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刘仁前香河地理的文学建构——刘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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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读网编辑部 更新:2024-02-19 11:21 字数:15826
刘仁前香河地理的文学建构
摘 要
“香河”是作家刘仁前以自己位于里下河的乡土为模板精心建构的一块文学地理。刘仁前在这块文学地理上生动地再现了里下河当地的水乡风物、民俗风情、地方语言,使得“香河”具有了里下河地区的写实画的特点。不过,随着“香河”系列作品的不断书写,“香河”这块文学地理,在作者笔下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用意与文学目标。在后期出版的“香河”系列作品中,刘仁前又逐渐赋予了“香河”更为抽象的乡土文明象征的身份。作者一方面借着曾经的香河儿女“德”与“情”交融的精神世界,论证古老“香河”对人的滋养是肉与灵兼具的,又通过现代“香河”子孙灵魂的残缺,揭示出曾经文明的远去。这份远去的文明背后也是作家对于乡土命运何去何从的一份警思。
关键词:香河地理;文学建构;里下河;远去的文明
Abstract
“Xiang he” is a piece of Literary Geography carefully constructed by the writer Liu RenQian based on his native land in Lixiahe. Liu RenQian vividly reproduces the water scenery, folk customs, and local language of Lixiahe in this literary geography, which makes “Xiang h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alistic painting in Lixiahe area.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creation of “Xiang he” series of literary works, the literary geography works, the literary geography of “Xiang he” has a deeper intention and literary goal in the author’s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blending of “morality” and “emotion” of Xiang he children,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the nourishment of ancient “Xiang he” to people is both flesh and spirit, and through the deformity of the soul of modern Xiang he children. It reveals the disappearance of once civilization. Behind this lost civilization is also the writer’s warning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 local land.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called “Xiang 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lixiahe;distant civilization
引 言
在近现代小说创作中,书写乡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很多作家都进行过这样的文学创作,鲁迅书写鲁镇、萧红书写呼兰河、沈从文书写边城、莫言书写高密东北乡,这些地理坐标或南或北,无一不是作家以自己的乡土为灵感创建出来的,所以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在以乡土为灵感的同时,作家也会在这些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灌注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借以传达出自己复杂而又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莫言说:“一个作家必须创造出一块属于自己的乡土、文学的乡土。”[ ]正如他所说,这种文学建构是宿命也是使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一个作家去写作时,成长的乡土首先会是他的灵感来源,永不干涸;同时作为被乡土养育长大的“孩子”,以文学的形式进行纸上故乡的建构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
以汪曾祺为首,江苏里下河地区数十年来涌现出一批致力于书写乡土的作家,久而久之,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就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里下河文学流派”。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鲁敏、刘仁前、庞余亮等都是该文学流派代表作家,他们致力于书写自己的乡土——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文,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毕飞宇笔下的王家庄、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鲁敏笔下的东坝、刘仁前笔下的“香河”等文学地理坐标都具有浓厚的里下河气息,十分具有代表性。
