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深圳时代
作者:王顺健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
    这次来深圳,爸爸是第三次来,几乎被担架抬着进关的。这一次的父亲,只剩下鼻子还是健康的。

    他来深圳,是随我妈来给老三带孩子的,妈妈要带两个孩子,一个是刚出生的孩子;一个是将死去的孩子。后者就是爸爸,一个病入膏肓的老顽童。

    我突然对身边的妈妈冒一句,“看来,弟媳妇也没能给他平反昭雪。”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2
    记得他第一次来,是十年前,他跟我妈来带他们的大孙子。老家的亲戚、邻居站成一排送他们上火车,那么喜气、热闹。“李家的老大在深圳出息了!”,“李家有后了!”……祝福的话装了一车厢,到深圳才平静下来。那时,半身不遂的爸爸还能站在深南大道上,笑眯眯地看着深圳五花八门的小汽车。有时,围着高楼间七上八下的打桩机,走走停停。一半好身子拖着一半坏身子,侧着身子走在人行道,头侧向前方,身子对着马路,坏手圈着,两腿微弓,好象随时要表演一套太极拳。现在的深圳,车是死的,路堵死了,车子浆糊一样,东一堆西一堆,粘在路面;那时不,汽车是活的,轻盈的,一辆接一辆,沙沙地飞驰。吃饭时爸爸拖着步回到家,跟我们来两句俏皮话,他说,“那些小汽车跑起来沙沙响,就像往碗里撒白糖一样。”我们哄笑起来……

    问题出现在第二次。他和妈妈来深圳给我妹妹小静带孩子。一个人洗澡时,滑倒,摔断了坏身子那边的锁骨。医生不敢给他做手术,说让断骨自己长回去。结果两处断骨长错了位,皮肤隆起一个大包,左侧的身体像新衣服缩水似的,缩了一圈。他的腰杆再也站不直了。爸爸一直就有半夜起床锻炼的习惯,多年前,我在内地派出所工作的那阵子,夜巡的民兵总是看到一个老人侧着身一颠一颠、怪模怪样地小跑,在午夜时分空荡荡的路灯下。民兵们回来总当鬼话讲。我终于忍不住,说,“那是我爸爸,他有病,总想早一天恢复。”

    在深圳小静家摔伤后,爸爸从此坐在床沿上发起呆来……

    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来深圳,给我弟弟老三带孩子。之前,我特意回浙北老家一趟,跟在老家生孩子的弟媳妇商量,求她可怜可怜爸爸,别再让他来深圳了。她把我堵在门外笑着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很想冲上去,给她一个耳光。妈妈息事宁人说,“一碗水要端平,给你和小静带了孩子,不能不给老三带,怕你们以后互相咬槽啊!”

    就这样,我们用担架把爸爸抬进了深圳。断断续续,算起来爸爸呆在深圳十年了,父亲也算深圳的见证人。其实,他对深圳也有贡献,至少他为深圳贡献了三个家庭:三个个体户。

    那天,我带上公司的两部车和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副担架,在广州火车站把他们接上。一上车,妈妈就拿出家乡的特产让我的部下吃。儿子开公司,好多人围着转,她心里当然是骄傲的。看着两个小伙子香喷喷地吃上了,她才悄声问我,“你老婆怎么没来?”我说,“公司太忙,她大权在握,来不了。”妈妈知道我和媳妇关系紧张,但她除了要我好好团结,就想不出别的词了。词穷时,她总解嘲道,“你爸无能,我又没文化,搞不清楚你们这些人的毛病!”

    进关时,关口的车辆塞住了,车门打不开。在关口一处高地上,躺在担架上的爸爸透过车窗俯视远处的市区。他问,“是不是哪位大首长在视察深圳啊?”我笑笑说,“哪里,你眼里的深圳和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深圳小汽车太多,天天塞,塞得大首长也开不进来了。”他看着四周挤得东倒西歪的车辆感叹道,“汽车啊——,还是跑起来才好看!”

    妈妈在一边讥笑他:“看把你心操的!”妈妈就是这样煞风景,大家脸上都有点苦笑。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3
    我把爸爸往住龙华关口的老三家里一放,就不理了。老三和他女人爱怎么整就怎么整,反正一个要死的人,走不动拖不动,就送给他们“摧残”吧。有一段时间,我站在市内三十层楼的家里,眼望着龙华方向,脸上的肌肉不自主地抽动着。爸爸老病,母亲是急性子,我和弟弟、弟媳又有嫌隙,每次去,我都像个搅局的人,打破了彼此的平衡。我克制自己,尽可能少去老三的家。一天天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了。那一天,我带胖儿子从黄山旅游回来,在家里放录像带,画面总在抖动。摄像机太小,我拍摄时抓得不稳,看了一会,儿子就叫头晕,想呕吐,我也想呕吐。那一刻,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这个家族的高血压病史:四十年前,我爷爷是得脑溢血去世的;我爸因为高血压,在神龙架被雷雨击倒致病;现在,我和儿子又同时站进了肥胖人行列,屏幕一晃悠,头就晕。

    我决定开车去老三家,看一次爸爸。在我准备去北京发展的前一个月,敲开了老三家的大门。

    进门一看,老爸还活着!像我每次见到的一样,鼻梁挺得直直的(爸爸的鼻梁可以和画像里耶稣的鼻梁媲美)。他摇晃着从里屋的座椅上站直腿,腰还在原处哈着。我喊,“李大,我是荣建哟!来看你了。”

    爸爸这才把头吃力地扭过来,脖子像生锈似的,一张生铁的脸,慢慢放出亮来。妈妈站在爸爸后面,我朝她一笑,算打了招呼。爸爸半天才开口说,“大公子嘛,你驾到啦!稀客稀客,哈哈。”我看他把我认出来,口气还有点幽默,心里好过一点。伸手帮他把腰扳直,刚直两分钟,他的腰又哈下了。这时我看清他眼睛里有一块淤血,惊讶地问,“怎么回事?”

    爸爸不吱声。

    我就抬头问我妈,“李大怎么回事?”

    我妈不耐烦似地说,“怎么回事呀!你问他!”说完,她弃我们不顾,走进客厅。

    我低头问老爸,“到底怎么回事?”

    爸爸再次扭过头,看着客厅恶狠狠说,“于老嫚打的。”

    听罢,我跑进客厅,瞪着我妈,我妈冷笑,迎着我说,“怎么了,你要吃我呀,是我打的!”

    “怎么回事?!手要下这么重!”

    “怎么回事,你去问他呀,看我该不该打他!”

    我和妈妈再次回到里屋,爸爸重又坐回椅子,头低着。妈妈站在他跟前,追他问,“李老头,你说我该不该打你,你说呀,该不该打?”

    半天,爸爸抬起头,大声叫道,“该打,打得对!”

