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就在长阳路附近，那儿有一家叫“香辣村”的店，老板喜欢点文墨，黄进请了个写书法的给老板写了个店名，“香辣村”三个大字，挂在店门的正上方，太阳一照，金灿灿的，颇具文化色彩。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黄进常去那里小啜，店主客气，要是赊帐什么的从不计较，多少有些情谊！。

    看得出黄进已喝过一顿，浑身酒气。我说你小子还能喝，他说就喝啤酒，“金陵干”，点了一盆中份龙虾。我说刘博士今天找戒子，找得好苦，可他找东西的工夫我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把整个过程复述了一遍。黄进笑呆了，笑得酒都喷出来了。我说你真醉了。他说博士的故事精彩，我听醉了。我说你别揶揄了，世界之大，无奇没有，世上的拙事和巧事一样，真是太多了。

    去年，我对门来自黑龙江的张为明去长沙开全国高校心理学教育会议，这家伙有洁癖，说宾馆不卫生，于是就把宿舍里的钢锺脸盆带上了火车，一直背到长沙。回来的路上，因为车站拥挤，不小心剐了人，人家要赔偿，张为明说是你自己撞上来的，怪我什么事。结果进了车站派出所调解，赔了30块才算了事。张为明挺纳闷，那些警察怎么二话没说，就让我带人到医院先检查，我火车跑票都买好了，怎能耽搁？那次，听完张博士的讲述，是刘博士笑晕了，说30块钱可以买到两只脸盆了。也就在那辆车上，一个妇女急产，结果这只盆子派上了用场，张为明因为这只盆子还上了报纸，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在年终考核中给他评了个“优秀”。

    这都是真事，就发生在我们楼里。

    黄进喝酒的当儿还去隔壁的歌厅吼了一首刀郎的歌，吼完了说，走！找个店泡脚去，我忙说这样会出事的。他说，就这么点酒就控制不住自己，真的“呆逼”了。我啤酒喝得多了，内急，必须现在就去厕所，出了小厅的门，我才发现厕所实在是难找。这是一个让我有些捉摸不透的地方，整个就不是一间屋，好象是巷子接前厅后院组合起来的一个大型舞场。巷口只是装饰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门，巷子就成了廊子，拐了几个弯，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墙上有两个歪歪的毛笔字“厕所”。舞场大概是一间仓库改成的，整个一面墙都拆了，只用几根柱子顶着，里面黑灯瞎火，只有滚动的音乐，震得我耳膜一翕一翕的。我开始怀疑起这个地方的真实性，莫非进入了非人的世界。一会儿灯亮了，舞场门口的柱子旁还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厕所的路还是瘦个子的保安告诉我的，开始他还指错了方向，我白跑了一趟。不过我一点也不怨他，我走到一个胡同口，那里有好些男男女女站着、蹲着聊天的，默默一个人抽烟的，看上去都是些中年人，他们没心思看我，我问他们“厕所”在那也没一个人回过神来理我。我相信保安，跑回去再问他，他这次说清楚了，我小跑，尿就要憋不住了，到底还洇几滴到内裤上。

    黄进站在门口等我，一幅不依不饶的样子。我挺感激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外地人，准确说我在这个城市什么也不懂，既没找到什么门道，连起码的生存能力都值得怀疑，小说没像样写过一篇，诗歌、散文虽有一点，也登不上大雅之堂。一个外地人在一个城市里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比登天还难。

    我说我不去那些地方，我害怕那些人。我经历过一些事，到现在都说不出口。黄进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我，我们边走边说。