其中刘仁前的创作又不同于其他几位,作为一位里下河地区的在地作家,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里下河这块灵感土壤,这也使得他的创作更为贴近里下河的真实情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短篇小说《故里人物三记》获奖并得到著名作家陈建功先生的肯定,他就树立了建构“香河”文学地理的目标,这是他对于里下河乡土那份热爱的一种呈现方式,为此他创作至今,三十多年来,围绕“香河”这块文学地理,他先后出版了“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香河纪事》和《香河四重奏》等作品,虽然作品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在不断扩大,但是作者的写作从没有真正脱离过“香河”,“香河”这块文学地理始终是该系列作品的表现核心。孙生民也称这位一直在书写“香河”的作家为“香河守望者”[ ]。
“香河”这一乡土世界中蕴含着刘仁前对家乡的观察与理解,也渗透着他那份浓浓的的乡土情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探究这块充满魅力的地理坐标,小说中的乡土日常叙事、审美风格以及刘仁前小说创作的文学史意义都成了他们研究的对象。本文将从全新的文学建构的角度,围绕“香河”地方民俗风情风物等代表地域特色的书写进行归纳总结与阐释,探究刘仁前笔下“香河”这一地理坐标的形成。
一、里下河水乡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将“地方色彩”视为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表现手段与风格。[ ]作为地貌特征的山水平原、大江小河在小说中虽然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但却是小说地方色彩的直接体现方式。小桥流水、乌篷船的江南水乡地貌是鲁镇的所在,山灵水秀的湘西喀斯特地貌是边城的所在,庄稼地一马平川的平原地貌是高密东北乡的所在。这各异的地貌也间接成就了小说各自的特色。
里下河作家群在写作时也十分善于运用这种写作手段,这也是他们集体坚持的一种创作理念。杨学民在《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中认为里下河派作家的写作是带有地方志色彩的。在里下河派小说中,自然风光、民俗事象、方言土语、民风民性等都是重要表现内容。正是这种文学建构方式,使得里下河派小说具有了十分突出的地域特色。[ ]里下河作为一片水乡,水乡的种种意象就成了他们建构文学地理的重要素材。
刘仁前的“香河”是以位于里下河地区的故乡兴化为背景,兴化地处里下河腹部,为浅洼平原区,湖荡、沼泽是其地貌特征,境内河道纵横,湖荡棋布,所以书中“香河”具有十分地道的里下河水乡特色。
(一)水乡风貌
刘仁前说:“《香河》更多地再现了兴化乡村原生态的纯与美,河上风光,两岸风情,在我的白描里流泻而出。”[ ]正如其所言,刘仁前在书中对里下河水乡的河上风光与两岸风情都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描绘。不同于苏南水乡小桥流水的精致婉约,里下河地区的水乡风貌是开阔与生机并存的,这片荡漾的风光几乎没有人工精雕细琢带来的拘谨,有的只有一派默默流淌的自由生机。
《香河》开篇就是关于一条长水及其两岸风光的环境描写,香河就是这条长水其中的一截。这条从县城缓缓流出来的水,到了香河村便“潺潺”悦耳了起来,也“绿了许多,悠然了许多”[ ]。“香河”这片水乡带着生机的泱泱水气在作者细致的描绘中扑面而来。在刘仁前笔下,长水绿波、没有边际的芦苇荡、河底飘摇的水草、漾在水面的水浮莲与水花生,都是这片水乡的重要意象,作者给予它们开篇亮相的位置。而这些意象几乎贯穿了刘仁前关于“香河”系列文学作品书写,凸显了这片文学土地作为一片水乡的灵秀。
此外,作者还在这片水汽缭绕的土地上,刻画了周边村民与水亲密的关系,这种和谐的两岸风情也是这片水乡的动人之处。书中将香河比作藤,将香河周边的村落比作与藤相连的瓜。这里关于藤与瓜的比喻,不仅仅从外表形态上刻画出了香河以及香河村互相联结的特点,也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交代了香河与香河村的关系:正如瓜靠藤给予养分,藤也靠瓜维持鲜活一样,香河与香河村也是彼此之间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在作者笔下,这里的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离不开水,无论是男女老幼,抑或是各行各业。
香河这里的人们“出门见水,无船不行”[ ],民众日常生活离不开香河水,人们也乐意与香河比邻而居。香河人出了门就是水桩码头,一天的生活就是从一捧香河水开始的,洗漱、做饭几乎全靠这水。香河给予人们的便利还体现在交通上,香河人出远门多半划船,这也催生了几种职业:为村干部划差船的、摆渡的、拉纤的。除此之外,香河人还用水车引河水栽秧,在河里养殖水产下菱角,罱河泥去造肥。
水乡的物产也是颇为丰富的,与香河相伴而生的芦苇、水浮莲、水花生、蜻蜓、鱼虾、野鸭、螺螺、蚬子等,十分易于获得,滋润了当地人们的生活。夏天,大人们甚至会放心地让几个小孩子拖着澡盆结伴在湖里捞鱼、捞螺蚬。可见,在香河人心中,香河是亲切的、犹如母亲一般的存在。这也正是这片水乡风貌的温柔之处。
(二)诗意水乡
里下河派小说对于诗性的守护也是一个重要表现内容。“所谓‘表达诗性’即书写、赞美生命的诗意。”[ ]因此,里下河作家在书写生命时十分注重对于生命诗意的把握,在他们笔下万物有灵。里下河水乡作为一片充满生机的水土,自然离不开作家对其诗意的书写。刘仁前对于这片水乡的描摹过程中,也十分注重渲染这片水乡的诗意。当然,这份诗意不是这片风景独有的,而是“香河”这片水土与它所哺育的人们共同营造的。
“清晨,乌金荡里雾气蛮大的。打粽箬的,隔得略微远些个的,就望得不大清爽了。女人们在苇丛中叽叽喳喳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经意间,惊了停在荡子里的野雀子,扑棱棱地飞起,在乌金荡上空盘旋着,不一会儿,又落在了别处芦苇丛中。乌金荡,草肥,水清,浮游生物多,野鸡野鸭喜欢来,知名不知名的鸟儿、雀儿也喜欢来。惊不走。” [ ]
