姑娘，生一窝子娃娃。”

    让你作报告呢？跟你说正经的！

    “呵呵，”文巽善兴趣正浓，“我不正经？上千千万万的孩子到农村就正经了？”

    “嘘，也不知道怀华在农场怎么样了，二十大几的姑娘也不找个对象。”蒋淑娴知道他的毛病，话匣子轻易不打开，打开了就关不上，只好和他转移话题。

    文巽善听她提起二女儿，就似乎被人家抓住了短处，理不直气不壮了。怀华的下放可不是大呼隆，她是完全自觉自愿报名走的。他叹了一口气说，等建国走了以后，我们到怀华那儿住几天？也好催催她的婚姻大事。

    建国的二姐文怀华早在62年就下放到苏北白马湖农场。本来文怀华也是读书的料，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说是“远学邢燕子，近学董加耕”。她高中一毕业，主动放弃高考，和几个要好的男女同学，充满着“身居茅屋，放眼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的激情，说走就走了。

    为这事，蒋淑娴心里一直有疑惑，莫非怀华认为自己不是亲生的？想早点离开家庭？那也不对，读大学也要离开的。但是蒋淑娴的心病总是无法解决。大姑娘出走，下落不明，这二姑娘也要出走？人家要说，这后娘总是不好伺候的。她曾经试探地问过丈夫几次，都被他含含糊糊搪塞过去了，她只有自我安慰，反正我把怀华当作亲生的就行。

    建国下放是以喜剧形式开场的，后来想起来，都不好意思。其实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啥不好意思。

    历史上发生的荒唐的事还少吗？后人往往嘲笑前人做过的事情，可嘲笑过前人的人，也往往被其后人嘲笑。虽说有相当多的人可以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名言警句脱口而出，可一旦事到临头，却又往往重蹈覆辙。

    想想也是，如果没有重蹈覆辙，那名言警句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文建国下放的地方叫江州地区江阳县团结公社付圩大队付家村生产队。生产队离江州市区并不远，直线距离六十公里。可当时交通不便，先坐火车，再步行；又坐小火轮，再步行，前前后后需要花费大半天时间。于是有人提出，参照红军长征做法，步行到付圩大队，大约也就是一整天时间。虽然有个别人嘀咕，表示反对，但多数人默认。要问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千。苦什么苦？

    文建国并不怕走这几十里路，只是对这种形式感到可笑，以为滑稽。两年多前，曾经有过“新长征”的提法，文建国也曾“长征”了两个火车站。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新长征”了，文建国已经不再感兴趣，但他对这种作派表示理解。一茬一茬的青年后生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么——他自己好像老气横秋了——后来他把此举概括为，为激情燃烧的岁月画上了最后一笔浓墨重彩，为其悲壮的无法预料后果的行为平添上了壮丽动人的音符——谁也说不清楚，下放以后怎么办，真的是做一辈子农民？

    文建国开始成熟了。

    文建国和他的男女同学一道扛着红旗背着背包踏上了上山下乡的数十公里的征程。

    他们一行23人在同一个生产大队落户，头一天晚上，有好事者别出心裁，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最高指示的22个字，省略了两个逗号，将最后一个句号换成了感叹号，写就了23张方块黄纸红字。今天是每人一张贴在背包上，正好一路走一路宣传，发扬和继承“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革命优良传统，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出发的队伍在江中校门口集合完毕，队伍里即响起了毛主席《七律·长征》歌曲：“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领队的将“红卫兵上山下乡长征队”队旗挥舞了三下，开始出发。

    文建国1.79米的个子，上身是一件泛白的学生装棉袄，下身是染成了藏青色的家纺老粗布由母亲亲自手工制作的新裤子，一双43码的解放鞋，右肩上挂个黄书包，左胸前别枚毛主席像章。个子高，显得帅气。高个子做衣服用的布料多，在一人一年一丈六尺布票的时代，那也是一种美中不足，正可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是也。

    他排队站在末尾，就轮上那个感叹号，他本不愿出这个洋相背个“！”在身上，但他实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勇气反对。他比同龄人总是多了那么一点可怜的“成熟”，而正是这种所谓“成熟”，每每让他比别人也就多了一点忧虑。

    他不指望他们这支队伍真的会有红军长征的影响，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没有人拿他们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兄弟相比，只是他们自己，或者说是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自说自话，自作多情罢了。

    1969年1月18日（腊月第一天）凌晨出发。一夜的霜降，寒气逼人。他们在离开市区之前，一路歌声嘹亮，引来欢呼声和掌声，也有尖叫声，也有好事者扯开嗓门，一一读出那22个字，最后也喊出“感叹号”。

    “新长征”队伍里有人高兴，有人自豪，文建国感到别扭，人家这是在看西洋景呢。其实也是文建国多虑了，“感叹号”又怎么样？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谁还记得谁啊。

    三小时过后，队伍进入江阳县境内，正好到了午饭时间，“新长征”队员个个脱掉棉袄，小憩片刻，就着白开水，吃掉随身携带的馒头萝卜干咸菜，轻装上阵，继续前行。眼看就快到团结公社地界了。

    “新长征”又走十多里，有人告诉他们，快了快了，付圩大队不远了。虽然人人疲劳不堪，但仍然个个意气奋发。没有围追堵截，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吃树皮啃草根，还真的不算苦。

    七弯八拐，远远就听到了锣鼓声响，23个知青抖擞抖擞精神，到了付圩大队部。

    “向贫下中农学习！”“热烈欢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致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欢迎知青大有作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

    各生产队队长大嗓子小喉咙地点名呼叫，围观的群众兴奋地鼓掌点评，一时间锣鼓家伙敲打得不停。

    文建国和另外三名男知青被分配到付家村生产队，正式成为江阳县团结公社付圩大队付家村生产队的人民公社社员。

    当天晚上，付家村生产队为四名知青召开了“欢迎知青插队落户——忆苦思甜大会”。

    大会在生产队仓库召开，今天下放知青是主角，他们早早地等候在仓库里。生产队的社员喜气洋洋，一个个都要从他们面前走一遭，瞧瞧这些城里的娃娃。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知青，打心眼里佩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一句话，城里的学生就大批大批地到农村来了，不但同吃同住同劳动，连户口都迁下来了。城市怎么啦，农村怎么啦？嘿，彼此彼此！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是哪有的事啊？

    广播里反复播放着《不忘阶级苦》的歌曲，“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流不尽的心酸泪，挂在心。……”

    文建国不得不承认，这首歌的曲调还是挺感人的，那二胡低沉的过门，拉得让人心碎。以前听过多次，却没有今天听得情真意切，虽然进进出出的人多，使得会场里有点喧闹杂乱，虽然他没有经历“万恶的旧社会”，但他毕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正统的红色教育长大的，所以他能够以真挚的感情融入“忆苦思甜”的氛围里。

    付家村生产队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一般，其具体表现为“忆苦”不足——不怎么苦，没有深仇大恨；“思甜”有余——将今天的生活说得太好。文建国他们有种草草了事的感觉，这从会后吃的忆苦饭也可窥见一斑。

    欢迎大会以后，生产队长要陪他们吃第一顿饭——忆苦饭。

    忆苦饭有两种，一种是由小麦面大麦面玉米面按照一二七的比例和着野菜搅拌蒸出来的窝窝头。对于大米饭还没有完全管饱的年轻人说来，这种主食尚能接受。第二种是用嫩树叶、榆钱、野菜拌以麸糠和玉米面蒸出的窝窝头，对不起，这就让人难以下咽了。

    好在生产队付队长善解人意，说给大家只是意思意思，并不勉强。几个知青也真的就意思意思，用第一类窝窝头干巴塞咽地填饱了肚子，将第二类窝窝头一人拿上一个，尝尝味道。味道倒是一般，只是难以下咽，他们装模作样地咬了两口，就悄悄地塞进口袋里了。

    付圩大队付家村生产队，文建国一到生产队，就演绎它的名称由来。付圩大队应该是付姓人家筑堤捍水而成的。付家村生产队尤以“付”姓集中，或者说付姓中的大户人家集中。

    生产队队长名叫付贵来。付队长当年四十整，看上去就是一条汉子，给人以勇猛的震撼，他的眼睛长得漂亮，又是双眼皮，还透露出些许狡黠。

    文建国心想怎么还有叫这个名字的，付（富）贵来，富贵来，起了这个名字，富贵就来了？转念一想，倒开始责备自己，少见多怪，为什么就不能起这个名字呢？农民兄弟期盼“富贵”又有什么不行？他庆幸自己没有多嘴，如果当时自己咨询一下付队长姓名的来龙去脉，可不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知青宿舍就在刚才开会的大仓库旁边的一间小仓库里，门外有一块篮球场大小的场地。大家今天一路辛苦疲劳，洗洗脸，泡泡脚，早早上床睡觉了。

    到底是大小伙子，一倒下，即到了苏州。也许是长途跋涉，也许是床板上垫的是今年（按阴历算就是今年）刚收割的稻草，既暖和，还散发出一种城里人从来没有闻过的清香，大家睡得很沉。

    小仓库里，半边堆放着农具杂物和些许稻种麦种，不时还有老鼠奔跑和嘶咬的声响。一同在付家村生产队落户的插友有四个知青，说起“插友”真的一言难尽。

    “插友”二字，居然在“度娘”那里没有交待，拼音打不出词组，五笔也没有。文建国对这一点很感冒，看来“度娘”的阅历不够，她根本就不懂，还是有人刻意回避了？

    文建国年龄最大，学历最高；另三人分别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金光辉；六七届初中毕业生郝为民；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丁准备。有趣的是，他们四个人好像是计算好了似的，年龄一顺溜地排列，一年一个，且都是十月份的生日，就是同一父母生的，也不会安排得这么巧合。个头居然也是按序排列的，从大到小，一个比一个矮一点。

    文建国到底心神不定，睡了一觉，早早地醒了。他怕影响别人睡觉，不敢动弹。眼睛紧紧盯着一块不大的玻璃窗子，时间一长，还是感到难过，他悄悄地下床（打枪的不要），抖抖索索地穿好衣裤。

    晴朗的夜空，满天的星斗，没有月亮。屋外黑黢黢的一片，寒气逼人。远处丘陵的山峰只看得见轮廓，近处的田野树木农舍依稀可见。没有鸡鸣狗吠，没有声息，万籁俱寂。

    文建国突然冒出一个奇怪想法，因为他感觉没有“鸡鸣狗吠”，就想到了“半夜鸡叫”的故事。他曾经听别人说过，“半夜鸡叫”不可能。随便你怎么动静，那鸡是不可能在半夜叫的。他很想搞个实验，可是这种恶作剧他是做不来的。

    文建国若有所思，一天之内，就转换了人生的角色。陌生的环境，未卜的前途，路在何方？他想到了远方的廖进军，真正是个鸟人，算来已经快九个月了，居然没有一封来信？葛延生说嫁就嫁了，她为什么就不去找找廖进军，他们的“指腹为婚”作废了？不知道葛延生婚后的情况可好？史静呢，尤亚男呢？她们也是长时间没有消息了，自己又不便打听。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好好的下放第一个夜晚，他就多愁善感起来，路在何方？

    那时的人简直单纯到了极点，也极度的聪明，总能在允许的范围内，与社会达成某种互惠互利的默契。我以后在回味“小仓库插友聊天”这一场景时，很得意自己对“革命的爱情”的见解。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有话说，铁杆兄弟之一，一起下乡的。这句话真是不无道理。

    四个知青真正是同吃同住同劳动，说是没有感情，那才叫怪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他们就各自把从家里带来的京果粉、麦乳精、白糖、红糖、京江脐、大京果、小京果、云片糕、花生米、糖果，还有萝卜干，咸菜等等，总之，凡是可吃之物统统贡献出来。

    四个大小伙子过了一阵子扎扎实实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分你我。反正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先享享口福再说。这要在自己家里，说啥，也舍不得这样“浪费”地吃。

    进了冬，万事空。腊月里的农村本来没有多少农活，只是因为付家村生产队还有一定量的水利任务，付队长安排了半工半闲。劳力上是半工半闲，男人上工地，女人在家；劳力者也是半工半闲，上午休息，下午出工。

    第二天下午他们第一次以农民的身份参加劳动，上堤坝给圩子加固。付队长安排他们四人一个组，一个大箩筐，一根粗毛竹杆子，两把铁锹。这活没有技术含量，他们凭着革命的热情，凭着接受再教育的信念，多装快跑，土方量与别的小组持平。

    第一天的表现得到了队长的表扬。金光辉、郝为民和丁准备三人沾沾自喜。文建国已经看出，人家是三人一组，我们多了一人，等于少出了四分之一的工。他暗示大家，不可张扬。

    晚上回到宿舍，同志们似乎食欲大增，每人都多吃了一碗中米饭，一锅清水大白菜，一袋五香萝卜干吃了精光。

    当天晚上，他们按照昨天约定的话题，介绍自己的家庭。按序自然是文建国打头炮。

    文建国一开口，与共和国同龄，同一天（同一时辰的话题省略，他实在是不善张扬），立马引来金、郝、丁的呼声一片；再说自家的房子——文宅大院，他们三人异口同声说，知道了，知道了。

    金光辉说，全市人民都知道，仓巷有个文宅大院。

    文建国听听他们的口吻，显然个个都是羡慕异常，虽然是躺在床上，虽然只亮着一盏忽闪忽闪地跳跃着的煤油灯，文建国还是感觉到了他们的眼眸上都闪烁着羡慕的光彩。文建国心里蛮舒坦的。

    “老大，您不要说了，就您那个大户人家呀，我们三家也比不上。您再说的话，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了。”金光辉也是仓巷的，他摆出老二的口吻说，“老三、老四你们意下如何？”

    郝为民和丁准备当然随声附和。

    文建国觉得盛情难却，既然不需要，那就不讲为好。否则有炫耀之嫌。

    若干年以后，文建国常常考虑一个问题，即关于大户人家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阶级斗争舆论至上的时候，普通百姓对大户人家（只要没有劣迹）投去的总是羡慕的眼光，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如此。可“文革”之中，大户人家遭受的磨难却一言难尽。大户人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文建国一直也没有找出完整的答案。

    他曾经想到，与贵族是否可以同日而语？所谓的大户人家是否应该具有一种“贵族精神”？

    “贵族”，首先是具有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其次是担当起社会与国家的责任，珍惜荣誉；再就是具有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文建国把有关大户人家的概念统统收集起来看，他也不能判断自己是否隶属于“贵族”范畴。特别是第三条，“具有自由的灵魂”，文建国不敢断然结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真的具有“自由灵魂”吗？

    社会上流行的“大户”，往往是以金钱为衡量的唯一标准，比如“吃大户”。后来的情况越发更甚，有钱的人家都希望早日成为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又希望早日成为贵族。

    西方有人说：“三年可以造就一个富翁，三代造就不了一个贵族。”这句话像一种魔咒，一般人难以逃脱。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富裕的人家，没有成为贵族，连大户人家也扯不上，只落得“土豪”一说。

    “土豪”又往往与“劣绅”相提并论。“打倒土豪和劣绅哪”这句歌词印象太深刻了。

    “土豪”一词在近四十年里重新出现的时候，和过去一样，虽然有相当多的人羡慕，但往往自己做不了“土豪”，总归对它又十分地瞧不起，是否还有“打倒”也是动摇不定的。原因就是这“土豪”是难以成为“大户人家”，难以成为“贵族”的。

    当然，无论是贵族、大户人家，抑或是土豪，这里都忽视了其阶级性。说到阶级性，文建国往往就三缄其口了，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

    “我，金光辉，”老二自然就开口介绍自己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小业主出身，温饱有余。学习成绩中上。原指望两年半前能够继续在江中读高中，今年暑期考上大学的，如今全部泡汤，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

    屋子里一片沉默。不知道是勾起了大家的心事，还是等着他往下说。

    “你，老二，不说啦？”老三又等了片刻，才接着介绍自己，“我，郝为民。今年正好成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不过还差九个月呢。严格意义上说，我还没有成人，就被发配到农村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我不会唱高调，也不会调皮捣蛋。我这个人就像我的名字，好好地做一介草民。请大哥、二哥多多关照。没了。”

    下面应该轮到丁准备了，可他的床上却传来轻微的呼噜声，到底年纪小，才刚刚劳累了半天，就吃不消了。

    文建国说，让他睡吧，他的哥哥跟我同班，腿部有残疾，叫丁建国，又叫大丁子。我了解他家的情况。我来帮他介绍吧。

    丁准备，又名小丁子。他的父母都是小学老师，说来有趣，1952年的六一儿童节以后，“时刻准备着”的呼号在少先队流行，他的父母当年分别是两所小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父母给他起名的时候，说是各人写一个，然后再商量。

    建国停了停，老二忍不住，就问，他们写了吗？写的什么？

    文建国接着说，呵呵，他父母写的居然都是“准备”二字，可见这名字是多么的珍贵。其政治含意暂且不论，而他父母的默契，则绝对是可圈可点可赞的。

    金光辉、郝为民啧啧称赞称奇。

    “这名字起得绝对经典，完全可以写进小说了。”金光辉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准备，准备！”。小丁子却呼声依旧。

    文建国又补充道，他的年龄最小，平时我们大家多照顾他一点。也算我替他大哥向你们两位小哥打个招呼了。

    文建国说到最后，又说了一句。他先打招呼：“郝为民，我多一句嘴，刚才你说的‘发配’一词，今后不说，或者仅仅就在我们知青范围内说，可好？”

    “遵命！老大哥，你见我们有什么不是，直接批评。我有数了。”郝为民心悦诚服，知道大哥是为自己好。

    第二天早晨一个个却不想起床了，腰酸背痛，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怎么躺着怎么舒服，就是不愿爬起来。

    连续几天上圩堤，让他们四兄弟开始尝到了农村生活的辛苦，这还是半天劳动啊。于是他们天天睡懒觉，也省掉一顿早饭的麻烦，一举两得。吃，是想吃的；可做饭，总是个问题。

    腊八节这天全队放假，他们计划睡一天懒觉，午饭也不吃了。哪知道太阳才刚刚晒到屁股，就有人来敲门。

    一遍，二遍。想睡懒觉，被人吵醒，肯定不爽。大懒推小懒，伙计推老板。没有人应声，都在装死。

    文建国老大，推不过去。他穿着内衣，披上棉袄下床开门。

    门一打开，文建国首先打了一个寒颤，但眼睛又不禁一亮。一位大姑娘抱着一个草焐子站在门口，说：“我是付队长家的老大，叫付晓霞，我爸让我送腊八粥给你们吃。”她见文建国堵在门口，故作生气状，“怎么，不欢迎？”

    她的口气分明是不满意的，可躺在床上的三位，听见的是女声，听见的是温柔的带点嗲声嗲气的女声，一个个都醒了，异口同声地喊出“欢迎，欢迎！请进，请进！”文建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有作声，侧过身子，算是请进了。

    付晓霞是自然熟，快人快语，一进屋就嚷起来了，“个个都是大懒虫！”她的话音还没有落下，床上竟然鼾声如雷。这是付晓霞第一次进入男生知青宿舍，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与下放知青打交道，要放平时的话，早就掀开被子了。

    她大度地笑笑，对文建国说：“你，叫文建国是吧。今天是腊八节，我亲自烧的腊八粥，我爸让我送的。早知道你们睡懒觉，哼！我就不送了。”

    她瞄了瞄几张床，又从上到下望望文建国，嫣然一笑，“吃光了，请你把草焐子和砂钵子送还给我。”走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对文建国说，“趁热吃吧，冷了口味就不好了。”她说的是普通话，虽然明显夹带着江阳口音，但很甜，起码四个知青是这么一致认为的。

    文建国把她送到门口，却见不远处有生产队那个有名的二流子身影一闪不见了。

    二流子姓刘，在家排行老二，家人都不在了。他好吃懒做，外号二流子，或刘二。因为他长得又高又瘦又白，又名餐条（一种繁殖快、生活力强，长得细而长而白的鱼）。他的大名，一般人没有说得上来的，只有付队长和付晓霞叫他刘强东。

    到生产队没有两天，知青就听说刘二喜欢追逐付晓霞，村里人都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文建国不放心，一直站在门口，虽然他冷得两条腿已经不由自主地在颤动。看着付晓霞转过弯了，又看着刘二尾随而去。不过付队长家不远，又是大白天的，不碍事，文建国并不担心。

    草焐子里是一个砂钵子，掀开草焐子的草盖子，再揭开砂钵子的盖子，呵呵，滚烫滚烫的，腊八粥还在翻着泡泡呢，香味立马在宿舍里弥漫。

    “你们几个给我玩神经？一会儿像饿狼一样嚎叫，一会儿又像懒猪一样打呼噜。”文建国不客气地掀掉他们的被子，“起来，起来，吃了腊八粥再睡！”

    不一会儿，他们把腊八粥吃得个底朝天，每个人分配得一大碗带一口，还算心满意足。

    文建国把砂钵子洗干净，征得大家同意，将最后剩下的两饼云片糕放进砂钵子，作为回礼。问他们谁去，没有人表态。

    金光辉说，人家付晓霞不是请你送回去的吗？只有你去了。

    文建国回来后问，你们知道今天付队长家吃的什么？

    当然是腊八粥啦。郝为民和丁准备同时回答。

    金光辉毕竟与他们不同，既然文建国发问，答案就不会是秃子头上的虱子那么简单了。他说，腊八粥多少是应该有的，肯定还有其他。比如，大米饭，红烧肉，还有老白干。他按照自己的想象，给付队长家定下了食谱。

    “光辉说对了大半。”文建国说，“我刚才到付队长家送砂钵子，正好他家吃午饭，你们说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他们全家人都在喝大麦粥。当然，付队长面前有一瓶江阳地瓜老白干酒，还有一把花生。我真不好意思在那里逗留。”

    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付队长可敬可亲，那个付晓霞好像也是个蛮不错的姑娘，就是一个高中女生的模样，清新脱俗，和葛延生有得一比，文建国已经想远了。

    金光辉突然说，付晓霞人不错，在付家村屈指可数，只可恨那个刘二。

    赶明儿，让她做我们的大嫂子，小丁子接上话头，他生怕让金光辉抢先了。他必须首先维护大哥的权威。

    文建国赶紧接过话头，小丁子，你瞎说什么？下次回去我告诉丁建国。

    “‘拉郎配’？你胡扯，小丁子，你就叫建国大哥一辈子留在农村了？”郝为民显得很不满意。

    这一天他们四个人有腊八粥垫底，果真睡了一天。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呢，大家都醒了。四个人一合议，晚饭不吃了，现在就开始晚课吧。话头是由腊八粥引起的，是从付晓霞开始的。

    小丁子说，腊八粥真香，让我天天吃，我都愿意，花生、黄豆、红枣什么的一样不少，还有几丝火腿呢。

    金光辉说，关键是，这个腊八粥吧，是付晓霞烧出来的。这个，嗯，人漂亮，做的饭自然好吃。那句话叫什么来的？

    你就记得付晓霞，那叫“秀色可餐”！小心哪天刘二瞟上你，跟你没完！郝为民提醒老二。金光辉常常是说话留半句，让别人接龙。

    “那我们今天就说说爱情吧，加上‘革命’二字，讨论的话题是‘革命的爱情’。”金光辉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转移了话题。

    屋子里又开始沉默了。

    建国大哥，你先说吧？郝为民只相信建国的话，他不善言表，如果建国说了，那肯定有道理，他自己就可以不说了。

    好，我先说，光辉第二，按顺序来。小丁子也赖不掉，按你的年龄，这要在万恶的旧社会，小丁子也可以做新郎官了。文建国顺带开了个玩笑。

    “革命的爱情”，这是一种约定俗成，既时髦，又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有了革命二字，使爱情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光辉听建国说得有点儿别扭，老大平时说话好像不是这样的？

    文建国说，革命的青年人梦想着革命＋romantic（罗漫蒂克）爱情的降临。革命给爱情以定性，romantic则给了爱情以神秘的外衣。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名正言顺地谈恋爱。

    可金光辉听得建国的论述，觉得有点怪怪的，口口声声有“革命”二字，可这也不好怪他，“革命的爱情”是自己提出的论题。

    文建国今天真的是来了兴致，他继续说。

    由现代著名诗人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关爱情的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大家耳熟能详。他们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自由”理想，牺牲时都很年轻，作者26岁（写这首诗的时候24岁），殷夫只有21岁。殷夫就是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纪念》那篇杂文里的五烈士之一的白莽。

    “裴多菲还有一首爱情诗，”建国翻出笔记本，开始朗读：

    ——我愿是城堡的废墟，耸立在高山之颠，即使被轻易毁灭，我也毫不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根常青藤，绿色枝条恰似臂膀，沿着我的前额，攀援而上。

    可惜的是，他的爱人在他牺牲不满一年的时候，就嫁给了别人。这又让人感觉，爱情又是多么的脆弱。这也正常，因为在诗人的心里，爱情虽然高于生命，可自由又高于爱情。

    建国好像在作一次关于革命爱情的普及讲座，整个小仓库里只能听得到轻微的鼻息声。显然兄弟们都在思考，爱情究竟是什么，革命的爱情又是什么，我革命的爱情在哪里？

    不一会儿，又是金光辉打破了沉默，他提了一个问题，指名要建国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刁钻，郝与丁是无法回答的。他说，古人云，食色性也。可为什么人们说起食物的“食”的时候总是很随意很带劲，而一说起颜色的“色”的时候，往往是严肃的隐晦的害羞的，甚至是被禁锢的？

    文建国说，这个问题有点深奥了，你怎么看？

    “我一头雾水。”金光辉说，“请建国兄不吝赐教。”金光辉快速地将文建国想踢回头的球给挡了回去。

    文建国只有当仁不让了。他说：

    ——食色性也。食物的“食”自然不必多讲。至于颜色的“色”，确实如你所言，一般场合是没有人讲的。这里有个传统习惯上的原因，以及思想意识开放程度上的差异。作为人，都有隐私是吧，人也有隐私部位是吧？那么作为人，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不论天气多热，他总得把自己的隐私部位用一块布兜遮掩起来。即使像西方那样已经很开放了，但裸体还是讲究场合的。人的食欲和性欲都需要适时得到满足，是人的本能需要，但表现方式上却不可相提并论。

    ——一般而言，所谓的爱情即使是以色为目的，以色为前提的，可都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比如革命的爱情，比如纯洁的爱情，还有柏拉图式的爱情等等。

    文建国的讲座得到他们三人击“床”鼓励，一个傍晚，加上一个晚上，四个人睡而论爱，一个个精神亢奋。那天夜里是否有人做了春梦，文建国就不知道了。他自己却梦见了付晓霞，以及史静和葛延生，至于梦见她们以后又做些什么，委实回想不起来了。

    几十年以后，央视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的美食生态，将一“食”字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文建国作为一个过去式的教育工作者曾经反思，教育对性教育一直难以拿捏，对青少年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性教育莫衷一是。似乎“色”和“性”上是不了台盘，难登大雅之堂的。如此一来，“食”“色”又是难以相提并论的了？

    轮到金光辉说的时候，他首先否定了自己出的题目，他说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在爱情之前加上“革命”二字。多了两个字，你们说烦不烦？其实爱情就是爱情，我们四个人关起门来谈，赤裸裸地谈，才够味。

    文建国说，既然如此，你就直接说吧，赤裸裸的也行！

    郝为民和小丁子鼓掌，心想，你越赤裸，才越带劲。

    “爱情，从广义上说，指的是爱的感情。从狭义上说，它是男女（那时人们封闭得只知异性，不知有同性）之间爱的感情。”金光辉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小丁子说：“我们只谈狭义，不谈广义。你简单一点，复杂了我们不懂。”

    “你小子好好听，把课备好了，以后谈对象就顺当了。”金光辉顺便就教训了小丁子。

    郝为民听不惯他说话的口吻，你自己没有谈过恋爱，倒先教训起别人来了。他说：“那就请二哥先说说你的经验之谈吧。”

    “要说经验嘛，”金光辉停了停才说，“我还没有。我可爱的姑娘还不知道在哪儿飞着呢。”

    “那你是在和我们瞎扯呢，听你说话的口气，我以为你肯定是经验丰富了，不是谈过四、五个，起码也有两个了。否则你的口气怎么那么大呢？”小丁子补他。

    “哪里，我们这不是在讨论吗？你们说，按照我们的年纪，我们是不是到了可以谈恋爱的时候了？哦，不，我和建国差不多了，你俩不行，还没有成人呢。”金光辉这一说，就又寒碜上别人了。

    农村生产队长的权力有多大，用民间的一句老话“天高皇帝远”来概括比较形象。既然皇帝管不了，那自己就是皇帝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时有农村村民小组（相当于以前的生产队）组长因侵害群众利益和自身腐败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曝光，就可知道他们的权力有多大了。付晓霞的出现，又注定让我演绎爱情故事有了可能。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说付贵来队长家是付家村一号家庭，有点夸张。一个自然村是最小的地理范围的社会缩影，说它是一号家庭也不足为奇。队长付贵来既是一号家庭的当家人，当然也是全村的当家人。

    付贵来，是一个长得精壮的汉子。表面上看，他是憨厚朴实的一个农民，在近处注意观察，就发现他的双眼和表情充满着狡黠和聪慧。按照文建国的看法，付贵来就是农村最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

    付贵来一是好酒。也许酒这种饮料真的能够让人解乏，一天忙下来喝点小酒，麻痹一下神经，睡个好觉，第二天就又是精神饱满的了。

    付贵来二是好色。生产队长是天下最小的官（如果可以算作官的话），是排不上系列的官。农村的青壮年男女整天厮混在一起，你情我意，时间一长，男人喜欢吃个豆腐，或口头腐化，早已见怪不怪。付队长由于权威和个人魅力，他不屑于吃豆腐，而是与相好的二三暗行苟合之事，不管是风闻，还是莫须有，反正在公共场所是一律心照不宣的，私下里却都说叨得津津有味。

    第三，他做事有担当。在关键的时候公而忘私，站得出，吃苦耐劳，率先垂范。遇到一些麻烦事，摆得平，所以深得广大社员衷心拥戴。他在付家村有着绝对权威，即使有什么不是，群众能马虎也就马虎了。