    妈妈这才缓过气,对我说,“你听见了吧,大孝子!要他起来锻炼,他不听,整天坐,和小孩子抢东西吃,还把钱送给骗子花,我才打他!”

    “你还是个教徒呢!要下这么狠的手吗?!”我软了下来,口气里还是包着块砖头。

    “我就打了,我只打坏人,下次,他不改,我打得还要狠点。”妈妈指着我爸发狠。

    “你再这样打下去,我就去教堂投诉你!”我像找到了一件对付妈妈有效的武器似的。

    “你去吧,你去投诉吧,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死才好呢,耶稣把我早点带走早好!”

    我低下头,不说话。

    我轻轻抚着爸爸肩膀的断骨处,对他小声说,“你能不能争争气,就算为我们也好啊。不要老是坐!站起来,抬抬腿,说不定哪天就能走动了!”

    爸爸无言,我的目光从他稀疏的脑袋移到他身后的墙上,对着墙上一张基督耶稣画像发愣。我不明白,像妈妈这样坏脾气的人,也信仰基督!信了多年,还敢出手打人!按她的逻辑,她不打好人,只打坏人。可我觉得爸爸是天底下最忍辱负重的人,而在妈妈眼里,他却成了最恶的人?!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4
    爸爸还是老样子,妈妈可瘦多了。老三的小孩子半夜总闹,他一闹,妈妈的三叉神经就痛,痛得像刀子在骨头上剔肉,睡不好觉。来深圳,瘦得只剩下一把刺了——这是一位亲戚来看妈妈时的评语。其实,妈妈有一桩最焦虑的事,就是我弟弟找不到工作。她总说,“我就要给老三愁死了,一家老小,就指望他在深圳赚钱糊口,可是他就是找不到一份固定工作,干两天就和人家搞翻了,不知道天高地厚!”

    在深圳,经济上的拮据,是妈妈真正发愁的事情。妈妈接着说,“就这样,李老头还把钱让骗子骗去了。”

    上次我用担架把爸爸送到老三家,随手塞给他五百元钱。每次见到我,他都忘不了提一提为他找份工作挣点钱什么的。妈妈笑他是痴人说梦,我作为儿子,当着爸的面,还要假装当真的。我临走,塞给他钱,总想他能见钱眼开,开心一点生活罢了。

    老三家住在一楼,窗外有一个绿化带,绿化带外面是一条商业街。爸爸平时固定坐在老三家的里屋,靠着窗边,可以通过窗户看看街景,散散心。爸爸坐在窗边,整天头歪着,一动不动,像个怪物。路边正常的人看到他,会吓得远远走开。可是一个骗子却对我爸发生了兴趣,他试着走近,和爸爸说上了话。结果他用两双袜子,骗了我爸五百元钱。临走时,有点过意不去,又送给爸爸两双。妈妈买菜回来,一看爸爸捏在手里的一叠袜子,就知道不对劲了。爸爸自以为做了一笔很大的交易,结果被妈妈连打带骂一顿,碰到了眼睛。妈妈心痛那钱呀。老三还去派出所报了警。回来就把窗户装上了密密的钢丝网。

    我看着爸爸,也想揍他一顿。在他的手上,打了一巴掌,命令他站起来,抬腿。爸爸知错似的,呼地一声,屁股离开了座椅。他的面前是一个高低床,上铺摆着杂物,下铺是他们睡觉地方。平时李大要站起来,抓住床角的木柱子,手一用劲,就能起来活动两下。爸爸吃喝拉撒,就在这个墙角里。窗口起到了通气通风的作用。钱被骗后,老三转来转去,没封死它。

    爸爸站在那里,我这会才注意到他的下身,穿的是一条“裙子”。我盯着爸爸的“裙子”看,看出了点门道,我脸上的表情古怪起来,知道这又是妈妈——这个纺织劳模的发明了。爸爸本来穿着一条大短裤,为了便于他大小便,妈妈把短裤剪成开裆裤,又在敞开的裆部前钉上一条遮羞布,平时爸爸坐着小便,只需把遮羞布撩到一边。我暗地佩服妈妈的小发明。妈妈后来解释说,“你爸穿裙子有什么不好的!你弟媳妇进出就不用捂鼻子又闭眼了。”我看着爸爸呆滞又滑稽的样子,心里一下子塌了般,一个男人变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哪有尊严可言!爸爸不知道是有意识调整自己还是无意识地顺从现实,他竟长成了一副老顽童的模样。常常坐在那里慢腾腾地做鬼脸玩。有时把老三家的小孩逗乐了,有时又吓哭了。

    爸爸的“裙子”是用化纤布做的,妈妈说棉布容易烂。爸爸睡的地方铺着一层油毡布,妈妈咬着牙解释,“李老头最近睡尿睡拉,这么热天,一天要湿一次床单,等着我去伺候。荣建,我是前世坏良心了,欠他的,二十多年这样过去了,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能还清呢!”

    我一点也不领情,顺水推舟说,“你也不早点跟他离婚。”

    “乖乖,荣建呀,这也是你做儿子说的话!”

    “要不,你把他毒死算了!”我说。

    “是你说的,真的?!”

    “真的,我到楼底去买毒药。”

    “放屁!你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上帝不会放过你的。”

    “我是帮你想的,这不是你心里想的事吗!我们做儿女的每次来看看李老头,象征性的,个把小时就走人了,是你每时每刻陪在他身边啊!”

    ……

    每次这样的对话,都是有头无尾,不了了之。这几乎成了每次见面,我和妈妈之间一种特有的调侃和默契,我和她两颗怀恨的心,就释放了一次。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5
    弟媳妇在市里找了份工作。听妈妈说,路上塞车,弟媳妇每天天黑才回家。赚两千块钱工资,正好够一个月精打细算的。老三这房子一个月按揭就要七百多元,剩下来的钱,花在小孩子身上去一大半,所以老三家饭菜非常节俭,几乎是青菜、豆腐之类。就这样,每个月我妈还要从退休金里,贴补老三家五六百元钱,说是付他们老俩口的伙食费。我每次来看老人,从不留下吃饭,自然是嫌饭菜差,不想碰见弟媳妇也是一个原因。

    那天我给爸爸剃了胡子理了发。塞给他手里一只苹果,我看他吃苹果时,两腿分开站立,出奇地稳。晚上,我临走前,又悄悄给他二百元钱。爸爸突然抬起眼睛问我,“这是回老家的路费吧?”

    我问,“你想回老家养病,终老在你的弟兄身边,是吗?”

    “哪还用说呀!”爸爸这两句话脱口而出,一点也没有病态。

    告别老人,我匆忙走出楼去,满眼悲凉,思绪继续着刚才的惊异。竟一头碰在正上台阶的弟媳妇身上。她一声尖叫,看到是我,就笑起来,说,“大哥啊,干什么去,这么急?”