清晨的苇丛,雾气弥漫,新鲜的苇叶,清香散发。女人们麻利的挑选着苇叶,话着家常。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被惊扰但很快又适应下来,各自安好。在刘仁前笔下,这片迷蒙的雾气,这耳闻的“叽叽喳喳”,这群惊起又落下的麻雀子是值得被描写的,这一个个小细节也逐渐成为了这片水乡的生动与韵致的所在,渲染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时的那份恬淡、与世不争,这正是这份诗意的来源。类似的描写书里有很多,作者时常停下小说叙事节奏专注地去描摹风景,这种慢慢悠悠的节奏正是他对于生命认真观察与尊重的结果,是他“以诗性思维把握世界,敞开生命诗意”[ ]的一种方式。刘仁前的香河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正是因为他这一份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情怀。
二、民俗风情
民俗风情也是一个地区地方色彩的表现形式之一。钟敬文在《民俗学概论》中点出了民俗的几个关键词:民众习得、规范行为、传承和积累地方文化。[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地方的民俗是这个地区祖祖辈辈对一种文化认同并且自发践行的结果,对民俗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个地区历史人文的写作。
民俗风情一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品中的一个重点写作对象。里下河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民俗在本地有着很深的沉淀,几乎涉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书写民俗能增加作品的乡土气息与生活氛围,里下河派小说一直“倾向于以审美的眼光关照乡土日常生活,敞开生活的诗性空间,把日常生活审美化”[ ],所以书写民俗风情这也是里下河流派作家们一直所追求的一种文学形式。
刘仁前对于里下河地区的民俗也十分关注,他的作品对于里下河民俗的呈现,用墨十分多,甚至比一些地方志还要详细,而且全面涉及了“香河”当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大大小小的一个个民俗也将“香河”的风土人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物质生产民俗
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是一个自产自足的农耕文明社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靠着农业生产活动维持日常生活,在一代代的传承中,香河人早就总结出了一套物质生产经验。这套经验流传下来就成为了当地的物质生产民俗。
庄稼人靠天吃饭,对于农时节气的遵循是香河人物质生产民俗的一个重要部分。“农耕生活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二十四节气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根据自然季节循环的节律、以物候、气象、天文等自然现象为标识划分农耕周期、安排农事劳作的时间制度,二十四个节气无非是对季节的进一步细分。”[ ]在“香河”当地,人们十分重视这种自然的时间制度。书中写道:“农业谚语‘逢满栽秧,大事无妨。’乡里人,多半以种田为业,农时耽误不起呢。”[ ]在乡间,时间是有刻度的,没有一个乡里人敢去忽视这种自然规律。除此之外,早春下菱、小满栽秧、小暑打公枝、大忙收水稻、冬天农闲,对于当季节气物候的遵循以已经深刻在香河人的基因里。这里的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承袭先祖的智慧,日复一日地沿着原本的规律走下去,周而复始。农业就是当地人们的劳动与自然完美配合的成果。
杨学民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专著中多次分析过里下河小说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特色[ ]。这种“天人合一”在刘仁前“香河”中的反映就是人对于天道自然的敬畏与遵从,这是一种十分古朴自然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直接衍生了另一种物质生产民俗——农业祭祀。刘仁前在作品中详细记载了“香河”当地开秧门的一套农业祭祀规矩。在开秧门当日,秧田边设香案,备上“三呈”贡品、酒和香炉。村里各家各户到齐,由辈分最高的男子上香、敬酒,放过鞭炮后,由村里辈分最高的女子下田插下第一株秧苗,结束了这番敬告天地的祭祀活动后,插秧才算正式开始。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敬告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以获丰收的心态。上文所说的人们根据农时节气调整作物体现的是“尽人事”,此刻的祭祀活动则是“听天命”。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是人们面对未知的自然的一种敬畏。在“香河”,人们把这视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这是“香河”人对于上苍的一份敬畏,也是其对于上苍养育之恩的一份感激。这是一种十分淳朴的情感。
物质生产民俗还体现在对于一些物产的获得与利用上。里下河地区多食稻米,水稻是这里的主要作物。小满把秧苗栽下田,到了秋季就可以收获金灿灿的稻谷。刘仁前在作品中细致描绘了秋季大忙收水稻的情景。稻田里,人们一字排开,争相收割稻米,麻利的动作,紧张的节奏,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书中记载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古老收割方式,弯弯的镰刀,躬下的腰,从用具到收割者的姿势都有讲究,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反映了当地的农业文明。打完稻米,剩下的秸秆也可以投入生活使用,或可盖屋顶、做帘子、或可烧锅做饭、或可做牛饲料。从对于水稻的获得与利用上,就可以感知到人们对于物产的珍惜与节约。这也是香河人代代相传的智慧与美德。