    我说我相信刘博士有水平，但是社会经验肯定比不上你黄进。据说他们博士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任务，刘博士一年能发两三篇核心，可刘博士带我去唱歌，却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那时刚来南京，东西南北分不清，估计就在五台山附近，歌厅好大，一坐下就来了一个中年人，报价极低，我不会唱歌，刘博士凑合着唱，一人唱不到一首，就来了两个小姐，说是陪唱的，我们不要，小姐死磨硬缠，一下就搂住我，也怪我好奇，没见过大世面，我要了一个，另一个小姐很不高兴的走了，走的时候还挖苦了一句，“钱没有怂多”。就这一个害苦了刘博士，结帐的时候，小姐要了二百元小费，笑迷迷的走了，老板说，还有十杯干红，两包瓜子、一盘水果，小姐喝了十杯干红，一杯九十八，总共一千四百零八十，收银的小姐手指把计算器按得“唧唧”的想，计算器是自动报数的，发出了变异女声，像是饿得要吃人。我说你把小姐找来，我说你喝了十杯吗？小姐不吭声，只是点头。我说你喝哪去了，老板又些不耐烦了，说快买单，马上下班了，这时又进来一个汉子，满脸横肉。刘博士僵在那不吭声，那两个人说你们商议商议怎么办？我乘刘博士思考的时候把钱包里仅有的二百元钱悄悄的挪出来塞进了鞋底。之后，我把钱包往茶几上一磕，我说我只有四十元零钱别的没了，刘博士二话没说，叫来老板。

    这是我小老乡，我们都在这里打工，没什么钱，就这么多，说着他把钱包拉链一拉，四百元掉在桌上。刘博士较瘦，忙得头发也没来得急理，乍看上去还真像个打工的。我主动把钱包一扬，我这里还有四十元，我说我留十元叫车，老板看我们没有什么了，收起四百三十元，扬长而去。我和刘博士垂头丧气地往宿舍赶。

    路上我们谁也没吭声，我们是跑回家的，那有心情再去打车，两年多了，我们谁也没提过这事，谁也没公开提出总结总结那次教训。其实，我有好几次想再和他旧事从提，终因话题绕不到那上面来，只好放弃了。

    我在西安开过一个笔会，我还试着问过一个的哥，西安娱乐场所的情况，这是个不错的的哥，我说我是记者，我以前也用过这样的身份与别人说话。说老实话，用这个身份我是学来的，但不会借此行骗，如果把这个当手段又当目的，问题性质又不一样了。这得益于一家报纸的新闻提醒了我，报纸的标题是：民警“冒充”记者拽下跳楼男，新闻中的引语就没什么劲了，“索要补偿不成，一男子激动过度要轻生”。记者还真厉害，连警察这样身份的人都要冒充成记者才能救人。我清楚用记者这个身份会带来两种可能：一种人听说是记者什么都不肯说了，另一种人会把什么都告诉你。我有些后悔了，我不该告诉的哥我是记者，说不定他有自己的私密或是利益，他才不会对一个记者说实话呢，再说记者也有与自己利益莜关的私密。没想到，那个的哥一听我是记者显得特别兴奋，滔滔不绝，话里还透出几分正义。他先从西安的出租车票价上涨听证会说起，意思是现在的政府开始作为了，也民主了，更相信有政府的支持，记者能帮老百姓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黑事。一说就说到了比如娱乐场所的种种怪现象，说着还掏出一大把做得像名片一样的卡片，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带一个客立即给四百，我手里攥着足有二十张这样的卡片，二十家娱乐场所的广告一家比一家诱人。我说你拉了吗？他说拉过，我们要看什么人的。我又问的哥你能看得出来吗？他说能有点数，我说你看我呢？他说我拉你去去了你也会跑掉的。我说你凭什么这么判断的。他说记者用不着去那的，有人请！黄进打了一个哈欠。

    我说黄进你去那个地方吗？黄进酒也醒了。他说我怎么不去，现在就去泡脚呀？

    我们拦了一辆的士，的哥带我们胡乱地逛，问我们到底到哪里，我说是到泡脚店，随便哪个店。的哥把我们带到民国古建筑群的一条路边停下了，店里发出昏黄的光，几个小姐穿着露脐衫看着电视，一幅倦怠、漫不经心的样子，其中一个大概是老板，招呼我们进去，我推开门，一股劣质的香水味扑鼻而来，黄进装醉，歪歪扭扭，店里的日光灯管缠着红纸、黄纸，光线确实极为低调的。

    老板大概闻出我们身上的酒气，连忙说，先敲个背，敲个背，我没吭声，愣着看她们。小姐们只顾看电视也没有一个动的。黄进歪得不行了，挨在我身上，我说你醉死了，还是走吧。老板看我们这样样子，不仅没有挽留，连句客气话都没说。

    黄进说，太臭！我们又钻进了一辆出租车，继续找地方寻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