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年前梁晓声出版了长篇小说《浮城》，至今我还记得当时那种震撼而恐惧的阅读体验。为之震撼的是浮城里那可怕的生态环境与人性的异化，恐惧的是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何去何从？是否每个人都会被裹挟进小说所象征的那种荒诞的“末日世界”中不能自拔？因此，20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刘仁前长篇小说《浮城》的时候，那座飘浮无根的浮城马上浮现在眼前，也由之激发起我对此“同题作文”的阅读冲动。不过，20年前，梁晓声的《浮城》是一部向前看的忧思小说，20年后，刘仁前的《浮城》（载《钟山》长篇小说2012年B卷）则是一部向后看的寻根之作。这里所说的“寻根”并非如当年的“寻根文学”那样重在从传统与民间汲取精神，而是从80年代生活与心灵世界中寻求存在的意义之根。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预言了90年代以后的复杂现实与文化败像（梁的“浮城”与同一时期出现的贾平凹的“废都”相映成趣地构成了一对互补性意象），那么后者则重新挖掘80年代体验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图景。80年代体验是当代文学的丰富宝藏，也是一种极其可贵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然而，关于当代题材，文学创作界更多的是关注建国至“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和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最近20年。忽视了10年左右的80年代时期其实也就忽视了当代国人精神图景中最为重要的浓墨重彩的篇章。

    这种忽视80年代体验和80年代精神的现象与人们的思维习惯不无关系，因为作家要关注当下的话自然把目光投向于世纪之交以来迅疾的社会文化嬗变，而如果要挖掘历史的话，则自然会把笔触伸向更为遥远的改革开放以前。如此一来，80年代就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点延伸，或者当代生活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无论是80年代意识形态还是80年代体验都没有被充分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谱系，或者一段完整的审美时段加以开掘。其实，经过20年的沉淀与反思，“80年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十七年”、“文革”等一样成为当代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它自身已经成为历史，当代作家理应将将其自身蕴藏的强大的审美功能充分释放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仁前的《浮城》凸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同样是一座风雨飘摇的浮城意象，在梁晓声笔下它与大地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失去了精神之根，而在刘仁前这里，它则暗含着相反的精神指向：浮城与大地血脉相通，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内在力量在防范着浮城的倾灭。

    二

    小说故事展开的时间集中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始的短短几年，而主人公是楚县里的几位大小官员：县委书记柳成荫、镇党委副书记陆小英、副县长朱蕊等。他们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成长于“文革”时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上大学，然后凭着工作热情与成绩一步步在家乡做上了父母官。小说故事的主线则是围绕柳成荫下乡考察、回乡上坟、群众上访、黑高荡开发工程、化肥厂假合资风波、抗洪救灾、“人民来信”事件等一一展开。不过，切莫将《浮城》简单地视为以县一级的官场题材为主的官场叙事。与后来许多为官者从一开始走上仕途之际就自觉地扭曲人格不同，他们是怀抱着热情与理想，以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单纯信念走上工作岗位的。上述那种与80年代体验紧紧相连的人格与精神的内在力量便是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来体现的，作家着重挖掘的也是其世事沉浮之下那深微复杂的思想活动，那种激情与忧患并存的内在精神状态。

    主人公柳成荫既是一个有抱负有魄力的实干家，也是一位有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情怀并富有个性的开拓者形象。早在80年代初，主人公柳成荫大学毕业刚到清江市工作的时候，就被视为“事业心很强，一心想成就一番自己事业的男人”。后来受到老市委副书记的赏识，成为后者的“乘龙快婿”，但他从来没有懈怠的想法，踏上仕途后仍然是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他头脑里没有房子，只有组织上和老泰山的教诲，年轻干部在生活上一定要低标准，在工作上一定要高标准。这一低一高能做好了，将是前途无量。”几年后，他从清江市副书记的任上来楚县履新，担任一把手的工作，这时他心里想的是：“我根就在这儿，不在楚县扎根，对不起组织培养，对不起家乡父老。我自然会向组织、向家乡父老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的。”发自心底的理想信念使柳成荫较少地沾染上官僚气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圆滑世故。

    他清廉，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但显然不是为了做秀，而是出自对于为官原则的坚持，同时也是对于做人原则的执守。他闯劲十足，看到几千亩水面的黑高荡每年只收几捆芦柴，他忧心忡忡地慨叹“放着这么好的资源不用，真是犯罪啊。”思想要解放，湖荡要开发，并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这些行为当然不排除干出政绩的目的，更重要的则在于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迫使他义无反顾地冒险为之。实际上，几年后的一场大水，不仅让楚县县城变成了飘浮在水上的一座浮城，全境一片泽国，也让柳成荫在楚县的政治生涯变得有如一棵水中浮萍，在风雨中飘浮不定。因为，失败的工程成为政敌攻击他的重要把柄。而这也正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被某些人视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柳成荫做实事不保守不以做官为目的的性格特征。这样的精神气质在一心想在黑高荡经受一番艰苦生活磨炼的朱蕊、一心扑在工作上最后在洪水中牺牲的陆小英等人身上同样存在，他们有操守有信仰，远离人浮于事的疲软和惰性，作为柳成荫的补充形象，共同传达了叙述者心目中那独特的80年代体验与精神图景。

