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森安排我在他河内的一处别墅休养了三天，直至我的伤不再需要他的私人医生来护理。在确信林嘉豪的那批木料已然运到浦寨之后，我打算回西贡去。

    阮文森安排了一辆车送我，只是他的司机没有送我去火车站，而是把我带到一处小巷，然后开车送我的人把我交给一个叫黄安的人。初见他时，他戴着一顶卡其色棒球帽，穿着一件泛着浅黄的白衬衣，一条裤腰不是很合身的西裤，一双皮鞋也像是从来没有擦过鞋油。

    黄安对我很客气，只要我开口说话他便会迎上一副笑脸，想来他是这样笑了许多年，已然成了习惯。

    我被安排在他住的地方，然后他一个人出去替我买火车票，却没有带上我的护照。

    下午，我坐在那个只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在一张正对着一面半截梳妆镜的沙发上，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黄安回来的时候满头大汗，拿着一块泛黄的方格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把火车票交到我的手上。看得出，他是往火车站跑了一个来回。

    我翻开支票本一样的车票，看见角落里的名字，不是我的。

    他看出我的疑虑，却也没有解释，只告诉我，这没有关系。

    我们在那个小屋里一直待到天黑，期间全凭他的故事打发时间。他告诉我，他其实也算是华裔，他的祖父曾经是滇军里的一个小军官，后来又成了雇佣军，他的父亲就是在那支雇佣军的营地里出生的。

    他还告诉我，他从小就是吃别人家的饭长大的。他母亲很早就离开了，他的父亲只有给人家送寄养费的时候才会和他见上一面。后来，他娶了两个老婆，大概有三个孩子，只是如今却没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因为他谁也养不起。以前他住在谅山，靠在边贸口岸给人当翻译混饭吃，但后来会说中文的越南人越来越多，他的收入也就越来越少。再往后，他进了阮文森的公司，靠着做些杂事度日。

    晚上七点，黄安去外面叫了辆观光的三轮车。我们坐在车上，车夫随着他的指引去到一条热闹却也十分凌乱的小街，看上去就像许多年前香港中环的大排档。

    黄安找了一家简陋的小餐馆，我们在一张很矮的小桌边坐下来，椅子也是那种小靠椅，夹菜时甚至需要不断的弯腰，这令我的伤口一阵一阵的疼痛。

    我没有什么胃口，黄安却吃得很开心，那张笑脸也全然不似初见他时我看见的笑脸。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端起一盘肉豆腐问我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他于是便把它都倒进了自己的碗里。过了一会儿他又端起一盘酸肉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依然笑着摇了摇头，他于是又做了同样的事情，直到桌上的盘子一只接一只的干干净净。

    晚上九点，我坐上开往西贡的列车，我的票在座位的车厢，不是我以为的软卧。我不确信我的伤能否这样坚持一天两夜。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我一点点地倾斜座位的靠背，直到它的极限，让我的身体尽可能接近躺的姿势。

    列车就要开动的时候，一个女人从车厢的尽头迎面走来，黑色的垂肩卷发，浅灰色条纹衬衣，修身的黑色西裤，左手一只Prada的拎包将Logo的一面藏在里侧。

    她在我身边靠着过道的座位上坐下来，飘散的香气里有大马士革玫瑰的味道。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侧过脸来，看了一眼窗外，又看着我俨然是礼貌的一笑。

    我沉默的回以一个微笑。

    她于是用英文问我：“去哪里。”

    我用越南语告诉她“西贡”。

    她笑了笑，朝我稍微的侧了侧身，用中文小声的对我说，她也去西贡，还告诉我她是一个翻译。但我想，很少会有翻译从河内去西贡随身仅有一只Prada的拎包。更何况，我并没有告诉她我是中国人。

    一个小时后，列车员来检票，走近时，坐在我身边的女人替我把我的车票和她的一并递给列车员，随后寒暄了几句，于是列车员没有检查我的护照，只从车票中撕下一张作了备录便走了。

    她把车票还给我时，我注意到她的眼神仿佛是不经意的瞥了一眼我伤口的地方。

    之后的一天两夜，除了她替我递过几次餐盒和水，我们几乎没有再说过其他的话。

    第三天清早，六点，车到西贡，雨水冲刷在车窗上，模糊了窗外的站台。下车时，坐在身边的女人意味深长的对我说了一句，“下次再见。”之后，她便像一缕香气消失在人流中。尽管她的话令我觉着她不像是一个寻常的陌生人，或者在她走上这趟列车之前于我就不陌生。只是我此刻无心去猜测，疲惫与伤口的疼痛甚至令我无法去想其他的事情。