(二)传统节日民俗
作品中还有对于香河地区端午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民俗的描写。虽然作品中的故事时代背景大多设置在“破四旧”的文革时期,但是一些节庆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
在“香河”,过年讲究吃糖团。糯米做的坯子,包上小半勺子糖或者芝麻,捏起,搓圆,就成了糖团。年三十晚上做好,大年初一早上全家坐到桌上喝茶、吃糖团。这甜甜糯糯的糖团也寄予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祝福与期盼:团团圆圆,大吉大利。无论是什么时空,团圆一直都是中国人所重视的,在“香河”也不例外,糖团习俗就是他们表达对团圆观念重视的一种方式。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节日往往饱含着人们的某种思想感情或者蕴含着某种深刻寓意,可以说是表达人们精神寄托的一种形式。程裕祯在《中国文化要略》中详细介绍了中国节日的风俗以及内涵,对自然的敬畏、对于先人的缅怀、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以及爱国都是节日内涵的体现。[ ]但“香河”作为一片乡土社会,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端午节在我国传统中原本是纪念屈原的节日,但在乡里这种原始意义似乎已经被遗忘,乡里人眼中的端午节更多的是一种可以忙里偷闲的“顶开心的时光”,而这段时光是围绕粽子展开的。五月刚开始,香河人就忙着烫粽箬、裹粽子,仿佛节日近在眼前。香河人对于端午节的期盼跃然纸上。因为端午期间丫头妇女们可以趁着打粽箬的时光会友,打好的粽箬也可以送进县城里卖,年底拿分红。在“香河”,作为端午主角的粽子也并不仅仅是一种节日限定的吃食,端午过后小满秧田上水时还依稀可以看到粽子的身影。结束了一早上劳作的男人们围坐在田埂上,“剥个把过端午剩下的粽子,戳在筷子上,嘴就着粥碗,呼呼地喝起来,吃起来” [ ]。作者并没有把吃粽子当作一件具有节日仪式感的事情放在端午去写,而是很随意的,让人们在端午过后坐在田埂上,在农闲之余享用,端午的原本意义在这片土地上完全被消解了,更像是人们农忙之余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对于香河人来说,他们完全不关心这节日背后深艰的内涵,那些太遥远了,他们的关注的只有眼下,生活的一点乐趣,这是一种“去伪存真”,这才是他们真实的生存情态。乡土社会是世俗化社会,涉及人欲的“俗”才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在这里,一些节日只能抛开“高大上”的深刻寓意,变得世俗化、人情化。刘仁前坦言汪曾祺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汪曾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曾这样形容过里下河乡下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 ]这种完全不同,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雅”“俗”对立,突出了当地人们更自由、更多样的生活情态,“香河”这块水土开放与包容的姿态也被直观表现了出来。
(三)人生礼仪习俗
《香河》这本书中涉及最多的就是里下河地区的人生礼仪习俗,香河人的婚丧嫁娶都是刘仁前的重点写作对象,这里面的种种民俗也被一一记述了下来。在这部分民俗记述中,更可以看出刘仁前作为里下河地区的忠实记录者所站的立场。作为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刘仁前深刻地意识到了人性的复杂,杨学民说《香河》一直处在一种“遮蔽与澄明、善与恶、美与丑”[ ]的争执中。《香河》虽说被誉为里下河版“边城”,但刘仁前并不是一味地在进行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对于人性的丑恶与复杂,他也从不避讳。民俗文化作为一个地区文化的呈现方式,当然也是复杂的。有的民俗是当地文化的璀璨的结晶,有的民俗则是“藏污纳垢”的所在,体现出传统封建文化对人的压迫与摧残。
“香河”地区关于男女嫁娶的习俗从请媒人、女婿上门通话送见面礼,看日子,给彩礼,到结婚当日迎亲、拜堂、洞房,以及过门后的十六夜还碗、撒床等就不多赘述了。这些民俗背后是结亲两家之间的礼尚往来,对于延续子孙的美好盼望。但是从封建时代流传至今的婚嫁习俗却并非是一派美好。迎亲过程中有一个习俗是婆婆给新娘子“捺性子”。
“黑菜瓜家轿子船到了香河水桩码头之后,并不曾立即让新娘子杨阿桂上岸,说是香玉吩咐下来,要捺性子,还说这是婆婆给新媳妇的第一个‘见面礼’。实际上,这是早先农村里头的规矩,不论新娘子脾气、性子怎样,做婆婆的均‘捺’一‘捺’‘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做了婆婆压媳妇’,这个样子看来,老话说得一点都不假。”[ ]
在这个习俗中,媳妇所处的劣势地位被刻意强调了出来,“吩咐”这个词,几乎就预示了媳妇嫁到男方家后,被婆婆支使掌控、无力反抗受到磋磨的可悲命运。在后文杨阿桂的婆婆香玉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谭驼子,答应帮助村支书香元满足他对于自己儿媳妇的兽欲。书中杨阿桂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也只能认命,认为自己这种行为是在尽孝道,甚至自比为国家牺牲的“烈女”,这种自欺欺人式的阿Q精神是她对自己悲惨命运的唯一慰藉。更可悲的是,这种悲剧的命运往往是一个个交叉的闭环,在这片土地上冤冤相报,重复上演。
