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的地盘上，她活出了真我。她第二年嫁了一个在同一条街道上做生意的同行，比她少三岁。她实实在在地做起了一个凡夫俗子男人的老婆，不要考虑丈夫的脸色，不要顾忌他人的眼光，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骂就骂，想玩就玩，想闹就闹，想懒就懒，想赖就赖，总之一句话，没有那么多的规矩，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就是了。

    他们夫妻俩起早贪黑，苦心经营，小日子过得还算火红，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招娣也就慢慢淡化了对江州的思念，淡化了对廖仁、廖荷的思念。

    后来进军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均由延生处理，特别是在使用住家保姆方面，延生更是说一不二。延生坚决不让进军重蹈覆辙。当然，关键的是延生和进军已经懂得珍惜失而复得的二人世界，“指腹为婚”的戏言，在天上飘飘忽忽六十年，终于落花有意，流水有情。

    葛延生，脱离了十多年的婚姻牢笼的羁绊，像一只刚刚飞出笼子的小鸟，说不尽的自由和快乐，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洒脱和自在，她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美。

    她每天都要和进军见面，见了面，自有说不尽的缠绵，道不完的缱绻。好像要把失去的爱，给补起来——包括她应该给进军的，和进军应该给她的。同时她还想把自己的幸福宣示天下，可惜的是那时还没有微信，否则的话她要整天地晒幸福，让整个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延生筹备了两项活动，她首先撺掇进军请客，进军问，什么时间？当时进军正接待着一个大客户，心想不就是吃顿饭吗？他说，你定吧，我不管。对，你定，就是我定！

    延生早就当了他大半个家了，在私下场合，延生就是进军夫人，起码也是准夫人。何况现在已经基本名副其实了。

    延生在电话那头狡黠地一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她先出去一个电话，定下饭店和时间，再出去三个电话，请了三对夫妇，小范围的。时间：周三晚六点，今天周一。饭店：醉仙楼333包厢。好，一言为定。

    周三晚，建国和史静早早到了，建国已经退二线。史静在李子媛那边的支教由带班上课，改为对教师的定期辅导，一个月跑一天或两天。回江州的时候，后备箱子里全是新鲜蔬菜，史静比什么都满意。

    一芃还常常鼓动她最好每周去一趟。这年把，一芃常常拖着史静，她俩由原来的若即若离，迅速发展为闺密，也许是有建国和进军的关系，也许是她俩性格的互补。

    一芃请客，建国首先想到了今天是“4·23”，而且是整整四十周年。他内心极其欣赏一芃的动议，同时也泛起一丝丝惆怅。

    四十年了，当年的红卫兵已经花甲年岁，死了的，也鲜有人提起。可就有葛一芃居然记得，且愿意做文章。

    文建国一见到葛一芃，就说：“贼心不死。”

    葛一芃大笑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是半死不活的人，只有找点酒喝喝，才感觉到。诶，我是活着的。”葛一芃就是潇洒，把个“死”“活”随意颠来倒去，说得还挺有哲理，挺风趣的。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建国大脑里闪现出鲁迅的诗句，他可惜自己不会作诗，口才也没有葛一芃反应得快。

    还有两对夫妇是前后脚到的，一芃一一作了介绍：江中原红卫兵团政治处主任66届的苗渺，携丈夫、总工程师洪流；江中原红卫兵团宣传部部长、66届的龚鸣，携夫人小杜护士。

    文建国对苗渺有印象，她就是当年在万晋明尸体旁哭得昏厥过去两次的红卫兵女战士。当时的苗渺对万晋明一往情深，他们同班，但还没有来得及互诉衷肠，就阴阳相隔了。

    当时的文建国连红卫兵都不是，所以和苗渺没有接触，但了解校友对她的评价。他对苗渺就像后来的少男少女对女神级的明星崇拜，只有仰视的份儿。

    那时一芃和苗渺是江中红卫兵团的两枝花，苗渺显得更成熟更稳健，主要是协助总勤务员万晋明处理内部事务，而一芃偏重于对外联系，后来又直接把自己给联络到了“红司”司令部里面去了。

    建国对龚鸣的印象很深，记得原来他长得很瘦，瘦骨嶙峋，现在是人未到，肚子先到了。但脸模子没有变，记忆犹新。他的名字更是如雷贯耳，好文笔、好口才。建国并不和龚鸣打招呼，说了一句“《一双绣花鞋》”，两人就紧紧拥抱上了。

    苗渺平时与一芃保持着常规联系，特别在有了手机以后，有事没事发个短信互致问候。她能够体谅一芃今天请客的用心良苦，她对“4·23”这个日子太敏感了，没齿难忘。

    洪总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与她家是老邻居，比她大5岁，当年30岁的洪流主动跑到她下放的生产队求婚时，苗渺将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最后和他约定，如果你能够再等七年，我就嫁给你。那时苗渺已经下放三年了。七年之后，苗渺正好上调回城，什么话也无需交待，两人喜结良缘。

    龚鸣由于是红卫兵团的笔杆子和喉舌，在“文革”后期及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屡遭冲击和批斗。

    让他哭笑不得是，“清理阶级队伍”“深挖5·16”“批林批孔”“揭批‘三种人’”，哪个运动来了，他都是被批斗的对象，都是敌对分子，都是社会渣滓，随之而来的是写不完的交待材料。材料写多了，有时他自己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实在挖不出材料的时候，就做陪斗对象。

    在他30岁那年，因植物神经功能紊乱长期治疗，从而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当时只有20岁的小杜护士。

    苗渺明知故问：“为什么是今天聚会？”

    “为什么不是今天？”一芃故意不回答，反问，“为什么不能是今天？”

    “‘竦身一摇’”“‘为了忘却的纪念’”龚鸣还是老夫子的秉性，他不紧不慢地给两位女生作出了解答。他其实可以猜到她们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但他还是要显摆显摆。

    龚鸣接到电话通知的时候，一看日期，就理解了一芃用意何在了。他很高兴，四十年了还有人记得这个曾经令人兴奋、沮丧、痛苦、悲哀，从而反思的“黑色的星期二”。

    他是“4·23”的策划者之一，万晋明没有同意他到现场，叫他及时做好宣传报道就行。如果他去了，是否是和万晋明、周卫东一样现场就光荣了？说不清。在以后被审查的日子里，他主观上有抵触，可每每想起死者，他就释然，这点审查又算得了什么？我认了。虽然在客观上，他的精神难以抵抗反反复复长时间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