    “我,我下楼买药。”说罢,抽身急溜。事后,我很郁恼,一点镇定也没有,我买什么药呀——毒药!天机不可泄,跟她说什么呢?!又败给她一次。路过药店,我停下来,站了站,奇怪了,我真的会走进去买药吗,还是要做做样子,给消失了的弟媳妇看。我停顿了几秒钟,却为这几秒钟抓狂不止。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爸爸,我还是挺欣赏这个弟媳妇的。她对无能的弟弟不弃不舍,人又特别实干!只是有时干错了地方。在我最后一次回老家期间,突然有一个湖北省地质局的电话打到我家,我以为是找我的,可人家是找弟媳妇的,是关于爸爸历史问题的回电。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我爸爸的历史问题怎么和弟媳妇扯上了关系?我怪怪地看着在一边接电话的弟媳妇,感到她无聊、多管闲事,好象我内心的一处隐密被她偷窥了。在我的意识里,爸爸的事只是我一个人的私事,现在我早不再关心它了。但我绝不让他人涉及,自然,也包括弟媳妇在内。我责问妈妈。妈妈说,“你弟媳妇怀孕期间,看了锁在你抽屉里的那些历史信件(当然也包括我在读高二时,为爸爸平反而写的信件)。”我听罢恼羞成怒,对她顿生嫌隙,“她凭什么插手此事!”

    妈妈在一边小声说,“她凭什么不可以呢,给你爸补些工资有什么不好!是我支持她找湖北省地质局的。”

    “你们,你们想得太天真!”我有些气结。

    她们知道什么啊!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6
    我说爸爸忍辱负重是有由来的,爸爸以前在鄂西北地质大队工作。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之初,他突然退了职,回到老家。他的意外出现,最惊谔最受打击的是我妈妈。当时我刚出生不久,爸爸退职回来,最要紧不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而是妈妈的面子一落千丈。爸爸待业在家,刺激了妈妈好强的个性,她在棉织厂顶住别人的白眼,为了多拿些奖金,她加班加点工作,什么超产奖、质量奖、月奖、季度奖、年终奖,大红榜上妈妈的名字总是排在第一位。这倒成就了一个市级、省级纺织劳模的诞生。我目睹妈妈的荣耀和爸爸的缄默,走过了童年、少年。我读高二的那年夏天,正当棉织厂为妈妈报请省劳模之时,爸爸病倒了。

    这一场病,爸爸在医院昏迷了大半个月,医院的诊断是“珠网膜下腔出血”,就是脑溢血。妈妈伴在床边,以泪洗面。我白天上学晚上陪在床前,至亲的人要死了,大伏天,我身心彻寒,夜里别人光膀子睡觉,我抱着被子睡还觉得冷。那几十天里,我变了个人,自然担当起长子的责任。一股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终日笼罩着我,把我像一只红薯烤熟了。无人做饭,弟弟妹妹们被亲戚接走了,家里突然一片死寂。

    一个湿热的夏夜,我辗转难眠,仰面看到挂在屋梁上的一件东西——一个普通的黄书包。我取下书包,掸去上面的尘土,拿出的是一捆捆信件,就在这一夜,我发现了爸爸的秘密。

    第一次接触到爸爸的历史问题,我泪流满面,血脉贲张。我知道自己的爸爸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么热情开朗、充满阳光了。我也知道,爸爸的病不是第一次才得,许多年前,他在神龙架进行大地测量,突遇暴雨,发过此病,当时的症状是左手发麻,头晕。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极差,只作发烧处理,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地质队以我爸爸工作消极、影响“革命生产”为由,要他退职。爸爸不服,地质队的领导把他关进了黑屋里。就这样在文革之初,爸爸在文革中遇难,被逼选择了后者,悲愤地离开了地质队。在老家,内忧外患的爸爸从此走上了鸣冤上诉之路,无奈正逢天下大乱,从北京到地方,无人过问他的问题。保存最完整的一封信是湖北省地质局的回函,称:李有智同志,你的几次来信都已收悉,现在正值文化大革命,你的问题需等待一段时间,再予调查处理。此。礼。湖北地质局革命委员会(公章)。收到此信,爸爸低下头,重新就业,从最低的十八元钱拿起,一拿就是十多年。

    我在黄书包的底部,还找到几只避孕套。

    就在那天夜里,我在自家屋里第一次自慰了,爸爸的避孕套里盛着我喷出的精液,乌黑的精液。记不清我曾经受过什么外伤,后来我把这处子之物当作爸爸影响我一生的暗喻。

    第二天,我往医院的病床前一站,爸爸竟神奇般睁开了眼睛。妈妈破涕为笑,亲戚们都松了口气。一夜之间,我成人了。在妈妈和医生里里外外忙碌时,我和爸爸悄悄开始了有关他历史问题的对话。

    此后的日子里,一股强烈的情感在我胸中膨胀、激荡,一个初涉成人世界的十六岁少年,背负着为父申冤之责,渴望这世界公平、公正。一遍遍捧读爸爸的申诉信,以及各级机关给爸爸的回信,理清思路,铺开稿纸,开始了替父平反之路。八十年代初,报纸、电台时常报道某某人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工资……在这样的氛围里,我觉得有股力量在我身上滋滋成长,我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平反信用复写纸垫着写,一式好几份。又把原始的资料拿到照相馆翻拍,力求完整无缺……镜子里,我发觉上唇的胡子突然长了出来,蒙着一层棕色的光。

    从学校到医院,从医院到家里,再从家里到学校,我像一只弹力十足的皮球,不知疲倦。爸爸还不能下床,我上前为他端屎倒尿;医生在医疗中对爸爸的某种取舍,我大胆地提出异议;妈妈对医生的附和,我找来叔叔大爷为我撑腰,最大限度地维护着父亲康复的权力。晚上,我回到一个人的家里,坐在用妈妈缝纫机改成的书桌前,拧开台灯,脑海里的月光涓涓流淌出来,我在一张张白纸上誊抄着心中的激情。

    我等到了第一封回信,是湖北省地质局的,他们说要进行调查了解。那是那是,给他们时间吧,一切将水落石出。

    我等到了很多回信,各级机关都说要进行调查核实,好吧好吧,这是合理的办事程序,我等着呢。

    我把一封封回信拿给爸爸看,应该为他的儿子而骄傲吧,应该友好地向生活微笑吧。可是,爸爸看完信后,不置一言,既没有兴奋也没有悲哀。他陷入了沉思,他还像以前那种默默无语。

    在我的想像中,省地质局派车、派专人前往鄂西北调查,地质队的领导积极配合,找出原始材料,一点点询问当事人,问题一点点弄清楚了,他们回到了省局,他们就要给我写结果了。出结果的那天,管公章的那个人不在,只好等到第二天,可第二天是星期天,只有等下个星期了。没关系,因为我有的是时间等。

    可是,大半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等到这封信。而且,我随后询问的信,也石沉大海。