童养媳也是当地的婚嫁民俗之一。近现代文学史中,很多作家都对这一民间风俗进行过写作,比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在刘仁前笔下这一切似乎是那么的不同又那么的相同。村里的三奶奶十五岁时被当地王家买来给八岁的细狗伙当童养媳,婆婆动辄打骂,小丈夫细狗伙认为把自己的碗给她舔是对她的一种奖励,彼时的三丫头在这个家里可以说是没有丝毫人权。等到意外怀了别的男人的孩子,东窗事发,三丫头的遭遇就更是悲惨。她婆婆毒打了她一顿,并且把她剥光了拴在石磙子上,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羞辱她,就是为了让她供出“奸夫”。在这种习俗中,女性作为一件商品被买卖,完全失去了自主权。作为从外地买来的丫头,她在王家是一个生育工具,这份价值不能被买主以外的人使用。若干年后,就算她已经实现了“她的价值”,为王家生下了两男一女,但是她作为她自己,一个独立的人的身份还是没有被认同,至死,都没有人真正知道她的名字,人们唯一知道的就是她在原先的家排行老三。
香河人也十分重视丧葬风俗。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程,无论是逝者本人还是活人,在这件事上都有着无比郑重的态度,这是对于生命归宿的尊重。一般来说,丧葬作为一种身后事,逝者是无法参与的,但是在香河有一种特殊的习俗,也就是“喜材”习俗:上了年纪的老人,会提前给自己准备棺材。虽说人生无常,但是给自己买口棺材的权利还是有的,这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命运的正视与主动选择。死亡往往和恐惧相伴,但是香河人这种直面死亡、坦然迎接死亡的行为昭示出人们面对死亡时一种健康、自然的心态,流露出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的诗意。
“香河”作为一片古老的乡土社会,在这里,关于丧葬的风俗仍旧延续了自古以来的“葬之以礼”[ ]。书中主要记载了两个人的死亡,三奶奶和柳安然,三奶奶的葬仪尽管有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压着,也十分讲究,出殡送葬一应俱全。到后来柳安然的葬礼则更是铺张:
“老父亲去世了,柳春耕无以为报,想来想去,唯有把老父亲的最后一桩事办好。于是,柳春耕停了香河上建桥的工程,把自己的船队全部安排了为老父亲送葬,从泰州的光孝寺请来了做佛事的和尚,从民间找了几个会扎‘库’的,从丫鬟到看门的,从楼房到花园,从家用电器到看门狗,从一年四季的衣裳到睡的床单、被子,……五六条船,均派上了用场。吹鼓手们在头一条船上,呜里哇啦地,吹个不住气,依次是扎的‘库’,跟在后面的是搭有顶篷的,老人家安息的所在。柳春耕、柳春雨作为孝子,披麻戴孝,站在船头,一路将纸钱撒到香河的水中。那些纸钱,在波浪之上颠簸几下之后,沉到水里去了。”[ ]
“香河”中对于丧葬文化的重视,从各种物质的准备,纸扎,吹打,送葬班子到孝子贤孙披麻戴孝,都显示出传统社会尚孝崇礼的文化底色。不仅如此,当地的村民们也会自发为逝者送行。“香河”是个乡土社会,在这里,葬礼不仅是一个家的事,而是生活在这里的村落居住者共同的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将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特性比作一圈圈以“己”为中心的水波纹,这中间的联系就是人伦。[ ]柳安然作为香河村男子中的长者,在这个乡土社会里享有一个比较尊崇的地位,他的葬礼也犹如一块巨石,在整个“香河”社会都将漾起波纹。原本看似分散的香河村众人在这一场场葬礼里也显示出彼此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是同宗同族之间特有的联系,显示出葬礼“维护宗法家族制度”[ ]的一面。丧葬习俗的书写也为“香河”这块文学土地加持了一些更为深厚的东西,这些都是前人对于命运、对于伦理的思考,这是过去无数代香河人留下的影子,这些历史也是构成“香河”的一部分。
三、地方语言
文学创作中,关于地方语言的运用一直存在争议。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艺界为了文艺普及,提倡贴近工农兵的方言写作;五十年代后期,普通话开始推广,方言在各地的语言系统中的位置逐渐被替代,在小说创作中也是如此,一开始提倡方言写作的作家,如一直坚持北京方言写作的老舍等,在这个时期,也一改之前的态度,提倡普通话写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文艺作品方言运用问题座谈会上,方言写作的价值才重新被肯定,回到了文艺创作者的视线中。不过随着西方文化的涌进,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本土的声音微乎其微。方言创作也陷入一种小众的苦境。随后,九十年代至今,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义务教育中普通话的普及,方言更是陷入一种即将被“抛弃”的困境。这种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方言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莫言、贾平凹、李锐、韩少功等,开始选择运用方言写作来实现一种文化的回归与反思。在新时代背景下,这种文化的坚守背后是对地方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这个时期作家们进行方言创作,有一部分是依靠后天生活经验,比如知青下乡、自己主动搜集,更多的一部分则是一种“先天优势”,方言作为这部分作家的家乡话,是一座天然的语言宝库。
里下河文学流派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流派的作家也十分注重方言写作,他们对于方言的取用更多的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里下河地区历史悠久的江淮官话。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刘仁前、刘春龙等人的小说中都使用了多处里下河方言,这些方言反映了里下河的地区的真实生活情态以及文化精神。
