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提笔，无数次放下，我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我才能把这一切写出来。如果不是申唯的后来出现，那时候我仅仅只是想写一写段毅雄的，我甚至已经写下了一些文字。申唯的出现与段毅雄有些关系，他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要写的这些文字的走向。

    假如我那时遇到的段毅雄是申唯，那么就不会有我和段毅雄的故事，确切地说也不是我和他的故事，而是我那汹涌而至激情澎湃的后青春时代，眷恋已逝年华，渴望重返青春时光的自我想像。

    无论是段毅雄还是申唯，真的要把我和他们俩的故事或者说我对他们的情感，一种相差二十多岁的这样的情感讲出来，我是羞耻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几次提笔又迟迟不敢往下继续的原因，就像我对他们的爱，缓慢的生长在我的心里，压伏着，狠狠地压到最底部，冒一冒头或窜出一团火苗我都要跟自己一遍遍重复下，圣桑，圣桑啊，你知道你多大了吗，你怎么会喜欢上他们，你怎么会沿着这条路走了这么久，这疼痛又充满羞耻的不可见人的说出来将被人唾骂鄙夷嘲笑的事。

    我将怎样讲出他们，我设想过我先来讲段毅雄，然后再说申唯，可是，那样的话，申唯就将会在很久很久才能出现在这些文字里，我觉得那么他的比重，我是指他在我的故事里的比重将会大大地缩小，因为和段毅雄的故事将会比较漫长，我讲完了段毅雄再来说他，我怕我失去那些最好的感觉。

    其实申唯出现在我快要走出段毅雄的情感的后半部分，就是我最痴迷最无奈最绝望最想摆脱他走出来忘掉他的那段时光里。我又想按实情来写，就让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想想我又怕别人会以为我怎么这么混乱，我自认为我心底最纯洁最喜欢最在意的人却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而且又怕给人脚踩两只船的感觉。我想我必须解释一下，这不是同时进行的两件事，但在事实上它们有段时间又确实是重叠在一起的，虽然那段时光很短暂。

    我想来想去，我想我还是交叉进行，就是说，我可能会把不同时空里的故事放在一起来说，我不管这样会不会给人造成混乱的感觉，我凭我自己的心凭我内心的感受我最真实的心理我对他们的情感以及爱，至于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在说他们俩之前，我想我还得先从十年前说起。

    哦，十年前，现在回想起来也仿佛并不十分遥远，对于别人来说，十年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光里，生命中可能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生活中这十年几乎是一晃而过，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让我身上所有伸展和生长的细胞停滞下来，没有任何前进的痕迹，甚至容颜，甚至衰老。

    那时候我三十六岁，在西城，我正要往北京搬家，我和我女儿芙歌要从西城搬到北京生活。是夏天，六月，芙歌快要小学毕业了。我们北京的房子是芙歌爸爸给买的，我和她爸爸在她六岁刚上小学那年分开了，芙歌一直和我一起生活。

    那个夏天极其炎热，我还记得那天的太阳红彤彤的穿过铝合金玻璃窗照在我书架一只彩色陶罐上的样子，我头上包着淡绿色花布方巾，穿着七分背带破洞牛仔裤，上身是件白色T恤，戴着粉色洗碗手套，从书架上拢起书和杂志，放在地毯上用绳子捆好。是午后三点左右吧，电话响了，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她说她是塞迈曼斯影视学院的，通知我参加九月份即将开课的编剧班。

    塞迈曼斯是北京一所影视学院与国外一个什么电影学院合办的影视传媒大学，如果不是因为我就要去北京，我不会去参加这个编剧班，我那时候在西城电视台做编导，那时候的电视台还没像现在这样衰败，但已经略微显露出了一些即将走向末日的种种迹象。我那时最头痛的是台里给我们的任务指标，早期，在我还没有像那会儿那么热心投入于文字或者说是写剧本的时候我是喜欢也愿意努力按照台里规定好好工作的，但是，后来我自己开始写本子我的心思就放不到这上面来了，并且一想到任务两个字我就痛苦万分。我之所以选择去北京也和这些有关系，我想脱离但又不想马上成为一个自由人，因为写电影剧本并不能让我养活自己和芙歌，虽然芙歌的生活费她爸爸也会付一部分，但在那时没有单位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北漂我还是隐隐有些担忧。那么这个编剧班它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可以让我有一段缓冲期，起码我可以不用坐班天天来单位为任务奋斗，至于半年以后怎样我先不去想。那时候真是年轻啊，一点儿都不瞻前顾后。

    七月，一个下大雨的夜晚，我和芙歌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北京的夏天永远那么炎热，这是我来北京的第十个年头，春天的时候就知道了聚会的事情，就是那个塞迈曼斯编剧班的同学，为了纪念我们分别十年，我们要在贝尔嘉相见。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我梦到很多人，我们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玩杀人游戏，扑克牌在大理石桌面上翻动，每个人的脸都是那么模糊，是谁又好像不是谁，屋子里的环境空旷飘渺，像达利超现实主义绘画里的画面。

    天亮后我匆匆赶往机场，搭乘北京飞往贝尔嘉的航班。飞机起飞后我想起梦里见到的那些人，奇怪我没梦到李默宇，我有好久好久没再梦到他了。

    十年前，我们在蓝城机场分别，此后再未相见。

    那一天，分别的画面永远清晰，我们俩个戴着厚厚的白色棉纱布口罩，我在填写健康登记表，测体温，我的行李已经放到传送带上了，我看着我那个淡紫色的旅行箱缓缓向前移动，我对李默宇说，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他指着传送带上的箱子，他说你的箱子已经托运了，你不走人家会把你当作疑似患者抓起来。这是那一年的四月二十七号，机场里所有人都戴着白色口罩。

    我们刚刚完成那个漫长的行走，从屈原故里秭归出发沿途经过所有三峡水库蓄水后即将消失的地方，一直走到重庆，然后回到三峡总部。那天上午九点我坐在培训中心电脑房里点开新浪看到一则消息，消息说北京市中小学生从即日起开始停课放假，我知道事情比我之前想像的要严重许多，我的心揪着紧着，李默宇还在宿舍里睡觉，头天晚上我们在一家小日杂店里买口罩，医用口罩已经全部售完，售货员说只有这种棉纱布的用于劳动保护的有没有隔离效果她说她不知道。我们买了两个，然后我们去我们常去的那家小吃店吃了份小火锅。

    吃完饭我们沿着大坝往驻地行走，天黑了下来，星光暗淡，远处一艘小渔船在平缓的江面上行驶，是那种机动渔船，发动机的响声呼噜噜的，岸上有点点渔火，还有从江面投射过来的朦胧月光，江水流速缓慢，风还是凉的，一直走到我们住的地方我都没说一句话，我那时心里想的是我要不要走，是永远的离开还是暂时的分别，我要不要回到芙歌身边，陪她度过这段非常的日子，也许也陪她一直到她十八岁考上大学，我想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我把她从西城带到了北京，可我却离她而去，她才十四岁，刚上初中，她对北京的一切还是那么陌生，新的学校，新的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是她现在正是十四岁那可怕的反叛期，既开始懂事又对未来懵懂着，我怪自己为了这艰辛又一言难尽的爱情远离了她，我想我怎么会如此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