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说，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还没到校。刚从家出来，去徐水火车站坐火车。到现在还没有坐上火车，只是在路上胡思乱想，并且已经把上学之后的事也说了出来。按说是不可能的。可是，谁让我是从26年之后回看那个时代呢？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先知先觉的傻子。其实绝不是，那是我的经历。我们是不是坐火车去的保定，现在我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很有可能是我父母陪着我骑自行车进的保定城。就像李向阳一样，我也始终在冀中一带活动，因为徐水作为保定的卫星城，作为大跃进的发源地之一，离古老的城市保定还是很近的。如果论古老，徐水比保定还老。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徐水，但还没保定。设保定路是宋代的事情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徐水不叫徐水，他是燕下都的辖区，称武遂。而宋代这里已经是边关了。杨六郎作为北部边关的统帅，以保定路为基地，巡视在太行山以东，白洋淀以西一带。就在杨六郎巡边的年代，北京城以及京南的范阳，都已经归了金国了。所以徐水定兴一带就是边关。西至飞狐郡，东至渤海南，也就是燕云十六州东边的一带。苏轼并没有来过徐水，他最远到了定州，而定州还在保定南边一百五十里的地方，那是古中山国的地盘。苏轼也就站在定州塔上眺望了一下徐水边关。也许他看到了烽烟，也许烽烟没有被点燃。苏轼被贬到定州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两年就走了。文人就是文人，虽然只来了定州一两年，却与百姓一起扭过秧歌。还种下了一棵大笨槐，现在还活着，几个人搂不过来。比《地道战》里挂大钟的那棵槐树还活得结实。也许是高老忠当年拉钟的劲头太大，也许让小日本给折腾的，那棵槐树都死了。就在苏轼站在定州塔上远望徐水九百多年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坐火车来到了徐水。那是公元1958年，据说他老人家命令专列停在徐水火车站以外几公里的地方。这属于临时停车，可一停就是三天。据说他老人家发了脾气，谁也不见。就在报纸上来回写字，据外电报道他写的字都是一个内容，仅三个字，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写的人是谁，因为那时我还没出生。后来毛主席就下了火车，视察了徐水，表扬了大跃进搞得好，最后还产生一个公社，叫八四公社。八四公社下属的八四大队那时已经住上了楼房，走进了中国人所谓的共产主义时代，其标志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在我考上大学的1980年，那些共产主义的楼房还在，但都不能住人了，原因是当时的上下水管都是玻璃制作的。我没有亲见，怀疑是造谣。因为尽管徐水有一个玻璃厂，也没听说天天烧制楼房的上下水管。八四大队有我高中时最好的同学，但是他没考上大学。我替他惋惜。因为去徐水火车站，我想起了我的同学，我每年都要去他家，也就是八四大队，去吃一顿年饭。可见我们俩的友谊之深。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徐水中学的校园里，伴着夕阳背诵《白杨礼赞》的日子。

    前面说过，我很可能是骑自行车去的保定。可为什么保定城是河海大学的所在地？那是历史的原因，因为设河海大学时，省会还没有迁往石家庄。再说保定素有大学城之说，一个小城不大，虽然很古，是历史文化名城，但城并不大。这就是萝卜不大长在了背上。最早有保定陆军学校，是中国军校之祖。河海大学就在军校旧址边上。说不定就是军校的旧址。26年前的保定城经过了文革之后还在恢复之中。众所周知，保定是文革最热闹的城市之一。保定人敢打，有传统，小日本也没怕过，好起哄。所以有运动就能被发动起来。离中央又最近。前清的时候就好进京抬轿当打手，所以是有名的“狗腿子”之乡。后来保定人不服，就靠向尚武之乡风，说狗腿子其实是摔跤的专用术语，叫“勾腿子”。可谁信呢？没人给平反。当然平不平反也没鸟用，各活各的命吧。

    如果按照我的第一种说法，我是坐火车去的保定。那么我肯定去了徐水火车站。徐水火车站是个小站。小站是什么概念？不是说地方小。按我的理解，应该说是它的通透性、随意性。也就是说，你上火车下火车没人管你，四通八达，假如你不怕车上查票，完全可以不买票。而下了车也一样，没人验你的票，一跳下列车，你就可以往你想去的方向走。也不用在站台上走，直接蹦到铁轨之上，横越铁路，走在一歪一扭的石碴中。还有的人，大都是徐水人，是不要命的。就直接从他刚下来的列车底下钻过去。每逢看到有人钻车底，我都羡慕得要死。因为我从来不敢钻。你想啊，小站的概念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全国通用的，就是停车的时间，一般只有两分钟。两分钟还有的乘客钻火车而过，真是不要命了。这就叫做小站。小站只服从时间，也就是只按照列车时刻表活着，而空间有无限的延展。像这样的小站中国可谓很多。我记得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跟一名男同学回唐山的家，竟然是一个镇级的小站，比徐水的小站还小。我竟在那个小站的厕所里拉了一泡屎。至今什么都忘了，却记得拉屎，就是因为那个站太小。如果像这样疑惑地写下去，恐怕我不会去河海大学报到了。那么我干脆就选择坐火车去保定算了。因为还有一个情节可以作为旁证。因为我们是从火车站乘三路公交车去的河海大学，我是在车上遇到了王小蕾的。这一点我妈也会作证。因为她看到王小蕾之后，已经认为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妈在公交车上，一路就没有错眼珠，总是在看王小蕾。后来我问我妈，是不是看上了人家？想让人家做她的儿媳妇？我妈不承认，说她看王小蕾的目的是想，自己要是有这样一个闺女多好啊。事实是，我妈没闺女，我也没姐姐或妹妹。时隔26年之后，每当想起公交车上那一幕，我的脸还在发烧，原因是我一下子知道自卑了。一种感觉击中了我。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是城乡差别。看着王小蕾一副高傲的公主形象，再看看自己的寒碜样，我真想从公共汽车的门缝里钻出去摔死。但是我忍住了，因为我还没有走进大学的门槛。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开始上大学呢。那一刻，我看到我爹一副超然事外的样子，张着厚厚的嘴唇不知想什么呢，我开始恨自己为什么生在农村。