    付贵来的老婆付大秀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村女性，凡事让丈夫三分，说话慢声细语，做事不急不慌。她每年出工并不少于丈夫，可还是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清清爽爽，逸逸当当。无论丈夫，还是孩子，需要什么，她总是在第一时间不声不响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平时尽管听任当家的和晓霞们大喉咙小嗓子呼来唤去，可一旦她发声了，她的声音提高了，就表示出了她极端的不满，或者表示出她肯定是有一种不可改变的主张，家里的其他声音就一律停止了鼓噪。

    付晓霞20岁，眉清目秀，她是她父母基因结合的第一个优良品种。她表面上有点大大咧咧的，可当她不说话，不做事的时候，又显得非常地文静。说实话，在文建国眼里，是觉得舒服的那么一种姑娘。

    在付家村，付晓霞算得上是鹤立鸡群。她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村子里唯一一个在县中读到高中的姑娘。据说她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如果不是文革，可以考上重点本科院校。她继承了父亲精明与强悍，又具有母亲的贤惠和气度。

    知青到村里时间不长，她就认定了文建国是值得追求的另一半。

    那天送了腊八粥回头，她满眼都是文建国的影子。在知青里，文建国年龄最大，最成熟，脾气最好，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最看得顺眼。

    她一连用上了几个当时最最时髦的“最”字，自己的脸就红了。好在这只是她的心理活动，旁人不知道，否则真的难为情。平时听人说，城里人的婚姻一般都是男大女小，按实际年龄说，她比文建国还大几个月呢，她恨自己为什么早出生了两年。

    刚才那个刘二尾随着她，她不知道。

    刘二自幼父亲早丧，他的哥哥早年夭折，母亲跟随着一个外乡人出走，反正打从刘二记事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孤儿，是一个提起父亲伤心，提起母亲也伤心的孤儿。

    村里让他享受五保户待遇，在一个远房亲戚家寄养，吃百家饭长大。长大后，他喜欢说自己与付晓霞在小学既同学又同桌，并以此为由经常找付晓霞说话，动不动就跟着付晓霞的屁股后面。

    别人知道他读小学读了九年，一、三、五年级留级。至于同桌一说，也不假，但充满着讥讽。

    刘二因为调皮过分，没有同学愿意与他同桌，到了五年级，他留级留到了和付晓霞一个班。老师征求了付晓霞的意见，经她同意，愿意对刘二严加看管，这才让他有了同桌的机会。

    六年级还是同桌。也是天意，刘二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付晓霞。只要付晓霞眼睛一瞪，他立马改邪归正。

    据说，自从同桌以后，哪怕刘二打架打得正起劲，只要有同学喊一声，付晓霞来了（喊校长来了没用），他就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的肢体接触，即使吃亏了，他也装着没事一样。如果发现是别人吓唬他的，他就继续，而且打得更凶更狠更猛，他就是要打给那些瞎诈乎的人看的，看你们以后还瞎诈乎不！

    他自己说，愿意让付晓霞管，付晓霞管得他心服口服，管得他舒服。别的男生骂他没出息，心甘情愿接受女生管教。他就是一句，我愿意。再加一句，你想咋样？讨打是吧！

    平时付晓霞从来没有用正眼瞧过他，嫌他跟得烦了，就盯着他看——这时是正眼，一直看得他内心发毛，赶紧夹着尾巴走人。而他却在背后吹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留级吧？我等着和付晓霞同桌呢。付晓霞听了，反正大人不记小人过，一句“大言不惭”了事。别的男生女生如果有交集，大家都相信；唯有说刘二与付晓霞可能会怎么样，“打死我都不信”，是所有同学一致的信条。

    付晓霞与刘二同桌的第三天，送给他一个铅笔盒，铅笔盒是新的，上面有用小刀新刻上去的“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毛泽东”一共十一个字。

    付晓霞的想法很简单，老师相信我，我就要让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也相信自己有能力转变刘二同学。可是刘二不配合，不争气，既不“好好学习”，当然也就没有“天天向上”了。

    唯一让老师感到欣慰的是，在教室里上课，他安稳了许多，起码是不再影响别人了。

    也许因为是付晓霞送的东西，他还是很珍惜的，有时还拿出来向别的男生炫耀，怎么样，付班长送我的，你们有么？

    付晓霞知道后，哭笑不得。

    有一次，她对刘二说，你再不好好学习，那就把铅笔盒还给我！

    刘二却说，送人东西作兴要回头么？你也不要这么小气是吧！

    付晓霞也只好作罢，再也不提铅笔盒的事情。

    1966年年底，付晓霞在参加了半年“文革”后，回家务农。两年里，她病怏怏的始终打不起精神，既不爱劳动，也不好读书。

    女孩子青春期，大人心里都有数，就是那个林黛玉的样子。没病也有病，有病也没病。

    要说付晓霞是林黛玉，那就冤枉她了，因为她的长相和个性更像是薛宝钗。她自己也不喜欢林黛玉，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也只有那个宝二爷受得了。谁要当面说她是林黛玉，她立马反击，你才林黛玉呢！我哪里像林黛玉了？

    作为女孩子家，《红楼梦》塑造的林黛玉自然有其可怜可爱之处，谈谈恋爱，作作诗，耍耍小脾气，不乏儿女之情，自然能够打动不少男人的心扉。可要说到谈婚论嫁，那林黛玉肯定不是最佳人选。只不过付晓霞在这段时间里确实多愁善感了些，有点类似林黛玉罢了。

    付晓霞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原先多姿多彩的学校生活，没有了火红的青春，她又不愿意很快融入农家生活，就这么活而不动，死而不僵地对付着。

    她知道，自从有知青下放到村里，自己的病已经不治而愈了。那几个知青，主要是文建国，仿佛是一剂救命良药，还没有吃呢，病就好了，因为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整日里田间劳作，人家城里人能够适应，我还有什么话说么？我是县中的，文建国是江中的，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么？

    知青的到来，让她看到了学校生活的影子，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特别是文建国，几乎就是原来县中同班同学中那几个优秀男生的集中缩影。

    文建国在农业生产劳动中还显得很稚嫩，可正是这种稚嫩，才更显得可爱。这不能怪他们（她一下子指的个体，一下子指的群体），他们和我一样，应该是读大学的人，做学问，坐机关。在农村是农技员，起码开拖拉机。闲暇时间，他们应该活跃在运动场上，游泳池。现在他们统统与本土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负青天。收工回到宿舍，一身泥巴，一身汗水，还得忙饭吃，真太难为他们了。

    凭付晓霞的认知水平和能量，她无法对知青下放说三道四，但在眼前，给她乏味的生活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却是事实。就像给一条行将枯竭的小溪灌输了清冽的甘泉，也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让她青春的心田在可能干涸的情况下得到适时的浇灌，而重新萌动，并可能焕发出应有的光彩。

    付晓霞的父母也看到了晓霞的变化，他们从那次送腊八粥给知青时就注意到了女儿的变化。

    付队长在家里提到知青的事，晓霞或两眼放光，盯着父亲，听他把话讲完；或低眉垂眼，像专心致至在做自己的事——其实是若有所思——的样子。那时的农村，二十岁的大姑娘，如果没有出嫁的话，一般也都许了婆家。晓霞呢，都是读书惹的事，书没有读成，对象也没有谈过。做父亲的还好，姑娘迟一点嫁出去才好呢，做母亲的可着急了，“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都给你把晓霞生出来在地上跑了。”晓霞妈妈多次给付贵来唠叨。

    付队长不是没有考虑，不过男人家不能像女人那样整天嘀咕这些个婆婆妈妈的破事不是？晓霞高中读了一年就回来，这有谁可以料到呢？村子里难道有哪个小伙子可以配得上晓霞？没有，一个也没有。

    知青来了以后，付队长已经常常关注起文建国了：人品，不得话说；人样子，当然也不得话说。但人家城里人，父母国家干部，吃的皇粮，这是其一；关键的还是知青身份，这知青吧，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说得清呢？以后回城了呢？做陈世美了呢？如果知青永远就真的是农民，那好说，三个指头捏田螺，笃笃定定。

    我的姑娘在村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凭我付贵来，在付家村说一不二，他就是驸马爷呢！可是，他认为这八字还没有一撇呢。这个死丫头，弄个单相思就得不偿失了。

    他不但没有为姑娘高兴，反而为姑娘担上了心思。他没有把心思说出来，连老婆也没有敢告诉，当然更不会告诉晓霞。他决定利用自己做队长的那么一点权力，为晓霞悄悄地做一件事，即在每天生产队任务分工时，既注意给文建国压担子，又注意给他关照，还不可让别人看出猫腻——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等真的需要点破的时候再说。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付队长感觉已经将文建国收入囊中，只是等着让时间来验证了。

    付队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文建国负责生产队里的文书工作。这两年大队要个文字什么的东西，都是他亲自动手，弄好了再让晓霞参谋参谋。晓霞跟他反正没上没下的，高兴就参谋，不高兴就胡扯。有时候反而搞得他听不是，不听也不是。这鬼丫头！现在名正言顺地交给了文建国，虽然没有人稀罕，但这也是既体面，又轻松的事儿（对文化人而言），一般的农民兄弟不会有意见，谁有意见谁来，他们几个知青估计也不会有意见，文建国是知青组长。

    第二件事是让文建国经常到大队到公社跑跑腿，这与他做的文书工作也相关联，鼻涕往嘴里淌——顺势。不但减少了田间的劳作之累，还能接触上级领导。

    在该让文建国吃苦的时候，他也毫不留情。累活、脏活，关键的技术活，只要是他亲自带队的，文建国必须跟上，且不得丝毫马虎。偶尔有不到位的情况，付队长立马虎上个脸，别人看了害怕。其实他也是做给大家看呢。要做我的女婿，就必须经得起敲打，要在全村站得住脚。我付贵来是第一，你文建国必须是第二。

    晓霞看到父亲对文建国的安排，心里蛮开心的，只是希望父亲在文建国某些地方做得不够到位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每每发现父亲给文建国又“委以重任”了，晓霞回家以后，往往对父亲格外热情，主动打水，主动斟酒。做父亲的有数，偶尔也会轻描淡写地调侃两句，晓霞却故意装着听不到，打岔，一带而过。付队长也不再追究。戳穿了，就没意思了。

    转眼已是暮春，农活多了起来。几个知青也与已经农民打成了一片，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不注意看的话，根本分不出谁是贫下中农，谁是城里来的下放知青。

    那天上工是收集大粪，浇大粪。几个知青注意了，注意了，身上手上还是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些许大粪。

    记不得那天是谁家有个什么不大不小的喜事，大家闹着要他请客，要求不高，一人一根油条。

    有人窜掇他现在就去买，你也不要上工了，你的活我们带了。而他提出让付晓霞去买吧。一来怠工时间的长短不在我身上；二来买好买孬不怪我；三来不正好让晓霞歇个脚，顺水做了个人情。

    大家自然同意。刘二说是要去帮忙，怕老同学一个人不好拿。大家把他奚落了一番，无可无不可地随他这个无赖跟着晓霞去了。

    大凡遇到这种情况，付队长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或者说，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佯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当天的任务必须完成就行。

    过了半个时辰，油条买来了，说是刚出锅的油条，等拿到田头早已软叽呱哒的了。不管它，大家正等着一饱口福呢。

    刘二吊儿郎当地拎着一只大篮子，付晓霞跟着，按人发放。

    先拿到手的贫下中农已经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文建国还在考虑吃不吃，怎么吃？他看看别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是三根指头捏着油条的一头，让指头接触的部位小得不可再小。吃的时候，将头仰起，歪过来，把油条吊在空中，再将血盆虎口迎上去。他想笑，又不敢笑。

    付晓霞、刘二已经来到他们几个知青身旁，刘二眼睛紧盯着篮子，他希望知青不吃才好呢，你们不是怕脏吗？他刚才是第一个吃完了刚出锅的第一根油条，现在肚子里又在叽哩咕噜地叫了。

    付晓霞见文建国他们有点犹豫，眼睛盯着文建国小声说：“人家能吃，你们也能吃。吃！”这最后一个字简直就是命令了。

    文建国理解付晓霞的意思，她说话的腔调是在告诫知青，你们不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么，怎么连跟油条也不能吃？吃！于是他先把双手在青草地上搓了几搓，再在泥土上搓了几搓，这才如法炮制，用三根指头拎起油条，歪过脑袋，仰起，张嘴，张大嘴，油条入口。就在油条入口的瞬间，文建国差点“呕”出声来。

    其他三人也学着文建国的方法，先在青草上，再在泥土上搓了几搓，硬着头皮开吃。

    这一切，坐在远处田埂上抽烟休息的付队长用他半睁半闭的眼睛全都看见了。不过晓霞说的话，他没有听见。

    那天的油条究竟是什么味道，文建国再也回味不出来，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他对油条都提不起兴趣。而付晓霞那一个“吃”字，却活生生地在文建国的印象里长期保存着。

    付晓霞以后经常逮到机会就拿吃油条跟几个知青开玩笑说事，你们不接受再教育行吗？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了吧？油条好吃吧？

    当天晚上的聊天晚课上，金光辉首先就说事了。

    他问，今天付晓霞让我们吃油条，在她说话的态度上，如果在“说”的前面加上一个状语，应该加上一个什么词才准确？

    “加个什么词好呢？”郝为民老实，他顺着金光辉的思路想不出来。小丁子似乎看出这金二哥又玩什么鬼点子了，但自己又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什么，只有把球踢回头最好。他说，你不要卖关子了，直截了当地说多好，免得浪费我们的脑细胞。

    文建国经金光辉这一问，立马想到“嗔怪”这个词，因为当时从付晓霞的表情上，他看出了一种女生对男生的暧昧，她那语气就是“嗔怪”。可他万万不能回答，这金光辉小子心眼多着呢。

    他自己也好笑，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回答呢？可见心里“有鬼”，也多了一个心眼子呢。但他又不能不表态，于是他假装糊涂，说我们都不知道，你就按丁准备的意见，自己直接说吧，我们洗耳恭听。

    金光辉见老大说了，也不好判断建国的话是真是假，但故事总得继续演绎，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本来就不指望那两个小的能够说什么，但他文建国是完全可以回答的，他为什么不说？这又说明了什么？可见文建国的城府是可以的。只有自己解题吧。他说，我说得不对，请老大纠正。

    “哪来这客套话，见外了不是？”郝为民嫌他啰嗦。

    “就是，就是。你快说。再不说，我就不听了。”小丁子跟着起哄。

    “我以为，要加就加上‘嗔怪’这个词。”金光辉停了一下，有点得意地接着说，“‘嗔怪’，你们懂的，而且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建国大哥而言，你们也懂的。你们想噢，责怪的口吻，有点撒娇的成分，说明了什么？她凭什么这么对我们，对我们老大这种口气？哈哈哈！”

    他先点题，再破题，可谓一针见血了。

    “金光辉扯到我身上了，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各位，我宣布（他故意小题大作），保持沉默。不过大家要注意我们与贫下中农的关系，绝对不要乱说，不要惹出什么麻烦来。”文建国知道无法推卸，扯也扯不清，只好以冠冕堂皇的套话来搪塞。

    两个小的，见矛头指向了老大，也都自觉地不吭声了。文建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仅是大哥，有时就等同于家长了。你老二可以瞎说，我们可不能跟着瞎干哄。

    这个夜晚，文建国被金光辉的话搅得不免就多想了想付晓霞。

    他似乎也意识到付晓霞有那么一点点意思的，“嗔怪”，是的，自己也想到了“嗔怪”。可她的“嗔怪”与我何干？

    付晓霞与文建国虽是同龄人，但农村的女孩子长得板扎，在她身上，既有农村姑娘的泼辣，又有高中女生的温柔，同时她又处处以主人的身份出面，给文建国他们知青以帮助、指导和关心。更多的时候她表现出的是，生产队的代言人，付队长的代言人。“我不关心谁关心”，好像是她天然的职责。

    如果说还有一点男女之间亲密关系的话，那她更像一位小大姐，时时处处呵护着几个知青。至于她对文建国是否有意思，那就得问付晓霞本人了。

    相同阶层的人之所以容易相处，那是因为人的习惯、习性、思想相同或相近，容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尤亚男下放时没有文建国们那么风光。对于尤亚男来说，她甚至希望早点离开家，离开城市。至于是否风光，她根本不需要考虑，与其逗留在城市里做一贱民，不如到农村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也许这是一种解脱，谁说得清呢。

    尤亚男初中毕业的时候正值“文革”如火如荼，高中是没有办法读了，她只能在家重操旧业，继续糊骨子、糊火柴盒子。两年多了，整天捣浆糊抹浆糊，这对心高气盛的尤亚男来说，是一种折磨，一种无声的折磨。当她得知可以下放了，她倒充满着新的希望了。

    母亲对亚男下放的态度很明朗很热情。亚男的弟弟很快就要初中毕业的，按照两个走一个的政策，弟弟理所当然就可以留城了。

    尤亚男本身对下放义无反顾，但对母亲没有丝毫挽留，又心生芥蒂。好歹您老人家做个姿态，挽留一下吧，没有。我走就我走，反正我愿意。她像“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似的潇洒。那时的尤亚男还是太天真，但也夹带有一点赌气的成分。不过她不走，也是不行的。

    由于尤亚男上的是民办初中——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高收费高待遇的民办学校——属于大集体性质的末流学校，就连参加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也显得底气不足。

    这类学校出来的学生，及其他们的活动，哪怕是革命行动，一般也不受待见，也就是可有可无吧。上山下乡运动自然也是冷清得难堪，遇到像尤亚男这样无须动员就愿意下放，且愿意到最偏远最艰苦的生产队落户的积极分子，甘露中学和甘露公社革委会的头儿都很是兴奋，本想树个典型，可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出彩。

    有人提出她父亲的右派问题，如何宣传报道？尤亚男的先进事迹又成为烫手山芋，她报名以后又恰恰躲着不照面，此事正好作罢。

    尤亚男有满肚子的怨恨，怨恨的目标指向不明，归根结底只得怪自己生不逢时。

    离家前夕，正是69年春节前后，她把家里该做的，不该做的所有家务统统做了一遍，还把糊骨子、糊火柴盒子的所有库存清了仓，结了账。正月没有过完，她就怀揣介绍信，背上行李，悄悄地走了。

    尤亚男骨子里有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苦楚，但她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却又显得平淡从容，像后来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是的，尤亚男是想潇洒走一回的。末流学校出来的初中生难道不能潇洒么？

    尤亚男到了淳水县一个叫李家坳的村上，几乎就是在同时，她就被大队岳支书在公社供销社做中层干部的儿子岳海看中，于是她很快就被安排到大队完小，当上了拿工资的代课教师。

    尤亚男并不领情，不管那个岳海如何死缠硬磨，如何物质引诱，甚至承诺一订婚就转为民办教师，一结婚就转公，可她对那个公子哥就是不屑一顾。

    尤亚男的到来，让那个地处三省交界的小山村为之一亮。

    生产队妇女队长带着尤亚男来到一座叫着李宅的大院，它和它曾经的主人的家境一样，早已颓败。尤亚男将在这里落户。

    李宅大院从外围看，可以看出它原先的气派。

    在布局上是依山傍水，大院地处村口，一条乡间小道向西延伸，进入村子。院子的北面和西边是淳江丘陵山脉的余脉，山上松树繁茂，山下竹林屏障。

    大院门口有一池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池塘，池塘是全村唯一的水源，可能有山上的泉水通过暗道或就是土壤渗透，池塘的水常年不断，且清澈如鉴，一尘不染。上方（临近淳江山脉的一方）是饮用水取水处，严禁村民挪作他用。其他位置则由村民自由处置，常有村民洗衣洗菜，孩子戏水，成年男性洗澡。

    李宅大院两侧的围墙上散落着青砖的痕迹，破损的地方，点缀着用黄泥和碎砖碎石搅和的混凝土。围墙上有用石灰水刷上的大幅标语，一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另一侧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标语充满着时代的气息，给这贫困封闭的小山村赋予了某种希望。

    李宅大院的院落原先有四进，如今后面的三进只剩残垣断壁，一派荒凉，没有了房屋的框架结构，甚至找不到一块整砖整瓦。大院的门楼只剩下残缺的脊梁，还在凄风苦雨中招摇。

    进入院落，第一进似乎还保留着旧居的巍然，宽敞高大的七架梁仿佛还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应该有的客厅和房间的间隔已经荡然无存，左右各有三根粗大的壁柱孤苦伶仃地伫立着，令人感觉到岁月的侵蚀和时代的变迁。

    屋子里堆放着不少破旧的生产工具和桌椅，屋顶上的蜘蛛网和地面上摆放着什物上的蜘蛛网几乎连成一片。一群散养的鸡啊鹅啊鸭啊，大路架子地进进出出，给这破败的农家大院又平添了几分生气。

    朝东的厢房里住着村小的代课教师李一鸣一家三口，朝西的厢房就是尤亚男的宿舍了。

    李一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乡初中毕业，家庭出身富农。妻子袁方，六十年代初下放知青，父亲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职。他俩同是李家坳村初小不拿工资的代课老师。长时间以来，初小老师就他俩，校长兼教工，上课又打钟。袁方包一、二复式班，李一鸣三、四复式班。只是谁也没有被任命校长，也没有谁敢叫他们哪个是校长。

    按理说，在那个阶级斗争至上的年代，这两人是不适合做老师的，可村上实在找不出能够教书的人，而他们却得到李家坳村村民的一致推荐，于是就在他们的经济待遇上打了一个折扣，按同等劳力在生产队拿工分，假期回生产队上工（后来李一鸣享受生产队最高工分的待遇），这样对上对群众都好交待。

    “文革”开始后，学校本来也应该停课闹革命的，可这里天高皇帝远，广大贫下中农强烈要求学校不能停课，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娃娃停课干什么呢，起码也要关在学校里让老师管着，免得到处惹事生非。于是生产队又来了个折中，上半天课。

    当天晚上尤亚男就在李老师家代伙。

    尤亚男见到的李老师没有她想象中的农村教书先生的形象。

    他瘦高个子，伙背，一件老棉袄，五个扣子只剩两个坚守岗位，两条裤腿一上一下地卷着，露出开了花的绒裤裤脚，赤脚穿一双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的老人鞋，年龄在五十上下。

    他见到尤亚男居然脸红了，似乎还有点腼腆。

    袁方小个子，穿着朴素，收拾得干干净净，充满着精气神，待人热情大方。看她那骨架，身体应该是微微发胖了，但动作依旧敏捷，做事利索。

    袁方下放已经有了八九个年头，自从和李一鸣结婚以后，她就没有回过城，铁了心似的扎根农村干革命。最近两年怀孕生娃，更是连县城，连公社所在地都懒得去。今儿个与尤亚男见面，可算是一见如故，她俩很快就亲热得像一对若干年未曾谋面的亲姊妹。

    袁方抱起在地上爬行玩耍的女儿李子媛，教喊姨，又改口，叫干妈。就在两人与李子媛说话逗笑间，李老师已经端上了晚饭。

    今天的晚饭多了一碗蒸蛋，算是欢迎客人的加餐了。袁方分了一半给亚男，另一半她和一鸣一人尝了一口，其余的全部喂了李子媛。

    晚饭过后，村子上来了不少大妈大嫂，都是来看尤亚男的。她们听说城里又来了一位美人儿（当初袁方就是）。

    送走了大妈大嫂，袁方和尤亚男窃窃私语，袁方一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懵懂状态。尤亚男则有了回家的兴奋。于是两人约定以姊妹相称，李老师遂为姐夫。

    尤亚男到了李家坳村第二天下午，就有一个青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村口，他转悠了片刻，就推开李宅大院大门。

    他正是公社供销社的岳海。

    那天他把自己刻意打扮一新，上身是海军蓝军便服，下身是深藏青西装长裤，一双两截头的部队皮鞋，头发上抹了少许发油，梳了个大包头。

    上午，他听说李家坳村来了一个知青，用传话人的话说，男人看了没有不动心的。不信？不信，你去看看，不就知道我吹不吹牛了！

    中午他将自己的坐骑——28长征牌载重自行车用蜡打了个贼亮，刚才到了村口，他特地下车用棉纱头又将车子擦拭了一遍，既擦去了沿路沾染上的灰尘，也稍稍抚慰一下激动不已的心情。

    他推开李宅掩着的大门，很有礼貌地问道，请问，李老师在么？袁老师在么？

    “李老师和袁老师都上工去了。请问，你找他们有什么事？等他们回来我转告。”尤亚男站在东厢房门口也同样礼貌地答话。

    她正在整理房间，今天是下放的第二天，妇女队长昨天就关照了，先把家安顿好，熟悉熟悉环境，整理整理房间，第三天再上工。

    岳海猜想，这个答话的姑娘想必就是尤亚男无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场景。按照自己的设计，开头很顺。他进了大门，抹了抹头发，径直就往右拐，迎面看到尤亚男正朝大门口过来了。

    尤亚男正在打扫卫生，听得动静出来。

    毕竟是城里的姑娘，她皮肤白晰细腻，身材高挑，还有从小学舞蹈，练体操训练出来的举手投足之神韵。

    岳海瞧了一眼，双眼就离不开了。

    这个姑娘分明是在电影里戏台上看到过的：一件鹅黄的毛衣包裹着挺拔的胸脯，一领粗布围腰勾勒出纤柔的身腰，特别是她走路的姿态，摇曳之间，风情万种。整个公社大姑娘小媳妇多的是，但没有一个可以比拟，这城里的小女子就是不一般，不一般啊！

    他望着款款而至的尤亚男竟一时语塞，忘记自己刚才找人的借口，好像真的是来赴约似的，情思起伏，不能自持。

    尤亚男见他盯住自己看，也低头看了一眼自身，没有什么不妥。心想，看他那大样子，也是一表人才，起码是一个公社干部，怎么第一次见面，见了女人，眼神就近乎猥琐，显得十分唐突。再问话，口气就不那么客气了：“请问，您还有什么事没有？”

    “哦，没有，没有。李老师袁老师都不在？我过一天再来。再见，再——见！”岳海的设计里没有准备这一情节，遇到对方不够友好，他就为难了。

    “那好，您走好，不送了。”尤亚男的语气不冷不热，不咸不淡。

    岳海意识到了无趣，好像刚刚从睡梦中惊醒，临走之前不禁对着一直直视着他的尤亚男又是一饱眼福，恨不能立马上前，吞噬了眼前这个尤物。

    他走路走得比较慢，有一条腿似乎有些僵硬，尤亚男以为他不愿离开，可能是自己的态度生硬了，把人家给得罪了吧。

    三天以后，岳海的父亲，大队岳书记到李家坳村检查工作，他直接下到田头，站在田埂上跟队长说话。末了说，顺便看看新来的知青。

    队长叫尤亚男过来。

    岳书记是个精明人，他在与队长讲话的过程中已经将田里的农民逐一扫描了一遍，他要试试自己的眼力。果不其然，过来的年轻姑娘正是自己估猜的那个，长相的确与众不同，比照片还要漂亮。不仅仅是漂亮，主要的还是看得比较舒服，比较顺眼，难怪这一次岳海说的话没有退路了。他主动伸手，似乎是很随意地握了握尤亚男的手。

    那天岳海回家跟父母摊牌了，非李家坳村的知青尤亚男不娶，先让她做个代课教师，拿工资的！

    岳海是独子，虽然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他的话在家里就是圣旨，全家都等着他传宗接代呢。岳书记的话在全大队是圣旨，但在家里必须听儿子的，否则的话，皇后娘娘跟他过不去，皇太后也饶不了他。

    第二天岳书记先跑到公社政工组，查阅了尤亚男的档案，看了她的照片。对她的照片，他无可挑剔，但看看她的家庭出身，就顿时凉了手脚，开始犹豫了。

    儿子说，什么出身不出身的，在这里你说得算！

    岳书记想想也是，不是还有“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给出路”的政策吗！

    尤亚男过来向岳书记问好，看看眼前的岳书记似曾相识，那身坯，那肤色，还有那说话的口吻，可她怎么也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了。

    晚上她说给袁方听，李老师在旁边插话说：“是不是与前两天来找我们的人相似？”

    “嗯，对呀！是的，是的！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尤亚男拍手稀奇。

    “那就清楚了，小尤，你要交桃花运了。”李老师开起了玩笑说，“我根本不认识那天来找我们的人，我估计他也不是来找我们的。那只是一个借口，一句托辞。人家根本就是看你的！”

    几天交往下来，李老师的话不多，可见他说的也不全是玩笑话。

    尤亚男心里不踏实了，这才几天啊，就摊上“桃花运”了？莫名其妙！

    她笑着说：“李老师，不作兴这么拿人开涮的，我还是你孩子干妈呢。”

    “亚男，如果果真是这个人，你可得注意点了。”袁方说话的态度分明是严肃的，“岳书记的儿子叫岳海，今年29岁，从小害过小儿麻痹症，有一条腿不方便，不过不影响他玩弄女性。他是我们大队有名的公子哥，人称花花太岁。对象谈了，嗯，毛估一下，大约有半个班，肚子被搞大的有三四个。肚子搞大了，他又不要人家了，这不作孽呢！”

    “那没有人告他？”尤亚男有点紧张地问。

    袁方哼了一声，无奈地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

    李一鸣说：“他呀，再这样下去，他岳家恐怕真的要断子绝孙呢。”

    “他是公社供销社的一个什么组的组长，听说很快就要提拔为副主任了。不过大家早就岳主任，岳主任地喊上了。”袁方又介绍道。

    “如果喊他岳组长，他就不答腔。”李一鸣补充道。

    “全大队的人都认识他，他肯定不认识我们。”袁方又说，“还说是来找我们的？哼，瞎嚼蛆，冒汪子呢！”

    “我估计他还会来找你的，你自己要把握好。小心，不要上当受骗。”李一鸣又作了强调。

    李老师夫妻俩像是在合作完成一幅简笔人物画，你一笔，他一笔，很快就用白描手法勾勒出岳海的画像，且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尤亚男头都看大了。

    尤亚男心里乱七八糟的，很不是滋味，这不，下放才第五天，就无缘无故地多出了一桩心事。

    袁方的女儿李子媛刚满一岁，没有几天，跟尤亚男玩得就黏乎起来了。子媛一会儿叫“姨（叫得很响）”，一会儿叫“干——妈（叫得有点结巴）”，尤亚男完全融洽在他们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当中。她对袁姐，对李老师的过去也逐步了解，甚至产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从而对他们也更加尊重，更加亲近。