刘仁前在建构“香河”时,也运用了方言进行创作。刘仁前对于自己的方言写作是这样说的:“家乡话构成了我构建‘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 ]从刘仁前对于“香河”语言的苦心经营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香河”这块土地寄予的厚望——他希望这块土地有一片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独属于自己家乡的语言。不过,方言这种由于“地域的阻隔和不同的人情物态、不同的风俗”[ ]而形成的语言体系也注定是小众的。杨学民认为刘仁前这种方言书写“美感不足,韵味寡淡,也直接地限制了读者群体规模”[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方言写作是锦上添花:“没有语言就没有《香河》,方言对于写作,不仅仅意味着修辞,而且具有本体性的意义”[ ]。确实,这种小众的语言体系可能会给外地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困难,但是作为一本乡土性质的小说,刘仁前这种方言创作却是相得益彰。这种地方语言的运用,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呈现地域文化、人情和风俗。这种方言创作,一方面成就了“香河”这块文学地理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收获了无数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人民的认同感。
(一)方言土语
刘仁前写作时运用的方言土语,不仅巧妙地再现了“香河”的生活形式,而且还塑造出“香河”当地的文化精神。
小说中的一些方言词汇,比如细小的(小孩子)、热嘈(热闹)、逸事逸当(不着急、悠闲自在)、刚嗓着气(吵架)、学祸(告状)、昆棒(结实有劲)、抬嘿(受人抬举,让人得意)、看乔(看不起)、猴子耷神的了(很神气)……这些陌生化的表达生动又形象,比如用“细小的”来称呼小孩子,十分贴合小孩的外貌特征;而“学祸”这个词,既包含了告状这个动作本身,又包含了这个行为可能造成不好的后果,是一种“祸”,十分贴切。因此,这些方言词汇在表现当地人民生活方面是最直观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方言土语的韵味不仅仅体现在单个词汇上,也体现在整体上。比如刘仁前写柳安然做豆腐的这段:
“说到点卤,可是做豆腐、百页当中的技术活儿。点卤多了,豆腐、百页就老了;卤点不到位,豆腐、百页就没法做。难不成卖豆腐花去唦,会被人家笑话的。用乡里人的说法,做一世的老娘,把细小的脐带掐断掉了。说白了,就是失手了。多少年了,柳安然老先生不曾失过手。他还会在浆锅点卤前,从浆面上挑起一块“膜儿”,这可是豆制品申的上品呢,纯是豆油悬浮在浆面上而成的。一锅浆,柳老先生只挑个张把两张,这“膜儿”金贵得很。店里卖时,是按张数卖的。按说,如此金贵,多挑几张不是多卖钱么?柳安然从来就不是见钱眼开之人,他不做这等事情。他晓得,挑“膜儿”,抽的是豆腐、百页中的精髓,挑多了,豆腐、百页的筋骨就差了。正是因为柳安然做豆腐百页当回事情,蛮顶真的,因而,他家的豆腐、百页名声在外,行销得很。”[ ]
用“做一世的老娘,把细小的脐带掐断掉了”来形容失手,初看二丈和尚摸不着头,再看却觉得这个比喻再合适不过,风趣又幽默;“豆腐、百叶的筋骨”、“当回事情”、“顶真”、“行销得很”等抽象的表达也使得语言更加活泼生动,区别于传统的书面表达,自有一番清新趣味,表达出“香河”人对于技艺高超、凭良心做生意的柳老先生的敬佩。这也体现了“香河”的一种世态人情,作为一片乡土社会,虽然没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法律约束,但是人们做事却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做豆腐的,虽然没人规定能挑多少张“膜”,但是人们却也有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不会为了盈利去多挑;作为购买者,对于这种凭良心做生意的老实商人,也是用实际的购买力说话,这里面是一种正面的道德回馈。体现出“香河”淳朴的民风与道德观。
(二)民间歌谣
刘仁前在创作中还穿插了无数民间歌谣。“方言里,有底层民众那种健康积极的精神力量,也有各种阴暗卑劣的欲望的流露;有民间思想,也有庙堂意识,有专制思想,也有自由的精神。”[ ]民间歌谣是由大众创作并传唱的,灵感来自人们的生活,形式自由,能够反映一个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与情感。
《香河》中的民间歌谣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情态。当地人习惯在干农活时唱歌,比如在栽秧时唱的叫栽秧号子:
“一块水田四角方,哥哥车水妹栽秧,要想秧苗儿醒棵早哟,全凭田里水护养,啊里咯桑子,啊里咯桑子,全凭田里水护养。一块水田四角方,哥哥车水田埂上,妹妹栽秩在中央,妹妹心灵手叉巧哟,栽下秋苗一行行,好像栽在哥的心口上,啊里咯桑子,啊里咯桑子,哪天和妹配成双。”[ ]
一首歌谣,看似唱的是水田与秧苗,但其实也赞颂了青年男女彼此之间大胆热烈的情谊。把香河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以及民间自由开放的风气鲜活地展现了出来。
《香河》中还有许多关于当地民俗风情的歌谣,如:
“媒婆,媒婆,牙齿两边磨。又说男方家中富,又说姑娘似嫦娥。臭说香,死说活。骗走我家二斤猪肉一斤面,外带两只大白鹅。”[ ]
这首关于“谎媒”的歌谣诙谐幽默,有一种乡里人特有的粗犷的嘲弄。反映了当地媒人做“谎媒”的现象,表达了传唱者对于谎媒的厌恶。
民谣不同于一些正统文学,它来自于民间,所以往往是十分大胆开放的,它所表现的内容而也十分广泛,甚至有对阶级以及基层政治的敏锐的观察与调侃。
“公社干部两边分,大队支书四脚奔,生产队长吃八分,广大社员烟窝闷。”[ ]
这是当地关于村社吃烟等级一首民谣,在乡间,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使是公社时期,这种阶级性也是依然存在的。但是这首抽象欢快的民谣却把这种阶级性给消解了,反映了乡里人知世故但是不纠结于世故,坦然乐观的一种心态。
更大胆的就是这首关于计划生育的民谣:
“组骗庄,村骗乡;台下骗台上,一直骗到党中央。组骗组,户骗户;群众骗干部,一直骗到国务院。”[ ]
