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雜志社在朝陽區一個叫紅廟的地方，我們從通州坐公交進城，一個環線接一個環線，從四惠到東直門，然後又倒了一班車，路上花了足有一個多小時。到雜志社的時候，太陽已經好高了。

    雜志社辦公室主任姓王，向陽讓我叫他王主任。辦公室不大，王主任滿臉堆笑，一邊忙著接傳真，一邊示意我坐下。空調效果不是太好，主任的白汗衫都有些濕了，汗衫貼在肥肉上，像是榨豆腐干滲著漿水的沙布包。

    《四方》是一本面向少年的純文學雜志，封面上的動漫做得很時尚，那些少男少女都被夸張了，像金庸小說中的俠客。王主任自豪地告訴我，《四方》雜志在全國的市場很大，已經發行了三十萬份。我想起了張五剛在我臨行前的囑托，我從包里拉出一疊“征婚”廣告。他問這個干什麼用？我說，這東西你們雜志刊登嗎？主任說，廣告當然登羅，他把眼鏡往額頭上迅速一推，湊近一看呵呵地笑，他這一笑，笑得我頭皮發麻。我這是純文學雜志怎能登這個！向陽說，沒事。有錢到哪都能登到，上央視都行。王主任見我悶聲不氣地將征婚廣告又往包里塞。“嗨”地一聲！那東西還塞進去干嗎？扔了算了。現在都是電腦排版，留一張底稿就夠了。我不再理睬他，我要帶回去一張不少的交給張五剛。一疊廣告，弄得我尷尬死了，一腦門的汗。向陽說，先放我辦公室，我找機會給你處理。不管處理不處理，感謝向陽給了我一把下台的梯子。他捧出好幾本由他參與編輯的書，基本上都是學校的專集，出版社五花八門。浙江的學校比較多，其次也有河南的。向陽說只要學校一把手校長同意做，不要他出錢，只要他買三千本書就可以了，操作性很強。說著從抽屜里拿出一份最近的合同，是湖南一家學校與《四方》雜志社合作的出版合同。我湊近看，嗅到他身上淡淡的煙味，看清了與耳端平齊有些微卷的長發，也許是營養的原因，竟然有些枯澀，但很精神。

    我問向陽紅廟這地方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大白天在大馬路邊的樹蔭下打牌，會影響首都形象的。向陽說，三環外的浴城哪家沒有小姐，這總比那強多了，何況這里快到四環了，我說照你這麼說到十環就可以放火殺人了，向陽說我扯蛋。向陽的詩我真的看不懂，書法倒是不錯。我說這些詩為什麼不出版，向陽說等整理好了再說。我說你再忙，也不能把自己的東西丟掉。算是我對他的關切。

    剛剛出版的一期《四方》雜志堆在後門邊的一個房間里，一個女的正指揮兩個穿著搬家公司制服的工人把一捆捆雜志往一輛面包車上裝。兩個工人揮汗如雨，不時用手背擦汗。我傻相地看，向陽拽了我的衣角，我又跟他後面走。他拿出用電腦做出來的另一家雜志的封面給我看，還用手摩挲著，動作很細。我眼楮一亮。

    吃飯的時候，王主任叫上向陽和我，還帶了一個編輯，就在雜志社附近一家小飯館，一人點了一道菜，店主人很客氣，他認識王主任。點頭哈腰，又是泡水，又是打毛巾。我想喝酒，可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喝酒，我望了一眼櫥窗里擺著各種造型的酒盒，偷偷咽了一口吐沫。喝酒在我生活的甦北早成了習慣。有人一天三頓，少則一天一頓，到客沒酒等于沒請。我到北京來還沒有像樣的喝過一頓酒。我甚至懷疑起北京是不是在北方，都說北方人好酒，怎麼我一踏上這塊地就沒酒了呢？後來我才知道，王主任有糖尿病不能喝，編輯小劉來自四川山區不喝酒。原來向陽和我一樣，在看王主任的臉色，我在看他們三個人的臉色。

    向陽說他看不起北京人，我說你在北京為啥看不起北京人。他說北京人徒有耍闊的派頭，沒銀子！我說你知道南方的精明嗎？他說我做的都是南方人的生意。我說我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是東部的。我不會做生意。向陽笑起來，笑得和王主任一樣深刻，像刀一樣刮得我心疼。陽光下飄著幾粒頭皮屑，久久沒有落下。不知是我的還是他的。

    王主任問我有沒有想好用那種方式合作。他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發行，每本雜志可以給我七折，其中的三個點給我。我事先沒有告訴張五剛我這次來北京的真正意圖，只是說看一個朋友。現在，結果基本明朗了，我完全能拋開張五剛，搞《四方》工作站了。

    向陽倒是沒提工作站的事，只說合作做書，還有他自己做的另一本關于青少年成長方面的雜志。他需要人手，更需要資金。問我願不願意來北京發展，或是入股。王主任偏說做《四方》發行挺賺的，廣東的一個發行站一年淨賺了七八萬。以我的判斷，他們兩人的話不是一路的。我的態度是不求證不討論。這套本領是在婚介所學來的，既要管住上線，也要牽住下線，這樣成功把握才能更大，要不然婚介服務從哪兒拿錢！向陽看王主任還在那滔滔不絕，忙說還有點事，就離開了雜志社。我到編輯部逛了一會，見過幾個編輯，寒暄了一氣才告別王主任。

    小旅社就在朝陽文化館對面，文化館前面的廣場很熱鬧，有流動書攤，盜版書很便宜，我買到了幾本簇新的帶回家看。

    旅社老板很客氣。介紹我到附近的小飯館吃飯，還免費提供熱水洗澡。原本去工地看看在北京打工的幾個老鄉的念頭也被這熱水沖得無影無蹤。在北京能洗個熱水澡值得我懷念一輩子。

    王主任第二天給我一包材料，有蓋了章的證明，還有雜志樣刊，我順拿了幾十只信封，十本信紙。這對我寫稿有用，也是我在張五剛面前排闊的資本，這些足以證明我還是有牛逼的。離開雜志社的時候，太陽依舊洇在霧蒙蒙的空中。

    王主任做事認真，非要送我走，我說我打車就是。他真的發動了雜志社里的一輛老式的“昌河”牌面包，我享受了一次專車的溫馨，雖說空氣燥得人難受，我還是打開車窗看了北京的市容。王主任一直把我送到朝陽門地鐵站口，他熱得汗流浹背，看著我吃力地背著兩包廢紙，傻傻地笑。我走了好遠，他還在後面揮手。我想要是被警察逮住就煩了。算了，走了就走了。我頭也沒回就鑽進了地下通道，買了一張去北京站的地鐵票。

    到徐州剛好是上午八點，張五剛老遠就迎上來了，他買了站台票，沒人趕他，一幅老逼逼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