    爸爸始终沉默不语。

    我没有像他那样老实,我在漆黑的夜里自慰着,一遍遍地咀嚼着孤寂里的一丝甜味。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7
    爸爸在出院时,被诊断为早期老年痴呆症。主要症状是他对外界的反应比别人慢,我试着理解他,那慢一步的反应里,隔着一个人倔强的内心。

    他却丝毫没有表达出对我的同情和怜悯。是我,他的长子,在为他鸣冤叫屈,虽然无功而返,他却用沉默对待我的努力。后来,因为爸爸有学历,他重新就业的那家化工厂连升他两级工资。还在爸爸回厂后,安排他一个看大门的轻差。

    那天黄昏,他在化工厂的一处荒野里,看到一只大雁,落在他跟前。爸爸连追两步,绊了一跤,伸手抓住这只大雁受伤的腿。他提着这只大雁,送给我外公红烧吃。吃它的那天,香味四溢,亲戚全到了,坐在一桌。爸爸突然对一桌人说,“唉,就是给我平反又能怎么样呢,就这样吧。”他那口气,是息事宁人的。外公听罢悄悄对我妈说,“李有智的心收回来了,就像这大雁落在地上了。”说罢,他给妈妈碗里夹了一块鸟肉。坐在一边的我,被爸爸的那句话架空了,头重脚轻。一度我为了给他平反,在亲戚中闹出很大动静,亲戚们把我当作传奇少年,孝子贤孙,口碑盛广。可是这会儿,我真是上不去,也下不来。我喝了一口糖水,起身跑了。事后不久,一个舅舅说我,“你这小子想干什么呢,好好考你的大学,才是正路!”

    我把所有关于爸爸所谓历史问题的信件锁进了抽屉。把一个少年对人世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封存进黑暗。一个人背着行李,去南京上一所公安大学了。此后,我毕业,做警察。改革开放之初,发了财的多是那些无业游民,或者是那些从牢里放出来的、破罐子破摔的人;朦胧的商品意识却在我这个受挫的少年身上找到了缝隙,那是个人价值在浑身使不上劲的派出所里萌动的结果——经过一年的抉择,我辞职下海了:闯深圳,开公司,成家立业,一帆风顺。直到接父母来深圳,带孩子……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8
    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些带着我少年勇气和心跳的信件,却被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打开,偷窥了。这时我已中年,真正成人了。我克制住气愤,对他们说,“你们想得太过天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弟媳妇马上低下头来,她的目的是补工资,我的冷静和不屑让她芒刺在背,生下忿恨。从此,她绝口不提,这事就戛然而止了。

    没过两天,在浙北老家,我临回深圳前对她说,“爸爸的锁骨已经摔断了,路也不能走,不要让他们再去深圳了,可怜可怜他,让你的爸妈去吧。”她把我堵在门外,对我笑眯眯地说,“这是不可能的!”

    她生完孩子,带着我父母坐火车回到深圳。她觉得对我的反击还不过瘾,有一次我去她家看老爸,爸爸高血压,每次饭前都要吃七粒酸黄豆,弟媳妇把酸黄豆端到爸爸跟前,喂爸爸。她还真有孝心,我正要感动,却发现,就在爸爸把嘴巴张开时,她突然把勺子缩了回去,爸爸扑个空,憨笑了一下;接着弟媳妇又把勺子伸到爸爸面前,爸爸张开嘴向前够,她再次将勺子缩了回来,爸爸继续傻笑着。我看呆了,一时反应不起来,一般情况下,我会附和一下这样搞笑的场面,这会,一腔怒火冲上了脑门。

    很快出现一次机会,让我感觉回敬了她一回。那天,我妹小静的老公(我们私下叫他乙肝姑爷),一个转阴的乙肝患者,他开着面包车拉我们去大梅沙游泳。妈妈把爸爸一个人留在家里,午饭提前做好摆在他的桌子前,妈妈和弟媳妇抱上小侄儿,和我们一起去玩。中午时分,我们去饭店吃饭,乙肝姑爷是停好车后进来的,他悄悄坐在了弟媳妇身边。点菜时,我只点了一只烤乳鸽。却把其它菜点了一桌子。乳鸽上来了,一共四块,我和乙肝姑爷不吃,三个孩子一人一块,还剩下一块,弟媳妇看着想吃,无奈还有奶奶在场,她只好低下头,佯装不顾。结果剩下那一块,又被我儿子抓到手里,奶奶在一边还直夸他,“好乖乖,真像个小老虎!” 乙肝姑爷坐在弟媳妇身边,只要姑爷动过的菜,弟媳妇伸出的筷子就战战兢兢的,我感觉筷子在她手里都变形了。她本想来恶补一下伙食的,结果事与愿违。她斜觑着起身结帐的乙肝姑爷,气馁的样子,看得我跑到厕所一阵暴笑。事后,我悄悄买了两只烤乳鸽,打包让妈妈提回去给爸爸吃,至于爸爸能不能吃到,吃几块,弟媳妇会做出处置的。我坏坏地想,她不会为这两只乳鸽,愁得睡不着觉吧!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9
    从大梅沙回来,我刚到家,妈妈就打来电话,大叫,说上次我给李老头的两百元钱又不见了。放在客厅里的几个大苹果也不见了。我问,“这次李大是不是又从窗外买了什么东西?”妈妈一口否定,“窗上安装了钢丝网,不可能呀。”我让她先别报警,我过两天来看看。

    那两天我在家里和孩子妈平静地分着家产,我和她就要去办离婚手续了。在整理抽屉时,我找到一个旧信封,看了看,悄悄揣进口袋。老婆看见了,以为是存折什么的,一定要看个明白。我只好给她,她把里面东西抽出来,看着看着就笑起来,说,“几张破照片,搞得那么神秘干嘛!”我说,“对你没用,对我可比金子贵哟。”她想了想,露出懒得理喻的神情。

    婚姻走到今天,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长了,它早已完成了使命,需要有一个收场了。当初我到深圳已近三十,认识老婆不久,就赶回老家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孩子,对父母亲总算有了交代。但婚姻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我这个老婆排行老小,不事家务,这还没什么,找个保姆问题就能解决。关键是她有一种爱好,嗜赌如命。前两年炒股票,家里百万存款,被她输得干干净净;这两年公司情况刚有好转,她又跑到了麻将桌上,跟随一帮税务局的老乡夜夜不归。我最心痛是孩子,孩子小,需要母亲陪着依着!我跟她闹过几次,她没有丝毫改善,指着一家家窗户说,“听听,深圳哪家不在打麻将!” 我听听就纳闷了,当初那个朝气蓬勃的深圳,今天跑哪去了?我不想再挣钱,突然没劲了,公司交给老婆折腾。这两年,不想赚钱的我,就像一个游客,东摇西荡,我与物质的深圳开始离心离德。四十岁出门远游,似乎成了我个人迫切的梦想!

