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晓晴和先生又恢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可，他们的生活还是起了些变化的。每天早上晓晴总是能找出一出理由晚先生一点出家门。“一点儿”是什么概念呢？是一分钟，是三十秒钟，甚至是十秒钟。不等。这就足够了。在这些不等的很短的时间里，晓晴完全可以完成一个动作——快速地打开写字桌的抽屉，准确无误地翻到藏着情书的夹页，匆匆地看上一眼，然后匆匆地锁上门。楼道里便传来一阵高跟鞋的舞蹈声。节奏很像踢踏舞，又快又脆。看完这匆匆的一眼，晓晴才会安心地工作，安心地喝水，安心地吃饭，安心地如厕。安心地完成一天该完成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呢，真是烦死人。单位有事晓晴必须要早一些时间离开家，也就是她要比先生离家的时间要早。而先生呢，他居然早早就醒了。晓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打开抽屉，再打一份材料？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她恨透了领导打来的这个电话，为什么不更早一点打来，昨晚为什么不打来，真是该死。她也恨透了先生，你既然还不想起床，为什么不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干嘛把眼睛睁那么大看着她，真是可恨死了。就像每天都要看上一眼情书一样，晓晴对先生的愧疚也是每天都有的。在这一刻，那份愧疚消失了，有的只是钻透牙根儿的恨意。带着对领导和对先生的恨意，晓晴出门了。楼道上响起的舞步变得纷杂而又零乱。走在路上时，晓晴又把恨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她恨自己很久以前为什么不买一个大的背包来背，她身上背的这个小包太袖珍了，刚好放下她的小手机和一串钥匙。想到背包，想到手机，晓晴又把恨转向了国。为什么，为什么国就不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都没有。国不来电话，晓晴也不主动给他打。她忍着源于国的那份思念。她恨国，凭什么无端的又来折磨她，又来折磨她的生活。

    整整一天，晓晴的精神都是软软的，疲惫的。她不能确定先生是否打开了那个抽屉，然后是否又打开了那个笔记本。尽管她实在找不出先生打开笔记本的理由，可是万一先生就打开了笔记本呢，偏偏他打开它的那个理由就不在她所有的理由之内呢？晓晴的身体就要爆炸了，晓晴的头就要爆炸了。她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地板承受不住晓晴太重的烦躁，她走过的地方，地板在一寸一寸地下陷。

    紧挨着晓晴办公室的是领导的办公室。领导明显地感觉到了晓晴的烦躁。是晓晴先生同学的年轻的领导一推门儿，声音和头同时出现在晓晴的耳边和眼里。

    “晓晴，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领导的话提醒了晓晴，晓晴顺口说道，我先生病了。晓晴说“先生”病了，不是说你的“老同学”病了。她忘了。晓晴竟然忘了先生和她的主管领导的关系。

    怎么不早说，你提前走吧。

    晓晴就直着两只眼睛急急地走了。

    当晓晴赶到家里，确信她的情书并不曾有动过的痕迹时，她体内的躁感才像汗液一样排出了体外。

    一道利闪突然击中了晓晴。迟钝的记忆在顷刻间复苏了。她想起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先生的同学，她的那个主管领导，会不会给先生打电话？会不会？太有可能了。他们两个人平时走得那么近，真是太有可能了。晓晴被这个问题吓住了，吓坏了。她的头有些晕。好多好多的蝴蝶朝晓晴飞了过来，它们飞了过来，又飞走了，飞向远处的吹着萨克斯的人。哀怨的萨克斯曲锦缎一样裹住西下的太阳。太阳光滑滑地从锦缎里泄下来。

    晓晴病了。先生回来时，一摸晓晴的头，滚烫滚烫的。

    先生吃惊地说，天啊，你好烫！然后先生像甩一袋粮食那样，把晓晴甩在背上，飞奔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