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在1927年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时进行学术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这篇文章被收入《而已集》。

    笔者查询了一些文献资料，了解到了鲁迅先生作这篇演讲的历史背景，并由此出发大概对做这次演讲的目的有了一些了解。

    1928年12月，鲁迅曾在致友人陈睿信中说道：

    “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

    鲁迅先生自己也曾在题辞中说过，收入《而已集》的文章，只有“杂谈”而已。于他自己而言，只有“而已”而已。

    且注释中说道：“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的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

    由此可知，这应该不是一次纯粹的学术演讲，其中蕴含了对自身立场的宣告与对社会的内涵。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演讲中，鲁迅先生开篇就讲到了曹操。

    董卓黄巾大乱，且又在党锢之后，曹操出来了。鲁迅先生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曹操在治理方面尚刑名，在文章方面求清俊，在处事方面尚通脱，很大程度上影响、改变了当时的风气。鲁迅先生说：“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的人，……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帱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多。”但后来，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必然是不允许有人发表不同言论挑衅他的专权，威胁他的统治，动摇他的权威地位，这就造成了他与文人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他就以不忠不孝的罪名杀了最活跃的孔融等人，于是当时的方士文士就只能通过吃药（五石散）与喝酒来排遣心中感情，这里的药与酒，成了在专制下文人生存的方式。

    这与鲁迅先生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战争不断，内忧外患，社会动荡，前有段祺瑞政府造成的“三· 一八”惨案，后有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进行的包含“四· 一五”“七·一五”政变的清党。鲁迅先生在北平因为写了《“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流言和谎言》等极富战斗力的文章和著名的祭文《记念刘和珍君》后，受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与此同时也受到了南方国民政府的革命理念和美好愿景的吸引，于是决定南下，到厦大任职。两个政府对比，高下立见，所以在最初鲁迅先生确实是对蒋介石存在好感的。但随着时局变换，蒋介石终究还是有权谋家、政治家的身份，他的所作所为让鲁迅先生对他的“滤镜”破碎，使鲁迅先生感到感到“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

    鲁迅先生曾在文中讲到了嵇康与阮籍。二人皆是竹林名士的代表。宁稼雨先生曾在《阮籍：痛苦煎熬中的自我超越》中讲到，阮籍与嵇康在政治态度上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基础是他们在政治营垒上皆是司马氏的反对者。鲁迅先生说二人皆是旧时礼教的反对者，嵇康更甚。鲁迅先生用二人的不服管教和嵇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来告诉政府的当权者自己的态度。

    综上所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是单纯地介绍魏晋时期的事，他在字里行间影射了国民政府的暴行，曲折但辛辣的指出了国民政府无耻之行。同时也含蓄表明了自己对待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