    我从手腕上把老婆送我的帝舵表摘下来,默默放在她的枕头上。它是上次一家人去香港时最大的花费了。一万多港币,我自己舍不得,是女人大方,把钱递给了售货员。当我戴上表,才知道什么叫名牌,就是每天要慢一两分钟。后来得知,凡名表没有不慢的,但它之所以是名表,就在于通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就分秒不差了。

    老婆看到那块表,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拿起表,转身又给我带上。她泪眼朦胧地说,“带上它走,让我安心!”我突然把身体扭到一旁,眼泪再也控制不起了。我们的婚姻不是名表,磨合十年,还是成了一缕炊烟。

    退一步想,这就是我的命吧,起先自已对婚姻的认识不够端正,只为父母匆忙结合,现在又要让他们眼看着我们分开,报应啊!妈妈知道我要离开深圳,去北京发展,一再追问我,“你老婆同意吧,小孩子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跟父母说实话,很难。总有一天我会如实告诉他们的。

    妈妈说的没错,这两年我游手好闲在深圳,少不了遇到几个同病相怜的人。通过网络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人,和她不远不近地处着。她人长得十分标致,只是刚到三十岁,头发就掉得看见头皮。我找名医帮她看,给她买了章光生发水。认识她,我本想减轻点苦恼的,结果又有了新的,悻悻作罢。

    跑去老三家看父母时,常常会想到婚姻的宿命,我很想从已过了银婚的父母那里得到启示,但看到母亲倍受磨难的样子:刚六十岁的人,头发白了,牙齿掉了,三个孩子连着带,外加上永远也带不好的爸爸,“人瘦得只剩下一把刺了!”我觉得她过得还不如我呢。一辈子白头到老,过完银婚过金婚又能怎么样呢!

    妈妈是纺织劳模,她始终充当着的,却是婚姻的劳模。一个人的婚姻!我永远记住爸爸妈妈在小静家过银婚的那一幕。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0
    那是他们第二次来深圳,给妹妹小静家带孩子。大年三十那天,小静喜迁新居,我儿子正好十岁生日,喜事聚到一起了,一大家人团在一处,妈妈一个人忙里忙外,喜不自禁。我们正吃着饭,喝着酒,妈妈换了一身西装,忽然站在桌子前说,“孩子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吧,今天是三喜临门哟。”我们转过头,看着她。我是老大,爱挑剔,更是看不懂妈妈故作正经的着装,烟灰色的西装,还皱巴巴的。妈妈自顾自地说,“孩子们,今天也是我和爷爷银婚纪念日哟。”说着,妈妈的泪水流了出来,她顾不上擦,继续说,“所以,今天、今天是三喜临门。”说完,她忙把眼泪擦干净,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免得把她的孩子们吓住。我们都愣住了,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接着才想到举杯祝贺。我让老三把相机拿过来,让妈妈站在爸爸后面,合个影。镜头里,妈妈的西装和爸爸的便装太不协调,我让妈妈去换一套衣服,妈妈听从了,一会儿她就换好,是一件对襟紫色小袄,脖子上还系着一条小丝巾,侧面打了个花结,我们都看傻了。我儿子说,“爸爸,奶奶今天超帅嘢。”我心里置疑妈妈的漂亮衣服,她平时东奔西走的,这些亮亮堂堂的衣服她是藏在哪里的呢?妈妈毕竟是个女人,她自然有属于女人的心机和秘密,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谁想到过妈妈是个女人呢,甚至还是个漂亮的女人、热情的女人。“蛮爱臭美的。”

    她好象注定是个保姆、附庸似的。妈妈喜笑颜开,美美地站在李老头后面,对着我的镜头。我让爸爸放下筷子,抬起头。还没等我拍照,他又把筷子拿起来。我看清楚,他正要夹一块鸡翅。

    “爸爸,今天是你的银婚纪念日,你认真一点!”我提醒爸爸。

    李老头却说,“什么银婚不银婚的!”李老头不屑的口气,令我倒吸一口冷气。我分明感到是妈妈一个人在过她自己的银婚。

    勉强让俩个老人合了影,妈妈转身换下锦衣,又围上围裙。她走到李老头跟前,伸手打掉李老头手里的筷子。问,“你有没有饭前祷告?”

    爸爸愣住了,他痴呆的双眼睁了半天。我儿子看着爷爷,可怜他,就谎报,“爷爷祷告了。”

    他奶奶嚷,“让他自己说。”

    爸爸让我儿子大失所望。爸爸回答,“没有!”

    “没有就不要吃饭,先祷告!”妈妈命令着。

    爸爸小声抗议,“还有这样强迫人的!”

    “你能活到今天,都是上帝赐的,不要没良心!”妈妈正气凌然环视我们一桌人,我们都吓得低下头,跟着爸爸一起祷告:“靠主吃饭大有恩,谢谢天父永复生,天父先餐我后餐,阿门!”

    “阿门!”

    “阿门……”

    妈妈冲着做鬼脸的孙子,强笑了笑,转过身又在抹眼睛。儿子跟我悄声说,“爸爸,奶奶比我还好哭,要罚她吃青菜!”

    ……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1
    老三家老是丢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又来到老三家,敲门。有脚步声,我知道妈妈在家。一进门,我放下手里的水果、两箱牛奶。妈妈神色慌张地对我说,“又丢东西了,出鬼了。”我要她慢慢说。

    她说,“前两天,你爸爸丢了两百元钱,今天早上,我带孩子下楼买菜,放在餐桌上的五根油条不见了。门锁得好好的,窗户也关死了,问你爸,他说他在打盹,这个家是不是出鬼了?”

    我一听,没有大的损失,放下心来。门窗未动,这真不好解释,我想这一定是个神偷,而且还特别馋嘴。

    我朝里屋看了看,在耶稣画像下贴着一张字条。字条下面坐着爸爸,他好象还不知道我来似的,低着头,看着脚前方的地板。我多远喊,“李大,我来看你了。”爸爸还是不响。我走近他,看到字条上写着:耶稣在上,我老李从今天起,保证一切听从于老师的话,按照于师傅的指示做事。我保证。否则愿打愿骂。李有智。一看就是爸爸的字,一手漂亮的隶书,我看得笑出声来。

    妈妈跟上来说,“嘛!就得这样!有什么好笑的。”

    我笑道,“你在为你下一步打人,预先做开脱哦。”

    “怎么啦!不听话就要打!知道你们父子俩一个鼻孔出气。”妈妈说完指着爸爸继续对我道,“你看你看,他为什么不吱声啊,他死坐死坐啊,屁股都坐烂了,正难受着呢。”

    爸爸脸色焦黄。我让他站起来,他用五六分钟才站好,我等得一身汗,也没伸手帮他。他连站都要人帮,我不如绝望死算了。他扶着床头躬着,我闻到一股臊臭,来自他的屁股。我转到他身后,把他的“裙子”一点点脱下。在他股沟一带,布满了癣斑,皮肤又黑又肿,冒着血水。爸爸痛苦地说,“太、痒、了……”妈妈恶狠狠地说,“坏人啊,都是他自己抓的。”

    这时,老三找工作回来,一进门,我就让他去卖点药水来。他问,“什么药水?”

