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阶层的人之所以容易相处，那是因为人的习惯、习性、思想相同或相近，容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尤亚男下放时没有文建国们那么风光。对于尤亚男来说，她甚至希望早点离开家，离开城市。至于是否风光，她根本不需要考虑，与其逗留在城市里做一贱民，不如到农村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也许这是一种解脱，谁说得清呢。

    尤亚男初中毕业的时候正值“文革”如火如荼，高中是没有办法读了，她只能在家重操旧业，继续糊骨子、糊火柴盒子。两年多了，整天捣浆糊抹浆糊，这对心高气盛的尤亚男来说，是一种折磨，一种无声的折磨。当她得知可以下放了，她倒充满着新的希望了。

    母亲对亚男下放的态度很明朗很热情。亚男的弟弟很快就要初中毕业的，按照两个走一个的政策，弟弟理所当然就可以留城了。

    尤亚男本身对下放义无反顾，但对母亲没有丝毫挽留，又心生芥蒂。好歹您老人家做个姿态，挽留一下吧，没有。我走就我走，反正我愿意。她像“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似的潇洒。那时的尤亚男还是太天真，但也夹带有一点赌气的成分。不过她不走，也是不行的。

    由于尤亚男上的是民办初中——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高收费高待遇的民办学校——属于大集体性质的末流学校，就连参加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也显得底气不足。

    这类学校出来的学生，及其他们的活动，哪怕是革命行动，一般也不受待见，也就是可有可无吧。上山下乡运动自然也是冷清得难堪，遇到像尤亚男这样无须动员就愿意下放，且愿意到最偏远最艰苦的生产队落户的积极分子，甘露中学和甘露公社革委会的头儿都很是兴奋，本想树个典型，可以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出彩。

    有人提出她父亲的右派问题，如何宣传报道？尤亚男的先进事迹又成为烫手山芋，她报名以后又恰恰躲着不照面，此事正好作罢。

    尤亚男有满肚子的怨恨，怨恨的目标指向不明，归根结底只得怪自己生不逢时。

    离家前夕，正是69年春节前后，她把家里该做的，不该做的所有家务统统做了一遍，还把糊骨子、糊火柴盒子的所有库存清了仓，结了账。正月没有过完，她就怀揣介绍信，背上行李，悄悄地走了。

    尤亚男骨子里有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苦楚，但她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却又显得平淡从容，像后来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是的，尤亚男是想潇洒走一回的。末流学校出来的初中生难道不能潇洒么？

    尤亚男到了淳水县一个叫李家坳的村上，几乎就是在同时，她就被大队岳支书在公社供销社做中层干部的儿子岳海看中，于是她很快就被安排到大队完小，当上了拿工资的代课教师。

    尤亚男并不领情，不管那个岳海如何死缠硬磨，如何物质引诱，甚至承诺一订婚就转为民办教师，一结婚就转公，可她对那个公子哥就是不屑一顾。

    尤亚男的到来，让那个地处三省交界的小山村为之一亮。

    生产队妇女队长带着尤亚男来到一座叫着李宅的大院，它和它曾经的主人的家境一样，早已颓败。尤亚男将在这里落户。

    李宅大院从外围看，可以看出它原先的气派。

    在布局上是依山傍水，大院地处村口，一条乡间小道向西延伸，进入村子。院子的北面和西边是淳江丘陵山脉的余脉，山上松树繁茂，山下竹林屏障。

    大院门口有一池两个篮球场大小的池塘，池塘是全村唯一的水源，可能有山上的泉水通过暗道或就是土壤渗透，池塘的水常年不断，且清澈如鉴，一尘不染。上方（临近淳江山脉的一方）是饮用水取水处，严禁村民挪作他用。其他位置则由村民自由处置，常有村民洗衣洗菜，孩子戏水，成年男性洗澡。

    李宅大院两侧的围墙上散落着青砖的痕迹，破损的地方，点缀着用黄泥和碎砖碎石搅和的混凝土。围墙上有用石灰水刷上的大幅标语，一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另一侧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标语充满着时代的气息，给这贫困封闭的小山村赋予了某种希望。

    李宅大院的院落原先有四进，如今后面的三进只剩残垣断壁，一派荒凉，没有了房屋的框架结构，甚至找不到一块整砖整瓦。大院的门楼只剩下残缺的脊梁，还在凄风苦雨中招摇。

    进入院落，第一进似乎还保留着旧居的巍然，宽敞高大的七架梁仿佛还在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应该有的客厅和房间的间隔已经荡然无存，左右各有三根粗大的壁柱孤苦伶仃地伫立着，令人感觉到岁月的侵蚀和时代的变迁。

    屋子里堆放着不少破旧的生产工具和桌椅，屋顶上的蜘蛛网和地面上摆放着什物上的蜘蛛网几乎连成一片。一群散养的鸡啊鹅啊鸭啊，大路架子地进进出出，给这破败的农家大院又平添了几分生气。

    朝东的厢房里住着村小的代课教师李一鸣一家三口，朝西的厢房就是尤亚男的宿舍了。

    李一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乡初中毕业，家庭出身富农。妻子袁方，六十年代初下放知青，父亲曾在国民党部队任职。他俩同是李家坳村初小不拿工资的代课老师。长时间以来，初小老师就他俩，校长兼教工，上课又打钟。袁方包一、二复式班，李一鸣三、四复式班。只是谁也没有被任命校长，也没有谁敢叫他们哪个是校长。

    按理说，在那个阶级斗争至上的年代，这两人是不适合做老师的，可村上实在找不出能够教书的人，而他们却得到李家坳村村民的一致推荐，于是就在他们的经济待遇上打了一个折扣，按同等劳力在生产队拿工分，假期回生产队上工（后来李一鸣享受生产队最高工分的待遇），这样对上对群众都好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