这首民谣记录了历史,也揭示了当时基层政治的偏差。在计划生育的问题上,为了计划生育率达标,只能互相之间做假账、报假数字。这种心照不宣的编排反映了那段历史。
四、香河文学地理建构的意义与反思
刘仁前一共两次为“香河”系列的作品书写题记,一次是“香河”系列作品的首部作品《香河》,一次是完成“香河三部曲”后作者再次提笔创作“香河”出版的《香河纪事》。《香河》是“香河”系列作品的首部,《香河纪事》是作者通过“香河三部曲”完成了“从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转向为表现外部世界对乡村诗意的撕裂与渗透,最终则回到寻求魂归何处的三重主题”[ ]的探究后的“香河”回归之作。作品的题记也由一开始的“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 献给故乡死去和活着的乡亲们”变为“向生我养我的故乡献上痛彻心扉的爱”。可见,作者建构“香河”这块文学地理的过程中,他的用意与文学目标一直在发生变化。
正如刘仁前在《香河》扉页所写:“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 献给故乡死和活着的乡亲们”,“香河”这块依托于作者乡土而生的文学地理是作家刘仁前对于故乡的一份献礼,通过纸上乡土的建构,刘仁前为故乡曾经的情态留下了可以跨越时空的证据。在“香河”这块文学地理上,生机盎然的水乡,人与自然充满诗意的和谐关系,各种各样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俗风情,富有特色的地方语言都被永恒记录了下来。这是他作为被里下河故乡哺育长大众多子女之一对于对里下河乡土的一份贡献。
但刘仁前建构这块文学地理的用意却并不止于此。作者在创作后期也续写了“香河”这片乡土的失落。在后期,作者已经完全将“香河”当作一种逐渐远去的乡土文明去描绘了。《浮城》与《残月》中,“香河”已经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而是变成了几位主人公“遥远的故乡”。“香河”由此由一位直接养育香河儿女的“母亲”,变成了一位故地的守望者,望着从它那里走出去的香河儿女与它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这种远去是双向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香河”原本那种弥漫着诗意、古朴和谐的文明也在经受着现代化的侵袭渐渐远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文学上经久不衰的命题。刘仁前说:“《香河》里鲜活的各色人等,与其说是笔墨衍生的产物,不如说是经‘香河’派生出来的。”[ ]作者将“创作权”移交给了香河,可以说,“香河”系列的人物是和“香河”息息相关的,他们各自的成长也反映着不同时代“香河”的样貌。
前现代社会的“香河”是一片充满诗意、与世无争的乡土文明社会,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华。柳安然作为从未离开过这片乡土的香河人,受“香河”影响也是最深的。他温顺如水,谦恭,即使在面对命运重大转折的时候也能够淡然以对。柳安然之前是香河村的教书先生,但是由于当初文革时没有保护好村子代代相传的对子,他就半路出家开始做起了豆腐。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在“香河”这片母亲一般的土地上度过了平淡又知足的一生。他身上并没有那种身份的转换带来的落差与愤恨,有的只有一种随遇而安的从容淡泊。
柳春耕与柳春雨作为同被香河浸润长大的兄弟俩,两人看似截然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和父亲如出一辙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柳春耕是村里第一个外流户,面对相亲的失败、村里人的嘲笑,他毅然决然离开了“香河”。他吃苦耐劳、心地善良,这些都是“香河”赋予他的美好品质。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作为一个底层挑水工才能被黄老板赏识有了发财的契机,才能打动兰姑母女有了自己的家。而成功后柳春耕重返香河村捐桥的事迹更是让人看到他的知恩图报,为富为仁。
而后的孙子辈柳成荫更是投身政治,成为了一名家乡建设者,为人民服务。在《浮城》中,我们可以看到做了楚县县委书记的他凡事亲力亲为,体恤民情、清正廉洁,在家乡的建设上,他也是殚精竭虑,通过开发黑高荡渴望为家乡经济真正做出一点实事来。这些都是“香河”赋予他们的美好品德。
姜广平曾用“德情相交融”[ ]来形容《香河》中香河儿女的精神世界。“香河”的美好与诗意给予了香河儿女最初的人性启蒙,养育了他们美好的品格。此外,刘仁前在书写中,还挖掘出了“香河”与人之间除了“德”之外的另一种联系。书中的村支书香元,他虽然经常以权谋私,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在一些涉及香河村整体利益的大是大非上,他能坚守住自己的良心与底线,比如站在村民的立场上,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拒绝执行公社搬迁宅基地的决定。书中这样描写香元去公社做检查的场面:“巧罐子跟水妹望着香元渐渐离去的背影,在霜地上慢慢远成了一个黑点,霜地上留下一行香元的脚印。”[ ]霜在文学中有高洁的象征,香元踏霜而去,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作为是无可指摘的。而香元也借由这件事情由一个单一的、猥琐的形象变得复杂多面起来。香元虽然是村支书,但是他首先是香河村村民,然后才是村支书,他和村民一样是被“香河”哺育长大的,可以说是“一母同胞”,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设身处地站在村民的角度上,凭良心做出选择,这就是“香河”所联系的“情”,一份特殊的“同胞之情”。这份“情”在《浮城》中也有提及。柳成荫与谭赛虎是在“香河”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长大后际遇不同,但是各有发展。不过一番叙旧之后,即使是多年没有联系,即使是两人现在地位悬殊,但是因着“香河”的这份“情”,两人之间也能迅速亲近起来:
