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是曾是我一个不小的梦想，但是当我知道小说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原先我写的那些小说真的不怎么样？因此，我停了很长的时间，甚至不再写小说。因为小说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一个带有大智慧的思想历程。她承载的不仅是时间的定格，还是人类精神的探索。想到这些我对小说产生的不仅是敬畏还有对人的渺小产生某种虚无，文字自在的力量一下子超过了人类暂时的认知，两者互为共生产生的美学图景将是人类精神的永恒谱系。

    我对文字垃圾同样怀着一种憎恶，吊诡的是我尽管也有着这样的愤懑，但是我也是文字垃圾的制造者之一，我的这些小说相当一部分是垃圾，但于我而言，却是我精神生成的脉络。这不能不说到我的成长，我家族生活在苏北沿海，既无经商头脑亦无读书机会，世代务农，不曾一人有过一官半职，混迹底层加之性格秉直，竟也不讨地方小官欢心，祖代几乎不曾翻身过，生存的焦虑并着劳苦的生活环境，我的伯叔仨人接二连三以平均年龄不足40周岁相继去世。我父亲今年67岁，他是他那一辈中唯一的一个幸存者，而他自己也认为是奇迹了。我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励志”的，10来岁起就作为“小劳力”跟随父母一起做农活，我的童年几乎是在大人为劳动而起的争吵和谩骂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一个少年本该有的自由与快乐的时光，也不曾碰过象棋、扑克之类带有休闲色彩的物品，我父亲的理由是曾祖父因为好赌结果使得几代人遭罪，与其那样，还不如不碰那些害人的东西。母亲看到我不知从那里搞来一盒象棋，很气愤地抓起顺手甩进了炉膛，后来我也很听话地拒绝了这些看似与玩物丧志相关的林林总总，至今我仍不会玩牌打麻将，遭致我很多朋友的诟病，而在我那时其他孩子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到农忙我连大队房前的的流动电影也很少能出去看，看到乡间的泥路上有陆陆续续谈笑风生的村民在往大队或是学校操场的电影现场去，我那时多么想去看一场电影啊！可在父亲的眼里，我的想法对于他的劳作而言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我唯一能做出的就是手里扯着一把山芋藤连着青草忿忿地摔向远方，其实那时我是多么不爱我的父母。我的精神生活基本上靠经济成本很低的广播评书和小人书打发的，对于农民而言，大包干解放了土地使用权，因此在父亲看来劳动时间就是财富，所以我的儿时时光也是家里的财富来源之一。可以想象得出在这样一种释放出农民热情的时代里，贫困农民眼里一厢情愿地看到满地黄金也许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家庭，然而父母没有能力也没有能放弃眼前的功利的胸怀，更不允许有时间让孩子去自由成长，就像今天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绑架到各种培训班一样。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人是难以健康的，甚至连长大以后都不一定能有自己的爱情。因为爱情是要有自己的某种主张作为前提的，不然就会跑调甚至走样，这些在我的小说中或许有着某种呈现，当然小说原理告诉我们，小说一定是虚构的，有些时候生活比虚构还残酷，我的小说没也许那么残酷但可能呈现了人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种扭曲与变态，几乎是集体无意识混迹的奔跑或者是流浪式的无疾而终，还有有对我生活之外的群体以及周围世界的判断与思考、对于我而言，我一直想探寻人在极端的环境下又想做出怎样的选择或是精神被压扁成什么样子？到底会怎么样？或是会变成什么，这还得靠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最后，我说说我的小说创作来由吧。我的小说不算智慧型的小说，甚至写得很笨拙，因为我的文学基础并不好，很多小说知识都是后天补课的结果，加之先天的精神封闭与瘀塞，我的小说世界并没有能很好的打开，但是我借助小说说出了我对世界的某种浅疏的认识，或者是看到了人内心可能怀有的某种险恶，这样我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了出窍的通孔，也就是说我在自己的小说之外建构了某种精神的立场。这是我一生的幸事。也许我今后并不以小说作为我写作的唯一文体，但我还是要感谢小说，是小说让我找到了精神的皈依，特别是生活的砥砺让我的精神得到了妥帖的安放。这些虽对于我来得太晚也太勉强，但是从此我与我的精神故乡有了最后辞别的冲动与理由。看起来这些都带着深深的主观性，但我还是深感到这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尽管我的父亲对于我的精神叛逆并不以为然，甚至极为不满，但我依然在骨子里与我家族那一脉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我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确立了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如此看来，这种批判意识俨然成为我做文艺评论的优势，我将来未来的日子里依然以最诚虔诚的热情拥抱小说。

    吴长青

    2012年7月21日于北京远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