    袁方下放之初自然是孤苦伶仃的，当时也同样被称之为城里来的美人儿，盯着她要娶她做媳妇的也为数不少，有殷实人家的，有本人在外地工作，家在李家坳的，可她偏偏没有一个看得上，却主动追求上了李一鸣。

    李一鸣其实才35岁，尤亚男把他看老了十多岁，不是看老了，是他长相确实比较老。

    后来尤亚男当作笑话说给袁方听，袁方开怀大笑，笑得眼泪出来了，说，他可年轻着呢。又一本正经地问亚男，如狼似虎，你懂吗？

    亚男点点头，又摇摇头。袁方哈哈大笑，你这是懂呢，还是不懂？

    亚男似懂非懂，闹了个大红脸。

    当初，袁方到村小代课的时候，只有李一鸣一个老师，听村上的人说，李老师是个老古董，快三十的人了，没有谈过对象。除了之乎者也，三拳打不出个闷屁。

    袁方心想，我是来教小孩子书的，管他李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呢？可孤男寡女一接触，那异性相吸的本能，却让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唯一的同事了。

    二复式，三、四复式，原来都是李老师一个人轮着上，按部就班。李老师虽然辛苦，但教学上井然有序。

    袁方接手一、二复式班以后，却闹出不少洋相。

    第一天上课，八、九、十岁的孩子照样欺生，见换了一个老师，还是女的，个头也不大，于是一个个从石头缝子里蹦了出来，大闹天宫，给新来的女老师一个下马威，十分钟不到，袁方就六神无主，在教室里淌猫尿了。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李老师带着袁老师进入教室，告诉同学们，这是城里来的袁老师，今后就由袁老师教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了，大家鼓掌欢迎。有个别同学正要调皮，李老师的眼睛已经盯上去了。

    李一鸣和袁方示意，下面就交给你了。

    袁方也是想当然，一帮乡下毛孩子，没问题。自己读书的时候成绩是相当好，考高中的成绩明明是很好的，却不被录取，她一气之下就主动下放了。她让李老师放心，到自己班上上课去吧。

    袁老师开始自我介绍，姓名，袁方。还在一块木板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了出来。

    等她刚刚写好，就有学生说了，“yuan的”“fang的”？“fang的”“yuan的”？

    呵呵，等她转过身来，有学生站起来问，那你是袁老师，还是方老师？

    袁老师显然没有预料到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也是为了和学生搞好关系，就迁就迁就了吧。她说，姓“yuan”，姓“fang”无所谓吧，你们愿意喊“yuan老师”我就是“yuan老师”；愿意喊“fang老师”，我就是“fang老师”。好吗？

    她以为凭她的这种宽容态度，应该受到学生的欢迎了吧。可是孩子们却得寸进尺了，于是又有人问：“那你是“yuan”“fang”呢，还是“fang”“yuan”呢？

    袁方老师这下子有点受不了了。她知道这是学生诚心捣蛋了，恶作剧！有意欺负我是新老师。但她一时回答不了学生的问题。

    如果说，“yuan老师”“fang老师”还是可以接受的话，那“yuan”“fang”，还是“fang”“yuan”，则是不可混为一谈的吧。

    她一时没有了主张，可她的学生却越发得劲起来，一人喊“yuan”“fang”——“fang”“yuan”；“fang”“yuan”——“yuan”“fang”。满教室的学生都在喊“yuan”“fang”——“fang”“yuan”；“fang”“yuan”——“yuan”“fang”。还有学生有节奏地击掌，有学生下位逛膀子了。

    袁方哪里见识过这种阵势，眼泪自然而然就往下掉了。

    “天上掉馅饼”，基本上没有人相信。但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是否希望天上能够掉下馅饼呢？当然。可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以后，希望就永远留在盒子里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正在袁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了。

    李老师站在教室门口，手上还拿着一根教鞭。刚才李老师在隔壁教室听到了这边的动静，知道肯定是袁老师遇到麻烦了。

    李老师先将手上的教鞭“嚯”“嚯”一左一右甩出两声，再将教鞭双手递给袁老师，大声（说给学生听呢）说：“这根教鞭，是老村长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送给我的，让我该用的时候就用，不要客气！有什么责任找老村长。现在我郑重地把它交给你，你想用就用，不要客气！随时用！”他又跟袁方耳语，耳语的内容是故意不让学生听到，其实他是在安慰鼓励袁方。

    那帮小猴子们以为李老师肯定是在传授整治他们的经验，该骂就骂，该打就打，没有什么客气的！那根教鞭，可以想象它的厉害，谁也不愿意尝试。他们一个个吓得规规矩矩坐正了，等待老师的发落。

    李老师在教室里后面坐下，让袁方老师继续上课。

    大概有半个学期的时间吧，李老师随时来察看袁老师上课的情况。在李老师言传身教的帮助下，袁方虚心好学，一半是依靠手上的教鞭（其实她从来没有用过），一半是依靠自己女性的柔情，终于胜任了一、二复式班的教学。

    袁方也和李一鸣走近了许多，慢慢走进了李一鸣的内心世界，她愿意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男人。

    李一鸣拉得一手好二胡，只要是他的二胡响起，好像总能贴近袁方当时的心境，尤其是他拉的电影《青春之歌》上的插曲《五月的鲜花》特别让她动容。后来她一听到李一鸣的二胡声响起，她就跟着唱，跟着哼，会的不会的，她都跟着。

    李一鸣拉的二胡，或如怨如慕、如诉如泣，或娓娓道来、婉转悠扬，或萧瑟缠绵、凄婉惆怅。偶尔也有活泼明快，挥洒流畅的，但很少。说来奇怪，听着听着，袁方就想走近李一鸣，想看看他拉二胡时的样子，最好跟着唱，哪怕跟着哼哼也好，那一定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情境。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了？

    当时的李一鸣穷得叮当响，人的长相也不被看好，家里还有卧病在床的老母亲，那窘境是可想而知的。可李老师一心无二用，他认准了最适合自己的劳动，就是教书。他也把除了需要服侍母亲以外的时间全部放在学校，放在学生身上。

    他教的学生到了完小，上了初中，读了高中以后，行情普遍看好，并且开始有了大学生，有了成为国家干部的大学毕业生。这些经他启蒙的孩子每到假期回来，探望李老师成为必修课。

    这档口也是李老师最快乐最得意的时辰，有那么几天，他简直欣喜若狂，人的模样也顿时年轻了不少。而且天天晚上有酒喝呢。

    他在李家坳村的威望逐步提高，村民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李老师有口皆碑，建议让他享受应有的假期，哪有做老师的整天和我们一样下田干活的。既然让人家做老师了，就应该让人家有点做老师的斯文。后来是李老师自己不同意，坚持假期期间同工同酬，这就有了让他享受最高工分的待遇。袁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与他搭档的。

    又两年，李一鸣的老母亲去世，袁方主动帮助打理，她看到一个富农子弟内心深层次的痛苦，不免同病相怜，还有点惺惺相惜，自然而然地就关心起他的生活起居。一来二去，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那一天岳书记回家以后，左思右想，如何才能帮助儿子把尤亚男搞到手？显然不能让岳海再次胡来了。全公社早已满城风雨，他有这么个活宝儿子。

    两年多前，公社党委还在正常工作时，党委书记就亲自找他谈话，很严肃地问，你是要儿子，还是要位子。言下之意，你再不管儿子，你这个大队支书就不要当了。他明白这是公社党委给自己敲响了警钟，下最后通谍了。

    岳书记回家以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向自己的母亲和老婆作最后的摊牌，一时间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惊天动地。

    不过岳海随后也有所收敛，但时间不长，公社党委瘫痪，而他大队书记照样干得挺欢的，后来又结合进了大队革委会，还是大队一把手，那个岳海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越来越出格了。

    岳书记也曾经换位思考，二十大几岁的大男人没有一个女人，没有一个好女人拴住，恐怕出纰漏是迟早的事，再说自己朝思暮想的，不也就是要早点抱上孙子吗？同时，同样作为男人，男人的那点心思，他想，不也是天经地义的吗！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帮助儿子讨一个老婆，讨一个好老婆，为第一要务。

    一个月以后，尤亚男接到通知，因为刚刚“复课闹革命”，老师不够，调尤亚男同志到大队完小当代课教师。工资每月12元，第二年15元。可以住在大队完小。

    这好事来得太突然了，亚男接到通知却无所适从，就找袁方商量。

    “人往高处走，既然大队让你去，你就去吧。”袁方考虑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

    就在这“一下”的时间里，袁方其实已经想得很多了。

    按她对亚男的了解，亚男没有靠山没有背景，那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岳书记和他的儿子着手拉拢收买尤亚男了。再说小气点话，我们夫妻俩做了多少年的代课，仍然在村初小不谈，仍然靠工分吃饭是真的。而生产队的一个工最高才二毛九分钱，还是收成好的年份。可自己也不能耽搁了人家尤亚男，即使自己有点想法，也不能误了她的前程。

    “你真的愿意让我去？”亚男其实一点也吃不准，但内心还是很向往的，“他们为什么会选中我呢？我才下放几天啊？”她又是问袁姐，又是自言自语。

    “天上掉馅饼了吧？”袁方故作高兴的样子，刚刚已经凝固的面部，稍微绽放出点笑意。当然要提醒她有心理防备——袁方相信——自己对她的关心远远超过对她的嫉妒。我承认有点嫉妒了，但一切是以她的前途为前提。只是这话该怎么说呢？

    晚上，尤亚男照旧到袁姐家蹭饭，一顿饭吃得无滋无味，特别是亚男，心事重重，就是撩拨子媛，子媛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倒好像在配合她在想心思一样。

    袁方之前已经跟一鸣商量，“如果她上面没人，唯一的解释，就是岳海投放的鱼饵。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铁板上钉钉子，不用怀疑！”一鸣听了以后，很肯定地说。

    袁方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

    尤亚男愁眉苦脸，她在等着袁姐的谆谆教导，而袁姐等着她的主动发问。今天这件事不谈彻底，尤亚男是不会回去睡觉的。一鸣看看时间不早了，示意袁方主动点，他有点可怜尤亚男了。

    “亚男，这件事呢，我总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帮你把把关，最后你自己拿主张。”袁方开门见山，她见亚男点头，就继续往下说，“能够到大队完小教书是好事，我们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和水平。至于这件事是否与岳书记及岳海有关，我想那是肯定的。最终得由你自己拿定主张，不管你是什么主张，反正我诚心诚意地认你这个妹子，我家子媛认你这个干妈。”

    “但这件事情我就赖在你身上了，你帮我决定！谁叫你是我姐呢？”亚男故意任性，耍小脾气。

    “那好。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你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你也是21岁的大姑娘了，你原来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刚刚从城里来，见多识广，在完小教书没问题。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嫉妒你呢。”

    尤亚男听到这里，感觉到了袁姐的真心实意，有点不好意思了。

    “至于那个岳海如何追求你，那是人家的事。他有追求任何人的自由。关键是你自己如何面对别人的追求，不让对方为所欲为。恋爱婚姻，这是一门永远无法彻底读懂的百科全书。”袁方一边说，一边注意亚男的态度，生怕说重了，说过了。

    亚男知道，这件事之所以为难，就是因为有那个岳海。那天李老师和袁姐对岳海的评价，已经在自己大脑里给岳海定位了。这个人不得不防，怕就怕的是如果防不胜防怎么办？

    “对岳海那个人，如果防不胜防怎么办？”尤亚男终于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袁姐也无法回答。她征求意见似地望望刚刚加入进她们谈话的一鸣。

    一鸣耸耸肩膀，似无可奉告，但他还是婉转地说了，“说实话，只要你自己态度明确还是好办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最担心的是霸王硬上弓，不怕好汉，怕赖汉。何况他还有一个当书记的老爸，他老爸就是我们大队的如来佛祖呢。”

    袁姐叹了一口气，又怪起了一鸣，“你这不是废话吗！”

    “也不全是废话，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尤亚男不去，他就不会想出其他法子来整她？”一鸣说。

    “这倒也是。”袁姐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不去也得去，走一步看一步！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还是袁姐的声音，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屋里屋外一片寂然，小子媛早已睡着了，煤油灯如豆的光点越发暗淡。

    亚男如期到大队完小上班了。袁姐让她回来住，她也愿意，教学上的疑难杂症可以每天向李老师请教，同时她和袁姐也有讲不完的悄悄话。

    亚男有了工资，手头宽裕，经常予以小子媛物质刺激，子媛也就每天盼望干妈早点回家。虽然来回有十四、五里的路程，途中还要翻越两个荒无人烟的小山头。

    从远处看，两座山头像两座菩萨，当地人分别称之为大菩萨和小菩萨，在两座菩萨之间的通道上，不知猴年马月建立了一座无名土地庙，土地庙香火不旺。如果不上山，顺着乡间小道走的话，那要多跑四、五里地。亚男选择走山路，每天可节省一小时。

    亚男每天早出晚归，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和风雨。没人的地方，可以放开嗓子，随心所欲地唱出多年来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制在心胸里的歌曲。见山唱山，遇水唱水，抬头唱白云，俯首唱田野。她感觉生活充满着阳光和希望，甚至有雅兴想到了文建国、史静等老同学，也想到了母亲和弟弟。

    她很高兴自己的选择，如果还在家里糊骨子、糊火柴盒子的话，做是做不死的，但憋要把人给憋死了。

    那边岳海老兄如坐针毡，这一次父亲一开始就和他说妥。你要着急呢，你就自己来，我不管，拉过屎了，自己揩屁股是吧；你要我帮忙呢，就一切听我的，稍安勿躁，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要稳扎稳打，还要天衣无缝。

    岳海这次真的老实了许多，但也还是蠢蠢欲动，多次悄悄地跑到完小偷看两眼，聊解相思之苦，但毕竟没有敢与尤亚男正面接触。实在不耐烦了，回家冲着父亲发发干火，但绝对不敢与父亲对着干。

    岳书记心里有数，我还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磨磨你的性子，整整你的脾气。眼看就是三十岁的人了，老子三十岁的时候，你都上小学了。不成器的东西！我看你听不听老子的话？真的老子不是老子？这不天下反了？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期末就要到了，亚男想着放暑假应该回趟江州的家了。虽说对自己的家并无太多的挂念，可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啊。还可以找上史静玩玩也未尝不可，看到文建国也有话好主动说说了，不过我有假期了，人家文建国有没有？她越想越开心。

    尤亚男到学校上班没有一个星期，岳书记就开始经常到完小转悠了，说是刚刚“复课闹革命”，一开始得抓抓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搞，孩子们的学业也不能荒废。

    “今年给你们增加了新生力量，那个新分配给你们的老师叫，叫什么来的？表现咋样？”完小革命领导小组岳组长表示，“蛮好，蛮好。她叫尤亚男。谢谢领导关心，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生力量。”

    岳组长是岳书记的远房侄子，没有岳书记自然没有他这个组长。他也是长得人高马大的，但见到岳书记，必须是低三下四了。

    “哦，人家城里来的姑娘，平时多关心关心。”岳书记说。

    “好的，好的。”岳组长放低了声音，谄媚地说，“您的话就是最高指示，您放心，我一定遵照执行！”

    岳书记哼哼了两声，不置可否。

    第三个星期，岳书记又来视察了，寒暄了几句，就问，“尤老师还好吧？”

    “好，好！当然好。您派来的老师肯定好。”

    “哦，她哪儿好？给我说说。”

    “说说，好。那个，谁，你把尤老师喊来，让她亲自向岳书记汇报汇报。”岳组长连忙先敬烟泡茶，再打岔。可有老师回说，尤老师刚刚去上课了。

    “上课就不能来啦？这个本家侄子也是不开窍。”岳书记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岳组长看到情况不妙，刚想说什么，岳书记已经甩开膀子走人了。

    又隔了两天，岳书记顺路路过学校，有老师在尤老师的教室找到岳组长。岳组长一听说岳书记驾到，忽然就意识到了什么，可他说不清，领导的事情，不能瞎猜摩。但他心里有数，就让正在上课的尤老师停下课来，和他一道去迎接。

    尤亚男刚刚脱下冬装，满面春色，心情也正在最佳状况。

    做教师以后，第一次见岳书记，突然就想到他的儿子岳海。站在岳书记面前，真就说不上此时此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激动，紧张，害怕，还有少女天然的一种害羞，以及她从小天生的一种洒脱，可能都有。

    岳书记看着尤亚男，不禁再次感叹，岳海这小子眼光就是毒。

    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大冬天穿着棉袄，从田里喊上来的，头上还扎着一条方巾。自己就感到这个姑娘做媳妇肯定蛮好。今天再看她，就像今儿个的天气，春光明媚，那头发，那脸模子，那身腰，那浑身散发出的朝气，全大队找不出第二个。不，全公社也找不到第二个！

    岳书记像一尊大菩萨，腆着肚子，笑眯眯地跟尤老师问好，还主动伸出自己肥嘟嘟的大手，握住她的光滑纤细的小手——他记得上次握她的手时，感觉上还有点粗糙——如果不是想要她做媳妇的话，他的左手现在就可以加上去不放了，那感觉是极好的。

    岳海终究按捺不住自己的蠢蠢欲动，多次潜伏在完小附近，偷窥尤亚男的踪迹，偶尔与尤亚男“相遇”，他就主动迎上前去，搭讪着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废话。

    尤亚男假装素不相识，匆匆而过。岳海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流浪汉在参与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搞点食物先果果腹，可尤亚男每次都是从他眼皮子底下眼睁睁地一转眼就没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也奈何不得。于是他只得饱饱眼福，强行将已经爬到口腔里的馋虫狠命地咽下肚子里去。

    现在他真的改邪归正了，下决心听父亲的话了，绝不擅自行动了。

    岳书记在家曾经大发雷霆。那天，不知道岳书记在外中了哪门子邪了，岳海妈正在跟他嘀咕儿子的婚事，他把端在手上的酒杯朝桌子上一笃，酒杯居然就破碎了，恰巧此刻老母亲又插话进来，帮着媳妇说话，岳书记恼羞成怒，操起桌上的酒瓶子就往地下摔。

    这一次他对母亲，对老婆真的动了肝火，“如果你们再不听我的，我就什么也不管了！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们选择吧！”

    以前奶奶和母亲经常为岳海的事情表示寻死觅活的，可现在见岳书记真的动了老火，谁也不敢对着干。私下里母亲和奶奶还是把他爸爸骂个狗血喷头。但从此以后，岳海在家里成了少数派，起码名义上是。

    等到有一天晚上父亲说，考察结束，你去吧。岳海仿佛双手接过了特赦令，欣喜若狂。他也不追究，父亲“考察”了谁，是尤亚男，还是我岳海？他奶奶的！你以为是你发展入党啊，还考察呢！考察个球？岳海在心里骂道。

    第二天下晚岳海就到了学校，要堂哥岳组长陪同去看看尤老师。对，是尤亚男老师。

    老子不来，儿子来了。岳组长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这一学期，岳书记三番五次地关心完小，他早就猜了个七不离八。自己的老师是岳书记的准媳妇，是自己堂弟的准老婆，是福是祸？

    尤亚男正准备下班回李家坳村，见岳组长陪着说笑的岳海突然从天而降，脸就红了，脸就绷紧了。她知道这个岳大公子终于有所动作了。是的，就在她认为岳书记并无太多歹意的时候，该来的还是来了。

    岳组长介绍说，这位是公社供销社的岳主任，他找你。他父亲就是我们大队岳书记。他岳主任可是我们公社的青年才俊哦！

    岳组长说话已经有点意思了。

    “过奖，过奖。尤老师我认识的。”岳海递给岳组长一支“大前门”，手腕向外摆摆，打发他早点离开。岳海想的是，万一出洋相的话，自己先兜着，别让别人看着笑话。

    可尤亚男看也不看岳海一眼，刚才岳组长最后一句“青年才俊”的话，差点没让她笑出声来。她喊住岳组长，说正好有事向岳组长汇报，并示意岳组长，我们朝一旁站站，说话。

    岳组长显得尴尬，好像是自己妨碍了人家的正事。他见岳主任的脸色不佳，心里有数，赶紧对尤亚男说，过一天，过一天。你们的事重要。正好呢，我们领导小组有个会。你们先谈着，啊，先谈着。

    他朝岳主任眨眨眼睛，赶紧走人。

    岳海早有思想准备，在追逐女人方面，他越是艰险越向前。他不生气，觍着脸，说：“尤老师，你下班啦？”

    尤亚男有犹豫，要不要答腔？这么一句简单问候，对她来说，就好像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她早已预计过若干个可能出现的场景，这也是其中之一，可她设计的所有场景，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只有袁方的忠告她还记得：不得罪，不热情，见机行事。

    眼见不能回避了，她淡淡地回答：“我下班回家了。”这是她与岳海见面的第一句话。

    “那正好，我自行车送你回家。”岳海赶紧说，似乎有机可乘了。

    “谢谢！我习惯走路，爬山。”她埋头就走，她知道，他的腿不方便。她甚至还有点小小的得意，我强调了“爬山”，你就识相点吧，你总不能来扛着自行车来追我吧。

    可人家岳海下定决心要追你了，说：“我陪你爬山！”

    尤亚男一听此言，心里凉了半截，她怪自己多话，赶紧一溜烟跑没了。再说下去，她不知道说什么呢。

    祸不单行，非天命如是。一个人在不祥之兆的刺激下，会影响了自己的注意力，判断力，容易引发另一个“祸”的产生。

    尤亚男终究没有逃脱岳海的魔掌。据说，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中，女知青遭受奸污的数字以“万”计。我不知道真假。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大、小菩萨山的山头上，夕阳西下，快到大暑季节了，能够感觉旷野上的闷热。一弯峨眉新月已经爬上了远处的山峦，天空碧蓝碧蓝的。

    尤亚男极目远眺，山峰叠嶂，田野村庄尽收眼底。如果没有那个岳海像一只挥之不去的令人生厌的死头苍蝇，农村代课教师的生活还是蛮美好的，起码比在家糊骨子，糊火柴盒子强。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露出一丝苦笑。想到三天后可以回江州，心情又舒畅起来，不过她准备早点回李家坳，主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应该帮袁姐做家务，带孩子。这半年的相处，她与袁姐一家已经难舍难分了。

    亚男快进到村口的时候，远远地看到袁姐带着子媛已经等候在那里了，这是最让她感到温馨的一幕，有的就是回家的感觉。

    亚男给子媛一个亲吻，一个拥抱，再递上一点什么可以果果嘴的小玩意，子媛就抱着干妈不放手了。子媛很乖巧地伏在她的肩膀上，遇到别人家的小朋友，就高高举起手上的果实张扬着，袁方在旁边就赶紧按下她的手臂。

    尤亚男见到袁姐，把今天的事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她讲得很开心，好像是打了大胜仗。那个家伙腿脚不便，跑不过我。

    袁姐听了却皱起了眉头，感到麻烦来了。她告诫亚男，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岳海也不会就此罢休的。

    她这一说，尤亚男的心陡然又被什么东西拎了起来。

    岳海第一次正式到完小看尤亚男吃了瘪，并不气馁。第二天，第三天，他如法炮制，每次都是故伎重演。

    尤亚男心里有防范，就故作镇定，不温不火，以不变应万变。明天就放暑假了，她内心越发小瞧岳海了，追求对象，也不会搞点新鲜的浪漫的举动，只知道死打蛮缠，看来这个岳海情商智商都不咋的。

    岳海这次是铁了心要把尤亚男搞到手的。一方面是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这次是城里的姑娘，必须讲究点艺术。这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我先礼后兵，表示我是诚心实意地娶你回家当媳妇的。当然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把你尤亚男搞到手，我就不是岳海了。

    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准备连续跑六天，六六大顺。一来学校的老师都晓得了，可造成广泛的影响；二来他也希望通过这种礼貌的做法打动尤亚男，哪怕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也行。可他忽视了一个细节，等他第五天骑着车子到学校的时候，传达室的告诉他，开始放假了，除了一个男老师值班，没有第二个人。

    这下子他恼火了，觉得很受委屈，大夏天的，太阳毒着呢，我从公社到大队，我容易吗？连个人影也看不到！他有点恼羞成怒，可又一时无处可发，只得怀恨在心，等着秋后算账。

    尤亚男回到江州，她把岳海暂时置于脑后。

    三天以后她又急乎乎地赶回李家坳。江州的家对她说来，已经没有吸引力，那只是她理论上家庭直系关系的佐证，而李家坳的李家大院，才是她生活的乐园。

    三天不见，子媛与她的亲热，自不在话下。当天晚上子媛闹着要跟亚男睡觉，亚男还是忍住了，孩子自然是跟着妈妈好。白天尤亚男主动参加生产队劳动，早晚和袁姐一家其乐融融。

    到了八月中旬，尤亚男接到学校通知，所有公教人员（含临时人员）集中进行政治学习，并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那年“两报一刊”发表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响应领袖的号召，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就是像完小这种教育条口中的最小编制单位也在下半年陆续地全面铺开。

    岳书记以他敏感的政治嗅觉，意识到这也是让岳海追求尤亚男的绝好机会。暑假前，岳海情场失意，这个把月，他情绪低沉，连看一眼尤亚男的机会都没有，整天没精打采的。做父亲的已经多时不敢，也不愿与他多搭话，生怕惹火烧身。

    岳书记打电话叫岳海过来，岳海问什么事？岳书记说，不来就算了，你不要后悔。岳海一听话中有话，就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了。

    岳书记已经提拔到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了，路不远，但岳海习惯出门就骑车。

    岳书记心里好笑，这小子，哼，总算还是在我的手上转着呢。他递给他一本《红旗》杂志，叫儿子认真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

    岳海坐在那边喝茶，根本不理睬父亲。

    老子说：“我喊你，你听到没有？”他把手上的杂志还晃了晃。

    岳海望望父亲，说：“这么大热的天，你没有发烧吧？要么你是准备让我入党了？我自己还没有考虑呢。”

    “你个蠢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懂不懂？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你懂不懂？阶级斗争是个筐，谁不顺心，就把谁往里面装，你懂不懂？”岳书记最近的理论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既是大道理，也很实际。可他三个“你懂不懂”的理论没有吓唬住儿子。

    “这阶级斗争跟我有什么关系？”岳海莫名其妙，他没有被老爸的排比加反问的句式吓倒，“这老家伙是越来越糊涂了，跟我上政治课？哼哼，没门！我走了！”。

    “说你是个蠢货，你就是个蠢货！”做老子的也来火，“这么大热的天，我逗你玩呢？过来，你先过来！”他也不下位，老子倒要看看你过来不过来。

    岳海不知道老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磨磨蹭蹭地踱到他身边，岳主任终于露出了笑脸，虽然他还听到岳海嘴里面还不三不四叽哩咕噜的，但在自己的坚持下，能够喊动他了，自己也就满意了。

    岳主任跟岳海耳语，如此这般那般了一番，说得岳海心花怒放，眉开眼笑。骨子里头不得不佩服老爸，生姜还是老的辣。这个老奸巨滑的东西！

    岳海领取了锦囊妙计，扭头就走。还没有出门，又回头拿走了《红旗》杂志和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材料。

    岳海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学习，当天晚上回家，继续认真学习。按照父亲的意思，要掌握阶级斗争的真谛，在日常生活中也要紧紧绷紧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

    他一边学，一边悟，连他母亲看他学习的样子也感到好笑，大惊小怪地说：“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家岳海有希望了。”

    岳海则不领情，把他母亲冲得老远的。

    没有两天，岳海挎着军用书包去找尤亚男了，而且是直奔老师办公室。岳海信心满满，自恃有了理论武装。见到了尤亚男也忘记前面吃的瘪，说是要与她谈谈心，交流交流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体会。

    尤亚男在内心笑他，跟你有哪门子的交流？不知他唱的哪出花样经。

    别的老师见岳公子来找尤亚男，个个心知肚明，乘着这个机会，早早地溜之大吉了，尤亚男被堵在办公室脱不了身。

    岳海看看四周，确信没有其他人了，就单刀直入：“亚男老师，我知道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但希望你在运动中，不要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和我爸爸也不会说出去的。”

    尤亚男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拿自己的家庭出身说事。大凡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最讨厌别人开口“家庭出身”，闭口“家庭出身”。

    她以为他会情呀爱的说些肉麻话，她也做足了功课，跟他打口水仗就是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他这是拉上大旗作虎皮，想抓住我的软肋，逼我就范了？还“亚男老师”，“亚男”是你叫的么？

    尤亚男怒火中烧，一时口无遮拦，随口就是一句粗话“滚NMD蛋！”

    她见对方让自己骂得发愣，快意四溢，越发起劲，还提高了嗓门，还手指着岳海的鼻子，“我父亲是右派怎么啦？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与我何干！难道你还要把我打成‘漏网右派’不成？想得美吧，你！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岳海万万没有想到，尤亚男的脾气竟然是炸药包，一点即燃。自己见过的姑娘不算少了，还不曾遇到过如此泼辣如此胆大如此厉害的角色，他的脸色由白转红，再由红转白，一时竟然下不了台了。

    岳组长听说岳主任直接到办公室了，他就跟了过来，悄悄在站在门外听动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尤老师的嗓门格外的大，他听得胆战心惊。心想，坏了，岳海兄弟这下子受不了了。如果他的狗熊脾气上来了，我学校岂不是要闹翻天了？明天怎么向岳书记交待？

    岳组长推门进去，将自己手上端的茶杯递给岳海，说是给岳主任刚刚泡的好茶，天热，息息火。岳海见岳组长打了圆场，内心感激，可脸上却又挂不住面子了，于是他向岳组长抖起了威风，“怎么我跟尤老师单独谈谈心，你岳组长不放心？”

    岳组长胁肩谄笑，嘴上打着哈哈，不打扰不打扰。随即转身收起笑容，立马走人。心里骂着，不识好歹的东西！骂得好！活该！

    岳组长进来，算是缓和了现场的氛围，岳海自然也不甘心就此罢休，如何让谈话重新开场？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让他尴尬的事和尴尬的人。他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

    “亚男老师，我没有恶意，毛主席教导我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毛主席还有‘给出路’的政策。……”

