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这部作品，还牵涉到一个时态的问题。

    因为书中写到的我们的父亲突然失踪这件事，关涉着过去，指向着当下。所以，在写作中，我不得不被时态的问题纠缠着。我所写的每一章，又必须要是关涉着过去同时又兼顾着当下的。

    我于是不得不写了又改，改了又写。

    这些其实都是小说修辞的事。

    真正的还在于意义，在于写了什么。

    在这本书里，我将写到抛弃与背叛，写到疏离与诀别，写到疼痛。

    写到原生态家庭中的亲情、温情。不可避免地，我也将会写到原生态家庭中的暴力与冷暴力。

    我不会时髦地说这是亲人间的相爱相杀。可能，这里没有相爱，可能，这里也没有相杀。

    造化将这几个人捏合在一个家庭里，但是，造化做完了这样的工作之后，就走人了，他将这几个人留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空间里，自己放风去了，或者，到别处再去造化弄人去了。而留在这里与当下的几个人，则无情的开始进行同一血脉里的生存、生长……

    这里还要有一个意义的话题。你要让你的作品有意义，有过去的意义，也有着当下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可能恰恰是无意义。

    你看见过小说的无意义叙事吗？

    如果没有，我这里帮助你建构起小说的无意义叙事。

    无意义，不是空白，不是冷漠。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

    我说不清楚的事，我就不会再去叙说。我只用我的作品进行着无意义的乃至冗赘的叙事。

    当然，所有的小说都会涉及到意义，都会有意义指向。但我突然发现，关于“意义”这一文学母题，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里的悖论，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不是吗？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在寻找意义，其本身是很徒劳也是很荒诞的。

    我很想在这篇作品里好好地进行一次选材，选一些体面的、文学性强的材料，甚至能够够得着经典的意义层面的材料。

    但最后，我失望地发现，经典的问题，也大可值得怀疑。

    生活中的事，既不会听你的安排；而你设计出来的文学情节，又定然与生活搭不上边。

    我们无法考究生活的意义。因而，也就无法考究生活中那些发生的偶然的必然的或既非偶然也非必然的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譬如，我书中写到了老二的发疯，老二的羊角疯，老二的车祸，这些有意义吗？我无法考究出它们的意义，但我觉得，我得写下来，写下事情本身。事情本身它就这样发生了，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这是事情的全部意义所在。它们就这样找着了老二这个人，并让所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你可以说，老二你可以设计成另一种人生格局。但亲爱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生格局，为什么又不可以呢？它既然可以在生活真实地发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文学中真实地再现呢？

    所以，我再一次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着大可值得怀疑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本来是想写“我们的父亲”的，但不知不觉，我竟然将所有出场的人都写成了主角。

    是啊，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又有谁甘心只做配角呢？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

    “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这里了。

    “我们”在这里，但我们可曾想过我们之外的父亲、母亲、抑或他人？

    五

    这次写作《我们的父亲》，我还必须告诉大家，这次，我把电脑给甩了。我一直激情洋溢地在纸上书写。我突然发现，我像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一样，俯瞰着沙盘，作战区域尽收眼底。

    我俯伏在时间的沙盘上，往日里所发生的事，枝枝叶叶，曲曲弯弯，全在眼里。我完全不是在写作，是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不假思索地朝我笔下奔涌。我第一次感觉到写作原来可以这样。而过去所有文学训练中所积累的心得啊、感悟啊什么的，似乎全然使不上劲来。我得告诉你，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我将《书香门第》的写作暂时停止了。那是写爷爷——父亲——儿子三代人的，是在审视三个时代，一个是毁灭的时代，接着是抛弃的时代，最后是回归的时代。多么好的线索安排啊！但是，在这本书里，这样的线索，我让它先到一旁凉快了。

    这次写作，我完全听随笔墨的使唤，信笔写来。如果必须要写出另一个段落，我就拿出另一个本子，继续写下去。作战方案，战争状态，也差不多是这样。完全可以在这场战役打响的时候，另一个区域，另一群人，又在开始另一场战争。弹药，多得很；时间充裕得很。我完全是在打一场毫无准备又准备得非常充分的战争。我所向披靡，我无坚不摧。

    现在已经进入高温时期，盛夏已经来临。我的这本书，也随着盛夏的到来而搭建起了庞大舞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作家也有一代作家的书写。前些日子看莫言先生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我突然发现，我们六零后的作家是也能写出莫言笔下的那个时代的。但是不是能写出切肤之感与历史的疼痛，就很难说了。但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会穿透几个时代的迷障，能够看得见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确信，我在写一个真实的小说。

    真实，某种意义上讲，是让人害怕的。而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记录下一个时代。我们所演绎的，永远是在以写作当下的视角看到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写下的永远是我们所经历所体验的世界。纵使我们书写历史小说，我们也只是以当下的历史观去演绎历史的故事。

    而我们的历史观，受限我们对一个历史的观察与思考，虽然，我们的写作直觉支配着我们的写作，会洞穿历史的秘密，但我们自己的局限，则会被阅读者抓住。

    我们永远无法达成经典。完成经典的任务，是读者们的事，而不是作家们的事。

    而我们本身的局限如果狐狸的尾巴一样，是藏不住的。这是每个作家的宿命，也是每个作家的局限。

    无法改变。

    六

    我还想说两句：

    有句话，我终于信了，长篇小说，是属于身体的，甚至是属于骨血的。

    第二句话：文学在任何时候，其厚度与重量，都远逊于生活的厚度与重量。与生活相比，文学永远是苍白的，我们的语言握不住生活的那份苍凉与粗砺。

    这是作家的宿命。

    这也是小说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