    三

    与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倾向于把改革家塑造成当代英雄形象不同，当刘仁前试图回返80年代的历史场景并重现那一代人的思想体验时，是建立在繁华落尽之后的深层次观照基础之上的。像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通过乔光朴这一英雄形象，发出的是意识形态的召唤，小说由此也带上关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宏大叙事色彩。而在《浮城》之中，主人公无一例外地远离了英雄形象的光环，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与社会个体形象而存在的，而他们的丰富和立体的性格特征又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体性格与世俗心理结构的冲突之中展开的，由此也使得小说对他们性格的揭示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更为充分的历史根据和生活感。

    一方面，作家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极其丰富地展现了柳成荫等从水乡到城市、从少年到成年、从中学到大学、从参加工作到当上县委书记等复杂过程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出版过烂漫感伤的风俗长篇小说《香河》等众多作品的刘仁前，在《浮城》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谙熟并善写里下河流域之地理风物与民俗乡情的特长。在谈到《香河》的创作经验时，作家本人曾深有感触地说：“《香河》里鲜活的各色人等，与其说是笔墨衍生的产物，不如说是经‘香河’派生出来的。环境造就人，这样的派生，才会有着生生不息的原生态的‘香河’，有了《香河》的当下意义。”①其实这也正是作家关于人物塑造的创作理念之所在，是作家的写作之根。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主人公捞鱼摸虾拾猪草的童年生活，读书上学时期的点点滴滴，乡村伦理与家庭生活的变化，再加上与社会历史变迁大背景的结合，被活灵活现地贯串进小说的主体叙事之中，从而形象地展现了柳成荫那水一般绵密而柔韧的个性，那善良而不乏冲动的性情来源。

    当我们看到小说叙事使主人公性格的形成与命运的沉浮带上了湿漉漉的水乡逻辑和沉甸甸的时代感，同时也会发现《浮城》表现出小说文类的杂揉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融官场小说、风俗小说、成长小说、乡土小说以及后面将要提及的情爱小说于一体的叙事文本；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不属于上述任何一个文类。小说叙事伦理的重心之所在表明，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这是一部以80年代体验为核心的精神寻根之作。

    另一方面，小说在充分展开人物性格动态形成过程的同时，又着意刻画出其复杂性和无奈与悲情的一面，表现出反英雄化叙事的特点。在小说的人物形象体系中，设计了柳成荫一方与县长梁尚君的对立，后者对柳成荫或栽赃陷害或暗箭伤人或实名举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中，使柳成荫不时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尽管如此，小说无意于放大这种外在的矛盾冲突，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及其勾心斗角并没有构成小说结构的主体和真正的叙事动因。尤为可贵的是，作家有意识地避免了人物忠/奸分明、清廉/腐败相克、正面人物/负面人物对立的二元思维方式和叙事模式。尽管作家的叙事难掩对于主人公的偏爱和同情，但仍然很立体化地展现了柳成荫些许平凡乃至弱点。

    比如，他一度为与苏华“两个人之间少了一点火花感到有些许遗憾”。“但曾经有过激情和浪漫体检他，很快就说服自己放弃了这种想法。他十分清楚走出大学校园的自己，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而这一切苏华的父亲能够给自己。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这将是铺就他未来人生之路的基石。何况，苏华的确是个不错的女孩儿，无论长相，性格，还有职业，当然最关键的是门第。”这使得他的婚姻未免带上了实用与虚荣的成分。再如他在执行泄洪命令时，因不忍心毁灭掉自己苦干一冬才建成的养殖场而犯了错误被停职，这里也不能说他没有一点私心。这些描写不仅没有削弱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与感人力量，反而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与可信性，也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

    四

    作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不仅把他们还原到“80年代人”所处的具体历史场景之中，而且进一步把他们还原为“人”的生存境遇之中，打开更为深微的心理空间，以期洞察人物更为内在的精神世界。《浮城》的叙事有两条线索，一条就是上面提到的主人公柳成荫赴楚县履职到被迫离开的过程，前后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另一条线索则是他与陆小英的情爱离合。前者是故事的主线，后者是故事的副线，两条线索交替叙述，不时形成交集。作家的这一设计应该说是煞费苦心的。主线所述其实只是小说叙事的表层结构，副线所及才真正构成小说的深层结构，亦系推动故事进程的重要动因。