    尤亚男根本不想听他扯淡，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给我上政治课呢。“好了好了，大家都走了，我也好走了。下班啰！谢谢您的教导。”尤亚男的口气也软了下来，虽然话里带刺。

    岳海精心策划的一场见面竟然如此草草结束，他心里的那个恨啊……他把茶杯就地摔了个粉碎，方才稍稍解恨。

    这一天尤亚男回去特别地早，因为天气太热，生产队下午没有出工。袁姐带着子媛正在塘边戏水，尤亚男回去取了一条毛巾，也正好凉快凉快。还没有等到袁姐发问，亚男就把竹筒里的豆子稀里哗啦全部倒了出来。

    “解恨，是吧？”袁姐问。

    “当然。这么大热的天，我的火正好没处发呢。”尤亚男爽朗地大笑。

    袁姐也笑笑，可她的笑，让尤亚男看得心里发毛，她问：“怎么，我做得不对？”

    也不是不对。袁姐以过来之人的经验知道，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下面还不知道怎么说呢。

    岳海回家免不了一通牢骚，问他父亲，出的什么馊主意？

    岳海的母亲，岳书记的母亲今天通通站在岳海这一边了，并且把这几个月岳书记的不是，统统数落了一遍。

    岳书记一时也没了主张，他决定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我就不信了，你尤亚男一个小知青有多大的能耐？”

    又一天，岳书记把尤亚男请到公社革委会办公室，软硬兼施，就是要娶尤亚男做媳妇，并承诺，只要你同意，下学期就转为民办教师，生个儿子就民转公，正经八百吃皇粮，即使以后有机会回城了，也还是一个国家干部，身份跟着走。

    这是天大的诱惑呢。

    尤亚男默默地听着，她不表态，当然她也不敢像对待岳海那样对待岳书记岳主任。

    不表态意味着默认。岳书记认为有了七分把握，他随即又请岳组长过来，把刚才对尤老师说的话，重复一遍，请岳组长作证，决不食言。这件事也算和尤亚男的直接领导挑明了。

    回到学校后，岳组长代表公社革委会，连续两天做她的政治思想工作，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威胁恐吓。尤亚男不气不恼，也不吭声。有时岳组长说多了，她还望他笑笑，往他的茶杯里续水，搞得岳组长哭笑不得。

    两天之后，岳组长向岳书记回话，自我检讨，自己无能。那个尤亚男软硬不吃，不进油盐，刀枪不入。没有完成岳主任交待的政治任务，惭愧惭愧！

    岳书记无奈，不识抬举的东西！右派子女还这么嚣张，我不管了。他对岳海说，你看着办吧！

    岳海本来就认为老爸出面未必有用，城里人可不是乡下人那么好忽悠好欺侮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认，人家只不过是给你当书记的面子，不好意思当面拒绝你而已。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傻里吧唧的，还是我自己来吧！

    有人说，强扭的瓜不甜；也有人说，生米煮成熟饭。他琢磨出，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强扭的瓜可以慢慢变甜。想想老爸那一代人，有几个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照样恩恩爱爱，生儿育女？他想再给尤亚男最后一次机会，以示自己已经做得仁至义尽，如果再不给面子的话，呵呵，就怪不得我岳海了。

    他请岳组长出面请尤亚男吃饭，是大队所在地最好的饭店，可是尤亚男不给面子，死活不肯参加。岳组长几乎与她撕破了脸皮，她就缓缓地说一句话，“要去，你去！”她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且态度不软不硬。

    她牢记袁姐的忠告，不得罪。对岳组长更是犯不着得罪吧。

    亚男每天向袁姐报告，袁姐每天与她共兴奋，同忧虑，日子过得一惊一乍，整天提心吊胆的。

    那个月的25日，是鬼节的前两天，从早晨开始，天气就闷热异常，一会儿万里无云，太阳像要把万物烤焦；一会儿又乌云滚滚，似有暴雨来临，可天上的雨就是下不下来。

    到了下晚时分，山上突然刮起带点凉意的阵风，估计暴风雨要来了。尤亚男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她加快了步伐，小菩萨山头已在脚下，前面不远就是土地庙，大菩萨山头也已遥遥在望了。

    今天散会前，岳组长宣布再放四天假，30号正式上班，做好新学期的准备工作。有四天的休息，亚男挺满意这样的安排。

    突然一阵狂风吹来，乌云滚滚，夹带着豆大的雨点，天空和大地就一派昏暗，亚男环视了一下四周，只有树丛和杂草在风中摇曳。她下意识地打了一个颤抖，有了一种莫名的紧张。

    前方，从土地庙里闪出两个人影向她的方向稳步走过来了。

    刚才鬼影子看不到一个，怎么突然冒出两个人来？两人都是普通村民打扮，赤膊，半长短裤，头上戴的草帽压得很低，看不见眉目。让人感觉怪异的是，这两人还用女人用的花式方巾遮住了额头、鼻子和嘴巴。她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尤亚男呆呆地站住，两腿发软，双膝弯曲，大脑里一片空白。她根本就迈不开步子了，好像束手待毙一般。

    那两个人上来，先把她的眼睛蒙上，再一边一个架住她就往土地庙里走，尤亚男已经腿软得抬不起脚了，他们就把尤亚男反转过来拖着走。

    土地庙里还有一个同样打扮的身影，只是他赤裸着的上身皮肤显得很白净，显然这个人是主子了。他不作声，递上一根麻绳。两个人将亚男外衣外裤脱掉，将她双手反绑，放倒在地，再一边一人扯开她的双腿，掯住她的双脚，任由主子扒光她的内衣裤，在她的身上肆意蹂躏……

    外面的风雨声越来越大，里面的挣扎声，呼叫声则越来越小。

    风停了，雨止了，繁星满天。

    满天繁星啊，数也数不清。

    小时候，爸爸讲过故事，天上的一颗星星，就代表地上的一个人。地上有人死了，天上就划落一颗星星。爸爸死了，我也会死的。爸爸已经死了快十年了，你在那儿孤单吗？是不是想你女儿了？

    尤亚男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她在地上坐一阵，看一会儿星星；爬一阵，看一会儿星星；再滚一阵，再走一阵，再跑一阵，然后就是再看一会儿星星。天上的星星哪一颗是我的？我的那一颗什么时候会落下？爸爸呢，爸爸，你在哪儿？

    尤亚男好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想的是，赶快逃离这让人痛不欲生的土地庙，又想星星是否会告诉她，爸爸究竟有没有想我？

    尤亚男终于来到了山下，来到了村口，来到了池塘边。

    李宅大院有一种诡异的寂静，寂静得让人恐怖，让人毛骨悚然。

    李宅大院里好像没有声音，又好像有一种被压抑的声音低沉地在嗡嗡作响，偶尔还有子媛在生病的时候，在半夜时分，发出过的那种尖叫。

    是的，她熟悉子媛的声音。她知道，袁姐这时候是不可能带着子媛等她的。这是什么时间了？

    月色有点朦胧，几乎满圆的月亮已经照亮了整个李宅大院，天上的星星没有了，她刚才在山上看到的那许多星星到哪去了？

    大院子里人头攒动，三个一伙，五个一群，交头接耳，唉声叹气。

    尤亚男突然披头散发地闯了进来，人们又是大吃一惊，却也自然地让开一条甬道，甬道径直通向袁姐的家门。

    尤亚男不知道人们为何聚集在这里，她只是想尽快见到袁姐，她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向袁姐倾诉。

    尤亚男一脚跨进袁姐的屋子，就是一个踉跄，她膝盖着地，双手并用，爬到了袁姐身边。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啦？

    袁姐躺在一张破旧席子上面，就在地上。旁边，被李老师搂在怀里的子媛挣扎出来，抱住亚男放声大哭。

    昏暗的煤油灯灯芯不安分的跳跃了几下，慢慢，慢慢地熄灭了，一丁点红光随着一缕青烟的升起，也结束了它的生命体征。

    今天傍晚，袁方带着子媛和邻家的一个孩子在池塘边嬉水，她显得心神不定，心不在焉，不停地朝亚男应该出现的方向张望，平时这时辰，亚男已经回来，今天这是怎么搞的？眼看天就要黑了。

    天上突然掉下了雨滴，袁方回过头来看孩子，这一看，非同小可。两个孩子正在水中挣扎。

    袁方下水抱出那个孩子，再返身。

    子媛正在往下沉，袁方终于又抓到了子媛。子媛生死不明，袁方心急如焚，惊惶失措。她托着子媛，一步一步朝塘边挪动，每挪动一步，都有生存的希望，然而死亡的可能也在每时每刻威胁着她。眼看到塘边了，她早已筋疲力尽，脚下打滑。有听到孩子哭叫声赶来的村民看到，她把子媛硬生生地扛上了，顶上了池塘边上。

    她自己却倒在水里，沉了下去，又滑向池塘的深处。

    我曾长期关注着史静的工作和生活，只是没有勇气去打听，更没有勇气去表白“什么”，因而与她产生了一段交往上的空白。是个性使然，抑或老天的安排？我无解。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等村民们把袁方捞上来的时候，已经回天乏术了。

    尤亚男本来连死的心思都有了，想着跟袁姐见上一面，好有个交待，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可现在袁姐却丢下子媛，丢下她先走了。她看着怀里的子媛，再看看呆若木鸡的李一鸣，眼泪就噗嗦嗦地掉了下来。

    黑暗里，尤亚男紧紧抱着子媛，望着对面坐着的一个轮廓，地上躺着的一个轮廓，那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即使要死，也是让我先死才好。我反正孤身一人，一死了之，反而干净。怎么倒让袁姐先走了呢？

    那一夜，子媛是在尤亚男怀里睡的觉。尤亚男一旦把她放下，她就大哭不止，死死抱着亚男不放手。李一鸣和尤亚男在黑暗中呆坐着，直至天明。

    李宅大院里还剩有几个大男人蹲在地上抽烟，其他人已经陆续回家睡觉去了。

    就在尤亚男痛不欲生，求生无意，求死不能的境地中苟延残喘的时候，她少年时代的闺蜜史静的生活也不平静。就像人必须吃饭一样，这少男少女到了一定年龄，没有异性追求，那又不正常了。

    20岁的姑娘正像含苞欲放的鲜花，人见人爱。

    史静被招生进了地区文工团，无疑是当时大多数男女同学羡慕的对象，只是那时的追星不像后来少男少女那么狂热和直白。而且能够读上重点初中的学生怀揣着更远大的理想，读重点高中，读大学才是更加理智的追求。史静进入文工团对她的初中同学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他们追求的多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不像现在青少年追的是歌、舞、影、视之星。

    文建国因其个性，因其长期养成的在现行体制内好学生好青年的行为规范，更是将对史静并不成熟的想法压抑到一种难以寻觅的境地。史静的一切与他无关。一个去工作（跳舞），一个仍然在读书。独木桥，阳关道，不知谁是谁呢？可是一旦史静有了些什么消息，文建国自然会静静地倾听，独自地回味，然后归纳、思考，再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演绎。

    文建国每天上学放学路过史静家门口的时候，希望能够与史静同学不期而遇的，或偶遇，或邂逅，可他准备了几个同义词，就是一个也没有用上。他想，我这个所谓的邻居也是白做了。时间一长，与史静见不见面已经不再重要了。自己和史静终究没有任何约定，她不会在家门口等候自己的。何况作为一个中学生，一个进步青年，也不该把精力放在这种事情上面。

    有段时间里，史静也会偶尔想到女生尤亚男，男生文建国。史静自从到文工团以后，每天两点一线，从家到团，从团到家。过去的同学原来就不多，加上发展各不相同，就逐步疏远。

    参加“文革”，也没有什么可以交集的活动在一起。

    到了69年年初，同龄人之中，下放的队伍不断扩大，反倒是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人家前途未卜，为生计发愁，她也就疏于联系了。

    见了面说什么好？看到尤亚男，看到文建国，问他们苦不苦，这不是废话？问他们今后的前途，是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是……

    史静假设，都假设不下去了，没法子开口呢？自己算是幸运的了。不见面少了些尴尬，对双方都好交待。

    读小学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以后和尤亚男一道学体操，学舞蹈，那是怎样的一种快乐人生啊？可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两人同出同进，一同做作业，一同流汗练功，一同在敏成小学表演，也一同和同学们跳牛皮筋，跳房子，踢毽子，一同嘻戏打闹，无忧无愁无憾。她不懂尤亚男怎么就不能和自己一起上红旗初中？右派是坏人么？亚男的一家并不像坏人的样子，坏人的子女应该过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自己考上了红旗，进了文工团，也曾经主动去找亚男玩玩，可亚男都借口推脱了，甚至躲着不见面。以前她怪亚男，无缘无故地就不睬人了？想不通。后来她理解了亚男，同情亚男。

    尤亚男下放以后，史静真的想去看看她，也许只要史静主动给尤亚男以关心和帮助，她俩还是可以一起重温小女生的美梦的。但阴差阳错，她和尤亚男没有见面，和文建国也没有见面。

    等到文建国后来将尤亚男的故事告诉她的时候，史静真的后悔死了，她充满着自责。

    尤亚男在人间地狱饱受煎熬的时候，自己竟然没有给予她丝毫的帮助。虽然自己也有遇到挫折，也有坎坷，也有忧愁，但起码的是衣食无忧，不需要为生计烦恼，还有就是可以自我把握着女生的尊严，起码是没有遇到天灾人祸。早知道今天，当初自己可以每个月赞助亚男几块钱，不至于像个薄情寡义的冷血动物。

    文建国则乘机撩拨她，唉，那时你如果到乡下来看看我，我说不定早就把你追到手了呢。我也不至于转了那么一个大圈子才回到江州。

    史静也不置可否，不真不假地反问：“你一个农民，也不问问，我一个国家干部会不会同意你的追求呢？”

    “这倒也是个问题。”建国一时语塞，想想也对。脱离实际的讲话，都是空话费话，世界上没有那许多的如果。如果（还是如果）那时候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追求史静未果的话，后来的故事又会怎么发展呢？说不定当时就是逆天大笑话，还满城风雨。

    史静不是那种人，文建国也不是那种人。更关键的是，如果那时恋爱不成，反倒影响了双方的感情，想弥补都没有机会了，也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想到文建国的时候，史静会微微一笑，那是一个正派人。正派得似乎少了一点七情六欲。她也没有想过，这七情六欲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听说下放的那一天，他背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走在队伍的最后，那样子一定是挺滑稽的——他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他那么一个大个子，整天面向黄土，背朝蓝天，将来是要早早地伙腰驼背的。他一辈子就在农村了？

    史静也会莫名地发呆，是为文建国，也不是为文建国。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他了。如果真的见面，说什么好呢？也许用“感叹号”揶揄，是一个不错的开场白——这时的史静笑得很开心。可他一个“老农民”回城探亲，我能这样拿他开心吗？史静心里生出些许同情和怜悯，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自然也笑不起来了。

    等到她真的开始与文建国有亲密交往的时候，她早就将“感叹号”忘得一干二净，脑海里也不再出现老农民的形象了。

    史静工作早，躲过了（下放）一劫。履历上与多数同龄人不一样，是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惋惜？当时她与文建国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如果可能在感情上发展一段感情，那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人生活在“如果”之中未必不是一种幸福。“蔡戈尼效应”，“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让“最好”的长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而在最后，“如果”成为“现实”，那是否是一种功德圆满呢？当然现实中的人，谁也不愿总是生活在“如果”之中，那时候的文建国和史静也不懂得什么“蔡戈尼效应”。所有的一切，上天自有安排。

    史静同学在学校文娱演出中表演的舞蹈，在非专业演员里是不可多得的，那一段《白毛女》选段“北风吹”的舞蹈，成为江州市红旗中学校史上的经典节目（有照片为证）。

    史静进入专业团队，无论是专业化水平，还是年龄，均算小字辈。

    旧社会做学徒的，得吃“三年萝卜干饭”，师傅就是父母，说好听点，对师傅言听计从；说难听点，面对师傅的任何刁难，打骂，都必须忍辱负重，甚至必须为师傅倒夜壶的。

    新社会，国家的事业单位，不至于去“倒夜壶”，但对师傅，对师兄师姐，对领导毕恭毕敬还是必须的。

    史静的指导老师姓斐名燕，27岁，是艺术院校舞蹈专业毕业的专科生，原先在省级文艺团体领舞，后来跟着部队转业的丈夫回到了江州，成为市文工团独舞的台柱子，风光了两年。一年前生孩子，她坚持不哺乳，坚持练功，很快就恢复了体型。她为自己骄傲，但也开始常常出现“美人迟暮”的自我感叹。想想她也有点后悔，好像自己还在省团的话，那就是省团的台柱子，那舞台要比江州的大多了。

    在史静的起始课上，斐老师开口先是一溜串的颜语、俗语、名言、警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然后大谈自己在省团怎样怎样，在市团怎样怎样的光荣历史。

    她说在省团，人称“小飞燕”，如今到了市团已经没有飞的条件了。是她自己折了翅膀，还是有人绑缚了她的翅膀，她没有说明。她絮絮叨叨地说了不少。

    第一堂课，史静认为斐老师是为徒弟好，只有懂得了这些道理，才能练好基本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师傅是榜样，徒弟自然要向师傅看齐，谁不想出人头地，从群众演员，到领舞、独舞，乃至排名首席。

    谁都知道那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虽然其貌不扬，他说的话则石破天惊，他本人也成为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但那时不作兴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人事说话，自己知道就行。那时只有毛主席的教导和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事迹。比如，白求恩同志“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等等。

    以后每次上课，斐老师总是不时地，反复地冒出相同的“哼哼（谆谆）教导”一二，史静就会嫌她烦了，也由此判断出老师肚子里的货色恐怕也不会剩有多少了。

    史静读小学的时候，学少儿体操，练功，那是业余的，玩玩的。现在端的是饭碗，真格的，马虎不得的。按照团里的要求，史静在斐老师的指导下，一切得从头开始。力量、柔韧性、控制力与稳定性、协调性与灵活性，同步启动训练。

    史静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练功的时候是非常能够吃苦的，她也没有明确的目标、计划，她只是每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每天把自己投入到无休无止的训练之中。时间一长，当然也有乏味的时候，特别是较长时间坐冷板凳，没有舞台，没有鲜花和掌声，那也是对年轻姑娘的一种折磨。

    “六根清净”“四大皆空”“青灯黄卷”“三四八戒”，等等，史静还不懂，但她知道（比丘尼）尼姑在尼姑庵里也不过如此吧？

    舞蹈队里也有同龄的男生，女生已经进入开花的年纪的时候，同龄男生往往还生涩懵懂。在少年阶段，同龄人中的男生明显比女生小了一个档次。在史静眼里，同龄男生就是男孩子。

    史静的大哥史刚在三线工作，吃的技术饭。他对自己的小妹从事舞蹈专业持保留态度。小妹有这个天赋，他又不好阻拦，毕竟有了（幸亏有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否则就是后来的下放。但他一再告诫史静，多学点文化知识，总是有用的。起码要把初中和高中的文凭补回头。切记切记！

    当《英语九百句》刚刚在国内出现的时候，他就寄了一本给史静，还有配套的磁带。他说，女孩子语言能力强，多掌握一门语言，今后即使在工作派不上，对教育下一代也是有帮助的。

    当时史静的初中文化已经补习完毕，有了初中文凭。说是补习高中课程吧，这才补习了一年，在校生的书都不读了，谁还有心思给你校外生补习？大哥寄来的《英语九百句》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史静只要闲下来，就是捧着《英语九百句》，配上磁带开始学鸟语了。

    史静一开始学着新鲜，后来居然慢慢上瘾了。她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道理。她自己也没有料到，英语会成为她日后吃饭的家当，她自己会逐步成长为江州市区颇具知名度的英语教师。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一天居委会吴主任突然跑上门来神秘兮兮地问她母亲，听说你家史静经常有事没事叽里呱啦的，学外国人说话？

    她母亲承认不好，不承认也不好。承认吧，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不承认吧，今后真有什么事，是自己说谎在先。于是她就装聋作哑，含含糊糊地应酬着，等到打发走了吴主任，她的心脏还在扑腾扑腾地跳着呢。

    跟外国人的事挂上钩，非同小可。什么敌特啦，里通外国啦，叛国啦等等，虽然令人有点莫名其妙，但无论挂上哪一条罪名，不是倾家荡产，就是家破人亡，谁人能够承担？

    吴主任阶级斗争觉悟高，紧紧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或者说她是高度负责，为了确保辖区平安。但她并不是要来抓现行，做文章的。既然群众有反映，作为干部，了解一下情况，还是十分有必要的，以防万一吧。都是老邻居，老脸色，谁家的底细还是有数的。史家是一个本分人家，男女主人都是吃的技术饭。

    母亲告诉史静，让她注意一点，千万千万不要惹出什么麻烦来。

    史静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下次吴主任再来，你让她等我下班的时候再来。她考虑了几条理由，准备与姓吴的主任理论理论，可是后来人家没有再来，史静的理由没有用上。史静的母亲却提心吊胆了好长一阵子。

    若干年以后，吴主任代孙子找到史老师补英语。史老师笑着顺便问了一句，那一年，你来我家调查我“学外国人说话”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吴主任显然早已忘了一干二净了。有吗？没有吧？唉，不管有没有，反正现在是必须“学外国人说话”的了。史老师，拜托，拜托了。有情后补，有情后补噢！

    史静大度地笑笑，对方都老奶奶了，没有什么可计较的。如今这个社会，如果真的要计较过去的事情，那就永远没完没了，天下就没有太平的时候了。

    这一晃，史静来文工团已经六年，坐上领舞的位置，离开独舞仅一步之遥了。每每有她领舞的节目，观众反响热烈，常有人后台送花，指名道姓送给领舞的史姑娘。观众一致看好，她今后就是市文工团的台柱子。

    史静既高兴，又烦人。有人要亲自把花送到她的手上方才罢休，还有更烦人的事，在史静上下班的时候，时有几个少豪恭候在文工团大门外，为的是一睹史静芳容。

    那时候好像没有追星一说。有男性青少年说是等着看女演员，不是流氓，就是地痞，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而女性青少年更是没有人说是等着看男演员，起码公开的没有。

    每遇有“不三不四”的男性青年（史静语）装模作样地在门口徘徊，史静立马屏气凝神，目不邪视，耳不妄听，下意识地加快进出的步伐，就像那些在T台上走猫步的模特，目不斜视，表情内敛。

    她记得古训，“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一来，则更让她的身材平添一种别样风韵，该挺的更挺，该凹的更凹，她的眼神，显现出一种愠色和不屑，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她在舞台上可亲可爱的形象了无踪影，有的只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冷美人的形象。

    那些少豪们本来蠢蠢欲动的，心里先自凉了三分，有想上前搭讪的，不免胆怯。还有的人，个子都没有史静高，一见到史静，自惭形秽，立马逃之夭夭。总之没人敢纠缠骚扰，寻衅滋事。那时的正派人是不屑追星的。

    文工团内部的大姐小妹们多数为她叫好，也有嫉妒的，也有不屑的。

    史静后来每每与文建国谈到这些令人骄傲的往事的时候，是既矜持又得意，也叹息，可惜当时没有一位真正的白马王子出现。

    建国则说：“庆幸，庆幸！幸亏没有。否则的话，老夫下半辈子不就是孤家寡人了？”随即他吟咏西汉宫廷诗一首，“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史静听得十分熨帖，嘴上却说，你以为跳舞除了风光，还是风光啊，可以说，我吃的苦是你没有经历过的。我常常苦得流泪，在练功的时候就想哭，可又不敢哭。因为练功的时候讲究一个“精神意念”，生怕事倍功半。那就只有练功以后偷偷地哭，哭完了再练。

    比如劈叉——横劈叉和竖劈叉，明明是疼得要命，还得往下压，越是疼，越是要压，等你压得不疼了，就说明你练到家了。

    建国心想，不是你的苦，我没有吃过，而是各人吃的苦，不尽相同。当然我无需解释，多少年了，没有人听她诉苦，我再不让她诉苦，要我何干？

    建国让她继续说，可她不说了。“唉，说了也没有用。当初我最需要有人听我倾诉痛苦的时候，你，文建国上哪儿去了？”

    建国也跟她瞎掰上了，“想当年，我曾经到文工团偷偷地看你练功，可我不敢喊你啊！你说我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务正业，跑去看女孩儿跳舞练功，我还是好学生吗？”

    “此话当真？”史静很认真地问。

    “那当然，你听我说过假话吗？”

    “呵呵，文建国啊，文建国，我不知道你这么坏？”史静也跟着玩起了神经（她已经听出了破绽），“其实有一年我兴致勃勃找到了付家村，有一个大妈告诉我，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来找文老师干什么，他已经结婚了，你可不要影响到人家的家庭噢！你说扫兴不扫兴？”

    “那是哪一年？”文建国随口一问。

    “嗯，我想想，”史静说，“哪一年？反正就是你结婚的那一年呗。”

    “哦，是1977年。”文建国一本正经地说。

    “对，就是1977年吧。”史静就坡下驴。

    文建国又立马改口：“错了，是1967年。”

    “1967年，嗯，也差不多吧？”史静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跟着建国后面瞎扯就是了。

    哈哈！哈哈！两人都是哈哈。不管真假好坏，反正他俩以过去的生活为话题的时候，已经是无话不谈了。

    即使生活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凡人的必经之路。婚恋是适龄男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史静给我讲过她的恋爱故事，我后悔自己开窍太迟，没有及时地介入她的感情生活，也埋怨那个时代，没有正常的人生轨迹可寻。遗憾只有埋藏在内心深处。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斐燕老师是团里的两个女性独舞演员之一，史静虽然与她关系一般，但史静是她在江州的开门弟子，她有心培养史静接自己的班。私下里她也承认史静的舞蹈天赋比自己好，身材比自己好，但自己的退路还没有考虑周全，主动让贤还不是时候。

    跳舞吃的是青春饭，一旦从独舞演员的位置上退下来，要么在团里提拔，到个有实权的管理部门；要么自找出路，转业到相应的文化单位，但也要有个好位置才行。否则风光惯了，生活一下子变得寂寞，会影响身体的。

    史静从青涩的豆蔻年华进团，到如今桃李年华已经出落得一表人物。有一天，斐燕突发奇想，有了新的灵感。她随口一句关汉卿《望江亭》里的“怕没有中意的丈夫？”就开始为史静张罗了，其实是为她自己的家务事，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斐燕的自家表弟二十五六岁，部队复员，中共党员，在江州无线电元件厂一个百十号人的厂子做政工科科长，不正好配对？将表弟介绍给史静，一来完成了小舅、小舅妈交待的任务；二来自己的接班人成了弟媳，今后好有个关照，这不一石二鸟呢。

    斐燕约史静晚上到家里，说是有个事情要单独谈一谈。师傅有请，当然得去。史静顺便买点水果和零食，也算是上门拜见师傅了。

    史静进了门就见一个年轻人坐在那儿喝茶，她微笑点头主动招呼，那年轻人只是略一颔首，好像表示我知道了。史静看出，虽然他的眼睛一亮，但脸上显然没有泛出笑意。

    斐燕很热情，为双方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史静知道了对方是斐老师的表弟，叫劳科长。然后斐燕就与史静谈起了“正事”，跟劳科长说，你喝你的茶，我们谈我们的事。

    说是正事，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但史静听起来，也确实是正事。

    斐燕说，我这个独舞迟早是要让给你的，你准备好了没有？史静本想以玩带笑地回一句“时刻准备着！”转念一想，不行，太不谦虚了，好像就等着“抢班夺权（‘文革’常用语）”呢。再说啦，是否能担当独舞也不是你师傅一个人就说得算的。史静谦虚地说：“你再干几年，我还得跟着你再磨练磨练呢。”

    斐燕听了这话，还是蛮受用的。徒弟没有急乎乎要把师傅晾在一边的意思，史静这丫头还是不错的。她话锋一转，谈起了团里的人情世故，长短是非。史静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那边劳科长一边喝茶，一边不时地瞟了眼睛过来。

    史静其实也注意到了劳科长，心想，我们师徒俩谈正事，他一个大男人坐在旁边，不难过啊，不尴不尬的。我被他看得都难过。心里想到的，脸上的表情就反映出来了。

    斐燕似乎有所察觉，笑笑，对表弟说，我的客人来了，也不知道倒倒水，削个水果啥的？喏，就吃史静带来的水果。不客气，我俩师徒关系好着呢。

    于是劳科长就站起来主动服务了。

    第二天，斐燕问史静：“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史静被问糊涂了。

    斐老师明显地一怔，“哦，怪我，怪我怪我。”她见旁边没人，还是小声地说了，“我是说昨天晚上你在我家看到的我的表弟，那位劳科长怎么样？”

    “你也没有叫我注意看啊，我哪敢看呢。”史静不经意地回答。

    斐燕高兴地说：“人家可是看中你了呢！”

    “看中我干什么？”史静提神了。

    斐燕右手指指胸口，两手掌心相对，由上向前划动两次，左手拇，食指成八字型，右手食，中指成二字型插在八中间，成介字，两拇指相碰。

    史静看她打了个哑语，大概知道了那么个意思，开心地笑了。

    “原来你项庄舞剑啊，你怎么没有摆上‘鸿门宴’，也好让我先杀杀馋，你舞你的剑好了！”

    斐燕也笑了，“想吃饭，那好办。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我可没有说吃人家的饭，我要吃你的。”史静可不想吃劳科长的什么饭，赶紧说了。

    “那好，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选日子，不如撞日子。”斐燕赶紧说。她好一阵子开心，这史静送货上门了。

    “过啦，今天我又不想吃了。我是从来不吃‘嗟来之食’的。”史静调皮地故意夸张似地跟她开玩笑。

    史静嘴上跟她说笑，内心却有了些许不满。把我蒙在鼓里，你们表亲就擅自敲打起锣鼓来了？不过她也确实没有注意对方，长得什么样子，穿的什么衣服，统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对方点头点得很勉强，想笑一下，又没有笑出来。看来这种印象是不太友好的。

    斐燕没有得到明确答复，隔天，催问一次；再隔天，再做说服动员工作。她也向史静打了招呼，那天有什么什么事给打岔了？事先忘了跟你打招呼，就给耽搁了。对不起，那天怪我事先没有说明，请史大小姐再给师傅一个面子可好？