    “克霉唑癣药水。”

    “你怎么知道要用克霉唑的?”

    “我怎么知道?!这个家庭什么事我不知道呀!”

    老三无话可说,抱着孩子出了门。我把爸爸扶进洗手间。我要帮他洗个澡。脱下他的“裙子”,让他坐在马桶盖上,两个男人都脱光了衣服。我发觉爸爸前胸红红的,有一些擦痕,我问他怎么回事。爸爸不响,把头扭向墙里。他不敢面对我两腿间那片浓毛似的。我的身体成熟后,爸爸就再也没看过,此刻,他就像一个怕羞的女孩子,面对雄性的世界,把双眼闭上。我打了爸爸一巴掌,要他把头转过来,我要清洗他另一边的身子。他慢慢转过他的眼睛,正视着前方。

    我把爸爸洗干净,换上新衣,扶到窗前,让他吹吹风。老三把药水买来了,我脱下爸爸的裙裤,把药水涂上溃疡处。爸爸的嘴角扭曲着,说,“好痛呀。”

    “痛就对了,不痒了吧。”

    “不痒了!”

    “一天涂三次,要坚持。”

    妈妈在边上看着,对老三说,“看你大哥怎么涂的,你也学着。”

    我把爸爸的“裙子”提上,他脸色好看多了。在他的眼里,能找到黄昏的霞光。

    那天我很高兴,还帮爸爸理了发,剃了须,剪了指甲。理发和剃须用的是一把理发推子,一用就是二十年,刀口都用钝了,可爸爸的胡须还像二十年前那样坚韧,一会我的手就推软了。接着给爸爸剪指甲,爸爸的左手是坏手,像鸡爪子一样勾着,要使劲才能把他的大拇指扳出来,手心露出婴儿般细嫩的皮肤,而指甲因为缺血脆弱不堪。爸爸对剪指甲的要求奇高,稍有一处尖角或叉口,他非要我修平,否则他的手指就不收回去。我剪到的每一个指甲,他都夸张地叫喊一声,或者做个鬼脸。他被我剪痛了,我剪得那么小心,他还是痛,他把痛都流出来,把一生的痛都叫出来,是不是就该轻装上路了呢(靠,我的内心这么可怕)?!指甲剪完了,爸爸也不叫了,他的痛都用完了吧。他眼神里有一种婴儿般的纯净,他开始调皮起来,把修剪得非常美妙的手收回去,又把两只臭脚伸了出来。他不说话,用婴儿似的眼睛看着我。我蹲下身去,捧起他的脚细看,他的灰趾甲里面就像长着一大块黄金似的,高高地拱着。妈妈发话了,“别给他剪,看他恣的!”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2
    我剪得投入,出了很多汗,几乎没听到妈妈说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他,“李大,上次我给你的二百元钱,还在吗?”

    “在呀。”

    “在哪?”

    “在衣服口袋里呀。”苦恼重又回到爸爸的脸上,他用好手用力在空空的口袋里掏呀掏,“嗯?”

    “还‘嗯’,你去过哪里?”

    “去过厕所。老三扶我去的。”

    “说不定掉进马桶,给水冲走了。”

    爸爸无语,郁闷。他默认了,回家的路费随着下水道流进大海里了。

    我说,“算了,反正你也不心痛。李大,过两天,我要去北京了。”

    “哦,去做什么呀?”

    “去北京做事呗。这么多年在深圳做个体户,地偏人远的,该去首都报个到了。”

    “哦,你还要帮我打听打听工作的事,找到了,我也去北京。”

    “李大,我到北京你也不饶过我呀,你还能做什么事呢?”

    “看个大门、教教书总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你三儿子到现在还没事做,如果有机会,你也要让给他呀。”

    “我不让,我不让。”爸爸很倔强,好象北京正等着他去面试似的。

    “那你就要听于师傅的话,要不,我到北京也不会帮你找。”

    这时,老三在客厅骂骂叽叽起来,“你们在胡说什么啊,少拿我说事!有病,都!”

    妈妈也跟着说,“巴不得,巴不得,那我就解放了,你快带你爸去北京吧,大孝子哎!把他的‘裙子’、尿壶也带上。你在老家当警察,他要你找过工作,你来深圳他要你找,你要去北京,他还要你找,他就差半步入土的人了,你还让他胡思乱想干吗哟!”

    我悄声对妈妈说,“你操什么心呀,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嘛,随他说吧。”

    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尤其老三。其实我只是开开玩笑,我又说什么了!可是这个家庭就是开不起这个玩笑,每个人心底的东西会因为它而崩溃。我知道我说错了,马上收口,不再言语,但仍不能平抑客厅里的愤懑。找不到工作的弟弟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可以整天心平气和在家里看报纸,回忆着在内地做经理时的威风;他可以没有工作,却不能没有幻想,不能没有幻想而催生的恣意。所以他找不到工作也能做到胸有成竹。我妈却不能,皇帝不生,急死太监。她每天祷告,在床上一跪就是一个小时,她想让上帝知道她的诚意。妈妈是个急性子,生活却要她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二十倍的耐心!上帝啊!

    当初老三来深圳,我就坚决反对。妈妈马上冲了我一句:“嘛,你能来深圳,为什么老三就不能来?!”一句话说到我心底的隐私里了。的确,我想留一个弟弟在老家发展,以备照顾残疾的父亲;也备于深圳一旦衰微,我也好有条退路;至少当我叶落归根时,有个至亲来往。但他们最终选择了让我失望,老三不仅来了,带来了全部的积蓄,还带来一个老家的女人,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但香港回归后的深圳已经不是掘金现场,深圳自不自觉放慢了发展速度,进入了我戏称的所谓“后深圳时代”;向后转的时代,我在向后转,一个个的“我”不再冲锋陷阵,不再攻城夺地,回过头寻找心灵的蔽护,弥补个性的缺损。老三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不知道我在深圳掘到的富矿,转眼就成了贫矿,成了危机四伏的小煤窑。在资本真正杀到的今天,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我,不堪肉搏抽身而退。当我劝告老三,“家乡多好,有山有海,四季分明,下一步就轮到她发财了。”老三却以为我心怀叵测。我让他不要在深圳关口买房子,他非要在那里置业,花光了在内地挣来的钱。那地方到现在还像个集贸市场,远远比不上日新月异的浙北老家!全家唯一一个有份工作的弟媳妇,心里早就兵荒马乱了。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3
    爸爸屁股不痒了,头发胡子都打理清爽,人一下子精神多了。站在窗口,他指着对面山顶上披着彩云的一群建筑说,“那里不是气象台就是地质队。”

    我笑笑说,“是吧,你还挺神的。”

    其实,爸爸猜错了,那不过是求雨山上一处几近奢华的娱乐场所。不过,顺着他的意思,我和爸爸在晚霞里,有了一段感觉不错、令人回味的对话。在我印象中,那是爸爸一生最清醒的时刻。

    他开口问,“你戴的表是不是山度士牌子?”

