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看牙醫，醫生在檢查之後發現，原來有一顆牙齒已經嚴重受損，需要補牙。我一听見要補牙，便馬上跟醫生要求先打麻醉針。“我很怕痛，而且特別恐懼那種磨牙的感覺！”我對醫生說。醫生顯得有些為難，不過還是耐心地跟我解釋︰“你的這顆牙齒的受損面積比較大，我建議你不要麻醉，因為如果你失去痛覺的話會影響我對牙齒受損位置的判斷，無法定位痛點的準確位置，可能會造成修補的不夠準確。”我想了想，覺得他說的也有道理，便爽快答應了。未料到，在我同意不做麻醉之後，醫生顯得十分感慨，他對我說︰“年輕人就是好溝通啊……”我說︰“怎麼了？老年人堅持做麻醉嗎？”醫生說︰“是啊。對很多年長的病人，無論怎麼跟他們解釋這個道理，都還是會問，‘為什麼不能麻醉，你就要給我打麻醉’，有時候，即使知道這樣對治療不好，也要給他們打。”

    看著醫生略顯無奈和失落的樣子，我開始進入了補牙程序。果然如他所說，通過我感受痛覺的大小和位置，準確判斷出牙齒受損最嚴重的部分，而且並沒有痛到無法忍受的程度，牙齒修補順利完成。之後，我想為什麼年長者拒絕與醫生溝通，而是執著要求打麻醉針？這讓我想起韓寒一部電影里的名言︰小孩子才分對錯，大人只看利弊。大人在是否打麻醉針這件事當中看到的是，花同樣的錢，少打一個麻醉針我虧了，而醫生建議我不打麻醉，肯定是想省這個成本。所以，無論醫生怎樣解釋道理，他們都听不進去。這無關對錯，是利弊問題。

    無獨有偶，我在工作中也遇到過挺相似的案例。某天，一個之前在工作中認識的品牌代表A女士打給我，說想請我喝茶談些近況。我答應了。我們在一個咖啡店見面，她說她的老板幾年前遇到一個重大的負面新聞，至今還在承受爭議，問我有什麼好辦法，該如何應對媒體。如果從此不接受訪問的話，對公司的形象和發展都不好，可如果接受訪問，又怕記者亂寫這段經歷，造成更多的負面傳播。我能明白她的意思，是想能不能通過我熟悉或者服務的媒體，推出一些有利于她老板的內容，但這不符合我們的職業道德，也不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並且，僅憑一兩篇報道的影響力，也無法扭轉整個印象。我于是對她說，我的建議是，她的老板要立即著手出版一本個人傳記，其中覆蓋他所受到爭議的事件，做出詳盡的解釋和情節描述，以後每見到媒體就送給記者一本。一來對整個爭議事件有了自己強有力的話語權，並且白紙黑字的記載下來，記者便不敢輕易杜撰，萬一遇到有人亂寫，你也很容易收集到對方誹謗的證據。同時，傳記本身也是對企業文化與品牌的自我宣傳。

    本來是一片誠心的建議，但我看到A女士眼楮里卻充滿了懷疑和失望，並且如我所料，她之後再也沒有找我。很簡單，我沒有給她期望中的利益輸送，而且，在她的眼中，我的建議不過是想給自己找好處。因為，她知道我是文字工作者，勸人出書，無非是一種變相的自我推銷。一個本來想向人推銷東西的人，反被人推銷了，當然感到特別失望。但我的確是無私心的，這個建議是在清楚了整件事的局面和特殊性的情況下，我能想到的最優雅的化解方式。但這一切，在年長我十幾歲的“大人”A女士眼中，無非是我在為自己爭取利益罷了。

    大人眼中的“利弊觀”包含了一個嚴重的bug，他們忽視了——損人未必利己，利人未必損己。在他們的價值觀里，必須通過損人來達到利己的目的，或者如果一件事對他人有利，那麼一定是對自己的損失。活在這種將自己與外部世界完全對立的人生觀里，不知道會不會太狹隘。大人只看利弊，但如果失去了鑒別真正利弊的能力，只是緊緊封鎖可能對他人有利的可能性，真的就能給自己帶來利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