    这一来，史静不过意了，毕竟是师傅的事，就答应再见见面呗。

    史静有一点小兴奋，毕竟是与男同志第一次单独约会见面。她还半真半假地问：“红旗口第几棵树？手拿什么杂志？暗号是什么？”红旗口离文工团不远，她就这么随口一说。

    斐老师被她逗了开心，也就随口编了，“好的，今天晚上七点整，红旗口健康路东侧，自北向南左手第六棵树。空手。暗号：我是斐老师派来的。”

    “哈哈！”“呵呵。”两人会心一笑，事情就这么定了。

    当天晚上见面是压马路。压马路的形式是史静提出来的。史静不愿意到公共场所看场电影呀喝茶什么的，也不愿意到公园、江边什么地旷人稀的地方，当然更不愿意上哪家。八字没有一撇，不要搞得惊天动地的。马路就选在红旗口附近，这里有行人走动，保证了其安全性；这里有梧桐树树荫遮蔽，路灯也不太亮堂，又有其隐秘性。不要说，史静是第一次约会，可这个地点却也选得绝对。

    果然就在第六棵树下，史静一到，劳科长主动认出了史静，他果真说的是，“我是斐老师派来的。”然后就没有话说了。

    重复了一句暗号，也可以认为蛮幽默的，可他他下面没有话了，就显得太突兀，太呆板了不是？

    “是斐燕姐让你来的，不是你自己乐意来的？”这话说的真是……史静笑笑，绝对是个老实人。老实人，也好。她没有开口，于是开始压马路了。

    两人间隔大约有一公尺，走到一半，两人无话。

    他不说话，我就先说吧。史静感觉他有一米八，人也壮实，走路好像挺威风的，但军人的标准步伐在这里显得不伦不类。史静问：“在部队具体是干什么的？当了几年兵？回来几年了？

    “机枪手。”“五年。”“两年八个月零十五天。”他的回答快捷利索准确，没有多说一个字，也没有遗漏一个问题，像是在队列里回答首长的提问。

    史静想笑，劳科长已经打住，似乎在等着史静再次发问。

    “我打破了僵局，你老先生可以多说两句了吧？”史静在心里已经把球踢给了对方。可劳科长还是无话，走到头，往回头走，再逛。

    史静憋气，你不说话，我也不说了。一个来回。

    好吧，再最后走一趟，加在一起，两个来回。史静想着，如果仍然没有话说，那只有拜拜了。

    史静无趣无味无聊，浑身不自在，眼看着快到第一次折返的路口了，她准备就此作罢，不必再等到完成第二个来回了。可劳科长居然启动说话程序了。“请问史静同志，你谈过对象没有？”

    谈过怎样，没有谈过又怎样？

    史静感觉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差劲，很扫兴，她很反感。如果不是顾及他是斐老师的表弟，她就要翻脸，然后反问，你有什么资格问我？

    “没有。”她故作镇定（事实上也没有），倒要听听他再问什么。

    “请问史静同志，你有没有打过入党报告？”

    “没有。”史静回答的口气，自己听了都不满意，硬邦邦的，很冲人。

    “请问史静同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是怎么参加的？”

    “没有。”史静本来准备回答“我是逍遥派，没有参加。”可她偏偏用上了第三个“没有”来回答他三个荒唐得透顶的问题。她故意答非所问（多少也沾点边），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想先回家了。”史静意识到他还想问什么，但她的确受不了了，招呼一声，径自先走了。

    离开劳科长，史静如释重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哪里是在交男朋友，这是在活受罪。一口一个“史静同志”，还“请问”？问的问题也都莫名其妙，我是在接受组织审查呢不是？

    第二天，斐老师听她汇报。史静没有好脾气，把昨天晚上两人的对话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心想你斐老师看着办吧。

    斐老师哈哈大笑，说，我这个表弟人很好，就是太老实巴交的了，否则也不会到今天谈不成对象。凭他的条件，哪儿找不到对象。复员军人，党员，国营企业，大小是个科长。可就是……唉！

    你这是胳膊肘子往里拐呢，他的条件好，让他找别人去吧。我的，不行。史静没有敢说出来心里话，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老师。史静勉强地笑笑，心里嘀咕着“差一窍呢”。

    其实史静在文工团内部并不乏追求者，但人家看看史静的业务发展，估计日后很有可能成为江州文工团的名角，就不敢轻易地表白了。男人一般喜欢找比自己较低级别的女性为对象。

    史静自然也没有看中本单位的什么人，所以在那些男性演员面前，她毫不犹豫地关着自己的情感大门，或者大门本身是敞开着的，竟没有人敢进来试一试。

    又过了几天，斐老师正式询问史静的意见，并且希望史静能够给劳科长第三次机会。凭良心说，她自己都觉得这希望的底气不足。

    史静想想，这种个性，这种思维方式，改也难，她婉转地作出了拒绝。

    斐老师嘴上说，没事没事，日后再帮你找。心里却相当地不舒服了，她在母亲和小舅小舅母跟前都夸下了海口，这下好了，牛皮吹破了。她认为这个徒弟不给面子，从此与史静结上了梁子。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文工团林副团长，单独找到史静，说是受局里某位领导的重托，要我把你介绍给江州画院黄河副院长见见面。

    史静一听，就有数了，看来这到了年龄，谈不谈恋爱还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她笑笑，算是默认了。

    林团长就继续介绍黄院长的情况。他说，这位黄副院长是国内知名画家，有多幅作品被国家相关部门收藏，展出。说起来，我和他应该算作同僚，但谈婚论嫁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既耽误不得，也马虎不得。我的意思是，哪天我顺便带你去见见这位黄副院长。至于你们今后怎么发展，我不干涉。呵呵，恋爱自由，婚姻自由。

    林副团长就是当初在红旗中学看中史静，并把史静引进门的那位老师，当时他是舞蹈队队长，后来升任副团长，现在的正式头衔是文工团革委会副主任，负责业务。

    史静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体己。是的，林团长招她进的文工团，她一直以师长礼敬重林团长。几年相处下来，她对林团长的业务和为人更是有了亲身的感受，林团长对她呵护有加。

    不过刚才他的意思却令人费解，既做介绍人，应该说说双方的好话才是。他不，他仅仅是介绍认识，至于认识以后怎么办，他不管。好像只是帮你要了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否打得通，打通了以后谈些什么，都不在他的书中交待。

    她反复咀嚼林团长说话的含意，按照她当时的认知水平，只能理解为林团长对姓黄的院长吃不准，或者说了解不多。可那也不对啊，林和黄都是文化系统下属单位的领导，且都是分管业务的领导，用林团长的话说，“应该算作同僚”，怎么是“应该算？”本来就是嘛。这只能说明，这里头还有林团长说不清，或者不能说清的情况，要不就是文人相轻？当然，不管如何，既是林团长牵线，这个面子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给的。

    黄院长是一个汉子，说他是汉子，是指他的外貌长相，是他给史静的第一印象，只是他的个子不算高（美中不足），不像劳科长那样长得高大（有参照物了）。史静想，我如果穿高跟鞋就跟他持平了。

    那天林团长带着林静与黄院长见面时介绍说，全国著名大画家，江州画霸，江州画院黄河院长，黄河的黄，黄河的河。就是世界第五大长河，中国第二大长河之黄河。在江州画坛，黄院长如果是第二，江州画坛第一就空缺。史静同志一定早有耳闻，是不是百闻不如一见？

    史静听出林团长是在故意饶舌，为什么呢？她笑笑。

    “少来，”黄院长望了一眼史静，随即转向了林团长，“请您作介绍的时候，不要忘记在院长前面加个‘副’字。我可不像某些人，恨不能立马去掉副字，我可是只想画画，不想其他。您林副团长是否想将那个‘副’字早日去掉？”说着说着，他突然转向史静，“史姑娘，您说是不是？”

    史静只是微笑，不知道这水的深浅，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看看再说。有老话说，“沉默是金”。不过从黄院长说话的反应上来看，他不会像那位劳科长那样，是一个三拳打不出一个闷屁的人。

    “哦，我们的黄副院长，许由洗耳，青门种瓜。赶明儿请报社的同志报道报道，标题就是‘黄河弃政从艺，一枝画笔走出国门’。”林副团长说的是黄院长准备出国办画展的事。

    “I'm sorry．泡汤啦！”

    “对不起，我这是哪壶不开，拎哪壶了。不过您洋文有长进啊，脱口而出。”林团长其实知道他的英语水平就是三脚猫，他是在故意挑逗。

    “来来来，莫谈国事，只论风月。您两位喝什么茶，绿的黄的白的青的红的黑的？”

    “黄院长现在对茶道亦颇有研究，中国六大茶系耳熟能详，佩服，佩服。”林团长继续调侃。

    “‘上茶妙墨俱香’‘真嗜茶者神清’。故作风雅，故作风雅。哪像您呐，整日里唱是唱的，跳是跳的。唱的，气沉丹田；跳的，花枝乱颤。括弧，此处无贬义。”

    黄院长接口令极快，史静有些话听不懂。

    史静一边留心他们的对话，一边注意留心黄院长的长相。搞艺术的，说话比较随意，那是平常稀松事，他俩斗嘴，斗得客客气气真真假假热热闹闹，好像是专门请我来看戏的。

    黄院长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他那长发长须映照下，闪动得很快，上下左右，像是神枪手，指哪打哪。说是像流星，那是夸张。他的头发和胡须是长了点，但也显示出艺术家的风度，特色和个性？

    史静暗笑自己，这是真的准备谈一场恋爱了？

    黄院长要泡茶，林团长说，你为史静泡一杯，我先走了，有个会。

    林团长一走，黄院长一脸的自在轻松，刚才那种斗嘴也是颇费精神的。当然，从根本上讲，今天要见的是史静，不是你什么林副团长。好在算你知趣，及时抽身。“谢谢，谢谢啦！”

    林团长是不知道黄院长的心理活动，否则的话就不为他牵线搭桥了，或者是就赖在这儿不走，看你黄院长自个儿神气去？

    黄院长的办公室有一间教室大小，有一半兼作画室。史静端着茶杯，一边喝茶，一边缓慢踱步，欣赏他的画作。

    史静不必担心冷场，黄院长跟在她身边讲个不停，既介绍了他自己，又介绍了他的油画。

    一圈转下来，史静对他，对他的油画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一开始史静认为他讲多了，问得也多了。可是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下来，她没有感觉对方的讨厌，反而觉得一切都很自然。

    黄院长的年龄比自己大一转，看他样子好像还不止；喜欢年轻女孩，年龄小才更加可爱；谈过恋爱三四、四五次，都是我“低不就”，而放弃了，没有后遗症；主管业务的副院长，院长让他做，他也不做，有机会到省城发展；工资外收入是工资的N倍，到底是多少，暂时保密。

    他说得很坦率，起码是史静这样认为的——该说的，他说了；不该说的，他保密。他也问史静的个人情况，说到恋爱情况，史静竟然主动说，与一个男性青年见过两次面，不了了之。

    她想到上次劳科长问她恋爱情况，自己很是反感，今天却自然而然地如实交待了。她不知道是自己变得老练了，还是受到黄院长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黄院长是“朱”是“墨”？肯定不是今天就可以下结论的。反正悠着点吧，自己还小着呢。

    史静与黄院长的交往一开始是愉快的，因为黄院长显然已经是情场老手，善于博取女人的欢心。史静则是被封闭了二十年，如今有一个还不错——有身份有地位——的男子鞍前马后呵护照应着，让史静没有产生丝毫的不快。

    黄院长从第二次与史静见面的时候开始，史静不入座，他也站着。史静坐下之前，他一定是为史静拉开座椅。史静一开始有点不习惯，以为他只是客气，偶尔为之。可是黄院长次次如此，很自然，不做作。史静想到了“绅士风度”一词。

    史静和他的约会，大多时间就是在他办公室里看着他作画，他一边画画，一边和史静聊天。

    他埋头作画的时候，手上，身上，甚至脸上都脏兮兮的，他那份专一的神态，带有几分天真和执著，自然还有几分英俊和潇洒，那感觉是极好的。这个感觉既是黄院长作画时的感觉，也是史静看他作画时的感觉。

    有时他会点上一支凤凰牌香烟叼在嘴上，并不吸，只是让烟雾任意地散发，让烟灰任意地散落。桌上，地上，包括他的身上，尽是灰白色的灰烬，直至一支烟燃尽。

    凤凰牌香烟特殊的香味，与各种颜料的味道混合在一块，在室内弥漫，形成一种神秘的诱人气味。史静没有反感。

    史静坐在旁边，心无旁骛，像一个勤奋好学，孜孜以求的好学生，安静地欣赏。其实她的大脑里在不停地切换画面，画面的主角当然是她自己和黄院长。

    他们一起外出吃饭，看电影，还有郊游。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可以公开恋情了，首先是拜见双方父母大人，再相互参加对方家庭或者朋友圈子的聚会。

    然后，然后就顺理成章，准备谈婚论嫁啦。林静有时候想得入神，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人生的挫折，往往改变一个人前行的方向。史静的改行，江州文工团也许少了一个优秀的舞者，若干年后，江州教育则多了一位德艺双馨的英语教师。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史静是第一次谈恋爱——与劳科长两次见面显然不算。在恋爱关系明确之前，她希望是“雅密兮”的。史静开始有了两点一线之外的生活，一切都很神秘，也很新奇。

    那时流行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史静感觉蛮好玩的，下班以后有了新生活的追求。

    她不能理解的是黄院长居然比她更需要“雅密兮”的。每次见面都搞得神神秘秘。这不，太神秘了，史静又产生了其他想法，按他的阅历似乎不需要如此神秘，怎么是他比我的“雅密兮”还“雅密兮”了？还是仅仅为了投其（我）所好？

    纸还是包不住火的。

    第一个发现史静谈恋爱的人正是她的师傅斐老师。斐老师问史静，怎么认识黄副院长的？史静自然就把来龙去脉向师傅如实汇报了。她内心好像还感觉欠着师傅的呢。

    斐老师问，感觉怎么样？

    史静说，就这样。

    “就这样，是咋样？”斐老师打破砂锅问到底。

    “还好。”史静的回答越来越简洁。

    斐老师就不好再问了。

    据斐老师掌握的情况，她知道林副团长并不瞧得起黄副院长，估计也是推诿不了，做了介绍人。她内心其实蛮复杂的，表弟的事情不成功，心里多少有点疙瘩。那个黄副院长在圈内的名气是很大的，不仅仅他是知名画家，而且还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好多事情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再说了，史静又不是我的什么人，我干什么咸吃萝卜淡操心？

    于是她只是不咸不淡地来了一句“他这个人啊……”见史静洗耳恭听的样子，她拍拍史静的肩头，笑笑，又来一句“终身大事，好自为之吧。”随即转身走人了。

    这第二句话，是千真万确，颠簸不破的绝对真理，就像渴了喝水，饿了吃饭，说了等于没说。她这第一句话吧，意味深长，说半句留半句，不知道那后半句究竟是什么意思？

    史静一头雾水，搞得心里叽叽糟糟的。从此史静也就多了个心眼，每每注意猜度“他这个人啊”后面省略号的内容，他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有一次，黄副院长正陪着她观摩过去的画作，院长突然有电话将他喊走了，她就一人独自欣赏。

    有几幅画是用白纱巾蒙着的，显得特别珍贵。

    她掀开来一看，立马心悸眼花——都是裸体模特，有男人有女人。男人的她一带而过，不好意思多看。女人的，她看得稍微仔细点，一上一下两处三点隐私部位都很逼真，她面红耳赤，好似画面上画的是她自己。有两幅画画面上的人似曾相识，好像就是文化系统内部的人。她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的。

    史静翻到最后，竟然看到了他黄河一幅裸体自画像，史静彻底受不了，她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上涌，她必须张大嘴巴深呼吸才行。

    在那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年代，裸体画在世面上根本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是在私下里，一般人也都是惟恐避之不及，生怕这肮脏的东西玷污了自己的灵魂，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史静是第一次在画面上看到裸体，幸亏黄副院长不在场，否则的话？史静想想浑身就爬起了鸡皮疙瘩，这不羞死人了。本来说好今天要共进晚餐的，史静找了托辞，留下一张字条就先走了。

    出了黄院长的办公室，出了画院的办公区域，她又作了三次深呼吸，才稍微稳定了一些情绪。

    回家以后，那个晚上她坐卧不安，整夜失眠。她不能不重新审视黄院长其人。如果说斐老师给她留下了一个省略号，此刻无疑是增加了若干个问号，让她觉得非得厘清出一个头绪出来不可。可头绪太多。

    裸画的发现，特别是有两幅模特“似曾相识”的画面和他本人的画面，让她觉得与黄院长的交往，立马进行一个是非题的选择。“是”或“非”，没有第三种答案的可能。幸亏还没有深入发展，还来得及撤退。如果事情暴露，他就是流氓，他就是人渣，他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作为画家，他可能是对的，她能够理解。作为当代革命青年，她是万万不能接受，也不可能接受的。

    由此及彼，她想到了他“雅密兮”的态度。他嘴上可以说，是为了顾及我的感受，愿意尽量考虑影响。可如果是正常恋爱，按他的年龄，应该早就迫不及待了才好。两个月下来了，他稳如泰山，始终是一副地下工作者的样子。

    他认为自己就是江州画坛的老大，知音在省里，在全国；别人对他的捧场，史静感到“过了（她还不愿用肉麻二字）”，他却沾沾自喜；第一次见面时，林团长介绍的“画霸”“画坛第一”一说，他自然笑纳；他经常吹嘘自己的画作如何好评如潮，省画院虚席以待，可却迟迟不见动静；在与史静约会的安排上，常常是由他说得算，生怕他说话不顶用；他对服务员的态度生硬傲慢，有时让坐在旁边的史静感到尴尬。

    史静下决心找林团长汇报汇报，想听听老领导的看法。

    林团长反问她，接触下来，你的感觉如何？先说说吧。

    林团长和蔼可亲，是领导，是长辈。史静就先说说了。

    史静大概说了一些自己的感觉，没有列举事例，并且隐瞒了“裸画”。

    林团长当然知道他的“裸画”，但林团长并不保守，搞油画的人，有“裸画”，正常。只要不张扬，不要搞到人家到处告状就行。

    林团长说，你讲的，我颇有同感。他是“水仙花投胎”，还有就是他的油画，当然回避不了男人女人的裸体画。不是圈内人，一般人难以接受。林团长没有使用“听说”“据说”“有人说”等词语，他是很负责任地自己说。

    史静问“水仙花投胎”什么意思。

    林团长说大概意思就是“自恋”。他还把“自恋”的出处，古希腊一个凄美的神话故事大概叙述了一遍：美少年那西斯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便爱上了自己，每天茶饭不思，憔悴而死，最后变成了一朵水仙花。

    史静想到了他的自画像，面部一阵发烧。林团长正好起身倒水，没有发现她面部表情的变化。

    林团长虽然知道的很多，但他不愿多说。第一要避嫌，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第二，他相信史静有悟性，自然能够把握。她今天主动请教，说明她已经有了不同想法，她如果没有这个悟性，也是命该如此。在年轻人面前说教多了会犯嫌。第三，毕竟与黄院长是同僚，还有领导对他的关心，不能主动坏了人家的好事。

    史静没有去请教斐老师，如果没有她表弟的事情，她也许会主动征求意见的。女人和女人交谈这种事情会更方便。有段时间史静像做了亏心事，感觉对不起斐老师了。

    她不主动请教斐老师，斐老师则主动关心她恋爱的进展，不但主动关心，还时不时挤牙膏似地冒出些许黄副院长——她一定是称呼全称——的风流韵事，但她每次都强调，只是听说，不要当真。有时她讲到一半，或者就一个开头，就不讲了。说，想起一件什么事要办，立马就走人。搞得史静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下次她再来，史静是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那段时间史静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害怕见到斐老师，也希望见到斐老师。

    再跟黄院长见面，史静难免显得尴尬，表现上就有点冷了。黄院长并不知道她这边的动静，一如既往地热情约会，终于有一天，事情爆发了。

    上午刚上班，斐老师递给史静两张稿纸，说是刚才有人从画院那边抄来的，今天早晨的最新消息，特大新闻。你看看吧！

    这一看，史静的头都大了。

    稿纸的左上角有一长条框子标注：转抄江州画院最新大字报！

    通栏标题是：《黄河副院长有点“黄”》。大字报的主要内容说的是黄院长长期玩弄女性，罪孽深重；挂着艺术的幌子，干着淫秽的勾当。

    史静不知道是怎么看完全文的，也不知道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是倏忽之间，那两个“似曾相识”的模特，突然就在脑海里显现出来：一个就是本团的剧务张某，一个是新华书店的李某，都是三十岁的老姑娘，可依然秀色可餐。呵呵，对上号了。她很害怕地想到，自己难道愿意成为他在系统内的三号模特？

    就是前天傍晚，就在黄院长的办公室，他还暧昧地表示，今天晚饭后，我为你画一幅值得一辈子珍藏的人体画，画签我已设计好了，内容是《舞者之静》。我所珍藏的画作，反正你都看到了（他怎么知道我都看到了，难不成他有记号），凭你的身材和容貌，加上我的水平和能量，我完全可以预见并相信《舞者之静》这幅画的质量和她的轰动效应，极有可能成为我的绝版，我和你将藉以中西闻名。

    当时史静只是淡淡地接着说，这是不可能的。

    黄院长没有在意，他正在作画，还信誓旦旦地说，怎么不可能？绝对没问题！

    吃晚饭的时候，史静暗示自己，这应该是“最后的晚餐”了，必须是“最后的晚餐”了。否则就是我愿意成为他《舞者之静》的模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悄悄地埋单，悄悄地走人。

    她不想“中西闻名”，更不想利用“裸画”来闻名中西。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一个白天，两个夜晚的时间，事情就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我前天晚上答应了他，让他画了《舞者之静》，我今天岂不就是大字报上的头号女主角了？

    乖乖隆的个咚！史静感到幸运。虽然及时抽身了，但她仍然有了想哭的感觉。

    黄院长的大字报出来以后，他被折腾了一年，也被革命群众批斗了几次，虽然他“罪孽深重”，但缺乏相应的人证物证。可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最后，他被广大的革命群众戴上了一顶“道德败坏的‘黄’画家”的帽子，送到教管所劳教三年。

    据说他就此一蹶不振，原来的光环和名誉变得一文不名。

    后来听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他有在美国的师兄拉了他一把，让他又重振雄风，真的在国际画坛上崭露头角，还娶了一位风姿绰约的外籍女郎，事业爱情双丰收。但他执意不再踏上江州这块让他悲痛欲绝的土地，最后客死他乡。

    这件事对史静的刺激很大，这里面的是非曲折，她根本无法驾驭。犹如刚刚出港的一叶小舟，发现前面有可能出现狂风暴雨的时候，及时地返回，停泊在港湾，不能不说是最佳的选择。至于小舟如果执意出海，在经历磨难以后可能会遍体鳞伤，小舟的主人却可能享受风雨之后的彩虹和胜利的喜悦，那不是没有可能。但那绝不是一个纯真少女的主动选择，也不符合一般人的思维逻辑，那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无奈，一种无奈之中的偶然。

    林团长再见到史静的时候，表示了某种歉意，他当然不能把自己的苦恼全部向小字辈倾吐。

    斐老师却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怎么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的是你还没有真正吃亏哦。

    第一个老实巴交，不解风情；第二个风流倜傥，放荡不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让她无所适从。

    史静从此以后对谈恋爱噤若寒蝉，那就暂时搁一搁再说吧。她一门心思地专注于本职工作，把自己封闭起来。可这一封闭，时间长了去了。

    眼看斐燕独舞的岗位即将交班，可她壮心不已，并且扬言，还可再跳三五年。史静想接班的事，有天没日子。

    与斐老师相比，虽然耗得起，可青春年华如兔起鹘落，也是稍纵即逝的。她内心虽然不满，但也没有法子想，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由于前段日子受到黄院长一事的刺激，她现在撞的钟比过去更响，更动听，也更有内涵。她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爱，爱得热烈；恨，恨得彻骨。常常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林团长和斐老师都有所感触，挫折容易让人更加成熟。不经风雨，难见彩虹呢。其实别人也只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他们不知道，也无法理解史静在恋爱上遭受的折磨。让史静感到庆幸的是，抽身及时，没有像那两位女同胞那样留下“证据”。

    第二年，市革会发出了“红师班”招生通知，委托原江州地区师范学校，在行政、事业、工、商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具有初中毕业及以上学历的职员职工，和在籍高一年级学生当中，择优招收一批志愿从教，有志于投身祖国教育事业的青年人才进入“红师班”学习一年，毕业时享受中等专业学校待遇，分配在市区各中、小学任教。招收对象，须政治思想过硬，政审合格，身体健康，不分性别，年龄一般在二十五岁以下，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用举办“红师班”的办法，来解决由于“文革”以来停办高校和各类专业学校带来的“教师荒”问题，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聊胜于无。“红师班”学员受到学校的普遍欢迎，有学员在开班之初就被瞄准定向了。

    “红师班”，顾名思义即红色师范班，培养红色的教师，今后再由红色的教师培养红色的学生，以葆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据有关资料反映，早在大跃进时期就有如此冠名，并非文革的特殊产物。而“红师班”正是随后而来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包括中专）的雏形。

    推荐上大学里究竟有多少猫腻，也早已被历史忽略不计了。因为工农兵学员在当时是社会的骄子，在后来，它也是社会链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一历史现象颇为历史诟病，但历史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合法的历史地位，何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身是无辜的。

    当时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已过，但青年学生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在籍应届高中生报名踊跃，原有的民办、代课教师跃跃欲试（解决编制），其他在职职员职工几乎无人问津。

    那时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与工人老大哥基本持平，平时的福利却远不及工人，所谓的“九儒十丐”，在当时是一种挺时髦的流行语，也是社会分配制度的真实写照。

    林团长主动找到史静，鼓励她不妨一试。

    他说，也许教师职业可能更适应你的个人发展，且没有年龄上的后顾之忧。林团长在史静的成长道路上，再一次给予了点拨（提携）。

    史静也有心一试。本来进入文工团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让我早早地享受到国家干部的待遇。得失且不去理它，重新选择职业，选择一份可以终身从事的职业，教师确实不错，虽然清贫了些，但也旱涝保收，一年还有两个假期，相对自主自由。

    斐老师知道后，极力挽留，说目前能够接班的只有你了，不要走，我很快就会让位的。

    史静也不否认她说的话，但心里早就想好了，黄花菜凉了，能走就走吧。如果用小心眼子忖度的话，你早点让给我，我也许不会走，也许会终身认你为师，一辈子感激你的。

    林团长主动批了她两个月的假期，让她好好复习，争取一次成功。

    争取一次成功是对的，因为没有了第二次。那个所谓的“红师班”果然没有办第二届。

    真的有意思，那时办事没有规律可言。做过了，就做过了，以后做不做，不知道。

    这年八月下旬，史静收到红师班通知，9月10日报到注册。

    史静毫无留念地告别了舞者生涯。原来以为自己的水平差——如果不是当初坚持边工作边读书，拿到了初中文凭的话，就更差，很担心考试不如人家。

    当时在校高一学生的实际水平，也只是六六届小学毕业生，初中三年在校时间（“停课闹革命”两年半，革命当然算学历），真正在课堂里读书不足半年，高中虽然已经读了一年，且不论刚刚“复课闹革命”以后教学质量如何，即使按读书的时间算，初中高中加在一起，总共也才读了一年半的书。史静的初中毕业文凭是“文革”前的证书，与他们一比，年龄、阅历和学历都是大姐大呢。

    如此荒唐的学习经历，经过一年的速成培训，就成为国家干部编制的人民教师，担负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是不是很荒唐？

    说荒唐，也未必荒唐。在同龄人中他们是学历最高者。大概又过了六七年以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史静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学历层次问题的时候，才想到了曾经的“荒唐”。

    以后她曾经和文建国讨论“荒唐”。文建国高谈阔论，评价说：“正是由于大家的荒唐，社会的荒唐，整个国家的荒唐，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荒唐，又不荒唐；在荒唐的环境里，如果做出‘不荒唐’的事体，却是荒唐。而能够顺势而动，享受荒唐待遇的人，却是由诸多原因综合形成合力的推荐，而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佼佼者，甚至是时代的宠儿。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是以见放’，那是因为屈原颠覆了世人的看法，所以只能是屈原同志一人被‘举世’‘众人’放逐了。‘众人’是不可能被‘举世’放逐的。”

    史静看着文建国，会意地大笑。

    “红师班”开办语文、数学和英语三大主要学科专业，史静同学虽然年龄偏大，但她入学成绩名列前茅，当初偷学《英语九百句》打下的扎实的基础，又为她选择英语学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同学甚至不知《英语九百句》为何物，只是年龄上占优势（年龄偏小），在填写志愿的时候，表达出有爱好英语的兴趣，就跟史静成了同学。

    开学第一天，史静步入教室，同学们以为来了一位美女老师，用后来的时髦用语，史静应该是女神级别，且为高冷式的。她的仪表容貌身姿着装及走路的姿态无不吸引全班同学的眼球，加之她的年龄大个四岁，有过工作阅历和舞台经验，在一帮还显青涩的高一男女生面前平添上成熟之美。男生女生都盯着她看，直至她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落座，才好不情愿地收回目光。

    有个别同学认出了她是市文工团的领舞，在小声地议论。

    当天，在史静被确认是同班同学之后，她就在第一时间被定为班花。提议的话音还未落下，全班的掌声刚刚兴起，就有一男同学站起来反对，“错也，错也！”

    其他同学一个个还在发愣，这是谁（大家还基本互不认识）竟然二五嘻嘻地反对？不识时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位仁兄知道同学们误会了，赶紧大声曰：“我宣布：应该是校花！你们懂不懂？校——花！”他的提议立马赢得满堂喝彩，掌声如雷。从此，这班同学就一直以史静同学为荣。

    “文革”中因武斗而发生的死亡事件，是今天的人不愿揭开的伤疤。那些人曾经的存在，像爬行在人们（身上）衣服上的蝼蚁，轻轻地一掸，就了无踪影了。他们毕竟也是一条条曾经鲜活的生命。与他们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仍然活着的人们，肯定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又想起他们。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又是四月二十三日，文建国自然想起去年的今天。他很想回江州看看万晋明和周卫东的墓，因为万晋明和周卫东曾经是他学生时代的楷模，他们“牺牲”得太可惜。否定“文革”以后，他对他们的死更是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