    我看了看表,说,“不是,是帝舵表。”

    “和山度士表一样哦。”

    “你带过山度士表吗?”我惊奇地看着爸爸问。我知道山度士也是瑞士一款老牌名表。我把帝舵表取下来,强行带在他的手腕上。他忸怩着笑起来。

    “我带过山度士。”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时,你还没出生呢。”

    “是你在神龙架工作时,带的吗?”

    “嗯,那块表是我早年在武汉买的。”

    “后来表呢。”

    “丢了,丢在大山里了。”

    “是不是丢在这里了?”我说罢,从口袋里把整理抽屉时发现的照片拿出来,一张张给爸爸看。爸爸问,“这里哪里的大门呀?”

    我说,“你看清楚门牌上的字。”

    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念完了他才抬起头。我代他说,“这是你在湖北的原单位名称吧。”爸爸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他沉默着,等着我解释。

    “爸爸,你还记得好多年前你捉到大雁后的那次聚餐吧。当时我愤然离席,可在心里发誓要到湖北去一趟,把问题调查清楚。我生了你的气,一个受文革迫害的人,化工厂给你长两级工资,你就认命了吗!一年后,我利用暑假,一个人去了神龙架,找到你的原单位。接待我的是个新上任的领导,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当年迫害你的那个队长。这个人姓张。你记得吗?”

    “张继友!”爸爸脱口而出。

    “对,你记得真清楚。这个张队长戴副墨镜,听介绍,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残疾,瞎了一只眼睛。”

    “是哪一只?”爸爸好象知道似的。

    “好象,是右眼。”爸爸一追问,我倒不敢肯定了。

    “我梦到过他,好多次哦……”

    “张队长急于找出当年让你退职的那份文件,那是一份关于清退老弱病残的红头文件。文件在文革中被毁了,地质队的领导又想办法从上级档案室里借调过来。但在其它有关记录中,我看到了你的退职时间,是六五年十月。这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一年后,六六年,文革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你退职在先,文革在后,退职跟文革没有因果关系。”

    爸爸听得有点不安。我继续说道,“你当时确实因公致病,误疹后,因此致残,不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爬山涉水,负重作业。领导对你存在着误会,让你产生情绪;领导水平不高,认为你消极对抗,借病不愿参加生产。正好中央下发文件,清理队伍里的老弱病残,张队长要你退职就有理有据了……”

    “你知道吗,我和张继友比过手表……”爸爸打断我的话。我不理他,继续说,“只是张队长在逼你退职、遣送回家时,他们采取了非常手段,使用过急的言辞,甚至关禁闭。让你一个身在异乡的人欲辩无门、含冤受屈。这种情绪在你回到家乡后被环境一再强化,成了鸣冤申诉的动力……”

    “我们把各自的手表放进脸盆里,他的表很快就冒气泡了……”爸爸插进话,脸上却没有得意的表情。我停了停,看他不言了,我又说下去,“这在随后的岁月里唤起了一个少年替父报仇的情感。但感情是不能代替事实的。的确,当时存在一种氛围,模糊了你的不幸和文革的关系,事实上,你的遭遇跟文革无关。可是,这个少年被正义唤起了情感,是那么奋不顾身;正是因为唤醒他的首先不是理性,他少年意气,才没有发现事件和文革的时间之差。”

    我说得太长,爸爸一会儿倾听,一会儿走神。他似乎不想让我说得太深。

    “在湖北,我没有等到他们拿到文件,就离开了地质队。因为事情已经明了,张队长自身的不幸倒触动了我,他才是文革真正的受害者。幸亏你提前退职了,被贬到社会的边缘,否则当文革真正到来时,你又将会是什么命运呢!你的不幸只是跟张队长直接相关,是他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有问题,是行政问题而已……”

    “他那块表是国产的,我的是纯进口的,瑞士货。脸盆边上,站着看热闹的队友陈小四,吴心为,陶秀兰……”爸爸说着说着就笑起来了,“陶秀兰是土家族的小姑娘,天天追着要我教她唱歌哟……”爸爸说两句又不说了,经历四十年的岁月,有一种美妙的表情还能在他脸上像天上巧云静静地涌出,融化。

    我接着说,“我离开地质队前,拍了几张地质队的照片,拍下你生命中快乐过、苦恼过的地方,留作纪念。张队长执意送我上了火车,夸你是个优秀的地质工作者,还是地质队合唱小组的领唱,没有对大地测量的热爱,就不会积劳成疾,被恶劣的环境击倒。张队长的话,让我对你的过去有了点了解。”

    爸爸终于没插话,听罢,他长长吐了口气,说,“当时我们工作有热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选择,一辈子做好大地测量是安身立命的事,突然不让我干了,逼我退职,我才有那么大的愤恨,到处上访。在你外公家聚餐那次,我才妥协、认命。我有这些儿女,身体又有病,怎么可能再回到神龙架呢。遗憾总有一点,遗憾!”

    我调侃地说爸爸,“你又在大山里把一块名表丢了,是应该回老家了。”

    爸爸笑笑,解嘲似地道,“嗯,表丢了,该走人了。你呀,你要好好珍惜你这块名表。” 这是爸爸一生中对我唯一一次的警示。有点微言大义。

    ……

    我在想,一家上下都知道李有智含冤受屈,却不知爸爸的另一面,他在地质队的青春岁月。爸爸本人也被世俗同化了,忘掉了被歌声染红了的神龙架。从我在地质队了解到的来看,爸爸一生最光彩的日子留在大山里了,那段日子他和山度士表一样精致、完美,从不停顿。可惜一切都被尘封在沉睡的山岗,像那块丢在山里的表,无人知无人晓,只有大雨无情地浇灌。爸爸从神龙架回老家后,就换了个人,变得木讷、迟钝、双目迷茫。一直到这天傍晚,他眼睛里的霞光被唤醒了,他心底的歌声破开云层。

    他的人生,自然有对命运把握的不智之处,爸爸从主流被挤到边缘,再也没有找回价值。而我则正好和他相反,主动脱下警服,闯深圳,有意识从主流进入边缘,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个人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我们两代人的差别吧。