    前边说过，文革时十里铺两派闹纠纷都要找我姥爷解决，好像我姥爷是两派的总司令了。其实不是的。十里铺传统力量大于派性，只能说明十里铺人太老实，坏人较少，或者说有点傻。如果当时村里有几个忪奸坏的家伙，非要挑起群众斗群众的不可，我姥爷也就没办法了。但是有一样，我姥爷可以拿住十里铺的任何人，就是谁也不敢夸口自己不闹病。只要一闹病，就得找我姥爷瞧瞧。反正你不能拎着手枪来督着我姥爷的脑门子瞧病吧？再说十里铺的人也没手枪。像十里铺这地方，以我姥爷为首的封建传统派占了上风，他们的生活逻辑还停留在解放前，一切论资排辈的标准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比如，雪芝姥爷以及雪芝姥爷家族里的路芝姥爷、前芝姥爷、恒芝姥爷等等兄弟，都是我姥爷的好兄弟，他们都是解放前十里铺的地主。我姥爷解放前就和他们是朋友，就一门心思羡慕地主。因为十里铺的地主都比较仁义，没有一个是黄世仁，也没有一个是刘文采。而且我姥爷的一个理论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也常和我们私下说，只是姥姥先说一句，你姥爷说的话可不能往外边随便说去。当我们答应了之后，我姥爷才沉着脸往下说。他说，地主怎么了，地主都是本分人，都是勤劳致富的人。比那些闹农会的破鞋流氓无赖们强一百倍。懒汉才闹革命呢。你看村西的宋谁谁，村南的李谁谁，村北的刘谁谁，都不是什么正经货。所以到现在他们的子女还是闹得最欢。我姥爷吧嗒一口烟袋，接着吹吹烟袋，然后往鞋底子磕磕，再吹吹，就把烟袋放在他瞧病的三屉桌上。我就看到烟荷包在桌边上晃来晃去。烟荷包上的一对鸳鸯就趁机打开了秋千。我当时虽然不知道鸳鸯是干什么的，但我也好羡慕它们在那里打秋千。我倒是不羡慕地主，只是羡慕我姥爷烟荷包上的一对鸳鸯。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我姥爷就会把手抄在袖筒里，长叹一声说，看着吧，长不了。胡闹的事情永远也长不了。

    就是这样的农村。传统派与革命派同时存在的农村。在没有见到王小蕾之前我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除了我姥爷使我们狠一点以外，也没有什么忧虑。因为挨饿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大跃进的时候砸锅卖铁大办食堂，我也没有出生。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文革时也还是个孩子，一切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是个天生的逍遥派。因为最多当过红小兵，连个红卫兵都没当过。那时候哪里有热闹到哪里去看。所谓热闹也就是婚丧嫁娶，以及邻里吵架。我哪知道什么叫自卑呀？一上大学反而觉得自卑得不想活了。所以我好长时间都失眠，头发开始变白。不知道的都说我是少白头，血热，长大就好了，其实我自己知道病根在哪里，就是因为我自卑失眠之故。如果从这一点上说，王小蕾应该是我的克星了，甚至是个害人精。其实，你这么说我不爱听，我倒是愿意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是一对小活冤家。因为只有冤家才路窄嘛。她欺负我，或者她直接间接地残害我，是我乐意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王小蕾面前，我就是个两个字，那叫贼贱！如果王小蕾对我有意无意地施虐的话。那么，我甘愿当她的受虐狂。现在想来，什么男人啊，真他妈的不男人啊。原来，26年之后，才知道男人是不怕女人的。甚至在女人面前是没有自卑的，只有女人在男人面前的自卑。为什么中年以后天地就反过来了？年轻的时候，当我，或者当一个男人由于血热和手淫过度，根本对付不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比方说，我的小木棍像偷了天火一样激动着，燃着火把，小脸通红，本想一探王小蕾的原始山洞，可刚一插进洞口，就呕吐了，就缴枪了，就晕菜了。这真让人自卑。可是当我们四十大几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挤进前列腺出毛病的大军的时候，我们的火把又狂又旺了，火焰万丈，气焰嚣张。可是，这时你面对的，却不是王小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