    正是“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的季节，文建国忙得脱不开身，也无从理会南宋诗人翁卷“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的诗情画意。不就是一个农民么，知道盘中餐的辛苦，不就得了。在这一整天里，文建国的思绪情怀却没有片刻的消停。他反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作祟。

    武斗场面，阴雨球场的告别仪式，两位学兄的音容笑貌轮番走场，同时他还想起廖进军在悼念现场那一幕惊世骇俗的举动。想起廖进军，必然就有葛延生，有了葛延生，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史静，还有尤亚男。明明一个个目前与他都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没有丝毫联系，他还是自作多情地一一想起。耳畔还不断有《国际歌》的曲调。有的是他的回忆，有的则是他的想象，搞得他头昏脑涨，精神倦怠。

    多少年过去以后，他仍然会不时地回想起“4．23”。后来慢慢地淡化了，他只是惨淡地一笑，烟消云散。一旦有谁和他谈起“4．23”，他只会表示对死者的惋惜，其他一律没有兴趣。好像那刻骨铭心的伤疤就在他自己身上，说起来就隐隐作痛，不说也罢。

    因为“4．23”，文建国与廖进军分别已经整整一年，建国可以想象到廖进军在部队的潇洒，用如鱼得水，甚至用放虎归山来形容，估计一点儿也不过分。他不知道廖进军在部队也度日如年呢。

    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文建国在心里骂。骂归骂，他似乎又不相信廖进军“不是个东西”。虽然进军有时会马大哈，可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还不至于“不是个东西”吧？想到进军，必然联系上葛延生结婚的事。进军知道吗？他是怎么想的呢？

    葛延生婚后的小日子会好么？文建国笑自己做太平洋警察了。他有某种预感，兔子尾巴长不了。所谓政治联姻，一定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婚姻的稳固。目前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政治人物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吴南星，彭罗陆杨，刘邓陶，王关戚（后来还有许多许多）等等，不一而足。

    史静你还在跳舞么？你还演白毛女么？《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你肯定没问题，那吴琼花演过没有？

    尤亚男也下放了，你还好吗？

    逐一过了一遍筛子，他又回到了万晋明身上，他联想到自己，如果自己是万晋明那会怎么做，他毫不犹豫地作出肯定的答案，那就是像他一样地“光荣”了。可自己不是万晋明。

    万晋明本来可以不死，只要他下个命令停止前进就行。他没有为自己考虑，他想到的是两派斗争，想到的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保护战友的生命？

    整整一天，他没精打采，浑浑噩噩，心情坏极了，不知道今天干了些什么农活，不知道午饭晚饭吃的什么。

    晚上躺在床上，大脑却又清晰了许多，他很想说说话，说说“4．23”，但按他的个性，他又不愿意主动挑起这样的话题。他就是这样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正在文建国独自郁闷之时，金光辉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文建国释怀，真是想到什么，就来了什么。他等着下文。

    “什么日子，今天4月23号，星期三。”小丁子抢着回答。

    “不错。可你知道去年的今天吗？”金光辉又问。

    “去年的今天，不就是‘4．23武斗’吗，有什么稀罕的。我看到半个现场，也到阴雨球场看了。唉，那个惨状，那么热的天，我的妈呀，我看得毛骨悚然，还有那股恶臭，我真的不会形容。那天我中饭和晚饭都没有吃，一吃就吐。”说话的还是丁准备。

    “唉，一年过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老大，你说说，因武斗死亡的人，是‘泰山’，还是‘鸿毛’？”金光辉直接向建国提问，他知道，问别人等于没问。

    屋子里又是习惯性的沉默。

    大凡需要文建国表态的问题，大家都不吱声，大家也都在思考，如果让我回答，我怎么回答。可又懒得多想，不反正有老大吗。

    “老二，你为难老大了。”文建国自我解嘲（大家都笑了）道，“嗯，按‘红司’的说法是牺牲，按‘联指’的说法，是死有余辜。嗯，我是逍遥派，我说什么呢？我怎么说呢？”

    其实文建国是可以什么也不必说的，逍遥派，你逍遥复逍遥不就得了。可他也有一般读书人的通病，好为人师。又是在这个很小的圈子里，自己是老大。而且奇了怪了，今天想说话的欲望特别强烈，也许是今天白天为这个“4．23”憋得慌，心里确实有什么东西是不吐不快的，对的，就是“如鲠在喉”那个意思。

    文建国真的对万晋明充满敬意，太可惜了！

    屋子里还是沉默。

    文建国认为自己确实该说点什么了。于是他就说了。

    “毛选四卷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江州的两派，包括全国各地都有的两派，究竟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人能够真正说清楚？我反正说不清。

    这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分不清敌友，怎么去革命呢？革谁的命呢？想想可笑，就我们中学生而言，不管当初你是哪一派的，最后都一样上山下乡了。你闹吧，你造反吧？给我统统的……（‘劳动改造’——‘私字一闪念’）下放（他说的还是下放）。

    幸好我们四人之间还没有明显的派性之争，否则的话，睡在一个屋子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干个什么，那不就玩完了？”

    大家都很放肆地笑了，“想干个什么”？尽管可以想象。

    “磨刀霍霍向猪羊”“月黑风高杀人夜”。哈哈！这老大说的是大实话，又是玩笑话。文攻武卫的时候，双方刺刀见红——江州还有一个著名的“‘刺刀见红’战斗队”——恨不得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果是势不两立的人，睡在一个屋子里，哪还敢睡觉啊？

    金光辉说：“老大，你，太幽默了！”

    小丁子和郝为民鼓掌。

    文建国继续说：“没有谁——我当然指的是领导（比较含糊，没有说是哪一级领导）站出来说，哪一派是革命的，哪一派是反革命的；哪一派是革命的动力，哪一派是革命的对象。就是两派各自瞎折腾，而两派双方都自称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了保卫毛主席，双方都高唱《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我听说，那天武斗现场，一边在放《国际歌》，一边在唱《国际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崇高信仰——international。”

    “那老大的意思是——武斗中死掉的人轻于鸿毛了？”金光辉有心让老大能够说得更明确一点。

    “我这么说了吗？也许不必有‘泰山’或‘鸿毛’之分吧。不，可以这样说，有的人死了，有‘泰山’‘鸿毛’之分；有的人死了，就死了，不必再分‘泰山’‘鸿毛’。就像遇到天灾人祸而死亡的，不管生前好或坏，伟大或渺小，死亡的直接原因只是天灾人祸，所以就无须用‘泰山’或‘鸿毛’来评说。

    非‘红’即‘黑’吗？世界并不是仅仅由这两种颜色组成的。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上也说了，‘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那多好！”

    “老大，你还真的是逍遥派呢，不偏不倚。那我再问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提出的‘文攻武卫’的口号，不正是针对两派武斗的情况发出的号召吗？中央都这样说的，难道你不认可吗？”金光辉步步紧逼，好像要故意为难文建国。

    “其实，毛主席也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为什么有时说话又没有用了呢？”郝为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那胆子真够大的了。”

    “也许没有‘文攻武卫’的口号，像万晋明这样的同志还不会死呢。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你们知道的，他们贯彻落实往往是不过夜的。既然中央文革发话了，那就按上面的意思办！”文建国说，“为民还是一个老实人，认死理说话。其实好多事情都有前因后果的，也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关键的问题是，一提阶级斗争，生死问题就置之度外了。”

    “那你的意思是，万晋明的死亡跟‘文攻武卫’的口号有关？”金光辉紧追不舍。

    丁准备听不下去了，“老二，话不能这么问，你这是把老大往死里逼啊？”

    “就是，就是，有些情况不可挑明了说，说开了就没意思了。老大，不说了。我们不理睬他。——人民委员长斯大林”。郝为民也发现老二的口气走样了，还学着电影里的腔调说。

    文建国倒很镇定，他笑笑说：“没事的，金光辉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想听听我的看法。”

    “就是。你们不要‘老三老四’的。听老大把话讲完。”金光辉对老三老四的话很反感，但他也没有办法，人家人多势众。

    文建国心想，这不讲还就不行了呢。

    “我不敢，也没有水平评价‘文攻武卫’。如果非要我说的话，那就是无论是哪一派，在所谓‘武卫’之前，要分清一个大前提，对方究竟是不是阶级敌人，这就又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上了。退一步讲，即便是阶级敌人，用消灭肉体的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不过我也听说，自从‘文攻武卫’口号提出以后，不少地方的武斗升级，武斗的双方都是‘文攻武卫’，都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二，你说呢？”

    金光辉没有想到建国将球踢给自己了，他呵呵两声，并不答腔。

    文建国只是把球踢回头，就随意地将了老二一军。理论问题，“文攻武卫”的是非问题，他不想多说，也没有把握，没有水平评说。自有后人评说。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长期习惯于听从来自上面的声音，即使他能分析出“文攻武卫”口号的弊端，他也没有胆量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伟大领袖的夫人公然提出反对意见。

    他念念不忘的，还只是万晋明学长，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万晋明学长还活着，也是和我们一样下放了。不知道他对‘文革’发展到今天，会有个什么样的看法？对上山下乡运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不过也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万晋明也难以摆脱惯性思维。”

    “建国大哥，我哥来信说，他最近准备下乡来看看我们，还要送我们半导体，你一台，我一台。是他自己装的。他还说，市军管会正在着手筹备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是‘红司’‘联指’两大派的头头，一个不能少。”说话的是小丁子，他称呼建国从不喊老大，认为那样太俗，充满着江湖习气，叫建国大哥显得亲切自然。

    “那好，我们也快有两个月没见面了。他就是忘记我了这个老同学，也不会忘记你这个亲兄弟的。”建国的心情显然有了好转，和小丁子开玩笑了。

    提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知道，不仅仅是读读《毛选》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以学习为旗号，是要准备解决某个方面问题，起码也是要解决思想上带有倾向性的问题的。如此一来，那我那位曾经的大邻居，葛延生的新婚丈夫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人选。文建国隐约感到，这里应该有什么问题了。是的，仅仅是去年“4．23”造成的影响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毕竟人命关天啊！

    “是不是要秋后算账了？”准备睡觉的金光辉又来神了。“其实说到‘4．23’，我还有一个故事呢。”金光辉主动切换了话题。

    “不要玩噱头，有屁快放，我要睡觉了。”郝为民表态。

    “就是，快说，快说。说完了，睡大头觉！”丁准备接茬。

    金光辉却不理他们那根茬，也犯不着得罪他们。他说，你们先睡吧，我跟老大再说会儿话，我们声音小点，不影响你们睡觉。他心里想的却是，马上我说的，我就不信你们不听，哼！

    金光辉转换了口吻，开始说了。

    ——老大，你听说过没有，周卫东在“破四旧”的时候，曾经带着一队人马到金山寺，造大雄宝殿四大金刚的反。

    一进大殿，他们就口无遮拦，没天倒数地信口开河，说四大金刚怎样怎样。他们准备干干脆脆就把四大金刚全部拉倒砸烂就万事大吉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他们刚刚动手，天就阴下来了，刚才明明是大太阳烘烘的呢。

    他们刚刚将绳子套上了北方多闻天王菩萨，就是手持宝伞的那位菩萨，天居然完全黑了，并且开始落下雨点。雨越下越大，大得令人可怕，大得好生奇怪。

    可他们一群人没有注意，既然绳索已经套上去了，就让菩萨的头颅搬家呗，于是周卫东他们拉紧了绳子，齐声高叫一、二、……“三”字还没有出口呢，一个霹雳一道闪电几乎是同时自天而降，大雄宝殿里电闪雷鸣，头顶上有火光四溅，四周有雷声轰鸣。

    先是北方多闻天王右手持宝伞，左手握银鼠，望着他们几人逼仄而来，周卫东们早已大惊失色。忽又见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手握宝剑，西方广目天王手持蜃，纷纷离开各自的宝座，冲他们而来，像饿虎扑食，像猫儿捕鼠。

    他们都以为完蛋了，那就束手就擒吧，也根本没有反抗的可能。可一番折腾以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是自己，虽然三魂丢了二魂，摸摸自己，掐掐别人，真的自己还是自己，同学还是同学，再看看围观的群众，或哈哈大笑，或窃窃私语。

    这是周卫东亲口告诉他同学的。

    现场有围观的群众说，他们那一帮子或抱头鼠窜，或埋首匍匐，或手足无措，或嚎叫，或哭泣，或傻笑。雨下得大不假，雷声很响也不假，但并没有夸张到那种程度，其他人不是好好的。

    再后来那一帮子人里头，有精神失常的，有犯事进局子的，有下肢瘫痪的，有缺胳膊少腿的，最后周卫东也死于武斗了。

    老百姓说这是报应，谁冒犯了菩萨，谁就会遭到报应。是菩萨显灵呢！

    对这个故事，文建国其实早就有所耳闻，口口相传，版本很多。每个人都说是听说，说的人也早已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结果是越来越离奇。

    文建国只是不相信其中有必然联系，可他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短期之内这几个人就出现了如此厄运？周卫东的死是事实，其他几个人的遭遇也没有去考证，也许纯属巧合，也许是以讹传讹。

    “你说的肯定是事实吗？百分百？”文建国问。

    “那当然。”金光辉口气肯定。

    文建国又问：“那几个出事的人当中，你认识几个？”

    “这，我倒是一个也不认识，除了周卫东。”金光辉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建国大哥，这是真的！”小丁子果然没有睡，他听得很认真呢。

    “我也听好多人吹过这件事。”郝为民也插话了，“我有一个亲戚是那个精神失常学生的邻居。听他说得也是神乎其神的。现在这个人长期住四院（精神病医院）。病房里供着一尊菩萨，他就整天跪在菩萨跟前忏悔。偶尔回家一趟，还要把菩萨抱着，可他一到家里放下菩萨，就又开始造反了，搞得全家鸡犬不宁，家里人没办法，只有把他再送回医院。

    “唉，唉，还有更好玩的呢。”小丁子已经坐起来了，他说，“有个犯事进局子的，你们知道他犯的什么事？太离奇了，说出来我都难为情。每天晚上开始人烟稀少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在他家住的那条巷子有个拐弯处，他就候在那儿，专门等到有独身女人路过的时候，掏出自己裤档里的家伙，对着人家女同胞摆弄。那一带的大姑娘小嫂子吓得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那天也该应他倒霉，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妈，比他还邪乎，估计是事先有准备的，见他竖着那家伙直挺挺地捣了过来，她还有意地避让了两次，等靠上了墙角落，等他贴上身来时，那大妈左手握住那玩意儿，不知怎的，右手上就多出一把小刀，只见她上去轻轻地一捋。乖乖隆的咚，立马鲜血直流，疼得那个臭流氓就地打滚。

    后来送到医院，警察来了，他也主动交待了。警察也不主动破案，那不是活该嘛！警察其实暗自高兴，不费吹灰之力，就破了多起流氓案件呢。歪打正着。活该活该！”

    “你们还不知道吧？”金光辉说，“那个四十多岁的大妈其实是男扮女装的。”

    “真的，假的？”小丁子问。

    郝为民抢着回答，真的，真的。大家都这么说的。你想噢，如果是女的，哪来这么大的胆量？再说了，如果事情办不成，还沾了一身骚气。不值，不值。

    金光辉得到老三老四的互动，心里舒坦多了。他强调，反正菩萨是不能得罪的，这世界上的事情，信则有，自己不信也不要干扰别人家相信。老大，你说是不是？

    文建国自诩为一个唯物主义的革命青年，是不相信迷信的。金光辉又点名了，他又不得不说了。

    ——我不相信“迷信”。世界上也没有人承认自己相信“迷信”。因为“迷信”是“相信了错误的东西”。这里相信的东西是否“错误”，才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所谓“迷信”的对象，究竟错不错，各人自有看法。对于因果报应，我也说不清它的子丑寅卯，但宁可相信，相信了，你就可多做善事，不做恶事。

    古人有“言宜慢，心宜善。”作为家规家教之箴言是很有道理的。说话要谨慎，考虑好了再说；为人处事要心地善良，与人为善。菩萨也好，因果报应也好，都是劝人从善。信与不信，只要从善了就好。

    小丁子鼓掌，说：“还是建国大哥有理论，有水平。现在可以睡大头觉了！”

    一位下放知青创作的《知青之歌》（又《我的家乡》），唱出了所有知青的心声，创作者因此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时任省革会一把手的干预下改判有期徒刑十年。这是发生在知青身上典型的文字狱。但愿类似的事情永远不要再有才好。——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这年端午节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小丁子的大哥大丁子丁建国，果然来到了付家村生产队探望自己的兄弟。几个知青正在田间喷洒农药，说是有人找文建国和小丁子。金光辉和郝为民也丢下手上的事跟着上来了。

    付队长见知青来了客人，而且是第一次，就主动发话，让文建国他们四人一起先下工了。

    文建国估计是丁建国来了，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居然还有廖进军一同前来。文建国顾不上跟大丁子说话，先把廖进军结结棍棍地埋怨了一通：“你这个怂！”“你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你来干什么？”然后对他就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廖进军则是少有的好脾气，笑眯眯地蹲在一旁抽烟，等到文建国的火气熄灭了下来，他才点上一根烟递给建国。建国不抽烟，他就自己续上。

    晚上喝酒是自然的，廖进军提议请来了付队长。付队长盛情难却，带来两个炒好了的蔬菜算是合伙了。晚餐桌子是用小桌子大板凳拼凑起来的，放在宿舍门口，因陋就简。

    付队长反正习惯了，廖进军也不见外，说正合吾意，这才像个喝酒的样子。

    大丁子腿有点残疾，但他跑里跑外，忙着张罗晚餐。

    西边的日头还没有落下，餐桌上已经摆满了。肴肉、盐水鸭、盐水鹅、干切牛肉和花生米全是大丁子带来的，一人还有四个粽子，两个是咸肉的，两个是红豆的。

    廖进军一共带了两箱洋河大曲，先拿出一箱六瓶。

    廖进军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让文建国坐主席，请付队长坐了主宾，他就在付队长的下手坐下，其他人他就不管了。

    酒过三巡，共叙分别之苦。文建国不能多喝酒，大丁子话不多，不一会儿，廖进军就反客为主了。

    廖进军一边吹牛，一边铆足了劲跟付队长喝酒，大前门也是一支接着一支上。他已经知道了付队长好酒量，按他的意思，把付队长酒喝好，烟抽足，就是为文建国他们撑面子打招呼了，废话少说。

    廖进军讲述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大致经过，有声有色，好像自己亲临其境。说他们那支部队整个三月四月全都进入了一级战备，随时准备上前线。也许上了前线就再也见不到弟兄们了。说到这里，他情绪激动，自己又独自喝了一小碗，生怕这好酒再也喝不到了似的。

    廖进军今天来的时候穿的是四个口袋的军装，加之他军区大院出来的习惯作派，“大前门”放开来抽，“洋河大曲”放开来喝，早就把付队长给镇住了。

    付队长见他这么客气，这么豪爽，为了老同学放下自己的身架（也猜不透他的真正身价），尽管陪他喝，陪他吃就是了。其他几个知青也不知廖进军的底细，反正觉得他肯定是一个人物。只有文建国心里有数，注意把控局面，不要让他喝多了出丑就行。

    付队长平时难得喝到洋河大曲，不过年不过节的，这肴肉、盐水鸭、盐水鹅、干切牛肉这几样同时上桌更是难得。他心想，这城里人和农村人就是不一样，这酒这菜调整一下，可以喝四顿呢。

    付队长很开心，主动向廖进军汇报四个知青的劳动表现，表示很满意，又夸奖文建国这个头带得好。难怪了，文建国有你廖进军这么个好同学；你廖进军有文建国这么个好同学。不愧是江州中学出来的，不愧是省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夸奖过了以后，又轻描淡写地顺带了一句，我家姑娘晓霞也是省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呢，省县中的。

    吃得好，说得好，他把两边都夸上了。还一口一个进军，一口一声建国的，亲热无比了。当然，他没有忘记把其他三个知青也统统表扬了一番，还特地跟大丁子敬酒，说小丁子最小，你放心，该照顾的时候，我会照顾的。

    说话间，廖进军和付队长已经撇开喝酒的碗盏，一人重新开了一瓶，对着瓶子吹起来了。文建国看他们吹起了喇叭，就不断地向廖进军使眼神，这时候的廖进军哪里心思理会他，倒是付队长及时打住。

    他说，天也黑了，你们兄弟、老同学难得见面，我呢，也不敢多打扰。这酒，我喝了；菜也吃了，我就先走一步。进军大兄弟，你要是看得起我，以后就常来跑跑。但是不准带酒，我的江阳老白干管够。这酒呢，我甘拜下风，我是喝不过进军大兄弟的。部队大熔炉，这酒越多，火越旺。人才，人才！多谢，多谢！

    付队长说着说着已经站起来了。文建国见他执意要走，也不便多留，陪他走了几步，进军赶上来，递上两瓶酒，两包香烟（一包“大前门”，一包“红牡丹”）说，不成敬意。拱拱手，算是作别了。付队长吃了带了，对进军这位大兄弟真的是刮目相看了。

    建国给进军泡了一杯浓茶，不准他再喝酒。进军倒也听话，他也是喝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时光无非是闲聊寒暄，几个知青一人两个粽子，把肚子塞饱了，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金光辉和郝为民今天心甘情愿地做上了小二子，主动收拾了残羹剩菜，锅碗瓢盆，桌子凳子，就进屋先睡了。今天他们一见到廖进军，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人物，是建国兄的的板兄弟，否则，看看那烟那酒就跟不花钱的一样。刚才他们也都开了洋荤，第一次抽烟了。

    第二天，小丁子说出了廖进军的身份，金光辉和郝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大丁子拿出两台半导体，文建国和小丁子一人一台，还明确地告诉小丁子，你的和建国大哥的不同，他的可以配备耳机。你的没有配备，配备了也不好用。

    文建国收下，谢了。还格外感谢大丁子的良苦用心。丁家兄弟俩也打了招呼先进屋睡觉去了。大丁子知道文建国和廖进军的关系，知道他们有话要说。

    文建国当然又翻出旧账，说你这个东西，真不是个东西！去年把我喝醉了，就一个人悄悄溜掉了。这一年多了，还连一封信也没有。不给我写信也就罢了，人家葛延生也没有你的信，真正不是个东西！你，你就是一个活甩子！

    廖进军不作声，埋头喝茶抽烟，听任他埋怨。

    说吧，这次回来干什么？你是怎么回来的？今天6月15号，你当兵一年两个月还差十天呢，不是溜回来的吧（这绝对不是调侃，他相信进军会做这种事）？

    廖进军一阵沉默，不停地抽烟，烟头燃烧的那一刻，建国看到他眉头紧锁，脸庞瘦了一圈，轮廓也分明了些，甚至有了些许沧桑，完全不像离开江州时，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文建国突然就动了感情，有了点伤感，也许他有他的难处呢。

    “建国，我这次回来以后，有了想哭的感觉，你知道吗？”廖进军说得很慢，好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建国起身为他续水，他知道为什么，也不全知道为什么。

    进军知道建国是在等他继续说。

    “好吧，今天来就是有好多话要说的，那我就‘痛说革命家史’了。”廖进军又恢复了他的潇洒。

    简单地说，一，我到部队以后，寄出的信件都让部队按照我父亲的意见给扣下了，除了他自己的——这个老家伙跟部队诰好把子了；二，父亲最近的身体很不好，已经下了病危通知，我这次回来是准备跟他彻底告别的；三，我父亲与葛延生父亲在文革初期有了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俩现在仍然不来往；四，我与葛延生才刚刚有了恋爱的感觉，即中断了。

    “怎么样，我的话说清了没有？”廖进军沉默了半天才问，又接着说，“如果说我有过错的话，那就是不见你们的回信，为什么没有通过其他渠道问问原因。”

    廖进军才说到“一”，文建国就原谅了进军。这个廖司令，军阀作风也太霸道了。他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后果？部队的领导难道平时都这么霸道？文建国无语，摇头。

    进军本来准备利用探望父亲的机会，把信件的事情搞搞清楚的。他回来的当天就清楚了，父亲也不隐瞒，毫不考虑进军的想法。进军看看父亲的身体状况，什么也不说了。他知道，他现在的一切全是父亲给的，没有了父亲，他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也不是。不要看他平时天不怕地不怕，吊儿郎当的，那是父亲不管他，只要父亲一开口，他是连屁也不敢放一个的。

    小时候，那军用皮带也没少挨抽。最厉害的一次，老头子把手枪已经掏出来搁在桌子了，进军不知道，子弹其实没有上膛呢。

    特别是当他听说葛延生已经结婚了，他心里那个恨啊……

    可在父亲面前他毕恭毕敬，小心翼翼，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加速父亲的死亡。只要父亲不死，其他事情可以慢慢处理。

    回到江州的第二天，他穿着便服，戴着草帽，在“红司”大门口等候，接连等了三个中午，才远远地望到了葛延生一眼。在看到延生的那一刻，他的双眼湿润。当天晩上他一个人喝酒，刻意把自己喝醉了拉倒。

    文建国向进军要了一支烟点燃，看来一切都错怪进军了。

    这一夜他俩就坐在宿舍门口，谁也没有睡意。建国没有安慰进军，他知道进军无需安慰。他们有一句没一句，不咸不淡地说话。虽然无聊，但不尴尬。有时候好长一阵子沉默。

    大丁子在小丁子的床上蜷缩了一夜，第二天就和廖进军一起回了江州。廖进军的假期已满，他父亲一时没有走掉，酒杯子又端起来了。

    知青宿舍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的晚课以后，文建国和小丁子多了一项收听半导体的作业。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中午，金光辉收到一封来信，看完信以后，他便按照一页信纸上的《我的家乡》歌词歌谱哼唱起来，唱着唱着，他竟然泪流满面。终于可以脱稿了，当天的晚课上文建国、郝为民和小丁子也学会了。

    以后每天的晚上，他们均以这首《我的家乡》为晚课序曲，后来干脆又作为每天晚课的压轴，一前一后，将四个知青的情感完全调控在思念家乡的范畴。有时候文建国吹奏洞箫，他们三人跟着唱和，如果有谁当天情绪不佳，自然就会将不良情绪下意识地融入其中，缓慢的节奏，抒情的成份越发令人伤感，可谓长歌当哭。知青宿舍里弥漫着忧伤。

    有时候建国独自吹奏洞箫，夜深人静的夜晚，洞箫幽幽然的声音会传得很远很远，在农舍，在田间，在旷野飘荡。有时没有洞箫的吹奏，是四个人的小合唱，偶尔路过的付晓霞居然可以听出建国的嗓音。

    付晓霞会驻足聆听，一遍，两遍。时间一长，她听歌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她就出门走一圈，跟母亲说是串门，其实只是为了再听听文建国唱的《我的家乡》，再听听文建国洞箫的吹奏。

    再后来，她听出了问题，人家是下放知青，是城里人，他们的心不在这里；我是土生土长的回乡青年，我的根就在这里。那么，这城乡之间究竟有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按照文建国当时的心境，《我的家乡》偶尔唱唱确实很不错，唱的时候可以忘掉一切，完全沉浸在其中，可以解一时之忧，每唱一次，都像举办一场告别青春的祭礼。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只是这祭礼反复的次数太多，容易让人麻木，让人窒息，让人惆怅，而且，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当然，从歌词的内容上也能读出希望，“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但放在全篇来看，它其实只是讽刺、调侃、惆怅，甚至只是一种绝望的哀嚎。有希望吗？ 希望还在潘多拉的盒子呢。　

    后来的文建国曾经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努力寻找其正面能量，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当时中止“文革”，解决就业问题，对反修防修，对解决有关政治问题，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显示出一个领袖人物的政治魄力。

    但文建国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拿上千万的青年学生做试验品，让上千万个家庭处于一种无法安稳的日常生活之中。那些下放到离家僻远，条件更艰苦地方的知青，更是一夜回到了蛮荒时代。而这一切则是在文建国已经回归到“文明社会”以后，才慢慢认识到的。

    文建国记得革命导师列宁纪念《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文章里的一段话：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个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当时有人仿照列宁的话，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知青朋友，找到吃，找到住。因而得出“天下知青是一家”的结论。

    在那个物质严重匮乏的年代，人的需求很简单，只要能果腹，只要能住宿，就是解决了人生最大的难题，而得以满足。如此一来，这歌声除了令人伤感之外，它还是一封介绍信，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会唱《我的家乡》，你就是回到了家，有得吃，有得住，大家再一起唱。

    小丁子的半导体以白天用来听新闻和娱乐节目为主，晚上，特别是晚课以后的时光，建国的半导体突然间就真正成了抢手贷，那是用耳机来享受私密空间的。

    一开始文建国不愿意公开这个秘密，一个人戴上耳机收听广播，时间一长，金光辉和郝为民突然发现两台外表几乎一样的半导体有个功能上的根本区别，大家心知肚明。后来大家都抢着听了，也不再遮遮掩掩的了，听什么台？并不回避，还及时交流心得。

    文建国见有泛滥之势，于是和大家约法三章。他说：“丁建国不给他弟弟配耳机是有道理的，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道理，不会骂我老古董吧？小丁子你说是不是？”

    “我哥已经跟我说了，你们老大可以听短波，说我不能听，因为我没有建国大哥的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小丁子很听话，他把大哥丁建国的原话如实转达。

    文建国说：“今天我们订个规矩，每次听我的耳机不得超过半小时，过把瘾就行，小丁子尽量不听，这是其一；其二听到什么尽量不交流，起码不跟外面的人交流。”

    金光辉说同意，同意。老大的意思我们都理解，是为我们大家好。郝为民自然附和。

    金光辉和郝为民为了表示心诚，他们主动到代销店买来电池，承包了半导体电池的更换，无形之中几乎是让半导体的主人感觉到这两台半导体是四人共有财产，而小丁子和文建国仅仅享有保管权。

    那时流行偷听“敌台”，越是社会上公开禁止的，老百姓私下里越是起劲。这好像也是社会上的一条潜规则。

    当时流行的敌台主要是没落西山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BBC”、帝国主义的代表——“美国之音”、修正主义的代表——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还有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帝、修、反全了。

    文建国喜欢听“莫斯科广播电台”，那里面有他喜爱的苏联歌曲，它播放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依然在激荡着他的青春激情。

