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催促文建国，你就说说吧，否则这个大年夜还真的有点难熬呢？可是文建国并不理睬他们，也不跟他们多话，只是自顾自地吃个不停，还很夸张地说，这个好吃，那个口味不错。

    半年相处下来，苟组长了解了文建国的个性，要想让他坦白恋爱的经过，没门！于是他只好先自我解嘲，拿自己开刀。过好大年夜，过好春节，过好整个寒假，也是身为组长的职责不是？

    他说，我真羡慕你们小青年（他把刘、杨也包括进去了），会恋爱，哪像我，没有恋爱就结婚，人没有见过两次，就上床。我们结婚就是冲着上床，冲着生儿子去的。不上床，不生儿子，结婚干什么！

    他的话太直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苟组长则继续说，我结婚以后也没有恋爱，就会不停生毛娃。已经三个公鸡头子了，老婆还要生。说是差个女娃，品种不全。明天老了，没有一件贴心的小棉袄。

    苟组长说这一番话的意思，是抱怨，还是得意，很难说得清。

    “知足了吧，你就。”刘老师接过话头，“我家老婆生了两个丫头片子，让她再生个男孩，可她体弱多病，这不，就不生了。我要像你有三个男孩，我做梦都笑醒了。管她恋爱不恋爱，管她人长得如何，会生孩子就行。灯一熄，往被子里一躬，漂亮不漂亮一个样。那机器的性能功能不都一样！”

    “对！会生孩子就行，人长得怎样只是另外一说。不是说吗，这上了床，只要机器能够正常转运就行。”杨老师抢着说了，大家听他如此一说，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真是说得心坎里热乎乎的。

    文建国也有所领悟，也跟着笑。

    杨老师继续说，“你们呐，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只有一个女孩，生出来就是，唉，生出来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就想存点钱，在她五岁之前把病治好。毛主席说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孩子健康比什么都好。”说完他又转向建国说：“文建国，你说对不对？”

    杨老师像击鼓传花，最后还是把花传给了文建国。

    文建国一未婚青年，他们谈孩子，自己没有发言权，见杨老师把花传过来了，只有接住。说：“各位老兄，大过年的，说点高兴的事。我是最开心的，这一下子多了三个侄子，三个侄女。幸亏不在面前，否则我要掏六个红包呢。我只有先敬酒了，赶明儿见到我侄子侄女，红包肯定是不会少的。”

    于是大家相约，回到江阳以后，我们四人是生死之交呢，一定要多走动走动。

    这一来空气里又充满了节日的氛围，喝酒，喝酒。杨老师唱起了《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不采白不采。”刘老师跟着曲调唱了一句。

    “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

    “来忘怀。”还是刘老师的声音。

    刘老师最后的唱和把原来的意思全弄反了。反了就反了，这时候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杨老师唱完了，他请每人表演一个节目。好歹大家都是老师出身，总可以表演一二。

    刘老师讲了一个带色的笑话，苟组长唱了一段越剧，文建国用洞箫吹奏了一首《送别》。大家嘻嘻哈哈吃酒吃菜，快快乐乐地度过了大年三十。

    假期里，校园里没有学生，没有工作，住校的藏族老师也回老家去了，校园里煞是冷清。转眼就是第二学期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开学过后不久的一个周五上午，四个援藏老师正好都没有课，约约伙伙到邮局。

    邮局的顿珠局长（二三人的邮局，每个人都被援藏老师称为局长）拉住了四个人，指着文建国问，你，为什么姓文，不姓朱？

    文建国还就一下子被问住了？杨老师却发现了端倪，这小子，汉语学得不错啊！他也不点破，让顿珠继续表演。顿珠见文老师没有回过味来，指一人，说一人，“他姓苟；他，刘；他杨；你——应该姓朱！”

    文建国这才有所领悟，这才是骂人不说粗话呢，他正要说话，苟组长已经抢先了：“你，汉语，雅布（藏语，好的意思），雅布！”苟组长竖起大拇指，笑咪咪地称赞顿珠。

    杨老师一把抱住了顿珠打闹起来，“你的，骂人！”。

    “苟老师，苟老师，快，有你的电报。”有人大声喊道。

    这一声叫唤非同小可。苟老师立马敛起笑容，双手接过电报。在那个年代，一般突然来了电报就没有好事。文建国看到的是一双颤抖的手。刘老师，杨老师也都紧盯着苟组长。

    苟组长接过电报立马就蒙了，电报透明纸下清清楚楚打印的五个铅字：“母病逝速回”。再打开电报，还是那五个字。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局外人无法解读。

    “速回”？怎么回？哪天可以回？哪天可以到家？

    苟老师，这还有你的信。又是一声叫唤。

    信是老婆来的，看看邮戳，十九天前发出的。妻子在请人代写的信上说，母亲突然病倒，住院治疗等等。母亲在信的最后附言，叫儿子在西藏安心工作，她很快会出院的。

    他老婆的信在路上走了十九天，大概的路径是，江阳县——省城机场——成都机场——西藏机场——山南地区邮局——琼结邮局。这还不是最慢的，如果遇到恶劣天气，个把月的时间也不是不可能的。

    苟组长一筹莫展，回去是不可能的。

    “寄点钱回去吧。”文建国掏出七十元，杨老师五十，刘老师也掏了五十。大家无法安慰苟组长，也无法帮他想出立即回家的好办法。大家都知道，回家奔丧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时没有便利的交通，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个人也没有支付交通费用的能力，即使想联系队长请假，一时半刻还不知道上哪儿去找队长。找到队长，队长也派不了飞机，有了飞机也买不起票。罢了，罢了。

    文建国当时有点想不通，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究竟当如何处理，没有预案，没有报告的渠道。这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那就是完全依靠人的精神力量，相信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