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階層的人之所以容易相處，那是因為人的習慣、習性、思想相同或相近，容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是也。

    ——文建國寫作筆記摘錄

    尤亞男下放時沒有文建國們那麼風光。對于尤亞男來說，她甚至希望早點離開家，離開城市。至于是否風光，她根本不需要考慮，與其逗留在城市里做一賤民，不如到農村憑自己的勞動吃飯，也許這是一種解脫，誰說得清呢。

    尤亞男初中畢業的時候正值“文革”如火如荼，高中是沒有辦法讀了，她只能在家重操舊業，繼續糊骨子、糊火柴盒子。兩年多了，整天搗漿糊抹漿糊，這對心高氣盛的尤亞男來說，是一種折磨，一種無聲的折磨。當她得知可以下放了，她倒充滿著新的希望了。

    母親對亞男下放的態度很明朗很熱情。亞男的弟弟很快就要初中畢業的，按照兩個走一個的政策，弟弟理所當然就可以留城了。

    尤亞男本身對下放義無反顧，但對母親沒有絲毫挽留，又心生芥蒂。好歹您老人家做個姿態，挽留一下吧，沒有。我走就我走，反正我願意。她像“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似的瀟灑。那時的尤亞男還是太天真，但也夾帶有一點賭氣的成分。不過她不走，也是不行的。

    由于尤亞男上的是民辦初中——不是改革開放以後的高收費高待遇的民辦學校——屬于大集體性質的末流學校，就連參加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造反運動也顯得底氣不足。

    這類學校出來的學生，及其他們的活動，哪怕是革命行動，一般也不受待見，也就是可有可無吧。上山下鄉運動自然也是冷清得難堪，遇到像尤亞男這樣無須動員就願意下放，且願意到最偏遠最艱苦的生產隊落戶的積極分子，甘露中學和甘露公社革委會的頭兒都很是興奮，本想樹個典型，可以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出彩。

    有人提出她父親的右派問題，如何宣傳報道？尤亞男的先進事跡又成為燙手山芋，她報名以後又恰恰躲著不照面，此事正好作罷。

    尤亞男有滿肚子的怨恨，怨恨的目標指向不明，歸根結底只得怪自己生不逢時。

    離家前夕，正是69年春節前後，她把家里該做的，不該做的所有家務統統做了一遍，還把糊骨子、糊火柴盒子的所有庫存清了倉，結了賬。正月沒有過完，她就懷揣介紹信，背上行李，悄悄地走了。

    尤亞男骨子里有著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苦楚，但她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卻又顯得平淡從容，像後來有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樣“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何不瀟灑走一回”。

    是的，尤亞男是想瀟灑走一回的。末流學校出來的初中生難道不能瀟灑麼？

    尤亞男到了淳水縣一個叫李家坳的村上，幾乎就是在同時，她就被大隊岳支書在公社供銷社做中層干部的兒子岳海看中，于是她很快就被安排到大隊完小，當上了拿工資的代課教師。

    尤亞男並不領情，不管那個岳海如何死纏硬磨，如何物質引誘，甚至承諾一訂婚就轉為民辦教師，一結婚就轉公，可她對那個公子哥就是不屑一顧。

    尤亞男的到來，讓那個地處三省交界的小山村為之一亮。

    生產隊婦女隊長帶著尤亞男來到一座叫著李宅的大院，它和它曾經的主人的家境一樣，早已頹敗。尤亞男將在這里落戶。

    李宅大院從外圍看，可以看出它原先的氣派。

    在布局上是依山傍水，大院地處村口，一條鄉間小道向西延伸，進入村子。院子的北面和西邊是淳江丘陵山脈的余脈，山上松樹繁茂，山下竹林屏障。

    大院門口有一池兩個籃球場大小的池塘，池塘是全村唯一的水源，可能有山上的泉水通過暗道或就是土壤滲透，池塘的水常年不斷，且清澈如鑒，一塵不染。上方（臨近淳江山脈的一方）是飲用水取水處，嚴禁村民挪作他用。其他位置則由村民自由處置，常有村民洗衣洗菜，孩子戲水，成年男性洗澡。

    李宅大院兩側的圍牆上散落著青磚的痕跡，破損的地方，點綴著用黃泥和碎磚碎石攪和的混凝土。圍牆上有用石灰水刷上的大幅標語，一側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另一側是，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標語充滿著時代的氣息，給這貧困封閉的小山村賦予了某種希望。

    李宅大院的院落原先有四進，如今後面的三進只剩殘垣斷壁，一派荒涼，沒有了房屋的框架結構，甚至找不到一塊整磚整瓦。大院的門樓只剩下殘缺的脊梁，還在淒風苦雨中招搖。

    進入院落，第一進似乎還保留著舊居的巍然，寬敞高大的七架梁仿佛還在訴說著它曾經的輝煌。應該有的客廳和房間的間隔已經蕩然無存，左右各有三根粗大的壁柱孤苦伶仃地佇立著，令人感覺到歲月的侵蝕和時代的變遷。

    屋子里堆放著不少破舊的生產工具和桌椅，屋頂上的蜘蛛網和地面上擺放著什物上的蜘蛛網幾乎連成一片。一群散養的雞啊鵝啊鴨啊，大路架子地進進出出，給這破敗的農家大院又平添了幾分生氣。

    朝東的廂房里住著村小的代課教師李一鳴一家三口，朝西的廂房就是尤亞男的宿舍了。

    李一鳴，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鄉初中畢業，家庭出身富農。妻子袁方，六十年代初下放知青，父親曾在國民黨部隊任職。他倆同是李家坳村初小不拿工資的代課老師。長時間以來，初小老師就他倆，校長兼教工，上課又打鐘。袁方包一、二復式班，李一鳴三、四復式班。只是誰也沒有被任命校長，也沒有誰敢叫他們哪個是校長。

    按理說，在那個階級斗爭至上的年代，這兩人是不適合做老師的，可村上實在找不出能夠教書的人，而他們卻得到李家坳村村民的一致推薦，于是就在他們的經濟待遇上打了一個折扣，按同等勞力在生產隊拿工分，假期回生產隊上工（後來李一鳴享受生產隊最高工分的待遇），這樣對上對群眾都好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