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進軍則是偶爾問一問，他提出警告，以我為原型，沒意見，但不可把我寫得太壞。人家會對號入座的，人言可畏。不過我“壞”的程度可以由延生同志把握，以“壞”到讓她仍然愛我為度。

    文建國真正是佩服了他倆的瀟灑，在這個問題上竟然是如此統一和諧，就拿他們開涮了，“你們壞的程度，愛的濃度，不是我能隨意編造的，我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頂多，偶爾打幾個擦邊球，搞出幾個似壞似不壞，似愛似不愛的花邊新聞。關鍵時刻，再像大作家似的整行整段的框框框。壞不壞，怎麼壞；愛不愛，怎麼愛？讓讀者自己去揣摩，去想象，去幫助發展，幫助演繹。這樣才能吸引眼球。”

    文建國侃侃而談，像個大作家介紹創作經驗。史靜在旁邊忍俊不禁，正端著的咖啡，已經溢出杯子了。

    進軍一愣一愣的，眼楮盯著他，心想這個建國，這只笨鳥怕是真不會“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吧？

    一拍手稱快，說︰“好，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只要你寫得出來，我有什麼不能承擔？如果你寫的愛情變成了色情，並且被分類，加上了分級的標簽，那你的小說就大獲成功了。我怕只怕，你沒有那個膽量和水平。情愛或情欲，我無所謂；我只對延生或一感興趣。”說來說去，她又轉到那個話題上去了。

    “為什麼要改名呢？延生名字多好，你看我，一直叫你延生是吧？”進軍明知故問，有點惋惜，有點討好。

    “你是你，那是你的專利，因為有個“指腹為婚”在先，我也沒辦法。但對整個世界，我就是‘一’。文建國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只有你最能理解我。我就指望你妙筆生花了。”一將政治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文建國身上了，“你又是一位黨的基層工作者，還是副處。我體諒你的為難之處。萬一出版不了也不要緊，權當打發時間，玩玩的。”

    葛一說著說著，又回歸到她既有的思路上，“其實有些情況就是‘房間里的大象’，你不要勸我，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大家都睡得很香，不願被吵醒。沒有睡著的人也就是‘吃瓜群眾’，不愁吃、不愁穿，還有‘瓜’吃，不挺愜意麼？”

    文建國含笑不語，他真的不能再答一的腔了。“房間里的大象”不只是你葛一看得到，我文建國也看得到，還有更多的人也看得到。但看到的人未必都說自己看到，而是假裝成“吃瓜群眾”，自願加入“吃瓜群眾”隊伍。如今“吃瓜群眾”等于“群眾”，等于“老百姓”，等于“公民”，等于“人民”——他知道如此“等于”下去也不是個事兒，可不“等于”，又是怎麼一回事兒呢？他說不清。

    廖進軍這時插不上話了，“房間里的大象”“吃瓜群眾”，他好像在哪兒听說過，但這里面的道道，他是一點兒也說不上。

    史靜對“吃瓜群眾”有所了解，但對“房間里的大象”一說，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葛一說的輕巧，文建國其實也沒有把握。他目前的考慮是，如實地描寫刻畫“延生”是怎麼變為“一”的。對她的觀點和言語不加修飾地表現，或“春秋”筆法式的表現。她代表著社會上某一個個體，或某一個群體，就像網絡上和電視上常有的那樣，注明是某某個人意見，不代表編者，或者刊出者的觀點。說對了，編者、刊出者有功勞；說錯了，我早有聲明在先。至于能否得到社會認同，則不在我書中交待。

    世界是多元的，人性是多元的，思想也是多元的。借用史靜的話說，天，必須還是這個天。在同一的“天”下，“輿論一律”又“不一律”，這正符合百花齊放的方針。當然“輿論一律”“輿論不一律”兩者的辯證關系如何處理得體，則是頗費周折的。這是建國為難的焦點，他原先沒有預料到。

    一見建國若有所思，知道他的為難，她對建國說︰“你盡管放一百二十個心，我不會為難你，我也沒有資格，沒有權力為難你。但是我更相信，隨著社會文明程度提高，像那種‘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的說教已經不復存在，也肯定沒有市場，沒有輿論環境了。”

    一說的時候充滿著自信，她忘了自己的尾巴上曾經沾染上的腥氣，干淨了沒有，不知道。二十年了，現在已經鮮有人提起。

    話雖這麼說，可正是這麼說，卻讓文建國不得不慎重考慮，他甚至有點後悔，寫什麼小說？還寫這種社會題材的小說？他懷疑自己的能量，能寫好，能出版嗎？即使算是喜歡文學吧，如果就寫一點風花雪夜，或者才子佳人，不也就罷了。但是文建國已經進入角色，而且有了感覺，且感覺不錯。總體上的表現手法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當然必須有“革命”二字為前綴。當初剛下放時，插友談論愛情，也必須冠以“革命”二字的。“革命”二字真的不錯。

    廖進軍知道文字不好玩，他最頭疼的就是文字。他實心實意地勸建國︰“建國老弟，你吶，也不要听信延生忽悠。反正有十年時間，願意寫呢，就寫；不想寫呢，就停。一句話，不要跟自己過不去。你們公教人員，工作了一輩子，好不容易才歇下來，絕對不要勉強。跟著我，想喝酒就上飯店；想游山玩水，就上車。”他還有一句話，想想沒有說，“千萬別惹得一身‘騷’。”

    史靜也曾勸他，一是不可作為工作任務，本來是玩玩的，把身體搞垮不劃算；二是從長計議，按部就班，不搞突擊，不要玩命；三是注意調節，該休息休息，該旅游旅游。本來也不為個什麼。史靜的三句話，其實是一個意思，說來說去，身體第一。

    可是文建國已經心無旁騖了，他的整個心思都在《古稀筆記》上。《思想者》成功了，它沒有一個字；文建國要碼出上百萬字，他能成功嗎？

    看看《思想者》，文建國看到的不是石膏塑像，也不是其雕塑家羅丹，而正是他文建國本人。是的，正是他自己。自己的思想，從未有過如此活躍，甚至還有點“深邃（自詡）”。

    在建國大腦里，整天徘徊著六十年來曾經共同生活、讀書、工作過的人們。他們有的死了，但畢竟曾經活著，有的仍然活著；有的還活著，但終究也要死去，有的已經死了。他想，無論是“死”，是“活”，《古稀筆記》里的人物必須是鮮活的。