    雨依然倾泻而下，我离开车站在雨中找车，被浸湿的伤口开始刺痛。我确信我不能在雨中待太久，我不想冒伤口被感染的风险。于是我回到候车大厅，给Trista挂了一通电话，然后在火车站的洗澡间里洗了个澡，重新换了一块纱布，换了一身衣服。

    半个小时后，我见到了Trista，她望着我略显苍白的脸色，沉默地递了一件雨衣给我。回去的路上，她把车开得很慢，遇着凹凸的路面她甚至会小心的避开。

    回到那条熟悉的小街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然在地平线上的晨光中渐渐的醒了，雨水洗净的空气中开始弥漫机车尾气的味道。

    我回到了楼上的房间，侧躺在床上。而Trista就坐在我常坐的那张椅子上默默地望着我，像是在等我说些什么。

    我疲惫的一笑，“这几天快要累死了。”

    她依然没有说话，只是坐来我的床边，侧身看着我左侧的小腹，修身的衬衣显然遮不住里面纱布的轮廓。

    她伸过一只手来解我衬衣的纽扣。

    我轻轻地捏住她微凉的手指，“受了一点小伤。”我回避着她看我的眼神，点了一支Marlboro。

    “让我看看。”她依然固执的解开了我衬衣的纽扣，将衣襟缓慢地翻开来，露出里面白色的纱布，“你的药呢？”

    “下车的时候我已经在候车厅的洗澡间换过纱布和药了。”

    “我能看看吗？”她看着纱布问我，“我会替你重新包好的。”

    我摇了摇头，“只是一点小伤，否则我也不可能一个人坐火车回来。”

    她有些不高兴的问我，“不想让我看？”

    我轻浮的一笑，“女人可是很容易爱上男人身上的伤疤的。”

    “那你可错了，我可不喜欢伤疤。”她说着，固执的揭开那块纱布，露出一道被渗出的血凝结成块的药粉遮住的伤口，蹙着眉心问我：“是刀伤？”

    “不深。”

    “总之是刀伤。”她转身去我的提包里找消毒的喷剂、药粉和纱布，又把包里我在车站换下的湿衣服取出来放在一旁的地上。

    她走回来的时候，我伸手去接她手里的纱布，“我自己来吧。”

    “躺着别动。”她侧蹲在我的床边，替我小心的处理伤口，接着站起身来，沉默地拿起地上我的湿衣服下了楼去。

    上午的时候，Trista依然像平日一样去她的咖啡店，我在这天早晨甚至没能吃到她做的免费早餐。我就这样饿着，像每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一样，关着窗子，吹着冷气，看着窗外烈日焦灼的城市。

    临近中午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看着液晶的屏幕上方方正正的郁静枫三个字，犹豫着没有去接听，等待着打电话来的人挂断它。只是铃声却是一遍又一遍的响，即便断了，几秒钟后又会再响起来。

    我迟疑地拿起手机，摁下了接听键，平静的一声，“静枫。”

    电话里，她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往常那样温柔的过度，语气就像是质问，“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事去找阮文森？”

    “至少该解决的事情都解决了，又不是坏事。”

    “这还不算坏事？”她的话听来就像是在训斥犯错的孩子，只是片刻的沉默之后，她又细声地问我，“伤怎么样？”

    “小伤，在河内修养了几天，坐火车今早刚回到西贡。”

    “这叫小伤？”她蓦地对我大发雷霆，又没好气的问我，“为了谁？男的还是女的？”

    我沉默。

    “你沉默那就是女的。”

    “男的。”我不耐烦的一句。

    “为什么那么帮他？”她的语气又变得温柔了许多。

    “原本就是份内的事。”

    “你就不能改改吗？”她说着沉默了许久，“汐染，回来吧。”

    “我想我已经习惯这里了。”

    “遇上喜欢的人了？”她问。

    “也许吧。”我点了一支Marlboro，坐去窗边的椅子上。

    “在吸烟？”她问我，“不是从不吸烟的吗？”

    我没有回答。

    “有空我去西贡看你吧。”她这样说着，不等我回答，挂断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看着液晶屏的绿光变得一片漆黑，忽然想起最初遇见郁静枫的那个晚上，忽然想不起最初我和她是怎么开始的，仿佛有太多的版本，已然分不清哪一个才是最初。记忆里，清晰的好像就只剩下那个俨然分手的下午望见的灰白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