    “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的广播”呼号，简直就是一曲兴奋剂，让他感到亲切，一种浸入骨髓的亲切。其他敌台多有靡靡之音，文建国基本上还是认同社会上流行的说教，那时没有“正能量”一说，说的是正统，传统。苏联不是曾经的老大哥么？

    那年八月底的一天，正是阴历中元节的第二天，处暑已经第六天了，天气还很闷热。昨天晚上他们按照习俗，没有敢多在屋外逗留，闷了一夜。今天晚上睡在门口的旷地上乘凉，感觉格外的舒服。

    等到耳机从金光辉手上转到文建国手上的时候，月亮已经快要升起来了。建国戴上耳机，正是刚才金光辉听的波段，莫斯科广播电台还在播放男声小合唱《中国知识青年之歌》，还有小乐队伴奏。他看看金光辉，金光辉的脸上竟有一种从未发现过的严肃。

    文建国知道要坏事了，显然金光辉已经有所意识，他联系上了那句著名的论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既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为它唱赞歌，那就是我们坚决不能再唱了。

    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本来一首知青歌曲，关你哪码子事？你这插一手，就是把知青往政府的对立面上拉，往火坑里拽呢。他和金光辉嘀咕了两句，立马喊起了郝为民和小丁子。

    四个大小伙子都是赤膊短裤，一人一把芭蕉扇，围成了一圈。

    郝为民听建国讲了一半，叫好。金光辉立马翻脸，好个屁！你的，不懂。小丁子倒是连声说，不能唱了，不能唱了。

    现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播放这首歌，就说明这首歌迎合了苏联的需要。今年三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已经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党派之争发展到几乎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就在本月，珍宝岛还有武装冲突。现在苏修播放我们喜欢的《知青之歌》，不管我们原来是怎么评价这首歌的，现在都要审时度势，重新掂量掂量。

    文建国最后关照大家，从今而后，谁也不准唱《知青之歌》，在宿舍也不能唱。

    小丁子问：“社会帝国主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社会主义加上帝国主义？”

    “聪明！”金光辉表扬小丁子，说，“有那么点意思，但说的不全对。大概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可以这么说吧，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也就是原来搞社会主义的，现在变成帝国主义了。”

    大家经过这一番折腾，已经没有了睡意，真的想扯开嗓子叫两声心里才舒服，可他们知道建国大哥的个性，夜深人静的时候，文建国是不会同意他们放肆的。本来文建国要听一段时间短波的才睡觉的，此刻也完全没有了心情，睡意也没了。

    月亮已经完全跃出了地平线，又大又圆又亮。

    文建国遥望着天空，一时大脑短路，竟然哼出了“蓝蓝的……”，“天上”二字还没出口，他已经吓得一身冷汗。看看四周，还好，声音小，别人都没有动静。他把芭蕉扇往膀子上往腿上死命地敲打了几下——他是在敲打赶不走的蚊子——心里才逐步地平静下来。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我不能当兵，退而求其次，教师职业也算是我非常喜欢的。在当时，也许是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但我感觉真的很好。这首先要感谢让我在二十岁那年当上农村小学代课老师的付晓霞。我和晓霞的故事，说来话长。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第二天下午上工的时候，付队长刚从大队回来，叫住文建国让他在田埂上坐坐，说是有话要说。文建国见付队长坐下了，才坐下。

    付队长很高兴他有这点规矩，原先郁闷的心情慢慢有所好转。

    大队给付家村生产队戴帽下达了一名代课老师的名额，指名是给他姑娘付晓霞的，可晓霞坚决不受。她说最适合的人选是知青文建国。人家从城市下来，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容易。自己可以再等等，有的是机会。她为了说服父亲，还拍上马屁了，凭你在大队的名气，你女儿迟早会有一份好工作的。

    付队长说她不识好歹。你也不要给我带高帽子，不要拍我马屁！

    晓霞说我愿意。她还半是撒娇，半是警告地说，千万别说这个位子是我让出来的噢。她先声夺人，先入为主，好像她父亲已经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还说，读书人，不吃“嗟来之食”。

    父亲问，什么意思？她就把这个成语的意思解释了一遍。

    付队长说，肚子饿的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管他怎么来的呢。心里却又把姑娘看重了一些。他问姑娘，你是不是对文建国有“那个意思了”。

    晓霞笑着反问，“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付队长笑笑，他不知道该不该挑明。

    付晓霞见他只是笑，也不管他了。她说，我也不管你说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反正此事与有没有“那个意思”无关。她在“那个意思”上绕来绕去的，倒好像是自己说的话，被她抓住了把柄，让做父亲的只有摇头叹息的份儿。既然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又怎么知道，有没有关系呢？可见你还是知道“那个意思”了。还要我同意让出代课老师的名额，真是岂有此理！

    他看看自己的姑娘，又真的奈何不得，不都是自己从小惯出来的？打不得，骂不得，还得听她的。

    “哼哼，你根本不是我姑娘！”他突然冒出了一句感叹。

    “我不是你姑娘，我是你什么？我的亲身父亲难道不是你？”晓霞也不甘心，她逼着父亲，非要他回答，很有点以风作邪的味道。

    做父亲的本来就是随口一句气话，可晓霞非要他回答，我不是你的姑娘，我是谁的姑娘？

    付队长哈哈大笑，“你哪是我的姑娘呢，你是我的姑奶奶呢！”

    晓霞晓得父亲肯定听自己的，也不客气，“既然我是姑奶奶，那你一定得听我的！”她的口吻不容置疑。

    代课老师名额当然是凭着自己的面子争来的，等了大半年，现在拱手让给他人，付队长心里总是不舒服。今天上午虽然满肚子地不情愿，但还是按照姑娘的旨意，亲自到大队部打了招呼，改成了文建国。

    付队长说，要推荐文建国到大队完小当代课老师。

    文建国凝视着付队长，想了会儿才说，应该是付晓霞去。

    这两个人互相推荐？付队长这就奇了怪了，但他又不能把晓霞的态度告诉文建国。他就想套套文建国的话，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关系？

    付队长问，为什么应该是付晓霞？

    文建国没有多加思索，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付晓霞的学历文凭和我一样，又是老县中的，也是付家村学历最高的。再说她一个女孩子家，当个老师应该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既能免受风雨，还能看书学习。我刚刚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还没有到，怕不太适合。

    付队长认为他说的实在，没有虚伪的成份，而且还为晓霞考虑，说得让人心里热乎。怎么他俩都提到“风雨”的话，不会是两人商量好的吧？再看看文建国，文建国则是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再盯着他看，这下子把文建国的脸看红了。脸红了，就对了。那么这一对（他已经将他们想成一对了）都在为对方考虑，是不是就代表着他们相互之间有了那么一点“那个意思”了？当然，他不可能像问晓霞那样问文建国。

    “那我问你，做老师你愿意不愿意？”付队长问。

    “愿意，还是愿意的。”文建国犹豫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

    “那行，就这么定了。现在我正式通知你，还有两天开学，明天上午到大队完小报到。”付队长没有心思磨蹭，但他还要考察考察文建国，他自作主张，给文建国提出了新要求，“以后星期天照样上工，权当活动活动手脚。哪怕半天也行。”

    文建国喜从天降。当兵曾经是他的第一志愿，革命的英雄主义长期激励着他男儿的一腔热血，从军报国，金戈铁马，壮怀激烈。后来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当兵，虽然十分遗憾，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就不想了。

    家庭出身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没有通融的余地，他很识相地愿意将教师职业作为他的第二选择。就像自己衣裳蓝缕，遥看前方多有官宦纨绔，他即下意识地绕道而行。教师职业除了课堂上的四十五分钟，其他时间相对自由，可以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年还有两个假期——文建国窃喜。

    文建国当天再看到付晓霞时，有点不过意，好像是抢了她的一个好位子。付晓霞热情地向他表示祝贺，还说，以后有机会，我陪你当老师。建国听了，有点儿不明不白，当然也不能挑明了问，一时语塞。

    付晓霞见他不说话了，自己脸就红了。她意识到是自己的话有点唐突，人家做人家的老师，要你陪干吗呢？我这不是自我表白“隔壁王二不曾偷”吗？

    文建国早早地到付圩大队完小报到，开始他农村小学代课教师的生涯。文建国原先想得简单，接受了教学任务才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自己能否胜任都得打个问号。

    他的工作任务是五年级一个班的全科，包班。从早读到下午放学，从语文、算术到音乐、体育和美术。这是建国没有想到的，平均每天有六节课，还有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咋一听，建国心里凉了半截，哪里还有什么自由支配的时间，好在他向来对组织不会讨价还价，别人能干的，我当然能干，先干起来再说。

    文建国这一干就干起来了，一个月下来，干得风生水起，似乎驾轻就熟。

    国庆节学校文艺汇演，他的班全校第一；常规管理汇总全校第一，常规管理中的遵守纪律、尊敬师长、保洁区卫生、教室布置、早操、好人好事等各个单项也是第一。文建国自己也想，恐怕自己就是做老师的料子，蛮好！

    国庆以后，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找他谈话以资鼓励。最后说到付晓霞的推荐真不错，到底是县中的高材生，有眼力。

    文建国问，什么推荐？组长反问，怎么，你不知道啊？文建国摇摇头。“本来代课老师是付晓霞啊，是她主动放弃，极力推荐你的呀。”

    文建国心里忐忑，这可是一个天大的人情呢。不但经济收入可观，每个月有十五块钱的工资（在生产队挣工分的话，只有七块钱上下），还没有了背朝蓝天，脸对黄土的田间劳作之苦。最关键的是，做的是自己喜爱的工作。真的，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忙是忙点。理想啊，前途啊，又常常在心里翻腾起来。

    当天下班后，他在小卖部买了两瓶“江阳白酒”,两条“飞马”，两盒点心准备送给付队长，本来想到应该为付晓霞买点什么的，可实在是男女有别，也实在不知道送什么为好。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走到付队长家门口，迎面碰上付晓霞，晓霞满脸堆笑，问他有什么事。文建国故意很随意地说，送两瓶酒给付队长喝喝。准备好感谢的话，到了嘴边不知道又滑到哪儿去了。

    付晓霞知道了他的来意后，看看四周没有他人，突然就摆起了脸孔，一本正经地说：“文建国，你俗不俗？”

    文建国不好意思地回答：“俗，是有点俗。”

    “知道俗还来？有钱用不掉了是吧？拿回去！本小姐代表父亲、付家村生产队队长付贵来同志不欢迎你上门！”她脸色难看，态度坚决，不容质疑。

    这是文建国第一次送礼，是真心实意地表达感谢。付晓霞不领情，还说得他下不了台。文建国尴尬万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吱吱唔唔地进退两难。有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你做得也太绝了。她“本小姐”一说，与葛延生的“本姑娘”是何等相似？他突然就笑了。

    付晓霞看他那个傻样，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又同情起来，她又很温柔地说：“去吧，去吧，早点回去做晚饭。”

    文建国赶紧转身，落荒而逃。背后传来付晓霞爽朗的笑声，还有一句，“文建国，过一天我到你们知青宿舍喝酒。”

    文建国忽然就感到了一阵轻松，转身笑着大声回应，“好的，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噢，我等着。”

    付晓霞又是一阵欢笑。

    晓霞回家把事情说给父亲听，她认为必须要说，否则父亲还以为人家文建国不懂礼节呢。父亲问，人呢？东西呢？晓霞还处于兴奋之中，“哈哈，给我赶跑了！”她父亲似嗔似笑说：“你真是我的好姑奶奶！”

    一个星期以后，付晓霞真的到知青宿舍喝酒了。那天上午出工，她与金光辉说好，今天晚上你们不要做饭，我带几个菜，与你们“共进晚餐”。金光辉听了一愣，猜不出她唱的哪出戏。当然啦，管她想干什么，请还请不到呢。

    那时候，还没有开口美女，闭口女神的时髦。队长的女儿带菜来搭伙吃饭，还美其名曰“共进晚餐”，还是一位漂亮的善解人意的姑娘，金光辉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们中饭吃得越发的简单，单等着晚上打牙祭了。

    傍晚建国下班回来，看到满桌子的菜肴，有萝卜红烧肉，有红烧鲢鱼，有百页烧豆腐，还有盐水毛豆、油爆花生米、糖醋腌制的小红萝卜，旁边还有洗好了的半篮子小青菜和五只鸡蛋，又看到付晓霞在座，他一下子就猜到肯定是她玩的花样经了。他摸出收藏的两瓶“江阳白酒”，说那就借花献佛，请付大小姐喝酒了。

    金光辉见老大拿出酒来，菜是付晓霞带的，估摸着这里应该有故事，就说，敢情是你们事先准备好的？老大，你说为什么请我们喝酒？

    文建国好像理亏，红着脸不作声。

    倒是付晓霞大气，什么准备不准备？今天我高兴，是突然袭击，我还不知道你们老大床肚子底下竟然藏着酒呢。刚才我不是叫小丁子去买酒了。正说着，小丁子打了二斤散装老白干回来了。

    因为有付晓霞在场，四个知青都有点收敛，文建国甚至有点拘束。酒量小是一个方面，付晓霞紧靠着他坐，让他心神不定。刚才如果不是她打圆场，金光辉的问题还就不好回答了。

    喝酒，吃菜。付晓霞敬了大家一杯，说，我一般也不喝酒，跟你们知青在一起，我高兴。我好歹也是县高中的。

    小丁子嘴甜，说晓霞姐一般不喝酒，不喝一般酒，喝起酒来不一般。我们建国大哥也是一般不喝酒。上次我大哥来，我们建国大哥就喝醉了（其实没有醉）——这酒还没有喝呢，他就给大哥打起掩护了。

    那好，我就想看看，你们大哥喝醉了是什么样子？她好像无意之中碰了一下文建国的胳膊，意思是开玩笑。

    文建国好像也意识到这一碰的密码信息，他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甜蜜。他说，就你小丁子话多，要喝你喝，喝醉了没人管你。

    眼看两瓶酒下了一大半，建国的意思不一定要喝光，能喝多少算多少。他跟几个知青眨眨眼。大家知道，不能把付晓霞喝醉。第一，人家是姑娘家；第二，人家还是队长家的姑娘，得罪不起！千万千万。

    其实晓霞的酒量大着呢，她让小丁子打酒，主要是怕不够喝，却正好给文建国解了围。她脸上才开始有一点点泛红。

    小丁子一喝酒话就多了，郝为民越发无话，金光辉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文建国则是严格把控，自己尽量少喝，也不让别人多喝。他要为大家负责，特别是为付晓霞负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她负责，还加上“特别”二字。

    付晓霞并不满意他的做派，难得潇洒一次，那又怎样？可她也十分给文建国面子，于是就转移话题。你们唱的那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什么的，最近怎么听不到你们唱了。

    “不唱了，那首歌不好听。”小丁子说。

    “不唱了，唱得太伤感。”金光辉接着说，“整天想回家，整天想母亲。”

    文建国笑笑。

    那边郝为民已经打上了呼噜。

    “那我们唱点什么？或者文建国你的洞箫吹点什么？”付晓霞说。

    文建国纳闷，怎么这个付晓霞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也不能问。问她，不礼貌。问别人，不相信人家。为了少喝酒，吹就吹吧。

    文建国吹奏《十送红军》，“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晓霞跟着哼唱，金光辉和小丁子也唱起来，“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树树(里格)梧桐叶落尽，愁绪(里格)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一曲结束，付晓霞说，旋律婉转凄凉，压抑沉重，如泣如诉，表达了老百姓与红军的情真意切、难舍难分的情感。虽然很好听，但我不喜欢，听了让人多愁善感，而且那种漫长的等待让人窒息。事实上也是好多人走了以后，就永远没有回来。

    付晓霞属于豪放型的，她不欢喜悲悲切切，凄凄惨惨。

    文建国一时无言以对。

    金光辉问：“那你喜欢什么歌，你唱，让我们老大给你伴奏？”金光辉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俩往一起撮合。

    “那感情好，我当初还是县中宣传队的呢，但今天的任务是喝酒，你们不要耍赖，把剩下的酒均分了。”付晓霞不以为然，她一边说，一边就把酒瓶子抓到了手上开始倒酒。

    文建国真的是怕她了，这女生喝酒，要么不喝，喝起来就掌握主动权，男生没有丝毫办法。好在晓霞心里有数，只给文建国倒了一滴滴，其他的他们三人均分了。郝为民还在呼噜呢。

    晚餐结束，付晓霞收拾碗筷。郝为民睡着了没有醒（不知真假），金光辉和丁准备异口同声地说，喝多了，喝醉了，也躺上床不再动跶了。

    有女生在，还不由女生全包了？洗锅抹盆，男子无能。说喝醉了，也只是一个雀头（由头）。

    只有文建国不好意思，帮着整理。其实只要有文建国帮忙，付晓霞就很开心了，她要的就是有文建国帮忙。

    第二天早晨，文建国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走到村口，见到付晓霞在等他，说是今天她也到大队上班，一起走。

    付晓霞早两天担任了大队妇女主任兼大队团支书，半脱产，并内定为后备干部人选。这件事她和付队长在生产队里都没有声张，今天她是第一次走马上任。昨天和知青喝酒还是事出有因的。

    文建国为她高兴，原来有歉疚的想法自然也淡化了许多。

    付晓霞是当代进步青年，升高二的那年暑假前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刷新了江阳县中党组织发展工作的历史。可是不久，党的生活就中止了，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六八年正式回到农村以后，她是全大队全公社最年轻的预备党员（已经预备了两年）。大队革委会主任有意让她挑大梁，到大队部上班，比如先干个文书什么的，可她心神不定，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出路在哪，就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又把代课教师让给了文建国。最近大队又提出新的安排，她考虑再三，同意先干起来。是不是因为有文建国在大队小学代课，她才同意的，没有人知道。也许算是吧。

    文建国和付晓霞第一次同步三四里地的路程，也是他第一次与一个同龄异性单独步行这么长距离的路程，有点不习惯，不自在。好在付晓霞话多，不知不觉就到了大队所在地。以后付晓霞隔三岔五地就和文建国碰到一起了，经常一块步行到大队上班。

    正是秋收秋种的季节，付晓霞回到农村以后，第一次有了秋收秋种的感觉。她的收获，是为遇到文建国这样的知青而产生的喜悦，她同时也产生了与文建国发展关系的希望，那是她第一次播下爱情的种子。望着田野里一派丰收繁忙的风光，她自言自语地说，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她舒展双臂，向上，也向两侧极力地扩展，似乎要拥抱这美好的大自然。

    文建国没有理会她的一语双关，他心不在焉，说不清他是全神贯注地欣赏田原风光呢，还是早已心猿意马，眼睛里只有异性的娇媚了。

    不可否认，经常有付晓霞这么个热情似火的女生（且各方面条件都不差，政治条件尤其强），与自己亲密接触，说不动心，那是不可理喻的。

    他昨天晚上帮付晓霞整理饭桌打下手，一个眼神，一个肢体语言，两人的配合竟然十分地默契，顺便还将宿舍清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付晓霞在干活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唠叨，说你们这些个男生就是懒，懒得成精了，宿舍都成狗窝了。等等。

    文建国只是一边听她唠叨，一边傻笑，还有点不自然。金光辉、小丁子其实根本没有睡着。金光辉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小丁子则呆呆地一脸的坏笑。郝为民也早就醒了，也冲着他和付晓霞傻笑。

    此刻回味，文建国满是幸福的感觉。他看看付晓霞，发现她正瞅着自己呢，赶紧转移了目光，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天凉好个秋”。不错，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季节也正对路子。

    进入大队部的地界，到了应该分手的岔路口，两人竟然都有了这路走得好快的感觉。付晓霞认为应该让建国先走，我是地主；文建国认为应该让付晓霞先走，我是男生。

    “好吧，我先走。磨磨蹭蹭的，我成全你这个大男人。”付晓霞笑嘻嘻地边说边就转身走了。望着付晓霞离开的背影，文建国深沉地呼出一口气，好像到了可以放松一下神经的时候了。

    刚才一路上，心情是愉悦的，但也有点小紧张。主观上他也是想放松的，可实际上他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从付晓霞将代课老师的岗位让给自己，即可视为知己，是异性知己。少女怀春，少男钟情。

    文建国问自己，准备好了吗？他两眼茫然，呆呆地直视着远处付晓霞的背影。

    付晓霞突然回过头来，向他挥手。幸亏离得远，看不清楚自己的面部表情，文建国下意识地挥挥手，感觉自己失态了，赶紧走起来。

    唐朝白居易《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一句，不仅仅是描写了诗人和歌女个人的不幸遭遇和幽愁暗恨，而是概括了人世间所有命运坎坷多舛的人，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心声，因而成为千古绝唱。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失去妈妈的李子媛（一岁多）每天哭喊着找妈妈，见到亚男就往她怀里钻。亚男只有陪着她掉泪。再望望李一鸣，一个大男人家几乎已经是一个小老头，头发苍白，腰弯背驼，萎靡不振。

    尤亚男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下去，其实她在想，自己的生活怎么继续？想到伤心之处，眼泪就控制不了了，一个劲地往下掉。李一鸣见她这个样子，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是个男人，反过来又安慰她。

    大队的代课教师，尤亚男是坚决不干了。李一鸣问她为什么，她没有说任何理由，说不去就不去了。再问，她竟然斩钉截铁地骂了一句粗话，“去他妈的巴子！谁爱去，谁去！”李一鸣就不好再问了。

    尤亚男白天带子媛玩，晚上哄着她睡，讲故事给她听，等她睡着了，才回到自己屋里。半夜里常常又被子媛哭闹得不忍心，她就又过去。小子媛一见到她就破涕为笑，就要她抱，然后就在她的安抚下，躺在她的怀里，平静地入睡了。

    这一来二去，尤亚男提出干脆让子媛跟着自己睡吧，免得天天夜晚来回折腾。李一鸣没有明确表态。

    双方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责任，有麻烦，有亲情，还有……。还有什么呢？李一鸣没有多想，尤亚男也没有多想。用当时流行的最高指示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还有什么需要多说什么么？

    日子在艰难却又平静的时光里一天天捱着。

    三个人在一个锅里吃饭，子媛一口一个干妈，她每叫一声，亚男必应声而答，生怕冷落了没娘的孩子。子媛见干妈回答得快，回答得亲切，有时会故意连叫三声干妈，干妈也是接连答应三声，子媛就咯咯地欢笑。

    一时间，李家大院里又有了欢声笑语。小孩子记性短，个把月下来，子媛已经难得提起妈妈了。她已经习惯白天黑夜都跟着干妈了。

    袁方是无法回避的话题，这个话题虽然令人伤感酸楚，可尤亚男希望多了解一点，算起来袁方也是知青的前辈了。办完丧事，李一鸣家徒四壁。袁方勤俭持家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话头是从袁方的父母谈起的。袁方不幸离世，她的父母没有出面，那是一对行走已经极为困难的老年夫妇，父亲“老右”的帽子还戴着，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身份开除了公职，而且当年他们没有同意女儿与李一鸣的婚事。只有袁方的大哥来了，代表全家来送她最后一程。

    李一鸣还讲了他和袁方的恩爱。在讲述的过程中，李一鸣的情绪得以好转，或平静或高兴，但总的来说，还是被幸福环绕着。他幸福往事的叙述，一旦停顿了下来，仿佛又回到了现实，面对袁方已经不在了的现实，又不得不唉声叹气。

    李一鸣拿出袁方平时经常翻阅的几本书，说袁方很满意当代课老师的职业。不说人民教师崇高的历史使命的大道理，起码对子媛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她的愿望就是培养子媛好好读书，将来正经八百地读个师范，当一名有编制的人民教师，吃皇粮，不要像我们这样不“师”不“农”的。尤亚男也认为当老师蛮好，可是她现在不能表示认同，只是笑笑，是苦笑。

    李一鸣打开一包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包裹，说这是袁方留给女儿唯一的遗产了。一本杨沫的《青春之歌》，一本《陶行知的故事》，一本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和一本由李一呜与袁方合作的《<教育诗>精彩片断摘抄》，还有一张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海报。

    太可惜了，三本书，尤亚男只读过《青春之歌》，如果自己还在教师岗位上，就可以把三本书和摘抄一起借用了。也许是联想到了自己，尤亚男一阵恶心，有了要呕吐的感觉。她努力下咽，狠狠地抑制住喉咙里有东西向上冒的感觉。

    大概是三天前开始的，早晨起床的时候，她四肢乏力，稍不留神就头晕。小子媛自从跟着她睡觉以后，乖巧得很，每天夜里把一次尿尿，并不需要她多烦多少神。偶尔尤亚男做恶梦，惊醒之后，看看惹人心痛的子媛，将她搂进怀里也就重新入睡了。她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异常。

    又是一个星期下来了，三个人正在吃晚饭，尤亚男看到刚刚学会自己吃饭的子媛一边吃饭，一边顽皮。爸爸管她，她就扮鬼脸，还拿着调羹四处指指戳戳的，稀饭的汤水撒得到处都是。

    这要在平时，尤亚男会故意唬个脸，再放下自己的碗筷，喂她两口，也就过去了。今天，肯定有哪根神经搭错了，她突然就把刚刚端上手的饭碗往桌子上一笃，碗里的稀饭汤水四溢。她的火气才刚刚发出，子媛已经吓得哇哇大哭了。孩子没有见过这阵势。

    尤亚男却是一阵痉挛，胃酸上涌，她赶紧三步并两步跑了出去，不停地干呕，却没有什么食物出来。

    尤亚男蹲在外面，冷汗直冒，胃里还有东西不停地往上泛。

    子媛跑出来，抱着亚男哭着说，妈妈，你不要走。妈妈，不要走。李一鸣跟在后面也出来了。

    尤亚男转身一把抱住子媛，紧紧搂在怀里，轻轻地在她头上抚摸着，说，子媛，你不错，是妈妈不好。是妈妈不舒服，你原谅妈妈。

    她抬头看看李一鸣，突然意识到情急之下，怎么子媛改口了，我也改口了？她的脸上腾起了红云，心里胃里也舒坦了些许。

    李一鸣则是满脸的疑惑，最近已经多次发现尤亚男生理现象的异常。他大着胆子摸了摸尤亚男的额头，并不发烧，心里却更加沉重起来。如此一来，她不是有大毛病，就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都不敢想象后果，那都是要人命的后果。

    尤亚男额头被李一鸣一摸，感觉到他手上的温暖，生理上的不适好像又减轻了许多。她抱起子媛，亲热地说，子媛乖，我们回去吃饭吧。

    这个晚上子媛格外地听话，处处讨好巴结亚男。

    亚男好笑，这么大的小不点，也懂人情世故呢。

    后来几天，尤亚男注意回避李一鸣了。她无法解释自己的身体状态，情况不妙则是肯定的。她想到医院看看，可是看了又怎样？要钱没钱，子媛还没人看管。

    尤亚男的症状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李一鸣不放心，他认为自己目前是亚男的唯一亲人，必须为她负责。他让尤亚男必须上医院，否则子媛不让她带了。

    尤亚男到公社医院一检查，结果很明确。医生第一句话是问，结婚多少时间啦？没有等到尤亚男回答（幸亏她还没有回答），第二句话就是恭喜你做妈妈了。第一句让她很为难，第二句于她无疑就是晴天霹雳了。

    那天晚上她不知道是怎么回到李家大院的。她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不晓得路在何方。

    恍恍惚惚之中，她居然重新走了一遍原来在大队完小下班走的那条山路。在大菩萨山头，在土地庙前，在小菩萨山头，她都逗留了好长时间。

    两个月之前，是的，就是在这里，天也是这样的黑——那风雨声又在耳边响起——后来风停了，雨也停，就是满天的繁星，就是繁星满天。她说不清楚，今天为什么要重走这条路，今天同样是满天繁星，繁星满天。那天自己为什么要回李家大院呢？

    李一鸣抱着已经睡熟了的子媛坐在大门里口。天黑以后，子媛一直哭哭啼啼地要妈妈，不肯吃晚饭，刚才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大门留了一条缝，李一鸣竖着耳朵留心门外的动静。他自己也没有吃晚饭，他想到尤亚男今天赶路辛苦，还特地为她做了一道大葱炒鸡蛋，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毛病。她到现在也不回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还是查出了什么大毛病？

    终于，有脚步声由远而近，他憋住气息，听到脚步声已经到了大门口，是她，是他熟悉的脚步声，再仔细听听，却忽然没有了。

    李一鸣起身贴近大门听听，人的气息声似有似无。他有点紧张，将子媛抱抱紧，悄悄地拉开大门，门轴还是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响，一个坐在台阶上的女人微微转动着身子，正是尤亚男。她连站起来的气力都没有了。

    李一鸣一手抱着子媛，一手托着李亚男进了屋。亚男看到桌子上的饭菜一筷子也没有动，好一阵子感动，储存了半天的眼泪终于倾泄而出。她不敢哭出声音，只是抽泣呜咽。

    李一鸣先是不停地走动，后来就默默地坐在尤亚男旁边，他束手无策。

    打破这一无比痛苦而又沉重局面的是小子媛，刚才爸爸把她放下的时候，她就醒了。她不声不响地爬下床，走到亚男身边，用她一双稚嫩的小手替亚男擦泪水，还抱上亚男的脖子耳语，妈妈，不哭。妈妈，不哭。“好孩子，是不哭的。”

    尤亚男果真不哭了。小子媛用手拖亚男，妈妈，我饿了。亚男露出一丝苦笑。只顾自己，不顾他父女俩了。她歉意地向李一鸣点点头。三个人吃饭，子媛特别的乖巧，吃得很快很香，但李一鸣和尤亚男却食之无味。听得到碗筷的声响，却没有饭菜下咽。

    等到尤亚男把子媛哄着睡着了，尤亚男才掏出医生的诊断书直接递给李一鸣了。她不说一句话。

    她没有退路。在路上，她已经想好了，是打是杀，听天由命。反正今天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何去何从，全在面前这个“老男人”身上。通过这大半年的相处，她认定一鸣是个好人。当然好人并不代表能够容忍人世间的一切，包括耻辱。她紧紧地盯着一鸣的神色动态。那一纸诊断书就是自己的“犯罪事实”，等着他代表法院的判决。可她无法从李一鸣的表情上认定他的是非可否。