“酒过三巡,谭赛虎又看到了在香河里扎猛子潜水帮自己掰开咬小脚趾河蚌的小喜子啦,柳成荫也看到了一下学就扛着趟网子转河洪、下漕沟取鱼摸虾的摸鱼儿了。多年不遇的陌生感早荡然无存,身份之悬殊也拋至九霄云外。”[ ]
曾经的“香河”就是这样充满了水意以及诗意,滋润着香河人的德与情。但是随着历史变迁,“香河”作为一片古老的乡土世界理所当然受到了现代化的侵袭。在“香河”长大的柳成荫当上县委书记后曾回乡探亲,那时“香河”就已经变了样貌:路面变成了水泥路面,之前路上被人们脚底磨得光滑的碎砖不见了;龙巷两边的房屋也由一开始掩映在绿树中的古朴村舍变了四四方方、直上直下、酷似日本碉堡的小楼;最令人痛心的是,香河两岸抚风点水的杨柳被砍,只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树桩。这个久不归家的游子对于故乡新面貌最直观的感受是意韵差远了。而与那古朴的意韵一同远去的,还有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段时光。圩堤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过度围湖造田的结果,一个个残缺丑陋的柳树桩也是人们加诸于“香河”的伤害留下的伤疤。“香河”此番面貌可以说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但这时候“香河”文明也许还是尚存的,因为与之有过直接联系的那辈人比如柳成荫等还在,铭记着曾经那个有杨柳拂风点水的“香河”。
不过等到《残月》中柳永长大后回乡的那一次,“香河”真正的文明几乎可以说是彻底远去了。柳永是柳安然的曾孙,作为彻底从“香河”走出来的第四代,他身上几乎看不见“香河”的影子了。他作为一个现代年轻人,过着拒绝高尚,消费人生的生活。他是潇洒的,玩世不恭的,所以命运给予了他惩罚。他最爱的姑娘田月月离开了她。柳永为此一蹶不振,甚至自杀未遂。爷爷奶奶说要带他回“香河”找魂,柳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返乡的,这也是《残月》中“香河”唯一一次镜头。在这次正面描写之前,作者已经将读者的期待拉到最高,这也是常见的乡土文学写作套路,现代人灵魂失格——回到精神故土进行心灵的找寻,不过刘仁前却给予了这种幻想重重一击。
柳永到了“香河”之后,目之所及的是“好像少点什么”的现代化村舍景象,所谓的“找魂”仪式也是故弄玄虚、装神弄鬼。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一件事,“香河”真正的文明与灵气早已离开了这块土地。现在剩下的只有现代化改造后的空壳与一些糟粕。而那些真正能够滋养人性灵,帮助柳永完善灵魂的东西早已消逝了。这一场找魂之旅注定失败。
作者通过“香河”三部曲完整地展现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原生态的美好与诗意被割裂的事实。“香河”曾经是一个育人的母亲形象,但在作者后续的写作中,她的形象变成了一位守望者,再后来,仅剩的就是一具被风干的躯壳,无法再养育人的肉与灵。这是一个“灵魂逃离故乡最终抛弃故乡同时也被故乡抛弃的悲剧性故事”[ ]。在历史变迁中,“香河”就这样无可避免地慢慢消逝了,也许过不了多久,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地方,却不再是他们的故乡,只是一个冰冷的地理坐标。刘仁前的这份创作可以比作一声尾韵悠长的丧钟,在《香河》结尾,那只送葬的船队,也许不仅仅是香河人对于柳安然的一个告别仪式,也是作者对于前现代“香河”文明的一场告别仪式。关于送葬船队的终点作者没有交代,与之对应的“香河”文明的魂归之址作者也无从探寻。这其中有一种怅然若失,也有一种警示。
可以说,照应现实的《残月》才是作者建构“香河”这片文明起点,而它的终点就是远去的《香河》,这其中是作者面对当下乡土社会转型传达出的一种思考与“追逝”情怀。因此在《香河纪事》中,作者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前现代“香河”。《香河纪事》题记中的“痛彻心扉”正是作者在完成这一番探索后发出的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呐喊。最新出版的《香河四重奏》也没有跳脱这种困兽之斗。作者已经深刻意识到,在历史大潮下,乡土文明地消逝是无可避免的。作为一位创作者,他所能做的就是以手中的笔对那片古老的文明进行一种缅怀。
结 语
“香河”是作家刘仁前书写乡土的产物。在对这块文学地理进行建构时,刘仁前巧妙地在这块文学地理上再现了里下河故乡兴化的水乡风貌、民俗风情、地方语言,这种带有地域特色的乡土书写,不仅展现了这块地理的生机与诗意,同时也呈现了这块地理真实的生活情态以及文化精神。刘仁前贴近真实的文学创作传达出刘仁前对于这片乡土的一种执着守望,作品中多处细致的描写也饱含着作者对于乡土的诚挚与热爱。
刘仁前在建构这块文学地理时,文学目光是长远的、发展的。他热衷于书写乡土,他的这种书写也是带有探究意义的,在刘仁前笔下,“香河”从来不是一个“桃花源”式的纸上故乡,而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他在“香河”近四十年的变迁史中展现了乡土文明的远去。作者试图通过“香河”文学地理的建构,探寻乡土文明的来处以及前景,但是在完成该系列文学作品的创作后,作者并没有找出乡土文明何去何从的解答,这种文学尝试变成了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拯救图景”[ ]。但在乡土社会转型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尝试的意义往往不在于结果,而在于一种文明聚焦。刘仁前的这份创作使得里下河地区的乡土文明得到了一次聚焦机会,充分证实了里下河文化具有广阔的创作空间。“香河”作为里下河地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地理坐标,不仅展现了旧时乡土的风貌与精神,另一方面,在其上展现的关于乡土何去何从的创作也是里下河作家们一直坚持的一个写作方向。作为这个作家群体的一员,刘仁前的这份创作也昭示出这个群体的作家们对于乡土的深刻感情以及对于乡土命运的殷切关注,这是一种良性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