    一直以来,我以为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孰不知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跟命运斤斤计较,命运找上门来,才那么准确无误。爸爸和我,到底谁把握了命运,谁又被命运所承载,而这些真的有意义吗,哪一个更有价值……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4
    我把他扶到客厅来看电视,爸爸坐在椅子上,头发理得短短的,双眼银水般安静,笔直的鼻梁有一股善意与和解的力量,此刻它因为深刻而更显俊朗,令我百看不厌。我从来没认为爸爸难看过,这一刻他更是一个难得的美男子。难怪妈妈始终坚守在爸爸身边的,他是我眼里的美男子,也一定是妈妈眼里的美男子,妈妈心中一定有过爱情,只是归她个人,只是一生没有回应。此刻,我心里温暖,无边地想象着。

    这时,朋友打来电话找我喝酒,他们知道我要去北京了,这一次是真的要走了。我告别爸爸时,再次嘱咐他,“要按字条上的话去做,听妈妈的,不要老是坐。”这样的话,爸爸听得太多了,我们嘴皮也说麻了,可我们还是得说,不说就白来了似的,不说就没尽到孝心。爸爸把好手伸过头,向我挥挥,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怜爱和谢意。我好生奇怪,他怎么会这样!就像把我当外人,或者小孩子似的。我对他的口气一贯是教训式的,这一刻,倒好象我做错了事,爸爸听了我的检讨,他完全谅解了我似的!

    我到门前,又回过头来看他一眼,他脸上含有一种说不清的神圣感,我舍不得掉头就走。他在那里坐着,谁也看不出他穿着“裙子”,此刻他多么体面而有尊严啊!我忽然理解了爸爸为什么老是急于坐着,不愿站着:因为坐下来,尊严才回到他身上。我迅速掏出彩屏手机,调到拍照功能,给爸爸拍了一张,拍下了爸爸留在世上最美好的一刻。

    我把这张照片做成了手机的封面。对着他的像说,“爸爸,你好会坐呀!”我不禁想起爸爸曾幽默地说过:“汽车,还是跑起来好看!”爸爸,你坐着的确好看!

    爸爸从站着活到坐着,哪一天,他会不会选择躺着呢?因为那时他躺着,才最有尊严。

    没想到,他永远躺下的那一刻,是我,一个孝子帮助他完成的。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5
    为了见见那个神偷,两天后,我让妈妈买来几根油条,要她悄悄放在高低床的上铺,然后抱着孩子,装作外出买菜。我事先赶到老三家,埋伏在楼外的绿化带里,在爸爸所在的窗口下面,静候着那个神偷的出现。

    妈妈带着小孩子在远处玩,她的身边,保安和行人走来走去。我朝她摆手,示意她不要靠我太近。

    过了好一阵子,室内有了动静,那响动像暖水瓶冲出来的热气,全被我吸进耳朵里了。哗地一声,屋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落在地上,一定是神偷从天而降了。可是等了半天,又没了声响。我把心提了起来,我们把爸爸当作木头了,怎么就没想到爸爸有危险呢?我悄悄从窗下抬起头,发现爸爸并不在窗口,爸爸不见了。我朝客厅里看,客厅此刻光线昏暗,也没有爸爸,坏了,爸爸不会给神偷吃了吧?突然,在地面,我看到一团东西在蠕动,是爸爸。爸爸伏在地上,一点点往高低床的另一头爬。到了床头,他伸出好手,抓住横杆,接着下巴勾了上去,他用下巴和一只手一点点把身子立了起来。他用一只好手和一只好脚拖着另一半病体,援着扶手,慢慢爬离了地面,蜗牛一样。窗外的我,看傻了,光知道爸爸不会走,却不知道爸爸还能爬;光知道爸爸不能水平走动,却不知道他可以上下移动!我突然明白洗澡时在爸爸前胸发现的擦痕,我不禁为爸爸捏了把汗。

    还有他的下巴,坚毅、有力,当作一只好手在用。就在他用下巴扣住高低床最上面的扶手,把好手伸向油条,他听到了我小声的警告。我好象说的是,“爸爸,小心,别摔着!”在爸爸调头看我的一瞬间,他自然松开了下巴,松开了全身的支点,在他后仰着摔下时,他一定看到了窗外的我,他的孝子,一张被惊恐炸碎了的脸!

    爸爸重重的倒地声。

    “爸爸——爸爸——”我往老三家狂奔。隔着院墙,我越跑越远!

    爸爸躺在地上,双眼里,全是我的悔恨。妈妈边哭泣边安慰我,她也进入到爸爸的眼里。爸爸那双眼啊,专注地等待着自己慢慢地伸展完四肢,尊严一点点君临身上,瞳孔才像拳击台上的聚光灯,一下子灭了。

    “爸爸——”为什么我没有疼死过去,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怨气!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6
    保安来了,围住现场。我开始哭得凶,警察来后,我就不怎么哭了。晚霞如火,我明白爸爸像夕阳一样准时落山了。妈妈开始没怎么哭,警察走后却哭得凶起来。她说她是要等李老头过金婚的。她那意思似乎在要我还她的丈夫!可能她希望到了那时,爸爸就真能平反了,不需要她再打骂了,爸爸就会像正常的男人那样,对她枯守四十年的爱情有回应了。

    惟独在这一点上,爸爸是个强者,他降住了妈妈。现在好了,他这一点强者身份也被取消了。他的历史问题从此不再缠绕我们,不再偷盗我们内心的光明了。一段家庭的苦难悄悄地终结了。

    那一天,弟媳妇把两张百元纸币塞进奶奶手里,低下头,哭着说,“这是大哥最后一次给爷爷的钱,是我偷偷取走的,准备孩子过生日时拍一套艺术照的,别人的孩子都拍了,再穷也不能穷孩子,我、我对不起爷爷……”妈妈上前劝她,我什么话也没说,并不是在怨她,我只是在想别的事:在生活的暗处,生长着多么丰富的荫生物啊,细腻鲜活却又无声无息,成了我的盲点。

    整理房间时,弟媳妇捧着爸爸吃剩下的半瓶酸黄豆,停住脚步,看着一个胖子。我会意了,接过瓶子,盯着爸爸的黄豆,吃了一口。那又酸又涩的味道,是爸爸的也是我的。我默念着,“原谅我吧,爸爸!求你在天之灵,保佑妈妈保佑我们。”

    天就要秋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在调适和复原。继而,我们义无反顾地被这伟大的时代感召着!各奔前程。

    只有妈妈还留在原地,像个弃妇,时不时地哽咽。我觉得妈妈的宗教信仰有误区,看她哭泣的样子就知道,她,还是个“伟大”的俗人。窗下的空椅,床上的气味,流散的时光;耶稣像下爸爸的保证书,妈妈不知为何没舍得丢弃……也许,她才是个真正的信徒,生活的信徒,有没有误区又何妨!她从不反思自己的付出,带领一家老小顽强地航行在命运的河道。
第八卷 四十岁出门远游 17
    爸爸走了。

    一个病人,走到哪里都是天堂。

    爸爸死于一次“偷嘴”,一次“探险”。而在心中我把爸爸视为我的耶稣,他活着就是受难的化身!如今他让我们新生了;圆了我四十岁出门远游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