    李一鸣表面上很平静，好像一切均在意料之中，他早就看出你尤亚男有了难言之隐。从袁方去世的那天，你回来那么迟，那样的失魂落魄，以及后来你身体上的反应。只是我一个大男人不好问，不好说而已。也许他脸庞上坑坑洼洼的皱褶早已被人世间的苦楚委屈凄惨忧愁填满，任何突然的不幸的变故，于他说来，仅仅是在脸庞上又多了一道皱褶而已。不就是皱褶吗，多一道，少一道，已经没有了区别。走在坎坷的山路上难道还怕道路崎岖吗？

    其实李一鸣内心的斗争已经相当激烈。这是明摆着的，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谜，是一个与他来说永远不能打听的谜。只要自己在态度上有丝毫的厌恶，其结果可能是自己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比那孩子父亲的罪恶还要大。如果自己能够接纳尤亚男，就必须一并接纳她肚子里的孩子，自己有那种心胸胸怀吗，一旦愿意接纳了，就必须义无反顾，永不反悔，而且多问一句也是多余，他没有问的权利。

    双方都在沉默，甚至双方都不敢直视对方。

    尤亚男生怕发现对方眼神里可能产生出的厌恶和嫌弃；李一鸣害怕对方眼神里的绝望和无助。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

    突然，李一鸣抛开了医生的诊断书，站了起来，他一个跨步径直扑向尤亚男，紧紧地抱着她。

    “同是天涯沦落人。”

    “嫁给我吧？”

    “嫁给我！”

    李一鸣的三句话，在尤亚男听来，句句凄苦、铿锵，却又句句充满着激情和柔情。第一句是理由；第二句是求婚；第三句是一个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任的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祈使、感叹，抑或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情的总爆发。

    尤亚男在被李一鸣抱上的那一刻起，知道自己得救了。

    有了李一鸣的表态，她宽心了许多，心情冷静下来了，随之又沸腾起来了。刚才在路上她已经考虑了无数遍，一鸣收留，就此合伙过下去；一鸣如果有一丝丝嫌弃厌恶，或者就是有一丁点儿迟疑暧昧，她就一走了之。至于是死，是回江州，还是到哪儿？再说。反正这儿是不能蹲了，与你李一鸣没有丝毫关系。小子媛，我当然也顾不了了。

    李一鸣说：“子媛要有妈妈，你肚子里的孩子要有爸爸。”

    他把亚男的双臂推开了一些距离，双眼直视尤亚男。他说的话，是一种承诺，是一种誓言，现在需要尤亚男的回应。

    尤亚男想把来龙去脉说给一鸣听。李一鸣说，不要讲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永远不要讲！我们开始新的生活。可能要承受来之外界的舆论压力，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过自己的日子，将两个孩子培养成人，也不枉到这个世界走了一遭。

    这时候的亚男沉浸在幸福之中，这个并不中看的老男人这么有情有义，一瞬间解决了自己的所有后顾之忧，甚至就是把自己从死亡的边缘上拖了回来，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全听你的就是了。

    这个夜里，两人极尽温存缠绵，暂时忘掉了人世间的一切屈辱和忧愁。

    早晨子媛醒来，看到是在自家的床上，她的第一反应，是哭叫着要妈妈。亚男一把抱过来，不停地亲吻，一边亲吻，一边说，妈妈在，妈妈在。

    “什么时候妈妈叫得这么顺溜了？”一鸣兴奋得将他俩一起拥入怀中，放声抒情，“这难道是天意啊！”

    李一鸣下床首先刮胡子，新生活就得有新生活的样子不是？亚男看到，干脆拿出剪刀，在一鸣的指导下，把他又长又乱的头发整理了一番，再看看，大样子也还不丑，情人眼里出西施呢。袁方去世以后，一鸣的头发和胡子一直没有动过。

    亚男一不做，二不休，让一鸣从里到外换上一身干净衣裤，把最好的，平时不舍得穿的拿出来穿。

    一鸣唯唯是诺，翻箱倒柜，还真的翻出当年和袁方结婚穿的衣服。袁方穿过的大红外套也翻了出来，睹物思人，不免又是一阵长嘘短叹，神色黯然。

    亚男看他手里托着一件大红的衣服，心里自然联想到了袁姐，她走过去，伏在一鸣的肩头，善解人意地说，袁姐的东西能不动的就不要动，留个念想。等子媛长大了，该告诉她的，还得告诉她。

    一鸣心下释然，一把揽过亚男，又是一阵亲热。这一幕正巧被子媛撞见，她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妈妈，羞。亚男赶紧抱过子媛，三个人好一阵子相拥相吻。

    经过一番打扮，一鸣自觉光鲜了许多，精气神指数上升了不少。他外出上班，脚下生风，惊得院子里的鸡们鹅们鸭们乱跳乱飞乱叫。

    子媛跳出去一阵吆喝，和鸡鹅鸭们闹成了一片。一鸣又回转身给了子媛一个热情拥抱和亲吻，再望亚男笑笑，心满意足。

    一鸣一出门，亚男先杀了一只老母鸡炖上，再将家里来了一个底朝天式的卫生打扫，还特地将昨天夜里坐过的台阶用清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好像要把过去的污浊，过去的晦气一扫而光。

    中午一鸣回来，屋里屋外像他今天这个人一样光鲜光鲜的，子媛也被重新打扮了一番，还没有留长的黄毛上多了一枚红色的蝴蝶结，忽闪忽闪的，充满了动感。屋子里弥漫着鸡汤的香味，桌子上已经炒好了三个新鲜蔬菜。一鸣感叹：“女人家，女人家，有了女人就有家。有家的感觉真好！”

    亚男的心情也好得很，说：“你下午还有课，晚上我再给你搞点小酒。”

    “知我者，娘子也。小生这厢有礼了。”一鸣高声唱道，他搛起一条鸡腿先给了亚男，再搛起一条给子媛。

    被人疼的感觉，早已在亚男的记忆中迷糊。她想不起来，吃鸡腿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以前在家里，偶尔炖个鸡子，那鸡腿肯定是她弟弟的，两条腿都是他的。她的两眼已经红了，她在鸡腿上撕下一小块，再搛回头给了一鸣。

    一鸣问她是不是哪里又不舒服了。

    “没有。我不喜欢吃鸡腿。”亚男答道。

    这里该用老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二年六月，亚男在公社卫生院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带把子的。亚男既悲又喜，刚刚接过护士递给她的孩子，先在他的屁股上狠狠地甩了两个巴掌。孩子大哭，她也大哭。母子俩从此在哭声中血肉相连了。

    在卫生院的三天，她时时刻刻注意观察一鸣的反应，还好，没有任何一点叫人不放心的地方。

    孩子快满月的一天，亚男让一鸣给孩子起名。一鸣翻了半天《新华字典》，还就是想不出合适的名字（心里堵得慌），“还是你给起吧？”他和亚男说。

    亚男也不想为难一鸣，但她似乎有所意识。看看这个小孽种，爱恨交加，酸楚异常。到今天了，她才突然反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生下这个小孽种？她气得一时性起，又一次甩了孩子两个屁股。

    孩子的哭声异常响亮，哭得李家大院惊天动地。

    这一哭仿佛把亚男从痛苦的自责之中惊醒。孩子已经来了，他懂什么，他是一条生命，是从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呢！

    一鸣急忙抱过孩子哄着，他有点嗔怪亚男，也似乎有了点自责。他知道在自己的思想深处，或者是说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还残存着一种传统的“心结”，如果刚才自己把名字起好了，亚男满意了，不就没有了亚男的恼怒？

    他望望亚男，生怕被她发现了自己的卑微。为了打破僵局，他半似玩笑，半似认真地说，我看这样吧，第一个字呢，自然就是李一鸣的李了，这个天经地义；第二个字，就是尤亚男的尤了。顺着念是“理由”，倒着念是“有理”。当然，也可以有第三个字，劳您的大驾，第三个字你来吧。他故意说得很轻松，似乎是想以此证明自己的坦然。

    亚男记得那天晚上的月亮还没有上来，天空黢黑黢黑的，有着满天的星星。亚男仿佛回到了那个场景，虽然那是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夜晚，可那样的场景，亚男又怎能忘怀？

    叫李尤星。月亮星星的星。她征求一鸣的意见。

    无须解释，一鸣立马同意。你喜欢什么，都是我欢喜的。我姓李的不是太阳，不是月亮，但还是一颗星星。有的星体是自身发光的，而月亮则是仅仅能够反射太阳的光。李家的人犹如天上的星星。嗯，这个名字很好啊！

    那还是叫李尤吧。亚男又反复过来，你起的名字也很好，简洁，响亮。而且正说，反说，都有理。那么小名就叫“星星”吧？

    她总之是忘不了了那满天的星星。那天晚上的星星给她留下的印象太太深刻了，没齿难忘。

    李一鸣没有留心尤亚男为什么非得给孩子起名“星星”？大名上不放，放在小名上，总之是有一个“星”字。

    既然亚男说了，自己没有不同意的。星星就星星吧，有的星星是自身发光的，比月亮还强呢。

    “秋后算账”是“文革”常用语，因为有成语“秋后问斩”的关联，所以它的出现，面目狰狞，暗藏玄机，并被人们常常用来告诫、警告、威胁他人，好自为之，否则会在“秋后”被“算账”。是否被“问斩”呢？得看看表现再说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4．23”事件一周年两个月后的一天，江州军管会和地区革委会联合举办了一期为期一个月的“浮玉山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红司”和“联指”两派的头头悉数参加，一个不落。为什么办班地点选择在浮玉山？说法不一。

    有人说，环境幽雅清净，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疗养；有人说，江中孤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方便闭门思过；还有人说，基本上等于软禁了，渡口一扎，谁也跑不了（除非有水性）。江州人一时议论纷纷，用一句可以概括的话来说，恐怕就是凶多吉少，“秋后算账”开始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多数老百姓只相信因果报应，“文革”整整三年了，回头看看，这派那派问题都不大，关键的是有没有做坏事。人说，“心不偷，凉飕飕。”“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仲夏的浮玉山景色宜人，可没有人有唱和“风景这边独好”的雅兴，即使有人已经在新生的红色政权中有了一席之地，也不敢有丝毫麻痹。估计那辰光所有参加学习班的人，个个都是惴惴不安地面对伤痕斑斑的菩萨诚惶诚恐地暗暗祈祷，保佑平安无事。以后我若能再来，一定一定给您烧高香，拜托拜托了！

    天气似乎与“学习班”有约，报到的当天即进入梅雨季节，江州的梅雨季节与“学习班”几乎同步，相持了一个月。那年的梅雨的特征也特别明显，梅雨下得也特别特别的大。

    浮玉山可能是因为在长江中心的缘故，那雨下得不见“随风潜入夜”的柔媚，有的只是暴风骤雨式的张狂。烟雾寥廓，湿润乾坤。让人时时刻刻地感到烦躁和不安，“学习班”的学员心情尤其不佳，度日如年，每天的感觉，都似暴雨来临之前的烦闷。

    据江州气象台的记载，那年的梅雨季节，是江州有天气记录以来梅雨特点最为典型的一个年份。天空大地房屋物品都是湿的，人整个儿也是湿的。偶尔天空放晴，那阳光也还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头上有烈日煎烤，脚下有热气蒸发，似乎生活在蒸笼里。这就是最让人难以承受（后来的人们所说）的“桑拿天”。

    参加学习班的人，原本就情绪低落烦躁，随着学习班各种活动深入展开，人的心情，也随之越发发霉了。

    “学习班”的开班仪式在大雄宝殿进行，全体学员每人一个小马扎，“红司”和“联指”两派人马一左一右，界限分明。中间是一条过道。

    以前双方相见万分眼红，如今大多已经知道，再继续闹下去，那是自讨没趣，都没有好下场。双方见面虽然有点别扭，但已经能够平静地注目对方，一旦发现对方的眼神有示好的可能，立马抢占主动，先表示友好，生怕让对方抓住了不是。特别是心中有鬼的人，恨不能当场消除隔阂，握手言欢，可谁也拉不下面子，生怕主动示弱了，又被对方瞧不起，或者说你心虚什么。所以往往是瞅准了时机，几乎是同时，打上了招呼。地位平等，没有敌我，没有先后。

    但是三年形成的派性，是不可能在一个学习班上就完全相互抵消得了的，“文革”也还远远没有达到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地步——后来仍然陆续地有运动中的运动不断地运动，就是明证。

    会场门口竖立着标语牌，与他们人手一份的材料袋封面上的最高指示一模一样：“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显然“反动的东西”，不是他，就是我；或者今天是他，明天是我；或者今天是我，明天是他；或者既有他，也有我。否则的话，就不会营造这样的舆论氛围。哪一次的运动，哪一次的动作不是宣传开道，舆论先行？

    同志们早已司空见惯，心里有数，但又无不心存侥幸，希望“反动的东西”是他，不是我；希望只有他的今天，根本不会有我的明天。

    葛延生早就听到传闻，华剑进入“学习班”，是有得进，不得出。这促使她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俩夫妻关系何去何从了。因为他俩原本就只有夫妻其名，没有夫妻之实。

    葛延生不是小人，她并不想验证“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那句老话，而是他俩一开始就没有夫妻缘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葛延生真的不得不慎重考虑她和华剑的夫妻关系了。

    结婚快一年了，没有同房，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早已没有了情趣和性趣，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葛延生已经从文建国那里听说了关于廖进军的一切，特别是廖进军曾经回江州与她想见，又没有见，在“红司”司令部门前，候了三个中午只为了看她一眼的那一幕，让她感动无比，同情理解了廖进军。没有弄清原委，就把自己给嫁了，她真的后悔自己当初太草率，也太任性。但如果不同意嫁给华剑，父亲能否得到解放？她就说不清楚了。

    华剑在浮玉山的日子一开始就不好过。大家一律以同志相称，不管原来的职务高低，待遇优劣，统统过上半军事化的生活，统一作息时间，吃饭排队，开会排队进入会场，班务活动也得按指令行事，班长不让坐，谁也不敢坐。班长都是部队派来的现役军官。学员在班长面前没有哪个不是毕恭毕敬的。

    艰苦的生活对华剑来说倒也无所谓，自小过着苦日子过来的，只是思想上的苦闷难以排解。“红司”的一把手，“红司”的所作所为都是自己的责任，别的尚且不谈，仅仅是“4．23”，一场武斗死者数人，就够自己喝一壶的了。

    还有葛延生，华剑想到她，只有苦恼人的笑。表面风光，“红司”司令，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娶的同样是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过江老干部的女儿，地区曾经的“一号公主”。他也曾经归咎于军管会薛主任的忽悠，但说到底还是自己虚荣心作祟。他认为自己理想的生活伴侣应该是小家碧玉，而非大家闺秀。

    葛延生的父亲葛副主任，估计华剑难逃法网，在得到延生默许之后，为他们悄悄地办理了离婚手续。葛延生也远走高飞，以未婚青年的身份被送到部队，而且与廖进军同一部队。当然她没有下到连队，而是被放在了师部机关，从事一般文员工作。

    葛延生通过父亲将离婚的事情告知了华剑，其他的所有的一切，华剑都不知道，他也不问。好像他早已知道，离婚是迟早的事。其他与婚姻相关的一切，压根儿与自己无关。

    华剑很快就失去了普通学员的资格，被列为“浮玉山学习班”重点批斗对象，宿舍由通铺换成了套间。套间不是让人享受清福的，而是限制其人生自由。

    华剑住内间，外间有两名看管人员日夜值班。看守人员由“联指”的普通战士担任，对华剑来说，全是生脸孔，想套个近乎还得看脸色。

    学习班结束以后有人说，住套间了，就意味着快离开浮玉山了，但离开浮玉山之前必须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离开浮玉山不是回家，而是径直走进江州看守所，然后就等着进监狱吧。

    葛延生到部队自然也受到蔡师长的亲自接待，而且还告诉她廖进军也在这里，以后有机会安排你们见见面。蔡师长显然不知道廖、葛两家的恩怨，更不知道廖进军和葛延生之前的瓜葛。他甚至还问延生，你和进军关系怎么样了，等明年让进军提了干，你们就在我这里把喜事办了，也不要回去了，跟着我蔡某人干，肯定是不愁前途的。到时候也都弄个团长、政委的干干。我也算对得起廖团长和葛政委了——蔡师长自作多情，他不知道扣留廖进军的信件，留下了多少后遗症。

    葛延生听了哭笑不得，又不想解释，只是红着脸打着哈哈。她理解蔡师长的作派，跟廖司令差不多，大老粗出身。

    蔡师长也只以为姑娘家脸皮薄，不好意思，就不再细问。

    华剑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第一次被批斗，他还是有点受不了。

    一进会场，他就坐上了喷气式飞机，被押上了主席台。会场里响起了口号声，此起彼伏。一连三天，每天上、下午各一场批斗会，批斗会上有不同的人批判发言，有“红司”的，也有“联指”的；有大头头，也有小头头。每换一个人发言，口号照样呼喊一通。

    “打倒华剑！”“华剑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你不打，他就不倒！”“誓把江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口号的呼号，对华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他对口号声音的大小已经没有了感觉。对批斗会的套路，华剑反正是耳熟能详，以前自己怎么玩别人的，今天自己就被别人怎么玩，一报还一报，天经地义。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华剑被冤枉了，他向来不主张侵犯人权，污辱人格。当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我（之）者昌，逆我（之）者亡的时候，他“红司”一号人物，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也根本无法调控，或者说，他没有能力没有胆量去调控。

    以前自己坐主席台，主席台越坐越大，越坐越豪华，台下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原先上主席台是坐着的，有茶喝，最大的场合受万人礼拜。现在是被罚站在主席台上，有时连“站台”的资格也没有了，他被罚站在主席台下的一张小长条凳子上，稍不注意就有被倾覆的危险，搞得他紧张兮兮，心惊胆战的。相比较而言，华剑更愿意坐飞机。

    那次廖进军回到江州以后，他的父亲借尸还魂，又活了过来。用进军转述他爸爸讲的大概情节是，自己走在黄泉路上，黄泉地府眼看在即，却被突然出现的进军他亲娘，当头棒喝：进军没有成家立业，你来何干？见他站在那儿发愣，又对他的胸口猛击一掌，老头子口吐半痰盂浓痰和污血，顿时醒了过来，要喝茅台。

    父亲讲得形象逼真，不由得进军不信。起码的，最最起码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说的一切，也是为了自己好，他怕他说话没用，就用我亲娘来说话。

    进军颇有愧色，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得对得起自己的亲娘啊！他见老头子已无大碍，就早早归队，先到师部找到蔡师长，贡上家乡的土特产，再请师长与父亲通话，然后到师部邮政所领取了没有发出的信件回到连队。

    当天晚上他把写给葛延生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竟抓着信睡着了。第二天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烧掉，虽然没有林妹妹焚稿时的悲情及绝望，但也让人看到了一个男子汉的痛苦和沉重。他最后也就是归纳了一句话：阴差阳错。从此不再想延生。

    华剑被批斗的时候，一般是在台上站定以后，一有口号声喊起来，他的喷气式飞机就被压低了机头，似乎要向下俯冲；随着口号声的暂停，他又会被慢慢被拉起了机头，但这个机头仍然不得与台下的观众平视，如是反复。一开始他还想反抗，后来发现越是反抗，那机头被压得越低。他学乖了，配合默契，有节奏地在云海里沉浮穿行。该上的时候，上；该下的时候，下。

    有时他干脆闭上眼睛，偷得片刻的闲暇，随着惯性，随着操纵者手臂上的力道大小，悉听尊便就是了。显然，那两个操纵机头的人也并不愿意长时间地向下压，长时间地同一种姿势着力，他们的臂力也吃不消。何况他们本人与华司令并无深仇大恨，甚至连过节也没有，那又何必呢。

    葛延生到部队当天晚上即给廖进军写了一封信。说实话，这封信延生写得极其艰难，几易其稿。先是在要不要主动写信上纠结，再在怎么写上推敲。蜀道之难，一条蜀道大诗人已经把它夸张到难于上青天的地步，可它毕竟看得见摸得着。哪儿难，就解决哪儿。

    “花易谢,雾易失,梦易逝,云易散。物尤如此,情何以堪?” 延生之与进军，一个情字，又怎生了得？问世间情为何物？一个“情”字，看不见摸不着，要想把握驾驭得心应手，才真正是难于上青天呢！

    每每想到进军身穿便服，头戴草帽站在“红司”门口的路边上的那副窘态，她就觉得是自己对不起进军了，他一个虎虎生威的男子汉沦陷到如此地步，真正是委屈他了。

    进军收到延生的信，悲喜交集。延生的信回不回，回，又怎么回呢？他内心正在趋向平静的涟漪又被激发起波澜，且一浪高过一浪。

    被批斗的那一段日子里，华剑回到宿舍以后还有三大任务，其一是写出当天接受批斗的心得体会；其二是继续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第三是抄写背诵毛主席著作。按华剑以后的说法，读点毛选，多少还是有收获的，总比那些无休无止的检查让人舒服。

    比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比如，《别了，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比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主席的书的确是好书，读着读着，就让人荡气回肠。当然不可用“三天不吃饭可以，三天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那样的夸张来比喻。说这番话的人，不是没有脑袋，就是偷奸耍滑——可正是这种“广州雪花大如席”的夸张，曾经红极一时。几十年过去了，人们仍然还在讥笑讽刺。

    说它是笑话吧，可在当时没有人笑，起码是没有人公开地笑。人人都是过来之人，你当时没有笑，你现在好意思笑么？

    当时暗自笑话的人，如今可以理直气壮地放声大笑。笑发明创造者，笑鹦鹉学舌者，笑一切可笑的人和事。可也只是笑笑而已，事过境迁，当时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因此而改变了人生航程的也大有人在。

    政治领袖的书，还是要读的，自觉地读也可以，劝告别人读也可以，只是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刻意地张扬就好。

    如果说，在遭受批斗的时候，华剑心情不满，颇有抵触对抗情绪的话，那么现在静下心来，读读伟大领袖的书，起码也可以心平气和了些，怨气少了些，对别人的过火行动多了些理解。自己在运动初期不也是高举“红宝书”这样造反的吗？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葛延生给进军的信主要是表示歉意，她这是高姿态，当然她也不愿意大包大揽，只是表示遗憾，如果能一切从头重来，大包大揽也不是不可以。退而求其次，双方消除误会，还像上高中时那样相处，心中相互有一个他（她），就阿弥陀佛了。

    她这是表面上表达的礼节，在内心深处，她还有话要说。我和华剑又没有真正成为夫妻！切！有什么了不起的。责任不在我。要怪只怪你那霸道父亲廖司令，人老糊涂了，还想做法海？也不看看如今是什么朝代了？但她知道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我应该先承认了自己的不是才对。

    廖进军接到信以后，心里有一团乱麻，那线头短缩缩的，没有一根拉得长，没有一根捋得顺。他本来已经逐渐平静下来的心境又开始躁动，但平心而论，痛苦大于兴奋。她结婚了，她又离婚了？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我自己又想要干什么？不知道。

    第六场批斗会，即华剑在浮玉山上的最后一场批斗会，他没有能坚持到底。那天进入会场前，他被一场雷阵雨浇得叫一个“恰到好处”。此话怎讲？在他被押进会场的路上，那场雨下得不大不小，把他的衣裤刚刚淋湿——却又没有达到说是从水里捞出来的那种模样。一经电扇不停地吹刮，寒气附身，浸入筋骨，只一会儿功夫，他就开始焐寒，发烧，其实是心力交瘁的总爆发了。

    两个反架着他胳膊的人，见他一个劲地下沉，这才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本来这是最后一场对华剑的批斗，明天就切换主题，调换批斗对象了。面对如此状况，组织者生怕弄出人命来，只得草草收场。

    进军当天没有回信，第二天也没有回信，他真的什么也写不出来。那写在纸上的狗屁东西，写了再好也没用。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第三天，他厚着脸皮跟连长要了电话，几经周折，对方也才终于找到了刚来没几天，名字叫葛延生的女兵。

    葛延生一听到是进军的声音，立马呜咽。她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是什么人，只是一个劲儿地淌眼泪，这酝酿了一年多的眼泪，终于有了决口，可以一泻千里了。说到底，葛延生还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小女子。她像是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抽泣不止，也像是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终于盼来了亲人解放军。

    进军这边只得耐心等待，他也没有多话，算算时间，三天以后是星期天。“三天以后，我到师部找你！好，挂了，我先挂了噢。”进军说得很慢，还不停地喘着粗气。

    整个接听电话的过程，延生没有讲一句话，只是蚊子叫似的哼了两声，多数时间她好像在享受进军磁性充沛的男中音对她全身心的抚摸，就连他的喘气声，也似抚摸之后带来的温馨和甜蜜，极富诱惑力，极具杀伤力。没有办法，纵然她有千言万语，她也说不出来。但进军的约定，她听清了，记住了。

    进军放下电话唏嘘不已，心想，这女人到底就是女人。不要看你表面上的神气劲儿，原来也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呢。这明儿见了面，非得调侃调侃你不可，看你还凶不凶？

    等到进军三天后真的见到延生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发过的狠。他对延生只有一味的爱，只有来不及的爱。

    我的一男一女两位知己，终于在仲秋的北国完成了互为男人和女人的伟大使命。故事是他们后来亲自告诉我的，说是“第一次见面”，就“合二为一”了。当然，为了使之更像小说，我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程度的铺垫、润饰和渲染，也许可能在故事情节上弥补了他们做了，而没有说出来的缺失。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三天以后的星期天，东北，仲秋的早晨已经寒气逼人，廖进军裹着棉大衣，独自熟练地驾着驴骡车赶往师部。

    那天放下电话，进军就买通了连长，请他同意自己一天半的假期，邬连长说正好，整点本地的农产品顺便送给老首长，都是连队自产自销的，不花钱。于是皆大欢喜，进军算是出公差，时间上也多了半天。

    这趟到师部，进军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郁闷？去干什么？一路上，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忧愁；一会儿亢奋，一会儿懈怠。那头驴骡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一会儿疾步如飞，一会儿不紧不慢地三摇两晃。反正轻车熟路，廖进军中途还眯了一小觉，四个小时后，他的“座驾”稳稳当当地赶到了师部营区大门口。

    葛延生已经在那儿晃荡了整整两个小时。这要是在过去，葛延生早就拂袖而去了，或者也得教训教训廖进军吧。可延生是今天的延生了，又是在军营大门口，两人都穿着军装呢。

    两人无语，都露出了苦恼人的讪笑，有点尴尬，有点矜持，有点抑制——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表现，符合两个青年男女一年多时间没有见面——进军回江州“偷窥”延生的不算，且发生诸多误会后的第一次约会所需要的情节安排。

    两个人中规中矩地拜见了蔡师长，蔡师长要安排午饭，安排晚饭。进军和延生都说，不要，不要。两人竟然是异口同声。蔡师长长长地噢了一声，理解，理解了。是不要，是不要。我这个老头子不识相。好吧好吧，你们自由活动，需要我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解散！

    两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生怕这个老头子过分热情，打扰了他们的二人世界。两个人说话，连叹气都是少有的一致，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俩互相看看，还又都红了脸。

    进军连忙岔开了话题，说我爸让我带点农产品……延生捣捣进军，意思是你说错了。好在蔡师长正忙着接听电话，没有注意。

    蔡师长说，正是你爸的电话，他说让我注意你这小子，不要让你骗吃骗喝的。他的身体已经基本复员了。我说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呵呵！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说什么。”进军放下连长叫送的农产品，和延生慌忙告辞，溜之大吉。

    出了军营的大门，快正午时分，秋日的阳光显得格外强烈，正像进军和延生此刻的心情，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欲望，表现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上。什么欲望呢，那是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青年男女内心深处的情感的自然表露。两人见面前各自都有一些什么考虑，现在已经不再重要，而且他们已经不再考虑什么，没有性子考虑，没有时间考虑。一切随缘，一切随性就好。

    葛延生背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什么，她不说，进军也不问，接过大包背着，挺沉的。问，到哪里？向前走！目标？正前方！这时的进军和延生仿佛恢复了元气，又回到了往日的时光，一言一语，简洁明了，挺逗人的。也许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正前方，崇山峻岭，山峦叠嶂。进军和延生离开了军营所在的小镇，离开了大道，直奔大山而去。两人手搀手，不时地对上一眼，充满着欣喜和惬意。

    快到半山腰的时候，延生停下脚步，指着一块平整的向阳山坡地说，就这里，休息，午餐。

    葛延生才来了几天啊，她把这里的地形地貌已经侦察清楚了，可见她是做足了功课的。

    进军点上一支烟，回头眺望：连成片的军营营房就在山脚下，一条公路蜿蜒逶迤伸向远方。瓦蓝瓦蓝的天空一碧如洗，阳光笼罩着大地，浑身晒得暖洋洋的。偶尔有排着齐整队伍的大雁向南飞去。

    四周的松树大小不一，高低不一，清风徐来，散发出阵阵松香味儿；不远处，有一湾山泉在流淌，流水声给寂静的山林平添上一丝生机。

    这里远离尘世喧嚣，如果我能和延生就此打住，整日里厮守在这里，所谓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谅也不过如此吧。

    延生从包里拿出一叠报纸，向他示意，可他没有反应。

    进军目不转睛地看着延生忙碌，可大脑还沉浸在遐想之中，建个冬暖夏凉的茅屋，养一大群孩子，呵呵……

    延生摇摇手上的报纸，哗哗地响，还喊了一声，喂，帮帮忙！找块平整的地方，吃饭！

    “先武装头脑再吃午饭？”进军这次清醒了，故意打岔说。

    “当然，吃饭前不了解一下国家大事，这饭不白吃了。”延生鼻涕顺势往嘴里淌，跟着调侃道：“饭前不读报，不知为谁吃饭，不知吃饭为谁。这饭吃了不白吃了？”

    两人哈哈大笑，为他们共同的默契和幽默。

    进军接过报纸，用他学会了不少的东北话一本正经地开始朗读：

    ——10月1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群众和来京代表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大家亲切招手。林副主席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廖进军同志，请严肃点。在你读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时候，态度要虔诚，要怀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真挚感情）。”延生的话没有说完，自己却笑得直不起腰来。

    延生学说的东北话一点也不像，进军说她江北驴子学马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