    其实，故事一开场便暗示了小说叙事伦理的重心之所在：“柳成荫做梦都没有想过，他和陆小英离开广陵大学校园之后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多年之后的一个下午，是在楚县县委、县政府那座古城堡一样的建筑门口，而且他俩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柳成荫几年之后调离楚县时，他的头脑中总是会出现上任之初与陆小英重逢的那个下午，那个在古城堡一样的县委、县政府大门口共同面对一群上访群众的下午。”故事的收尾之笔则发生于陆小英死难而柳成荫离开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口的时候，一直极力克制自己不致失魂落魄的他突然产生了幻觉：“当小黄开着黑色的红旗缓缓经过县委、县政府大门口时，柳成荫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回头看时，车身后并没有人追。自己只好调转头。可自己刚一调头，耳边的喊声又起，他看到一个人追过来。是她，陆小英。”他急忙下车返身径直奔回楚县县委、县政府那座古堡式的大楼下，同事们与自发涌来的父老乡亲们纷纷上前打招呼和告别，然而深陷痛苦并久遭难言的压抑的柳成荫已经完全处于潜意识的控制之中，“这时，柳成荫依然反身盯着那渐渐被抛在身后的古堡式的大楼，他似乎看到了陆小英正带着黑高荡那帮上访的群众，从大门口的过道走了出来……”那座庄严凝重的古堡式大楼见证了两位深深相爱的恋人从重逢到生死别离的两个时刻。

    严格说来，《浮城》并非以爱情悲剧为主体的情爱小说，然而对于内在情感世界的挖掘却是完整地塑造人物并深刻地再现其精神谱系不可或缺的视角。实际上，工作上的挫折只能激发起他更大的奋进斗志，远离政治舞台的结果并不能击垮柳成荫。再大的痛苦，他宁愿自己承受，也只能自己承受。小说写道：“柳成荫沉浸在失去小英的无比痛苦之中。这种痛苦的痛苦之处在于，他只能把痛苦藏在自己内心”，尤其不能在妻子面前流露出来。有担当的性情与善良的心地使他下决心不能因为一个死去的离他而去的女人，伤害现在还生活在他身边与自己相依相守的女人。然而，那个真实的“自我”却终究难以承受：柳成荫的心在颤抖，在流血。他实在不能原谅自己，他甚至觉得自己在小英面前就是一个罪人。

    小说把笔触深深地置于柳成荫情感与理性相冲突的内心世界的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切的历史成因与命运无常的悲剧感。柳成荫与陆小英经历了从两小无猜到深深的相爱再到互托终身的曲折过程，本应有一个好的结局。然而，陆小英的母亲王小琴坚决地拆散了他们。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王小琴是被英子的父亲强奸后迫于无奈而出嫁的，而在此之前她与柳成荫的父亲柳春雨已经相好了。王小琴一直坚信英子是她与柳春雨的女儿，才毫不留情地反对他们的婚姻。直到柳成荫与陆小英在重逢之后，才解开了这个谜，而很快的，陆小英又调查出另外的结果：她与柳成荫并没有同父异母的血缘关系。而一切都晚了，这个结果使两位深深相爱的人更加相爱也更加痛苦，而陆小英的母亲则在此强烈的刺激下得了疯病。

    与柳成荫、陆小英的爱情悲剧经历相似的还有朱蕊，从一个普通插队知青，成长为楚县唯一的女性副县长，朱蕊有着极不寻常的成长史。当年，她积极响应号召，决心来到俞垛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愿意在俞垛贡献出自己的美好青春，然后干出一番作为。也是在这里，她与民办教师苟道生真诚地相爱了。然而，就在她兴奋地从时任公社主任的苟载德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毫无防范地被这位“大恩人”奸淫了，而这位公社主任就是苟道生的父亲。为此，朱蕊背负了一个女陈世美的骂名，隐忍着自己所饱受的屈辱，与心灵擦出火花的人分手了。多少年来，个中的苦楚恐怕惟有她自知了。

    可以说，他们既背负了上一辈的恩怨，又承受着历史的荒诞，既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又面对着现实生活的种种挑战。让人更为感怀的是，在种种磨难与矛盾之中，无论怎样的苦楚和伤痛，也无论如何的充满了内心的矛盾，既没有使柳成荫们放弃人生的信仰，更没有造成灵魂的分裂，由此充分地显示出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厚与独特的人性魅力。

    90年代初，知识界一度热烈地讨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人们热衷于探讨的是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以及人文精神失落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人文精神失落的诸种表现问题，但对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到底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应有的重视。进言之，如果不充分地讨论人文精神的内涵，甚至把崇高与伪崇高、人文精神与虚假的人文精神相混淆，那么这样的讨论很可能会南辕北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从当代不但进行思想的寻根，更要进行精神的和人格的寻根，去寻找信仰的力量源泉与道德的支撑方式。20年之后，当《浮城》的作者重新反观80年代体验之时，其实就有针对性地回到了这个问题的起点和焦点上，它的叙事表明，那失落的人文精神绝不是一个或几个概念的问题，亦非凝固的精神模态所能涵盖的。它是一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姿态，一种弥漫于整体性心理结构的精神，一种既躲避了虚假的崇高感又不陷落于卑俗境地的性格气质。而这一切无论对于21世纪的文学，还是对于当下的生活来说，都有着独特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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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烂漫感伤的风俗长卷——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发言摘要》，《黄河文学》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