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陈晨在那家全国闻名的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意识清醒时说，这回玩得有点大了。

    确实有点大了。

    持续不退的高烧，伴随着抽搐，呕吐。出租车。小城的医院。救护车，朝着北京的方向奔驰。

    陈庆旺，飘红，再次从天而降的陈松。忘了喂猪守在电话机旁的老伴。

    人们机械地行走，机械地奔波。恍如在梦中。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呼号。他们没有时间痛苦，没有时间流泪，没有时间呼号。他们在战场上，他们在打一场硬仗。他们不敢眨一下眼睛，大敢大声的呼吸，深怕他们的所有就在他们眨眼呼吸的时候被敌人夺去。在战场上，陈庆旺，陈松，飘红从未有过的团结和一致。

    在奔向北京的路上，陈松的手一直抚摸着陈晨的额头。陷入深度昏迷的陈晨却无法感知到那只手的抚摸。无法悄悄地呲一呲掉了一颗门牙的牙齿，来庆祝一下他的小计划的成功。

    繁杂的手续。繁琐的检查。重症监护室。

    检查的结果下来了。病毒性脑炎。印证了小城医院的说法。做腰穿，抽取脑液。庖疹型病毒脑炎。

    拿着报告单，陈庆旺问医生，大夫，我跟您打听一下，谁得了大脑炎？

    陈晨是你什么人？

    陈晨我是什么人？他是我孙子，是我孙子……

    陈庆旺感觉到了疼痛，感觉到了呼吸的艰难……

    他的手摸向他的口袋儿。

    他要吃救心丸，他不能倒下，他要看着孙子睁开眼睛。

    在京的第一天。陈晨昏迷。

    在京的第二天。陈晨昏迷。

    在京的第三天。陈晨昏迷。

    在京的第四天。陈晨昏迷。

    在京的第五天。陈晨昏迷。

    病房里只能留一个家属。陈庆旺，陈松，飘红三个人轮流守着。一个人守着陈晨，另外两个人就可以歇息一下。夜里，没有睡觉的地方，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躺在医院的走廊椅子上眯一会。椅子是有限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家属们大多横七竖八地趟在地上。一块铺在地上的垫子，一个身子刚离开，另一个身子马上煎饼一样摊上去。谁也不会嫌弃谁。这条狭长的走廊，既是家属们等待和歇息的地方，也是他们互相打气互相支撑互相取暖的地方。同时，也是家属们接待源源而来的探视病孩子们的亲朋好友的地方。

    在陈晨昏迷的五天里，陈庆旺，陈松和飘红三个人没有加入到走廊家属的行列里。他们没有一点点多余的精力去和他们交流。他们要非常节俭地使用他们所剩无几的精力。习惯了主动式哭泣的飘红也节省了哭泣需要消耗的精力。他们在和彻底的绝望对峙着。他们没有加入到那个行列，却并没有被那个行列拒绝和抛弃。那个行列的人都知道陈晨是几个孩子中病情最重的一个，他们无声的声援，无声的期盼。用他们的眼神。用他们的心。只要陈庆旺摇晃着从病房里出来，躺在垫子上的人再累，再困，也都把垫子给陈庆旺让出来。他们同情陈庆旺一家人的同时，心里也暗存侥幸，幸亏得大脑炎的不是自己的家的孩子。

    陈庆旺拒绝享受那块垫子的安逸。一个人走到楼梯口，蹲下，摸出纸烟，点燃。两个眼珠子在陈庆旺瘦得只剩一层皮的脸上，大得有些夸张。和恐怖。它们偶尔地还能骨碌一两下。

    陈庆旺在想，也不知道老伴现在怎么样了。街坊五哥刚才把电话打到陈松的手机上，说他们已经到家了。陈庆旺还是放不下心。老伴就不该来，真是越乱越添乱。本来，陈庆旺叮嘱陈松，每天都要给老伴打一个电话，向她报个平安。老伴很警觉，在电话里说，既然陈晨像你们说的那样好，就让陈晨和我说话。老伴的这个愿望当然没被满足。更让老伴怀疑的是，亲戚朋友们鱼儿一样成群结队地往北京游，他们把她当成捕鱼人，全都绕着她躲着她。她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她要亲自去北京看陈晨。然而，从未出过家门的老伴不知道怎样才能去北京，只好天天泡在五哥的家里，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磨五哥带她去北京。被逼无奈的五哥只好及时地向陈庆旺汇报军情。陈晨在京昏迷的第五天，陈庆旺终于说，来吧。

    陈庆旺当时想，如果陈晨真的醒不过来了，就让老伴看孩子最后一眼吧。

    老伴隔着大玻璃窗看到了全副武装的陈晨。陈晨小小的身子上竟有那么多的管子，脸上还罩着一个大罩子。她的眼睛艰难地拨开一根又一根的管子才能看清陈晨。那是她的孙子陈晨么？陈庆旺说是陈晨，陈松说是陈晨，飘红也说是陈晨，应该不会错的。那这个孩子肯定是陈晨。她眼底的疑虑还是不能完全地褪去。

    没有陈庆旺和众人意料之中的恸哭。老伴显得过分地平静。

    她和五哥回家时，带着她的疑虑，带着她的平静。走了。

    老伴反常的举动，无异于在陈庆旺已经麻木了的心脏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木木地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